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关于拿破仑的一番话引起我深思默想,于是我设法就这个题目谈下去.我说,"我想拿破仑特别是在少年时代精力正在上升的时期,才不断地处在那样爽朗的心情中,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仿佛有神在保佑他,他一直在走好运.他晚年的情况却正相反,爽朗精神仿佛已抛弃了他,他的好运气和他的护星也就离开他了."
歌德回答说,"你想那有什么办法!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也再写不出我的那些恋歌和《维特》了.我们看到,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拿破仑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富于创造力的人.
"对了,好朋友,一个人不一定要写诗歌.戏剧才显出富于创造力.此外还有一种事业方面的创造力,在许多事例中意义还更为重要.医生想医好病,也得有创造力,如果没有,他只能碰运气,偶尔医好病,一般地说,他只是一个江湖医生."
我插嘴说,"看来你在这里是把一般人所谓'天才,(Genie)叫做创造力."
歌德回答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因为天才到底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成就见得上帝和大自然的伟大事业的那种创造力,因此天才这种创造力是产生结果的,长久起作用的.莫扎特的全部乐曲就属于这一类,其中蕴藏着一种生育力,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作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其他大作曲家和大艺术家也是如此.斐底阿斯和拉斐尔在后代起了多大影响,还有杜勒(杜勒(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代日耳曼民族最大的画家和版画家.)和荷尔霸因(荷尔霸因(Holbein,1497—1549),长期在英国工作的德国名画家.).最初发明古代德国建筑形式比例.为后来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两座著名的德国哥特式建筑.歌德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就学,受哥特式建筑影响很深,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歌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准备条件的那位无名建筑师也是一位天才,因为他的思想到今天还作为长久起作用的创造力而保持它的影响.路德就是一位意义很重大的天才,他在过去不少的岁月里发生过影响.他在未来什么时候会不再发挥创造力,我们还无法估量.莱辛不肯接受天才这个大头衔,但是他的持久影响就证明他是天才.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学领域里也有些要人在世时曾被捧为伟大天才,身后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们比自己和旁人所估计的要渺小.因为我已经说过,没有发生长远影响的创造力就不是天才.此外,天才与所操的是哪一行一业无关,各行各业的天才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象奥肯(奥肯(Oken,1779—1851),当时耶拿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和歌德一样是进化论的先驱,参看《反杜林论》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页.)和韩波尔特那样显示天才于科学,象弗里德里希.彼得大帝和拿破仑那样显示天才于军事和政治,还是象贝朗瑞那样写诗歌,实质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有一种思想.一种发明或所成就的事业是活的而且还要活下去.
"我还应补充一句,看一个人是否富于创造力,不能只凭他的作品或事业的数量.在文学领域里,有些诗人被认为富于创造力,因为诗集一卷接着一卷地出版.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看作最无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写出来的诗既无生命,又无持久性.反之,哥尔斯密写的诗很少,在数量上不值得一提,但我还是要说他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正是因为他的少量诗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还会持久."
谈话停了一会,歌德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我很想他就这个重要题目再谈下去,因此设法引他再谈,就问他,"这种天才的创造力是单靠一个重要人物的精神,还是也要靠身体呢?"
歌德回答说,"身体对创造力至少有极大的影响.过去有过一个时期,在德国人们常把天才想象为一个矮小瘦弱的驼子.但是我宁愿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天才.
"人们常说拿破仑是个花岗石做的人,这也是主要就他的身体来说的.有什么艰难困苦拿破仑没有经历过!从火焰似的叙利亚沙漠到莫斯科的大雪纷飞的战场,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行军.血战和夜间露营!哪样的困倦饥寒他没有忍受过!觉睡得极少,饭也吃得极少,可是头脑仍经常显得高度活跃.在雾月十八日的整天紧张活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之后,到了半夜,虽然他整天没有进什么饮食,却毫不考虑自己的体力,还有足够的精力在深更半夜里写出那份著名的告法兰西人民书.如果想一想拿破仑所成就和所忍受的一切,就可以想象到,在他四十岁的时候,身上已没有哪一点还是健全的了.可是甚至到了那样的年龄,他还是作为一个完好的英雄挺立着.
"不过你刚才说得对,他的鼎盛时期是在少年时期.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能够在二十七岁就成为一国三千万人民的崇拜对象,这确实不简单啊.呃,好朋友,要成就大事业,就要趁青年时代.拿破仑不是唯一的例子.......历史上有成百上千的能干人在青年时期就已在内阁里或战场上立了大功,博得了巨大的声誉."
歌德兴致勃勃地继续说,"假如我是个君主,我决不把凭出身和资历逐级上升.而现已到了老年.踏着习惯的步伐蹒跚爬行的人摆在高位上,因为这种人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我要的是青年人,但是必须有本领,头脑清醒,精力饱满,还要意志善良,性格高尚.这样,统治国家和领导人民前进,就会成为一件乐事!但是哪里去找愿意这样做.这样用得其才的君主呢?
"我对现在的普鲁士王太子(指威廉亲王,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抱有很大的希望.据我所知道和听到的,他是个杰出的人物.既是杰出的人物,他就必须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物以类聚,只有本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具有伟大才能的人.'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拿破仑自己确实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选用的人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股,这是其他君主难以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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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歌德自己在这样高龄仍任要职,却这样明确地重视青年,主张国家最高职位应由年轻而不幼稚的人来担任.我不禁提到一些身居高位的德国人,他们虽届高龄,可是在掌管各种重要事务的时候,却并不缺乏精力和年轻人的活跃精神.
歌德回答说,"他们这种人是些不平凡的天才,他们在经历一种第二届青春期,至于旁人则只有一届青春.
"............
"我生平有过一段时期,每天要提供两印刷页的稿件,这是我很容易办到的.我写《兄妹俩》花三天,写《克拉维哥》花一星期,这你是知道的.现在我好象办不到了.我也还不应抱怨自己年老,已缺乏创造力了,不过年轻时期在任何条件下每天都办得到的事,现在只有在时作时息而条件又有利的情况下才办得到了.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解放战争后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我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西东胡床集》那些诗上,有足够的创造力每天写出两三首来,不管在露天.在马车上还是在小旅店里都是一样.现在我写《浮士德》第二部,只有上午才能工作,也就是睡了一夜好觉,精神抖擞起来了,还要没有生活琐事来败兴才行.这样究竟做出了多少工作呢?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写出一页手稿,一般只写出几行,创作兴致不佳时写得更少."
我就问,"一般说来,有没有一种引起创作兴致的办法,或是创作兴致不够佳时有没有办法提高它?"
歌德回答说,"这是一个引起好奇心的问题,可想到的道理和可说的话很多.
"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应该经常被看作世界主宰的一种工具,看作配得上接受神力的一种容器.我这样说,因为我考虑到一种思想往往能改变整个世纪的面貌,而某些个别人物往往凭他们创造的成果给他们那个时代打下烙印,使后世人永记不忘,继续发生有益的影响.
"不过此外还有另一种创造力,是服从尘世影响.人可以更多地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的,尽管就是在这里,人也还是有理由要感谢上帝.属于这一类创造力的有按计划来执行的一切工作.其结果已经历历在目的思想线索的一切中间环节.以及构成艺术作品中可以眼见的形体的那一切东西.(指事业.科学哲学和文艺三方面的天才.)
"例如莎士比亚最初想到要写《哈姆雷特》时,全剧精神是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印象呈现到他心眼前的,他以高昂的心情巡视全剧的情境.人物和结局,这个整体对他纯粹是来自上界的一种礼物,他对此没有直接的影响,尽管他见到这个整体的可能性总要以具有他那种心灵为前提.至于一些个别场面和人物对话却完全可以凭他自己的力量去操纵,他可以时时刻刻写,天天写,写上几个星期,只要他高兴.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看,的确可以看出他始终显出同样的创造力,在他的全部剧本里我们指不出某一片段来说,'他在这里走了调子,写时没有使尽全力.,我们读他的作品时所得到的印象是,他这个人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很健康刚强.
"不过假如一个戏剧体诗人身体没有这样强健,经常生病虚弱,每天写作各幕各景所需要的创造力往往接不上来,一停就是好几天,在这种时候他如果求助于酒来提高他的已亏损的创造力,弥补它的缺陷,这种办法也许有时生效,但是,凡是用这种办法勉强写出的部分,总会使人发现很大的毛病.
"............
"......创造力在休息和睡眠中和在活动中都可以起作用.水有助于创造力,空气尤其如此.空旷田野中的新鲜空气对人最适宜.在那里,仿佛上帝把灵气直接嘘给人,人由此受到神力的影响.拜伦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在露天里过活,时而在海滨骑马遨游,时而坐帆船和用橹划的船,时而在海里洗澡,用游泳来锻炼身体.他是从来少见的一个最富于创造力的人物."(这篇谈话从歌颂拿破仑说起,着重地讨论了天才这个西方文艺界的老问题.歌德基本上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神力.但他一般强调学习甚于强调天才,在这里也提出了几个新论点:一.天才必须有民族文化的基础;二.天才是一种创造力,表现于政治和军事.科学和哲学.艺术和文学各方面;三.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所创造的须对人类发生有益的影响而且有持久性;四.天才必须有刚强爽朗的精神和健壮的身体,因此它最易表现于青年时代.从最后一点出发,歌德主张国家重用青年,但这些青年必须具备他所列举的几项条件;他又认为,有些人老而益壮,是在经历"第二届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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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3月12日(近代文化病根在城市;年轻一代受摧残;理论和实践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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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我们这老一辈子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点恶劣,我们的情况太矫揉造作.太复杂了,我们的营养和生活方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的社交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友爱和良好的祝愿.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但没有人有勇气做个温厚而真诚的人,所以一个按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行事的老实人就处在很不利的地位.人们往往宁愿生在南海群岛上做所谓野蛮人,尽情享受纯粹的人的生活,不掺一点假.
"如果在忧郁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就会感到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末日了.罪恶一代接着一代地逐渐积累起来了!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
我回答说,"我往往也有这种心情.不过这时我只要碰到一队德意志骑兵走过,看到这些年轻人的飒爽英姿,我就感到宽慰,对自己说,人类的远景毕竟还不太坏啊."
歌德说,"我们的农村人民确实保持着健全的力量,还有希望长久保持下去,不仅向我们提供英勇的骑兵,而且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腐朽和衰亡.应该把他们看作一种宝库,没落的人类将从那里面获得恢复力量和新生的源泉.但是一走到我们的大城市,你就会看到情况大不相同.你且到'跛鬼第二,或生意兴隆的医生那边打一个转,他会悄悄地对你谈些故事,使你对其中的种种苦痛和罪恶感到震惊和恐怖,这些都是搅乱人性,贻害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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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我们心爱的魏玛来说,我只消朝窗外看一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情况怎样.最近地上有雪,我的邻家的小孩们在街头滑小雪橇,警察马上来了,我看到那些可怜的小家伙赶快纷纷跑开了.现在春天的太阳使他们在家里关不住,都想和小朋友们到门前游戏,我看见他们总是很拘谨,仿佛感到不安全,深怕警察又来光顾.没有哪个孩子敢抽一下鞭子,唱个歌儿,或是大喊一声,深怕警察一听到就来禁止.在我们这里总是要把可爱的青年人训练得过早地驯良起来,把一切自然.一切独创性.一切野蛮劲都驱散掉,结果只剩下一派庸俗市民气味.
"你知道,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碰见生人来访.看到他们的面貌,特别是来自德国东北部的青年学者们那副面貌,我要是说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我就是撒谎.近视眼,面色苍白,胸膛瘦削,年轻而没有青年人的朝气,他们多数人给我看到的面相就是这样.等到和他们谈起话来,我马上注意到,凡是我们感到可喜的东西对他们都象是空的.微不足道的,他们完全沉浸在理念里,只有玄学思考中最玄奥的问题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对健康意识和感性事物的喜悦连影子也没有.他们把青年人的情感和青年人的爱好全部排斥掉,使它们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人在二十岁就已显得不年轻,到了四十岁怎么能显得年轻呢?"
歌德叹了一口气,默然无语.
我想到上一个世纪歌德还年轻时那种好时光,色任海姆的夏日微风就浮上心头,于是念了他的两句诗给他听:
"我们这些青年人,
午后坐在凉风里."
(一首题为《狐狸死了,皮还有用》的小诗的头两句.)歌德叹息说,"那真是好辰光啊!不过我们不要再想它吧,免得现在这种阴雾弥漫的愁惨的日子更使人难过."
我就说"要来第二个救世主,才能替我们消除掉现时代这种古板正经.这种苦恼和沉重压力哩."
歌德说,"第二个救世主要是来了,也会第二度被钉上十字架处死.我们还不需要那样大的人物,如果我们能按照英国人的模子来改造一下德国人,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用不着等到第二个基督出现了.人民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从下面做出很多事来,统治者和他的臣僚们从上面也可以做出很多事来.
"举例来说,我不赞成要求未来的政治家们学习那么多的理论知识,许多青年人在这种学习中身心两方面都受到摧残,未老先衰.等到他们投身实际工作时,他们固然有一大堆哲学和学术方面的知识,可是在所操的那种窄狭行业中完全用不上,因而作为无用的废物忘得一干二净了.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的东西又没有学到手,也缺乏实际生活所必需的脑力和体力.
"............
"所有这些人情况都很糟.那些学者和官僚有三分之一都捆在书桌上,身体糟蹋了,愁眉苦脸.上面的人应该采取措施,免得未来的世世代代人都再象这样毁掉."
歌德接着微笑说,"让我们希望和期待一百年后我们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看那时我们是否不再有学者和哲学家而只有人."(在这篇谈话中,歌德已看到西方文明在开始没落,并且把原因归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以及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他把德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乡村中身心健全的青年人,他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城市产业工人的有组织的力量.他的教育理想着重实践和身心两方面的健全,反对当时德国空谈哲理的风气.)
1828年10月17日(翻译语言;古典的和浪漫的)
歌德近来很爱阅读《地球》,常拿这个刊物做谈话资料.库让(库让(V．Cousin,1792—1867),法国自由主义派和折衷主义派哲学家,早年接近《地球》杂志的文艺立场,与歌德有些私交,在法国开创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风气.)和他那个学派的工作在他看来特别重要.
