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站在时代高度观照知青命运

　　--从《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到《魂之歌》

　　10 知情的特点

　　知青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从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开始创作的。因为对每一位曾经插队落户的学生和兵团战士来说，这段生活经历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是印象深刻、甚至刻骨铭心的。作为一名被分配到中国最著名的穷乡僻壤--叫花子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插队的竹林来说，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光有生活的感受，是不能马上成为文学作品的。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将它当做谈资和回忆。要与文学结缘还必须有追求文学的情结和一些外部客观的促成条件。竹林曾在她的《生活的路》的后记中说："在僻静的小山沟里，我们认识到了改造我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使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能过上美好生活的艰巨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曲折。漫长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感受和体会到了这一切，也使我产生了记录和抒发这一切的要求和愿望。于是，我就在那艰苦的劳动之余，在担土和推小车的间歇里，在滴水成冰的寒冬静夜中，在知青集体宿舍铺着高粱秸的床铺上，开始写我和我年轻的朋友们在生活的大海里的航海日志。然而，在那阴霾满天的日子里，写作和保存这样一些真实生活的记录，是充满着危险的。我常常拿着写好的稿纸，在屋里东瞅西瞧，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全隐藏的地方，于是只好在睡觉的时候掖在枕头下，在外出的时候揣在衣袋里，而最后，在白色恐怖和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刻，我仍只好在烧锅的时候把它们统统塞进了炉膛。然而，在云收雨霁以后，稿子中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声音笑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激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去进行探索；甚至那一张张狰狞的脸谱，也在激发我的义愤，激起我战斗的勇气。因此，不把它们再现出来，我的心一时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我又拿起笔，匆匆地把烧毁了的那些东西重新写了出来，这就是上面这部不成熟的作品。"

　　我们在第一部分作者的生平介绍中已经说过，作者从小就做过文学梦，有过当作家的梦想；而插队的生活感受又促使她想将这一切写出来；然而，当时的政治高压和思想恐惧又使她不得不将写好的东西"付之一炬"。那么后来--粉碎"四人帮"后，促使她将那些烧毁了的东西重新写出来的力量，除了她自己说的心中的那些不吐不快的激情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内在的驱动力呢？因为当时知青题材在创作上还是不能碰的禁区！

　　下面的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那时她插队落户的后期，就在第一部分讲到的她遇到那位撑着红色雨纸伞的老农民之前，她还有一段奇遇--就在她吃了陌生人留下的苹果，离开蚌埠火车站后，当时她漫无目的地沿着铁轨前行，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人生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她沿铁路走了一整天，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天黑了，她又冷又饿，蜷缩在小站黑暗的站台角落里。这时来了一群扫帚贩子，他们要在这小站上偷搭火车。扫帚贩子发现了落魄的她，分给她吃他们的干粮--又冷又硬的秫面饼；其中一个自称会看相的"秀才"还给她算了命，说她"木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灵秀敏感的心，拙嘴笨舌掩盖着丰富的思想感情；但命运要她吃尽苦头，但到头来会像珍珠一下擦去污黑亮出光来的！"凭着这"秀才"的吉言，她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鬼使神差般地随扫帚贩子们爬上了随后开来的煤车；在煤车的疾驶中，风吹起煤屑抽打着人们裸露的胳膊和脸；扫帚贩子们将她围在中间保护着她。那位算命的"秀才"还高声对她说："姑娘，别怕，你的命运正在挥起鞭子抽打你。挺过去就好了！"他们终于在天亮时分在又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煤车分手了。当时困顿的她甚至连这群扫帚贩子的名字都没有问一下；尤其是那个算命的人，也许是一个落难的右派之类的知识分子吧？但这场奇遇在她今后的事业道路上产生了巨大的内在驱动力，这是无疑的。正如她自己所说："每当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这一如梦如幻的的记忆就在我的眼前萦绕--也许命运正挥起鞭子抽打我，挺过去就好了！就这样，我挺住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直毫无悔意地在追求文学艺术的道路上，跋涉前行。"（见《阁楼上的天空·命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生活的路》这部书稿，除了上面说的作者要跟命运抗争的原始驱动力外，主要的直接动力，还是作者认为她要为自己和自己的知青朋友们说真话，写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思想和呼喊。这些内容在插队期间记录下来又销毁了，回城后她辗转来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自然地在编辑工作之余又萦绕在了心头。从思考到完成初稿，她从1975--78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但能不能拿出去出版却成了问题。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因为妒嫉等的原因利用手中权力压制阻挠出版这本书的力量，只谈对这部书稿的思想上的分歧和压力。

