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款由社会筹措的必要性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党官应该由党费俸养,不应用纳税人的钱!”,如果从时间上来算,葛剑雄教授的说法并不算创新,因为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有此建议,比如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只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公开提出,这就提到政治议事日程上来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党款由社会筹措是文明社会通行的做法。政党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政治就是钱财来路正当的政治,钱财来路正当的政治才是现代政党政治。在政党发展史上,西方的政党政治也经历了由黑金政治、政党分肥政治到现代文明政党政治的过程。

  台湾大学的刘淑惠、陈师孟、张清溪等考查了109个国家中的291个政党,其中绝大多数的财源依靠党费和捐款。也有一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以及北欧一些国家通过立法由国家财政补贴政党。另外一个重要的取得经费的途径就是兴办党营事业。在当今世界上,从事党营事业约有28个政党,分别来自21个国家,例如,法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西班牙等国。英国工党也从事党营事业,主要是搞比较容易敛钱的赌博事业。以色列的党营事业尤为突出。(徐滇庆:《政党及其经费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1995年第3期 )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党办企业,也不在于政党向社会筹措,而在于国家财政补贴政党。如果这一问题说不清楚,那么就可以说,中国国家对政党进行财政补贴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无可非议的,葛剑雄提的建议也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因此,搞清楚西方政党国家补贴的来源与去处是十分必要的。西方国家对政党的补贴大都花在三个地方,一是选举,二是政党办的媒体,三是为政党提供免费的场地、设备、器材等。这实际上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且无论是国家补贴还是社会筹措,其资金都是公开透明的。但无论如何都没有中国特色的给党官发工资、涨工资、进行“三公消费”,更不会把基金用于腐败消费、助长权力滥用的方面上去。

  与西方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官员多,而多出的一部分主要是党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行政部门与党的部门。有乡长,就有乡党委书记,有县长,就有县党委书记,有市长,就有市委书记,有省长,就有省委书记,有书记,有总理,就有党的总书记,就是在大学,也有校长、校党委书记、院长、院书记。在书记之后都有庞大的办事机构。党的书记过多,党的书记机构过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政治的稳定。这部分党官,仅工资一项,就已经严重地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党费党官花无可非议,党费的钱不够花,需要国家补贴,也需要正当的理由。西方政党的钱来于民主归于民主,中国的政党的钱也应该来于民主归于民主。否则,没有正当理由的花钱,名不正,言不顺,且又不公开透明,缺少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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