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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长会议是在早晨——在部队夜间渡河并集中在森林后的三小时开始的。从各步兵连和炮兵连来的人们都集合在某个德国资产者的猎人小屋里,这所小屋就在师部驻扎着的柏油厂附近。加林少校接待他们,并登记了他们的姓名。

  党组长们是一队一队来的,他们都戴着钢盔,带着自动枪或步枪,甚至还带着匙子,这些东西都是士兵所应该携带的。

  这些党组长不过是士兵或中士。可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能够在他们充满信心的行动中,在他们明亮和安详的目光里,看出一种有别于普通士兵的东西。首先他们是步兵和炮兵的精华。这里不会有错误:这些人所习惯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了解和解释。他们和其余的士兵没有区别,并且同样地不享受任何特权,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负有一种附加的责任: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虽然他们是普通的工作者,但毕竟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们觉得仅仅仗打得好是不够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就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应当用高度的战斗精神教育自己的同志们。他们是贯穿着军队的整个有机体的末梢神经,懦弱的和不中用的人,即使他们当了这个职位,也不可能长久地留在这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如此不重要的岗位上。在连队里,一个人能否胜任党组长的工作,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决定:在炮火下,在连接不断的死亡危险中,一个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对自己负责已很勉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鼓励每个人和对每个人负责。现在这些优秀的人们都集合在这所德国的猎人小屋里。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开始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加林讲了党的工作和连队党组织的任务。宣布晚上休息。党组长们都回到已经开始渡过奥德河的自己部队里去了。早上他们又来到猎人小屋。

  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了。

  党组长们向自己的同志们发言,并交换了工作经验。普洛特尼科夫把他们发言中最有意义的都记在自己的野战手册里。

  接着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向党组长们作了关于敌人阵营里的情况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了存在于士兵中间的一种轻视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思想的危害性。的确,希特勒的大本营已经惊慌失措,希姆莱被解除了指挥军团的职务,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法西斯分子已经放下了武器。

  鲁缅采夫讲述了德国人狂热地构筑着防御工事,讲述了强大的兵力,特别是第六0六特别任务师和党卫队的“元首”摩托化师,开到奥德河上来了。

  党组长们细心地把一切都记入了自己的笔记本里和簿子里。

  普洛特尼科夫突然耸起耳朵来听: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在猎人小屋旁边停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站起来了。门给打开了,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在门口出现。他把会场扫视了一周。自动枪、步枪和卡宾枪在每个党组长——讨论会的参加这——的椅子和沙发旁立着。

  将军向他们问好。

  “我们祝您健康,将军同志!”士兵们一字一字清楚地回答。

  他们都坐下了,将军开始讲话。

  军事委员碰上了斯里温科注意的目光,他在这个士兵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么深刻的了解和那么机警的眼神,以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只对他一个人讲话似的。

  “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西斯克雷洛夫说,“最明显地证实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力量。它证明了正义的、进步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曾经有过许多敌人想破坏我国新生活的建设。他们不惜采取任何卑鄙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国家。他们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防疫线’,他们处处想在暗中加害我们的人们。最后,他们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里,摧毁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这帮黑色匪军侵犯了我们的国土。

  别以为法西斯主义只是德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腐朽的原则跟建设性的原则的斗争,是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的斗争。法西斯主义——一般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它是由于资本注意害怕群众的共产主义意向而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腐朽的资主义的打手,是资本主义维持生存的最后的企图。

  我们的胜利证明了:反对压迫和专职的侵略力量的,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真实的力量。这不仅仅是正义的思想,而且是一股真实的力量!

  这股力量是我们的党——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所创造的。光荣属于这个党!

  共产主义思想变成了我国人民的血肉。它获得了自己的家——土地、矿藏、工厂和实验室。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屹立着一个伟大的苏维埃之家。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把它管理得好吗?很好,因为,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这个国家巩固吗?强大吗?是的,巩固的和强大的,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些战斗,直捣法西斯首都了。

  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它在地球上必获胜利。

  ……我们决不隐瞒:我们觉得很骄傲,因为天才的智慧所作的关于在俄罗斯的伟大前途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一切最进步的人士都在用俄罗斯语——列宁和斯大林的、普希金的、别林斯基的和托尔斯泰的语言讲话。

  ……胜利以后,共产主义建设将以十倍的力量继续进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将再度使全世界惊异。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的学生,斯大林的士兵们……”

  军事委员用手势阻止了已经开始的鼓掌,并且这样结束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军事秘密。明天开始向柏林进攻。”

  这句话激起了一阵暴风雨。强大的欢呼声响起来了。士兵们粗硬的手掌猛烈地拍打着。明天也许会去死的人们,欢迎着这个战斗命令,把它作为最伟大的智慧和最崇高的意义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个人的死——算不了什么。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用颤抖的声音说:“由于进攻即将来临,我宣布会议闭幕。”

  西斯克雷洛夫隔窗对已经列着队的士兵们望了一会。

  “最后一个战役开始了,”他说。“明天你们将会听见炮兵准备,其规模之大在军事史上还不曾有过。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在这里集中了空前大量的武器。”他握住了普洛特尼科夫的手,“祝你们胜利。你们今天将收到军事委员会告士兵书。唔,还有什么事吗?”他重说了一遍,“祝你们胜利!”

