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提笔上阵

　　1975年底，台湾举行第二次增额立委选举。台湾战后两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筹组“中国民主党”，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生代党外运动之间的最为关键的连结者，已67岁高龄，被称为“党外祖师爷”的郭雨新挺身而出，打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口号，披上战袍，出来竞选。

　　郭雨新, 字沖云。1908年生于台湾宜兰。1931年，在台湾巨富林松寿的资助下进入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今台湾中兴大学）读书。1934年，进入林松寿的公司林本源兴殖株式会社工作。

　　1948年，郭雨新加入中国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1923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大政党。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青年党随之播迁台湾。台湾本土政治人物郭雨新、李万居、郭秋煌等人都是该党党员。在1950年代该党于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中尚有部份国会席次，但并无制衡力量，被黄信介讥讽为国民党的“花瓶党”。]。1949年开始担任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1951年至1971年长达22年，一直担任中华民国台湾省临时省议员。郭雨新在省议会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不断为农民说话，严厉批评国民党军队国家化、省籍不平等、言论不自由等诸多问题。

　　台湾人民称赞郭国基是“郭大炮”，称赞郭雨新是“小钢炮”。郭雨新、李万居、郭国基、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女）六名台湾本土省议员，被誉为 “省议会五虎将”和 “五龙一凤”。

　　1960年，郭雨新与雷震等人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并名列新党筹备委员会7常委之一。雷震入狱，《自由中国》停刊，“中国民主党”组党流产。胡适、雷震藉《自由中国》点燃的自由之火眼看就要熄灭，这时，是郭雨新在面临国民党情治单位严密监控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在省议会几乎是一人独行，延续台湾自由的香火，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把自由之火传递给新生代的台湾党外。

　　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家张铁志在《郭雨新：台湾两拨民主运动之间的桥梁》一文中写道：

　　新党中心人物李万居在筹组新党失败后，公论报也有债务纠纷，抑郁成疾；吴三连退出选举，致力经营自立晚报，並未直接涉入政治；郭国基，在1963年选举中落选，直到1969当选立委，但不久过世。只有郭雨新在反对政治的道路继续踽踽独行。且由于与异议反抗行动关系密切，如1964年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1967年“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事件”，他更成为党国体制的眼中钉，后起事件也让他入狱十天。

　　台湾党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菊是郭雨新的宜兰小老乡。她常讲：“没有郭雨新，就没有陈菊。”[ 选自《郭雨新与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作者陈菊。]

　　陈菊回忆说：

　　郭雨新先生和我都是宜兰人，他是我父亲及祖父的朋友。在台湾农民的心目中，郭雨新先生是农民的代言人，在那样的年代当中，台湾农民有很多辛酸，郭雨新先生在省议会为台湾农民奔走、请愿，说出他们痛苦的处境，所以，很多宜兰农民都十分怀念他，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他。在郭雨新先生担任省议员的25年当中，每个宜兰乡亲每年春节都会收到郭先生赠送的“春牛图”，宜兰人都晓得“春牛图的郭雨新”。

　　我，一个宜兰农家女孩，当然从小就知道这位台湾农民的代言人郭雨新先生。

　　25年前，台湾的政治环境非常封闭与专制，人民受到很大的压迫，郭雨新先生原来的秘书可能因为受到情治单位的干扰而离开他。当时我就读世界新专一年级，郭雨新先生希望我利用周六、周日帮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以及省民请愿的事。基于他是我父执辈的朋友，在他尚未找到新秘书之前，我当然义不容辞地答应帮忙，没想到我一帮忙就是10年，从此与台湾民主运动不可分割。[ 选自《郭雨新与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作者陈菊。]

　　郭雨新的言传身教让陈菊终身受益：

　　郭先生事母至孝，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亲端燕窝汤或木耳汤送至老母亲房间。平时在家用餐时，郭先生全家一定等帮忙做饭的女佣上桌，大家才一起祷告和开饭，当宜兰乡亲农民来找他时，郭先生总是用亲切和蔼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这种平易近人的精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我任郭先生的秘书后，无意间发现郭先生的座车被跟踪时，几乎不能想象出现在电影中的惊险镜头，会在台湾这块纯朴的岛屿上演，我气急败坏告诉郭先生我的发现。郭先生这才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很久了，唯恐我惊慌，暂时没让我知悉，然后郭先生反问我是否害怕？并告诉我‘强将手下无弱兵’。[ 选自《郭雨新与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作者陈菊。]

　　1975年，已经67岁高龄的郭雨新本打算在家安度晚年，一开始并不打算参与竞选。但他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主意，抛头露面呢？当时担任郭雨新秘书的陈菊回忆说：

