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台湾“黑五类”之议会反对派和长老教会

　　汤因比说：“挑战是催生文明的首要条件”。台湾的自由不是蒋氏父母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特别是黑五类持续地施压、施压、施压、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台湾的民主运动开始了长达10年的低谷。

　　就在这漫长的严冬之中，后来对台湾的自由提到关键作用的台湾“黑五类”慢慢长大成人。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长老教会、 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实力派。

　　议会反对派分庭抗礼

　　孙中山说：“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台湾的自由正是从地方自治开始。

　　194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中规定省市县实行地方自治：

　　第112条：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制定省县自治通则，制定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

　　第113条：省自治法应包含下列条款：

　　1.省设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省民选举之；

　　2.省设省政府，置省长一人，省长由省民选举之。

　　第121条：县实行县自治。

　　第122条：县得召集县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但不得与宪

　　法及省自治法抵触。

　　第123条： 县民关于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复决之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

　　第124条：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属于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之。

　　第126条：县设县政府，置县长一人。县长由县民选举之。

　　第128条：市准用县之规定。

　　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于1950年4月正式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

　　1969年11月15日，举行台北市改制直辖市后的第一届市议员选举。32岁，从小在饼

　　店长大，曾经做过加油站工人的康宁祥，亲手用报纸写竞选标语，以肥皂箱为演讲台，用他粗犷而沙哑的声音，及极具煽动力的言辞，控诉台湾人悲苦的历史命运，声讨台湾国民党种种的不当举措，获得听众深沉的共鸣，结果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

　　康宁祥背后的主要推手是郭国基。

　　大陆学者知道郭国基主要是因为傅斯年，很多人人认为是郭国基气死了傅斯年。凤凰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傅斯年被政客无理指控引发脑溢血，气死于参议会”。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岳南所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也坚持这种混账观点。我只看到范泓先生的《傅斯年之死》对郭国基比较客观。

　　事实上，郭国基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1900年生于台湾屏东县东港镇。18岁赴日本留学，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

　　1920年，郭国基与台湾留学生组织“新民会”，献身台湾社会运动，隔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

　　1925年，郭国基自明治大学毕业。当时台湾早已被清政府划归日本，但它秘密来到北京，受到总统黎元洪的接见。他上万言书报告台湾事情，不久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

　　1939年，郭国基与日本姑娘铃木久代结婚，回台湾后定居高雄。

　　1942年，日本人在台湾大批搜捕有反日思想者，郭国基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1945年抗战胜利。

　　1946年，郭国基当选高雄市参议会议员，不久被推选为台湾省参议员。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被捕入狱210天，国民党给他带上六斤半重的脚镣，并遭到严刑拷打。出狱之后，郭国基愤然退出国民党。

　　“2·28事件”之后，台湾人在白色恐怖之下，噤若寒蝉。但郭国基没有屈服，在省参议员的位子上，他忠诚地履行职责，以敢言著称，问政犀利，咄咄逼人。他的政治主张不涉个人好恶，力主民主法治和切实改善民生。

　　国民党官员对他都很头疼，但他深得台湾百姓的爱戴，人称郭大炮。

　　1950年12月20日，郭国基于省参议会中质询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内容涉及台大的招生政策及联合国捐赠台大器材遗失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郭国基指责台大制定的招生政策过分苛刻，导致许多有为的台湾学子不能入学读书。第二个问题，因为台大保存了一批由大陆运出来的教学仪器，结果被台大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了一部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此事出在台大，郭国基指责台大对教学仪器负有保管不严之责。

　　据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谢东闵回忆：

　　39年12月21日，教育界发生一件令人痛惜的意外。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

　　在省议会第一届第十次大会“教育询问”，接受郭国基参议员“询问”，答复完毕，走回座位，将坐下时，身体突然向我倒过来。我听他用英语说：“I am too……”话没说完，头部栽在我的右腿上，昏迷不省人事。

　　大会立即电请医生赶来，医生诊断说是脑溢血。经过急救，这位著名的学者，不幸去世。

　　由于傅校长之死，发生在参议员郭国基强烈询问之后，不少人说：“郭大炮气死傅斯年。”

