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已过去好些天了，照列是阴雨绵绵。时晴时雨的仿佛早早入了梅。电视台来家采访父亲，聊了聊父亲入选道德模范的事，都说这在上海书画界还真是第一个。又听说两老琴瑟和鸣已整整七十八载，惊讶中满是羡慕。父亲说，给你们看看当年的那张结婚证吧。我随父亲进了里屋，父亲在大厨的底层取出一只盒子，看来是专门存放“宝贝”的。就在父亲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张比八开纸还大出一截的手绘的结婚证书时，我突然看见在盒子的角上有一只很小的毛泽东像章，我轻轻拿起，用手指抹了一下，竟依然泛着金色的光。

　　能听到记者们看“结婚证”时的阵阵惊叹，听到母亲在一旁带着难言的满足却又嗔怪道，“什么呀，十年八隔缩的东西还拿出来显宝。”但我已回到了四十七年前，也是个闷热的夏夜。我挤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边的小巷里，为的是购买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整个文革期间第一枚“毛泽东像章”的首发。我挤在人海里慢慢地向前挪动，那时文革刚开始，天真携着虔诚，尽管人贴人的汗臭弥漫，秩序还正常。正当我随着队伍要转入王府井大街时，只见同学小刘涨红着脸站在给警察站的圆台上，使劲引长了脖子朝这边张望，他知道我来这边买像章，一定等急了。这时他也看到了我，立马冲了过来，“不好了，不好了！”气要噎住了似的，“你家……”我赶紧捂住他的嘴，我已猜出个大概，“你小声点！”他还在喘，“你，你姐来长途，是打到招待所的，听说是找你，我就接了。你姐说，你爸被斗了，家也抄了，让你赶快回去！”我虽说隐隐有些预感，就我父母的出身，兴许逃不过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小刘见我没动，大声喊着“你怎么啦，还不快走！”我满脑子是我那书生气十足的爸爸和身子懦弱的妈妈，变换地晃动着。“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把我的东西理一下，到招待所弄些包子，我买到了像章就走。”我一边对小刘说，一边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直往上涌，控制不住的心与声音都在颤抖。

　　就这样当夜我就挤上了一辆南下的火车，车很挤，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找了个落脚的地方。车烦人透顶地走走停停，二十小时的车程开了两天两夜，小刘没找到包子只在我包里塞了两只窝头。心里的迷茫与苦涩嚼不出窝头的一丁点滋味，没有水，包里有一瓶我刚到北京那天给父亲买的二锅头。我摸着它，随着车轮在铁轨上不断震响的节奏，想着父亲的种种往事，父亲是一位教师，一介书生。在我眼里他是博学的，问他什么问题，他告诉了，还总会去找本字典或书来翻给我看。你要是见过他的笔记，无论是听报告的记录、备课的教案、学习的笔记本，清晰端正到每一页都像是钢笔字帖。我何等敬佩他的博学与认真。

　　那枚花了大半天的前涌后挤，加之心神不宁的最后一个多小时及五角人民币换来的像章,就放在衬衣的口袋里，紧紧地贴着胸口，我时不时不由自主地去抚摸它。原本来北京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就是为了能亲眼看他老人家一眼，哪怕一辈子就这匆匆的一眼。似乎便可为自己的革命热情增添无限的动力。这是否犹如伊斯兰教徒们的“麦加朝圣”，那时没有人探究。那个时代如我这样的学生对这位伟大领袖的崇拜是出于内心深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挚着与期盼。如今这般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时就是如此，而且决非出于天真！可我等不到了，我不得不往回走，而且是另一帮人几乎是出于同样的“革命激情”，但它给父亲、给我们家带来的却是灾难。