　　1975年，第一次立法委员增补选，郭雨新先生正好离开省议会，面临是否要参选第一选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县）的抉择。当时已六十七、八岁的郭先生，似乎不必再辛苦地站到运动的第一线，但是也有人认为台湾第一次立法委员的补选，在台湾的民主运动史上有历史性的意义，建议郭雨新先生参选。当时国民党大佬曾经以让长期被禁止离开台湾的郭先生出国，并且使郭先生经营的航运公司不受阻碍为条件，要求郭先生不要参选立委。

　　后来，郭先生和夫人及吴三连先生等人商量之后，决定出马竞选。[ 选自《郭雨新与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作者陈菊。文中“第一次立法委员选举”似有误，应为“第二次立法委员选举”。

　　]

　　《台湾政论》以张俊宏为首全面承担起郭雨新的竞选文宣工作。打出的竞选口号除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外，还有“不死的虎将”、“台湾民意的领航者”、“老兵的最后一战，岂能让他凋零”等口号。

　　郭雨新亲自起草了一份竞选传单，在其中，他将“现代民主国家应有什么？”和“我们所看到的又是什么？”加以罗列对照：

　　1.全民社会福利

　　公务员本身之外，生、老、病、死自行料理。

　　2.生存、工作权的保障

　　除了“忠贞”党员外，人人自危。

　　3.国民的自由出入国境。

　　官员、歌女说走就走，小民出国只有钻洞。

　　4.非军人不受军法审判

　　只要高兴，平民照样军法判刑。

　　5.秘密通信的自由。

　　邮电随时被检查或监听。

　　6.独立公正的司法

　　党政介入的司法审判。

　　7.资源国有，企业自由竞争

　　党营企业垄断国家资源。

　　8.青年学生关心时政。

　　军训教官严格管制。

　　9.学术、著述受尊重

　　教授讲学受限制，教师7小时看管。

　　10.言论、出版真正自由。

　　批评党政，身家生命危机重重。

　　11.党政经费自行筹募。

　　国民党经费列入各级政府预算之内。

　　12.集会、结社的自由。

　　非国民党的集会、结社必须事前请准，还要有治安人员在场。

　　13.充分的新闻自由。

　　党报、官报以外，两家民营大报的大老板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14.戒严令绝不超过6个月。

　　长达27年的戒严。

　　15.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

　　说说而已，照样不误。

　　16.情报治安单位维护国家安全。

　　全神贯注，对付党外异议人士。

　　17.政策失败，政务官引咎辞职。

　　再大的错，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

　　18.定期改选国会。

　　2000多名三十年来未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还以法统自居。

　　19.军、宪、警超然国家化。

　　党政军一元化。

　　20.强有力监督政府的反对党。

　　国民党意识之下，有民社、青年两个“花瓶”。[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40年》，第118-119页。]

　　以此为基础，郭雨新提出“国会全面改选”、“废除戒严令”、“解除报禁”、“总统及市长直接民选”、“释放政治犯”、“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真正自由”等强烈政见。李筱峰在《台湾民主运动40年》一书中评论说：

　　这位“中国民主党”新党运动时代的“遗老”，所提出的政见，可以说是累积了自《自由中国》、《大学》及《台湾政论》以来的诉求内容。其中部分可说是《自由中国》时代的内容的延续。这些政见，大抵可以代表此一时期零星的党外运动的政见。[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40年》，第120页。]

　　投票结果，郭雨新却意外落选。陈菊回忆说：

　　投票前一天，宜兰县一群民众在街上燃放鞭炮，高喊“郭雨新当选”，情况非常热烈，我们认为在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上，郭雨新先生应该有机会当选，但是我们也不敢太乐观。第二天投票日，郭先生回台北县投票，我在郭先生宜兰的竞选总部，从早到晚一直接到报告买票、做票的电话。下午六点以后，我们不断接获某些投开票所有舞弊行为的报告，我就到附近庄园乡被群众怀疑有舞弊行为的几个投票所，要求工作人员将废票重新看过，结果从380多张废票中再取出郭先生170多张票。看到这种情形，我感到非常悲观，知道郭雨新先生要当选很困难了。

　　当晚，开票结果，郭先生得到8万多张废票而落选了。宜兰民众非常愤怒与不满，到宜兰县选委会抗议，却被消防车用水驱离，群众淋得湿淋淋的跑回郭先生的竞选总部，这个情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一方面，我没有勇气带领群众去抗议，自己十分自责；另一方面，群众的勇气令我很感动。[ 选自《郭雨新与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作者陈菊。]