　　傅校长之死，我是现场的目击者。当时参议会列席官员的座位，教育厅长陈雪屏先生坐在第一位，傅校长第二位，我第三位。台湾大学是国立学校，傅校长原不必到参议会列席。但是，那时，台大的经费全数由台湾省政府编列预算支应，因此，每当参议会“教育咨询”或审议教育部门预决算时，台大校长便须列席备询。想不到这一次“教育询问”发生如此不幸。

　　意外发生之前，傅校长于下午二时半来到会场，在座位坐下。

　　“有没听说‘郭大炮’准备询问什么？”傅校长转身问我。

　　我说：“他仅仅在纸条上写着“有关教育问题”，究竟什么内容，不知道。”

　　傅校长一到议会，就探问郭国基可能询问的问题，也许他已听到风声，而且显然对郭可能提出的询问很在意，心理上有点压力。

　　“教育询问”由几位参议员次第进行，轮到郭国基发言时，激动地指责傅校长主持台大校务以来，采取“秀才主义”，标准订得太高，每年录取学生名额太少，许多有志读大学的青年，没机会进台大。

　　他指责的另一主题，就是大陆沦陷前，联合国在美国买了很多科学仪器，准备分配给我国各国立大学，后因大陆局势恶化，所有的仪器由上海运到台湾，存放台大，传说那些仪器被台大独占，一部分被偷了。

　　郭国基问政，一向嗓门很大，疾言厉色，因此有“郭大炮”之称。傅校长一介学者，受到这样的“询问”，情绪似乎很不平静。

　　对于第一个问题，傅校长答复说：“‘秀才主义’这个说法值得斟酌。以今年暑期的招生为例，考试成绩60分才算及格，但是今年我把录取分数一下子降到55分。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我确实没有采取‘秀才主义’。 事实上，以过去的标准录取的台大学生，水准并不十分高。”

　　傅校长又说：“我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使学生真正受益，过分降格以求，学生仅有文凭，没什么用处。”

　　关于科学仪器失窃，傅校长答复说：“台大仪器失窃一案，情形极为复杂。那批仪器不是联合国赠送的，而是二次大战之后，教育部和经合总署分配给台大使用。最初，那批仪器存放在上海交通大学。当中共逐渐逼近上海时，我及时洽请海军派一艘军舰，把仪器运出来。当仪器存放在上海时，已经损失不少，由上海运来台湾，放在台大时失窃了一部分，现在，失窃部分已经追回百分之八十左右，损失不及美金一万元。详细情形，请郭参议员有空时到台大来，我会说明的更详细。”

　　傅校长答复有关科学仪器问题时，显得特别激动，他的声音由大而小，也许他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

　　答复完毕，勉强走回座位，将要坐下，身体向我倾倒。[ 选自《归返——我家和我的故事》，谢东闵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出版。]

　　此时是下午6时10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医生赶到，确诊傅斯年是脑溢血。当晚

　　11时20分，傅斯年离别人世。

　　当时外界纷传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气死的，还有媒体大肆渲染。

　　12月21日一大早，数百名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来到省议会所在地，里面正在开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动，派出代表要参议员郭国基出来说明昨天质询的经过。台湾省教育厅长陈雪屏亲自出面向学生说明实际情况，安抚学生：

　　孟真[ 傅斯年字“孟真”。]先生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 选自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件往事》，页16。]。

　　其实，傅斯年接手台大时身体已经很糟糕，去世前血压接连升高，亲友和朋友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都置若罔闻。一代学人突然离世，的确令人惋惜。台湾大学名义上是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经费仍由台湾省政府拨发。和其他省立学校一样，校长要到省议会去接受质询，台湾谚语说“食人饭，凭人问”。郭国基就台大招生政策和教学仪器失窃等问题，质询傅斯年，是他作为参议员的基本权利。即使态度有点生硬，也不能怪罪于他。

　　很多大陆学者因为不熟悉议会政治的原则，却给郭国基带上“流氓恶棍”的帽子。

　　可是郭国基深刻懂得议会政治的原则。傅斯年去世后不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个人对傅先生的敬意，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

　　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参见邱国桢《近代台湾惨史档案》，页210。]。

　　郭国基用实际行动践行傅斯年终生为之奋斗的自由梦想。在省议会期间，他与吴三连、李万居、郭雨新、李源栈、许世贤并称为台湾省议会的“五龙一凤”。

　　1969年，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助推康宁祥当选台北市议员。台湾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星星升起了。

