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那次谈话后，年底，徐荣安就真的去了台湾，搬家自然是一大通的争吵与折腾，真的好像是失了场火。

　　那年冬天依旧是冷的，湿湿地冰冷着，又不肯像北方那样在山上水里大块大块地冻起来，反倒是湿冷冷地钻进人袖管里、头发里、呼吸里、毛孔里，没完没了地钻进钻出。弄得每个人都像是敞着大门，甚至是敞着身子的，没了安全感。

　　徐荣安没能带走女儿闻音，老婆和另几个小的孩子却都跟了去。当然，老婆是一路地哭着委屈着，冤得好像是被卖去金山当猪仔。可若叫她不去，她又不肯，想来一小半是出于爱，另一大半倒是不能丢了这张长期饭票。上海女人闹总归是要闹的，不过心里是实际得了不得，断不会真得丢了心里的盘算。

　　诊所退了租，家里的房子还留着。徐荣安是为了留给母亲和女儿住，而女人是想着留个后路，于是这次两人难得地意见一致。

　　徐闻音最后能够留在上海，主要是因为入秋后祖母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天一日日地凉下去，她的身子愈发地沉了，早早晚晚地昏睡，醒了总是念叨孙女闻音。老母亲这个样子，孝子徐荣安当然不能带女儿走了，闻音也顾不上和父亲吵去内地上大学的事，总是盼着他和那个家里的人赶紧都走掉，自己就自由了。再说现在也只能呆在上海，她是最爱祖母的，这时如何能走？

　　终于等到父亲和那个女人带着一群弟妹和七箱八笼，还有一屋子的吵闹出了门，上了车，闻音仍是神经紧张地跟着。汽车在弄堂口要拐出去的时候，徐荣安从反光镜里看着站在那里的女儿，心里一阵酸软，他想着她终究是个女孩子，终究是舍不得这个家的，便嘀咕着说还是不应该留下女儿一个人。女人已经收了悲凄，一旁冷冷地说：不要自作多情了，我们走了她未必不高兴。正在女儿身上找回她母亲影子的徐荣安突然提高了声音发狠地喊了句：她是替我尽孝！

　　女人不再吭声了。他却突然失落下来，心里知道这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一样，是不需要自己的。他把眼光收回来，摧促司机快点开。

　　闻音并不知道自己父亲这一起一落的心思，她不放心地盯着汽车消失后，站了一会，又干脆跑到弄堂口去看了一下，这才安心地回家。弄堂还是那个弄堂，却似乎一下子清静宽敞了许多。

　　父亲一家走了没多久，祖母的病时好时坏地渐渐倒算是正常了，毕竟人老了，只要过了冬天，开春暖和起来自然就会好的，徐闻音的心也就放下了不少。三姑母的两个孩子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台湾，三姑母和祖母就一起搬来他哥哥的房子住，这里条件好，暖和。二姑母也搬了来，她和三姑母一起搬进来倒也是一种平衡，一个瘦一个胖；一个话不多总板着脸，一个总是微笑着话却太多；一个让闻音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一个让她感受到无限的宽容。不过，她俩虽截然相反，却从不吵架，其实文德里的人几乎都是不吵架的，特别是姊妹们。

　　10、

　　教会书房开始大量地集中出版了很多属灵书籍，闻音他们一般年轻人都非常涌跃，出一本看一本，赶着看完了，周末大家见面时就七嘴八舌地分享心得。他们很兴奋，也觉得很稀奇，这些属灵书籍，过去想想都觉得枯燥无味，根本没有兴趣翻开，现在一打开，一读进去，竟然是一个那么奇妙的天地，句句都带着甘甜的智慧。那些日子，他们在校园的角落或是宿舍中，捧着这些封面朴素、印刷简陋的书籍痴读，并不让人感觉特别，因为还有许多青年学生手上捧的也是这种样子的书，脸上的表情也和他们一样激动。只是一些为了永恒的天上的国，一些为了即将来临的新中国。

　　那段时间，教会的祷告会和讲道的主题，都是围绕着“绝对”和“受苦”的心志。这种主题似乎特别适合那时的年轻一代，徐闻音在这些聚会中总是激动得微微颤抖，每当这时若廖英君不在身边，她就会感到非常可惜，总是聚会一结束就要冲去找他，和他分享听到和感受到的点点滴滴。但常常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和李依萍一起去。

　　这段时间，祖母有姑母们照看着，闻音的心就完全放下了。她特别享受的就是现在每次回到家，听见的都不再是吵闹声和弟妹的哭喊，而是极和谐的赞美诗歌声。她最爱听瘦瘦的二姑母和胖胖的三姑母的合声，有时她俩并不在一个屋里，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客厅或是卧室，她们也能一应一合地唱到一起去，真是说不出的美。