　　虽然选举失利，但是郭雨新利用自己生命中这最后一次竞选，为台湾新一波的民主运动吸纳了一大批新生力量。陈菊回忆说：

　　国民党在台北县、宜兰县和基隆市全面封锁，到处有黑函抹黑郭先生，郭雨新先生平常的支持者都受到双倍的压迫……

　　在郭雨新参与选战，孤军奋斗时，有一批新生代站出来为郭先生助选，例如邱义仁、吴乃德、吴乃仁、林正杰、田秋堇、谢明达、萧裕珍、周宏宪、周婉窈、黄毓秀、范巽绿等人，他们从20年前投入台湾民主运动，直到今天也没有离开这个阵营。[ 选自《郭雨新与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作者陈菊。]

　　老将的落寞和选举的极度不公，让两位台湾青年律师拍案而起，台湾黑五类之“维权律师”从此登场。

　　两位律师是台大法律系师兄弟。一个是姚嘉文，另一个是林义雄。

　　姚嘉文，1938年生于台湾彰化。自小家境贫困，为早点工作赚钱，帮弟弟妹妹受教育，初中毕业后考入彰化商业学校。1962年进入台大法律系半工半读。

　　林义雄，1941年生于台湾宜兰县，是郭雨新的小老乡，比姚嘉文早两年进入台大法律系读书。

　　1966年，姚嘉文和林义雄同时考取律师资格。两个好朋友因为没钱租房子，在姚嘉文家里开办起律师事务所。

　　1970年，两人和另外几名校友律师发起成立了台湾律师界享有盛誉的民间组织“中国比较法协会”[ 现名“台湾比较法学会”，社团法人。1970年12月参照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美国法律家协会）模式成立，以“法学之比较研究及法治之宏扬”为宗旨，自成立后，对台湾人权法治建设、人权保障、扶助弱势群体及建立公义社会不遗余力。]，姚嘉文任总干事。

　　1972年，姚嘉文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研究“法律扶助”。

　　1973年11月12日，姚嘉文、林义雄和他们台大法律系师兄张德铭等人，在“中国比较法学会”下面，成立“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免费为社会底层平民提供法律服务，开启台湾平民法律服务之先河。他们还未在校的法律专业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提前接触法律实务，提升青年人用法律服务社会之热忱。

　　1973年，姚嘉文出任中国比较法学会“总干事”。

　　1974年，林义雄出任“中国比较法学会”秘书长。

　　1975年，《台湾政论》创刊，黄信介聘请姚嘉文担任法律顾问。

　　姚嘉文和林义雄在严谨取证后发现：郭雨新在三重市仅得7000多张票，而国民党提名的大富商林荣三竟得到69000多张票。除了国民党选举时做票以外，林荣三在选举期间，大摆筵席，宴请国民党台北县各级干部，并买好香皂，由各里里长下发给选民。

　　郭雨新正式委托姚嘉文、林义雄两位律师，向法院控告林荣三贿选，要求法院裁决选举无效。这是台湾选举史上迄今为止最受瞩目的选举官司。

　　官司毫无悬念地被台湾高等法院驳回。姚嘉文、林义雄二人合作，就这次选举及官司的详情，编辑成一本书《虎落平阳》。书中说：

　　司法当局沦为政治的工具，势必动摇社会正义与公道的标准。

　　《虎落平阳》一出版，就洛阳纸贵。姚嘉文再接再厉，接连为党外媒体和竞选人士担任律师，1979年，《美丽岛》杂志创刊，姚嘉文出任法律顾问，赢得“党外大护法”的美名。

　　1977年11月19日，台湾同时举办县市长、省议员、县市议员、乡镇长以及台北市议员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林义雄回到老家宜兰，借着郭雨新在宜兰打下的群众基础，和他因承办郭雨新选举官司而在宜兰百姓心中建立的良好口碑，在宜兰县以最高票当选省议员。

　　林义雄之外，“落草”党外的媒体名人张俊宏和许信良也投入选战。

　　1977年11月，关掉面馆、闭门读书的张俊宏重拾勇气，回到老家南投参与竞选。他儒雅的外表，博学的知识，特别是竞选诉求句句打动家乡父老的肺腑。这一次，他在南投县以最高票当选省议员。

　　许信良在桃园的县长选举，国民党继续玩弄1975年对付郭雨新的做票旧剧，没想到引起选民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对台湾的自由具有极大影响的“中坜事件”。

　　1973年，张俊宏落草党外，许信良却在国民党的提名和全力助选下进入省议会，所谓春风得意。但他并没有如国民党所希望的知恩图报，顺着杆子往上爬，而是不断就民生议题，诸如降低税收、提高谷价、学生平安保险等议案，与主管部门翻脸，使当局的提案无法过关。而且，许信良不断向同是国民党的官员作对，成为台湾省党部的头痛党员。

