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

　　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选自《蒋经国传》，第275页。（美）陶涵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1972年12月，台湾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这次选举，将选举出增额立委51名。选举前，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一酒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这次选举，市议员康宁祥再度投入选战，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检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布会。结果，康宁祥在台北市以高票当选。

　　康宁祥为何当了一年的市议员，便急着走入立法院？诚如他后来告诉友人的一段谈话：

　　那几年，我一直细心观察台湾政局的发展，几年前我曾经做了若干预测，后来都一一获得证实，像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尼克森[ 美国总统，大陆翻译成“尼克松”。]访问大陆等，都早在预测之中。因此，我认为时机到了，就投入政治活动，何况将来台湾的政治重心将是立法院，所以我决定参加立委选举。[ 选自《台湾民主运动40年》，李筱峰著，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12-113页。]

　　黄信介、康宁祥等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战士，以选举为舞台，进入议会，以法治推动台湾的自由。他们的行动，得到雷震等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爸爸齐世英先生是和雷震一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老自由主义战士。当《自由中国》停刊，组党运动流产，胡适病逝，雷震入狱之后，齐世英、郭雨新等人苦撑大局。据康宁祥回忆：

　　我认识铁老是在1969年，那时我已当上了台北市议员，在郭雨新先生的建议和引见下，去见铁老。

　　1972年，我进入“立法院”，因为铁老在“立法院”是大派系的领袖，而且他长期在那里，对情况相当了解，所以我经常去请教他有关“立法院”的各项问题，譬如预算的情况，及他对政治改革的意见等。……

　　因为他在1960年与雷震一起组党[ 指雷震先生组建的“中国民主党”。]，那个运动的精神与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还在。[ 选自《齐世英口述自传》附录一“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康宁祥先生访谈记录”，第2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雷震出狱后，他们几位大老就常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得把我们的智慧、经验传承给年轻的一辈不可。所以铁老就邀请雷先生、吴三老、高玉树、郭雨新等五人，加上我这个年轻小朋友，定期聚会。……

　　最初我们大概是每月聚会一次，后来甚至每两个星期一次。通常我会报告政治活动、“立法院”的情况，不知道的就请教他们。[ 选自《齐世英口述自传》附录一“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康宁祥先生访谈记录”，第2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除了传授经验，齐世英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人脉，为康宁祥保驾护航：

　　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政，我们两个在“立法院”面对面争执了七年。像今天的政党法的问题，戒严的问题，“国会”全面改选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国民党专政，而且垄断经济资源、政治权力问题，都是我跟蒋经国对话的主题……

　　我跟蒋经国对话时，针锋相对的情况，使大陆为主体的资深委员心理上很不能调适，经常把我看成洪水猛兽，或是不能接近的政治人物。但在这个时候，铁老却帮我调整形象，或帮我改善跟这些资深议员的关系。他经由CC系的影响，介绍我个人的为人，我的出身、背景，使他们对我比较了解。甚至经常我的发言引起他们误解时，他也帮我解释。[ 选自《齐世英口述自传》附录一“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康宁祥先生访谈记录”，第25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

　　以康宁祥、黄信介为代表的台湾本土“议会精英”的崛起，标志着台湾“立法院”里有了真正的反对派人士。他们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却对台湾自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自由的精神绝不仅仅只是抛头颅、洒热血，自由的精神是“容忍比自由更可贵”，更是“焚而不毁”。胡适病逝之后，雷震、殷海光、齐世英等台湾自由主义先驱，继续发扬“焚而不毁”的精神，终于完成了台湾自由主义的传承。

　　经历1960年代的低谷，进入1970年代，台湾的自由正如胡适题赠雷震的这首杨万里所写的诗所言：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长老教会发声人权与和平

　　施明德在《囚室之春》中回忆：

　　长老教会的领袖们因为胸怀充沛的爱心及入世精神，基于关心台湾1700多万人民的幸福与安全，曾经在发表了与国民党政权立场不尽一致的“国是声明”和“人权宣言”后，立即遭到猛烈的围剿。