　　那时教会已经搬到了南阳路，教会组织了许多特会，造就的、布道的，还有各种各样为了特会开的祷告会等等，仿佛是在与时间或是与战局赛跑……

　　寒假中，徐闻音和李依萍仍是天天见面，她们一起参加了李弟兄在锡珍女中召集的，为期一周的读《圣经》聚会。他一共讲了二十八种读《圣经》的方法，听的会众鸦雀无声，不要说是一根针掉到地上，就是风把谁的头发吹拂起几缕，都会感到羞窘，生怕惊扰了神圣的灵的相聚。

　　那么多人坐在一起，却仿佛每一个人都在独自倾听，每一个人都在屏住呼吸，看那个人如同神人一般为自己打开一条条通向神的通道，为自己一张张揭开《圣经》句子上蒙着的绢帕。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独自在自己的黑暗中，经历着那个人从他们的眼前揭开一层层黑布的过程。

　　光，一点一点，心惊肉跳地透进来……

　　这场聚会是凭通知牌入场的，廖英君不是聚会处的人，虽然来过多次，但也不是骨干同工，当然没能参加。闻音和李依萍就天天把学到的向他再讲一遍。一周的聚会结束后，他们三个仍是意犹未尽，就在各个大学团契中跑来跑去，不肯漏掉一场聚会。即便在往来的路上，他们或者热烈地交谈，或者各自捧着油墨未干的新出版的李弟兄的书狂读。

　　年轻的心燃烧着，李弟兄说的话仿佛是一根根带着火的柴，不断地投入到他们心中的火堆里，噼里啪啦地炸裂着。徐闻音见廖英君也开始着迷地听那个人的道，看那个人的书，心里就与他更是亲近了许多，莫名其妙地有着一种幸福感。那梧桐树下的一幕早就被她用厚厚的白帘子遮了起来，就像她在家里窗上挂的帘子一样。继母曾多次叨叨说这厚白布帘子不像样，一点光都不透，她说为了睡得好，其实是想遮住弄堂里的那个“世界”。

　　祖母和三姑母住过来后，也问过她关于窗帘的事，她实话实说了，心里暗自以为这也是一种“绝对”，祖母的眉间皱纹深了些，目光有点担忧地看着她，随后又恢复了平静说：弄堂里也不就是世界，再说遮起来它也还是在，不当它是世界它也就不是了。闻音听着不太明白，但她过了几天倒是拿下了那帘子。不过，反正她基本上不在家，虽然是在假期中，徐闻音仍是每天在外面忙到半夜才回家。祖母和姑母们知道她是去参加各种聚会，不担心反倒是高兴，庆幸这一代中有如此敬虔的孩子，也就不枉费了她们多年的祷告。

　　除了走路，徐闻音、李依萍、廖英君他们三个主要是坐电车。电车开得很慢，咣当咣当地沿着轨道滑行在上海几条主要的马路上。报童喊着号外兜售新闻，有的还窜上窜下地把报纸递给电车上的人。那是个动荡的日月，三大战役后，节节胜利的解放军已经逼近长江。车厢里的人神色匆匆，车窗外的人行色匆匆，人们开不开口都一样在慌乱地议论着战事和上海的前景。而他们三个却只是低着头读《圣经》，好像周围的一切与他们无关，上海与他们无关，中国也与他们无关。

　　他们常坐过了站，也不着急，只是等车来了再坐回来，还是一样地低头读《圣经》，心像是被“安宁”的膏油封住了，听不见也看不见，更感觉不到外面的世界。那时，他们感觉是幸福的，他们相信这就是“在地若天”的属灵境界。不过，几年后，直到几十年后，徐闻音都将在对这段时间的怀念与怀疑中度过……

　　11、

　　聚会处在文德里时，圣灵的火焰仿佛是向内燃烧的，烧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甚至是烧在灵的密室中。那时，弄堂里和弄堂外是两个世界，人只要一走进文德里的弄堂，就仿佛走进了圣殿的外院，心自然而然地就肃穆了，等走进会堂，便像是进入了神的殿，感觉到脚下就是圣地，恨不得要脱下脚上的鞋子。但弄堂外的世界和世上的人却与他们有关又无关，文德里仿佛是园中的井、封闭的泉。

　　但从四八年到四九年，聚会处搬到了新置的地产南阳路，那时会堂还没有建好，大家在巨大的芦席棚中聚会，灵里的火焰却不经意地爆开了，点燃了南阳路，一直烧向整个上海滩。也许是因为战事？因为生死？因为前路不明的政权交替？相信自己灵魂已经得救，上了耶稣这条末世方舟的人们，仿佛是在一瞬间看到了大上海浮游着的灵魂。人总是因着眼见的而想起那眼不见的。