  他朝自己的汽车走去。他的卫兵们急忙跳上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一会儿后,汽车在森林里消失不见了。

  第九章

  

  鲁缅采夫差点儿忘却了他对丘霍夫所作的诺言,当军事委员离去的时候,鲁缅采夫这才想起了放在图囊里的那张柏林地图。

  他去找斯里温科,还是从在施奈德穆尔的时候起,他就牢记着他的面貌。

  这时候斯里温科在等候师党委会开会。他的连队里的几个士兵——戈杜诺夫、谢米格拉夫和果戈别里节——今天应被接收入党。

  他们都已经到了。坐在一颗茂密的枞树树荫下。他们旁边坐着的别的连队的士兵们,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

  这三个人都很焦急。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到的时候,他们都惴惴不安:啊,难道军事委员也会出席入党的仪式吗?他们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在大众面前讲话,而这里必须——斯里温科预先对他们讲过这一点——讲述自己的历史,也许还要回答一些政治问题。

  奇怪得很,最觉得不安的是谢米格拉夫,虽然在连队里他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并且他很了解政治问题。但是果戈别里节也觉得不安,尤其是因为连那个勇敢的、狡猾的、无所畏惧的司务长——他也是多疑地咳嗽,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他突然想起请他们吃罐头肉,而他自己却不吃,虽然他的食欲一向很强。

  斯里温科终于出现了,他通知说会议就要开始了。

  鲁缅采夫就在这里,在这棵枞树旁找到了党组长。他把给丘霍夫的那张万分之一的柏林全图交给了他。

  在别的时候,鲁缅采夫就不会放弃跟这个聪明而有智慧的上士谈话的机会,他很喜欢他,可是现在哪有工夫谈话,鲁缅采夫急急地赶到正在等候他的普洛特尼科夫上校那儿去了,一边快些回到桥头堡去。

  斯里温科带着他的三个人向猎人小屋走去,党委们已经集合在这儿。

  很幸运,原来他们害怕军事委员列席是没有根据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已经走了。几个不相识的军官围绕桌子坐着,一共五个人:一个少校和四个上尉。担任主席的那个少校的眼睛是温柔的,眼睛周围有许多皱纹,虽然目光很锐利,甚至有点儿含讥带讽。

  斯里温科差不多和他手下人一样地焦虑不安。他曾经让他们长时间地从容地作入党准备。在休息时间里,他把党章、斯大林的演辞和命令念给他们听,进行缺点检查,友好地可是不断地关怀他们。正如他所说,他有一种使他的连队成为共产党员连队的“热望”。真的,补充兵员的到来打破了他的计划,可是这里他是对军事上的需要让步。

  无论如何党委会会议也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考验。他很高兴,因为今天,在进攻的前夜,他的三个同志将被接受入党。要知道在前沿条件下,党组长的工作是有许多特殊困难的。这和斯里温科在矿坑里担任一个班的党组长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人是不会有变动,而这儿……

  他想起了两个伊凡诺夫:一个士兵和一个中士,他还在进攻华沙之前,就使他们作入党准备。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可是这两个人都在突破的时候牺牲了。

  听见少校的说话声,斯里温科就竖起耳朵来听:“下一个,上等兵谢米格拉夫。”

  谢米格拉夫进去了。

  他的历史是这么动人的简短,以致引起了在座的人们的同情的微笑。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他说,“在图拉城一个钳工的家庭里。一九三九年我念完了七年制学校,进一家工厂当钳工。在一九四四年我应召参加红军。从一九三九年起我是青年团员了。”

  他竭力想补充一些,可是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关于他的奖励——两枚奖章——先前在宣读的履历表里已经提到了,而且这两枚奖章都悬挂在胸前。它们并不是从外表上无法确定原因的勋章——在奖章上用红字在白底上写着:“为了勇敢”。

  谢米格拉夫被询问了几个问题,他对这几个问题回答得又正确又好,这使得斯里温科很满意。

  接着谢米格拉夫沉思起来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值得讲述他仅有的一次军事上的过失。他在去年失落了一只防毒面具。有一次士兵们在给自己挖掘掩蔽壕,他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小树墩上。防毒面具不见了。不错,这一夜他们都投入了战斗,大家都忘记了防毒面具,他设法弄到了一只——当然,这样做是不好的,可是他从一个阵亡的士兵身上取下了一只防毒面具。

