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女

　　1、

　　圣约翰大学是在中国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被称为“东方哈佛”。创建于一八七九年的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而成的。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官话和上海方言授课，一八八一年开始成为中国首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五年后，第一个实行全英语教学的年轻老师卜舫济牧师成了校长，并长达五十二年。

　　到一九零五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学校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座礼拜堂（圣约翰座堂）、一座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教学楼“怀施堂”，和另一座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思颜堂是为了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颜永京牧师。后来发展为拥有五个学院、十六个系的综合性的著名教会大学。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入公共租界，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四零年迁回原校址，就在中山公园附近。

　　圣约翰大学从三六年开始招收女生，四九年秋，徐闻音入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医预科。那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廖英君已经临近毕业。中山公园就在旁边，此刻的梧桐树应该已经又是一个金色的旋涡，旋进去天和地，但他俩没有再走进去。

　　徐闻音伏在床上祷告时，有时会闪过一抺金色，每次她都会被吓一跳。但她很满意现在与廖英君的正常关系，觉得这才是爱情，而那抺金色是极危险的，久而久之，那抺金色竟然露出了刀锋般的寒光。她也曾悄悄察看他，但从他的脸上看进去，好像他从未被那抺金色困扰过，甚至看不到那个秋天梧桐的影子。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再约她在中山公园见面。秋风渐冷，他们也宁愿徜徉在苏州河边。

　　第二年，廖英君毕业了，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开诊所，而是常常去内地参加各种为了传福音而做的巡回医治工作，他的心不在医病救人，却在传道上，医学仅仅成了他养生和传教的工具。他每次回到上海与徐闻音相聚时，谈的不是他在各处医的病人，而是那些病了的灵魂。

　　他计划要等闻音毕业后，一起去香港或美国读神学院。徐闻音心里却仍倾向于去内地的福音移民，去美国读神学院似乎并不符合聚会处的教导，虽然李弟兄自己也不止一次去过欧美，但她觉得去美国读神学院实在算不上一条艰辛受死的十字架道路。在聚会处会众的心里，西方公会是个不属灵的，空有宗教的外壳，缺失敬虔追求的生命。那年年底，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西方传教士、公会牧师们纷纷被迫离开中国时，徐闻音心里并没有任何波动。

　　没等徐闻音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医科毕业，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就拆分了。五二年在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一方面因为当时新中国的教育政策是模仿苏联，大量削减综合性大学，改办专科学院，综合性大学的相关学科合并重组；另一方面因为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也开始与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原有的教会学校大多都被拆分了。

　　圣约翰大学被拆散并入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等多所高校。其中徐闻音就读的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随着大学的分拆和重组，各大学中原有的学生团契都被打散了，而同时，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就分散进入了上海各个大学。作为土生土长的聚会处地方教会，因为没有西方公会的背景在当时并未受到波及，他们开始积极地加强学生工作，青年学生信耶稣的人数明显增加。五二年圣约翰大学、震旦和同德三所私立院校的医学院合并后，暑期中三所学校的学生基督徒们就开始在一起聚会了。

　　入读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的李依萍被并入了复旦大学，她参加复旦新建的学生团契，平时越来越少机会和徐闻音在一起，只有廖英君在上海的日子，他们三个才会聚在一起。虽然李依萍也是在南阳路地方教会聚会，但她却支持廖英君去美国读神学。徐闻音不以为然地笑她说，她不是支持他去美国读神学，而是支持廖英君的任何一个决定，毫无主见。

　　李依萍一时语塞，想想她说的也没错，虽然自己没有这样想，但事实上这些年，廖英君的任何一个决定她都很自然地觉得正确。只是，闺蜜闻音才应该是如此无条件支持的人，她却反而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男人不应该是女人的头吗？作为未婚夫的廖英君理应是闻音的头。那么自己的“头”在哪呢？有近乎“完美”的廖英君放在那里，李依萍就觉得实在是寻不出一个可以加入他们的青年来。

　　他们三个常常约在哈同路的那家咖啡馆见面，教会早就从文德里搬到了南阳路，虽然这家咖啡馆离两处都很近，但每次约到这里，总让他们觉得有一份不言的对文德里的留恋。不知为什么，对文德里的留恋竟成了他们友谊和信仰的标志。

　　那间咖啡馆不大，外墙贴着红砖装饰的墙面，里面是米色暗金花墙纸，金色已经黯成了咖啡，墙纸的花型却更立体了，好像是抺去了轻浮的成熟女子，隔了重重叠叠繁复的窗帘，安全地冷眼旁观着外面变化的世界。

　　与大门对角线的屋角，那个四人沙发座是他们常坐的，桌上有盏老式的铜台灯，灯罩是几块彩色玻璃拼嵌的，粗糙地仿着蒂凡尼台灯的样子。五彩的不够透明的厚玻璃将灯光压向斜下方，李依萍总是静静地待在台灯后面，将脸安全地放在光圈外看着徐闻音和廖英君之间的争论与共鸣。他俩时不时就会转头问她的意见，那时她就将眼光滑到灯罩上，不置可否地沉默一会微笑一会，说一二句或不说。其实她早就发现他们并不在意她的回答，他们问她的时候只不过是交响乐中的一个音乐休止符，音乐还会继续。

　　这两个人身上的激情她都没有，那盏仿制的蒂凡尼台灯的灯罩，总会让她想到一个家、一间卧房。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再平庸不过的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女人，一间有着盏蒂凡尼台灯的卧室，和这个时代，和她的信仰是何等地格格不入啊。

