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

　　1、

　　徐闻音最早是跟着祖母去哈同路文德里聚会处的，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对文德里的印象，就是满屋子慈眉善目的大小“祖母”们。不过，她们在屋子里都很严肃，和平时街上弄堂里遇到时全不一样。一到哈同路，她们就会打开手袋里的《圣经》包，拿出夹在《圣经》里的小而薄的黑线网帽，戴在头顶上，有的还斜别了个黑丝发夹。

　　她们的衣服也是黑灰的多，唯有各式低调暗花的手袋们，透出一点上海女人的韵味。那上面缀着不同的丝线钩边，这就成了小闻音辨别张家姆妈和李家奶奶的依据。

　　但很快，这个极乖巧的小囡囡，便发现在这里是不需要辨认谁是谁的，奶奶们彼此称呼“老姊妹”，对她这个几岁的丫头也称“小姊妹”。文德里当时真没给她留下什么更多的回忆，在一片肃穆的灰黑中，唯一的颜色就是儿童主日学里的手工了。

　　文德里的王孃孃是小小闻音心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不仅孩子们都喜欢她，闻音发现教会里的大人们，还有自己的祖母，对王孃孃也是极为尊敬。闻音听说了她许多的故事，很传奇，据说她是官小姐，很大很大的官家小姐，但她却离开家，自己跑出来了，成了一个全国都很有名的传道人。但每到礼拜日，她却在文德里弄堂隔壁借了间房子，带领主日儿童聚会，称为“训蒙组”，这让孩子们都觉得特别自豪，一个个像大人般认真听讲。

　　可惜那时闻音还太小，不喜欢听道理，只喜欢做手工。不过，彩色的纸头图片贴来贴去，她也就明白了基督教的一些重要的词汇和《圣经》故事。日子就随着这一件件美丽的手工，被带出哈同路，被带回家，被挂在墙上，然后因为继母的反对，又被放入贮物盒里。积着，积着，她就长大了。

　　闻音三岁时，勤俭又勤奋的母亲就与出手阔绰的花花太少离了婚，独自远赴美国去留洋了。她和闻音的祖母及六个姑姑都是哈同路的好姊妹，而闻音的父亲是个老派与新派的混合体，说他信他也不信，说他不信他似乎又信。不过，家里的女人们都信了，且信得那么严谨肃穆，这反倒让他觉得这信仰无趣得很，甚至可笑。

　　直到离了婚，又娶了个弄堂做派，和他一样爱虚头爱面子的女人，他反倒踏实地在家呆得住了。又连续生了两个男孩，花花太少就突然规范起来。母亲和六个姐姐妹妹都为家中这唯一的男人高兴，以为他是浪子回头，一个劲地要带他去文德里，他却不肯去，只是让她们带闻音去。

　　不料，闻音七岁那年，一个女人领着个两岁的女孩登了他家的门。无论徐公子如何指天发誓这个女孩绝对不是自己的种，母亲和妻子却都不信他。两个互不逊色的弄堂女人吵了几场，又全场武戏地演了一回，终是正主儿占了上风。那个野路子来的女人就落荒逃了，却丢下个拖着一头黄毛细发的小女孩。祖母不想管，离开了儿子的家，她对徐家唯一的公子彻底死了心，带着闻音在六个女儿家里轮流住。

　　她们一走，父亲也走了，独自搭船去了德国，读医学博士，把两个儿子和这个不知有没有徐家血脉的私生女扔给了刚刚大获全胜的正主儿。那女人大哭大闹到船开了，鼻涕眼泪抹抹干净，倒是独个儿把家撑了起来。除了每月一次来找祖母拿钱时，面子上地哭讲一回，其余的时间倒是不来烦她们。她自己把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喝茶听戏搓麻将看电影一样也没少，难得的是倒也不虐待那个黄毛丫头，只是不理她，当她是个会吃饭的骨排凳。

　　2、

　　祖母的六个女儿都很孝顺，对母亲和侄女很好。按说换着人家住总是新鲜的，小孩子应该开心，但小闻音还是觉得没意思，因为住到哪家生活都差不多。

　　一样的一日三餐的祷告，一样的晨更和夜祷，一样是又读又背那本厚厚的黑皮硬壳书，一样是温柔平静的“原则”面孔，一样是没有家长里短的饭桌。闻音在六个姑姑家轮流住了几年，都没听见一句高声，也没有什么新奇事情可听。不仅仅是弄堂里亲戚中的飞短流长听不到，连上海滩的新闻，乃至全国的抗日风云，也是一丝刮不进来，偶尔听到枪炮声倒让人怀疑是炮仗了。

