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我有幸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第一批学子。

　　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在华夏民族浩瀚的五千年长河史中，十年虽短暂，但不堪回首的那段文化浩劫，却似风、似烟、似迷雾，触及到那个时代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波及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今天人们除了不再为那场风暴过后，还心存余悸，而更多的是把目光停留在刻有伤痕印记的那段素然画面，陷入深深的思考。

　　用极具特色来形容，那年，那届的入学新生。可谓同学间，年龄之差绝不输给科举制的时代，参差不齐的年龄，最大的可以穿越到叫爷爷、叔叔、阿姨。每个新生身后，都有足以为自己引以为荣的过往，甚至自豪，一长串职称后面的职位，五花八门，犹如红透当下的品牌标签，囊括各种职业，横跨各个行政部门，什么青年点点长，伙食长，生产队小队长，大队书记，公社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秘书，通信员等等、等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百废待兴相互映衬， 构成刚刚结束文革后校园和整个社会的一道涩涩风景 。

　　那时，还没有校花、班花之类的名词，但无疑雅清姐是班级最漂亮的女生，1.66米的个头，纤细而高挑，对于每一个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被她会说话闪烁着光彩的眼睛，笑起来一对小酒窝和永远绽放微笑的脸，给人以甜美而过目不忘。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那么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我们认识是开学一周之后的事了。新生入学从乱哄哄的杂乱无章到教学逐步走入的井然有序。一天学校教务处将学生中几个写字好的和有些文笔的同学招集在一起开会，准备成立学校黑板报宣传小组。老师依次点过名后，讲了成立的目的和意义，布置了宣传内容和出版时间，最后郑重的宣布：“周雅清同学既是你们这届新生，又是今后负责宣传小组的组织委员。她曾经担任过公社党委书记的秘书兼公社广播站播音员，是位有思想觉悟、有管理和组织能力的同学“，(刚刚结束的文革，还带着很浓的政治色彩，我们班四十三名同学，三十八名党员。在入学登记表中，我知道了，她二十一岁，比我大二岁。)似乎是担心我们这些淘气而又玩皮的男生，会不服从她的管理和领导，老师加重了语调"。“噢.....难怪呢，我是负责大队一级的宣传工作，低了一个级别。”不知为什么，从不多言多语的我竟冒出这么一句。引得几个男生骚动，老师向我这边撇了一眼后宣布会议结束。她似乎并不戒意，略带几分严肃的口气说："贫嘴"，那一刻她像个姐姐，又似乎让你感受到在她身上有那么一种征服你的气场，她把手伸给了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文革造就了一代文盲，也注定文盲的爱情也是爱盲。不懂什么是爱情？浅意识中只知道喜欢，什么是喜欢？喜欢就是天天想看到她，喜欢和她在一起。现在想想，那时要多单纯有多单纯。而那个时代的喜欢，最多也不过是停留在看到她有很舒服那种感觉和奢望，别的就什么杂念也没有了。什么接吻、碰一下手，想让她做自己女朋友的想法和意思的杂念压根就一点都不存在，也不敢有。那时受旧的家教影响，年龄小是不能随便谈恋爱的，早恋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而且"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一点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正是在这朦胧与根深蒂固中，春去秋来。。。。

　　一转眼，二年的学习生涯就结束了。

　　毕业前，学校组织了一次实习活动，地点在天津。

　　浪漫的海河，给我们彼此增进交往提供了机会。夏夜，从实习工厂回到住处的同学，吃完晚饭，大多都三三两两漫步在海河边，我们也偶有单独机会依在护栏上，看着与家乡不同韵味的河水，在一起谈论，聊着与我们之间不相关的话题，他人、这座城市和即将毕业后的规划。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确确实实是那个时代青年男女交往的常态。

　　而真正有心照不宣的感觉，是在得知学校决定毕业实习，在离开天津前最后一天，大家有一天自由活动时间。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我的时候略显有些兴奋，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想法，提议既然是自由活动，就是说可以自由的自行安排外出时间和地点，敢不敢去北京？那一瞬间她的表情先是惊，而后显得迟疑。“去天津的劝业场和去北京的东单、西单、颐和园没本质区别”，我抛出一连串名胜诱惑她，”既然没有规定地域限制，也就不用担心违反学校规定的纪律”，我见她还在犹豫，也知道迟疑的所在，就开始进一步鼓动、游说她。”也是“，她从低低嗓音里滑落出二个字，看得出她并没反对。但还是纠结在影响和担心违反学校规定的纪律。那你可以找个同学一起去，这样会掩人耳目，那一刻我倒显得坏坏的老成，而那一刻的她，嘴角的酒窝和绽放出的笑是那么单纯，像初露曙光。当班主任宣布这已不是新闻的消息是在下午。我们三个人已弓在玄上，直奔天津西站卖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记得到达北京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忙乱中也没忘在站前留影，然后直扑天安门广场。而乘坐的正是四叔所在的十路途径天安门广场公交。连和四叔打招呼都没来得及。

