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走上街头，“强奸”戒严法
1978年，台湾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制宪后的第六任总统。这时距离他1938年从赣南走上政治舞台起，整整过了40年。
蒋氏父子几十年苦心经营，终于让蒋家第二代顺利接班。
然而台湾的外在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美国和北京一直在密谈邦交正常化。就在蒋经国赴任的当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烈斯基飞往北京，公开发布卡特总统希望尽快建立邦交的声明：“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
在1977年五项公职人员选举中大胜的“党外”势力，从“中坜事件”中看到民心可用，又看出“中坜事件”之后，国民党不大敢继续在选举中大张旗鼓地作票。于是，很多有着高学历背景的知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投入选战。
1978年9月22日，从哈佛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台湾“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吕秀莲，仿美国候选人举办餐会筹募竞选经费的方法，举办了一个“民主餐会”，开启了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政治活动的序幕。
吕秀莲，生于1944年，原籍福建漳州南靖县书洋村。今天台湾大约有100万南靖籍台胞。吕氏家族的开台祖先吕廷玉携妻子余慈成从漳州府东渡台湾，在今日的桃园县埔子垦荒，目前子孙已有六、七千人。吕家是桃园当地望族。
吕秀莲的父亲与两位叔叔在桃园经营南北货商行“吕胜发”，在当地很有名气。
1969年，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吕秀莲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读书，1971年获比较法学硕士学位。
1971年到1974年，吕秀莲一方面在行政院法规委员会任职，一方面在媒体上大力鼓吹新女性主义。1974年，吕秀莲出版《新女性主义》、《寻找另一扇窗》两部新女性主义作品，并因此成为台湾新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
1976年，吕秀莲在台北和高雄两地开办了“保护你专线”，为弱势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由于吕秀莲对妇女运动的深度投入，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她开始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
1977年9月，吕秀莲再度赴美，在哈佛大学就读法学研究生课程。一年的时间里，吕秀莲获得第二个法学硕士学位。她还利用课余时间，每天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搜集各种台湾资料，写成《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一书，成为台湾史研究领域的专家。
1978年，人在美国的吕秀莲预感到随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台美很快就面临断交。
这一年，许许多多的台湾人选择离开台湾赴美发展，满怀对台湾乡土的关爱，吕秀莲毅然放弃她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台湾投身基层选举，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
吕秀莲以外，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作家，如陈鼓应、陈婉真、杨靑矗、王拓、黄煌雄等，亦跳出单纯的书生论政，投身实际政治，积极参与到竞选活动中来。
陈鼓应回忆说：
选举接近时，党外候选人纷纷举办“民主餐会”，全岛积极分子汇聚一堂，抨击时政，气氛热烈非凡。[ 选自《蒋经国传》第467页。江南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84年10月第一版。]
在著名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王拓先生举办的民主餐会上，台湾“党外”运动总舵主黄信介先生宣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巡回全省各地助选。
据台湾著名工人作家杨青矗先生回忆，黄信介先生的这个决定最初来自自己的提议。
出生于1940年的杨青矗是台湾台南县人，祖辈随郑成功从福建迁来台湾。1961年，
22岁的杨青矗进入高雄炼油厂上班。据他本人回忆，高雄炼油厂有三四千名工人，但是却存在许多不公平现象。他发现工厂里有130多个课室，却没有一名台湾本土人做课长。而且工人的生存环境很差。于是杨青矗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起了劳工题材的小说。那个时代在台湾，没有人敢写工人作品，因为弄不好就会被情治单位视为隔岸与共匪唱和、关进监狱。杨青矗却开创风气之先，为劳工说话。而且他还是多产作家，1971年出版《在室南》，1972年出版《妻与妻》，1973年出版《心癌》，1975年出版《工厂人》，1976年出版《女权、女命与女男平等》，1978年出版《工厂女儿圈》。
这些作品，为杨青矗赢得“工人作家”的美誉，也为他参与政治活动积累了人气。
在工厂上班时，每当遇到台湾选举，杨青矗就很积极。他自己回忆说：
每当一有选举，我就跟着跑选举场、发发传单，例如1968年郭国基到高雄参选省议员，我就曾去“闹热闹”（凑热闹），帮忙发传单，慢慢地开始参与党外的选举活动。[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第100页。陈仪深编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出版。]
1975年台湾增额立委选举，杨青矗第一次披上战袍。他以工人团体代表的身份参选，却被国民党利用非法手段轻松做掉。
