曾在母亲的遗物中找到过一本我一岁时幼稚园的生活登记册。那是本只有三页的很 薄的小册子，纸页泛黄，墨水也显出干涩的陈旧。封面上印着繁体的空心字，里边的表格也 印制得很土，却让人看到了那时候的朴实与认真。那上边记录了我在幼稚园里一期的健康、 学习和生活情况，简洁而仔细。

　　幼稚园在后来被定义为幼儿园。我想，那大概是因为“幼稚”一词不仅仅是对儿童所有行为的一种定义，也指不同年龄段里那些十分小儿科的行为。

　　母亲那时已随军，在军队的幼稚园里当看护员。我想，那应该是母亲最为开心的一段时日吧。准军事化的生活使她的内心充满了紧张的兴奋，严格的纪律与规章制度使她从那时开始养成了有序的生活习惯。

　　那个时候，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所以我也在小小的年纪里有幸跟随母亲到朝鲜探亲。父亲在朝鲜时搂抱着我拍的照片成为我日后骄傲的资本。

　　前些年，每当有人以出国而炫耀的时候，我总会拿出那张与父母亲在朝鲜的合影照片对他们证实，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就已经享受过出国的荣耀。当然，我那时的彼出国与现在的此出国在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性质上绝无二异，尽管那是一张僵硬而有些发黄的黑白照片。

　　从那张照片里，可以看到父母亲在树下抱着我时会心的笑容，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那难得有的谦和微笑。在他一生的照片里，几乎都是从仰视的角度拍摄的，他站在高山之颠，或者站在大树之下，宫殿门前。他总是昂着头，笑容里满是傲慢，带着一股盛气凌人的气质。母亲总结他的一生，总是说他吃大亏就吃在他的骄傲。得意于那种傲慢又失意于那种傲慢，他那种不可一世、目中无人的傲慢，成为他难以改变的固定性格和难以跨越的人生障碍。对于“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非常珍惜这张记录有父亲难得谦和笑容的照片，常常在心里将那一片茂密的树叶和草地染绿，让它们飘溢山花的清香和草的芬芳。当然，他们身后肯定还有被树遮挡了的伟岸群山和湍急小溪。

　　据说，母亲的美丽曾经在父亲所在的部队里引起过小小的轰动。几十年过去后，当年父母亲的战友到家里来看望他们的时候，那位与母亲同在幼稚园当过看护员的阿姨不无夸耀地说：“你妈妈那时候真的就是一枝花，把我们所有的女同志都给震了，让我们嫉妒死了呢。”说完这话，他们几个哈哈地笑着。我却从母亲的笑容里看到久违了的心安理得……

　　母亲有一张照片至今存放在我居室越层的一间小屋里，和姥姥的照片并排。那应该是在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拍摄的。照片里的她，烫着那时十分流行的齐颈曲发，鸭蛋脸微瘦，却恰到好处地衬托出苗条的身材。小巧的嘴角，通直的鼻梁，一双美丽而充满善意的大眼睛里，流露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这照片，让人想起杨次《西湖竹枝》里“口中吹出如兰气，侥幸何人在下风”的诗句。

　　据姥姥讲，青春年少的母亲曾是十里八乡百里挑一的姑娘，提亲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那时的母亲却已经是村子里妇救会的积极分子，整日里忙着为前线将士做军鞋、征军粮，哪有闲功夫考虑那些在她看来属于无聊的事情呢？在姥姥的催促下，也是机缘巧合，她选中了偶然到村子里执行任务的父亲。父亲那时已经是八路军特务连里的一名指导员，骑着高头骏马，带着警卫员，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我常常猜测父母亲的相遇是不是机缘巧合，抑或是父亲的有意，而母亲则是愿意。