　　站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仿佛就像被丢进大海里的几滴水。漫步在金水平桥畔，踩在通向玄武门的主道青石板，那种感觉就如同置身久远的亘古年代。虽说正值夏季天很长，但毕竟落日已下，为不愿打扰叔婶，我们是在距叔叔家不远的新街口一家专营面条的饭店，每人吃了5毛钱一碗面的炸酱面条,，饥肠辘辘,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根本无暇顾及举止。那表情，那神态在此后工作，有机会无数次到北京，每每经过新街口那家饭店，都情不自禁浮现出那清晰的场面。吃完饭，我们从新街口，是步行走到三条三号，靠近后海叔叔居住的家，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雅清姐和同学住进三婶家,我则住进四叔家。有四叔这个老北京的指点，经过一夜缜密规划，我制定出第二天行程的线路。第二天，一早我们先是沿着后海走到北海，当然那时的后海于今日享誉海内外不能同日而语，四叔说北海九龙壁是值得一看，这是走后海到北海的理由。从北海出来，乘上有轨电车到动物园，游完动物园，又乘上去颐和园的车，从颐和园北门，又上了去往香山的公交车，一路马不停蹄，从香山下来，已是夕阳西下，在赶回到北京火车站，已经晚上九点，在排队买票的过程中，我们还在为一天的旅游成果开心不已，在排到我们买票时，被告知去往天津火车票没票了。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顿时让我们不知所措，被泼了一瓢冷水，好在冷静之后，我告诉雅清姐你们别动，就在这等着我，我去找五叔，我从北京站一路跑到崇文门。哈，不止一千五百米，上学时学校中长跑运动员的速度和耐力此刻用上了。在北京医院家属楼找到五叔，他陪我返回北京站，终于买到晚11点，当晚最后一班火车票。其实那时还是没社会阅历，只要和售票员讲清必须返回天津理由，是会卖的。凌晨4点，我们三人一脸疲惫，总算回到旅馆，此时只见她长长的松了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没有违反学校规定的时间，这一点她很看重，不能影响全班回沈阳的行程这是组织纪律，对她很重要。这次北京之行，用现在时髦话，叫组织、策划、执行，兼导游、摄影于一身。我始终偏执的认为没有机会成为一名摄影师，是摄影界的损失。对摄影的内涵，在摄影的角度和对光线运用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本能的理解，以及对摄影特殊地感觉。那个时代玩的是光圈、速度，讲的是技术。现在只是举手之劳。

　　整整一天,我们玩遍了北京的北海、动物园、颐和园、香山。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

　　从天津返回学校，大家开始忙碌毕业的事情了。在她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约我出校门走走。哈，有了天津、北京的交往，二个人再在一起已是有了几分自然的成分。少了顾及、不自然、腼腆、羞涩。那天，我们是围着学校的驻地一共转了两圈。走一圈需要近一个小时。清晰的记得，学校的右侧是家工厂，紧邻着工厂是一家研究所。学校的左侧是生活服务区，有饭店、商店之类的。学校后面是一大片农田和菜地，当围绕学校走完第一圈，那种意犹未尽，我们心照不宣默默的走过了学校的大门，又沿着那条路走了一圈。期间互送了日记本，当然也有离别的赠言和祝愿，我的宏大志向：“摄二本影集，写一部书”就是那时端端正正，工工整整写在赠送她的日记本赠言里的。尽管我们很小心，尽管走回到学校门口，已经夜色朦胧，在走到校园门口，我们有意分开保持距离，尽管回到学校我们一前一后，但还是被老师、同学看到了，只是大家都没有了兴奋点，也许是都在忙自己的事，在忙各自分配去向。已再没了以往的关注的热情，没了闲暇时间顾及别人了。