　　2、

　　五五年六月底徐闻音结束了在医院的实习，毕业班的学生并没有马上被分配工作，而是在七月初返校后就立刻参加了肃反学习。五月开始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首选是针对文化教育界，因此高校就成了运动的重点。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二百多名毕业生全体集中留宿学习达数月之久，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被“继续帮助”，问题严重的则留校隔离审查。

　　这次肃反可以算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文字开刀，运动一开始就是针对文艺界的，但和之后的所有运动一样，基督徒都是陪绑的。虽然中国基督徒既不关心政治也缺乏关心政治的能力，但他们因为属于异类，因为基督教天然地似乎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关，所以几乎成了各种运动中充数的阶级敌人，并且在平反中也属尴尬的“边缘人”。

　　上海第二医学院中的基督徒，不管是骨干分子还是连主日都不常聚会的挂名基督徒，都被一视同仁地“重点帮助”着。除了必须交代家庭出身、阶级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交代各人所属的教会、参加的学生团契，还要事无巨细地交代所知道的校内基督徒情况和活动。

　　那段时间，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彼此，校园内的年轻基督徒们彼此都不说话，甚至尽量避免碰面，他们又出不了校门，回不了家，当然更无法去参加校外教会的聚会，每一个人都像是关在自己的囚室中。

　　这时的他们是格外需要神的，平时他们在忙碌中天天提醒自己，要进入与神独自相处的密室，但却没什么时间。偶尔独自去和神打个照面，甚至不用仔细感受，他们就能确认他就在那里，就在他们心灵的密室里随时等着自己。然而现在，他们一个个被迫独自进入了自己的密室，却发现那里面的神是模模糊糊的，是一种忽而聚成形、忽而散成气的，不确定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发现密室里空无一人，神没了。

　　那段日子是漫长的，其间李依萍来找过闻音一次，其实那次她俩没敢说什么，或者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李依萍只是惊怕地压低了声音哭，徐闻音只是直着脖颈坐在一边。她原本也是怕的，并且和李依萍一样对社会和政治因完全无知而感到惶恐和委屈。但李依萍一哭她就坚强了起来，甚至忘了自己的软弱，心中生出对她的不屑来，徐闻音觉得自己是可以为这个信仰死的。

　　她对李依萍也是对自己说：不要动情，七情六欲都是罪！要“死着”面对世界、面对一切，你就刚强了。

　　李依萍在徐闻音面前哭完，心里就安定了，她对她一直有一份依赖。她记住了这句话，她走了。李依萍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自己可以依赖闻音。

　　那次见面让徐闻音和李依萍都受到了额外的注意，她们分别被要求向上级汇报见面的所有情况，因为两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大学，被怀疑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基督徒组织串联。

　　两边的领导分别对她们说：对方已经全部都交代了，你怎么还藏着掖着躲躲闪闪？两个年轻的女孩并不懂这只是一种审讯常用的方式，而是信以为真了。李依萍的哭泣和徐闻音的那句话都被交代了，再问就没有了，但领导不会相信仅此而已，好在仅此也已经够定罪了。

　　七月底，对徐闻音的“帮助”就升级了，她被隔离审查，不仅不能越出校门一步，还有一个政工干部专门来负责她的“案子”。无论白天黑夜，她都要随时准备被找去谈话。学校还指派了一个共青团员的女生，形影不离地“陪伴”她，同时睡，同时起，连上厕所或去洗澡都必定跟着，不过，上级不允许她们之间说话。

　　带着这么个影子，在宿舍楼上上下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学生们开始看着自然是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徐闻音心里却出奇地平静，她不在乎别人的怀疑和鄙视，也对偶尔传来的怜悯同情的眼神无动于衷。

　　起初，她心里还希望能与同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眼神相遇一下，哪怕只有几秒种，或者只是交错一瞬，她都希盼着能从中取得一份力量和热度。但他们大多避开她，也有几位不避开的，甚至有个别想用目光来坚固她的，她又避开了他们，她特意地绕开走，以免“眼目传神”牵连到对方，也免得自己多一份要交待的事。

　　九月的一天，大表兄突然来学校找到她。他当然不可能直接找到她，而是经过了审查组的领导，由那个负责她“案子”的人带到她面前的。那人和那个女共青团员一左一右地站在他们身边，大表兄显然很紧张，双手插在淡灰条纹的裤兜里。她虽然看不见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但从轻微却高频波动的灰条纹上就感到了他的恐惧和战栗。大表兄比她大了十五六岁，从小到大，她都觉得他像大山一样稳健可靠，此刻见到了他的慌张，心里反倒有丝娇憨的得意，面容上却更是从容得近乎冰冷了。

　　大表兄说：祖母走了。昨晚。他不安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补充说：走得很平安。

　　徐闻音面上毫无表情，心里却打了个趔趄，随手抓来一根拐杖——就是李弟兄的一句话“一切都不动心”。她拄着这根拐杖站住，突然就觉得祖母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了。她不要动心，若只动头脑，一个基督徒的死岂不是好得无比？是息了地上的劳苦去天堂耶稣那里，何况这个老人已经八十九岁了。

　　当那个负责她“案子”的人对她说，经校方研究只能放她三天假时，她拉住了气愤的大表兄，平平静静地回答说：三天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