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由于对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性质、对象、任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认识、理解的完全不同。

　　从中央到全国基层各个地方，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冒着被撤职、开除、离婚、杀头、坐监的生命危险，义正词严、慷慨陈词，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可怕性。

　　1967年2月16日，发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据说，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一次的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人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他们大义凛然、毫不畏惧的指出：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言之戳戳，掷地有声！

　　震得中央文革的另外一伙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同志等等一干人，哑口无言、面面相觑。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同志秘密整理了会议记录材料，经与江青同志密谋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面露不悦，随后，他当面十分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跟随他多年的老同志，中央也多次开会，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反复批斗了他们。

　　消息从北京传来，果城的各条大街小巷上，名目不一、大小不一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举行了声势浩大、气吞山河的游行队伍。

　　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高举着一面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万众举臂齐呼：“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奋力声讨‘二月逆流’！”“坚决揪出混进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反对毛主席，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那声音，响彻云霄，震耳发馈。

　　杨铁还清晰地记得，那段时间临江专区各级公安部门根据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的规定，一时间，抓了不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看守所、拘留所和五峰山监狱、河东监狱，顿时人满为患，装都装不下去。

　　这些人的罪行统统都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还有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临江石油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的悲惨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列子。

　　由于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感到彷徨，进而发展到不满。于是，就在毛主席发表的四卷伟大的著作中，旁批了不少的注释、注解和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打成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口里被塞满棉花，身子五花大绑，双手反剪，插着标牌，游街示众。然后，被押赴嘉陵江边的一个乱石头刑场，执行枪决；尸体倒在了一片凌乱不堪的鹅卵石堆堆之中，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地。

　　还有其它一些反对“文革”的人，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开除的开除、关监的关监、坐牢的坐牢，现代“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气氛，笼罩在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心头，挥之不去，那时的毛主席包括他的一切，都完全被神化了。

　　杨铁看到附近小西门的街道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一不小心，打烂了毛主席的白色石膏塑像，也被挂黑牌子，天天批斗；新生街小学一个读五年级的学生娃儿，在操场上不小心，把报纸上毛主席的画像坐在屁股下，也成了人人唾骂的“狗崽子”和“小反革命分子”。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坏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天天要过“早请示、晚汇报”这一道难关的关口。

　　也就是说你早上睡觉醒了，一起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画像前鞠躬、低头、请罪；晚上睡觉之前，又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安，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改造等情况，当时就叫“早请示、晚汇报”。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一切，令杨铁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过了不久，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指示，驻守在祖国各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坚决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恶劣的影响及后果。

　　军队介入地方造反派组织的大小事务，无疑于“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被各个大小造反派组织弄得举步维艰，无所适从，部队下去“支左”，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各个派别的群众组织，都说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左派”组织，其它的一律是“保守派”、“走资派”“反革命派”。

　　随后，大规模的、各个山头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如大浪淘沙一般，逐渐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逐渐演变成了两个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临江专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指挥部”简称“指挥部”，一大派别的人，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队伍，抬着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开着高音喇叭，说自己才是真正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另一派是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走资派”、“保皇派”，必须要取消、要彻底批到、批臭！

　　“临江专区毛泽东思想临时联络站”简称“临联”，一大派别的人，也不示弱，用“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略战术，迅速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力量，也说要彻底打倒对方的人，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斗争的形式，也由最初的“四大”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街头和口头言行辩论，逐渐演化为恶语相向、拳脚相加；进而动刀动棍、动枪动炮，出现了“打、砸、抢、烧、杀”的血腥、混乱局面，霎时，阴云笼罩在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文化沉淀的果州大地上！

　　特别是揪出所谓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同志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同志是“里通外国”的“美蒋特务”分子之后。这场运动对人格的侮辱、对人身的攻击、对人生命的漠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令人惊闻的地步！

　　你看看，国家主席刘少奇，被造反派们丑化为一个头上只有几根稀疏毛发、红酒糟高鼻子、胸前挂着“黑修养”牌子的大坏蛋；王光美同志被丑化为一个曝牙巴、烫卷发、胸前挂着一长串乒乓球的“美蒋特务”分子。