　　记得，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她回身停住了，眼神是那么的期待的注视我足足有一分钟....."明天会去送我吗？“，”会啊...一定会送的...我当然是脱口而出"。她默默的先走进了校门，那一刻，她的背影象胶片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但第二天，我还是没有送上她，至今我都不肯原谅自己。尽管我确实是去了，但却记错了车站。她是在沈阳北站上车，我却神魂颠倒的跑到南站，等啊等...直到距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才如梦初醒，又象顿开茅塞是的，啊!......是记错了.....是北站。那一刻，一股凉气，一直从头顶窜到脚底，随之是冷汗。那时也没出租车之类的，还好有趟南站到北站的有轨电车，还好南站与北站之间并不远，等我风风火火赶到北站，那时的老北站，站台与检票进口只一道围墙，只有一步之遥，我直接冲上站台，眼巴巴的看着雅晴姐，乘坐的那趟车就剩列车尾部的轮廓，并渐渐的消失在弯延的轨道线上......今天我能想象，在站台上，她等着我的心情，等不到我孤零零一个人上车，一个人离去...就这样的告别了生活过的城市的心情...。我真是世界上最蠢,最笨的笨蛋.....

　　如果说这还不是命中注定没缘。那么，工作之后我和雅清姐的联系，又通过书信建立了起来，并再次把机缘呈现在我的面前，可我又一次错失了最后的良机。

　　1982年，在分配到企业工作不久，我被调到公司工作。也许是刚到新环境，新的工作以及与下属三十多家企业的沟通，需要时间和精力，淡忘了与雅晴姐的书信联系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一天，原单位（是一家三千多人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一个同事到公司办事，无意间在办公室走廊碰到了我，他象突然想起什么告诉我，在厂门卫看到有我的一封来信，而且好象已经很长时间了.......。不久后，我抽出时间去了趟工厂，（工厂距公司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但信却没有再找到。。。。再后来知道，那封信是她告诉我马上要从实习单位重新分配到另外一家医院，就这样我们又失掉了联系。也是把最后一次机缘拱手送给了别人。

　　闲暇我常常会想起她--我的雅清姐，想起学生时代的那段往事....

　　1986年，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起大落。结束文革的改革初年，"振兴中华，为中华 民族之崛起而读书"，以及"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口号振奋着每个热血青年，那时用恶补文化知识，来追回时间，是每个充满理想和抱负青年的实际行动。每天一下班，骑上自行车不是回家，而直接去补习。在通向各大专院校的路上汇成浩浩荡荡人流的壮观景象，就如同现在下班车堵的人潮，恶补是那段时间的文化一种时尚。可随改革的深入，让我在这进程中嘎然而止。结局是我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却下岗失业了。解放生产力，转型行政性公司是当时的口号和发展趋势，大方向是对的这没有错。但在没有规范的约束机制下，权利、私欲像酵母，在改革这块蛋糕机体上肆孽、膨胀、发酵。体制改革变了，味走了调。大权在握的公司、局领导以权谋私。为私利、裙带关系，借公司转型之机，把没关系，没背景的年轻、年富力强的人都以种种理由清理出公司，这和演变成当前买官、卖官是是一脉相承。代之进来的全部是几近只差一、二年退休的关系人，这些人拼命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目的很明确，保住退休后能够享受到的一切待遇。改革成了名符其实的权利、私欲的再分配、大洗牌浴场，而且绝对是裸浴。一切对错，只要高举改革的尚方宝剑，就可以理直气壮，所向披旎，无往不胜。而公司毫不夸张的成了一所养老院、敬老院。我做为医疗器械这种专业公司唯一一个学医疗器械专业的毕业生，依旧在被踢出去之列。我质问找我谈话的组织部长，（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在组织部长找我谈话的前一天，快要下班时，一位主抓生产和技术的经理叫住了我，说找我谈话，大致意思：最近体制改革，闹的公司里人心惶惶，你不要受影响，被这些左右，要安心本职工作。这在当时是领导谈话的一种模式，是对工作安排的定调。但第二天事情就变了，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就是那天晚上，有人想进公司，通过关系找到局长，局长一个电话要公司给予安排。就这样，我成了那个挑来选去，最后一个被拨离的人）。“这次改革行政公司，人员去留的标准是什么？”我问找我谈话的组织部长，“你没有资格问！”，“这叫改革你懂不懂”，“一切听从党安排”。“别忘了我不是党员”，明明是拿冠冕堂皇的帽子压我，我回敬了他一句，“你不是团员吗？”“团员要由团委找我，我已经到了退团的年龄，更何况人事变动是不是应该由人事部门找我谈。”用组织部长这个职称找我谈，无非是想用大块头的帽子震慑我，这点我是感觉得到的。这位觉得我丝毫没给他面子的组织部长，气急败坏的一拳砸在桌子上,指着我：”没想到你平时,不吱声不吱气的，关键的时候还又臭又硬。“我甩门而走，”随便你们好了，我还年轻，有机会，会看到结果的。”这是我留在公司的最后一句。那年我二十九岁，也许是血气方刚，也许还抱定着从十年浩劫走过来的党，不会再容忍，也坚信侵蚀它机体的不正之风不会是无忌惮的存在。因为那时正是全国上下热烈讨论真理的标准。从公司下来，我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这种借改革之机，大兴旁门左道的行径，但都石沉大海，虽然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部门仗义执言，但也只能行使新闻职责将信转交市政府，市政府转给了市医药管理局处理，那时，正是震惊全国整个市政府三百多人同时落马的慕绥新当市长，正忙着为个人大敛钱财，绝不会过问这点小事。可想会是什么结局，一个字更惨。更可笑的是我竟然有一封信，是直接交给市医药管理局局长的。就是这位陈局长把我请出公司的。我彻底迷茫了。虽说此后从90-96年期间有回母校、在医疗器械报社工作，以及到医疗器械研究所工作的机会，为了坚守我执着的那句话，近似于固执的坚守、固守承若，认为会有一个结果。并认为，也坚信，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问题，可又一个29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最重要、最紧迫的却是面对即将退休年龄，而没有劳保的窘境。如果那时放弃固执的坚守，或许是今天经历过岁月与年轮的沉淀与碾压之后，也许会有所不同。

