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是这样吧，那么重要的是什么？”

　　“就在于人们在演奏歌唱，哈勒尔先生，就在干人们演奏得尽可能的好，尽可能的多，尽可能的专注。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如果我把巴赫和海顿的全部作品都记在脑子里，并同。能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些作品，这样我对谁也没有用。如果我拿起我的萨克斯管，演奏一首流畅的西迷曲，不管这首西迷曲是好是坏，乐曲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乐曲会进入他们的骨髓，进入他们的血液。重要的仅在于此。当舞厅里长时间休息后，音乐再一次响起的片刻，您好好看看那一张张脸吧，他们的眼睛怎样闪出异样的光彩，他的腿怎样在颤动，他们的脸怎样开始露出笑容！这就是人们演奏音乐的目的所在。”

　　“说得很好，帕勃罗先生。可是除了刺激感官的音乐，还有使人得到精神享受的音乐。不仅有在某一片刻被演奏的音乐，还有不朽的音乐，即使当前没有人去演奏，它也是传世的音乐。某个人可能单独躺在床，他突然会想起记忆中的《魔笛》或《马太受难曲》的某个旋律，然后音乐就响起来，虽然没有人吹笛子，没有人拉小提琴。”

　　“不错，哈勒尔先生。连伊尔宁和瓦伦西亚这样的舞曲，每六夜里都被许多孤独的、梦幻的人无声地复制着；即使办公室里最可怜的打字员在脑子里也记着最新的一步舞舞曲，按照舞曲的节拍敲击字键。您说得对，所有这些孤独的人，我让他们大家享受他们那无声的音乐，不管是伊尔宁也好，《魔笛》也好，还是瓦伦西亚也好。可是，这些人从哪里获得他们的孤寂无声的音乐？他们是从我们音乐家这里听去的，这些音乐只有光演奏，让人听见，同他们融为一体，他们才能在家里坐在他们的房间里，回想它，梦见它。”

　　“同意您的看法，”我冷冷地说。“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把莫扎特与最新的狐步舞曲相提并论。您给人们演奏神圣而永恒的音乐抑或廉价的应时小曲，这可不是半斤八两的事情。”

　　帕勃罗注意到我的声音激动起来，他赶紧露出笑脸，抚摸我的手臂，用非常柔和的声音说道：

　　“啊，亲爱的先生，谈到‘相提并论’，您也许完全正确。莫扎特也好，海顿也好，还是瓦伦西亚也好，您可以把他们分成您认为合适的等级，这随您的便。这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无需决定他们的等级，也没有人问我。莫扎特也许还要演奏一百年，而瓦伦西亚也许两年后就销声匿迹，我以为，这一点尽可让上带去决定，上帝是公正的，他决定我们每个人活多久，他也决定每首华尔兹舞曲和每首狐步舞曲的寿命，他肯定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我们音乐家只能做我们的事情，履行我们的义务，完成我们的职责：我们必须演奏此时此刻人心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们必须演奏得尽可能的好，尽可能的美，尽可能的打动人心。”

　　我叹了口气，不想再谈下去了。这个帕勃罗真难对付。

　　在某些时刻，新与旧，痛苦与乐趣，惧怕与欢乐非常奇妙地混杂在一起。我忽而在大上，忽而在地狱里，而大部分时间是既在天上又在地狱里。老哈里和新哈里时而互相激烈争吵，时而又和睦相处。有时，老哈里似乎完全断了气，死了，被埋葬在地下，突然他又在面前，发号施令，专横霸道，什么都比别人高明，新的、矮小而年轻的哈里感到难为情，他沉默不出，被挤到后面。而在另一些时候，年轻的哈里又抓住老哈里的脖子，便指他，两人常常作殊死斗争，常常闹得呻吟声不绝，想起要用刮脸刀了此一生。

　　痛苦与幸福常常在一个浪头里向我打过来。比如我第一次公开跳舞以后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走进我的卧室，发现美丽的玛丽亚躺在我的床上，我感到惊奇、诧异、恐慌、喜悦。

　　在赫尔米娜让我经受的所有意外中，这是最出乎我意料的一次。因为我丝毫不怀疑，这只极乐岛正是她给我送来的。这天晚上正好是例外，我没有和赫尔米娜在一起，而是在大教堂里听演奏古老的教堂音乐。这是一次美好而忧伤的远足，到我以前的生活中探幽的远足，回到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到理想哈里盘桓过的地区的远足。教堂的哥特式大厅高高的，里面只点着几支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中，精美的网状拱顶像幽灵似地来回晃动；在这里我听了布克斯特荷德、帕赫尔相尔、巴赫和海顿的作品，我又一次走上了我爱走的老路，又听见了曾经是我的朋友的一位演唱巴赫歌曲的女歌唱家的优美声音，以前我多次听过她出色的演唱。

　　这古老音乐的声音及其无限的尊严和圣洁又唤醒了我青年时代所有虔诚、喜悦和热烈的感情，我忧伤而沉思地坐在高高的教堂合唱室里，我在这个高尚的、永恒的世界里作客一个小时，这个世界一度曾是我的故乡。演奏海顿的一首二重奏时，我突然热泪盈眶，我没有等音乐会结束，放弃了与女歌唱家再次见面的机会（噢，以前，听完这样的音乐会后，我曾和艺术家们度过多少兴奋而热烈的夜晚啊，悄悄地从教堂里溜出来，在夜晚静静的胡同里逛荡，走得疲乏不堪。街上有些地方，饭馆里爵士乐队正在演奏我现实生活的旋律。噢，我的生活变得多么灰暗迷乱！

　　在这次夜游时，我思考了许久我与音乐的奇异关系，又一次意识到，这种对音乐的既感人又恼人的关系是整个德国精神的命运。在德国精神中主宰一切的是母权，是以音乐主宰一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血缘关系，这在其他国家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从事精神活动的人对此没有勇敢地进行反抗，没有倾听并服从精神、理智和言词，反而却沉醉在没有言词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能叙说不可言状的东西，能描绘无法塑造的东西。从事精神活动的德国人没有尽量忠实可靠地使用他的工具，反而始终反对言语和理智，与音乐眉来眼去。

　　他沉迷在音乐中，沉迷在美妙优雅的音响中，沉迷在美妙的、使人陶醉的感情和情绪中，这种感情和情绪从未被催逼去实现，于是他忘记了履行他的大部分真正的任务。我们这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不熟悉现实，不了解现实，敌视现实，因此，在德国现实中，在我们的历史、政治和公众舆论中，精神的作用小得可怜。诚然，我常常这样思考这个问题，有时感到我有一股强烈渴望去塑造现实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严肃负责地从事某项工作，而不仅仅是研究研究美学和搞搞精神肝的工艺品。而结果却总是放弃这种努力，向命运屈服。将军和重工业家们说得对：我们这些“精神界的人”一事无成，我们是一群可有可无、脱离现实、不负责任的才华横溢、夸夸其谈的人。呸，见鬼去吧！拿起刮脸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