　　杨铁知道，当时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一起，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苏加诺总统按照当地人的传统习惯，给予他们的最高礼遇，颈脖上带的是一串串美丽的花环，结果被造反派偷梁换柱，改成了一串串大小不等的乒乓球。

　　一个国家的主席和夫人，人格和尊严，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地方下面，那一级级的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们了。

　　那时，一些造反派组织动辄抓人、游街、揪斗、抄家，在大街小巷，可以说是累见不鲜；打人、骂人、罚跪、用黑布蒙眼睛、小耍戏弄被害人等等更是成了家常便饭；那些“当权派”、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和“黑五类”分子，敢怒不敢言，因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啊”是一条重大的原则底线、政策底线，否则，有你好果子吃的！

　　在那人妖颠倒、黑白难辨的浑噩年代，啥子稀奇古怪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不，一夜醒来，果城的造反派又提出了“文攻武卫”的新口号，随之而来的是，全专区武斗形势急剧加温、膨胀、升级，造成了“一切瘫痪、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杨铁在和其他人的私下摆谈中得知，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紧接着，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文章，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坚决拥护。

　　那段时间，全国上上下下，仿佛是进入了“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国内大革命时期一样。各路英雄好汉、豪杰人物揭竿而起、四处奔走；大大小小的职业革命家、活动家纷至沓来、亮相登场；带领各自的队伍和人马，和对方逆向而行、浴血奋战。

　　那些手拿梭镖、大刀、长矛、钢钎、弹弓，左手佩戴红卫兵袖标，头戴藤帽，由一队队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队伍，怒目横睁、气势汹汹的驻扎在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昼夜巡逻在大街小巷。

　　凄厉、恐怖的警报声、各个单位的高音喇叭声、反复播出的《骑兵进行曲》，时长时短、紧急急促，催人奋进…；一中告急!临江高中告急！东方红机械厂十万火急！农机厂十万火急！…。

　　这些凄惨异常、撩人心魄的坏消息，把全城已经下了台的大小党政官员和老百姓，吓得魂不附体、颤颤巍巍，纷纷躲在家里、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整天搞得人心惶惶而不可终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7795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江军分区，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来回开在混乱不堪、瓦砾成堆、硝烟弥漫的大街上。反复播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通告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好像是对牛弹琴，根本无济于事。

　　双方的派仗，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真是越打越激烈、越打越酣畅，他们之间，不打出过你死我活，决不会善罢甘休、收兵回朝的…。

　　杨铁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一中的两大派青年学生组织，首先在果城内开了战，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不可开交。学校的围墙被堆到了、操场成了战场、桌子板凳成了手中的武器、教学楼成了各自盘踞的据点和碉堡，满地是石头、瓦砾、烂桌子、椅子和板凳儿。校长、老师和家长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干瞪眼、干着急。

　　省汽车运输公司42队和长途汽车客运站、专署招待所、石油地质调查处等地方，也成了两大派工人群众造反组织反复争抢的“制高点”和焦点，几经易守，打得你进我退，我进你退，难分胜负。

　　他家鹏娃子去看武斗的闹热，一不小心，被工人造反派们用木板凳做成的巨大弹弓射中了心窝子，疼得他一时动不了身、蹲在地下半天起不来。还是一个老干部摸样的人，把他送回家里的，养了好多天都恢复不了元气，把杨铁气得不得了、安静心疼得不得了，主要是害拍他今后落下病根子，对未来的前途不利。

　　那个省航道二处，是刚刚才修建起来的三层办公大楼，在当时的果城是算得上的标志性建筑。两大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包括那些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娃儿等等，在这里展开了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惨烈无比、死伤无数。

　　后来，杨铁听人说那些十八九岁的学生娃儿，年纪轻轻的、死得好惨、好可怜啊！好多人去反复的劝解他们撤离这个据点，他们死活都听不进去，眼看他们在大热天里，被对方死死包围到，没得吃的、没得喝的，实在是造孽，一些心肠好的群众，冒着被流弹打中的生命危险，自发的组织起来给他们送饭、送水、送衣服。