　　调查局的特务曾多次带着阴险的“笑容”对我表示：除了“美丽岛”，“长老教会”就是他们还渴望钓上的“大鱼”。[ 选自《囚室之春》，施明德著，第276页。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对外国传教士打开了来中国传福音的大门。1844年，英国长老教会总会设立外国传道局。1847年，派第一位海外宣教士宾威廉（Rev. William. Bums，1815-1860）来中国传教，于1851年建立了厦门传教中心，1858年又在汕头建立了传教中心。

　　1858年，清廷开放台湾淡水（台北）、鸡笼（基隆）、安平（台南）、打狗（高雄）等台湾港口与国外通商。同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

　　1865年5月27日，英国长老教会首任医疗宣教师马雅各医生，带着“主的拯救”来到台湾。6月16日，在府城西门外看西街[ 今台南市仁爱街 43 号。]，创设礼拜堂和医馆，正式在台湾宣教。后来，这一天被定为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的纪念日。

　　曾任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干事的高俊明牧师，他的爷爷高长是马雅各的学生。他回忆说：

　　英国长老教会在台宣教，始自1865年，在台南招募青年研读圣经。之后，马雅各医师成立“信徒造就班”，之后甘为霖牧师在高雄成立“传教师养成班”，1876年，巴克礼牧师抵台次年，在台南招募青年研读圣经，并将台南和高雄的学员，集中培育，即台南神学院前身。

　　17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派遣宣教师马偕牧师来到淡水，学习台语，开设医馆，是为北部宣教之始。直到1901年马偕牧师去世，他在北台湾建立了60间教会。

　　分属英国和加拿大两个母会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从最切身的医疗传教着手，逐渐设立医院：马偕牧师设立马偕医院，梅监雾牧师和蓝大卫医师建立彰化基督教医院，马雅各医师成立新楼医院。继而甘为霖牧师设训瞽堂，教导盲人，即今启明学校；戴仁寿医师设立乐山园，收容麻风病人。

　　另外是西式教育的引进，兴办长荣中学、长荣女中、淡江中学、牛津学堂、台南神学校、台北神学校（台湾神学院前身）。

　　文化上，巴克礼牧师将圣经翻译成台湾话，设立聚珍堂，使用新式印刷，发行《府城教会报》，是台湾第一份报纸；甘为霖牧师编撰厦门音字典，马偕牧师编撰中西字典……

　　以上宣教事工，不仅帮助信徒成长，对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也有相当巨大的影响。[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117-118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1951年3月7日，台湾南部长老教会和北部长老教会因为神学立场及母会信仰渊源决定合并，成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台湾长老教会在组织上，引用新约圣经中教会的形态，以长老团治会，采民主代议的方式运作。长老是指专职牧会的牧师（教训的长老）和由信徒中选出的代表（行政的长老）；各教会由牧师与长老们组成小会，是体制上治理教会最基础的代议单位。牧师是小会议长，是中会指派的代表；长老则由会友选出，两者共同组成小会。

　　中会则由区域内所有小会组成，组成条件以15个以上之堂会，其中应有超过三分之一之教会有驻堂牧师为要件；中会再组成总会，为长老教会之最高代议和治理机构，是全体教会的代表。

　　据1957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年鉴介绍：

　　总会由南北两大会各选出40名议员组成；会内设正副议长，正副书记，由总会议员组成。总会在休会期间，设置常置委员，决定一切会务。常委下设一总干事，负责全面执行常委决议。[ 选自《台湾基督教史》，第254-255页。林金水主编，九州出版社出版。]