  这不是一个严重的过失,谢米格拉夫从来没有因此觉得良心不安,可是,在这里,在一间坐满党员们的宽大的房间里,在主席注意的目光下,谢米格拉夫觉得去年的防毒面具的事情不是这样不重要,而且是很不体面的。尤其是:他觉得,这些人,特别是这个少校——主席,猜得到——不,甚至他正确地知道了他的过失,所以他们目光锐利地望着他。

  他的脸通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

  “唔,好吧,谢米格拉夫同志,”主席说,“你暂时可以出去。”

  谢米格拉夫出去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果戈别里节说:“进去,喊你啦。”

  他自己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心绪非常烦乱,他深信他不会被接受入党了。

  果戈别里节走进房间里去了。斯里温科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

  主席望着果戈别里节,望着他那挂着许多勋章和奖章的宽阔的胸膛。他想,多么奇怪,这些在死亡面前并不畏缩的人们,英雄们,真正的英雄们,在他,一个党委书记——矮小的、瘦削的、非军事人员——面前,却这么惶恐不安。

  他们的惶恐不安使少校特别高兴:这表现出这些人具有对自己良心的责任感,对最高称号——当代的先进者——的考试的责任感。少校想,这很好,他们觉得一个人够得上做一个英雄,做一个优秀的士兵,或做一个熟练的指挥员,但这还远不是说

  :你够得上做一个先进者,做一个人民的领袖。最后,他觉得很快乐,人们明白,属于党——这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同志中间最优秀的人,被批准入党意味着你的品质得到了公认。

  当少校望着果戈别里节热烈的眼睛,听着这个人低声的、胆怯的回答的时候,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闪过。这个人在平常的时候,显然不是胆怯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勇敢的,热情充沛的。党委书记——党员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经过他——他想到,使得党内没有人玷辱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多么重要——对这个勇敢的格鲁吉亚人,对千百万象他一样的人都是重要的。

  最后,他们把司务长戈杜诺夫叫按进去了。这个司务长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所以他的举止比较活泼。他讲述了他过去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阿尔泰边区“列宁的道路”集体农庄的生活。戈杜诺夫当过田地农作队队长,他的工作队被认为是集体农庄里一个先进的工作队和这个地区里最好的工作队之一。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戈杜诺夫是一个狡猾的人,在他担任司务长期间,他使他的良心沾了一些污点: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多领些东西,他有时侯向军需主任虚报连队人数。不消说,他自己明白,党委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象谢米格拉夫那样纯朴,虽然党委书记锐利的目光使他微微觉得惶恐。他甚至认为,凭良心,必须在这儿把自己的过失讲出来,但是他不愿意使自己蒙受耻辱。

  所以他决定不讲出来,但是他心里想,他既然作了诺言,那就请放心,戈杜诺夫的诺言是信守不渝的,并在心里对党委们保证:他决不会再干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进攻的前夜,党委会还通过了许多人——在历史上、性格上和外表上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中间有一个犯过重大的过失的人,如果这个过错被知道了的话,他永远不会被接受入党。可是这个人想:“谁会知道呢?我怕谁呀?”

  但是当他看见了坐在这儿的几个神态镇静的人们,听见了笼罩在室内的一片紧张的寂静和主席轻轻的平心静气的说话声的时候,这个人忽然清楚地明白过来了,“他们会知道!即使不是现在,那么一年或二年以后,他们反正会知道的。”他汗涔涔地回答着问题,可是他的心却苦恼地渴想离开这里,逃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远远地离开这个辉煌的光明。

  斯里温科终于出来了,走到他的人们那儿,疲累地说:“唔,小伙子们,恭喜。”

  “什么,我也被接受啦?”谢米格拉夫问,立刻振奋起来。

  “三个人都批准了。”

  “那么什么时候拿党证?”

  “啊哈,你把党章忘记啦!斯里温科纵声笑了起来。“拿党证还早呢。你们先可以拿到候补证。夜里政治部派人到我们那儿来发给。我们回去吧!”他沉吟了一下,把声音放低到耳语:“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了,我可以把一个军事秘密告诉给你们听:明天进攻柏林!”