他说,"这批人在努力开辟沟通法国和德国的渠道,他们铸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于交流两国思想的语言(用甲国语言介绍乙国思想,往往不能完全按照甲国语言习惯,而须迁就乙国思想和语言的习惯,仿佛要形成一种新语言.这说明翻译对一国语文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他对《地球》特别感兴趣,也因为它经常评论法国文学界的最新作品,而且热情地为浪漫派的自由或摆脱无用规律进行辩护.
他今天说,"过去时代那一整套陈旧规律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在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个问题(这是当时争论激烈的问题,特别在德国.歌德对当时德国浪漫派是不同情的,反陈旧规律是针对法国新古典主义说的.)上大叫大嚷!关键在于一部作品应该通体完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它也就会是古典的."
1828年10月20日(艺术家凭伟大人格去胜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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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已经发现许多杰作,证明希腊艺术家们就连在刻画动物时也不仅妙肖自然,而且超越了自然.英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擅长相马的,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有两个古代马头雕像在形状上比现在地球上任何一种马都更完美.这两个马头雕刻是希腊鼎盛时代传下来的.在惊赞这种作品时,我们不要认为这些艺术家是按照比现在更完美的自然马雕刻成的,事实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展,艺术家们自己的人格已陶冶得很伟大,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对待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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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又说,"......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丁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但是他以前有几个世纪的文化教养.劳兹希尔德家族(劳兹希尔德(Rothschild)家族是十八.九世纪欧洲最大的犹太富豪.)是富豪,但是他们的家资不只是由一代人积累起来的.这种事情比人们所想到的要更深刻些.我们的守旧派艺术家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凭着人格的软弱和艺术上的无能去摹仿自然,自以为做出了成绩.其实他们比自然还低下.谁要想作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象希腊人一样,把猥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露点苗头而未发展完满的东西.)实现出来."
1828年10月23日(德国应统一,但文化中心要多元化,不应限于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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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谈到德国的统一以及在什么意义上统一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歌德说,"我倒不怕德国不能统一,我们的很好的公路和将建筑的铁路对此都会起作用.但是首先德国应统一而彼此友爱,永远应统一以抵御外敌.它应统一,使得德国货币的价值在全国都一律,使得我的旅行箱在全境三十六邦都通行无阻,用不着打开检查,而一张魏玛公民的通行证就象外国人的通行证一样,在德国境内邻邦边界上不被关吏认为不适用.德国境内各邦之间不应再说什么内地和外地.此外,德国在度量衡.买卖和贸易以及许多其它不用提的细节方面也都应统一.
"不过,我们如果设想德国的统一只在于这样一个大国有个唯一的都城,既有利于发展个别人物的伟大才能,又有利于为人民大众谋幸福,那我们就想错了.
"有人曾很恰当地把一国比作一个活人的身体,这样,一国的都城也就可以比作心脏,维持生命和健康的血液从心脏里流到全身远近各个器官去,但是如果某个器官离心脏很远,接受到的血液就渐渐微弱起来.有一个聪明的法国人......我想是杜邦(杜邦(Dupin,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绘制过一幅法国文化情况图,用色调的明暗程度去表示法国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低.某些地区,特别是远离都城的南方各省,就用纯黑色来表示普遍的蒙昧状态.但是美丽的法兰西如果不只有一个大中心点,而有十个中心点在输送光和生命,它的情况会怎样呢?
"德国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平均地流灌到全国各地,它如何能伟大呢?但是这种民族文化不是从各邦政府所在地出发而且由各邦政府支持和培育的吗?试设想自从几百年以来,我们在德国只有维也纳(维也纳现在是奥地利首都,有个长时期,德.奥还没有分为两国.)和柏林两个都城,甚或只有一个,我倒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文化会象什么样,以及与文化携手并进的普及全国的繁荣富足又会象什么样!
"德国现在有二十余所大学分布在全国,还有一百余所公家图书馆也分布在全国.此外还有数量很大的艺术品收藏和自然界动.植.矿物标本的收藏,因为各邦君主都在留心把这类美好事物搜来摆在自己身边.中等学校和技艺专科学校多得不可胜数,几乎没有哪个德国乡村没有一所学校.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情况怎么样!
"再看德国有多少剧院,全国已有七十多座了.剧院作为支持和促进高级民族文化教养的力量,是决不应忽视的.
"还要想一想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卡泽尔.不伦瑞克.汉诺威之类城市,想一想这些城市里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它们对附近各地起了什么作用,然后再想一想,它们假如不是许久以来就是各邦君主坐镇的处所,能有这种情况吗?
"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都是伟大光辉的城市,它们对德国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但是它们要是丧失了各自的主权,作为直辖区城市而并入一个大德国,它们还能象过去一样吗?我有理由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德国在威廉一世称帝以前还是些封建割据的小邦,情况很落后,统一德国成为当时德国人民的普遍希望.德国启蒙运动先驱们大半从唯心史观出发,希望通过文化统一来达到政治统一.歌德基本上还是如此,不过他提出文化中心不宜过度集中而应分布到全国各地,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1828年12月16日(歌德与席勒合作的情况;歌德的文化教养来源)
今天我单独和歌德在书房里吃饭;我们谈了各种文学问题.歌德说,"德国人摆脱不掉庸俗市民习气.他们现在就某些诗既印在席勒的诗集里又印在我的诗集里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把哪些作品归席勒.哪些作品归我分清楚仿佛是件大事,仿佛这种划分有什么益处,仿佛客观存在的事实还不够.
"象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有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头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一个人如果把解决这种疑问当作大事,他准是在庸俗市民习气中还陷得很深."
我说,"类似的情况在文学界也不少见,例如人们怀疑这个或那个名人是否有独创性,要追查他的教养来源."
歌德说,"那太可笑了,那就无异于追问一个身体强健的人吃的是什么牛.什么羊.什么猪,才有他那样的体力.我们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密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但是这番话并没有说完我的教养来源,这是说不完的,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
"还有一点,这个世界现在太老了.几千年以来,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生活过,思考过,现在可找到和可说出的新东西已不多了.就连我关于颜色的学说也不完全是新的.柏拉图.达芬奇.还有许多其他卓越人物都已在一些个别方面先我有所发现,有所论述,我只不过又有所发现,有所论述而已.我努力在这个思想混乱的世界里再开辟一条达到真理的门路.这就是我的功绩.
"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在报刊上.辞典里,在中学里.大学里,错误到处流行,站在错误一边的是明确的多数.
"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而坚持的却是错误.例如,几天前我还在一部英国百科全书里读到关于蓝色起因的学说.先提到达芬奇的正确观点,然后就偷偷摸摸地转到牛顿的错误观点,而且还加上一句评语说,牛顿的观点是应该遵从的,因为它已被普遍接受了."
............"1 8 2 9年"1 8 2 9年
1829年2月4日(常识比哲学可靠;奥斯塔特的画;阅读的剧本与上演的剧本)
歌德说,"我在继续谈许巴特(许巴特(K．E．Schubarth,1796—1861),发表过评论歌德以及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这里提到的是他的《泛论哲学,并特论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一八二九年,柏林).),他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如果把他的话翻译成我们一般人的语言,他有很多话是顶好的.他这部书的要义是:在哲学之外还有一种健康人的常识观点,科学和艺术如果完全离开哲学,单靠自由运用人的自然力量,就会作出更好的成绩.这些话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自己对哲学一向敬而远之,健康人的常识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所以许巴特肯定了我毕生所说的和所行的.
"他有一点却是我不能完全赞同的,那就是他在某些问题上所知道的比所说出来的更好,这样他就不是抱着老实态度进行工作.象黑格尔一样,他硬要把基督教扯进哲学里,实际上这二者却互不相干.基督教本身有一种独立的威力,堕落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往往借此来提高精神.我们既然承认基督教能起这种作用,它就已提高到哲学之上,就不能从哲学得到什么支持.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必乞灵于基督教,以便证明某些学说,例如永生不朽说(即灵魂不朽说.).人应当相信灵魂不朽,他有相信这一点的权利,这是符合他的本性的,他可以信任宗教的许诺.但是哲学家如果想根据一种传说来证明灵魂不朽,这种证明就很软弱,没有多大价值.对于我来说,灵魂不朽的信念是由行动这个概念中生出来的.因为我如果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老死,在今生这种存在不再能支持我的精神时,大自然就有义务给我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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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叫人取来一部装满素描和版画的画册.他默默地看了几幅之后,就让我看根据奥斯塔特(奥斯塔特(Ostade,1610—1685),荷兰名画家.)原画刻制的一幅很美的版画.他说,"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贤夫贤妻的场面."我看到这幅版画很欢喜.画的是一间农民住房的内部,厨房.客厅和卧房都是这一间.夫妻面对面坐着,妻在纺纱,夫在络纱,两人脚边躺着一个婴儿.房里面摆着一张床,地上到处摆着一些最粗陋.最必需的日用家具,门直通露天空地.这幅画充分表现出局促情况下的婚姻生活的幸福.从这对夫妻对面相觑的面容上,可以看出心满意足.安适和恩爱的意味.
我说,"这幅画愈看愈使人欢喜,它有一种独特的魔力."
歌德说,"那是一种感性魔力,是任何艺术所不可缺少的,而在这类题材中则全靠它才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在表现较高的意趣时,艺术家走到理想方面,就很难同时显出应有的感性魔力,因而不免枯燥乏味.在这方面,青年人和老年人就有宜与不宜之分,因此艺术家选择题材时应省度自己的年纪.我写《伊菲姬尼亚》和《塔索》那两部剧本获得了成功,就因为当时我还够年轻,还可以把我的感性气质渗透到理想性的题材里去,使它有生气.现在我年老了,理想性题材对我已不合适,我宁愿选择本身已具有感性因素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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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接着说,"......一部写在纸上的剧本算不得什么回事.诗人必须了解他用来进行工作的手段,必须把剧中人物写得完全适应要扮演他们的演员.......为舞台上演而写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如果对舞台没有彻底了解,最好还是不写.每个人都认为一种有趣的情节搬上舞台后也还一样有趣,可是没有这么回事!读起来很好乃至思考起来也很好的东西,一旦搬上舞台,效果就很不一样,写在书上使我们着迷的东西,搬上舞台可能就枯燥无味.读过我的《赫尔曼与窦绿台》的人认为它可以上演.托普法(托普法(Karl Tōpfer,1792—1871),德国剧作家,曾把歌德这部牧歌体诗改写成剧本,上演过多次.)就尝试过,但是效果如何呢?特别是演得不太高明时,谁能说它在各方面都是一部好剧本呢?一个人为舞台上演写剧本,既要懂行,又要有才能.这两点都是难能罕见的,如果不结合在一起,就很难收到好效果.(在这篇谈话里,歌德从常识观点出发,驳斥当时流行的抽象哲学,反对把基督教扯到哲学里.但他并不彻底,还舍不得抛弃灵魂不朽说,尽管他对灵魂不朽作了一种新的解释.接着他较着重地讨论了艺术中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的关系和适当配合,以及供阅读的剧本与上演的剧本的区别.)"
1829年2月12日(歌德的建筑学知识;艺术忌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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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谈到歌德自己的建筑知识.我提到,歌德在意大利一定获得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歌德说,"意大利使我懂得什么才是严肃和伟大,但是没有教会我什么熟练的技巧.魏玛宫堡的建筑给我的教益比什么都多.我不得不参加这项工程,有时还得亲自绘制柱顶盘的蓝图.我比专业人员有一点长处,我在意境方面比他们强."
接着我们谈到泽尔特.歌德说,"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埋怨他的《救世主》乐曲在演唱中被他的一个女徒弟弄糟了.她在一个唱段里显得太软弱.太感伤.软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有一个假想,在德国,软弱是力图摆脱法国影响的结果.画家们.自然科学家们.雕刻家们.音乐家们.诗人们,很少有例外,都显得软弱,就连广大观众也不见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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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2月13日(自然永远正确,错误都是人犯的;知解力和理性的区别)
和歌德单独吃了晚饭.他说,"在写完《漫游时代》之后,我要回头研究植物学,和梭勒继续进行翻译(歌德原已着手写《植物变形学》,现在由梭勒译成法文,歌德亲自指导翻译工作.).我只怕这项工作牵涉很广,终于要成为一种脱不了身的精神负担.有许多大秘密还没有揭开,对有些其它秘奥我现在只有一种预感."......
接着他谈到一些自然科学家进行研究,首先是为着要证实自己原有的看法.他说,"布哈(布哈(L．Buch,1774—1853),德国地质学家.看下文,他似是火成岩论者.)新近出版了一部著作,书名本身就包含一种假说,他要讨论的是到处散布着的花岗岩石,这种岩石是怎样来或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全不知道.可是布哈先生心里先有一个假说,认为这些岩石是由地心某种力量迸散出来而分布于地面的,他的书名《迸散出花岗岩石》就已点明了这种假说.这就使迸散这个结论下得太快,把天真的读者们扔到错误的罗网里,而他们还不自知.
"一个人要认清这一切,首先要到了相当的年纪才行,其次是要有足够的钱为经验付出代价.我为我的每一个警句就要花去一袋钱.我花去了五十万私财,才换得现在我所有的这一点知识.我花去的不只是我父亲的全部财产,还有我的薪俸以及五十多年的大量稿费版税收入.此外和我关系很亲密的公侯贵人们为我所参加的一些大事业也花去了一百五十万,他们的措施及其成功和失败之中都有我的一份.
"要想成为一个通人,单是有点才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身居高位,有机会去观摩当代一些国手赛棋,而角逐的输赢也牵涉到他自己.
"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在自然科学以外的任何一个领域里,一个人都不能象在自然科学里那样仔细观察和思维,那样洞察感觉和知解力的错误以及人物性格的弱点和优点.一切都是多少具有弹性.摇摆不定的,一切都是可以这样或那样处理的,但是自然从来不开玩笑,她总是严肃的.认真的,她总是正确的;而缺点和错误总是属于人的.自然对无能的人是鄙视的;她对有能力的.真实的.纯粹的人才屈服,才泄露她的秘密.
"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的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的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自出的神.神既藏在这种本原现象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而显现出来.(歌德把宇宙间最高的原理或"绝对理念"叫做"神",这是根据康德而和黑格尔一致的.本原现象就是最高原理的具体显现,例如各种科学和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参看第一三二页.)
"但是神只在活的事物而不在死的事物中起作用,只存在于发展和变革的事物中,不存在于已成的.凝固的事物中.所以倾向神的理性只管在变化发展中的活的事物,而知解力只管它所利用的.已成的.凝固的事物.