　　高俊明在《十字架之路》中介绍说：

　　议长系荣誉职，任期一年，负责主持议会；总干事是专职，任期三年，负责执行和推动会务。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台湾发展历史最长的教会，也称本土教会，也是信徒人数最多的教会。据高俊明在《十字架之路》一书介绍：“到2000年为止，总会总共有1216间教会，22万名信徒。”信徒人数几占台湾基督教徒的一半左右。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承继了加尔文改革宗的伟大传统。曾任该教会长老的董芳苑自豪地说：

　　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除了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外，也是一个最关怀社会品质与政治品质的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的走向受德国社会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又译朋霍费尔（1906-1945），其代表作有《狱中书简》、《做门徒的代价》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的“基督教世俗主义”的影响，就是强调“信仰基督就是跟随基督及实践它的教训。因为基督的福音真理是于世俗社会中行出来的，而不是在礼拜堂里信出来的。”[ 选自《台湾基督教史》，第257页。林金水主编，九州出版社出版。]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所承继的加尔文改革宗神学思想，使得它有勇气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不断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接连为台湾的人权与和平发声。诚如陈菊所言：

　　基督教长老教会基于信仰，长期关心台湾民主的发展，不仅无惧于当时统治威权，一向对时政多所贬抑。[ 选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与美丽岛事件》125页之“走过历史的风暴”一文，作者陈菊。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行。]

　　以下笔者简要记述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所发三次声明的情况。

　　第一次声明：“国是声明与建言”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10月25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人心动荡。长老教会总会认为，台湾在世界政治的潮流中，已无法立足。但国际社会没有机会听到台湾人民的声音。为此，长老教会认为，“必须根据爱心，说诚实话，来替台湾人发言，包括原住民、迁台几百年的各族群，以及战后跟随蒋政权来台的‘外省人’”[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29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

　　1971年12月29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正式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全文如下：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常置委员会，鉴于可能严重地威胁台湾地区全民生存的当前国际局势表示深切的关怀。秉着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宰、公义的审判者，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之信仰，我们代表二十万基督徒也愿意代表我们同胞的心声作如下声明与建议：

　　一、向国际的声明：

　　现居台湾的人民，其祖先有的远自几千年已定居于此，大部分于两三百年前移入，有

　　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来的。虽然我们的背景与见解有所差异，可是我们却拥有坚决的共同信念与热望——我们爱这岛屿，以此为家乡；我们希望在和平、自由及公义之中生活；我们绝不愿在共产极权下度日。

　　我们对尼克森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的事甚为警惕。有些国家主张将台湾归并中共政权，也有国家主张让台湾与北平直接谈判。我们认为这些主张的本意无异于出卖台湾地区的人民。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1500万人民的人权与意志，只顾私利而做出任何违反人权的决定。

　　人权是上帝的赐予，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二、向国内的建议：

　　最近我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成为国际间政治交易的牺牲品是有目共睹的，以此形势继续

　　发展，我们控难免于像东欧诸国被共产极权压迫的悲惨遭遇。为此我们呼吁政府与人民更加把握机会伸张正义与自由，并彻底革新内政，以维护我国在国际间的声誉与地位。

　　最近政府一再强调起用新人，所以我们切望政府于全国统一之前，能在自由地区（台澎金马）做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选，以接替20余年前在大陆所产生的现任代表。

　　例如德国目前虽未完成全国统一，但因西德临时制宪，使自由地区人民得以选出代表组成国会，此例可供我政府之参考。该国虽未成为联合国会员，却因这种革新政体而赢得国际上的敬重。

　　我们相信这种革新与改进，必能使国际人士及本国人民，感到确有公义的保证和内在的和谐。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总会议长 刘华义

　　总干事 高俊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31-232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

　　“国是声明”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重申尊重人权，台湾的住民有权决定台湾的命运，反对所有出卖台湾的行为；并要求政府内政革新，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

　　“国是声明”可说是国民党迁台之后第一份公开在台湾发表的人权宣言。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阻止“国是声明”的发表。据蒋介石礼拜的凯歌堂牧师周联华回忆：