　　所谓“自古英雄爱美女”，你想，一个十里八乡闻名遐尔的美女，任谁也不会放过。而如果话从另外的角度讲，则是“自古美女爱少年”。作为一个要求上进且正处在怀春时期的少女，恐怕父亲那样有气质、有文化的革命军人，也正是她梦中千百次塑造的偶像。所谓“不是不怀春，而是眼界高”。两个人颇具才子佳人式，肯定是一拍即合，或者说得浪漫点，叫一见钟情。至于父亲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执行什么样的任务，那可就不是母亲能够管或者说想管的事情了。她那时肯定不知道，她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一辈子政治生命的代价，换来终生不得安宁的烦恼。

　　总之，在很短的时间里，父亲就完成了派人说媒、送彩礼、花轿迎娶的全过程，顺顺当当地把母亲娶为自己的妻子，也使那个在当地最为美丽的少女从此名花有主，成为我们这些孩子相继呱呱落地的慈母。

　　老话说得好，所谓“儿不嫌母丑”。在我们懵懂年少的心里，母亲的青春美丽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让我们心安理得的是能够体现母爱的那些生理和心理需求。香浓的乳汁，甜蜜的亲吻和轻声哼唱的摇篮曲，还有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那些谆谆教诲和孜孜不倦的心血培养。如今，母亲的青春美丽我只能在她的照片上看到，而她的爱却是要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日日夜夜里去回味体验。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岁岁来这里……”这是母亲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当我们第一次去上学，身上背的是母亲一针一线熬夜缝制的新书包。母亲教我们做家务，刷锅洗碗擦玻璃。至今记得她教我们学赶面条，“软面饺子硬面汤”，面条的面要活得硬一些。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她和我们比赛。她有一句话让我记忆忧新，“一人供三，必定当家”，是说如果你赶饺子皮儿能供三个以上的人包馅，那必然会成为当家人。她和姥姥那种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精神和方法，成为我们今后独立生活的莫大资本……

　　也许是出于对母亲当年美丽的怀念，现在的清晨，每当我看到那些中老年妇女在公园的跑道上跑步，在绿荫下气定神闲地耍着太极剑，在平坦的小广场上跳着交谊舞（在我们这代人前期的生活里，那曾有一度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交际舞，而跳它的统统被视为交际花），或者随着“小苹果”的乐曲，跳起优美的集体健身舞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努力搜寻在她们日渐苍老的皱纹下曾经有过的青春焕发，美好遐想，绿色之梦……

　　我们姐弟四人是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出生的。姐姐生在老家河北，我生在西北的甘肃平凉，大弟弟生在青海的西宁，小弟弟生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当然，这些是无法填在我们一生中无数次填写过的表格里面的，却折射出父母亲曾经有过的光荣经历。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所在的部队先是在西北剿匪，后来又入朝参战。至于我大弟弟为什么是在青海出生的，母亲从没有向我们说起过，而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起问过。我想，那应该是在母亲去朝鲜探亲的时候怀上了大弟弟，后来她随部队转到青海工作的时候生下了他。我大弟弟曾经因公去西宁出差，回来后大发感慨，感慨西宁的今非昔比。其实他出生的时候西宁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谁都没有见过，所以也就缺乏可比性。但是改革开放为那个偏远省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却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我出生在崆峒山下那个叫做平凉的小城。据记载，前秦皇帝苻坚曾经在这里厉兵秣马欲平定前凉，始把这里定名为“平凉”。平凉有人文初祖伏羲氏诞生地的古“成纪”，有西王母御苑号称“天下王母第一宫”的回中宫。而崆峒山则因黄帝问道于广成子被称为“天下道教第一山”。平凉的人文气脉之深之广，由此可见其神采风姿。

　　李白曾在他的《赠张相镐二首》一诗中，自道是“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的陇西布衣，可见与我是同乡了。

　　那是一个清晨。清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天的开始，却又成为我一生的起点。八月的天气里不应该有雾，而那一天崆峒山麓却弥漫着淡薄的雾云。这使太统山周边雄伟的关山、高耸的六盘山与秀丽神秘的崆峒山连成一体，形似一条盘亘在天下地上的腾龙。而中国人共同的图腾一一龙，又成为我终生的属相。龙在十二属相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所有属相中最为神奇的组合性动物。人们传说它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爪似鹰，掌似虎，身似蛇，耳似牛，鳞似鱼，腹似蜃。中国人之所以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除了它威武神奇的形象，还因为它是华夏众多民族和谐统一的象征与图腾。