"所以矿物学是为实际生活运用知解力的科学,它的对象是一种死的不再生展的事物,不再有综合的可能了.气象学的对象却是一种活的事物,我们每天都看见它在活动和生展,它是以综合为前提的,只不过参加协作的因素极复杂,人还够不上进行这种综合,不免要在观察和研究中白费一些精力.我们在启航驶向综合这个想象的岛屿,也许这块陆地终于是发现不到的.我并不为此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从植物和颜色这类简单事物达到某种综合是多么困难的事."(植物变形和颜色是歌德毕生研究的两个科目.当时矿物学和气象学都还很幼稚,歌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已过时了.他要着重说的是他心爱的综合法,反对用机械的分析法去研究活的事物.分析法凭知解力,综合法却要凭理性.)
1829年2月17日(哲学派别和发展时期;德国哲学还要做的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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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话题转到印度哲学.
歌德说,"如果英国人所提供的资料可靠,印度哲学也并不稀奇,它无宁是重演了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几个时期.我们还是孩子时都是感官主义者;到了讲恋爱时成了理想主义者,在所爱的对象身上发现了本来没有的特点;等到爱情发生动摇,疑心对方不忠实,于是我们又变成怀疑论者了,连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到了暮年,一切都无足轻重,我们就听其自然,终于变成清静无为主义者了,就象印度哲学那样.
"在我们德国哲学里,要做的大事还有两件.康德已经写了《纯理性批判》,这是一项极大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把一个圆圈画成,还有缺陷.现在还待写的是一部更有重要意义的感觉和人类知解力的批判.如果这项工作做得好,德国哲学就差不多了."
歌德接着说,"黑格尔在《柏林年鉴》上发表了一将对哈曼①的批判.这几天我在反复地阅读这篇论文,对它很赞赏.作为批判者,黑格尔的判断向来是很好的."②......
① 哈曼,见第四二一页注①.
② 这篇谈话须和上篇论知解力和理性的谈话合在一起看,话虽简短,却涉及哲学的未来命运这一重大问题,亦即科学之外是否还需要一门独立的哲学?已往西方哲学家们为哲学的存在辩护,大半是说哲学和科学毕竟不同:科学只研究各别领域里的特殊对象,哲学却要研究统摄全宇宙的原则方法或概念;科学用的是知解力,哲学用的却是比知解力更高的理性.德国古典哲学在康德和黑格尔手里都是以绝对概念和永恒理性为其主要支柱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哲学的"理性"和毛主 1829年3月23日(建筑是僵化的音乐;歌德和
席所说的"理性认识"是两回事.理性认识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是根据感性经验所得出的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而西万唯心哲学的"理性"则是先验的,甚至是超验的,即超然独立于感性经验之外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绝对是无限相对的总和,而先验和超验的理性根本不存在.独立于感性认识之外的理性既站不住,则独立于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科学之外的哲学就势必垮台了.还须存在的只有关于思惟本身规律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其它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里把这个道理说得最透辟.歌德还没有摆脱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已看出德国哲学的最大漏洞在于蔑视感觉和知解力,而感觉和知解力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实证科学"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歌德也受到前两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两派代表们一直在探索的正是感觉和知解力的批判.
席勒的互助和分歧)
歌德今天说,"我在手稿中查出一篇文稿,里面说到建筑是一种僵化的音乐(僵化的音乐,原文是erstarrte Musik,后来美学家们常援引这句话.改作"冻结的音乐"似较好.).这话确实有点道理.建筑所引起的心情很接近音乐的效果.
"高楼大厦是盖给王公富豪们住的.住在里面的人们觉得安逸满足,再也不要求什么别的了.我的性格使我对此有反感.象我在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属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座漂亮房子,我一住进去就懒散起来,不活动了.一所小房子,象我们现在住的这套简陋的房间,有一点杂乱而又整齐,有一点吉卜赛流浪户的气派,恰好适合我的脾胃.它使我在精神上充分自由,能凭自力创造."
我们谈到席勒的书信.他和歌德在一起过的生活以及两人每天在工作中互相促进的情况.我说,"就连对《浮士德》,席勒好象也很感兴趣.看到他怎样敦促你,怎样受他自己的思想驱遣,想由他自己来替《浮士德》作续篇,倒顶有意思.我由此看出他的性格有点急躁."
歌德说,"你说得对.他和一切太爱从观念出发的人一样,从来不肯安静,从来没有个完,从他那些有关《威廉.麦斯特》的书信,你就可以看出他时而主张这样改,时而又主张那样改.我总要费些周折,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要使他的作品或我的作品受到这种影响."
我说,"我今天上午在读席勒的《印第安人的丧歌》,写得顶好,我很喜欢."
歌德说,"你看,席勒是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也会掌握客观方面,只要这客观方面是作为掌故或传说而摆在他眼前的.那篇《印第安人的丧歌》确实是他的诗中最好的一篇,我只盼望他写上十来篇这样的诗.可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对这篇诗却进行挑剔,认为没有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想性,这一点你该想象不到吧?是呀,我的好小伙子,一个人总难免受到朋友的挑剔呀!韩波尔特挑剔过我的窦绿台(《赫尔曼与窦绿台》中的女主角.),因为她在受到士兵袭击时居然拿起武器来和他们搏斗.她在当时那种情境中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一点特色,这位非凡的少女的性格就会遭到破坏,降低到一个平凡人的水平.你在将来的生活中会愈来愈看得清楚,很少有人能坚持把立足点摆在必然的道理上;一般人都只能赞赏和创作出符合自己要求的东西,刚才提到的还条第一流人物,至于大众的意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你由此可以想象到,我们这种人永远是孤立的.
"假如我没有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我面对这个恶劣时代及其每天都发生的影响,就很难立定脚跟,不屈服于这些影响.幸好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保护了我,我也可以从这方面帮助席勒."
1829年4月2日(战士才有能力掌握最高政权;"古典的"与"浪漫的"之区别;评贝朗瑞入狱)
今天吃晚饭时歌德对我说,"我向你泄露一个政治秘密,这迟早总会公布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卡波.第斯特里亚(Capo d,Istria,1776—1831),希腊共和国总统.他执政专横,遭到暗杀.)掌握希腊国家大权不会很久了,因为他缺少居这样高位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品质:他不是一个战士.从来没有先例能证明一个普通内阁阁员有能力去组织一个革命政权,控制军队和军事领袖们.手里握住刀,统率一支大军,一个人才能发号施令,制定法律,有把握使人们服从他.没有这样的条件,掌大权就会危险.拿破仑如果不是个战士,就不会升到最高权力;卡波.第斯特里亚不会久居高位,他很快要变成第二号人物了.我事先告诉你,你将来会亲眼看到.这是事物的自然道理,非如此不可."
接着歌德畅谈法国人,......后来转到法国诗人和"古典的"与"浪漫的"这两个词的意义.
歌德说,"我想到一个新的说法,用来表明这二者的关系还不算不恰当.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这样看,《尼伯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来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
话题转到对贝朗瑞的监禁(一八二八年,贝朗瑞因诗集触犯禁忌,受到九个月的监禁,还罚了巨款.).歌德说,"他是罪有应得.他近来的诗确实违反纪律和秩序,他反对国王.国家政权和公民治安感.他早年的诗却不是这样,都是愉快的.无害的,完全能使一群人欢喜热闹起来.这就是对短歌所能作的最好的赞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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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4月3日(爱尔兰解放运动;天主教僧侣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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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从耶稣会教士们及其财富转到天主教徒和爱尔兰解放运动.库竺列(库竺列(Coudray,1775—1845),魏玛建筑工程总监,歌德的好友.)说,"可以看到,解放将会得到批准,但是英国国会将会加上许多条文,使解放不致对英国有危险."
歌德说,"对于天主教徒们,一切预防措施都没有用处.罗马教廷有些我们梦想不到的利益计较,也有些我们毫无概念的暗地使用的手段.假使我是英国国会议员,我也不会防止这种解放运动;但是我要请求把这一条记录在案:倘若有一个重要的爱尔兰新教徒头一次因为天主教徒投票反对他而断送了头颅,就请人们回想一下我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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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又回到天主教徒们以及他们的巨大影响和暗地里的阴谋活动.人们提到汉诺地方有一位青年作家,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讥笑天主教念珠祈祷仪式.僧侣们通过他们的影响,把他们管辖的各教区内所有这一期刊物都买去了.歌德说,"我的《少年维特》出版不久,米兰就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但是没过多少时候,这一版的译本连一本也看不到了.当地大主教吩咐僧侣们在各地区把整版译本都买去了.我并不生气,反而对这班狡猾的老爷们的做法感到高兴.他们马上看出《少年维特》对天主教徒们是一部坏书.我得佩服他们马上采取了有效措施,偷偷摸摸地把它销毁掉."
1829年4月6日(日耳曼民族个人自由思想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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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起基佐,他说,"我还在读他的讲义(基佐(Guizot,1787—1874),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后的法国内阁大臣,著名的历史家."讲义"指他的《近代史讲义》,下面引文见该书第一卷第七讲(结尾部分).),还是写得顶好.......
"基佐谈到过去时代各民族对高卢族(高卢族是法兰西民族的祖先.)的影响时,我对他关于日耳曼民族所说的一番话特别注意.他说,'日耳曼人给我们带来了个人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尤其是日耳曼民族所特有的.,这话不是说得很好吗?他不是完全说对了吗?个人自由的思想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宗教改革的思想根源在此,瓦尔特堡大学生们的造反阴谋也是如此,好事和坏事都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文学界的杂乱情况也与此有关,诗人们都渴望显出独创性,每人都相信有必要另辟蹊径,乃至我们的学者们分散孤立,人各一说,各执己见,都是出于同一个来源.法国人和英国人却不然,他们彼此聚会的机会多得多,可以互相观摩切磋.他们在仪表和服装方面都显出一致性.他们怕标新立异,怕惹人注目或讥笑.德国人却各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只求满足自己,不管旁人如何.基佐看得很正确,个人自由的思想产生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却也产生了很多很荒谬的东西."(歌德在这篇谈话里看出了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不过他把英.法两国人和德国人对立起来,似有问题.一则英.德人同属日耳曼民族,与属于拉丁族的法国人的差别似较突出;二则个人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既进入资本主义即不可能无个人主义,只是发展的迟早稍有不同而已.)
1829年4月7日(拿破仑摆布世界象弹钢琴;他对《少年维特》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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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我在读《拿破仑征埃及记》,这是天天随从他的布里安(布里安(Bourrienne),法国传记作家,写过从拿破仑执政到复辟时期的《回忆录》十卷,一八二八至一八三○年出版.)写的.......可以看出,拿破仑之所以进行这次远征,是因为这段时期他在法国没有什么能使自己成为统治者的事可干.他起初还拿不定主意,曾到大西洋法国海港检阅军舰,看看可不可以去征英格兰.他看出这不行,于是决定去征埃及."
我说,"我感到惊赞的是拿破仑当时那样年轻,却能那样轻易地.稳当地在世界大事中扮演要角,仿佛他早有多年实践经验似的."
歌德说,"亲爱的孩子,那是伟大能人的天生资禀.拿破仑摆布世界,就象洪默尔(洪默尔(Hummel),德国音乐家,莫扎特的徒弟,魏玛宫廷乐队指挥.)摆布他的钢琴一样.这两人的成就都使我们惊奇,我们不懂其中奥妙,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确实如此.拿破仑尤其伟大,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无论在战役前还是在战役中,也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他都一样坚定地站着,对于他要做的事既能看得很清楚,又能当机立断.在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就象洪默尔那样,无论演奏的是慢板还是快板,是低调还是高调.凡是真正的才能都显出这种伶巧,无论在和平时期的艺术中还是在军事艺术中,无论是面对钢琴还是站在大炮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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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接着很高兴地说,"可是你得向我致敬.拿破仑在行军时携带的书籍中有什么书?有我的《少年维特》!"
我说,"从他在埃尔富特那次接见中可以看出,他对《少年维特》是仔细研究过的."
歌德说,"他就象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他和我谈到《少年维特》时也显出这种认真精神.布里安在他的著作里把拿破仑带到埃及的书开列了一个目录,其中就有《少年维特》.这个目录有一点值得注意,所带的书用不同的标签分了类.例如在政治类里有《旧约》.《新约》和《古兰经》,由此可知拿破仑是怎样看待宗教的."
1829年4月10日(劳冉的画达到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歌德学画的经验)
"在等着上汤,我趁此让你饱一下眼福."说了这句友好的话,歌德就把一本克劳德.劳冉(劳冉,见第三五七页注①.)的风景画摆在我面前.
我是初次看到这位大画师的作品.印象不同寻常,每翻阅一页,我愈看愈惊赞.两边分布着大片阴影,显得雄强有力,强烈的日光从背后射到空中,在水里现出返影,也产生出一种明确有力的印象.我觉得这是在这位大画师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艺术规矩.我也高兴地看到每幅画都构成一个独立小天地,其中没有一件东西不符合或不烘托出主导的情调.不管画的是一个海港,停着一些船,水边渔人在活跃地工作,耸立着一些漂亮的房屋;或是一片寂静的荒山丘,山羊在吃草,小溪上横着小桥,几窝矮树丛夹着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个牧羊人躺在树荫里吹笛;或是一片沼泽地中一些静止的小池塘,在酷热的夏天给人一种清凉感;随便在哪一幅里,你总可以看到全局和谐一致,没有哪一点不和全局相称,没有哪一件是勉强拼凑来的东西.
