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里，填表恐怕是每个人都要多次经历的手工劳动。但表格里词语的重点 却显示出时代变迁的痕迹。

　　现在的表格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学历。大专与大本不同，硕士与博士又不同，用人单位根据不同的学历选择人员的取舍。

　　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个突出政治的时代，填表的重点在出身。地富反坏右被定性为黑五类，后来加上了走资派和冠以知识分子美名的“臭老九”，是为黑七类。与他们相对的是红五类，依次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工人阶级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排序中充分得到体现。中农和城市小市民、小业主等等被列为团结的对象，是为中性出身。那时候，人们常常用“成分高”或者“成分低”来概括出身。“成分高”者指“黑五类”，而“成分低”者则通常指“红五类”。如果说“成分高点”，那一般是指中农和城市小市民小业主之类的人群。最常使用这种概括的是婚姻介绍，填表的时候是禁止用这种模糊概念的。你是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必须严格按照政审时的定性填写，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不实。

　　在我们还没有填写表格能力的幼稚园里，表格的填写基本上都是由家长代劳的。

　　我也一样。在我父亲出身那一栏里，母亲写的是贫农。而在我出身的栏格里，则填上了十分醒目的四个字：“革命军人”。那四个字在所有表格的字迹里应该是最为有力且最漂亮最工整的。后来，这四个字随着父亲转业到了地方，改了两个字：革命干部。

　　父亲转业到这座城市后，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家几经搬迁。先是在临街的洋房里居住了半年，就又搬到了一片居民楼里。搬家的理由很简单：不住楼房就等同于没有在城市生活过，没有享受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生活。也确实，那时候的城市里，楼房是少而又少，能够住上楼房属于一种荣耀，这让全家人着实兴奋了不少的时日。

　　我至今保留着几次搬家时的一些表格，那上边记录着搬家的时间、地点和所有家具的清单，以及家庭成员和最为重要的家庭出身。那时候许多事情还明显地带有供给制的痕迹，住房和家具都是公家的，使用者只需按时交纳租金、电费和水费等等各项杂费，而房产的各 项维修工作则由公家的房管站义务提供。

　　新搬进的那座楼房是用一种烧流出疙瘩的青砖盖起的，颇具古堡的意味。我们家住在三楼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大屋子是父母的爱巢，小屋则是我们和姥姥的住所。

　　在我的记忆里，那间大屋子窗口朝东，对面是一座疯人院。夕阳西下的时候，常常有疯子在对面的楼里唱歌。先是个男声，歌声缠绵悱恻，最后总要拉出个长音，宛若在哭泣。 男声唱完不久，就又有女声唱起。她的嗓音尖细，几乎超分贝，似乎是努力想唱好一首表达感情的情歌，却总是唱得鬼哭狼嚎般凄凄惨惨切切，让人心生悱侧。最受不了的是，她最后 也要拉出一个类似于笑的长音，以她花腔女高音的颤抖结束歌声。

　　这个时候，太阳便准时收回最后的光照，让一片片暮霭迎接傍晚的到来。

　　我们听不懂疯子们唱的什么歌儿。这时候，父亲总是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那是西洋歌剧里的片段，名字叫作《茶花女》，是根据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的小说改编的。但看得出，父亲其实从心里并不喜欢他们那种让人神经紧张的噪音式唱法。

　　后来，每逢此时，他总是让我给他拿过京胡，试试弦之后，拉上一段《辕门斩子》之类的戏剧片段来掩饰心中的厌烦。高亢的京胡声遮没了那些烦人的噪音。时间长了，却又引来对面疯子的随唱：“戴乌纱好一似愁人的帽，穿蟒袍好一似坐狱牢。穿朝靴又好似绊足索，系玉带好一似犯法绳……”对面的疯子唱得应该算是字正腔圆，有板有眼，感情充沛。

　　“好，好啊……唱得好啊，啊啊啊啊……”不知为什么，父亲侧耳细听片刻，突然就拉腔道白地叫起好来，那京胡拉得也就分外带劲儿。

　　有的时候，他们又合着拉唱《空城计》里的那段“我正在城头观山景……“那简直是进入了如醉如痴的境界，拉琴者摇头晃脑，唱戏者声情并茂，“……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随着那京胡在膝盖上有力地晃动，父亲的额头已经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收住弓弦后，传来疯子的一声预约：“明儿见喽您啦！明儿个让我们那位与您合一段昆曲《李慧娘》的‘月惨淡风凄零’吧。”

　　听他话时，父亲没有口头回答，而是将那胡琴拉出一个长音儿，很像是个“好字。然后，他那饭就吃得香，觉也睡得沉。

　　母亲常常趁着父亲吃饭的时候劝他：“老肖，你和那疯子配唱个什么劲儿，让外人听了，真就不知道是你疯还是他疯呢。”