  新的共产党员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回到前线去了,他们都觉得很幸福,可是显出异常威严的样子。

  德国人的大炮在猛轰渡桥。他们不得不在岸边的掩蔽壕里等到炮击停止。一颗炮弹击中了桥,工兵们在颤动着的火光照耀下跟烈焰作着斗争。火很快就给扑灭了,好在有足够的水。急救队带着斧头和木板急忙向出事地点爬去。在桥下,人们象蚂蚁一样, 集在平底船和小船上,巩固着桥椿。

  七个给打死的人被盖着房雨大氅,用担架从渡桥上抬走了。斯里温科和其余的人们摘下了战斗帽,叹了口气,向桥走去。

  同时,一个胖胖的中将带着两名军官,跟他们一同急急地走到桥板上。士兵们恭敬地举手敬礼,他们站住了,让他走到前头去。

  “渡河司令在哪儿?”中将高声问。

  站在这儿的工兵军官们忙碌起来了,有个人沿掩蔽壕向左跑去,一会儿,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矮小的、瘦削的、没修过面的少将。他把细长的手举到帽边,自我介绍说:“渡河司令,工程部队少将恰依金。”

  中将向他问好后,说:“我要跟您谈谈。”

  “请吩咐吧,”渡河司令完全不象军人那样回答。

  可是中将默不作声,渡河司令明白了他沉默的原因,他安慰地挥了挥手说:“他们都是自己人,工兵军官们。”

  于是中将说话了:“元帅命令,在最近几天内把大炮运送到对岸。”

  “已经有人在电话里通知过我。有多少门炮?”

  “一万六千门。”

  恰依金将军停了片刻后,慢慢地追问:“如果我没有听错,您是说……?”

  “一万六千门,”中将重说了一遍。

  恰依金给这个庞大的数字激动了,微微口吃地说:“好的……好的……到我的掩蔽部里去吧。请您把炮的重量告诉我——我把渡河地点指给您看……”

  他们都去了,一会儿后,在夜的黑暗中消失了。

  “你们都听见了吗?”斯里温科问。

  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第十章

  

  谢列达将军和参谋们、炮兵们在前线第一道堑壕里进行着地形侦察,他刚刚接到进攻的命令。他从容地从北到南视察了他的战线,研究着德军阵地,并跟配属部队商议共同的任务和协同动作的信号。

  师的阵地很狭窄,部队互相靠得很近。整个桥头堡塞满了军队,就象被压缩着的弹药,准备朝这个隐藏着的、黑黝黝的、等着挨打的地方阵地弹过去。

  在归途中,将军在交通壕里遇到了加林少校。少校的手里拿了几卷纸。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师长问。

  “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师长从加林受里拿了一张,把手肘靠支在交通壕的壁上,慢慢地把它读完。然后他把传单放在衣袋里,很快地继续往前走。

  在路上所碰到的士兵们和军官们都拿着同样的传单。不远的地方有人高声地念着这篇通告,费力地、差不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着,因为天开始黑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和鲁缅采夫已经在观察所里等候着师长。米谢尔斯基、尼柯尔斯基、炮兵们和通讯兵们都在这里。有人在一盏自制的小灯的亮光下读着通告。

  师长走到普洛特尼科夫跟前,拥抱他,吻他,并且说:“这样一来,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要结束这此战争了。”

  他也拥抱和亲吻鲁缅采夫,然后问道:“空军联络员来了没有?”

  十分钟后联络员到了。两个带着一架无线电机的人跟他同来。向每个人问好后,这个飞行员马上就用无线电跟自己的司令部取得了联络。他懒洋洋地微笑着问:“喂,你那儿怎么样?生活不忙吧?”

  一个遥远的对话者回答说,生活不忙。

  “谢天谢地,”一个飞行员在以太中赞美老天,“我已经到了目的地,取得了联络。请准备随时收听。”

  稍迟,少校——党委书记——带着今天的会议记录来了。政治部已经填好了党证,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到前线去发给他们。电话不断地叮铃叮铃地响着。部队、后勤部队、炮弹弹药补充部、医疗营都来向师长报告他们已经准备妥当。

  接着一切都静息了片刻。师长聚精会神地看着桌上放在他面前的地图,而他抬起眼来的时候,看见鲁缅采夫坐在角落里。

  师长忽然眯起眼睛,招手叫侦察员过来。

  当鲁缅采夫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师长问道:“你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吗?”

  师长碰上了鲁缅采夫疑惑的目光,亲切地说:“唔,唔,别假装痴呆啦!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还要装得若无其事!……我从前真的以为你心里只有自己的侦察队……”

  鲁缅采夫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脸微微红了。师长发觉他发窘,对自己微微粗鲁的率直觉得后悔。

  “唔,好啦,好啦。”他说。“如果我冒犯了你,请原谅,我不多说了!……可是我喜欢她,我会看人……我想给你做媒。不过,事情由你……我不多说了。”

  “您说谁呀?”侦察员问,甚至有点生气了。

  师长这才明白,鲁缅采夫当真觉得诧异,他自己也奇怪起来:“难道你们一直没有碰过面吗?”

  他讲述了塔尼亚的来访,他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因为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接着他沉默了,突然站起来,嚷道:

  “我的宝贝儿,她,那个可怜的人,直到现在还相信你已经死了!”他敲了一下自己的额角,责备地说:“唉,糟透了!”