　　但渐渐地，家里人少了。

　　这段时间闻音一直住在二姑母家，二姑母长得极瘦，线条都是刻板板的，她的脸上除了严肃还是严肃，不喜也不忧。二姑母家里的表哥表姐都跟着姑夫去了重庆，她没有走。姑夫也只劝了一二句，其实全家竟没有人觉得她需要避一避。因为看着二姑母你就会觉得无论什么事，即使是战争，也就像是月历牌上的灰，日子一到，翻页过去就没了，甚至是掸都不用去掸的。

　　外面世界再怎么闹，二姑母和祖母都是安之若素的，生活纹丝不动。刚上初一的闻音却越来越厌烦这种没有变化的日子，她兴奋着每天路上看见的情景，只是苦于回到家没人可以说。正在这时，留洋的母亲和父亲都回来了，他们从不同的国家相隔仅一二个月，分别回到了上海。

　　母亲是先回来的，她来过二姑母家，没有遇到闻音，也就没再来，说是加入了红十字会的救护团，很忙。等父亲回来后，有一天，母亲就约了父亲一起到二姑母家要谈谈闻音升学的事。闻音打了个招呼就上了楼，却没进房，坐在楼梯上竖着耳朵听。二姑母和祖母都避进了厨房，想让他们好好谈谈。父亲和母亲都很漂亮很摩登，两个人客客气气地也不吵架，也不翻旧帐，只是冷冰冰地搭着话。

　　那天，二姑母切了薄薄的七八片红肠，又做了香香浓浓的一大锅罗宋汤，罗宋汤是用俄式的大银汤盆盛了端出去的。银汤盆雕了花，特别美，但也特别难清理，擦亮它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银汤盆通常是不用的，只有过年才会用，小年夜前就开始擦家里大大小小的银餐具，这只银汤盘都是闻音擦的，祖母说她手小眼尖最适合擦亮上面凹凸的雕花。昨晚祖母陪着闻音睡了，那就应该是二姑母自己连夜擦出来的，但她端着升腾着香气和热气的银汤盘走进餐厅时，脸上的线条并没有变化，甚至没说话也没看她弟弟和之前的弟媳。

　　她在八仙桌的一边坐下来，右边是她的两个孩子，左边是祖母，对面是闻音的父母亲，闻音被叫进来，因为不肯面对着父母坐下，就没在二姑母身旁空着的位子坐下，站在了祖母身边。那天是二姑母做的谢饭祷告，温暖而美好，刻板的二姑母祷告的时候却是另一个人，你若闭着眼睛听，再睁开眼睛看见她，是难以相信刚才诗一般温柔的祷告会来自于这样一个人的。

　　祷告到一半时闻音就离开了，她溜出饭厅时略蹲了蹲身子回头看一眼，透过本色细麻桌布边上宽宽的蕾丝，她看见父亲和母亲各自挪到了长凳的两边，中间几乎空出了一个位置，小小少女就绝决地上了楼，脸上竖起二姑母般的线条来。

　　过了一会，祖母推门进来，手里端了个漆盘。上面有两个蓝花细瓷小碗，一个盛着罗松汤，另一个是大半碗白米饭，上面盖着青菜，还有三片鲜润的红肠。闻音倒也就不伤心了，胃口蛮好地吃起来。

　　那是徐闻音记得的父母最后一次见面，母亲为女儿决定了人生，上最好的学府，考医科。父亲并无异意。母亲临走时拉了拉闻音的手，笑容是隐约的，眼神是飘移的。之后的多年中，闻音总是有意无意地琢磨着母亲最后的面容，总想从那里面找出点酸酸软软的眷恋或是无奈，但都没有。她琢磨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把她最后留给她的面容想得有点模糊了，只好搁置下来，不敢再随便去想。