　　上海聚会处教会举办了几次福音大游行，前面举着白色的大横幅，后面参加游行的弟兄姊妹大都穿着白布做的福音背心，上面写着“耶稣爱你”、“人人都有一死”、“天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等等标语。还举着各种画着福音漫画的大纸牌和小旗子，又把新买来的大小铜鼓、喇叭和扩音器等都带上了，锣鼓喧天地边走边唱。

　　成千上万的市民拥在弄堂口，店舖前观看，洋派些的有闲阶层也在阳台上端了杯茶或咖啡来闲看，也或有从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张望的。虽然是在洋派的上海，中国教堂最多的城市里，看热闹的人中至少也有一大半是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的，不知道耶稣，也不明白福音，只是旁观着这一大队的白幅白衣，仿佛是送丧的，倒也合了那时的心境。

　　最引路人注意的是队伍中的两个胖弟兄，这两人都是上海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好，又特别爱主。平日，徐闻音他们几个学医或准备学医的年轻人就以他俩为楷模，现在看着他们的行头，又是乐又是佩服。两人中的一个穿着白大褂，在白衣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圣灵结出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走在他身边的另一个人则穿了件黑大褂，上面用白色的字写了许多罪的名字。

　　游行的队伍从西康路转到南京西路，然后朝着外滩方向走，一直走到外滩白渡桥边的小花园。若在平日，上海人即便再西化，也还是要觉得不吉利。而此刻这时局，无论是贫民还是达官贵人，无论是阁子间里睡眼朦胧的舞小姐，还是阳台上端着半杯黑咖啡的贵太太，心里都一同唏嘘着，感叹不要说人人都有一死，只怕这先是在给上海滩的繁华送终呢。

　　可惜这么轰轰烈烈的传福音方式收效却并不大，因为那时的上海人好像已经顾不上灵魂了，面对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的局面，各自忐忑着财产和身家性命。上海人一向是实际的，灵魂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是属于洋派的高雅东西，这类东西是属于吃饱喝足后的奢侈品，现在格辰光谁有心思关注宗教？反倒是这个时间的游行让许多弄不清也懒得弄清内容的民众，以为是在反对解放上海的示威游行。再加上，游行组织者因为怕沿路受警员的干预，就托人和警察局事先打好了招呼，这些情况到了解放后，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就成了参加游行者身上的罪名：参加反动的“白衣游行”。

　　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全国的政局和战局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一次青年聚会中，那个人用《约翰福音》十二章中耶稣的话教导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又说：学校就是你们的事奉工场，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事奉主，并且事奉主也不是在将来而是在今天。

　　那天，那个人仍然是穿着一件黑色的薄呢袍子，袍子的衣料显然很好，顺滑地从他高大的身架上了垂下来。他脸上的线条也是柔和中庸的，甚至坐着的姿式也一样放松，透着一种中国式的不张扬的潇洒。不过他的话却让每一个年轻人都感受到了一份紧迫，似乎事奉神、传福音的机会不多了，这种感受与上海滩的末日感混在了一起。

　　最近这些日子，这个神秘的，常常难见踪迹的李弟兄，却频繁地与大学生团契的年轻人在一起，专门为他们开各种培训和培灵特会。这让年轻的基督徒们立时感受到了使命，他们一边怀着感恩的心聆听他口中的每句话，一边心里被奇妙地充满了，激动地渴望被天父使用，甚至是为信仰殉道。

　　寒假结束后，徐闻音和李依萍回到了学校。圣玛利亚教会女校刚开学不久，女学生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地悄然离开，起初并不被注意。随后，学校和女生们尽量回避谈这事。再以后，退学随父母离开的女学生越来越多了，各种议论就一下子决了堤，肆意泛滥起来。

　　刚近四月，柳枝儿还没有绿定。据校方说暑假要提前放，女孩子们突然有了种生离死别的情绪，要好的，不要好的，都在纷纷互留着手头上拥有的各种联系方式，但她们谁也不知道漫长的暑假后自己还会回到学校吗？也不知道自己跟着父母会去哪里？她们及她们那些有钱有势的家长们，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谁也无法确保联络地址的有效期。

　　可是，正因为这样，这些平日骄傲的，特别在意西化的个性自由和隐私权的上海滩洋派大小姐们，竟一反常态地和里弄女人一样，渴望结伙抱团，渴望有许许多多的联系让她们像八爪鱼般抓住上海，这个熟悉的地方。

　　女校外面的世界更是早就乱成了一团，上海滩仿佛是一条巨大的沉船，有钱有权的人们急着逃离，逃不掉的和放手不了厂子店铺的，就只能抱着侥幸的心理把沉船想成一个岛，希望改朝换代能够止步于自家的门外。

　　当然，上海也有许多不满意旧政府的人，盼着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还有更多的低层百姓，城市贫农、棚户区的工人，他们盼着上海也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鼓足了干劲准备冲进那些深藏在梧桐树荫中的洋房里去。

　　五月，上海解放了。

　　十月，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