  电话铃响了,师长拿起话筒。

  “101号要跟您讲话。”一个遥远的女人的声音对他说。

  师长急忙看了看新的呼号表——在进攻前它给更换了——立刻变得严肃了:101号是方面军司令员。

  师长报告元帅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接着他又叫唤他的团和炮队。

  师长在电话上讲话的时候,偶尔望望默然不语的温和的鲁缅采夫,他若有所思地站在突出着一架炮兵测量镜的窗口旁边。

  师长微微一笑,放下话筒,说:“当我跟她讲到你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她的脸色就好了!她是那么惨白,我甚至以为她立刻就要晕倒了。你一有机会,就该去看看她。替我向她道歉,因为我那时候无意中说了出来,并且因此表现出对自己侦察兵的力量的不信任……”

  鲁缅采夫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天色已经墨黑,温暖并且有风。一支还留在桥头堡的勇敢的夜莺在附近叽咕叽咕地歌唱。

  在黑暗里有一个人在地下室的入口旁边走动。

  “谁在这儿?”鲁缅采夫问。

  “是我。”

  “啊,是你?”鲁缅采夫认出了卡勃鲁科夫。“马在哪儿?”

  “我把他们安顿在坑里。”

  “你该去睡啦。在这儿干什么?”

  “我要跟您在一起,”卡勃鲁科夫回答。

  这个轻轻的回答使鲁缅采夫发窘了。他凝视着传令兵,问:“你是哪儿人?”

  “乌里杨诺夫斯克人。”

  “明天就要进攻,你知道吗?”

  “知道。”

  “高兴吗?”

  “高兴。”

  “你有父母吗?”

  “有一个母亲。”

  “父亲呢?”

  “阵亡了。”

  “有爱人吗?”

  卡勃鲁科夫沉默了,接着回答:“可以说有一个。”

  鲁缅采夫谛听着夜莺歌唱,一边心里想:“这只夜莺趁现在可能的时候,应当飞出这里。”

  “侦察兵在哪里?”

  “在那边,稍微过去一些。”

  “我们走吧。”

  他们沿着交通壕走,一会儿后,他们听见了侦察兵们的说话声。侦察兵们都坐在交通壕里,抽着烟,轻轻地谈着话。

  “家里没人能够猜想得到,”传来了米特罗的声音。“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知道些什么呢?不过是军邮号码而已……”

  “至于明天向柏林进攻,”古施庆说话了,“这一点他们更不知道。大家都在睡觉,做着好梦。只有斯大林知道这个军事秘密。”

  “斯大林是不睡觉的,”米谢尔斯基说。“我相信,他想念着我们。我绝对相信。”

  “我很想知道,”米特罗说,“当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广播演说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真的知道这点呢,还是为了鼓励我们的精神呢?”

  “他知道,”从黑暗中传来了伏罗宁的声音。“他把一切都算好了。他把经济上的和军事方面的一切都计划好,当然喽,也为了鼓励我们的精神。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啊!”

  在很久的沉默以后,米谢尔斯基说:“我在战争的时期里真想念他啊。当我们撤退的时候,我很替他担忧。那时候我真想看见他,即使有一分钟也好,想告诉他,请他别担忧,我们会尽力做好疫情……我梦见他很多次呢。”

  “我也是这样,”伏罗宁应和说,短促地和兴奋地笑了笑,并严肃地结束说:“那时候谁能想得到,我们会到柏林附近?他,只有他知道这一点,没有别的人……”

  鲁缅采夫走得更近些,问米谢尔斯基:“侦察兵到了地点没有?”

  “是,到了,”米谢尔斯基站起来说。

  鲁缅采夫说:“我劝告你们到水沟里去洗洗脚,明天要走很多路呢。”

  士兵们脱去了靴子,往邻近的“格兰本”走去。在“格兰本”旁边有几门用树枝掩盖着的大炮。它们长而细的炮管和炮口制动器的孔清楚地显现在天空背景前面。

  鲁缅采夫听见了米特罗亲切的说话声:“啊,全是大炮!比人还多呢!你甚至不敢站起来,生怕这些笨重的家伙突然开火,击中脑袋……”

  德国飞机在头顶的高空中隆隆地响。

  “投传单!”鲁缅采夫听见了米谢尔斯基的喊叫声。

  不久米谢尔斯基拿着一张传单从黑暗中出现了。

  “您在这儿吗?”他问。

  他把传单递给了鲁缅采夫。鲁缅采夫蹲在堑壕底,划亮了一根火柴,呵呵大笑起来。

  不止他一个人在笑。

  这些传单使整个前沿阵地一片哄笑声。传单上说:“投奔到我们方面来吧!”上面还说明了越过前线的口令。“我们保证投诚者的生命,并给予良好的食物和医疗。”

  这些就是一九四一年的传单,那时候这种传单预备了几百万份。现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的夜里,这些过剩的商品又被投到离德国首都六十公里的奥德河上来了!