　　寻根，曾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广为传说的时髦语汇。其实，一个民族固有的习俗和文化才是其世世相传的根脉。她有的时候可能被否定或忽视，但她很难为外来文化所替代，或者走向消亡。我奇怪的是，十二属相这种略带迷信与谶卜色彩的无形文化，或者用现在最流行的叫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最为疯狂的文革时期竞然没有被割断，其中的原因真的是难以探究。在那个“破四旧”和改名狂潮席卷全国，大家都挖空心思比赛谁最革命的阶段，母亲和姐姐就曾想造这十二属相的反，却被姥姥的一番话语给吓了回去。我想，那时候恐怕也曾有其他人尝试过将这十二属相改成革命的内容，比如，将那些存在或并不存在的动物名更为“工”、“农”、“兵”、“学”、“商”等等十二个时髦的名称。但那不仅显出划天下之大稽的可笑，而且仍旧继承了无法改变的十二个相数。

　　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属相看不见摸不着，无论是在政治土还是经济上，都属于不能够现得利的无利工程，远不如抓两个走资派、斗几个地富反坏来得更加实际。

　　不是有那么一个谜语，说是有一样东西，全国有十二个，每人有一个，答案就是属相。这段谜语曾经在中美建交时期广为流传，据说那是基辛格博士在谈判之余给周恩来总理出的难题之一，却被周总理轻易地破解了，这令基辛格佩服不已。因为这是他组织美国的智囊们研究了很长时间才想出来的。其实，基博士忽视了一点，你用中国最普及的文化考中国最为睿智博学的总理，焉有不败之理。

　　有的时候，普及性越大的东西越不好否定，她太普遍了，触及到每个人，否定她，就等于否定自己。于是，对于这十二属相，从疯狂的极左派到稚嫩的红卫兵便也就含糊其词地忽略过去，不与追究了。于是，人们才敢在那种严肃的政治环境里心安理得地去询问一个人并不忌讳的属相。 民族的习俗有时候真就是无法改变的。当谁想改变她的时候，恐怕连改变者都会因为感到自己的渺小而退避三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与习俗就像是一条盘亘在时间长河里的巨龙，对于她的子孙后代来说，你只有接续血脉、继承传统的义务与责任，却没有割断她、扼杀她的权利与能力。比如春节，比如中秋节，就算是在最政治的年代里，也只能惯以“革命化”三个字以示区别。而对于属相，则也只能惯以四个字，那就是“无能为力”。你无法在属相前边也惯以“革命”二字，因为她毕竟只是中国人计算年龄辈分时的一种方法，并渐渐演化为一种神秘莫测的民俗文化。

　　现在的孩子们听到我们这番议论，恐怕会觉得有些耸人听闻、小题大作、扯得太远了。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的现实。

　　在那个时代，出身，随着政治形势的严峻，对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着太多的确定性。

　　像海外关系这种曾经在中国八九十年代里时髦风行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革命年代却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禁忌。

　　我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所在班里曾从外校调来的一个活泼美丽的女生。她的到来，不仅成为全校男生视野的焦点，也成为全校女生瞩目的对象。刚来时的她绝对是个骄傲的公主，整天高昂着头，一副当仁不让“校花”的派头。可有一天，她突然就低下了被所有人仰视过的头，说话都变得低三下四。一个让所有男生惋惜不已而让所有女生扬眉吐气的消息传来：她的父亲因为隐瞒了自己的海外关系而被抓了起来。于是，“小狐狸精”、“骚货”、“资产阶级臭小姐”、“披着美丽外衣的国民党小特务”的漫骂声和嘲讽声在学校里流传开来，使她每日里以泪洗面却不能也不敢有丝毫的争辩。

