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这天，徐闻音回到寢室，见室内无人，心里不由地一阵高兴，于是她拿来床上放着的粉色系拼花布的手工垫子，跪在地上开始读《圣经》。这种跪着读《圣经》的方法她小时候就见过，长大后，特别是离开文德里以后，就对此很不以为然，觉得太夸张太形式化了。但当她最近也学着这样做时，无论她的目的如何，效果实在是令她暗暗吃惊。

　　她发现身体上的跪姿让自己的心里多了一份敬畏与领受，当她再读《圣经》上这些从小读到大的故事时，故事不再是故事，教导也不再是教导，而成了一句句天上爸爸语重心长的叮咛。有时，他的话甚至是幽默的，是妙趣横生的，每一句都是一个新的天地，都有着简单、直接，却寓意深长的智慧。

　　但她也知道跪着读经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夸张，无法让人理解，所以她一般都会避出去。其实寢室里通常也只有李依萍一个人，另外两个人大多数时间都不在，一个是常常住在家里的千金大小姐，另一个是花蝴蝶般的女校交际花。

　　闻音总是在清晨或傍晚去校外的小树林里跪着读经，有时也会去稍远一点的中山公园，跑几步或是快走几步，又是锻炼，又是走祷。但户外毕竟渐冷了，秋天又多风，加上近来中山公园是绝对不敢再去的……

　　那天，闻音跪着，时而读经，时而沉思默祷，时而微笑，甚至笑出声来，完全忘了时间。天渐渐黑下来，晚餐的时间早已经过了，她沉浸在读经中。其实，还有一个人沉浸在读她中，她们都忘记了时间。

　　那天李依萍并没有出去，她身上来了“大姨妈”，有点低烧，就静静地躺在上舖。乳白色的蚊帐垂着，女校里的大家闺秀不用那种薄如蝉翼的透明蚊帐，而是用一种棉麻的蚊帐。把脸贴近了，从里面能看见外面，从外面却看不见里面。

　　闻音的祷告声吵醒了她，她透过蚊帐的细孔看下去，被她那种很私人化的举动惊住了，倒好像这不是她们共有的寢室，而像是自己在偷窥别人的密室。她一时间又不好就这么出现，只想着等一等，她或者走了，或者结束了，再说，她也总得去吃饭的。

　　没想到她这么看着看着，却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宗教在她心里，在她的家里，始终就是一个时髦的事，一个上流社会必备的教养。祷告、读经，和弹钢琴、得体穿衣说话一样，是上海滩洋派的大家闺秀必需的每日功课。不过，祷告通常也就是谢饭，读经也就是礼拜六一家坐在钢琴边，唱完圣诗后听爸爸读的。从爸爸的脸上她看得出，这一刻是他最满意的，甚至也是小公馆和这个没有名份的家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今天，看着徐闻音读经祷告，她突然羡慕起来，因为好像真的有一位可触可摸的神在徐闻音面前，甚至是可以和她对话的。虽然李依萍自己看不见也听不见，但她真切地感觉到这屋里此刻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那第三个，就是她一直信着，却一直没有感觉到，也没有期待感觉到的神。这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震惊了，那两三个小时中，她想起了许多听过的道理，这些道理突然就从墙上书上走了出来，从格言和修养的壳里裂出来，活泼泼地立在她面前，挑衅地看着她。它们不再是神秘的，但这种真实竟然比神秘更让她既兴奋又害怕。

　　她终于忍不住地出了蚊帐，下了床。

　　那天，她俩都没想起来要吃饭，她俩挤在徐闻音的床上谈主耶稣，谈神的事。晚上熄灯后，她们仍停不下来，直到舍监来巡夜，在外面警告地咳了一声，她们噤了声，却忍不住地对看着微笑。待到巡夜的走远后，她们又兴致勃勃地聊个不停……

　　之后的一周几乎天天如此，她们同进同出，一起跪着读经，一起黑灯瞎火地聊耶稣。那一周里，她们甚至很乐意挤在一张小床上，两张兴奋发光的少女面孔，那么近地互相点燃着，然后烧成一片。