　　结果呢？

　　白天他们手持钢钎、弹弓和自制的玻璃燃烧瓶，顽强坚持战斗、完全不顾自己的死活，说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些气吞山河、忘乎所以的年轻娃儿，站在面临嘉陵江边的三层楼的楼顶上，高呼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不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夜里，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一阵阵凉风吹来，望着漫天的星星，他们仿佛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行走在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样。相拥而泣，对天高歌，反复高唱思恋毛主席的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困难时想您心里明…。井冈山，您带领我们反围剿，红旗一展满地红…。革命战士怀念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深夜里，这种凄楚、悲凉，怀念亲人的歌声，从高处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附近的群众听了，无不为之动容，痛哭流涕；他们都为这些年轻的学生娃娃们这种痴迷、这种狂热的情绪所感染、所感动，也不知道他们最后到底要坚持到好久，他们的宝贵生命是否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果不其然，对方让出了一条生路，开出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手举白旗、净身出户；往后撤退、撤离果城，可免一死；否则，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尊严和忠诚的抉择，有一些比较明智和机灵的学生娃儿。乘着月光稀疏的夜色，巧妙化妆打扮一番后，人不知鬼不觉的悄悄溜下大楼；从丝三厂锅炉房的后门下去，在嘉陵江边高大陡峭河堤的掩护下，一路小跑到大南门外的桓子河，借助打渔人家一艘小小的打渔船，离开了这个危险的死亡之地。

　　但是，有些个青年男女学生娃娃们临死不屈、视死如归，他们高唱战歌、怀抱自制的玻璃燃烧瓶，从楼顶纵身一跳，葬身一片火海，轰然之间，就早早的结束了他们年轻而灿烂的生命。

　　个别严重伤残的人、生不如死的人、至死都不投降的人，被对方强行用厚厚的黑布蒙住眼睛，双手反剪捆绑，拖至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处废弃的铁道沟壕里，泼上硫酸，草草掩埋。

　　杨铁听罢，不由得浑身一怔，这太可惜了、手段也太残忍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中国人死在中国人的地盘上，而且，斗争的双方，都趾高气扬、毫无愧色的说：自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捍卫者和忠实执行者。

　　真的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

　　“毛泽东思想临时联络站”的造反派组织，在头头王世均等同志的带领下，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占领了整个果城。并在进出成渝公路、川陕公路的西山坡、桓子河、马市铺、中渡口一带，构筑了一道道铁丝网、沙袋和坚强的、水泥碉堡等防御工事。

　　但这还只是一座空城，因为武斗、派仗的原因，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包括像杨铁这样有身份的人，都撤退到附近农村的火花、新建、华丰、文峰公社一带去了，甚至于更远的地方，以躲避武斗和战乱，给自己带来的祸害。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指挥部”的造反派组织，一时间，在果城内外销声匿迹。杨铁听人说，这些人在头头彭先德等人的带领下，大部分的人马去了遂宁、射洪、广元和附近的乌龙、盘龙一带，过着投亲靠友、走村串户、东躲西藏、四处游荡的艰难、困苦生活。

　　这两大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一个叫盘龙的地方，进行了一场十分罕见的攻坚战、拉锯战和大血战。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尔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伟大领袖毛主席气吞山河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成了双方进行激烈战斗的、巨大的精神支柱和宣传口号，激励着那些狂躁的年轻人，一拨拨地往前冲锋陷阵、死不回头。

　　结果，几天打下来，双方的交战人员，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逃的逃、头上缠着绷带，身上缺胳膊、大巴退的人多的是。

　　噩耗传来，哀乐阵阵。

　　占据果城的“临联”派，将死者的尸体放在平板解放牌汽车上，披麻戴孝，高呼口号。他们拿着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对空开放，鸣枪示警，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和示威活动，那场面，实在是令人恐怖和咂舌。

　　小道消息说，这一仗，“临联”由于有本地一些驻军在背后支持、撑腰，人员众多、武器精良，伤亡的人员要少得多。而“指挥部”一派的人呢，由于他们多半是由工人和青年学生娃儿组成的敢死队伍，武器少、训练少，伤亡的人员大大超过了对方，死者有的收不到尸，有的只能就地草草掩埋，身处异地，魂飘远方。