  我们士兵的哄笑声甚至传到了德国人的耳朵里,于是他们用机关枪扫射着,以防万一。

  除了这些引人发笑的传单以外,米谢尔斯基在半小时后又拾得了另一张用德文写的传单。显然它们是投给德国人的,可是没有把距离算准确——它们也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那是戈培尔告第九军士兵书。

  “第九军士兵们,”戈培尔写道,“我访问了你们的司令官后,深信保卫祖国,抵御东方草原恶魔的侵略的任务,已经由德国最优秀的士兵担当了,我把这个信心带到了柏林……”

  鲁缅采夫回到了观察所——水磨坊里。从团里归来的普洛特尼科夫已经坐在这里了。师长依然全神贯注地俯身在地图上,喃喃自语,不时看表。

  普洛特尼科夫读了戈培尔的“告士兵书”后,微微一笑,也看了一下表,脸色变得很严肃,对师长、鲁缅采夫、米谢尔斯基、尼柯尔斯基和其余在场的人说:“喂,‘东方草原的恶魔’们,我们再过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章

  

  炮兵准备在早晨五点钟开始了。隆隆的炮声震撼了整个桥头堡。当耳朵微微习惯了炮声的时候,可以从各种炮声中辨别出统帅部预备队的重炮的低沉轰隆声。“卡秋莎”的闪光在天空中一闪而过。

  两万门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从容地、熟练地和顽强地轰响着。附近地区笼罩在紫灰色的烟幕中。

  士兵们在堑壕里挺身站了起来,默默地倾听着令人胆寒的轰隆声。这里有许多老兵,他们听见过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排炮声,可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和听见的是无与伦比的。

  在炮兵准备结束前,普洛特尼科夫上校来看左翼一个团的士兵们,这个团奉师长的命令担任了主要的攻击。他命令他们把团旗拿到前面去。旗手,一个胸膛上挂了十来枚奖章的中士,爬出到胸墙上。因为他知道,本团的士兵们在他后面注视着他,而前面,也许,有一个没有给炮弹消灭的敌人正对他瞄准着,但是他笔直地、严肃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好象一座雕像。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跟着他爬上了胸墙。他的面容相反地,丝毫没有严肃的表情。他紧张地来回踱着,不时用手遮着眼睛,竭力想从前面濛濛的紫灰色烟雾中辨别出什么东西。

  虽然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唤起人们去进攻,可是当他走过堑壕,看见浓烟的背景上一面红旗的令人感到温暖的深红色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演说是不需要的。站在后面的人们都曾经转战几千公里,在四年前就应召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忍受过伤痛、寒冷、酷暑,踏过冰和沼地——现在他们不需要什么鼓励的言辞。

  当炮弹的爆炸声远离了的时候,因为普洛特尼科夫知道炮兵准备的图表,他明白,炮火是更深入了,于是他转身用日常的口吻简单地问士兵们:“我们走吧?”

  士兵们都走了。一会儿后,他们在滚滚黑烟里消失不见了。只有那面红旗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在烟雾中间,时隐时现。

  普洛特尼科夫很快地回到了观察所。这儿一切都紧张到极端,可是没有人高声说话,他们都等候着情况的发展。师长终于吩咐接通契特维里科夫,他用平静地声音对着听筒说:“报告情况。”

  “第一道堑壕已经打下了,”契特维里科夫嘎声说。“正在进攻第二道。”

  师长跟右翼的一个团取得连联络。谢苗诺夫上校报告说:“突入了第一道堑壕。吉施霍夫-麦林-格兰本还在抵抗。”

  “完成任务!”师长说,“完成任务,听见吗?”

  十五分钟后,师长又和谢苗诺夫通话,他忽然不能保持镇静的语气,高声嚷道:“你说什么,灰色的阉马?把村子攻下来!”

  可是,师长听完谢苗诺夫的话后,就转过头来对那个蹲在无线电机旁边的飞行员说:“谢苗诺夫!铁鸟马上飞来。标明你的前沿。”

  飞行员看看地图,嘟哝说:“这在哪个上呀?啊哈!……知道啦!……灰色的阉马!……”

  他对着听筒说了些什么,立刻走出地下室去观看。几分钟后,天空中出现了几架冲击机。这个空军联络员带着满意的笑容,向它们挥挥手,就回到师长那儿去了。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阵炸弹的爆炸声,谢苗诺夫和师长联络,他说:“我们马上前进。”

  “蓓蕾……蓓蕾…………”一个电话员叫喊着。

  “琥珀……琥珀……”另一个电话员叫喊着。

  “苍蝇……苍蝇……”无线电报务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我是‘眼睛’……我是‘眼睛’……”一个声音在咆哮。

  一个话务员高兴起来了。

  “师长同志,我们把那个麦林占领了。”

  “传话的是谁?”