歌德对我说,"这一次你从这些画里看到了一个完全的人,他想到的和感觉到的都美,他胸中有一个在外界不易看到的世界.这些画都具有最高度的真实,但是没有一点实在的痕迹.克劳德.劳冉最熟悉现实世界,直到其中的最微小的细节,他用这些作为媒介,来表现他的优美的心灵世界.这正是真正的理想性,它会把现实媒介运用来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象是真的东西,象是实在的或实有其事."(这几句话概括了理想主义艺术信条:既要忠实于客观自然,也要表达出艺术家的灵魂世界,表里要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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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接着说,"在过去一切时代里,人们说了又说,人应该努力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一句格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向认为这句格言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从来没有人做得到,将来也不会有人做得到.人的全部意识和努力都是针对外在世界即周围世界的,他应该做的就是认识这个世界中可以为他服务的那部分,来达到他的目的.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苦痛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除此以外,人是一个蒙昧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得更少.我就不认识我自己,但愿上帝不让我认识自己!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当我四十岁在意大利时我才有足够的聪明,认识到自己没有造型艺术方面的才能,原先我在这方面的志向是错误的.如果我画点什么,我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掌握物体形象.我有点害怕,怕对象对我施加过分强烈的压力,比较柔和有节制的东西才合我的口胃.如果我画一幅风景画,我总是从较暗淡的远景画起,画到中部,对前景总不敢把它画得有足够的魄力,所以我的画产生不出应有的效果.此外,我不经过练习就没有进步,如果没有画完就搁下来,再画时总是要重新从头画起.可是我在这方面也不是毫无才能,特别是就风景画来说.哈克尔特(哈克尔特(Hackert,1737—1807),德国风景画家,歌德的朋友.)经常对我说,'假如你愿跟我在一起住上一年半,你会作出使你自己和旁人都喜欢的画哩.,"
我很感兴趣地听了这番话,就问,"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在造型艺术方面有真正的才能呢?"
歌德回答说,"真正的才能对形象.关系和颜色要有天生的敏感,不要多少指导,很快就会处理得妥帖.对物体形状要特别敏感,还要有一种动力或自然倾向,能通过光照把物体形状画得仿佛伸手可摸那样活灵活现,纵使在练习间歇期间,画艺仍在下意识里进展和增长.这样一种才能是不难认识出的,认识得最准确的是画师."(歌德早年喜作画,四十岁到意大利游历后,看到一些造型艺术的杰作,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很难有成就,就毅然放弃了.在这次谈话里,他现身说法,劝人不要单凭爱好艺术的倾向,就幻想自己可以成为卓越的艺术家.歌德的出发点仍然是天才论,但他这番话是艺术家的甘苦之谈,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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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4月12日(错误的志向对艺术有弊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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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继续说,"最糟糕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受到错误志向的阻碍而不自知,直到摆脱了那些阻碍时才明白过来."
我问,"怎样才能知道一个志向是错误的呢?"
歌德回答说,"错误的志向不能创作出什么,纵使有所创作,作品也没有价值.察觉旁人的错误志向并不难,难在察觉自己的错误志向,这需要很大的神智清醒.就连察觉了也往往无济于事.人们还是在踌躇.犹疑,决定不下来,就象一个人总舍不得抛弃一个心爱的姑娘,尽管已有很多迹象证明她不忠贞.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自己需要经过许多年才察觉我原先要从事造型艺术的志向是错误的,而且以后又经过许多年,才决定放弃造型艺术."
我说,"你要搞造型艺术的志向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很难说它是错误的."
歌德说,"我获得了见识,所以我可以安心了.这就是从错误志向中所能得到的益处.对音乐没有适当才能的人要搞音乐,固然不会成为音乐大师,但是他可以由此学会识别和珍视音乐大师所作的乐调.尽管我费过大力,我没有能成为艺术家;可是我既然尝试过每门艺术,我也学会了懂得每一个色调,会区别好坏.这就是个不小的收获,所以错误的志向也不是毫无益处......."(这段谈话应该联系前一篇谈话看,说明艺术鉴赏也要有点创作实践的基础,所以"错误的志向"还是有益处.)
1829年9月1日(灵魂不朽的意义;英国人在贩卖黑奴问题上言行不一致)
我告诉歌德说,有一个路过魏玛的人听到过黑格尔论证神的存在的演讲.歌德和我一致认为这种演讲已不合时宜了.
歌德说,"怀疑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很少有人怀疑自己的存在或神的存在.关于神的本质.灵魂不朽.我们灵魂的存在和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这类长久不得解决的问题,哲学家们不能再有什么新东西给我们讲了.最近一位法国哲学家很有把握似地开宗明义就讲:'人所共知,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构成的.我们先讲肉体,接着再讲灵魂.,费希特稍微前进了一步,比较聪明地从这个难题中脱了身.他说,'我们将讨论作为肉体的人和作为灵魂的人.,他懂得很清楚,那样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是不能分开的.康德划定了人类智力所能达到的界限,把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指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丢开不管,这无疑是最有益的办法.人们在这种问题上费过多少哲学思维,但是达到什么结果呢?我并不怀疑我们的永生,因为自然不能没有生命力(原文用的是个希腊词Entelechie,有人译为"灵魂",也有人只译音,实际上就是生物所具有的精神特质.故译为生命力.),但是我们并不是同样不朽,要在将来表现出伟大的生命力,就应〔在今世〕也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力.(灵魂不朽在西方哲学中是经常辩论的问题,特别在基督教流行以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无神论才开始抬头.德国古典哲学虽受了无神论的影响,但一般不敢公开反对基督教义,比较进步的也只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黑格尔用客观理念代替神,歌德则用事业.思想或文艺的深远影响代替灵魂不朽.歌德既肯定肉体和灵魂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肉体死后,灵魂也就应消亡.可是歌德没有敢下这个明显的正确结论.)
"德国人在劳心焦思以求解决哲学问题时,英国人却本着他们的实践方面的理解力在讥笑我们,自己则先把这个世界拿到手再说.每个人都知道英国人反对奴隶买卖的宣言.他们向我们说教,说他们反对奴隶买卖是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可是现在人们已发现他们真正的动机是追求一种现实目标(或:物质利益.).英国人采取某种行动时不会没有某种现实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事前最好懂得这一点.英国人自己在他们的非洲西岸广大领地里就在利用黑奴.如果把黑奴运到别处去卖,他们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他们在美洲也建立了一些大面积的黑人区殖民地,都很有生产价值,每年从黑人方面捞得大量利益,他们用这些黑人供应北美的需要.他们既这样进行这种利润很大的买卖,从别处贩运黑人进来就会违反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他们是从实际利益出发来宣扬非洲黑奴买卖不人道的.就连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使节还振振有辞地宣扬这一套,可是葡萄牙使节够聪明,丝毫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他不知道大家来开会究竟为什么,是来对世界进行一般的法律裁判呢,还是决定采取哪些道德原则?他很明白英国的目的,他也有自己的目的,他懂得怎样来辩护,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是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老牌殖民帝国,初期都靠剥削黑奴和贩卖黑奴过日子.他们说得冠冕堂皇,做得却阴险卑鄙,在歌德时代已如此.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歌德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足见他还是关心当时的国际政治的.他拿德国和英国对比,觉得德国人搞抽象哲学,让英国人"把这个世界拿到手",是失算,仿佛劝德国人放弃哲学,也来捞一把.这番谈话是耐人寻味的.)
1829年12月6日(《浮士德》下卷第二幕第一景)
今天饭后,歌德向我朗诵了《浮士德》〔下卷〕第二幕第一景,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我的内心里产生了高度的幸福感.我们又回到浮士德的书斋,靡非斯托夫发现室中一切陈设还和从前他离开这里时一样.①他从挂钩上取下浮士德的旧工作服,成千的蛾子
① 《浮士德》上卷一七七三年开始写作,一八○八年出版;下卷一直在歌德思想中酝酿,到他死前几年才继续写作,写到一八三二年临死前完成,死后才出版.上卷写浮士德贪图世间快乐,出卖灵魂给恶魔,借恶魔之助诱奸了一位乡间少女,又遗弃了她,她愤而自杀,浮士德也变得悲观失望.下卷写数十年之后浮士德又落到那个恶魔的掌握中,后来他和古希腊美人和虫子飞出来,按照靡非斯托夫指定的地方藏了起来,于是这间房子看来就很明亮了.他穿上那件工作服,想趁浮士德瘫痪在帘幕后面时再扮演一次书斋主人的角色.他拉了一下门铃,铃子在这座凄凉的古寺
海伦后结婚,据说是象征浪漫艺术与古典艺术的统一,生下一个儿子,据说是象征英国诗人拜伦.浮士德和海伦后的关系也终于破裂,于是他到海边去把海滩开垦成为良田.他做了这件好事,感到宽慰.地狱试图劫夺他的灵魂,但天使们拯救了他,护卫他上了天.《浮士德》是歌德的最大一部作品,虽是根据基督教的犯罪和赎罪的观念,却也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意义:书生困守在书斋幻想,贪图满足肉欲,灵魂就遭到毁灭;一旦跳出书斋转到实践行动,开拓新天地,为人类造福,灵魂就获得挽救.
院里发出可怕的声响,门开了,墙壁也震荡起来.仆人跑进来,看见靡非斯托夫坐在浮士德的座位上,他不认得靡非斯托夫,却对他表示尊敬.在答问中,他报告了瓦格纳(瓦格纳原是浮士德的助手,典型的学究.)的消息,说瓦格纳现在成了名人,正在盼望着老师回来,据说瓦格纳此刻正在实验室忙着制造一个人造人.仆人退出,学士(指瓦格纳.)就进来了.他还是多年前我们见过的.被穿着浮士德工作服的靡非斯托夫开玩笑的那位羞怯的青年学生.这些年来他已长成壮年人,很自负不凡,连靡非斯托夫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把座位逐渐往前移,转向乐队池.
歌德把这一景朗诵到末尾,我看到其中还显出青年人的创造力,通体融贯紧凑,不胜欣羡.歌德说,"这里的构思很早,五十年来我一直在心里想着这部作品.材料积累得很多,现在的困难工作在于剪裁.这第二卷的意匠经营已很久了,象我已经说过的.我把它留到现在,对世间事物认识得比过去清楚,才提笔把它写下来,结果也许会好些.我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个人在年轻时积蓄了许多银币和铜币,年岁愈大,这些钱币的价值也愈提高,到最后,他青年时代的财产在他面前块块都变成纯金了."
我们谈到瓦格纳学士的性格,我问,"他是不是代表讲理念的那一派的某个哲学家呢?"歌德说,"不是,他所体现的是某些青年人所特有的那种高傲自大,在我们德国解放战争后头几年里就有些突出的例子.实际上每个人在青年时代都认为自从有了他,世界才开始,一切都是专为他而存在的.在东方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每天早晨都把他的手下人召集到自己身旁,在他吩咐太阳出来以前,不许他们去工作.不过他还是够机警的,不到太阳快要自动地升起那一刻,他决不下叫太阳出来的命令."
关于《浮士德》及其写作和有关问题,我们还谈了很多.歌德歇了一会儿,沉浸在默默回忆中,然后接着说,"人到老年,对世间事物的想法就和青年时代不同.我不禁想起,有些精灵(参看第六一二至六一八页.)在戏弄人类,间或把几个特殊人物摆在人间,他们有足够的引诱力使每个人都想追攀他们,却又太高大,没有人能追攀得上.例如摆出一个拉斐尔,无论在构思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他都是十全十美的画家,他的个别的杰出追随者虽然离他很近,却始终没有人能达到他那个水平.再如莫扎特在音乐方面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莎士比亚在诗方面也是如此.我知道你对这番话会提反对的意见,不过我所指的只是自然本性,只是伟大的自然资禀.再如拿破仑也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俄国人懂得自制,没有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过去长期是土耳其国都,为控制黑海和地中海交通的战略要地.俄国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一直想侵占它,曾酿成俄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与英.法签订密约,让君士坦丁堡一带割归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才宣布废除该密约.),因此也很伟大;拿破仑可以媲美,他也克制了自己,没有去罗马."
这个大题目可以引起很多联想.我心里想到精灵们摆出歌德来,也有类似的意图,因为他也是能引诱每个人都想去追攀而又太高大.没有人能追攀得上的人物.
"1 8 3 0年"1 8 3 0年
1830年1月3日(《浮士德》上卷的法译本;回忆伏尔泰的影响)
歌德拿一八三○年的英文《纪念年历》给我看,其中有些很美的插画,还有拜伦的几封非常有意思的书信.饭后我阅读了这些书信,歌德自己拿起新出版的杰拉(杰拉(Gerard de Nerval,1808－1850),法国一位青年诗人.)的《浮士德》法译本翻着看,偶尔还随意读一点.
歌德说,"我脑子里浮起了一些奇怪的感想.这部诗已用五十年前由伏尔泰统治的那种法文译出供人阅读了.你无法了解我对这一点的感想,因为你对伏尔泰及其同时的伟大人物在我青年时代产生过多大影响以及他们那批人统治整个文明世界的情况,都毫无概念.我在自传里也没有说清楚这批法国人对我青年时代的影响,以及我费过大力使自己不受这种影响的束缚以便立定脚跟,正确地对待自然."......
杰拉的法译本尽管大部分用散文,歌德却称赞他译得成功.他说,"我对《浮士德》德文本已看得不耐烦了,这部法译本却使全剧再显得新鲜隽永."
他接着说,"不过《浮士德》这部诗有些不同寻常,要想单凭知解力去了解它,那是徒劳的.第一部是从个人的某种昏暗状态中产生的.不过这种昏暗状态对人也有些魔力,人还是想用心去了解它,不辞困倦,正如对待一切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样."
1830年1月27日(自然科学家须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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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又回到玛提乌斯(玛提乌斯(K．F．P．Martius,1794—1868),德国自然科学家.他有一个重要的假说,说植物生长是按螺旋上升而不是按直线上升.歌德的《植物变形学》多少受到玛提乌斯的影响,尽管这位科学家比歌德年轻得多.)的话题上,称赞他有想象力.他说,"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根本不可能没有想象力这种高尚资禀.我指的不是脱离客观存在而想入非非的那种想象力,而是站在地球的现实土壤上.根据真实的已知事物的尺度.来衡量未知的设想的事物的那种想象力.这样才可以证实这种设想是否可能,是否不违反已知规律.这种想象力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开阔的冷静的头脑,把活的世界及其规律都巡视遍,而且能够运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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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月31日(歌德的手稿.书法和素描)
陪魏玛大公爵的公子访问歌德,歌德在书房里接见了我们.
我们谈到歌德著作的各种版本.我很惊讶地听到,这些版本的大部分歌德自己并没有收藏,就连附有他亲笔素描插图的《罗马狂欢节》第一版也没有.他说在拍卖行里出过六个银元去买它,可是没有买到手.
随后他把《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初稿拿给我们看,这还是五十年前他受他妹妹怂恿,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写成的那个原样子.那时他的书法韶秀而挥洒自如,已完全显出他后来一直到现在的德文书法的风格.手稿写得很清楚,往往整页不见修改痕迹,令人猜想这也许是誊清本而不是原迹.
