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宏在《我的沉思与奋斗》一书中回忆：

　　写作的动机纯粹只想到国家面临如此重大的变局之下，与其继续“心怀大陆，眼望美国”，常说一些已经说了很久而不切实际的口号，不如脚踏实地来掌握可以切实掌握的土壤，为了唤醒大家爱自己所能爱的社会，关心自己可以关心的人群，因而决心着手深入地观察研究我们社会每一个阶层人群的性格和倾向，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发他们的人力，共同来创造一个人理想的社会。[ 选自《“台湾社会力”分析》， 文/杨伟中，资料来源，网络。]

　　1971年10月15日，《大学杂志》发表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凖、陈鼓应、许信良、包奕洪、丘宏达、吕俊甫、吴大中、金神保、孙震、陈少廷、张尚德、张绍文、苏俊雄等15人签名的《国是诤言》，敦促政府厉行法治，建立多元开放的社会：

　　我们所理想的社会乃是公平的、自由的、民主的、合理的、开放的、富有的、无恐惧的、无垄断的、而且无暴力的社会。全世界的人类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心愿已极为热烈，一个政府假若无力领导人民实现这种理想，最低限度也不应该阻碍这种潮流的发展。（任何顺应这种潮流的政府必能一帆风顺与坚强壮大，而阻碍这种潮流的政府终将为潮流所淹没。）

　　作为一个中国人，祖先对于这种意境的梦想已怀抱了数千年之久，假如我们能在台湾建设一个祖先数千年来所梦想的乐土，毫无异义地，必将立即为七亿中国人希望的明灯。[ 选自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97页。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1993年第一版五刷。]

　　就在《大学杂志》刊出《国是诤言》的同一个月，由阿尔巴尼亚所提的接纳北京、排除蒋政府的2758号提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汉贼不两立”，如今人成“汉”，我为“贼”。台湾人心惶惶。

　　1972年元旦，《大学杂志》推出《国是九论》：一论保障基本人权；二论人事与制度；三论生存外交；四论经济发展；五论农业与农民；六论社会福利；七论教育革新；八论地方自治；九论青年与政治。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联合公报。台湾移民美国的人数空前增加。据统计，1972年台湾移民的人数较1971年增加了8倍。

　　1972年5月29日，蒋经国顺利获得立法院投票通过，出任行政院院长。

　　蒋经国上台后，打出“革新保台”、“本土化”、“年轻化”的旗帜，推出10项政治革新。并出台“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订于1972年底实施选举。

　　1972年8月15日，《大学杂志》发表“廿十五年来台湾选举史的探讨”。文章说：

　　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可以说，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用一句古老的但却充满智慧的话，选举乃是一种以“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以选票代替枪弹”的制度，它的作用在于透过选票使政权在和平合理的轨道中轮替代谢，因而由下而上的获得巩固的基础。

　　中国历史最大的不幸，就是数千年来，我们极具政治智慧的祖先始终没有想到采用这个制度来避免政治的悲剧，蓬勃新陈代谢的机能，以维护民主长远的生机。[ 选自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104页。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1993年第一版五刷。]

　　书生论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与狼共舞。蒋经国坐上行政院院长宝座之后，昔日的盟友就变得特别讨厌。“智者”与“权者”结盟的基础没有了。

　　张俊宏、许信良早已感觉到危险。张俊宏回忆说：

　　有一天许信良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这么努力地写文章，推动《大学杂志》。但恐怕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抓得干干净净。当局势底定的时候，我们的下场也许就和雷震先生的下场一样。我们必须要准备。[ 参见《寻找蒋经国》，台湾公共电视制作，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发行。

　　]

　　早在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陈鼓应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发可使众多的智慧矿产发掘出来”。提议在台大设立“民主墙”或“自由墙”。

　　1971年11月，台大再次举办“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陈鼓应提议台大开辟“民主广场”。会后，陈鼓应写成“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发表于1972年1月的《大学杂志》。

　　蒋经国对学生运动加剧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人心记忆犹新。指示专门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为笔名在《中央日报》连续六天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指责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生运动等会破坏台湾的安定团结，希望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全国的小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饭。”文章指责陈鼓应是在“撒播毒素”、“为匪张目”。

