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建国之后本来计划新民主主义搞三十年才进入社会主义，结果七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就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个错误比一个错误大，每一个错误都是以践踏人权、蔑视生命、伤害生命、牺牲生命为惨重代价。镇压反革命死了几百万人口，大跃进死了三千万以上，文化大革命死亡没有确定数字，据说死了二千多万。从目前所看到的数字来看，“文化大革命”虽然比大跃进死亡人数少，但其恶劣影响面极其广泛，波及社会所有角落，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人们的心灵受到重挫，社会道德全面坍塌，社会之乱触目惊心，利维坦怪兽吞吃社会。

　　犯了如此众多的重大错误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其中主要有：第一，专制制度。排在首位的是制度问题，是专制制度带来的恶果。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两千多年，也有好的时候，就是坏的专制制度也没有死这么多人。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人权概念，没有民主自由法治传统。第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只会产生包青天、好皇帝、好政府思想。第四，群众的政治心理。其中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制度决定政治心理，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当然，经济、文化、心理都会对制度产生影响。

　　专制制度也有好坏之分。民主与专制比较，都是坏政体，民主是坏政体中的好政体。专制制度可以分为好的专制制度和坏的专制制度，好的专制制度能使国家具有临时性的国泰民安，坏的专制制度会导致宫廷内斗、权力倾轧、你死我活、朋党纷争。专制制度的本性都是由好制度向坏制度转化，经由革命再由好的专制制度再向坏的专制制度转化，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两千年来的历史终究没有跳出好制度——坏制度——好制度——坏制度的专制周期率。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周期率跳转的历史，在这跳转的历史中，制度、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演进激荡，专制制度仍然唱着主角，政治心理也不可忽视。

　　多种解释却遇到了一个心理障碍，就是部分持绝对正确之偏见，把偏见当真理。部分人对“文革”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一个领袖本来做的事就错了，一些人却认为没有错，甚至死不认错，更不谈忏悔了。而且他们对于摆在面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于死亡数字他们或者认为造谣，或者认为水分太多，更为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击。他们还把对毛泽东的无原则捍卫投射到现实政治生活，他们甚至不可思议地视金正日为民族英雄，他们把重庆唱红打黑视为毛泽东思想的再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超凡魅力的领袖来满足他们的心理饥渴，重庆唱红打黑的违背法治、违背自由的错误做法及其失败并没使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有所改变，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捍卫唱红打黑，不是拒不认错，而是认为根本就没有错。

　　“文化大革命”必然有其心理发生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诸多政治心理学的分析和诠释，比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解释，阿伦特的群众无私精神解释，勒庞的大众革命心理解释，奥尔特加的大众反叛心理解释，群众的斯德斯德哥尔摩症解释。群众或者是因为逃避自由并以此逃避责任从而盲目服从领袖，愿意从领袖那里获得阳光、雨露，以此激活其英雄拯救的灵魂的渴望，或者以献身于领袖的事业无私地奉献自己，或者以“滥生的轻信”、“言过其实的夸大”、“短视”、“对理性影响反应的无能”而受一小撮领导所控制，或者因大众的反叛而失去了“道德的脊梁”。这对中国研究“文化大革命”很有启发，对于深入研究“文革”很有必要。

　　西方思想家伯林又给人们分析“文革”提供了新的线索。伯林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系统阐述者，他对任何事件的分析总是拿着自由主义的剃刀。他强调观念的决定意义，他用自由主义观念分析人们的政治心理。

　　“造就爱的王国需要血流成河”。伯林认为持有错误观念的人，也一定怀有极端的政治偏见。最有害的观念是某些个体或群体认为他们惟一拥有真理，“特别是那些关于怎样生活、成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真理”。而与他们不同的人，其思想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与疯狂的”，因此需要抑制和镇压。“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这些人拥有“看到那惟一真理的灵眼”，如果别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错的只是别人。他们追求惟一的目标，而且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甚至全人类相信他的目标的惟一正确性，如果对他们的惟一目标视而不见，如果不认可其惟一目标，那就通过暴力使其臣服，为了达到目的尤其是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因热爱真理而产生的偏见对人类历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些历史上的伟人、政治家、政客有哪一个不是挥舞着正义的旗帜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政治野心而牺牲了众多的生命呢？就是德国的犹太人也全都丧生于“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之手。极权主义者首先“加以摧毁或使之缄默的人是拥有观念与心灵自由者。”

　　偏见也是由偏见造成。伯林认为，绝对正确的偏见由两个偏见导致，一个是成见，另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因为封闭，因为感受到威胁，就为把邻居、邻族、邻国设想为邪恶、低下、荒谬、卑劣的，从而“将他们的恐惧合理化”。他们把这种偏见当成真实的知识，把这种偏见当成“民族自我满足与蔑视其他民族的剌激物”。民族主义是“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是“创伤的产物”。民族主义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总会找出“绝对正确”的“核心观念”，换一句话说，偏见是“民族主义的道具”。

　　伯林的“绝对正确的偏见”在其它一些思想家那里同样可以找到。《民主新论》的作者萨托利就对偏见进行过描述，他说，个人有不顾实情的意见，“即对实情所包含的证据公然加以蔑视的意见。”个人有一些意见同知情与否无关，“它先于知情，而且否认或拒绝知情”。萨托利提出了感情强度与极端主义的关系问题，高强度的人不具备正确掌握信息的素质，更不具备追求知识的素质，因为他“只寻找经过强化的信息，他只审批知识。”强度与极端主义成正比，极端主义所以极端，是“因为他没有怀疑，他总是知道，而且对他所知道的确信不移。”伯林与萨托利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对“绝对正确的偏见”分析角度不同，但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立场，那就是绝对正确的偏见是自由主义的敌人，是专制组成部分或者是专制的盟友。

　　面对“绝对正确的偏见”这样一个事实，伯林并没有束手无策，而是以他特有的自由多元主义进行化解。热爱真正的知识，尊重真正的知识，用多样性的知识打开人类理智之窗，使人们更富有智慧、谨慎和文明。“英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或最有价值的因素之一，正是那种摆脱政治、种族与宗教狂热与偏执的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与你不同情甚至根本不理解的人妥协”，“理解在时空中的其他社会是如何生活的；过一种虽有所不同却完全是人性的、值得爱、尊敬或至少是好奇的生活。”在伯林看来，自由、爱、知识才能化解“绝对正确的偏见”，使人类进入一个自由而多元的社会，爱自由，就是珍视多元，就要宽容异见，偏见也就失去了存活的空间。

　　对于中国来说，伯林的“绝对正确的偏见”之分析，具有其精致之处，其解决之道，凸显无力之感，因为现有的政治体制阻塞了自由的流动，爱的传播，知识的拓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让信息多元化，让知识具有多元性，让自由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常态，绝对正确的偏见才会有化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