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春不久，老天好像也没睡醒的样子沉着脸，吹着让人略感寒意的阴风。北塘小学那块土质的操场上坐满了男女老少，抽着烟的，嗑着瓜子的，聊着天的，纳着鞋底的，织着毛衣的，掀开衣襟喂着奶的，放下农活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显得悠闲自在。乱糟糟的会场突然间静默下来，偶有一两声婴儿的啼哭响起外，每个人都抬头凝目闭住了那张叨叨着的嘴巴。

　　这时，我们可以看见操场南边一个用红色的砖块搭建成的简易司令台上，站上了一个年轻模样的妇女，那一头乌黑的头发被剪得如刚剪去了长毛的兔子。不！应该说比剪去长毛的兔子样子还要难看，头发长短不一，像受了惊的母鸡羽毛竖立一样一根根直立在头顶上。胸前垂挂着两只被扯坏了鞋帮子的半旧布鞋，用一根粗糙的草绳系着挂在脖子上。妇女低着脑袋站在司令台的右侧台前，我们看不清她的容颜，只能看到她姣好的身段。

　　台上开始有人慷慨激昂地发言了，台的左侧安放着一张课桌，桌前一条板凳，上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抓住发言者略一停顿的几乎，带领着面对他们坐着的人群振臂高呼“打到腐败分子胡玉琴！”“坚决杜绝搞破鞋！”……

　　这一幕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是在陆慧玲的眼前浮现，甚至出现在她纷乱的梦境中。但当这一幕发生时，陆慧玲还不能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被人剪了头发，为什么要在那平时上学升旗的司令台站着，更不懂为什么母亲的脖子上要垂挂两只破了鞋帮子的鞋子，毕竟她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只有那人们握紧拳头举一下高喊一声的样子她似曾相识。

　　每次开社员大会，孩子们似乎比大人们更加起劲，因为大人们每天关心的只是自己所挣的公分是多少，对那些讲政治、读报纸、做宣传的会议并不在乎。开会对于大人们来说只是可以坐着挣半天省力公分，可对孩子们来说或许又可以看上一部露天电影。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孩子们唯一的娱乐，尽管翻来覆去看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孩子们还是乐此不疲，饶有趣味。

　　今天的陆慧玲也跟队里的孩子们一样，以为又可以看上一部电影，高兴地带着上一年级的妹妹陆慧丽来到了学校的操场上。出门时妈妈不见了，来到会场转了一圈也没看见妈妈，没有想到在学校的司令台上看到了妈妈，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妈妈。此时，比她还小的妹妹发出了惊讶的声音：“姐姐，妈妈，你看妈妈。”

　　陆慧玲看着妈妈，开会的所有人都看着她妈妈，这时有人在台下叫喊着：“让她说说自己是怎么搞破鞋的。”

　　听得出这个喊叫的声音带着一种夹杂着饥渴的幸灾乐祸。人群中立即传出不少附和声，多半是男人发出的。男人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话题便是女人，而现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 义正辞严的聊女人，而且是聊女人如何搞破鞋，这不由得让这些男人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了。

　　“我，我……”台上的胡月琴在主持人的敦促下，发出细微而微颤的声音。

　　“胡玉琴必须老实交代！”

　　“打到流氓分子胡玉琴！”

　　口号声又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陆慧玲看到了母亲那张苍白而秀丽的面孔，台下有一些大男孩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往她母亲身上吐唾沫，扔烂菜帮子。甚至有个大男孩大声叫嚷着：“再不说，我们去把陆慧玲、陆慧丽找来一起批斗。”

　　“我交代，我交代……”母亲抬起头，慌乱的眼神四处搜寻着，她怕孩子看到这一幕，更怕这些像是中了癔症的人真的把孩子也揪上台去。

　　不等母亲开口交代，不等人们注意到站在操场最北边墙角跟的姐妹俩，陆慧玲便拉着妹妹的手疯了似的跑起来，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会场，离开了群情激昂的人群，可不知为什么，那刺耳的呼喊声仿佛跟随着陆慧玲不肯离去，不停地在她的耳边炸响。

　　一口气跑回家中，惊恐未定的陆慧玲“碰”的一声关上那扇木门，拉着妹妹一起躲进了房间，她忽然感觉这个狭小的房间此时是最安静又安全的地方，这张与妹妹同睡的竹榻床能够带给她安宁。坐在床上，靠着被褥，陆慧玲忍不住抽噎起来，忍了多时的眼泪终于掉出她的眼眶，被姐姐的带着一路跑回家，又被姐姐一把抱上床，偎坐在陆慧玲身边的妹妹胆怯地问到：“姐姐，你怎么哭啦？”

　　陆慧玲就这样不言不语地哭着，她说不清自己为何而哭。平时，陆慧玲并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而且她十分懂事，知晓妈妈的辛苦，懂得爱护妹妹，她不会为了想要一支活动铅笔，想买一块带有香味的橡皮，想拥有弹性好不易断的皮筋而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与母亲哭闹，正所谓“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她的懂事让母亲感到欣慰，因此也几乎不会为遭到母亲打骂而哭泣。可此时，陆慧玲却哭得那样伤心，虽然声音不大，那眼泪却像是扯断了串线的珍珠一样不断地滴落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坐乏了，也许是哭累了，姐妹一个侧身趴伏在被褥上，一个仰躺在床的内侧，睡着了。