　　1972年12月4日，台大“大学论坛社”在台大森林系大讲堂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陈鼓应强力反驳“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畅言开放学生运动和反美保钓。当时国民党情治系统委派到台大哲学系读书的“职业学生”冯沪祥批评陈鼓应“专门攻击政府的阴暗面”，“ 渲染社会病态、挑拨劳工仇恨”，哲学系讲师王晓波拍案而起，指明冯沪祥就是“职业学生”，要大家不要听冯的屁话！并说只要国民党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有可能实现对大陆的统一。

　　国民党认为陈鼓应等人的发言踩到了红线。于是，利用寒假时间开始抓人。先是在台大学生钱永祥[ 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同时任《思想》杂志主编。]处搜到毛选和马列主义书籍，于是逮捕钱永祥、卢正邦。

　　1973年2月17日，农历元宵节夜晚，传讯陈鼓应和王晓波。罪名大的吓死人：有人密告他们“要组织读书会，阅读中共文件及毛泽东著作，藉机要扩大成员，搞学生运动”。

　　台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校门对面的书店门口，写好血书、挥刀自刎，用生命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24小时之后，陈鼓应和王晓波被台大校长具名保出。

　　陈鼓应被迫退出《大学杂志》。

　　这群前不久还对手中的笔充满自信、对体制内改革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形势急转直下，已是秋风瑟瑟、寒意逼人。

　　国民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加速《大学杂志》的分化瓦解。关中、孙震、李钟桂、施启扬等人很快投入执政党的怀抱。

　　1972年底，国民党提名许信良参选省议员。《大学杂志》又失去一员大将。

　　1973年1月，总编辑杨国枢辞职。张俊宏担任执行秘书，全面担负起《大学杂志》的编务工作。和许信良一样，35岁的国民党员张俊宏也要求党内提名参选省议员，但被国民党以资历尚浅为由拒之门外。

　　这可能是张俊宏一生中最犹豫、痛苦的时期。写文章、指点江山之时何等风流，以为天地同心。但风云过后，终于发现什么用处都没有？反倒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难怪人说“世间无用是书生！

　　眼看昔日伙伴劳燕分飞，而自己，由于坚守《大学杂志》，已经变成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张俊宏写下“休刊乎？”一文，表达内心的苦恼和读书人“坐而论政”的“无望感”与“无力感”：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曾深深地反省自己，几年来到底我们出于一片至诚的努力，是否反而足以影响社会的安全以及危害国家长远的利益和生机？[ 选自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107页。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1993年第一版五刷。]

　　深入反思的结果，张俊宏把自己的国民党党证，用邮件寄还给国民党党部。他学习雷震，做国民党的叛徒，“雪夜上梁山”。

　　1973年底，台北市议员选举。张俊宏正式“落草”党外，和康义雄、陈怡荣、王昆和组成“四人联合阵线”，角逐市议员。在幕后支持他们的是当时的党外领袖康宁祥、黄信介。

　　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张俊宏后来回忆说：

　　当时决定要选台北议员，纯粹只是为了度过难关。因为那个气氛，你如果不出来抛头露面，直接面对国民党的话，生命都成问题！与其默默地被牺牲掉，默默地变成路边尸，不如我轰轰烈烈地干一场，还有一点希望！[ 参见《寻找蒋经国》，台湾公共电视制作，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发行。]

　　选举结果，4人都高票落选。

　　林冲还有梁山泊可以容身，张俊宏此时却是四顾茫茫。好容易找到一个讲师的工作，没过几天老板就面带难色地辞退他。

　　1974年，已经37岁，家里有3个孩子的张俊宏失业了。

　　1975年8月，黄信介和康宁祥创刊《台湾政论》，张俊宏再度出山，担任总编辑。聘请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黄华[ 黄华，原名黄明宗，1939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坐牢23年。1961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结果被以甲级流氓罪名义管训两年半。1967年以叛乱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75年12月，又因叛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任副总编辑。发刊词说：

　　《台湾政论》希望在此搭起“民间舆论的发言台”，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之后，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的事项，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 选自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115页。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1993年第一版五刷。]