歌德告诉我们,他的早期著作,包括《维特》在内,都是亲笔写出的,但是手稿已遗失了.到了后来他却把想好的作品口述出来叫旁人写下,只有一些短诗和匆匆加注的提纲才是亲笔写的.他往往无意给新作品留下一个誊清本,听任最有价值的作品由机缘去摆布,经常把唯一的稿本送到斯图加特印刷所.
我们看过《葛兹》的手稿之后,歌德又把《意大利游记》的手稿拿给我们看.从这些逐日记下观察和感想的手稿中,仍可看出早年《葛兹》手稿里的那种优美的书法风格.一切都显得果决刚健,不加修改,可以看出,就连随时加注的细节也总是先在作者心中想得很清楚的.没有什么要改进的,除掉稿纸.稿纸是他游到什么地方就在那地方购买的,样式和颜色都不一致.
在《意大利游记》手稿末尾,我发现歌德亲笔画的一张黑白素描.画的是一位意大利律师,穿着律师制服,手持发言稿,站在法庭上发言.这是人所能想象到的绝妙的人物形象.他那身服装特别突出,令人猜想他选了这套衣,仿佛是准备去参加化装舞会.可是一切都是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他把食指放在大拇指的顶端,其余三指都是伸直的.这位身材魁梧的演说家很安稳地站在那里,这点手指的小动作配上他戴的那副庞大的假发,倒也十分相称.
同日(谈弥尔顿的《参孙》)
在歌德家吃饭.我们谈到弥尔顿(弥尔顿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力士参孙》是他写民族斗争中一个被囚禁的大力士摧毁一座大宫殿和敌人同归于尽的一部悲剧,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革命情绪.).歌德说,"不久以前,我读过他的《参孙》.这部悲剧在精神上比任何近代诗人的作品都更能显出希腊古典风格.他是很伟大的.他自己的失明是一个便利条件,使他能把参孙的情况描绘得很真实(参孙也是一个失明的老人.).弥尔顿真正是个诗人,我们对他应该表示最高的崇敬."
1830年2月3日(回忆童年的莫扎特)
在歌德家吃晚饭.我们谈起莫扎特.歌德说,"莫扎特还是六岁的小孩时我见过他.他在巡回演奏.我自己当时大约是十四岁.他那副鬈发佩剑的小大人的模样我还记得很清楚."......
同日(歌德讥诮边沁老年时还变成过激派,说他自己属改良派)
因为提到杜蒙,话题就转到他和边沁的关系(边沁(J．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开山祖,对英国三权分立制度影响很大.他的忠实门徒在英国有穆勒父子,在瑞士有杜蒙(Dumont,1759—1829).边沁的一些著作在英国发表之前就由杜蒙译成法文在大陆上流传,边沁后来在英国出版的文集有不少是由法译本转译成英文的.杜蒙是歌德的密友梭勒的舅父,和歌德也相识.),歌德发表了如下的意见:"象杜蒙那样一个讲理性.重实际的温和人,居然成了边沁那个疯子的门徒和忠诚的宣扬者,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回答说,"在一定程度上边沁应该被看作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我把作为天才的边沁和作为热情人的边沁区别开来.作为天才,他创立了杜蒙加以宣扬和发挥的那些原则;作为热情人,他过分倾心于功利,竟越出了自己学说的界限,所以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变成了过激派.
歌德说,"不过这对我又是一个新问题:一个长寿的白发老人怎么会变成过激派呢?"
我设法解决这个矛盾说,"边沁既深信他的学说和立法观点高明,又明知不彻底变革现行制度就不可能在英国实行自己的主张,于是愈被激情冲昏了头脑.还有一点,他和外在世界接触太少,看不出暴力推翻的办法的危险."
接着我又说,"杜蒙却不然,他的清晰理智胜过热情,从来不赞成边沁的过激言论,所以不致犯同样错误.此外,杜蒙自己的祖国,日内瓦,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新兴的国家,杜蒙要在那里实施边沁的原则,条件比较便利,所以一切都十分顺利,成效卓著就证明了边沁学说的价值."
歌德回答说,"杜蒙确实是个温和的自由派,一切讲理性的人都应该是温和的自由派,我自己就是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都按照这个精神行事.
"真正的自由派要用所能掌握的手段,尽其所能努力去做好事.但是他要小心避免用火和剑去消灭不可避免的罪恶和缺点,而只采取谨慎的步骤,尽力逐渐排除彰明较著的缺点,但不用暴力措施,免得同时把同样多的优点也消灭掉.在这个本来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里,我们只能满足于还好的东西,等到有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再去争取更好的东西."(这篇谈话充分暴露了歌德的性格和政治立场.他颂扬"温和的自由派"(其实就是改良派)杜蒙,贬低当时号称"过激分子"而实际上仍只是较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疯子"边沁.他明确地站在逐步改良的立场,痛恨暴力革命.他欢迎初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痛恨后期的雅各宾专政,是和这种态度一致的.这就证实了他那种受到恩格斯批判的德国庸俗市民的性格.)
1830年3月14日(谈创作经验;文学革命的利弊;就贝朗瑞谈政治诗,并为自己在普法战争中不写政治诗辩护)
今晚在歌德家.他让我看前几天达维(达维(P．J．David,1787—1866),当时法国著名的雕塑家,拥护现实主义,访问过魏玛,替歌德作过半身雕像.通过达维,法国一些诗人和作家同歌德有了来往.)寄来的现已排列好的那一箱珍品.前几天我就已看到歌德忙着开箱取出这些珍品,其中有当代法国主要诗人的像徽,都已摆在桌上顺序排列着.这回他又谈到达维在构思和创作实践两方面都很伟大的非凡才能.他还让我看到法国浪漫派一些最优秀的作家通过达维赠给他的最近作品,其中有圣佩甫.巴朗西.雨果.巴尔扎克.德.维尼.幼尔.雅宁(圣佩甫(Sainte—Beuve),当时法国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在《地球》杂志上陆续发表的《星期一谈话》,影响很大.巴朗西(Ballanche),《社会的死后还魂》的作者.幼尔.雅宁(Jules Janin),一个平庸的批评家和小说家.)等人的作品.
歌德说,"达维这批礼物够使我度过一些快乐的日子.这整个星期我都在忙着读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他们给我的新鲜印象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生命.我准备替这些很可爱的像徽和书籍各编一套目录,在我的艺术品收藏室和图书室里各辟一个专栏."
可以看出,歌德受到这些法国青年诗人的尊敬,感到非常高兴.
接着他取出爱米尔.德向的《研究论文》(爱米尔.德向(Emile Deschamps,1791—1876)曾和雨果共同创办《法国诗神》杂志,著有《法国和外国研究论文集》,译过歌德和席勒的一些短诗)看了一段.他称赞《柯林特新娘》(《柯林特新娘》是歌德的一篇民歌体诗.)的法译很忠实,很成功.他还说,"我手边还有这篇诗的意大利文译本,不但译出原诗的意思,还用了原诗的韵律"
《柯林特新娘》引起歌德谈到他的其它民歌体诗说,"这些诗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席勒,是他怂恿我写的,因为他当时主编《时神》,经常要组织新稿.这些诗原来在我头脑里已酝酿多年了.它们占住了我的心灵,象一些悦人的形象或一种美梦,飘忽来往.我任凭想象围绕它们徜徉游戏,给我一种乐趣.我不愿下定决心,让这些多年眷恋的光辉形象体现于不相称的贫乏文字,因为我舍不得和这样的形象告别.等到把它们写成白纸黑字,我就不免感到某种怅惘,好象和一位挚友永别了."
他接着说,"在其它时候我写诗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事先毫无印象或预感,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象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在这种梦行症的状态中,我往往面前斜放着一张稿纸而没有注意到,等我注意到时,上面已写满了字,没有空白可以再写什么了.我从前有许多象这样满纸纵横乱涂的诗稿,可惜都已逐渐丢失了,现在无法拿出来证明作诗有这样沉思冥想("沉思冥想"原文是Vertiefung,照字面可译"深化",相当于心理学所说的"下意识酝酿".)的过程."
话题又回到法国文学和最近一些颇为重要的作家的超浪漫主义("超"原文是ultra,超浪漫主义即极端或过分的浪漫主义.)倾向.歌德认为这种正在萌芽的文学革命对文学本身是很有利的,而对掀起这种革命的个别作家们却是不利的.他说,"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免要走极端.一场政治革命在开始时一般只希望消除一切弊端,但是没有等到人们察觉到,人们就已陷入流血恐怖中了.就拿目前法国这场文学革命来说,起先要求的也不过是较自由的形式.可是它并不停留于此,它还要把传统的内容跟传统的形式一起抛弃掉.现在人们已开始宣扬凡是写高尚情操和煊赫事迹的作品都令人厌倦,于是试图描写形形色色的奸盗邪淫.他们抛弃了希腊神话中那种美好内容,而写起魔鬼.巫婆和吸血鬼来,要古代高大英雄们让位给一些魔术家和囚犯,说这才够味,这才产生好效果!但是等到观众尝惯了这种浓烈作料的味道,就嫌这还不够味,永远要求更加强烈的味道,没有止境了.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想收到效果,博得公众承认,而又不够伟大,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就只得迎合当时流行的文艺趣味,而且还要努力在描写恐怖情节方面胜过前人.在这种追求表面效果的竞赛中,一切深入研究.一切循序渐进的才能发展和内心修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对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祸害,尽管对一般文学来说,它会从这种暂时倾向中获得益处."
我问,"这种毁坏个别有才能的作家的企图怎么能有利于一般文学呢?
歌德说,"我所指出的那些极端情况和赘疣会逐渐消失掉,最后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保存下来,那就是,在获得较自由的形式之外,还会获得比从前丰富多彩的内容,人们不会再把这广阔世界中任何题材以及多方面的生活看作不能入诗而加以排斥.我把目前这个文学时代比作一场发高烧的病症,本身虽不好,不值得希求,但它会导致增进健康的好结果.目前构成诗作全部内容的那些疯癫材料,到将来只会作为一种便于利用的因素而纳入内容里.还不仅此,目前暂时抛开的真正纯洁高尚的东西,到将来还会被观众更热烈地追求."(这番话表明了歌德对当时西方那种文化革命的态度,也显出他的思想中的辩证因素.)
我插嘴说,"我觉得很奇怪,就连您所喜爱的法国诗人梅里美在他的《弦琴集》(梅里美的诗集《弦琴集》又名《伊利里诗歌选集》,出版于一八二七年,作者伪称这是一个叫伊.玛格拉诺维奇的人所搜集的伊利里民歌.伊利里在巴尔干半岛,靠近南斯拉夫.歌德在下文中所说的客观态度,指不流露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里也用了令人恐怖的题材,走上超浪漫主义的道路."
歌德回答说,"梅里美处理这类题材的方式却和他的同辈诗人所用的完全不同.你提到的那些诗里固然用了不少可怕的题材,例如坟场.深夜里的巷道.鬼魂和吸血鬼之类,不过这类可怕的题材并不触及诗人的内心生活,他无宁是用一种远距离的客观立场和讽刺态度来处理它们的.他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进行工作的.他觉得偶尔试一试这种玩艺儿也很有趣.我已说过,他完全抛开了私人的内心生活,甚至也抛开了法国人的身份,使人们在初读《弦琴集》时竟以为那些诗歌真是伊利里地方的民歌.他不费大力,故弄玄虚,就获得了成功."
歌德接着说,"梅里美确实是个人物!一般说来,对题材作客观处理,需要比人们所想象到的更大的魄力和才能.拜伦就是一个例子.他尽管个性很强,有时却有把自己完全抛开的魄力;例如在他的一些剧本里,特别是在《玛利诺.法列罗》(《玛利诺.法列罗》一剧写十四世纪威尼斯行政长官阴谋推翻宪法,失败后被判处死刑的故事.)里.人们读这部剧本,毫不觉得它是拜伦甚至是一个英国人写的,仿佛置身于威尼斯和情节发生的时代.剧中人物完全按照各自的性格和所处情境,说出自己的话,丝毫不流露诗人的主观思想情感.作诗的正确方法本来就应该如此,但是这番话对于做得太过分的法国青年浪漫派作家们却不适用.我所读到的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还是戏剧,都带着作者个人的色彩,使我忘记不了作者是巴黎人,是法国人.就连在处理外国题材时,他们还是使读者感到自己置身于巴黎和法国,完全困在目前局面下的一切愿望.希求.冲突和酝酿里."
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贝朗瑞(参看一八二七年一月四日和二十九日以及同年五月四日关于贝朗瑞的多次谈话.)是不是也只表达出伟大的法国首都的局面和他自己的内心生活?"
歌德回答说,"在这方面贝朗瑞也是个人物,他的描绘和他的内心生活都是有价值的.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重要性格的内容意蕴.他是一个资禀顶好的人,坚定地依靠自己,全靠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和自己总是谐和的.他从来不问'什么才合时宜?什么才产生效果?怎样才会讨人喜欢?别人在干什么?,之类问题,然后相机行事.他总是按照本性独行其是,不操心去揣摩群众期待什么,或这派那派期待什么.在某些危机时期,他固然也倾听人民的心情.愿望和需要,不过这样做只是坚定了他依靠自己的信心,因为他的内心活动和人民的内心活动总是一致的.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
"我一般不爱好所谓政治诗,这是你知道的.不过贝朗瑞的政治诗我却很欣赏.他那里没有什么空中楼阁,没有纯粹出自虚构或想象的旨趣,他从来不无的放矢,他的主题总是十分明确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他对拿破仑的爱戴推尊以及对其丰功伟绩的追念,对当时受压迫的法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安慰.此外,他还痛恨僧侣统治,怕耶稣会那派教徒重新得势,有把法国推回到黑暗时代的危险.我们对这类主题不能不感到衷心同情.而且他每次的处理方式多么高明老练!看他是怎样先在心里把题材想妥帖,然后才把它表达出来!一切都已酝酿成熟了,等到写作,哪一步不表现出高妙的才华.讽刺和讥笑,而又一往情深.天真雅致啊!他的诗歌每年都要给几百万人带来欢乐.就连对工人阶级来说,他的诗歌也是唱起来非常顺口的,而同时又超出寻常的水平.这就使人民大众经常接触到这种爽朗欢畅的精神,自己耳濡目染,在思想方面也势必比以前更美好.更高尚了.这还不够吗?对一个诗人,还能有比这更好的颂扬吗?"