　　胡玉琴回家已经是天色擦黑十分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门前，却发现门被里面插上了门栓无法打开。她不想大声敲门，也不想敲窗呼喊，只想静静地坐一会，于是就一屁股坐在了门前的那块破水泥板上，双手抚弄着被剪成乱毛似的头发，把头埋进自己的双腿之间，白天所受的屈辱与惊吓忽的就化成了心中的泪，随着她的呜咽声喷涌而出。

　　这一切怪谁呢？

　　怪那个死去了六年多的丈夫冤鬼么？一想到这，胡玉琴的心中除了屈辱与惊吓，又增添了无尽的伤心。

　　二十四岁那年，父母亲做主为她找了人家，按照父母亲的说法，这人是千般好万般好。这人三十开外，无爹无娘是个孤儿，除了远房的叔叔婶婶别无其他亲属，他叫陆贵根。虽然也是农村户口，但家住在小镇市梢头的北塘街，那是个城镇与乡村的交汇处，那是当初人人都羡慕的“街上人”，胡玉琴的父母感觉自己的女儿嫁到这样的地方自己脸上也十分光彩。

　　临解放前陆贵根在警察局干过，穿过黑制服，背过长杆枪，但因为家里无房无田，平时寄宿在叔婶那里，所以解放后划为贫农，这在当时也是响当当拿得出的成分。就这样，胡玉琴成了陆贵根的妻子。

　　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结婚以后，胡玉琴也过了几年较为舒心的日子。脏活累活都有陆贵根担待着，家里稍有点好吃的总是胡玉琴的份。一个农民虽然嘴上不会花好稻好的哄老婆，却在平时的生活细微处，时时可以窥见陆贵根对这个老婆的疼爱，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有胡玉琴做主。人人都说陆贵根是“气管炎”——妻管严，陆贵根却腆着脸笑说：“我乐意，怎么着？”

　　百人百姓，一个男人乐意做“气管炎”，别人自然管不着。不过，也有一件事陆贵根是绝不听老婆的，那就是他每天晚上必定要喝二两烧酒。酒不分好劣，有钱要喝，没钱也喝，哪怕借了钱也要喝。下酒菜也不讲究，有鱼肉那是美事，平时总是买一点羊杂碎或猪头肉，有时拮据到拿着一根青萝卜干也要喝下二两酒。不过没钱喝酒容易烧心，陆贵根有几次蘸着盐巴喝完闷酒借着酒意拿着菜刀追着胡玉琴砍打，当然事后人们都说陆贵根跪床板认错，陆贵根也不辩解。

　　冤就冤在这二两烧酒最后间接要了陆贵根的命。那时一个初冬的傍晚，女儿陆慧玲已经快三岁了，陆贵根干完农活回家，去小镇南边的小饭店买碎猪头肉，他现在每天晚上除了喝酒还喜欢用筷子蘸着烧酒往女儿嘴里送，看着女儿皱着眉头眨巴着小嘴，他高兴得仰头哈哈大笑。每当这时候，胡玉琴看着眼前的丈夫与女儿，感觉这日子就像掺了糖似的，甜蜜蜜的。

　　可是谁料到，那天鬼使神差一样，陆贵根没用饭店包食物的黄色油纸，而是自己从裤兜里掏出半张旧报纸，让饭店里的二胖包了那些猪头肉。回家的路上，哼着小调的陆贵根碰着熟人就得意洋洋抬手扬起自己手中的纸包，没想到还没走到家中就被人发现那半张报纸上有领袖的头像。

　　酒是喝不成了，陆贵根被人们押到了大队部关了起来，这时贫农的身份也帮不了他了，反倒是有人翻起了他旧社会当警察的老底，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高高地套在了他的头上，批斗游街劳动改造，夫妻两个天天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生怕自己哪天又说错话做错事罪加一等。

　　就在那年的年底，家家都在准备着过年，家境好些的杀鸡宰鸭，炖肉煎鱼，屋子里开始飘散出烹调菜肴的香味。有门路的除了鸡鸭鱼肉还可以弄到点紧俏商品，香喷喷的花生，脆生生的海蜇。最不济的家里总要炖上一锅红烧肉，剪一碗咸带鱼，炒几个小菜。北塘街上的人还喜欢自己做年糕，几家人相约在一起，磨面、和面、上笼、蒸糕，差不多一个通宵下来，每家都有十几尊红糖糕、白糖糕，有的红糖糕上点缀几颗红枣，白糖糕里夹上几块猪油。

　　陆贵根当时吃住在大队的牛棚里，胡玉琴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家，往日的温馨早已一扫而光。大年三十的晚上，昏暗的灯光下胡玉琴照顾着女儿吃好饭，便用小碗盛了几个小菜，放在一个船型的篮子里，拉着陆慧玲去给丈夫送点吃的。

　　可是，丈夫不在牛棚里，胡玉琴只看到丈夫平时用的一个小桌旁边歪倒着一只敌敌畏的农药瓶子。胡玉琴扔下竹篮子，大声呼叫，却无人应答。胡玉琴哭喊着叫来了生产队长，队长又招呼了几个人一起寻找，最后在牛棚不远的小湖边的湖沿上看到了蜷曲在那，口吐白沫的陆贵根，他一只眼睛紧闭，一只眼睛微张，不知是疼痛还是不甘，脸上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在发怒……

　　“这么晚了，怎么坐在这？”胡玉琴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她知道是谁，可她现在不愿意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