　　这年4月5日，连任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的政治强人蒋介石驾鹤西去。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民党党主席。党政军权集于一身。《台湾政论》只出到第五期就寿终正寝。

　　张俊宏又一次失业了。

　　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张俊宏和同样失业的黄华，在台北西门町开了一家小面馆“相间小吃”。张俊宏专门写了一篇小吃店开张记：

　　由于水土不服，俊宏仰不足进议堂为市民发言，俯也无法再教书和办杂志。年来精研排骨面，而今略有心得，乃想公开它来为民服务，另外也想附带尝试为读书人开阔比较广阔的出路……[ 选自《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第062页，胡慧玲著。]

　　张俊宏挽起袖子下面、捞面，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正在学校教书的妻子许荣淑赶来帮忙，干起了端碗、抹桌子、打扫卫生的活路。楼上墙上贴四大幅宣纸，顶上写“龙飞凤舞”四字，下面留白处任客人题字。许信良在上面写道：“相如沽酒，困顿不失才子；秦琼卖马，落魄更见英雄。”

　　国民党特务一天24小时在面馆门口负责保安，生意门可罗雀。张俊宏、许荣淑、黄华坐困愁城，亏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屋漏偏逢连夜雨。1975年7月27日，合作伙伴黄华被捕，张俊宏也被特务24小时跟踪。1975年12月，黄华又因叛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捕前，曾有友人劝黄华：“你要继续参与政治固然可以，但你必须参加国民党，不可以留在党外的阵容，否则，国民党不会饶了你的。”[ 选自《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二）组党运动》，第130页。2000年台湾国史馆印行。]

　　面店关门时，债务已高达71万台币。

　　张俊宏束手无策。为了替丈夫还债，妻子许荣淑挺身而出，做起了卖画的生意。那段日子许荣淑怀着身孕，挺着大肚子，但就是舍不得坐计程车，赶着公共汽车抱着一大堆书画穿梭在画家和买主之间。

　　《台湾党外领袖人物》作者李达是张家的好友，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她不得不为赚钱卖命。那时她的教师月薪三千元台币，要抚养四个稚龄儿女，又要每月偿还银行贷款19000台币。这些经济压力，许荣淑很少主动向张俊宏提起，他仍在书房中为台湾人民前途苦心劳智，却不知妻子在卧室内落泪。[ 选自《台湾党外领袖人物·第二集》，第30页。李达编著，（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987年11月再版。]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并没有让经历艰难而保持理想的士人实现理想，达成对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因为无论是处在“江湖之远”，还是落草“水泊梁山”，知识分子的心思都是在“庙堂之高”，随时准备接受权力递给自己的橄榄枝，完成从“江湖之远”到庙堂的华丽转身。强有力的民间制衡力量根本无法形成。

　　至于皇帝轮流做的暴力革命，导致的结果无疑是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离民主宪政更是十万八千里。

　　自由在民间！张俊宏坚信，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持守党外的立场。因为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制衡政治，没有足够强大的民间力量，希望当权者出于善心和爱心自身改革，无异是与虎谋皮。

　　在书斋里，张俊宏奋笔疾书。上帝就是以这种环境陶冶着这位未来的民进党创党元老。1977年，他将带着《景涵文集》和《我的奋斗与沉思》两本巨著重新投入战斗。

　　张俊宏熬过了绝望、孤独、寂寞。因为他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胡适。他说：

　　如果不是这么一个高贵的中国人，把自己“五四”时代不能实现的理想，带到台湾来。如果不是他们这份理想的坚持，我说呢，我们在当时那段阴冷的时代里面，绝对熬不过去！[ 参见《寻找蒋经国》，台湾公共电视制作，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发行。]

　　张俊宏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1973年夏天，陈鼓应被迫离开台大，被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陈鼓应的兴趣从尼采转向中国古代哲学。白天，他闭门读书，读成庄子研究大家。

　　晚上，他参加由郭雨新、陈菊、“人权医生”田朝文、“民主妈妈”田孟淑、美国女子艾琳达等人参与的台湾秘密人权救援活动。

　　他的老师胡适、殷海光都是自由主义大师，但是他们的自由都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

　　陈鼓应要站在老师的肩头，知行合一。而台湾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崛起为他践行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