我回答说,"贝朗瑞是个卓越的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多年来一直爱好他的诗,这也是您知道的.不过如果要问我比较喜爱他的哪一类诗,我就应回答说,我喜爱他的情诗胜过喜爱他的政治诗,因为我对他的政治诗所涉及的和暗指的事情总是不大清楚."
歌德说:"那是你的情况,那些政治诗并不是为你写的.你该问问法国人,他们会告诉你那些政治诗究竟好在哪里.一般说来,在最好的情况下,政治诗应该看作一国人民的喉舌,而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某一党派的喉舌.如果写得好,那一国人民或那个党派就会热情地接受它们.此外,政治诗只应看作当时某种社会情况的产物,这种社会情况随时消逝,政治诗在题材方面的价值也就随之消逝.至于贝朗瑞,他却占了一种便宜.巴黎就是法国.他的伟大祖国的一切重要的旨趣都集中在首都,都在首都获得生命和反响.他的大部分政治诗不应只看作某一党派的喉舌,他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大半都有普遍的全国性的意义,所以他这位诗人是作为发出民族声音的喉舌而被倾听的.在我们德国这里,这一点却办不到.我们没有一个都城,甚至没有一块国土,可以让我们明确地说:这就是德国!如果我在维也纳问这是哪一国,回答是:这是奥地利!如果在柏林提这个问题,回答是:这是普鲁士!仅仅十六年前,我们正想摆脱法国人,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当时如果有一位政治诗人,他就会起普遍的影响.可是当时并不需要他的影响.普遍的穷困和普遍的耻辱感,象精灵鬼怪一样把全国都抓在手掌中.诗人所能点燃的精神烈火到处都在自发地燃烧.不过我也不否认阿恩特.克尔纳尔和里克尔特当时发生过一点影响.(阿恩特(Arndt,1769—1860).克尔纳尔(Krner,1791—1813).里克尔特(F．Rückert,1788—1886)三位德国诗人在英.俄和普鲁士等国联盟反击拿破仑时都写过鼓动民族解放的政治诗.)"
我无心中向歌德说,"人们都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斗争."
歌德回答说,"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一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些事上应让人自便,不必过问.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指拿破仑攻克柏林.占领德国后,德国各地自发的解放斗争.),我决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六十啦.
"此外,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我辛苦了半个世纪,也够累了.我敢说,自然分配给我的那份工作(诗歌.),我都夜以继日地在干,从来不肯休息或懈怠,总是努力做研究,尽可能多做而且做好.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这样说,一切事情也就会很好了."
我用安慰的口吻回答说,"听到那种责怪,您根本不必生气,而且应该引以为荣.旁人责怪您,也不过表明对您重视,看到您为祖国文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于是就希望什么事最后都要归您做了."
歌德回答说,"我不愿把自己想到的话说出来.那些责怪我的话里所含的恶意,比你所能想象到的要多.我觉得这是使人们多年来迫害我和中伤我的那种旧仇恨的新形式.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你认识我已多年了,总该认识到这些话有多大价值.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这方面所受的痛苦,请读一读我的《讽刺诗集》(这部讽刺短诗是歌德对他的批评者的回击.),你就会从我的回击中看出人们时常在设法使我伤心.
"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就是这样,我的好朋友,你不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我也不能替自己埋怨,旁的作家们的遭遇也并不比我好,有些人还比我更糟.在英国和法国,情况也和我们德国一样.莫里哀什么冤屈没有受过.卢梭和伏尔泰什么冤屈没有受过!拜伦叫流言蜚语中伤,被赶出英国,要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俗市侩们及其仇恨,他还会逃到天涯海角去哩.
"如果只有心地窄狭的群众才迫害高尚的人物,那还算好!可是事实不然,有才能的文人往往互相倾轧.例如普拉顿和海涅就互相毁谤,互相设法把对方弄成可恨的坏人,(普拉顿,见第四一页正文和注①.他和海涅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诗人.普拉顿发表过《浪漫派的俄狄普》一文讥诮海涅,海涅也出版《旅行记》一书进行反击.)而实际上,这个广阔的世界有足够的地方让自己生活也让旁人生活,大家大可和平相处,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才能范围里都有一个够使他感到麻烦的敌人(意谓每个诗人都有够大的困难要克服.).
"仿佛我的任务就是坐在书房里写战歌!如果住在营房里终夜听到敌哨阵地的战马嘶鸣,写战歌倒还凑合.不过这并不是我的生活和任务,这是克尔纳尔的生活和任务.他有完全适合写战歌的条件.至于我,生性并不好战,也没有战斗的情感,战歌就会成为和我这副面孔不相称的假面具.
"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我非写诗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达它.我也只在恋爱中才写情诗.本来没有仇恨,怎么能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还可以向你说句知心话.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摆脱了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
歌德接着说,"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邻国人民的哀乐看成自己的哀乐.这种文化水平正适合我的性格.我在六十岁之前,就早已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继一八二四年二月四日的谈话之后,这篇谈话是理解歌德的世界观.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最重要的材料.他从自己的创作经验谈起,说明文艺创作有长期苦心经营和诗思一旦突然出现两种情况.接着他就以最近法国文艺动态为例,说明文学革命对一般文学发展有促进作用,尽管对个别作家不免起不利影响.然后他又从贝朗瑞的政治诗和情诗孰优孰劣问题谈到政治诗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全民族的喉舌,一种是作为某一党派的喉舌,他肯定前者,贬低后者.在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拿破仑的占领和统治时,歌德没有用诗歌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遭到人们责怪.他在这里为自己辩护,提出所谓超民族的文化水平.这种文化水平将来是要到来的,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却只能是幻想.歌德的基本立场还是"为文艺而文艺".)
1830年3月17日(再次反对边沁过激,主张改良;对英国主教骂《维特》不道德的反击;现实生活比书本的教育影响更大)
晚上在歌德家呆了两个钟头.我奉大公爵夫人之命,把滂恩豪绍的一部悲剧(滂恩豪绍(T．Bornhauser,1799—1856),当时一位不知名的瑞士剧作家,提到的剧本叫《艺术精华》,内容不详.)带还给他.我把我认为的这部剧本的优点也告诉了他.歌德回答说,"我每逢看到一部有独创性的.显出才能的作品,总感到高兴."接着他用双手捧着这部剧本,斜着眼看了一下,说,"不过每逢看到一位剧作家把剧本写得太长,而且要照样上演,我总以为不妥.这个缺点就打消了我的乐趣的一半.你只看看这部剧本竟有这样厚!"
我回答说,"席勒在这一点上也不见得就好得多,可是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呀."
歌德说,"席勒的确有这个缺点,特别是他的早期剧本.当时他正年轻力壮,写起来总是没完没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太多超出了他的控制力.后来他察觉到这个缺点,尽力通过学习和钻研来克服它,可是没有完全成功.对题材加以适当的控制,不被它缠住,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绝对必要的东西上去,这套功夫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难些,要有很大的诗才才办得到."
这时仆人把雷姆(见第一四○页注①.)引进来了.我准备告辞,因为我知道今晚歌德要和雷姆在一起工作.歌德叫我留下,我欣然听命,因此听到了歌德的一次纵情畅谈,其中充满着讽刺和摩非斯托夫式的幽默.
歌德开头说,"索莫林(索莫林(S．T．Sommering,1755—1830),魏玛的医生,歌德的朋友.)就这样死啦,还不到区区七十五岁哩.多么傻,就没有勇气多活几年!在这一点上,我佩服我的朋友边沁那个过激派疯子.他保养得好,比我还大几个星期哩."
我插嘴说,"还可以补充一点,边沁还有一点可以和您媲美,他现在做工作还和青年人一样起劲.
歌德说,"那倒是,可是我和边沁处在一条链子上的相反的两极端:他要把房子推翻,我宁愿把它撑起.在他那样高龄还要当过激派,真是疯狂透顶."
我反驳说,"我认为有两种过激主义,应该区分开.一种过激主义为着建设未来,首先要扫清场地,把一切都推翻打烂;另一种过激主义却满足于指出现行制度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不用暴力就可以获得所想望的好处.假如您生在英国,您不会反对这第二种过激主义."
歌德于是摆出他的摩非斯托夫式的面孔和声调问我,"你拿我当什么人?我在英国就会利用那些弊端过活,你以为我会去搜查和揭露那些弊端吗?假如我生在英国,我会成为拥有巨资的公爵,或者还更好一点,成为领三万镑年俸的主教."
我说,"那倒顶美.不过您抽到的如果不是头彩,而是一张空白票,怎么办?空白票是数不尽的."
歌德回答说,"我的老好人呀,不是每个人都生下来就有资格中头彩.你认为我那样傻,只能抽到空白票吗?我会拥护三十九条,特别是那第九条(三十九条是英国国会通过的关于英国教会的法规.第九条是关于原始罪孽(人类自从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就犯了原始罪孽),它对僧侣特别重要,因为僧侣据说是帮助人赎罪,拯救灵魂的上帝代表.歌德不信原始罪孽.),我对它会特别重视,特别虔诚地遵守,从各方面随时随地宣扬这三十九条.我会扮演伪君子,无论是在诗里还是在散文里,都尽力去撒谎欺骗,免得使三万镑年俸脱了手.我一旦爬上这样的高位,就会不顾一切,把它保持住.我特别要想尽方法,使蒙昧无知产生的黑暗变得更加黑暗.哼,我会哄骗头脑简单的群众,训练可爱的青少年学生,使他们察觉不到我是靠最丑恶的欺骗爬上高位的,纵使察觉到,也不敢说出来."
我说,"就您来说,我们想到您是凭才能而得到崇高地位,这至少是可以欣慰的.但是在英国,正是最昏庸无能的人才享受到最高的尘世荣华富贵.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才能,而是凭恩宠,碰运气,特别是凭家庭出身."
歌德说,"一个人获得尘世荣华富贵,无论是凭自己的才能,还是凭继承权,事实上都是一样.享有这种权利的头一代人一般都还是有才能的人,有足够的本领去利用旁人的愚昧和弱点来使自己占便宜.这个世界里充满着头脑糊涂的人和疯人,用不着到疯人院去找.这令我想起一件事:已故的大公爵,知道我讨厌疯人院,有一次想把我突然带到疯人院里去看一看.但是我及时地察觉到他的意图,就告诉他说,'我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看关起来的疯人,在世间自由行走的疯人我已经看够了.,我说,'我宁愿跟殿下下地狱,也不愿进疯人院."
"哼!要是我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一下那三十九条,让头脑单纯的群众大吃一惊,我会感到多么开心哟!"
我说,"纵使您不当主教,还是可以开这个玩笑."
歌德回答说,"不然,那我要一声不响.要我欺骗,就要给我很高的报酬,如果没有希望当拿三万镑年俸的主教,要我去欺骗,我就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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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接着用同样毒辣的讽刺口吻重新谈到英国高级僧侣的高薪俸,还追述了他和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歌德和勃里斯托勋爵(1730—1803)在耶拿会见,是在一七九七年.歌德对这次奇遇很得意,在书信和日记里都叙述过.)的一次遭遇.
他说,"勃里斯托勋爵路过耶拿,想和我结识,邀我在一天晚上去见他.他这人有时爱耍点粗野,但是你如果用同样的粗野回敬他,他就驯良起来了.在谈话中他就《少年维特》向我说起教来,想刺痛我的良心,说我不该让人走向自杀.他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我高声对他说,'住嘴!你对我的可怜的《维特》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么我问你,世间有些大人物用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人送到战场,其中就有八万人断送了性命,要他们互相怂恿杀人放火和劫掠.你对这种大人物该怎么说呢?在看到这些残暴行为之后,你却感谢上帝,唱起《颂圣诗》来.你还用地狱惩罚的恐怖来说教,把你的教区里孱弱可怜的人们折磨到精神失常,终于关进疯人院去过一辈子愁惨生活!还不仅此,你还用你们的违反理性的传统教义,在你的基督教听众灵魂里播下怀疑种子来毒害他们,迫使这些摇摆不定的灵魂堕入迷途,除了死以外找不到出路!对于这一切,你对自己该怎么说,你该受什么惩罚呢?现在你却把一个作家拖来盘问,想对一部被某些心地褊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少年维特》出版后,欧洲有一些青年摹仿维特,自杀成风.歌德针对这种情况为自己辩护.)我自以为这是替人类立了一个大功,值得你感谢.现在你竟想把这点战功说成是罪行,而你们这批王公僧侣老爷却容许自己犯那样严重的罪行!,
"这场反攻对那位主教产生了顶好的效果.他变得象绵羊一样驯良,从此在谈话中就对我彬彬有礼,声调也和蔼起来了.当晚我和他处得很好.勃里斯托勋爵尽管粗野,毕竟是个通达世故人情的人,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等到告别时,他送我走了几步路,又让他的修道院院长继续送我.走到大街上,这位院长大声向我说,'啊!歌德先生,您说得多妙,叫勋爵多高兴啊!您懂得叫他欢喜的妙诀.要是您说得稍微委婉一点,软弱一点,您回家时就不会对这次访问这样满意了.,"
我接着说,"为了《维特》那部作品,您可真惹了不少麻烦.您和勃里斯托的会见令我想起您和拿破仑关于《维特》的谈话.当时塔列朗也在场,是不是?(参看第二○九页.塔列朗是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在他的《回忆录》里约略提到过一八○八年拿破仑和歌德在埃尔富特的会晤.)"
歌德说,"他也在场.不过对于拿破仑,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对我极友好,他谈论《维特》这个题目的方式,也是人们可以期待于他这位具有伟大精神的人物的."
话题由《维特》转到一般小说和剧本及其对听众道德影响的好坏.歌德说,"如果一部书比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更坏,这种情况就一定很糟,生活本身里每天出现的极丑恶的场面太多了,要是看不见,也可以听见,就连对于儿童,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部书或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我已说过,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
我说,"不过当着儿童的面说话还是要当心些,不要使他们听到他们不该听的话."
歌德回答说,"你提的办法倒很好,我也是那么办.不过我毕竟认为这种警戒是无用的.儿童的嗅觉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什么东西都闻得出来,特别是坏东西......."(这篇谈话显出歌德的幽默.他对英国教会的讽刺是尖锐的.最后,他提出一种观点,即:书本的影响不能比实际生活的影响更坏.)
1830年3月21日("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个区别的起源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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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谈到身体的疾病状态以及身体与心灵的相互影响.