  “不知道。”

  师长又和谢苗诺夫通话了。

  “我们占领了半个村子,”谢苗诺夫报告。“可是那边有一挺机关枪侧面射击着,在右邻地段里。”

  师长跟右翼的人取得了联络。在右面进攻着的是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

  当师长跟这个邻近的师长取得了联络的时候,他用亲切的声音说:

  “谢列达在讲话,你怎么搞得这么糟?几挺机关枪从你的地段,侧面扫射着我的右翼……结果很糟,亲爱的邻居!……这有些儿不象邻居呀!”

  伏罗别耶夫一听出跟他讲话的是谁,他的遥远的声音也就立刻变得甜蜜了:

  “你的右翼落后啦!……我的左翼因为你的右翼给暴露了!……我受到了损失。你最好去催催你的谢苗诺夫!”

  师长大发雷霆,放下听筒,嚷道:“叫契维特里科夫把他的右面的一个营转向北面,协助谢苗诺夫!”他拿起听筒,又和谢苗诺夫联系。“谢苗诺夫,”他说,“也许你疲倦了吧?你不想指挥了吗?好,我可以把你撤换。”

  “师长同志……”谢苗诺夫开始说。

  “我派别人来!”师长打断了他的话。“我心里有几个优秀的人选。谢苗诺夫,完成任务!十五分钟后报告我占领村子的消息!我没有脸见邻居!”

  一刻钟后,谢苗诺夫报告,把他这个该死的村子占领了。为了提自己辩护,他报告师长说,村子里布满了装甲碉堡并在泥土里埋着许多坦克。

  从活动中的侦察队里派来了几个通信员。

  德军第一道阵地被占领了。有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到达了铁路线,并且跨过了它。但是铁路是第二个防御阵地的起点。一道有着许多机枪点的高地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师长从地下室里出来,朝奥德河方面走去。这儿停放着许多用树枝伪装着的坦克。

  一个坦克中校坐在河畔草地上抽烟,手里拿着一顶黑羊皮兜形帽。他看见师长,扔掉了烟卷儿,用靴子把它踏灭,站了起来。

  师长走得很慢,他瞥了坦克一眼,远远站住了。中校走到他跟前。这个坦克手的眼睛里闪耀着顽皮的光芒。

  “轮到我们了吗?”他问。

  “好象是的,”师长说。

  中校戴上了兜形帽。

  “要坚决地行动,”师长说,“一排工兵在吉斯霍夫——麦林——格兰本东郊等着您。他们跟您一起去。

  中校扣上了兜形帽,说:“别让步兵落后。”

  师长回去了。

  有一队俘虏走过,他们都吓昏了,垂头丧气,他们都瞪着地面,不相信经过了这样的战斗后仍还活着。

  载着炮的汽车迎着他们驶来,它们是转到更接近敌人的新射击阵地上去。

  伤员们慢慢地从烟雾中出现了。他们鱼贯地行走着,仿佛还在进攻似的。他们当中那些右臂完好的看见了师长,就举手敬礼。

  有一个伤员说:“再见,将军同志。”

  另一个伤员微笑说:“您打到柏林的时候,将军同志,要记着我们啊……也许您记得我:我是马依鲍德达,自动枪手。我跟您去冲锋过一次……”

  将军不记得了,可是说:“我记得。]

  伤员们慢慢地向前走,一会儿后消失不见了。

  当师长回到观察所的时候,鲁缅采夫报告他说:敌人从波里哈得车站月台上并从爱依赫伟德村里进行着猛烈的炮击。波里哈得以南的铁路被切断了,但是在别的地段里敌人还守着它。

  “坦克在哪里?”师长问。

  从坦克部队里来的一个联络军官说:“在出发位置。”

  师长掉转头来对飞行员说:“准备给他们带路,怎样?”

  “为什么不准备?”飞行员说。

  他们两人都俯身在地图上。之后,飞行员在他的无线电机旁边坐下来,开始呼叫:“苍蝇!苍蝇!苍蝇!”