　　父亲满不在乎地摇摇头：“谁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去，这么多年了，就这会儿痛快！你就让我痛快会儿行不行？啊？”他说完这话，把碗狠狠地敦在桌子上，两条胳膊环抱在胸前，

　　不吃了。

　　这时候，母亲总是陪着笑脸哄他说：“得得，算我多嘴，咱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还不行吗？快吃吧，别因为个这，耽误了饭影响了身体，那可就不划算了，啊？”

　　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一生多数时间里都“惯”着父亲，事事迁就他顺着他。偶尔也会有红脸的时候，那通常是因为父亲有了外遇嫌疑，她对他的感情受到威胁的时候。母亲对父亲的爱，有的时候简直就是溺爱，那种爱常常超越在我们之上，成为我们至今提起来都会感慨万千的一种忠贞。她既是一个很现代的女性，积极上进，紧跟形势，甚至走极端。同 时，她又是一个很守旧的女性，相夫教子，温柔真诚，对父亲体贴入微，关怀得真可以说是 无微不至。

　　父亲回家后一般是看看报纸，或者翻翻书，静等着姥姥做好饭母亲把饭菜端上桌来，伺候好他的碗筷，轻声提醒他吃饭。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的饭菜都是单做单吃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和他同桌进餐。而我们和母亲、姥姥都是在另外的桌子上吃饭，那饭菜的质量当然也就没有可比性。如果父亲高兴了，也会叫过我们之中的某一个孩子与他一起 进餐，那这个孩子就会有受宠若惊般的荣耀感，几天里在其他孩子面前挺着胸脯走路。当然，这种机会通常是落在最小的弟弟身上，老帮子吗，得宠也是必然的。

　　有的时候，我们对父亲为什么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很不理解。

　　这时，姥姥总是悄悄地解释，男人吗，是家里的顶梁柱，自然要享受特殊待遇。谁让你们不挣钱的，等你们挣钱的时候，也会享受这待遇的，这是老例儿。原来，姥姥对姥爷也是如此周到地伺候过来的。

　　后来我下乡插队，才真正找到了这种观念的根源。一是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所至；二是男人要承担养家糊口那些农活的繁重。即使是现在，在经济不发达的一些农村，依然把男孩看得很重。所以有的时候，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结论，另外的一半是个观念问题。以五十年代初期来说，在我父亲母亲都拿工资的新社会，男人的这种传统地位依旧根深蒂固。当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传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男女平等在许多方面甚至变成了阴盛阳衰，男人在家庭里的中心地位已是风光不再了。以至现在回想起当年母亲和姥姥围着父亲转的情形，心中仍会浮动起避免不了的企慕。不过，这已经不是传统观念的问题了，而是生理“复辟”需求在心理上的反映……

　　我忘不了父亲在母亲的劝慰下，有了面子之后还要做出一种很不情愿的样子，重新拿起筷子，继续他的进食程序。

　　可自从那个傍晚，他与疯子唱过《空城计》后，任凭父亲怎么拉弦，对面的知音却再没有了回音，有的倒是其他疯子的胡跟乱唱。

　　“无可奈何也……”，父亲摇摇头，感慨了一句，不拉了，随他们怎么疯唱。

　　后来听邻居们传言，那一男一女两个疯子转院走了。他们本是一对恋人，都在歌剧院工作，在共同的歌唱生涯中建立了真挚的感情，曾经山盟海誓。但感情的真挚却因为男方的家庭成分过高而倍受阻隔，致使两个人的爱情成为死局。他们也因感情受到强烈刺激双双精神失常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这让人听后不免为之唏嘘。唏嘘可怜之余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叹息。父亲自从听说了那两个疯子的悲惨遭遇后，变得沉默不语。这以后，他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动过那把京胡，就让它挂在墙上，落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土。

　　文革时期，这件事儿还是被人以大字报的形式抖落了出来，批判他与疯子一起装:疯卖傻，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而贴大字报的竟然是平日里与父亲最要好的一个过心朋友。当然，那大字报的内容也包括他历史上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只不过我们当初并不知道有那样的大字报，否则，我们也就会对以后时日里所遇到的坎坷和不顺做必要的思想准备。

　　父亲自从转业到地方后，就发下过誓言，绝不再当官。他自己改名“逸尘”，是立志做安逸于尘世间的一粒尘土，了此一生的意思，颇具超凡脱俗的志向。可他的这种志向也不

　　过是一相情愿。事实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一生也没有得到过他所希冀的真正安逸。那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成员政治进步的追求与外部环境政治运动不断所造成的矛盾需求。另一方面又是由于他自身的欲望依旧浓厚，他为那不尽的欲望所驱使，只落了个长寿的身体，灵魂却是终身不得安宁。这，应该说是一种庸人自扰的结果。

　　临终前的几日，也许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终结有了感觉，曾在深深叹了口气之后，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唉，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