　　竹林首先将写作设想和提纲给了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同科室的编辑赵元真看。赵肯定了她的努力，鼓励她写出来。初稿完成后，赵又给稿子提了较详细的修改意见。竹林完成修改后，又给当时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一地先生看；王也给予了肯定的鼓励。但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则出于关心和爱护，说此稿如出版一定会受到批判，将是又一部《归家》（刘澍德的《归家》曾经在文革中受批判），因此劝她千万不要拿出去。但赵认为，文学作品不必再作为政治的留声机和传声筒了！文学创作应该走在生活的前面引领人们向先进文明的方向前进，就是说应该有提前量。他打了个比喻，说好比高射炮打飞机，不是直接瞄准飞机，应该将目标定在飞机的前面，因为飞机也在前进。因此，他竭力主张将稿子拿出去。于是稿子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辗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是就有了1979年2月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竹林的那一幕·····同年8月出版社正式出书，10月3日，韦君宜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从出版《生活的路》所想到的"，对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批驳了对这部小说的形形色色攻击。当时，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很快转载了韦君宜的文章。小说一印再印，接连发行了30多万册（直至现在，它还作为出版社的重点图书"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在重印）；在知青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此，知青题材的文学创作禁区被打破了；它开辟了中国知青文学的先河。

　　《生活道路》在创作思想上起到了冲破禁区和开辟道路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创作方法上，也完成了一个显著的转身--从"三突出"模式转到了写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本来道路上来。也许，作者在写作时，原本只是由一种强烈的"为自己的知青朋友们讲一些真话"的愿望驱动，而根本没有多考虑什么创作思想与方法的问题。然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一个转身是不容易的（对那些长期浸淫在"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和"三突出"模式里的作家们来说，这个转身更难），而且意义重大。好在竹林当时只是一个初涉写作的年轻人，因此对她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然而任何转身都是在旧轨道上完成的，完全脱离它的制约和影响是不可能的。《生活的路》也是如此。作品虽然以主要笔墨勇敢地揭示了以崔海瀛为首的权力持有者对娟娟和张梁等知青的残酷、野蛮的摧残和迫害，为知青发出了深沉的呼喊；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安排一个老支书作为正面人物加以缓冲；就连张梁这个知青的许多现在看起来已经很荒唐的"左"的行为，虽然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中，基本上是真实的，但也或多或少地看出作者的"缓冲"企图。

　　这是时代的局限--在有勇气冲破禁区的先行者身上存在的局限。这也是以后人的标准和要求去观照当时作品的局限。这种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这部小说在按出版社的审读意见进行修改时，出版社就提出了要求让主人公娟娟最后"不死"。作者考虑再三，觉得很为难；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到那个程度，"不死"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但出版社的意见也显然是善意的，是为了能让作品顺利出版或出版后减少政治压力而提出的"缓冲"之计。于是，最后折中，出版社没让人物的结局改变，而让作者写了一个"后记"，加以"说明"。我们现在重读这"后记"，就会明白当时双方的苦衷了。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否定作品在当时巨大的现实主义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开拓性价值。当然也不能责怪出版社。因为在当时，恐怕也只有这家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才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出版这部作品。而且，以后竹林关于知青题材的其余两部作品--《呜咽的澜沧江》和《魂之歌》，几乎是重复了《生活的路》的经历，仍然还是人文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