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饿醒了，也许是房间外的说话声将陆慧玲的梦给惊醒了。她身子一动不动，在黑暗中睁大了两只眼睛。外面透进来的些许光线投射到房梁顶上，那斑驳的屋顶上无数的斑点与线条映入陆慧玲的眼里，她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梦中的情景，而眼前看到的却是一只凶猛的老虎，又像是有一只饿狼，还有仿佛大人们所讲的鬼故事中的恶鬼张开着血盆大口。

　　陆慧玲摇了摇头，眨了眨眼睛，好像是要甩掉萦绕在头脑中的梦境，又好像要把眼前的景物看个清楚。

　　她侧过身体平躺了一会儿，眼前的老虎、饿狼、恶鬼似乎都变了样，很难找寻到了，可脑子里的梦境却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梦中的场景她很熟悉，也是那个操场，也是那个土台，台前也是黑压压的坐着很多人，台上也有人在大声说着他听不懂的话语，台上站着的不是女的，而是个男的，样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母亲抱着她坐在人群中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跟着众人举着手臂呼喊着，只是母亲的声音很小，而且一边呼喊一边流着泪。陆慧玲记得自己好像也曾如妹妹询问她那样怯懦地问母亲：“妈妈，你怎么哭了？”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抱得更紧了。突然，妈妈不见了，陆慧玲四下寻找，她哭喊着，奔跑着，跑啊跑啊，就这么醒过来了。

　　现在她彻底清醒了，她知道自己梦见的是父亲挨批斗时的场景，那时她只有三岁。不久之后有一天，母亲告诉她，父亲死了。她不明白死是怎么回事，不解地问母亲：“爸爸死了就不回来了吗？”母亲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抱着她哭泣。

　　因为陆贵根是畏罪自杀，不允许在家停尸设灵堂，草草的火化了事。在父亲死去的第二天，母亲捧回一个棕褐色的木匣子回来，匣子的正面嵌着父亲泛黄的一张一寸照片。母亲把这个匣子放在自己房内的一个柜子里，头几年总是在过年时悄悄地拿出来祭奠一下。年幼的陆慧玲朦胧中能感觉到这个匣子与父亲有关，但是她还不能明白人死后被烧成灰放进这样一个匣子里。

　　直到陆慧玲上小学那年，有一天母亲突然把那个匣子拿了出来，并且由那个她叫盛伯伯的人在客堂间正对门的墙上钉了个三角木架子，母亲把这个藏在柜里多年的匣子搁在了木架上。

　　也是在那一天，母亲拉着她们姐妹两个跪在两个草垫子上，对着那个匣子磕头。母亲告诉她们这个匣子里放着她们父亲的骨灰，她们的父亲没有犯罪，不是反革命。母亲还特意买了一块肉，杀了自家养的一只鸡，红烧肉、白斩鸡，都是两姐妹爱吃而平时轻易吃不到的东西。在陆慧玲的记忆中母亲从不喝酒，但是那天母亲却喝了一瓶特加饭，一会儿哭哭，一会儿笑笑，姐妹两个都被母亲的模样吓坏了。

　　从小到大，陆慧玲还没有见到过母亲这幅模样。父亲死后不久，母亲的肚子大了起来，母亲时常抚摸着隆起的肚子坐在门前发呆。因为陆贵根的原因，队里与胡玉琴亲近的人几乎没有，胡玉琴也不愿与人多来往，为了不影响娘家人，她甚至连乡下的娘家都几年没有回去过。生小女儿陆慧丽时也是她自己撑着去了医院，把陆慧玲委托给了盛伯伯照看。

　　北塘生产队本就是一个穷队，全队几十户人家几乎一半以上都是透支户，每年分红只有三、五分一工。虽说地处镇边，无奈人多地薄，既不像人家水稻区盛产粮食，也不像人家蔬菜区四季都有蔬菜上市。每年收的粮食分到各户不够吃，而蔬菜除了种植些青菜与雪菜，根本没有别的东西。胡玉琴死了丈夫，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着实困难，一年辛苦劳作到年底分红总是还欠了生产队一屁股的债。

　　平日里为了两个孩子能有些吃食，胡玉琴总是在自己的那几分自留地上变换着花样种植一些孩子喜欢的东西。比如红薯啦，花生啦，玉米啦，甜芦粟啦……总之，忙完了生产队的活，她总是起早贪黑的忙自留地的活。有时实在缺少吃的，看孩子们没啥菜吃，她就到桥头的菜市场上捡些烂菜叶子，回家放点红薯或者胡萝卜，给孩子们烧点咸酸饭吃。

　　长年的辛苦劳作使胡玉琴患上了风湿病，一遇到天阴下雨，膝盖骨里就钻心的疼，她不舍得——也没钱去医院医治，慢慢地一条右腿走起路来有点瘸了。

　　只有三十开外的胡玉琴，虽然憔悴的面容依然不失那份秀丽，虽然她的身段还是显出少妇特有的柔美，可是却拖着一条瘸腿，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她一颠一颠的身影，在这北塘街上晃来晃去。

　　队里的记工员叫盛剑宝，四十多岁，是个单身汉。可北塘街上几乎没人叫他的大名，都叫他的绰号——生煎包。据说这个“生煎包”是个有文化的人，初中毕业，长得也不懒，瘦高的个子，一张白净的面孔，只是眼睛比较小，而且年纪不大，那个背微微有些驼。

　　“生煎包”幼年时父亲就病死了，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有些家底母亲供他读到了初中。毕业以后，他曾经在北塘小学做过几年代课教师。也就是在做代课教师的时候，二十多岁的他迎娶了邻省的一个姑娘。多年守寡，与儿子独处的母亲平时行为怪异，大家都知道，可没有想到的是，结婚那天，“生煎包”的母亲趁着儿子在外面招呼客人喝酒，叫了几个本家亲戚，竟然闯进新房，把新娘摁倒在床上要检查她是不是处女。