歌德说,"心灵可以起支持身体的作用,这是不易置信的.我经常患胃病,但是心灵的意志和上半身的精力却把我支持住了.不能让心灵屈服于身体!我在温度高时比在温度低时的工作效果好.知道了这一点,我每逢温度低时,就尽力使劲,来抵消低温度的坏影响.我发现这办法行得通.
"不过诗艺方面有些东西却不能勉强,我们须等待好时机来做单凭心灵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事.例如我目前在写《巫婆集会之夜》,写得比较慢,因为我想使全幕显出应有的魄力和美妙风味.我已写得不少了,希望在你出国(当时爱克曼将陪歌德的长子去意大利旅行,后来这位长子患病死在途中.)之前写完.
"我把这一幕中关键性的东西和一些个别对象区别开来,使它具有普遍意义,这样就使读者虽有用作比喻的对象而不了解它究竟何所指.我力图使一切在古典意义上具有鲜明的轮廓,丝毫没有符合浪漫派创作方法的那种暧昧模糊的东西.
"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这是席勒的一篇重要的美学论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古典诗(即素朴诗)与浪漫诗(即感伤诗)的分别.席勒认为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一体,共处相安,这就是诗的素朴状态;近代人已与自然脱节,却又想"回到自然",眷恋人类童年的素朴状态,而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心情是感伤的,这就是浪漫诗的特征.).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这篇谈话指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歌德所理解的古典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高尔基以前,西方文学史家一般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当作文艺的主要流派.实际上这类标签的用处有它的限度.)......
1830年8月2日(歌德对法国七月革命很冷淡,而更关心一次科学辩论;科学上分析法与综合法的对立)
已掀起的七月革命(法王查理十世于一八三○年七月颁布敕令,进一步限制人民自由,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引起巴黎工人和群众武装起义,于同月二十九日攻占王宫,波旁王朝被推翻,史称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传到魏玛,人们都为之轰动.午后我去看歌德.一进门他就大声问我,"你对这次伟大事件是怎么想的?火山终于爆发啦,一切都在燃烧,从此再不会有关着门谈判的情况啦!"
我回答说,"这是个可怕的事件!不过尽人皆知的情况既是那样糟,而法国政府又那样腐败,除了王室终于被赶掉以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歌德说,"我的好朋友,你和我说的象是牛头不对马嘴呀,我说的不是那伙人而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说的是,乔弗列与顾维页之间对科学极为重要的争论在法国科学院已公开化啦."(顾维页(Cuvier,1769—1832)和乔弗列.圣希莱尔(Geoffroy de Saint—Hilaire,1772—1840)两人都是法国著名的解剖学家,而且前者是后者提拔起来的科学院同事.他们争论的具体问题不详.从歌德的谈话看,顾维页用的是分析法,乔弗列用的是综合法,歌德本人一向主张用综合法,所以欢呼乔弗列的胜利.)
歌德的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几秒钟.
歌德说,"这件事是极重要的.我听到七月十九日会议(指法国科学院会议.)的消息时心情多么激动,是你无法想到的.我们现在发现,乔弗列.圣希莱尔长久以来就是我们的一位有力的同盟者.我可以看出法国科学界对这次会议多么关心,因为尽管有这次可怕的政治骚动,七月十九日会议还是座无虚席.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乔弗列介绍给法国的那种研究自然的综合法今后再也不会被抛弃掉了.经过科学院这次自由讨论,这件事就已向广大群众公开,不再可能只是提交秘密委员会,关起门来把它作弄掉或扼杀掉了.今后在法国自然科学研究中,精神会驾驭物质了.我们由此可以窥测出神工鬼斧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律了!如果用分析法,我们就只研究物质的一些个别组成部分,而感觉不到有一种精神气息在规定每一组成部分的发展方向,凭一种内在规律去限制或制裁每一种〔对既定方向的〕背离,如果不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和自然打交道的基础呢?!
"五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大问题.起初我是孤立无援的,后来才得到一些支持,现在终于看到志同道合的人们在这方面走到我前面去了,所以感到欣喜.......现在乔弗列.圣希莱尔肯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和他合作的还有一些学生和追随者.这对我有难以置信的价值.我有理由欢庆我毕生献身的.主要由我创始的事业最后得到普遍的胜利."①
① 这篇谈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歌德对法国七月革命似无动于衷,不象爱克曼那样激动,却庆幸法国科学院把一个有
争论的科学问题公开化.他显然把学术看得重于政治.实际上,他对于七月革命的冷漠,恰恰表现出他对雅各宾专政以后法国革命运动的厌恨.他把参加那次革命的叫做"那伙人",这又一次表现了"政治上的侏儒"的一面.
另一点是,歌德在科学上反对分析法而宣扬综合法.这是十八.九世纪西方科学界乃至一般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分歧,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后来一般人把这个转变称为机械观到有机观的转变.机械观把事物整体分析为一些个别的.独立的因素,而不注意整体中各部分互相依存的关系.有机观则重视事物的有机性和完整性,以及各部分互相依存和相反相成的内在规律.前者属于形而上学,后者属于朴素的辩证法.歌德强调综合法和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内在规律,他的思想有些辩证因素,所以他反对机械论的代表牛顿.不过他似乎受到康德的目的论的影响,认为事物的内在关系仿佛是上帝为着某种目的而预先安排的.可是后来在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日谈话里,歌德又明确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排除目的论,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仍在犹疑不定.较后的看法是正确的.
1830年10月20日(歌德同圣西门相反,主张社会集体幸福应该以个人幸福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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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问我对圣西门一派人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他们学说的要点象是主张个人应为社会整体的幸福而工作,并且认为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歌德说,"我却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从他自己开始,先获得他自己的幸福,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幸福.我看圣西门派的学说是不实际的.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人性.),也违反了一切经验和数千年来的整个历史进程.如果每个人只作为个人而尽他的职责,在他本人那一行业里表现得既正直而又能干胜任,社会整体的幸福当然就随之而来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生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象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向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
我说,"您这番话是无可反驳的.不过,有我作为个人的幸福,也有我作为公民和广大社会中一成员的幸福,这二者究竟不同.如果不把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幸福定为原则,凭什么基础来制定法律呢?"
歌德说,"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当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极少数优选人物才能应用你那条原则.那只是为君主和立法者们开的方剂.不过就连对于他们来说,我也认为法律的用意无宁是减少弊病的总和,而不是增加幸福的总和."
我反驳说,"这两件事大致上毕竟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路坏,我看就是一个大弊病.如果当权的人把全国通到穷乡僻壤的道路都修得平坦整洁,他就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弊病,而且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一项大幸福.再如司法程序的拖沓也是一个大弊病,如果掌权的人制定出一套司法程序,公布之后又加口头宣传,保证一切案件得到迅速处理,他就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弊病,而且也带来一项大幸福."
歌德打断我的话说,"按你唱的这个调门,我可以唱出另一些歌来.不过我们最好把还没有指出的一些弊病留下,让人类还有机会去施展他们的能力吧.我的基本教义暂时归结为这几句话:做父亲的要照管好他的家,做手艺的要照管好他的顾客,僧侣们要照管好人们互相友爱,警察们不要扰乱我们的安乐."(圣西门(C．H．Saint......Simon,1760—1825),法国贵族,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日内瓦书简》和《新基督教》的作者,近代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他的学说作过极精当的简介和评价.
歌德不喜欢爱克曼对圣西门派的景仰,提出了他的个人好社会就好,立法只应减少社会弊端的片面论断.他还认为诗人不应考虑社会需要和社会效果,这表现了他对群众的藐视.在政治上歌德和圣西门都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不过歌德比圣西门落后得很远.圣西门向往社会主义,尽管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歌德却向往开明君主,在这里仍是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说教.)"1 8 3 1年"1 8 3 1年
1831年1月17日(评《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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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到《红与黑》,歌德认为这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
他补充说,"不过我不能否认他的一些女角色浪漫气息太重.尽管如此,她们显示出作者的周密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所以我们对作者在细节方面偶有不近情理之处是可以宽恕的."
1831年2月13日(《浮士德》下卷写作过程;文艺须显出伟大人格和魄力,近代文艺通病在纤弱)
在歌德家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在写《浮士德》下卷第四幕,开始很顺利,象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他说,"关于写什么题材,我早就想好了,这是你知道的,只是关于怎样写,我总是不大满意.今天想到了一些好主意,所以很高兴.现在我要设法把第三幕《海伦后》和先已写好的第五幕之间的整片空隙填补起来,先写下详细计划,以便今后从容不迫地而且有把握地写下去.对哪些部分兴致比较好,就先写.这第四幕的性质有些特殊,它象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和其余部分不相关.它和全剧只借着对前因后果略挂上一点钩而联系在一起.(《浮士德》下卷在结构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写作程序也很特别.歌德先只拟好纲要,先写一幕.二幕和五幕,第三幕是用久已写好的《海伦后》这篇独立的诗插进来充数的,第四幕最后写成.)"
我说,"这样办,第四幕和其它部分在性格上还是融贯一致的.幕中各景也都自成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尽管彼此有呼应,而又互不相关.对于诗人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这也正是《奥德赛》和《吉尔.布拉斯》(荷马的《奥德赛》写希腊东征将领之一俄底修斯回国迷航在海上十年和最后还乡的各种奇遇.《吉尔.布拉斯》是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的著名讽刺小说,写一个西班牙流浪汉的种种奇遇.)都采用过的办法."
歌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这种作品只有一个要点:各别部分都应鲜明而有重要意义,而整体则是不可以寻常尺度去测量的,象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永远耐人钻研和寻思."(这段谈话对于理解《浮士德》下卷的结构颇有帮助.它是以人为纲而不是以事为纲.同一人物的不同遭遇虽彼此独立,却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这种写法在传记体小说中是常用的.至于戏剧,则一般多用以事为纲的写法,顺着一个情节的前因后果的线索写下去,较易紧凑.作为戏剧,《浮士德》下卷用以人为纲的写法,读起来略嫌松散,所以说它是个大胆的尝试.它便于阅读,上演就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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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我们在一起翻看最近一些画家的作品.特别是风景画的镌刻复制品,高兴地看到其中没有什么毛病.歌德说,"许多世纪以来画家们在世界上已作出许多好作品,它们发生了影响,又产生了一些好作品,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说,"不幸的是错误的教条太多,使有才能的青年人无所适从."
歌德说,"你这话确有实证,我们见过整代的人被错误的教条损害了,毁掉了,我们自己也受过害.(似指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里的一些教条;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的蒲伯和德国的高特舍特都受到它的不良影响.后来的浪漫运动的反抗对象就是这一派的陈腐教条.歌德对这种反抗贡献也颇大.)此外,在我们的时代,错误的言论很容易通过印刷品而广泛流传.一个文艺批评家经过一些年的阅历会在思想上有所改进,能把后来较正确的信念传播给群众,但是他从前的错误教条同时也还在发生影响,象毒草在蔓延,把好草的地位侵占了.我感到的唯一安慰是,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误入歧途,遭到毁坏的."
我们继续研究这些复制的画.歌德说,"这倒是些真正的好画.你面临的确实是些颇有才能的画家,他们学习到不少东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技巧,只是所有这些画似乎都缺乏了什么,缺乏的就是男子汉的魄力,请注意'男子汉,(原文是Das Mnnliche,英译作manly,法译作virite,都有"男子汉的强健气魄"的意思.文艺要强健不要软弱,这是歌德多次谈到的一个基本信条.用过去中国文论家的术语来说,歌德是推尊"阳刚"而贬低"阴柔"的.这是上升的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反映.)这个词,并加上着重符号.这些画缺乏打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过去一些世纪里到处都表现出来,现在却看不到了.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绘画,其它各种艺术也有同病.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是软弱,原因很难说,不知道是由于遗传还是由于贫乏的教育和营养."
我说,"由此可以看出伟大人格在艺术里多么重要,在过去一些世纪里,伟大人格是常见的.记得我们在威尼斯时站在惕辛和维罗涅斯的作品前,立刻就感到这些画师的雄健精神,无论是在最初题材构思方面,还是在最后创作实践方面.他们的雄伟力量渗透到全幅画的每一部分.在欣赏时艺术家人格的这种雄伟力量开扩了我们的心胸,把我们提升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您所说的那种男子汉的魄力,在吕邦斯的风景画里特别可以感觉到.(惕辛(Tizian,1474—1576)和维罗涅斯(Veronese,1528—1588)都是威尼斯派名画家.吕邦斯也在威尼斯工作很久,关于他的风景画,参看一八二七年四月一日的谈话.爱克曼陪歌德的长子游意大利时见过这些大师的画.)尽管他画的只是些树木.土壤.水.岩石和云彩,这些形状都显示出他的雄伟力量.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虽只是熟识的自然景物,它们却渗透了艺术家的雄伟力量,而且是按照艺术家的观点再现出来的."
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但是最近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由于自己本来就虚弱,却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文艺作品里,伟大人格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多余的因素.
"当然,一个人必须自己是个人物,才会感觉到一种伟大人格而且尊敬它.凡是不肯承认欧里庇得斯崇高的人,不是自己够不上认识这种崇高的可怜虫,就是无耻的冒充内行的骗子,想在庸人眼里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实际上也居然显得比他原有的身价高些."(在这篇谈话中,歌德强调在文艺里伟大人格的重要性,而伟大人格主要表现于雄强的魄力.他还慨叹当时人是一代软弱的人,指的主要是消极浪漫派作家和理论家.)
1831年2月14日(天才的体质基础;天才最早出现于音乐)
陪歌德吃晚饭.他刚读过拉普将军的《回忆录》(拉普(J．Rapp,1771—1821)是拿破仑的副官,参加过很多战役,立过战功.他的《回忆录》出版于一八二三年.),因此我们就谈起拿破仑来,谈到他母亲生下一大家强健的儿女,她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拿破仑时才十八岁,她丈夫才二十三岁,所以拿破仑出世时正当父母都身强力壮,这对他的体格很有好处.在生拿破仑之后,他母亲又生了三个儿子,天资都很高,在世务方面很能干,都精力充沛,而且都有一定的诗才.生下四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三个女儿,杰罗姆最小,在兄弟姊妹之中.天资似乎也是最差的.
歌德说,"才能当然不是天生的,不过要有一种适当的身体基础,一个人是头胎生的还是晚胎生的,是父母年轻力壮时生的还是父母衰弱时生的,并不一样."