　　在那段时间，能回忆学生时代那段往事的心境，随时光已与我渐行渐远。

　　在沉寂的二年中，我把自己封闭式的全身心埋在省、市图书馆的书海里，”知识就是力量“，一直是燃烧在心灵深处的无法泯灭的火焰。这也是我唯一能做到、能左右的事情了。

　　1988年是我人生获得的第一个专利。那一年夏秋，第一次独自远行，一路南下去了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出远门走最远的路。去见只在一本科技类杂志给我灵感的郑集教授，从杂志信息里获得，作者署南京大学。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营养学专家，博士生导师郑集教授。前一段，还看到了102岁时，他写的一本书，感慨万分。当我坐在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他的理论，我从可实施的实践角度解决了，“肠道排毒在进入中老年后尤为重要,重视肠道排毒与衰老息息相关”这是他发表在那个杂志上文章的核心内容。而我是初生牛犊不惧虎。也好巧合，也好搞怪，申请的专利与今年春节人们争相在日本抢购的马桶盖功能是近似的。后来哪项专利转让了900元。作为当时工资38.60元，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时，人们已津津乐道的开始谈万元户了。

　　这期间，刚刚退休不到三年的父亲离开了我，我知道和我有关，母亲一直身体很好，是长寿世家，接连沉重打击再也支撑不住，很快病倒了，并在父亲离开一年后的那个相同的日子也走了。今天当我到了父母的年龄我才真正懂得，文革对他们自身身心的摧残，他们可以挺下来，因为有责任和没完成义务的信念让他们必须坚守。但对子女的不公，一个在他们眼里那样努力、勤学、上进、刻苦、吃苦，在改革提倡：”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又都兼具的情况下，竟然国营、国家干部一夜间，怎么说没就没了？这种打击他们无法承受、更无法接受。这一点当时年龄的我真的还体会不到。妈妈在病重的最后几天，我陪她闲聊，无意中谈到爸爸平时总是一脸严肃，似乎从不关心我，妈妈告诉我，当得知我从公司下来的那个冬天晚上，”你爸爸是在院子里走了一夜。“这在我内心震悍了很久。处在当时失掉工作的我，除了偶有感到无所事事,而没了整天一张报纸、一杯水的单调枯燥的上班生活，不但并没生活压力,反倒是一种轻松。这和父母天塌感觉的远虑相佐。