　　这篇宣言长老会是预定在主日崇拜时宣读的，但是情治单位已经掌握住印本了，他们四处找总干事高俊明牧师，要他终止第二天的宣读。[ 选自《周联华回忆录》，第282页。周联华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

　　阻止未果，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怒。当时台湾处在戒严时期，“国是声明”的发布，就是公然和国民党唱对台戏。为了安全考虑，教会内部对参与“国是声明”的人，一概保密。即使这样，还是有好几个人预先写好了遗书。宣言以总会议长和总干事的名义共同发表，高俊明牧师身为总干事，必须负全责，因此他早早写好遗书。

　　监听和跟踪接踵而至，高俊明回忆说：

　　长老教会总会事务所当时位于台北市长春路的公寓，我们住四楼宿舍。有一天早上，方才睡醒，尚未上床，突然想起什么要紧事，我就对丽珍（高的妻子）交代一番。隔了几天，我进房间，突然从隔壁栋的紧邻房间传来一阵录音的声音，听起来很清楚，就是前几天我和丽珍在床上说话的内容。

　　我吓一跳。竟然连在寝室所说的话，也被录音了。[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3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除了威胁，还有利诱：

　　国民党的态度是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双管齐下。唱黑脸时，说：“你再不和政府配合，教会将会遇到种种困难……”。唱白脸时，说：“如果教会能和政府多多合作，国民党也可以和你们合作，大家各方面都能得到好处……”。[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36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

　　除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而外，“国是声明”发表之后，有很多人，包括外界、教会内部弟兄姊妹及兄弟教会都提出质疑：圣经是否许可教会对社会问题发言？长老教会是否在干涉政治？

　　为此，长老教会总会委托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发表“‘国是声明与建议’在信仰和神学上的动机”一文，节选如下：

　　教会是否会干涉政治呢？该声明发表后引起不少人士对此问题的质问。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及近代史之演变，倾向于政教分离后，教会确实不再如同中世纪时之缠入政治。不过，除了少数保守派的教会以外，一般正统性的新教教会，都鼓励其信徒要做有责任的公民，并参与社会上、政治上建设性的工作，进而做到“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此即表明国家之存亡，基督徒亦有责任。

　　但是，以基督的教会名义，是否就绝对对社会上及政治上的问题不发言呢？其实不尽然，下面两件事情即不在此限：

　　1.当外来的政治压力（或将）侵犯到教会之本质及她在地面上所要遵行的使命时；

　　2.同样地，当外来的政治压力侵犯到一般人权时，在此，人权即指人存在之尊严。

　　所以，由基督教信仰与伦理的观点来看，如上述两项事情被（或可能）侵犯时，（1）教会不得不为福音真理及教会本身而奋斗；（2）且要维护上帝赐予人的人权，因人权的起源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而赋予人的（创世纪1章26-27节）。

　　基督的教会若因此两项而提出声明，此种声明并非政治性的，而是一种信仰的告白。

　　如第二次大战中德国告白教会之巴尔面宣言，最近南非洲的教会及罗德西亚的两项宣言就足以为例。

　　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的主张，是根据人权是上帝所赐的信仰上之动机而建议的。因为我们相信如此才能革新内政，赢得国内外对政府的敬重，挽回国家的颓势，使国家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总之，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只是以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在今日国家危及之时，发表“国

　　是的声明与建议”而已，这并不是政治行为。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总会总干事 高俊明

　　主后1972年3月[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242-3页，口述/高俊明 高李丽珍，撰文/胡慧玲，台北望春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

　　第二次声明：我们的呼吁

　　1975年4月5日，政治强人蒋介石去世。25天之后的4月30日，中午刚过，一面越共的旗帜在南越首都西贡（即今胡志明市）升起。驻扎在越南已经20年的美国军队仓皇撤离。

　　总共有1000名美国人和被认为处境危险的5000多名南越人被空运到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上。有更多人乘坐小船逃离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