　　那些天徐闻音几乎完全忘了廖英君，也忘了那金黄中的尴尬。她的心思全在李依萍身上。李依萍成了徐闻音第一个带到文德里的新人，她第一次答应主日要去的时候，闻音兴奋得一夜没睡好，早上起来又怕她不来了，后悔自己昨晚不该回家，应该今早一起从学校来那就万无一失了。她早早地就去等在哈同路口，脸红扑扑地像是在等恋人，以至祖母以为她是在等廖英君。

　　一个月后，李依萍也在文德里受浸了。那天，她第一次见到廖英君。

　　廖英君是受闻音之邀来文德里观浸礼的，这让他和闻音都想起了不久前闻音的受洗仪式。徐闻音认为一切的过错都错在他是在公会中的，是个马马虎虎的信徒，因此她越来越积极地要说服他转到文德里来聚会。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说不用太急。

　　主就快来了，死就要死透，就是要向神绝对，这不对吗？倒应该和世界和罪缠缠绵绵、难分难舍？

　　徐闻音义正辞严的两句反问，廖英君就无语了。想着自己潜意识里对爱情的渴望，对她的期待确实是和“世俗”缠缠绵绵的，是有着这个世界的审美的……

　　她又开始和他约会了，但不是两个人，而是还有李依萍，她提议他们三人成立个查经祷告小组。一来是出于文德里人对那个人的普遍崇拜与景仰，一来也是为了想尽快吸引廖英君转到聚会处来。于是，小组聚会中查《圣经》的时间，远没有她俩向他分享那个人的讲道和文章的时间多。其实，那个人并不常来文德里讲道，他是极为神秘的，聚会处的人，也许除了少数的几个，基本上都不清楚他在哪。大家也不敢打听他的行程，总要等到哪个城市的聚会处传来复兴的消息，才知道他去过那里了。

　　虽然廖英君在理性上也完全承认那个人对经文的讲解，特别是对人罪性的剖析讲得很深刻。甚至，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即便他听不进去，偶尔听到的那个人的话还是点点滴滴深刻地影响了他。但他仍是无法生出同样的崇拜来。

　　他还是决定不去文德里聚会，虽然他的恋人和他唯一的姐姐都希望他去文德里聚会，好像只有去了文德里，才是进了末世的方舟。他对她们这种愚昧的感性的女人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完全不符合神学思想。

　　但他不肯去文德里聚会的真正原因却是要与那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吸引力太大了，甚至是致命的，是可以达到洗脑程度的。不是吗？姐姐廖文君和文德里的人们，甚至还有全中国听他讲道、看他书的人，还有刚刚去文德里没几天的，聪明而有文化的新青年徐闻音……这些人的状态都让他本能地想保持在这巨大的旋涡外面，保持一份旁观者的冷静。

　　6、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内战已经到了第二年。上海这个大后方，言论上是动荡的，生活上却是平静的。百乐舞厅的霓虹灯仍旧以热情的妖媚，掩饰着无聊和疲倦；细细的高跟鞋，高开叉的绸缎旗袍，仍旧妙曼地飘移着，仿佛踩在云上、飘在梦里。男人们抽着雪茄，谈着作为背景的战事，炫耀着敛财的聪明、投机的魄力；咣当咣当的有轨电车仍穿行在商行和小贩间。

　　哈同路文德里却仿佛是一个不属于这世界的地方，这里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更新奉献”的活动。到五月，李弟兄在全国同工聚会中的一篇讲道，让这个活动改名为更直接的三个字“交出来”。教会号召会众全然交出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交出自己的事业和金钱。

　　在上海滩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精于交易的地方，文德里发生的一切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在之后有关旧上海的描述中，甚至没有一笔提到过这些人这些事。然而，他们都是真实地存在过。

　　那段时间里，有些人离开了“疯狂”的文德里，但却有更多人，更多青年涌进了文德里。文德里住着的负责弟兄和同工的五幢房子，都开放成了聚会场所，每个客厅里都坐满了人，甚至楼梯上，门外的弄堂里也坐得拥挤不堪，长板凳一直排到弄堂里的大垃圾箱边上。

