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深深感到，武则天决非寻常女流，她的政见、她处理国事的能力都是颇为卓越的。高宗为有这样一个内助而高兴，但是，当他看到武则天那强烈的权势欲和千方百计地笼络人才、排除异己的时候，却也不无担心，他甚至惊恐地想到，照此下去，在他百年之后，大权落于谁手都未可知。于是，他企图削弱她，废掉她，但未能如愿以偿。而今，武则天势力渐大，凭着他这样一个病弱的皇帝更是无能为力。他清醒地看到了形势的严峻，他服输了，他无法再与武则天匹敌。于是，他想到彻底地退却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自己图个清静，安逸地度过他的残年。

　　高宗把这个打算告知几个宰相，征求他们的意见。话刚出口，便受到赦处俊的强烈反对。赦处俊说：“《礼经》说：‘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帝与后，好比日与月，阳与阴，各有所主。外内和顺，阴阳谐调，国家才能治理。陛下不遵此道恐怕会上逆天理，下负民意。过去魏文帝曾有言，在他驾崩之后不许皇后临朝。现在陛下却想传位给天后，甚为不当，况且，大唐基业乃高祖、太宗二圣所开创，陛下理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怎能送予她呢？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平日，高宗对郝处俊的话是比较重视的，今见这个最信任的大臣第一个反对他向天后让权，也不禁想到，天后虽有威德，但毕竟是后宫之主，大唐姓李，不能姓武，先帝开创的基业应该代代相传，以至无穷。这时，中书侍郎李义琰等人也都说，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应予采纳。高宗听信他们的话，不再考虑让权给天后的事，决计禅位给太子李弘。

　　李弘是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李弘性情仁孝，对大臣谦和有礼，威信较高。高宗很喜欢他这个儿子。但武则天对自己的儿子却不怎么喜欢。这是因为太子弘爱读《礼记》，笃信“安上礼人，莫善于礼”、“不学礼，无以立”这一套说教，喜欢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缺少进取的勇气，此外，他过于仁慈，性格懦弱，这一点，与武则天的性格是大不相同的。还有，太子弘从正统思想出发，不大支持她母亲执掌国政，认为这样有乖古礼，因此更失爱于武则天。

　　如果说在高宗准备禅让之前，武则天与儿子李弘的关系不好主要在于性情不和的话，那么，当李弘即将成为大唐新主之时，他们母子关系的紧张则完全在于政治上的对立。

　　问题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武则天面前：如果李弘继位，大唐继续姓李，她的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便要付诸东流。她决不满足于当一个位尊而无权的太后，也不愿仍然像现在这样与君主共执国政，她要独揽大权，她要君临天下，她要大唐姓武！她不能容忍除她以外的任何人承继君位，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她看来，母子之情是制约于权力和政治的，如果母与子在权力的角逐中遭遇，那么，同样只有你死我活的争斗，舍此，决无其它选择。

　　于是就有了“合璧宫命案”。

　　合璧宫是近年来高宗新营造的一座宫殿，建筑豪华，金碧辉煌，且配以假山池水，四方花卉，宛若仙境。一天，皇上皇后在合璧宫与太子弘同赏歌舞，共赴盛案，极尽欢乐。武则天还亲赐食物，以示慈爱。可是，就在这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太子李弘突然死了。御医说，他得的是一种急腹症，因酒食过量所至。但是，深知内情的太监却心中有数：那夜晚，是他奉天后之命，在太子弘的醒酒酸梅汤中放了毒药。

　　太子弘之死使高宗怅然若失，精神恍惚，病情又加重了几分。不久另立李贤为皇太子。

　　新立的皇太子李贤是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容貌俊秀，举止端重，自幼喜欢读书，过目不忘，深得高宗喜爱。他曾对大臣说，李贤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材，如果其它几个儿子都能这样，大唐江山还有什么忧虑的呢？后来李贤声望日高，武则天渐生嫉心，唯恐儿子会影响自己的大事。于是先以李贤“颇好声色”予以警告，后又以谋反为名，将李贤废为庶人。

　　不久，庶人李贤被流放距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李贤在巴州万念俱灰，精神抑郁，有感于朝廷之事和自己的遭遇，作了一首黄台歌词，词云：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

　　四摘抱蔓归。

　　此词是李贤发自内心的声音，它倾吐了自己的痛苦，饱含了难以抑制的怨愤。不知何故，这首歌词竟不径而走，传到了武则天耳中。武则天当然不会置若罔闻。她以“探视”为名，派人前往巴州，将李贤囚禁起来，逼令其自杀。就这样，哀叹“瓜熟子离离”的庶人李贤终于也如瓜儿离蔓，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