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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情与爱的阳光

　　经受了风雨的摧折，又遇阳光的照射，一棵小树就生长起来了；在生活的道路上历经了艰难与曲折，又饱尝了人世间的屈辱与压力，温情与爱，一个人才也成长起来了。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那么，让我们来谈谈阳光吧。

　　前面说过，在为她创作《生活的路》而遭受妒忌和压制的时候，她所在单位里的男子汉和女同胞们曾仗义执言，向她伸出了同情的援手。尤其是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赵老师，不但在平时的工作上和创作上给了她许多指导和帮助，还在她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最困难的时刻，站出来为她主持了正义。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一直没有后悔和退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文学创作上給予她帮助、支持和鼓励。

　　当然，在她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伸出手来的人，不止一个。1979年末，《生活的路》出版后，她在单位正承受着秋后算账派的重重压力之时，当时正在大声疾呼倡导改革的中国科大的温元凯先生特地来上海约见了她。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她要独立思考，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为改革开放，为国家民族的进步与繁荣去奋斗。由此开始，他们在事业上便成了很好的朋友--尽管他的事业是呼吁和探寻改革之路，而她从事的是文学创作，但在探求人性、解析中国社会、追寻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上，他们的愿望和追求是相通的。因此，以后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彼此都会在可能的条件下，給予关切与建议，安慰与鼓励。

　　她在文学讲习所的导师严文井同志来信了，要她做生活中的强者；要她把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阻力变成创作和前进的动力！孟伟哉也托到上海出差的编辑去看她，打电话关心她的创作和生活。老孟就是在离开了人文社、离开了编辑岗位，直到在全国文联的领导位子上退休以后，这种关心一直未停止过。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同志，是在见到了有人对她的诬告信派人调查后才了解到她的真实处境的。知道真相后，见在自己管辖下的文艺单位无法落实自己的批示--解决她的住房困难，他就热情地为她在嘉定安排了一个落脚之处。

　　秦兆阳同志曾写信邀请她去北京工作，并且告诉她，在他身边工作会是愉快的；他领导的那个刊物（《当代》）的集体是团结的、友爱的。浙江省作协和河北省作协的领导高光同志、刘真同志也都热情地邀请她去他们那里工作和写作。虽然她最后没有能接受这些盛情，因为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已经比较熟悉了的生活基地，但是这么多的关爱与热情，深深地温暖着她的心。

　　她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82年秋天，韦君宜同志特地赶到她所在的南翔附近的那所乡镇中学--嘉定二中去看她；那时，君宜同志的老伴杨述先生刚刚过世，她心里虽然蕴藏着极大的悲痛，但仍不忘去关怀一个处境困难的知青作者。见着君宜同志步履蹒跚的的样子，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是的，在她缺少温暖和爱的童年时代，只有奶奶是她感情的寄托和保护人。而在为事业奋斗的道路上，又遇到了这样可敬可爱的前辈！是她，第一个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上为她的《生活的路》辩护；是她，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为她的处境发出了呼吁。韦君宜同志看了她居住和写作的那个书库后很激动；她对那所中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感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年轻作者。我们文艺界的一些人应该对此感到脸红。我代表文艺界感谢你们！"是啊，韦君宜的话，真值得我们文艺界的某些掌权者深思！

　　在事业和精神上给了她巨大支持和关怀的，还有萧乾先生。

　　文革结束后，萧乾先生在自己的身心获得解放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国内文学界的后起之秀。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生从戴厚英那里了解到竹林的处境，便在北京自己的家里约见了她。从此以后，竹林的主要长篇作品，大都在原稿阶段，先生就先行阅读，给与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鼓励。比如长篇《女巫》、《挚爱在人间》，先生都是认真阅读了原稿，并且带着阅读后的激情一口气为它们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这两篇阅后感出书时便成了作品的"序言"。《女巫》的序言显示了先生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在人生八十以后还能对作品如此仔细地阅读，并作鞭辟入里的艺术分析，写出这样高水准的评论，在国内文化界实属少见。长篇《呜咽的澜沧江》甫一出书，先生就带着它上了重返滇缅公路的旅程，在路上边走边读，实地感受作品的情景韵味，也很快写了评论。

　　在生活和精神上，先生也特别关心她。在了解了她的身世遭际后，先生感同身受，觉得她与自己一样几乎是孤苦伶仃生活在人间的"孤儿"（萧乾《挚爱在人间》序）；于是，便更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关怀她了。她每有机会去北京，先生夫妇总要将她叫到自己家里叙谈。一次她生病住院，先生急得到处托上海的朋友去医院看她。1993年4月，先生带她去看望他的大姐冰心。先生说："大姐，我给你带了个孙女来了！"冰心老人事先读过她的儿童散文《老水牛的眼镜》，喜欢她清新秀丽的文笔。于是便高兴地提笔为她写下了"创作未有穷期，竹林前途无量！"几个字以示鼓励。而她就这次见面，回去写了一篇散文《冰心与萧乾》，生动形象地记述了两位老人的真挚友情。该文后来被收入了上海市的中学语文课本。

　　远离了权力和喧嚣，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作家和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周围的邻居相处，她还获得了一种深深的认同感。知道她是搞写作的，一些知青和文学爱好者，经常会来和她聊天。他们会在她简陋的家里一起动手煮饭吃，一同探讨写作方法；晚了，女同胞还可以与她同床而眠。他们还会相约去出游踏青，到民间采访。她平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大家也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尤其令她感恩的是，一位住在她对面楼里的县退休干部老赵，知道她是一人独居，特地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打招呼，关照要保证她的安全；每晚他散步经过她的楼下，只要见她的房间没亮灯，就要朝上喊几声，得到了回音后才放心地离开；没回音他会上楼去检查她的房门是否关好。见她一人开伙麻烦，就帮她联系在附近的房管所搭伙；老赵是县政府干部，了解本地农村情况，她要去哪里采访，或采访到的材料有什么疑问，老赵都会及时帮助指点。时间长了，老赵全家都对她十分亲切关爱；他们就像是她的亲人一般。

　　多少年来，我们把人性和人道主义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只留下阶级斗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爱，这些人性中的基本特点，任何权力和宣传都泯灭不了的。正是这些温暖与爱的阳光，为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的她，提供了动力，使她几次在绝望的边缘振作起来，使她在为事业奋斗的途程中，增添了力量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