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内地人一提到香港，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里的人行色匆匆，步履飞快，动作麻利，头脑灵活，为的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挣到最多的钱。那个时候的香港，通常是和高效率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真正来到香港才发现，现在的香港，效率好像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相反，和内地比起来，甚至都显得有些落后。在很多性子急的内地人看来，也许“有些落后”都不足以表达这种差距，应该用“非常落后”才能描述这种差距的程度。

　　有朋友讲了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问题。他们公司在香港新租了一个办公室，装修过程中需要请业主的工程公司更换一些灯具。打电话给工程公司后，工程公司说这件事情，应找物业管理公司协调后，由后者下达指令，他们才会去干。然后打电话找到物业公司，对方听到这一诉求，答复说打电话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写一封正式的信，才能作为是否可以免费更换的依据。朋友一听心里就有点急：这么点事情，还要写信？要是在内地……不过转念一想，毕竟这里不是自己的地盘，还是要守规矩。于是老老实实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终于等来了物业公司的答复：经研究，同意免费更换，但是经查，工程公司现在没有存货，需要订货后才能供应，而订货期至少一个星期。朋友一听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明明办公楼旁边就有一条街卖灯具，为什么还需要等这么久？答曰：程序。

　　另一个朋友是个艺术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在香港开办一个展览的机会。由于其本人是独立艺术家，虽然展览全程已经委托了专业策展公司承办，但各种细节，仍需事事操心。因此从展览项目启动开始，到最后完成这场展览，我们的这位艺术家朋友已经筋疲力尽。问其原因，答曰：程序太复杂，效率太低。并因此判定，香港这样下去，一定没有未来。

　　以上的例子都不算极端，其实应该是普遍现象。现在，对于很多初到香港的内地人来说，生活中办上几件事情，就会不自觉地发出慨叹：真没有想到，以高效闻名的香港，竟然是如此的慢慢腾腾、拖拖拉拉。要知道，现在的内地，讲究的是客户至上，是多快好省，是走捷径、抄近路，是办快事、办急事、办大事，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所以追求的是快节奏、高效率。谁要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敢说一定办不成事情，但至少算是少数派，慢慢地就会被历史的滚滚潮流湮没无踪。再说，这几年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口号喊得山响，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大国地位日益稳固，所以子民们自然有理由自信心爆棚，觉得自己的所做作为都是一贯正确，对有异于己的做派，会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不习惯。

　　那么，香港的这种“低效率”的原因到底来自哪里呢？我的观察，原因应该就是“程序”。听香港当地的朋友说，程序公正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也就是说，不管结果如何，过程一定要确保没有问题，颇有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潇洒劲儿。具体到某一件事上，就是要按照既定的程序，一环扣一环，一步接一步，决不能三步并作两步走，更不能直接从起点到达终点。但是反观内地，谁要是持这种思维方式处世，不被人骂个半死，也至少会赢得个“榆木脑袋”的“美名”吧。我们更相信，那些能找到捷径的人才是能人高手，死守着“程序”的人差不多都是loser，有本事的人谁按规矩办事？说到底，我们更信奉的，其实是 “只求结果、不讲过程”，甚至有时候变异为“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当然不是为香港同胞的固守程序较好。像上例中的换灯问题，明明可以简而化之，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加快办事速度，求得皆大欢喜，但却因为一个冠冕堂皇的“程序”问题，搞得效率极低，最后大家心里大大不爽，想起来是有些不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多时候“效率”和“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我完全按照程序办事，即使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或者至少需要我承担的责任是最小化的。而如果我为了提高效率，违反了程序，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我承担完全的责任。如此对比来看，对于大多数“打工仔”而言，何去何从就一目了然了。

　　香港和内地还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前者已是阅尽人间繁华的中年有产者，有充分的理由享受奋斗多年带来的良好秩序，更看重公平正义，效率固然重要，但并不会更重要。而内地则是刚刚初到的毛头小伙，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和激烈追求，所以凡事求速度、讲效率也是情有可原。当两地的交叉、沟通、交流、交换越来越多的时候，程序和效率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