　　初三，徐闻音进了上海圣公会所办的圣玛利亚女中，那是上海两所最著名的教会女中之一。每天上午十时有课间礼拜，由校长和师生轮流主持，闻音也主持过一次。有一次女中的师生一起去参加校外的一个聚会，有个在上海很有名的牧师来讲道。他双目发光，边讲边唱，全部女中的学生和老师都跟着他的手势，心潮起伏。闻音更是激动得双颊绯红，全身发抖。那天，她想，这才是宗教，这才是让人愿意为之奉献的信仰啊！

　　于是，徐闻音不再跟祖母姑母去哈同路了，她兴奋地觉得自己这次是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她庆幸自己飞离了那个黑线钩织的文德里。闻音和三姑母六姑母家的表兄妹们都去了上海鸿德堂做礼拜，那里有大学生团契，有唱诗班。虽然闻音还在上高中，但她特别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四五年夏，抗战胜利了。欢呼声还没落定，国共已经开战，并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内战。原本在一起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关系渐渐变得隐晦曲折起来。闻音一方面因为生活在基督徒家庭，对人事的复杂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年龄尚小，就仍一腔热血地忧国忧民着，直到连续发生了两件事。

　　3、

　　闻音和祖母已经搬回了父亲家，父亲在上海开了个私人诊所，作为一个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华人医生，在上海滩是相当吃得开的。花花太少原本身上那些讲吃讲喝虚头风光的毛病，都成了留洋大博士徐医生的派头。徐大少爷仍是吃不得苦，诊所是不肯开大的，于是一时间，闻音父亲的小诊所在上海滩名头反倒是格外地响了。

　　这也是上海人的毛病，不管怎样，不容易去的地方总是要夹扁了脑袋进去的，因为这一进去，就是“少数”人的阶层了。

　　男人还是那个男人，老毛病全都在身上，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腥味儿，但弄堂出身的老婆却天天奉他为神明，腥味也不是腥味了，成了风雅。

　　祖母眼里，儿子却还是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他若不走进文德里，自己这颗悬着的心是断断放不下来的，因为再坏也罢再好也罢，终归，他进不了天堂。老太太天天看着儿子就在心里为他祷告，又想着不好总摆一张愁苦的脸，于是就躲在自己屋里加紧祷告，一时间倒是管不了孙女闻音了。唉，毕竟时世纷乱，战争年代命都是暂时的，何况别的？

　　闻音这些天一回家扔了书包就往外跑，忙着和一班年轻人一起排文明戏。旧历年初他们成立了这个业余话剧团，当时年轻人都热衷于演戏讽政或办报游行。话剧团里女生少男生多，闻音开朗活泼，几个男生都围着她，但只有团长吴一丹与她总是保持着距离。吴一丹当时是上海的进步艺人，虽然只是个不太出名的演员，年纪也刚过二十，但毕竟是专业演员，又被特别邀请来当团长兼导演，于是在这群年轻人心目中就有了绝对的权威。

　　吴一丹白净的脸上架着副褪色的旧金丝边眼镜，镜片是薄薄的淡茶色，总是含着琢磨和考察的意味，定睛在闻音身上。闻音因为父母离婚，父亲再娶且又生了两个弟弟，故而从小就本能地想讨好父亲。她比一般女孩都要乖，心思更玲珑，也就更敏感。现在遇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七八岁，又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吴导演，就特别地想好好表现，总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两片茶色玻璃后的眼睛，露出满意的神情。但她越是表现，那茶色玻璃后面的阴云却越黯越浓。

　　在这双审视的目光下，闻音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失去自信。虽然演男主角的廖英君一直在用肯定的目光和积极的配合来鼓励她，吴一丹也没开口责备过她，但她还是被吴一丹审视的目光、微皱的眉头压垮了。她自己要求不演爱国青年的女主角，而接演了反面角色——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不关心政治也不爱国的大小姐。

　　吴一丹其实是一个风趣而开朗的大帅哥，讲话极有号召力和煽动性，不仅是女生们为他疯狂，男生们也极崇拜他。可是，每当他的脸偶尔转向闻音时，闻音总感到有一瞬间他笑容的消失，或者说，她总是能够看到那一瞬间，在他惯性的笑容背后的那张脸，一张没有表情，苍白而严肃的面孔。每当她细细地反复回忆这张面孔时，她甚至能感觉到一种忿恨与审判。他恨自己什么？他凭什么来审判她？闻音觉得很委屈，但她敬虔的信徒祖母和姑姑们从小教育她的是自省自检自我认罪，而非直言争辩，并且她能质问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