　　因为文德里的上海聚会处中知识分子和富商多，信徒们奉献了大量的现钞、银元、金条，还有存单，钻石戒指等，仅为盖新的大会所就奉献了约值一百多根“大条”，每根大条约合十两黄金。那些天，弟兄姊妹也都把家里的东西往教会搬，有脚踏车、缝纫机、电唱机、皮大衣、手表等等，弹子台都搬来了。为此，教会成立了管理财物和处理财物的小组。也有经济不富裕的老弟兄老姊妹，把养生的钱和家中的日用品也拿来了，负责弟兄们就要他们拿回去，有的人却反而不高兴了，觉得这是阻碍了他们蒙上帝的祝福。

　　李弟兄自己在一次全国长老同工的聚会中，交出了他所经办的生化药厂由教会管理，他甚至征得全家同意，将父母在福州的盖的房产也交了出来。

　　之前，徐闻音也曾听说过关于生化药厂的各种风言风语，她自己虽然完全不了解前前后后的情况，但对于一个天天讲全人奉献，讲向世界死的，圣人般的李弟兄，却开着生化厂，一边进道一边忙生意，她和不少人一样总觉得心里别扭。当听到有人夸李弟兄合上帐本就能下楼来讲道，并且充满恩膏和能力，她是一耳也不愿听进去，恨不得把听到的话都从耳朵里，从心里挖出来，挖个干净。每当她怀着崇敬的心听他讲道时，她丝毫不愿想起那个“生话”厂。

　　后来，徐闻音和许多没有资格参加那次聚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听说了在那个聚会中发生的事。从来不为自己辩解，不作说明的李弟兄在那次会上轻声慢语，一句一句地说：

　　我开生化厂是出于不得已，我好像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改嫁，因为同工的孩子都长大了，要学费上学。……有些同工们因缺乏营养，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难过。还有，每次买会所都是老寡妇老姊妹们拿出钱来，而教会原本是有责任照顾她们的。于是，我对主说，下次买会所，我拿出钱来……

　　他的话音未落，下面的长老同工们已经哭成了一片。关于他去开生化厂，有着各种传言和定罪，几年前上海聚会处的几位带领同工开会决定停止他在教会中的讲道，他一人孤单地回老家去养病，他都一言未做解释。虽然，如耶稣般在剪羊毛人手下默然无声是他一贯的原则，也是他的神学领受，但因为他的不解释，同工中间的隔阂一直还是有形无形地存在着。而他只是沉默，没有想到，他选择今天说了这几句话。

　　他是平平静静说的，坐在下面的人却无法平平静静地听。

　　那时文德里教会不再局限于在上海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中传福音，他们正积极地推动在工厂穷工人中传福音，江北的教会和全国其它各地的教会更是有许多贫穷的人。地方教会不是公会，没有西方总会的支持，没有人给传道人和同工们发工资，那些完全放下生计，为传福音奔走的人生活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甚至到了极度的窘困。特别是上海以外各地的聚会处的传道同工们，甚至基本生活都无以为继。

　　与此同时，上海教会中却不乏大金融家、大买办、大资本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过这些人的需要，只是以“神会看顾他的仆人”为一片“属灵”的叶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挡住了自己良心的眼睛。现在听到了那个人这几句平平常常的话，真如同遭了雷击，那片叶子就碎了。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那天，李弟兄并没有讲这段经文，这段熟悉的却又是陌生的经文却突然从碎了的叶子后面射出来，深深地扎在了人的心里，特别是那些有能力帮助，却袖着手旁观的人。

　　那段时间悔改认罪的人很多，文德里像是被圣灵的水和火洗了一遍。虽然教会要求只变卖生活有余的，交给教会统一用于对贫困信徒的帮补、建会堂和福音移民。但还是有不少信徒变卖了所有，把自己也交给教会，要求离开上海，参加福音移民。

　　其实，福音移民早在一九四零年就有了，但都是在上海以外的乡村。比较大的两次，一次是四零年，浙江萧山的弟兄姊妹为了逃避坍江之灾，而集体移民到江西去。另一次是四二年，山东烟台的许多失业的信徒，在教会的组织下移民到西北，他们都是到新的地方落脚后，一边务农一边传福音。但这还都是被动因素较大的移民，这次在上海，随着“交出来”运动，奉献出自己的事业和全部家产的信徒，开始主动地为了传福音而要离开上海，移居贫穷的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