　　那年头，“临联”和“指挥部”这两大派别，长期对立、势不两立。谁见了谁，都是仇人、都是敌人，恨不得把对方千刀万剐、剁成肉泥，心里才痛快、才解恨呢！

　　“指挥部”的人，由于长时期被“临联”的人，封堵在城区外，父母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隔山隔水、难以相见，完全失掉了联系，音讯全无。

　　偶尔，他们这一派的人，要乔装打扮一番，悄悄地潜入果城来刺探一下近期的各种情报、拿取一些生活上的急需用品，比如衣服呀、钱呀、香烟呀；吃的、用的东西呀，如大米、手电筒等等。

　　有一回，“指挥部”的人，回到城里联络旧部人马、打听消息。结果，被“临联”的秘密侦察员发现了。一声断吼、一阵穷追猛打，撵得“指挥部”的人，屁滚尿流、慌不择路。

　　连忙开着一辆残缺破旧的“解放牌”老牙壳汽车，一路疾驰；由于速度过快，转弯时，在一个叫大西门地方的下坡处急转弯翻了车。身上所带的玻璃燃烧瓶和手榴弹也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车毁人亡，没死的伤员被紧急包扎后，送进专区医院急诊病室，进行救治。

　　死了的人，一命呜呼；而抢救活了的伤病员，还要低头认罪、进一步交代罪行和问题，备受摧残和折磨。

　　整个事件，触目惊心！

　　这就像是以往在电影、小说里，描写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了民族的独立、祖国的解放事业一样，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在所不辞吧！

　　从内心讲，杨铁是非常同情“指挥部”那一派的。

　　为何要这样子说呢？因为，杨铁本人就出身贫寒，而这些人呢，绝大多数又来自社会最低层的企事业单位，如工厂、农村、学校等。贫穷的人多、吃苦的人多，遭罪的人多，中国人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同情弱者、贫穷者；记恨富人、官人、腰缠万贯之家的人。

　　“不恨寡，只恨不均。”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代替另外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代替另外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代替另外一个领袖、一代人否定一代人、一个朝代否定一个朝代。所使用的手段全部就是造反、革命、杀头、破坏，从古一直延续至今，从来就不晓得用改革的办法和改良的办法，而是采用革命的办法，而革命是要死人的呀！

　　其结果呢？人，死伤无数，那些孤魂野鬼，遍布中华大地，而且都是内战造成的；财，损失殆尽，无可计数，几百年度难以恢复元气；资源，浪费惊人，枯寂无边；贫穷，自始至终，伴随着灾难深重的怏怏大中华。

　　“临联”这边的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党政机关、社会事业单位的人员，包括那些个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大专院校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起码在观点上是站在“临联”一边的的，在当地是中上层的人物，属“当权派”。

　　但是，他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个英雄辈出、群魔乱舞的政治舞台上，一旦跟错了人、站错队，将一错再错，前功尽弃，自己根本就没有回天之力，何必去管这些闲事儿。

　　所以，他在思想观念上，还是选择了“临联”，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并未加入这个帮派组织。他有自己的一番逻辑，它不像自己下象棋那样简单，错了，可以悔两三步棋，重新来过，再杀一盘。

　　因为，他还晓得地委第一书记曾湘、专署李思德专员、地委第三书记任志刚、也就是他叫的任叔叔、曹副专员那一大帮子已经被造反派夺权、倒台了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暗地里是向着“临联”这一派的。

　　不过，对那些造反派头头们，他们那帮老家伙则暗藏心机，另眼相看。

　　而地委组织部的张幼盛副部长、轻工局的江副局长、东方红机械厂的吴友贵主席等人和工交系统里的那一帮小混混，还有被他撤过职的林春年、唐富贵加入的都是“指挥部”。

　　表面上，他们这些老革命，对两边造反派都是一副客客气气、逆来顺受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是心生嫉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觉醒来，自己不明不白的，就被人家造了反、操了家、革了命、夺了权呀！

　　这口窝囊气，何时何地才能够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