　　“生煎包”当夜喝醉了，被人抬进了新房扔在床上。被他母亲一伙人吓傻了的新娘龟缩在床角里索索发抖。没等到天亮，姑娘连衣服也没换，穿着喜服跌跌撞撞地就逃回了娘家。

　　当初办喜事他们还没去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自然姑娘逃走不肯回来了，也无需办理离婚手续。以后的日子里，远近姑娘哪个敢嫁给“生煎包”做媳妇？怕的不是他，而是那个怪癖老太太。前几年不知为何，老太太被人发现在自家的厨房间里用一根粗麻绳吊死了。派出所的民警来查看了一下，排除他杀可能，“生煎包”从此就成了独身一人了。

　　不再指望成家娶媳妇的“生煎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感觉这样的日子也挺好，总比人家拖儿带女，生活艰难，每月紧紧巴巴过日子的强。而且他识字，有文化，人家需要时代为写封信；逢年过节时给人写副对联，人家多少送点东西给点小钱答谢。他平时又喜欢拿着钓鱼竿、棺材网钓鱼摸虾，经常可以开开荤腥。自从陆贵根自杀以后，胡玉琴拉扯两个孩子的艰辛他都看在眼里，不知不觉中对于弱者的同情让他对胡玉琴滋生出了怜悯之情。胡玉琴在自留地上浇水施肥，他会主动地去搭把手，帮着胡玉琴挑担；自己钓到了鱼虾，他也会悄悄地送过去，说是不花钱的给孩子们开开荤；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他帮着胡玉琴背着孩子去医院。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来二去，这个驼背的男人渐渐地住进了胡玉琴的心房，而虽然腿瘸但是依然不失风韵的胡玉琴也让这个单身汉的心里萌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

　　人说干柴烈火一点就旺，一个从未碰过女人的单身汉，一个苦苦支撑生活的寡妇，就这样有了私情。他们暗地里相好，在北塘街其实已经不是秘密，人们早就在背后指指点点，甚至有好事者传言胡玉琴的小女儿陆慧丽是“生煎包”的种。只是陆慧玲姐妹年龄小不喑世事，他们只是凭着孩子的感受来评定一个人的好坏，而“生煎包”平时对姐妹俩的关照和母亲对这个“盛伯伯”的态度，都让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何况，没有父亲的孩子，与“生煎包”相处的时间多了，无意之中有了一种依赖，这种依赖让他们感到安心。

　　也许谁也无法料到——包括“生煎包”与胡玉琴——已经比较安定了的日子，怎么突然间又风云突变，好端端的怎么就把胡玉琴揪上台去批斗了。其实，在北塘街上，有个相好的，或者两个男女之间发生点不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暗地里藏着私情的并不是只有“生煎包”和胡玉琴。今天拿胡玉琴开刀，或许一是因为孤儿寡母，应了一句老话叫作柿子捡软的捏；二来么还是因为她曾有一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的丈夫。

　　躺在黑夜里的陆慧玲忽然发现外面的说话声没有了，自己房间忽然也一团漆黑，梁上那微弱的光线消失了，斑驳的梁顶看不见了，接着传来轻微的关门声，她听出那不是大门的声音，而是母亲房间的那扇门声。

　　陆慧玲两手撑起身子，茫然地向自己的房门口看着。黑暗中她似乎又看到了母亲站在那里，脖子里挂着一双破鞋子，低着脑袋让人只看到她那一头长短不一的乱发。她连忙用双手蒙住自己的眼睛，试图抹去眼中的这幅景象，猛地她又拉了灯线，开亮了电灯。她的行动碰到了熟睡的妹妹，陆慧丽砸吧砸吧小嘴，翻了个身又睡了。

　　陆慧玲蹑手蹑脚地下床走到外间，她没有开灯，摸索着来到饭桌前，在黑暗里面对着母亲的房门坐着。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坐着，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走路腿瘸的母亲，面容模糊的父亲，背微驼的那个人，如走马灯似的在她那小小的脑袋里走来串去。她奇怪自己为什么不称呼“盛伯伯”，而是说“那个人”。白天的事情让陆慧玲隐隐感到与“那个人”有关。

　　坐在黑暗之中的陆慧玲忽然希望眼前的这扇门今夜不要打开，希望明天打开时只有母亲瘸着退走出来，她甚至有了一种想推门进去看看的冲动。但是，陆慧玲没有动，内心浮动的恐惧使得她就这么僵硬的坐在黑暗之中，一双眼睛睁大老大老大。

　　无法知晓自己在黑暗里坐了多久，当陆慧玲再次感觉疲倦感袭来的时候，她不想听到的声音还是响起了，母亲的房里“啪”地亮起了灯，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而首先走出来的就是陆慧玲不想看到的那个身影。而此时“生煎包”与跟随在他身后的母亲也看到了坐在黑暗中的陆慧玲。母亲连忙打开灯：“慧玲，你怎么，怎么坐在这里？”

　　依然坐着不动的陆慧玲睁着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生煎包”，面容呆滞，眼珠子都不转动一下。“生煎包”有些尴尬地看看陆慧玲，又回头看看胡玉琴，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什么声音。

　　胡玉琴也有些不自在，她一边看着女儿一边推搡了一下“生煎包”，轻声说到：“你快走吧。”然后关上门，回头问女儿：“慧玲，你饿了么？要不要吃点什么，你盛伯伯刚才送来了馄饨……”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慧玲忽的趴在桌上大声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