我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才能之中,音乐才能在很幼小的年龄就露头角.例如莫扎特在五岁,贝多芬在八岁,洪默尔在九岁,就以音乐演奏和作曲博得亲邻们惊赞了."
歌德说,"音乐才能很可以出现最早,因为音乐完全是天生的,表达内心情感的,用不着从外界吸收多少营养或从生活中吸取多少经验.不过象莫扎特那样一种现象实在永远是个无法解释的奇迹.是不是老天爷到处找机会创造奇迹,有时也凭依个别的非凡的凡人,使我们看到徒感惊奇,而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呢?"(这篇简短的谈话涉及一些理论上的重要问题,例如什么是天才?音乐是否只涉及生理,只表现情感而不表现思想?歌德自己似乎也还在摸索中,所以前后不免自相矛盾.)
1831年2月17日(作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看事物的角度不同,须如实反映;《浮士德》下卷的进度和程序以及与上卷的基本区别)
陪歌德吃晚饭.我把我在上午刚编辑过的他写的《一八○七年在卡尔斯巴德居住日记》带给他.我们谈到其中逐日作为感想记下来的一些美妙的段落.歌德笑着说,"人们总以为人到老才会聪明,实际上人愈老就愈不易象过去一样聪明.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会变成一个另样的人,但是很难说他会变成一个较高明的人.在某些问题上,他在二十岁时的看法可能就已和在六十岁时的看法一样正确.
"当然,我们对这个世界,从平原上去看是一个样子,从海岬的高处去看另是一个样子,从原始山峰的冰川上去看样子又不同.从一个立足点比从另一个立足点所看到的一片地界可能广阔些,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不能说,从这个立足点上看到的就比从另一个立足点上看到的更正确些.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作家要在他生平各个阶段上都留下纪念坊,主要的条件是他要有天生的基础和善良意愿,在每个阶段所见所感都既真实而又清楚,然后就专心致志地按照心中想过的样子把它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这样,他的作品只要正确地反映当时那个阶段,就会永远是正确的,尽管他后来可能有所发展和改变."
我对这番高见表示完全赞成.歌德接着说."我最近碰到一张旧纸,拿起来看了一下,就自言自语地说,'呃,这上面写的不算坏,我自己也只能这样想,这样写呀!,可是仔细一看,才看出这正是我自己作品中一个片段.因为我老是拚命写下去,就把已写出的东西忘记了,不久自己的作品就显得生疏了."
我问到《浮士德》近来进度如何.
歌德回答说,"它不会再让我放下手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怎样写下去.我已经把第二部的手稿装订成册,让它作为一个可捉摸的整体摆在眼前.还待写的第四幕所应占的地位,我用空白稿纸夹在本子里去标明.已写成的部分当然会促使我去完成那个尚待完成的部分.这种物质的东西(指装订成册的手稿.)比人们通常所猜想的更为重要.我们应该用各种办法促进精神活动."
他叫人把装订好的《浮士德》稿本拿来.我看到他已写了那么多,很惊讶,面前摆着厚厚的一大本哩.
我说,"我来魏玛已六年(爱克曼一八二三年到魏玛,目前是一八三一年,应为八年.).这些手稿都是在这六年中写的.您有那么多的事务,能在这部作品上花的功夫实在很少.由此可见,日积月累,积少就可以成多."
歌德说,"人愈老,愈深信你这句话中的真理,而年轻人却以为一切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如果运气好,我的健康情况如常,我希望到明年春天,第四幕就可以写得差不多了.你知道,这第四幕我早就想好了,但是在写作过程中,这剩下来的部分扩展得很多,以致原来的计划中只有纲要现在还可利用.我得重新构思,使新插进的段落可以和其它部分融贯一致."
我说,"《浮士德》下卷所展现的世界远比上卷丰富多彩."
歌德说,"我也是这样想.上卷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这个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会令人喜爱.至于下卷,却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东西,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他对下卷就无法理解."
我说,"读下卷须用一些思考,有时也需要一些学问.我很高兴,我读过谢林关于卡比里的小册子(谢林(Schelling,1775—1854),继费希特和黑格尔之后德国有代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古代神话方面也下过功夫,写过一部《希腊莎摩特勒斯岛上的一些神》,其中提到卡比里神的秘密宗教仪式.歌德在《浮士德》下卷里引用过它.歌德和谢林本相识.),才懂得您为什么在《古典的巫婆集会之夜》那一景中的有名段落里援用它."
歌德笑着说,"我经常发现,有点知识还是有用的."(歌德写《浮士德》下卷花了七年,临死前才完成.单是最后写成的第四幕就花了一年.他对写作过程的叙述以及对上下卷区别的评价,对研究《浮士德》的人们是很有用的,一般作家也可以从中看出周密思考的重要性.)
1831年2月20日(歌德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排除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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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歌德对我讲到一位青年自然科学家写的一部书,赞赏他写得很清楚,但对他的目的论倾向要加以审查.
他说,"人有一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就是把自己看成造物的目的,把其它一切事物都联系到人来看,看成只是为人服务和由人利用的.人把植物界和动物界都据为己有,把人以外的一切物作为自己的适当的营养品.他为这些好处感谢他的上帝对他慈父般的爱护.他从牛取奶,从蜂取蜜,从羊取毛.他既然认为一切物都有供人利用的目的,于是就认为一切物都是为他而创造出来的.他甚至想不到就连一棵小草也不是为他而设的.尽管他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小草对他的功用,他却仍然相信将来有朝一日终会发现它的功用.
"人对一般怎样想,他对特殊也就怎样想,所以不禁把他的习惯看法从生活中移用到科学里去,也对有机物的个别部分追问它的目的和功用.
"这种办法暂时也许行得通,暂时可以用在科学领域里,但是不久就会发现一些现象,从这种窄狭观点很难把它们解释得通;如果不站在一种较高的立场上,不久就会陷入明显的矛盾.
"这些目的论者说,牛有角,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但是我要问,羊为什么没有角?就是有,为什么形状蜷曲,长在耳边,使得它对羊毫无用处呢?
"我的看法却不同,我认为牛用角来保护自己,是因为它本来有角.
"一件事物具有什么目的的问题,即为何(Warum)的问题,是完全不科学的,提出如何(Wie)的问题就可以深入一点.因为我要追问牛是如何长起角时,就不得不研究牛的全身构造,这样同时也会懂得狮子何以不长角而且不能长角.
"再如人的头盖骨还有两个未填满的空洞.如果追问为何有这两个空洞,这问题就无法解决;但是如果追问这两个空洞是如何形成的,这就会使我们懂得,这两个空洞是动物的头盖骨空洞的遗迹,在较低级动物的头盖骨上,这两个空洞还要大些,在人头上也还没有填满,尽管人是最高级的动物.
"功用论者(功用论实际上就是目的论.)仿佛认为,他们所崇拜的那一位如果不曾使牛生角来保护自己,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上帝了.但是我希望还可以崇拜我的上帝,这个上帝在创造这华严世界时显出那样伟大,在创造出千千万万种植物之后,还创造出一种包罗一切植物〔属性〕的植物;在创造出千千万万种动物之后,还创造出一种包罗一切动物〔属性〕的动物,这就是人.
"让人们仍旧崇拜给牛造草料.给人造饮食.任他们尽情享受的那一位吧.至于我呢,我所崇拜的那一位放进世界里的生产力只要在生活中用上百万分之一,就足以使世界上芸芸众生蕃衍繁殖,无论是战争和瘟疫,还是水和火,都不能把这一切杀尽灭绝.这就是我的上帝!"①
① 这是理解歌德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一篇极重要的谈话.原始宗教一般都认定世界万物是由一神或多神创造的,神对所造物各定有一种目的或功用.目的可以是为物自身的,也可以是为人的.这就叫做目的论.西方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很多哲学家都相信这种目的论.目的论的基础是有神论.歌德是泛神论者,泛神论认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神,神不是在世界之外
1831年3月2日(Daemon〔精灵〕的意义)
今晚在歌德家吃晚饭,不久话题又回到精灵.他
遥控世界的.所以他是一个不彻底的无神论者.
歌德在科学方法上主张排除目的论,不追究事物为什么目的发生,只追究事物以什么方式发生,侧重事物的内外因和内在规律.这自然否定了创世说或"天意安排"说,对辩证思想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他所说的综合法也就指此.
在达尔文之前,歌德的科学思想中已有进化论的萌芽,他对人的头盖骨中两个空洞的解释就是明证;话不多,在科学史上却极为重要.恩格斯肯定歌德对进化论的贡献,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二五页.
提出以下看法来把这个词的意义说得更明确些.(歌德在《谈话录》里和较早的《诗与真》里多次谈到精灵,这个问题可以说明他没有彻底抛弃"天才论",因选译这篇和下篇谈话为例.古希腊人除制造多种大神之外,还制造过一些小神小鬼,叫做Daemon.这个词在现代西文中通常指恶神恶鬼.歌德不承认《浮士德》里的恶魔是"精灵",他显然只取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指施展好影响的小神.他举拿破仑为"天才"的例,也举他为"精灵"的例,可见精灵与天才有关.歌德既认为精灵不是知解力和理性所能解释,而又屡次加以解释,这就自相矛盾了.)
他说,"精灵是知解力和理性都无法解释的.我的本性中并没有精灵,但是要受制于精灵."
我说,"拿破仑象是一个具有精灵的人物."
歌德说,"对,他完全是具有最高度精灵的人物,没有旁人能比得上他.我们已故的大公爵也是个精灵人物.他有无限的活动力,活动从不止息,他的公国对他实在太小了,最伟大的东西在他眼里也太渺小.古希腊人曾把这种精灵看作半神."
我问,"一般发生的事件里是否也显出精灵呢?"
歌德回答,"显得特别突出,尤其是在一切不是知解力和理性所能解释的事件里.在整个有形的和无形的自然界,精灵有多种多样的显现方式.许多自然物通体是精灵,也有些只有一部分是精灵."
我问,"《浮士德》里的恶魔有没有精灵的特征?"
歌德说,"那个恶魔太消极了,不能具有精灵,精灵只显现于完全积极的行动中."
接着他又说,"在艺术家之中,音乐家的精灵较多,画家的精灵较少.帕迦尼尼(帕迦尼尼(Paganini,1784—1840),意大利音乐家,擅长小提琴.)显出了高度精灵,所以产生顶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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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3月8日(再谈"精灵")
今天陪歌德吃晚饭.他首先告诉我,他正在读司各特的《艾凡赫》(旧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他说,"司各特是个才能很大的作家,目前还没有人比得上他,难怪他在读者群众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触动我想了很多,我发现他那种艺术是崭新的,其中有它自己的规律."
我们谈到歌德的自传(即《诗与真》,爱克曼正在帮他编辑第四卷.)第四卷,我们无意中又碰到精灵问题.
歌德说,"精灵在诗里到处都显现,特别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这时一切知解力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因此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
"音乐里显出最高度的精灵,高到非知解力所可追攀,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压倒一切而且无法解释.所以宗教仪式离不开音乐,音乐是使人惊奇的首要手段.("精灵"既不是知解力和理性所能解释而是下意识活动,那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本能".说"音乐里显出最高度的精灵",就无异于说音乐的作用只是生理上本能的作用.这是"纯音乐论"的一种理论根据,其根本错误在于否定了艺术家的意识形态作用.)
"精灵常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起作用,特别是身居高位的人,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彼得大帝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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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在拜伦身上大概是高度活跃的,所以他对广大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能使妇女们一见倾倒."
我探问他,"这种强大的力量,即我们所说的精灵,是否可以纳入我们所了解的'神,的概念里去呢?"
歌德说,"亲爱的孩子,你懂得什么是神呢?凭我们的窄狭概念,对最高存在能说出什么呢?如果象土耳其人那样,我用一百个名字来称呼他,还远远不够,比起他的无限属性来,还是没有说出什么啊!"(歌德不敢公开抛弃神,只以"我不知道神是什么"了之,这就更把"神"神秘化起来了.)
1831年3月21日(法国青年政治运动;法国文学发展与伏尔泰的影响)
我们谈到政治问题.还在发展的巴黎骚动以及青年要参预国家大事的幻想.
我说,"前几年英国大学生也向当局请愿,要求有机会能在对天主教这样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起作用.可是人们只报以讥笑,就不再理睬了."
歌德说,"拿破仑的榜样,特别使那批在他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法国青年养成了唯我主义.他们不会安定下来,除非等到他们中间又出现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使他们自己所想望做到的那种人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幸的是,象拿破仑那样的人是不会很快出世的.我有点担心,大概还要牺牲几十万人,然后世界才有太平的希望.
"在若干年之内还谈不上文学的作用.人们现在丝毫不能有所作为,只有悄悄地为较平静的未来预备一些好作品."(由此可见歌德不赞成青年政治运动,而且认为革命不利于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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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到德文Geist(精神.)和法文ésprit(心智;聪颖.)在意义上的区别.
歌德说,"法文ésprit近似德文的Witz(巧智.).法国人大概要用ésprit和me(灵魂;心灵.)两个词来表达德文Geist这一个词,Geist包括'创造性,的意思,法文ésprit却没有这个意思."
我说,"不过伏尔泰仍具有我们所说的Geist.ésprit既然不够,法国人用什么词呢?"
歌德说,"用在伏尔泰那样高明人身上时,法国人就用génie(génie这个词一般译作"天才",起初原有"天生"和"神赐"之类宗教迷信色彩,在近代英.德.法各国语言中大半已失去迷信色彩,只泛指"卓越才能"和"特性".)这个词."
我说,"我现在正读狄德罗的一部著作,他的非凡才能使我惊异.多么渊博的知识!多么有力的语言!我们所看到的是个生动活泼的广阔世界,其中一环扣着一环,心智和性格都在不断地运用,使二者都必然显得灵活而又坚强.我看前一个世纪法国人在文学领域里出了些我认为非凡的人物,我只窥测一下就不得不感到惊奇."
歌德说,"那是长达百年之久的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开始蒸蒸日上,现在才达到繁荣期.但是激发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博马舍(达兰贝尔(D,Alembert,1717—1783)是百科全书派(即启蒙派)的领袖之一.博马舍是狄德罗的市民剧理论的信徒,其代表作为《费加罗的婚姻》.)等人的心智的是伏尔泰,因为要追赶到能勉强和伏尔泰比肩,就须具有很多条件,还须孜孜不辍地努力才行."......
1831年3月27日(剧本在顶点前须有介绍情节的预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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