　　1977年5月，许信良出版《风雨之声》一书，收集他四年内在省议会的重要质询，对省议会诸多同仁点名批评，引起73位省议会成员的联名反对。

　　年底，台湾五项公职人员选举，许信良争取国民党提名竞选桃园县长，但这次，国民党再也不信任他，提名欧宪瑜参选。

　　许信良一不做、二不休，学习张俊宏，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人士参与竞选。

　　国民党动用一切管道，软硬兼施，劝许信良退选。许信良回忆：

　　高官把我找去：“你要选桃园县长？”

　　我说：“是啊。”

　　“不提名也要选？”

　　“是啊。”

　　“好啊！第一你绝对不会当选，第二，你当选了又能怎样呢？你当选了你就能干吗？你认为你可以做下去吗？”[ 摘自《寻找蒋经国》，台湾公共电视制作，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发行，]

　　选举期间，桃园县民情激昂，许多具有理想色彩的大学生、研究生，如林正杰、范巽绿、杨奇芬、陈国祥、张富忠等，都跑来当志愿者，积极帮助许信良选举。

　　选情紧绷，国民党如临大敌。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追随蒋经国，当时蒋经国身边的大红人，湖北汉口人李焕带着机要秘书洪礼卿，亲赴桃园督阵。洪礼卿四处探访选民后，回来报告李焕大事不妙：

　　有些计程车司机虽然挂出欧宪瑜的海报，私底下却支持许信良，因为“桃园县的计程车有一千部，每月罚单就拿到一千五百张，我们还要活命吗？分明是政府欺负我们？”

　　洪礼卿的亲戚在中坜开旅馆，也要把票投给许信良，因为“警察一天到晚来找麻烦、敲竹杠。[ 选自《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197-198页。林荫庭著，台湾天下文化1998年出版。]

　　11月19日，开票当天，爆发中坜事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这样说：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213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票主任）手伸过去说：“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

　　这位监选员，明显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事件，亦在他处发现。于是，人心愤愤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了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道：“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家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做票！”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五点过后，保警总队的震爆大卡车开往出事地点，大约在离分局30公尺处，被群众团团围住，不久四轮朝天。

　　天黑之后，所有在场的警车，全都推翻。七时左右，分局楼下办公室器物全被捣毁，增援来的保安警察开瓦斯枪，此时群众已达万人，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文国，中枪死亡……

　　夜晚十时稍过，载满全副武装军人的军车自龙冈方向开往出事地点，群众向兵士喊话：

　　“老百姓的事，军人不要管！”

　　“选举不公平，你们知道吗？”

　　十一点半以后，中坜警局为群众点火焚毁。

　　许信良共得票22万张，他的对手13万张，许信良为了避嫌，群众骚动时，前往台北。

　　国民党军警，在整个事件演进的过程中，奉命不开枪镇压，是经国的高明处。[ 选自《蒋经国传》，第455-457页，江南著。]

　　1975年，国民党用做票和贿选使得党外老将郭雨新黯然落败。事后，姚嘉文、林义雄两位律师选择走法律程序。但是法院听国民党的，法院最后判决贿选证据不足。结果，两年之后，人民不再相信法律。

　　李焕回忆：

　　蒋经国随即亲临党部指挥全局。面临危机，蒋经国决定了几项处理原则：第一、此一事件只能由警察机关处置，绝对不能动用军队。第二，虽然民众包围警局并且放火，但警察决不能伤害民众。第三、此案应交由司法单位处理。[ 选自选自《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183页。林荫庭著，台湾天下文化1998年出版。]

　　1984年，江南所写《蒋经国传》刚刚出版，就被暗杀身亡。笔者为写本书，查阅和蒋

　　经国有关的传记资料不下100种，仍然认为江南对蒋经国1984年以前的评价最为平实客观：

　　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但是，大家都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关心国际民生，兢兢业业。[ 选自《蒋经国传》，第481页，江南著。]

　　林义雄、张俊宏、许信良选举成功的同时，在云林县，苏洪月娇[ 苏洪月娇（1931－2004），生于云林县北港镇，是1961年被国民党以“叛乱罪”关押的云林地方实力人物苏东启的妻子。1977年，在丈夫的鼓励下，参选台湾省议员，在云林以第一高票当选。]在刚刚出狱半年的施明德的助选下，把一场本没有胜算的选战，变成大胜，高票当选省议员。施明德坚定的信念和超一流的运作能力开始被人关注。

　　至此，台湾“党外”争取自由的核心领导团队、五虎上将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都已浮出水面。

　　时序进入1978年，在表面的平静下，台湾一场自由与专制的总决战已悄悄地拉开帷幕。正如一首诗所写：

　　命运乃是一座慢工出细活的作坊

　　最黑暗的时刻，星群也快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