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台湾“黑五类”之媒体名人和维权律师

　　1960年，雷震入狱，中国民主党组党流产，国民党政权实行威权统治，进入稳定而无挑战的10年。

　　1965年，陈诚去世，严家淦接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5年6月，美国按原定计划正式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该年台湾经济成长率9%。台湾稳步迈向经济起飞年代。

　　1966年，蒋介石继续担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四任总统。

　　1969年1月，台湾“经合会”[ 全名“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1963年成立，由严家淦任经委会主任，李国鼎任副主任，是台湾重大经济政策的决策中枢。]改组，蒋经国担任主委，从此手握台湾财经决策大权。

　　1969年7月，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正式成为台湾实质上的领导人。蒋氏父子相承的交班格局已很明显。蒋经国时代由此开始。

　　196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彭怀恩在《台湾政治变迁史》一书中说：

　　在一九六零年代，每人所得成长率为5.8%，储蓄率跃升26%，工业部门的年成长率为20%，工业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增加到83%，就统计数字显示，台湾在60年代末期已走到工业化国家行列。[ 选自《台湾政治变迁史》，彭怀恩著，第111页，台湾风云论坛有限公司，2008年5月版。]

　　1970年，台湾的对外贸易首次出现盈余，出口项目中，主要是电子、塑胶和机械产品。经济成长连续4年超过10%，台湾产业发展重心也已经成功转型。

　　经济起飞使得台湾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由以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社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新生代中产阶级的兴起。

　　而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又与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大力推行的扶植私营经济政策直接相关。

　　大陆时期，国民党坚持孙中山“节制资本”的经济理念，认为必须由国家大规模的控制国计民生的公营事业，才能有效地保障民生，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和国有经济。国民党搞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孙中山多次说过：“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 选自《中层社会，私营经济30年的礼物》，凤凰网络版。]

　　胡适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侵吞私营经济：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选自《中层社会，私营经济30年的礼物》，凤凰网络版。]

　　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陈仪[ 陈仪，(1883年—1950年)，绍兴东浦镇人。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50年6月，以涉嫌“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被枪决与台北。]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认为“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已是资本主义化，但我们收复后，对于一切产业必须国有或公营”。以占领者的姿态进驻台湾之后，通过接收日本在台湾的资产和打击私有经济，陈仪迅速将工业、农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置于行政长官公署的控制之下。这一政策迅速激起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弹。1946年1月，台湾同胞向国民政府呈上《台湾现状报告书》，内中说到：

　　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

　　有蒋介石的全力支持，陈仪继续我行我素。不到一年多时间，就激起台湾历史上最为惨烈、对今日台湾政治也有极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国民党要员，都认为“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是造成惨剧的重要原因。蒋介石也开始反思在台湾乃至大陆推行的“公营经济”政策。1947年3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公营事业出售及物价补贴政策之研究将作为本周的预定工作科目”。

　　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蒋介石的反思并没有付诸多大实际。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基于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等现实问题的压力，国民党“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基本国策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1952-1953年，终于引发了台湾到底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还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大论战。

　　论战波及台湾政商学界。学术界，胡适是支持民营经济的主将。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陈诚也支持发展私有经济。

　　1953年11月12日，陈诚在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凡能由民众经营的企业，皆应尽可能转让给私人所有。这不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彻底消除官僚资本主义病根的有效方法。

　　蒋介石把票投给了私有经济。尹仲容[ 尹仲容（1903—1963）湖南邵阳人， 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对台湾经济发展居功至伟。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业化之父”。深受中国士大夫精神影响，生平以廉洁著称。1960年去世后，家人以靠别人救济生活，甚至无钱为他买棺木下葬。蒋介石发布嘉奖令说：“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好学深思，长才自奋，于艰难之际，为台湾经济开创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复兴。”]脱颖而出，成为台湾“经济部长”、工业委员会“主委”、台湾银行董事长。尹仲容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均富”与“养民”。

　　当时台湾的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才，资源又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无力发展，怎么办呢？尹仲容发明了一个词汇——“计划性自由经济”： 由政府先发展工业，然后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当局只是统筹全局，并没有掌握生产设备，也不控制经济活动，各个民间企业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间。

　　台湾扶持私有经济的结果是，从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的30年，成长起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元邦建在《台湾史略》中说：

　　台湾当局给私营企业以照顾和支持，银行以更多的资金贷给私营企业，贷给私营企业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贷给公营企业占53%，贷给私营企业只占47%，到了1979年，这个比例就倒转过来，而且拉开了距离，贷给公营企业只占23%，而贷给私营企业增加到77%。因此，私营企业发展迅速。1960年公营企业占企业总数47.9%，私营占52.1%。1975年这个此例更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公营企业降到只占企业总数的22.7%，私营企业增加到占总数77.3%……

　　从1953年到1978年，公营工业产值增长12.5倍，民营工业产值增长74.8倍，民营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就说，一个稳固的“中层社会”是国家从威权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西方学者巴林顿·摩尔更是一针见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20%的台湾人从事农业劳动。专门研究台湾社会变迁的台湾大学教授彭怀恩说：

　　这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动，改变了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战后出生的新生代选民的大量出现，掀起要求制衡的民主浪潮，这一切的社会变迁，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选自《台湾政治变迁史》，彭怀恩著，第125页，台湾风云论坛有限公司，2008年5月版。]

　　蒋经国很自信：“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选自《蒋经国传》，第432页，江南著。]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中产阶级，他们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活出人的尊严，要求平等、自由与人权。

　　1970年，台湾经济上继续高歌猛进，但是国际政治情势却发生重大变化。迎接台湾的是一连串惊涛骇浪的外交挫败。

　　1970年8月12日，美国宣布将在一年之后将钓鱼岛与冲绳一起交还日本，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率先起来，走上街头，风波很快传到台湾，由此引发1970-1971年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陈鼓应回忆说：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应对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行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转移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和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 选自陈鼓应著《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新生一代的政治改革运动》，见《蒋经国传》，第437-439页。江南著。]

　　陈鼓应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是胡适、雷震的学生。由胡适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点燃的《自由中国》“香火”，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殷海光传承，经历10年的暗夜后又重新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