　　不久，算不上强大却令人难以忍受的舆论压力使她不得不又转到了别的学校。直到现在，她当时那种从“风情海棠”到“雨打梨花”的有着鲜明对比的风姿面貌，仍旧留刻在许多喜欢过她的男生心里。也幸亏她转了学，她走的两个月后，文革开始，不少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红卫兵，或者剃了阴刚头，或者打得鼻青脸肿，受到冲击。我真的难以想象她如果还留在学校会是怎样的情景。而她以后的情形怎样谁也不知道了。我想，她如果健在，赶上现在这种安宁和谐的时代，也应该是由“为人之妻”而变“为人之母”，甚至是抱着孙子或外孙子，安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了。

　　在我们后来的同学聚会上，大家笑谈当初所有人的幼稚，似乎那种过分年轻的幼稚已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有人不经意间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就会有人不屑地圆场：“那都是几儿的事儿了？就当是一次恶作剧式的过家家。你不能总是生活在阴影里吧？毕竟，我们那个时候，阳光灿烂的日子要多于偶尔的阴雨雷暴……”。

　　相逢一笑抿恩仇的情怀，常常是思想感情成熟的标志。不论现在的地位是高官富豪，还是下岗职工，谁对谁也不敢摆架子，大家怀念和珍惜的仍然是小时侯那种真挚的情感和童言无忌的直爽。没有严重的利害冲突，没有凶险的勾心斗角，有的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平等与轻松。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黄金时代和幸福时光。我想，那大概缘于我们的年轻与幼稚。可以说，那时的心态很强烈地带动并影响了渐行渐老的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心态。

　　那真是一种让人难以解释的美好。而同学们对那种美好的现代追忆，又是一种令人称道的物质与精神矛盾统一的奇妙组合。

　　每逢此时，我就会联想到每日清晨里人们热仲的晨练。晨练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后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形成新时期里晨练文化的丰富。而聚会则是对往昔美好感情的追寻、珍惜与回归，形成新时期里聚会文化的风行。如果没有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就不会有餐桌上丰盛的美味嘉肴，那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物质贫乏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对

　　以往感情的追寻，又不会有能够把人家吸引到一起的聚会力量。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美好感情的追寻，两者并行不悖，形成一种奇妙的交叉，说明人作为高级动物非常聪明的心理组合平衡能力。精神相对自由的时期却要追寻精神相对禁锢时期的感情回味，这确实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新的文化现象。

　　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对人生的这种美好怀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是由不同的年龄段和各自的经历决定的。但总的来讲，这应该属于一种精神寄托的范畴。

　　其实，细细想起来，我们那时活得也并不轻松。变化莫测的政治形势，常常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尽管当时有“出身无法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但出身还是区别人与人之间高低贵贱的重要标准。不过，那种所谓的标准对于处于年轻幼稚的学生们来说，很多时候还是以类似于懵懂玩笑的稚嫩形式出现的。正常的生活中，同学们之间谁也没有真的把它作为唯一标准。吸引我们的是共同的爱好与脾气秉性，这常常会使我们之间形成暂时的友谊。今天你和我好，明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你和我突然就不好了，而变成了你和他或她好了。那些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鸡毛蒜皮，常常成为今日同学聚会时，百谈不厌且引人开怀的有趣话题。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最爱吹牛皮的应该还是干部子弟。前辈们无可争议的革命光环， 造成了子弟们目中无人的优越感。我们最肆无忌惮的乐趣是互相攀比谁的父母亲官更大。部队子弟比军阶，地方子弟比级别。曾有个父亲在调查局（既现在的安全局）里工作的同学，竞吹嘘他父亲的行政级别为一百级。这种牛皮当时就被懂行的同学揭穿并加以无情的讽刺：“这么说，你爸爸连扫厕所的都不如。傻子，记住喽，级别数越大官越小，级别数越小官越大，哈哈哈哈……”在众多同学的嘲笑中，那个吹牛皮的同学傻笑着，把流出来的鼻涕响亮地抽回鼻腔里，脸上是满不在乎的尴尬。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一次去东南亚执行侦察任务时光荣牺牲了。所以，他后来填表时，总是不无骄傲地填写“革命烈士”。这种定性在许多老干部被纷纷打成走资派的时期，显现出莫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