　　失去父母，面对生存。1989年年底，我应聘了一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重新开始了工作。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又与大多数分配到外地的同学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这期间断断续续的获知了雅清姐的一些情况和确切的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一所部队医院。1990年春节刚过，我迫不及待的起程了。那时的交通还不便倢，如果是今天去巴林左旗，从沈阳走高速公路只需一天就可以到达，但那时需要先乘火车(每天只有一趟从北站出发到赤峰的慢车，在赤峰换乘每天只有一趟长途客车到巴林左旗。整个路途近似一个正玄波的波形。形象的比喻，从沈阳走高速公路，就是走那条横轴线，而那时去巴林左旗，要先乘火车到赤峰，再由赤峰坐长途客车到巴林左旗，走的是弓背，赤峰就是那玄的最高点）。那天，当列车快要低到达赤峰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巧合的是在火车快到赤峰的前一站，车上的人几乎已快下光了，我坐的位置是三人一排的座位，我这边只剩下我一个人，对面也是剩下一个人，因为是冬季，天黑的早，剩下的人已是一副惺忪的样子，坐在我对面的人，也许是百无聊赖漫不经心的问我去那里，我这才注意到面前的他，瘦瘦的，带着宽大黑边框眼镜，一副老城的样子。(我想，说去看一个自己无法忘怀的人，总是不妥。)我顺口说出一个也在内蒙的男生名字：“去克什克腾旗“，他注视了我好半天，眼睛里从惺忪到放出光，这才说出：“你去那里干什么?“我说：“去看个同学“,他又问“叫什么?“我说：“刘海学,“他似乎象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一样，刚刚还在打磕睡，这会一下振作起来“他是我好朋友的弟弟”语调带着兴奋。蒙古人的豪爽气出来了,“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管了，跟着我走好了!”我又问了去巴林左旗怎么走？哈，不经意间，路线变更了。他说从克什克腾再去就很近了,当晚我们住进了一家宾馆,第二天一大早，四点多钟他就排队去了，(否则买不到当天车票，就还要再住上一天)。这些我全然不知，多亏了那位仁兄，八点钟他一身寒气的回来了，鼻子、胡须、眉毛挂着霜“还好，票买到了。走，干紧吃点东西，八点三十发车“。我已经给你的同学发了电报，看得出他工作也一定很干练。于是我随他先到了克什克腾旗，再去巴林左旗这以是第三天了.....

　　虽然，已过了春节，但对内蒙古大草原，却没丝毫的春意。风很大，裹着飞沙透过残破车窗打在脸上，痛的要命。汽车从早晨的8.30分从赤峰出发，出了城，就顿觉被丢进了戈壁荒原，举目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无际的黄沙，漫天遍野，根本不是想象中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内蒙大草原，而是风沙漫天，沙浪滚滚。如果不是记得是在去内蒙的路途上，看着翻滚着沙浪的隔壁荒原，大有驶近塔克拉玛干的罗布泊感觉，风裹挟着黄沙吹在汽车上面，就象冰雹砸下来，车顶上面被砸得嘭嘭作响。风刮的汽车踉踉跄跄，几次给人的感觉，车似乎会被肆孽的狂风掀倒，一路都在担心东倒西歪，完全是一副踉跄醉汉模样，每时每刻提心都是悬着的，防摇摇晃晃的汽车，不知会在一个什么时刻突然翻倒或抛锚。还好，始终是有惊无险。远远看到的黄沙，海浪般涌动着，翻卷滚动着，瞬息间又变成一座座沙丘。在很远处看到的沙丘，当车行驶到跟前时沙丘却会走掉了，在戈壁沙漠消失的无影无踪。汽车在当地人称做国道的沙石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终于在晚上6.30到达了克什克腾旗，我的同学在瑟瑟寒风中，已经在那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内蒙人的酒量和喝酒的风俗,此后成了我津津乐道的事情,那是后话了)....

　　再次见到雅清姐,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她依旧是那么美丽,依然一脸的微笑,依然一笑露出一对酒窝，但眼角爬上来的细小的皱纹，让人感慨匆匆走过的岁月,身边还站了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一眼就看出是复制品。呵，一模一样的，小家伙愧生生在用一只小手抓着妈妈的衣角。不时向我张望又迅速的把脸贴在大衣上“快叫叔叔“,"叔叔好"他说的同时，却把脑袋径直埋进了妈妈的大衣里。记得那是1990年3月17日，那年我34岁,我依旧还在和我自己生活。就这样，当我们四目相遇，相遇的那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我们对视着，又滑开了，滑开了又交汇到了一起。一切如旧。但不同的是我们共同站在了一个陌生的干燥，而又刮着西北风沙，空气像被黄色涂料染过似的偏远的小县城...这是我们所料不及，谁又都不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