　　到上海已是第三天的傍晚，先去了二姐家，二姐说爸爸怕“牵连”我们，叫大家都别回去，我说没什么好怕的，我对父亲深信不疑，无论被扣上什么帽子，咱父母都是好人！但为了减少麻烦，姐姐坚持要我等到深夜，这才“悄悄”地摸了回去，我轻轻地拍响前门，父母都睡下了，妈妈起床心惊胆颤地问道“谁呀？”当我说我是“阿良”时，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心酸得拧了起来，门只开了一条缝我便挤了进去，父亲要起床，我挡住了。我记忆中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大人似地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母亲早就哭得泣不成声，自然是哭也不敢出声，我抱了抱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爹爹，姆妈，我们所有的子女都相信你们。”那时不太使用“爱”这个字，但内心涌动着的就是这份情感，这个字！我拿出了从北京带回来的两件礼物，那瓶2元4角的北京二锅头和这枚仅一公分直径的金色的毛泽东像章，我将它郑重地交到父亲手里，这是一个儿子在那个被扭曲的时代很“滑稽”地对自己的父亲在政治上所能表达的最严肃的认可。父亲捧在手里，仔细地看了看，还是离不开用他惯有的艺术眼光说了句“很像，很精致。”但接下来的一句话，能让人心酸一辈子。他喃喃地说“我现在不能戴，但以后一定会戴的。”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一个对共产党如此忠诚，对子女如此严厉的知识分子，在被委屈到此等地步的时候，依然深怀着那份敬重坚持说一定要戴的。这句话几十年来历历在耳，耿耿于怀。记得五十年代父亲四十岁生日时，请亲友们到家聚餐，他那天唯一向大家“炫耀”的是他很认真地描绘了一幅毛泽东的头像。我临走时母亲从抽屉里摸索着拿出五元钱给我，我说二姐给过我了。当夜我就走回了十里地外的学校。我已记不起那夜的月色，我一直自认为有能力要去接好共产主义事业的班，似乎有一种时代赋予的使命感，但革命为什么处处夹杂着荒唐与愚昧呢？我的心一时间就如同这黑夜一般浑浊……。

　　母亲曾告诉我，那枚像章父亲在被平反的那天一早就别在了中山装上衣口袋的正上方，第二天他就把它取下了。记得在毛主席辞世后的追悼会上，又拿出来带过，没想到至今如此珍惜地保存着。

　　我握在手心里，泪水止不住地淌着，为了那夜父亲的那句话，为了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说不清楚的情愫……可父亲却几乎没将自己的不幸与委屈挂在心上，平反后他便积极参与跟书画有关的社会活动。尤其是80年加入了上海文史馆，父亲的个性从原本内向寡言，变得热心于社会活动与慈善事业，变得风趣幽默。只有他的爱好、他的淡定没变。

　　“抄家”毁了他几十年的收藏，包括书籍与字画，而今他依然不断买书，一样地如获至宝地购买古籍书和画册，只是常听他说“今天在古籍书店看到一本好书呀，就是钱不够。”他从来不去想兴许这书原本就是他的，从多年前的废品回收站几经周转又出现在这里。是的他买回过还留着他眉批的书籍，他只是笑笑，笑那有趣的缘分。

　　他从不回顾，只往前看。难道他真的没记性吗？有时一起看电视里的鉴宝节目，看到某些东西，他会轻声地说：这个人的作品我也有过，尺幅还比它大些。说的时候看不出他有丝毫的懊伤。这使我想起曼德拉在他走出关押了他二十九年的牢房时说过的话，大意是：当我走了出去，从此就将所有的愤怒与仇恨留在了身后，否则我的灵魂仍将永远囚禁在那里。父亲不一定听说过曼德拉的这番话，但他恰恰实践了这句名言。他只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并毫不吝惜地捐赠给社会，传授给年轻人。他异常愉悦地爱着身边的一切，哪怕是阳台上的一支不知名的花。为此他才如此长寿。下个月就是他百岁寿辰了，我想到时让他再次戴上这颗像章，会的，他会的……

　　( 作者的父亲，即上海百岁老人著名书画篆刻家顾振乐先生，2011年荣获中国文联颁发的《从事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60年荣誉证书》；2012年西泠印社授予其“终身成就奖”，同年被上海市长宁区授予“道德模范”称号，2013年被推荐为上海市慈善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