　　在同年12月20日举办的第一次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中，他打出“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旗号，当选终身职立法委员。1970年，70岁的郭国基因患直肠癌并发尿毒症，病逝于台大医院，践行了他学习傅斯年“光荣死在议坛”的誓言。

　　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在台湾自由史上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于国共内战持续进行中的状态下，分别于11月21日至23日，1948年1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回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直选。

　　中华民国宪法第28条之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起为止。

　　1950年，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后，以内战和“戡乱”等理由，设立“宪法有关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一律延长至大陆光复地区次第办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选举为止”等临时条款，无限期延续第一届国会议员之任期。立法委员之任期也无限延续。由此产生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万年国会”。

　　1969年，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符合“民主”、“行宪”表象，以蒋中正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决定改选中华民国实际统治区的国会议员。蒋中正发布《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

　　所谓自由地区，指台澎金马。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增选一人。

　　这一年台湾（包括台、澎、金马）人口约1400万。按照这个原则，共需增补选11名立法委员。增幅仅为原来773名的1.47%。

　　就是这1.47%成为关键性的少数，为台湾自由开出了一条道路。

　　1969年12月20日，台湾举行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增补选。这是自1948年之后，中华民国第一次中央公职性质的国会大选。除郭国基外，另一名草莽英雄黄信介以5.8万票顺利选出，并享受1948年国代的待遇，当选“终身立法委员”。

　　黄信介，又名黄金龙，祖籍福建省安溪县。1928年8月20日出生在台北大龙峒一个富裕世家。

　　黃信介祖父是前清秀才黃宗河，黃信介属第三代移民。黃家早年是台北大稻埕[ 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的巨富，黃介信的父親是一位樂善好施的人，做房地产、开米行赚了钱，很鼓励儿子从政。

　　1940年去日本读初中，到日本在印刷厂当徒工，半工半读于上野中学。

　　1946年返台。1948年考取北京大学，因国共内战未能成行。

　　1951年毕业于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后改中兴大学法商学院，今国立台北大学）。

　　1950年，黄信介为吴三连助选第一届台北市长。

　　1954年，为国民党候选人王民宁助选第二届台北市长。

　　1957年为无党籍的高玉树助选第三届台北市长。

　　1959年与高玉树的另四位得力干将一起参加台北市议员选举并当选，获得“议会五虎将”之称。在市议会中，黄信介以发言最多、最响和最凶，向国民党当局发动猛烈批评，深得选民的支持。

　　1961年1月，32岁的黄信介以最高票当选第五届台北市议员，因推崇日本总理大臣岸信介，改名为信介，从此正式步入政坛。

　　1963年第三届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黄信介为党外人士联合竞选办事处总干事。

　　1964年连任台北市议员。

　　1969年国代选举，黄信介和郭国基并肩作战, 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政府把极大数岁额拨给军方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

　　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介石继续长久占着总统的位置，对国家极为不利。

　　这些议政言论言人之不敢言，大胆强悍。当时刚刚18岁，正在台大商学院读书的陈水扁正是在听了黄信介的公开演讲后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改考台大法律系的。他本人回忆说：

　　1969年底，台湾举行第一次中央民代增额补选，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黄信介先生参选立委，我在正气桥下的南松山市场旁听他发表政见。

　　他的政见让我很惊讶，怎么有人胆子这么大，敢骂政府，还骂的头头是道？我真是打从心底里佩服他。就在那一夜，我做下个决定。也没有和父母商量，我决定要走向法政之路。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当年信介仙那场演讲，我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可能到现在还会是个朝九晚五的职场人士吧。[ 选自《台湾之子》，陈水扁著，第54页。台湾晨星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选举结束，黄信介以5.8万票高票当选终身立法委员。

　　除了参与政治活动，黄信介还是台湾启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鑫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黄信介自己的物质欲望很低，但对党外运动却异常慷慨，经常为支持党外运动“卖地捐款”，人称“台湾孟尝君”。

　　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这时台湾正逢外交挫败、国际社会生存与法律地位面临空前挑战的时局里。蒋经国接掌权力，各方期待甚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