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黑五类之“媒体名人”陆续出场。

　　媒体名人“落草”党外

　　《大学杂志》创办于1968年1月。台大心理系学生邓维桢从大学毕业后，父母给了他一笔钱在台北创业，他就拽着一些同学创办了《大学杂志》。《大学》问世之后的前三年，由于财务拮据，出资人和发行人三度易人。

　　任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办的小杂志，几经波折，居然遇上了时代的巨大变局，成为《自由中国》香火的继承者。李筱峰在《台湾民主运动40年》一书中写道：

　　1970年10月间，当时的国际青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的秘书长张绍文，和任教于台大哲学系的陈鼓应，有机会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组的郑荣棨，经由郑的传达，反映了他们对国是的意见，于是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中央党部召开了两次青年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邱宏达、杨国枢、陈鼓应、罗传地、张绍文、陈少廷等学术及企业界青年70多人。

　　会中，大家对当时的时局提出提出许多批评。例如，陈少廷曾就国家安全政策与自由人权问题提出批判性意见。

　　张绍文在会中曾提议召开青年国是会议，起用优秀青年才俊，贯彻政治革新，同时发行一报一刊，团结海内外青年。

　　在中央党部开过两次座谈会之后，邱宏达、杨国枢、张绍文、张尚德等人，商议要筹备创刊，当局则嘱意由他们筹办一本《中国青年》杂志，但为他们所婉谢。于是由张绍文向《大学》杂志同仁商议，把《大学》开放，让大家一起来参加。《大学》的同仁欣然同意，因此，绝大多数参加过党部座谈会的人，一起参加了《大学》杂志。[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91-92页。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1993年第一版五刷。]

　　《大学杂志》的创办无疑得到了蒋经国的全力支持。当时，蒋经国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要登上台湾权力的顶峰，下一个必须拿下的高地是行政院长。而要当上行政院长，他必须跨越立法院这座高山。而立法院里可是有很多人看不惯他。当时台湾和国际主流舆论，描述蒋经国就是另一个“后主刘禅”和制造台湾白色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

　　为了转变舆论，蒋经国打起了“革新”牌。手握权力的蒋经国和追求革新的知识分子一拍即合。因此张俊宏称《大学杂志》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1971年1月，《大学杂志》改组成功，由邱宏达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长，杨国枢任总编辑。编辑委员有9人，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集合了当时台湾知识界、思想界、舆论界、企业界、律师界的大批精英。

　　编辑委员中，台大副教授陈鼓应因为是殷海光的弟子而显得特别亮眼。据陈鼓应回忆：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起来，翻开报纸，就看到《中国时报》的社论，蒋经国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说：“为什么年轻人不说话？”

　　我们当然想说。可是呢，没人敢说！说话以后的代价，他就会找不到工作，不能出国，他会被记上黑名单。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短栏，后来就变成了一封给蒋经国的公开信。[ 参见《寻找蒋经国》，台湾公共电视制作，青海昆仑音像出版社发行。]

　　《大学杂志》1971年元月号纪念刊，刊出由刘福增、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提出三点建议：

　　1. 多接触想讲真话的人；

　　2. 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

　　3. 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记录”而影响到他的工作或出国时，请给予申辩和解释的机会。”[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第94页。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1993年第一版五刷。]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声明即将访问中国大陆，寻求“关系正常化”。台湾青年人的内心异常沉闷，呼吁推行民主政治、“革新保台”的呼声更为强烈。

　　这个月的《大学杂志》，发表了由四位平均年龄刚刚32岁的青年张景涵（张俊宏）、许仁真（许信良）、张绍文、包青天（包奕信）联合撰写的雄文《台湾社会力的分析》，一上市就成为台湾知识界和企业界谈论的中心话题。

　　聪明人立即看出，所谓“社会力”，其实就是把“阶级”一词换了一个说法。“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就是台湾当时的阶级分析！

　　《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很明显不属于社会科学论著，你可以批评它立论不够严谨、理论深度不够等等。四位年青人透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详细分析了当时台湾社会的6个社会群体——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智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以及公务人员等的处境、思想意识及政治态度，观察深入细致，分析结果入木三分！

　　文章认为，旧式地主面对政府时是群冷漠的观众，他们所能发挥的残余影响力，都是往和政府相反的方向发展；自农村出来进入城市的“低级劳工”是“贫穷而具有爆炸性的”；同样来自农村的智识青年，则是热烈要求改革的群体。

　　智识青年又可分为“冷漠而屈辱的理想者”、“理想的实践者”、“义和团型的爱国者”、和“沉默的等待者”。

　　青年共同的倾向是对现实不满，但又没有具体不满的目标，需要政府妥善地引导；

　　财阀由于“只须厚植权贵情感便能轻易维护其商业利益”，因此不能“期待财阀来推动民主政治”。

　　在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由于既没有受到政府照顾，又苦于官员腐败刁难，渴求变革。企业干部同样是“最迫切地期待着现代化与合理化的一群”；

　　文章结论：

　　企业干部、中小企业主和部分智识青年为主体的台湾新兴中产阶级这几股力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发展壮大。这几股力量无疑是未来支持台湾政治革新的新兴力量。政府应充分借用这部分人的力量，疏导群众的不满，推动体制内革新，实现台湾的现代化和合理化，即民主政治。

　　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安定中求进步”，认为这只能激化矛盾。力主实施革新，“以进步求安定”。政府必须“包容异见”以“厚植国力”，“以机会均等消除地域歧见。”[ 参见《“台湾社会力”分析》， 文/杨伟中，资料来源：网络。]

　　《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刊出后，蒋经国极为重视，要求国民党党团成员必须详加研读。

　　该文四位作者之中，张绍文、包青天（包奕信）是新生代企业家，张绍文当时还担任台湾青商会秘书长。

　　张俊宏、许信良则同是《大学杂志》编委，又是国民党精心培植的本省籍青年才俊。

　　张俊宏，1938年5月出生于台湾南投。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读书。1964年获台大政治研究所硕士学位。1967年，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从事口述历史工作。196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任职。

　　许信良，1941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县一个客籍地主家庭。1965年入台湾政治大学研究所学习。1967年，考取中山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分析哲学。在英国期间，他大量研读《资本论》及其他左派大师的经典著作，深受当时遍及欧美的反战学生运动的影响。

　　1969年，许信良回到台湾，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组当干事。

　　33岁的张俊宏白天在中央党部上班，晚上去杂志社编辑。许信良的工作也不忙，主要负责承办台湾省级党部上呈中央党部的公文，业务比较清闲。作为国民党精心栽培的台籍精英，两个年轻人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革充满信心。基于共同的志向和责任，他们初出牛犊不怕虎，写出了《台湾社会力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