参选失败后，杨青矗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极度不公平的环境下，和国民党竞争。1977年底发生的“中坜事件”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估计收获惨痛教训的国民党往后不敢再大张旗鼓第做票。于是决心重披战袍。他回忆说：
有鉴于第一次参选时遇到的困难，我抱着一种从事民主运动、劳工运动的心理参选，如果当选了就当成是捡到的。一决定参选，我就开始动脑筋，避免国民党用一些手段阻挡我参选。中坜事件后，我开始全省跑，认识了许信良、张富忠等中坜事件的相关人士，之后又认识了黄信介和康宁祥，另外我和姚嘉文以及几位无党籍议员都很熟……
为了避免发生上次选举被国民党封杀的事情再度发生，我请姚嘉文写律师函给石油工会、高雄市选务机关以及户政单位，警告他们上次曾使用不当的方法使我不能参选，今年不可重施故伎，否则我会采取法律行动，这招果然很有效，未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另一方面，我因为没有钱，面对的又是全国选区[ 台湾选举是分选区。选举人只能在自己所在的选区参选。但是工人团体（也叫“职业团体”）包括劳工、渔民、商业及妇女团体8种，其选举是全国选区。即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我于是采取“浑水摸鱼”的选举策略，也就是全台打混仗，让国民党看不清楚。
戒严时期不能随便上台演讲，如果没有事先登记为候选人的助选员，一上台演讲，立刻就会被抓走。1977年的五项地方公职选举，黄信介与康宁祥两人到全台各地助选，靠的是立委身份的保护，同时助选时还要很技巧，让检察官抓不到把柄。
由于我的选区是全国性选区，若由党外人士组一个助选团，成员都登记为我的助选员，这样一来，他们在全国都能站台演讲。
我去找信介仙，将我的构想告诉他，信介仙听了很高兴，直说：“对！对！对！我怎么都没想到。这样好！这样好！”[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第103-4页。陈仪深编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出版。
]
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宣布成立之后，很快就有三十几位党外候选人登记要助选团辅选。很多国际媒体也争相报道。国民党面临1949年以来少有的挑战。
1978年10月31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通过媒体发布“十二大政治建设”，作为候选人的共同政见：
为了追求我们的政治人权、经济人权与社会人权，我们主张联合所有爱乡爱国的同胞，共同致力于“十二大政治建设”：
1.彻底遵守宪法；
2.解除戒严令；
3.尊重人格尊严、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坏隐私权；
4.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
5.废除保障资本家的假保护企业政策；
6.兴建长期低利贷款国民住宅；
7.废止田赋，以保证价格无限制收购稻谷，实施农业保险；
8.制定劳动基准法，厉行劳工法，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
9.补助渔民改善渔村环境，建立合理经销制度，保障渔民的安全和生活；
10.制定防止环境污染法和国家赔偿法；
11.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反对限制电视方言节目时间；
12.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及社会歧视。[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128-9页。]
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党外候选人提出共同政见。
1978年11月，在许信良大力游说下，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鼓应、陈婉真未获国民党提名，冒着重重压力，挺身而出，宣布参选。他们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昭告天下：
陈鼓应陈婉真报备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告中国国民党宣言
吾等自幼受养于斯土斯民，深爱乡土，心怀同胞。吾等亦皆中山先生之信徒，崇尚主义，志在救国。乃先后加入国民党，思欲竭尽心智，以报吾土、吾国、吾民之恩；奉行主义以躋民有、民治、民享之境。壮志劲节，始終不渝。
溯自吾党东渡來台，此其间，虽独揽政权于不坠，所可憾者，卅載於茲，反攻迄无寸展，可怜青丝成白发；与国丧失殆尽，自辱国格陷孤岛；民族主义乃失。
卅載於茲，动员戡乱又戒严，宪政横遭搁置，民主徒托空言，自由惨受限制，民权主义又失。
卅載於茲，政权与财阀相接，富商位尊，农工受贱，贫富悬殊，民生主义又失。
呜呼！民族不立，民权不彰，民生不均，吾党之魂失之久矣！苦心忧思，盖以吾党专政久年！党工橫行，权令智昏，利使志穷；政府难得公仆，尽皆官僚，等因奉此，欺下瞒上；学者泯灭良知，类多鹿马，搖尾乞怜，尽闻好言；报刊攀权附势，见利忘义，垄断舆论，强奸民意。庙堂多憾事，江湖啞无言，此情此景，岂忍卒睹？缅怀诸先烈，悠悠我心悲。
吾党來台，始终当家。惜乎党官不肖，坐令民有、民治、民享之理想沦为河汉，愧对全国国民莫此为甚！
吾等辱為党員，甘以清流罹党祸，不为亡国作忠臣。乃藉此选举，报备竞选中央民意代表。此心此意，端在面对全体同胞，痛悔吾党之失，矢志恢复国格，提高国位；厉行宪政，还政与民；实现民生，平均财富。
迩來，民智已开，人心思辨。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愿吾党静聆警世钟，愿同胞奋为革命軍！
期以推诚相与，共襄国是。庶几勇挽国运于不济，拨云雾而见青天。
陈鼓应 陈婉真
中华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
此文一出，风行天下，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极为恼怒。
陈鼓应、陈婉真还在台大校门口的言论广场开设“民主墙”，跟支持国民党的“爱国墙”打起了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