  师长打电话给军长,请求允许他调换他的观察所的位置。

  军长允许了。观察所人员都徒步走了。汽车和马匹跟在后面。

  这一次鲁缅采夫选择了一座风力磨坊。这座磨坊被破坏得很厉害,可是,虽然如此,它还是屹立着。经过炮兵射击后依然能够保持原状的一切东西,都会叫人惊奇的。

  “真是一座生命力充沛的磨坊!”伏罗宁说。

  侦察兵们在磨坊的上面窗口安置了一架炮兵测量镜,在那个地方的上面曾经有风车叶交错地装置着,现在风车叶没有了,它们变成了细碎的木片,散在地上。

  烟已经稍微消散了,从炮兵测量镜中快车望见铁道的路基。附近的炮声震动着风力磨坊,稍微沉寂的炮声现在又猛烈起来了。西苏赫中校把自己肥胖的身体挤进磨坊的上梁中间,对着电话向“筒子”发命令。

  师长用炮兵测量镜观察着。空军联络员带着他的无线电机和人员伏在下面草地上一个巨大的弹坑旁边,不时向师长大声叫喊。

  “不需要铁鸟吗?”

  “坦克驶过去了。”师长轻轻地说,请转脸对尼克尔斯基说:“接通契特维里科夫。”

  应答的是米加耶夫,尼柯尔斯基把电话交给了师长。

  “米加耶夫,”师长说,“‘盒子’马上就要经过你的地区,紧紧地跟住它们。明白了吗?紧紧地。”

  他离开炮兵测量镜,走下去找坦克兵。他看了一表,说:“现在是十点四十分,你的表几点?”

  坦克兵的表指示着同样的时刻。

  “十一点开始进攻。我们用一批冲击机轰炸敌人,然后你们向前推进。传达过去,”他向下面一个飞行员叫喊:“呼叫把!校准你的表!到十一点结束轰炸,不能迟一分钟,要不然,你就会请自己人的客!给我接通契特维里科夫,”他又转脸向尼柯尔斯基说,并向团长下了一个命令,叫前沿用某种信号向飞机标明自己的位置。

  另一只电话报告说,德国人向谢苗诺夫反攻了。

  “不向别人反攻,只向谢苗诺夫反攻!”师长发怒了。

  敌人用一营的兵力和十辆坦克向谢苗诺夫反攻了。

  “完成任务!”师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空袭!”有人从下面报告说,同时天空中出现了二十架德国轰炸机。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炸弹的爆炸声。

  “他们有点儿知道啦,这些坏蛋,”师长说。

  高射炮在四周轰击。配置在附近谷地里的大口径高射机关枪震耳欲聋地吼叫着。

  “只要‘容克’不破坏我们坦克的进攻就行,”师长说,一边望着天空。

  又有一队德国轰炸机出现,可是这时候从叠卷的白云中迅速地冲出来一批苏联驱逐机。天空充满了机关枪的哗哗声和一忽儿低沉一忽尔高昂的马达的怒吼声。

  “山鸡!山鸡!”

  “琥珀!琥珀!”

  电话员们叫喊着。

  卫生员们抬着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们经过磨坊。

  “把第三团投入战斗吧?”普洛特尼科夫低声问。

  “还早,”师长说,“我们把第二道阵地夺下来,那时候也许……”

  中午陆空军和坦克的联合进攻把第二道阵地和第三道阵地都夺下了。烈日炎炎,人们挥汗如雨。七小时不停的战斗使每个人都相当疲倦。但是似乎还没有休息的迹象:签名低低的丘岗和狭窄的沟渠就是第二道防线。这道防线是坚强的,有三道堑壕,还有斜交阵地和布雷区。

  在十二点钟谢苗诺夫的团部打来了电话。师长用心地听着,刚想回答,可是这当儿军长来了电话,他命令无论如何要攻下第二道防线。

  “是,”师长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补充说:“刚才有人报告我:谢苗诺夫受了重伤。”他听了一会军长给他的指示,然后放下话筒,站了起来,戴上军帽,转脸对普洛特尼科夫说:“我们走吧,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们去跟一个同志告别。我整天对他叫喊,对一个快死的人叫喊!”

  泪水从师长的眼睛里慢慢地滚出来,他愤怒地抹去了眼泪,高声说:“前进!……通讯员们,你们把电话机搬去。使它象往日一样,整天不停地工作!……我们毕竟学会了打仗!……”

  第十二章

  

  震撼着周围地区的炮兵准备的轰隆声,把睡在离开战线几公里的一所小屋里的塔尼亚惊醒了。

  “格拉莎,亲爱的!”她把睡在并排一张床上的格拉莎叫醒。“开始了,起来!”

  格拉莎跳了起来,细听着,她突然用她那强有力的臂膀抱住了塔尼亚,把她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吻她,把她放开了一会儿,又拥抱她,她们就这样地坐着,拥抱着,带着惊惧而愉快的眼神,细听着难以形容的、简直叫人毛骨悚然的炮声。当玛莎跑进房间来的时候,她看见她们就在这样的姿态中。

  “穿好衣服,穿好衣服,”她用“斗牛士”的调子歌唱起来。“战斗开始了!向柏-林进攻啦!”

  她推开了窗子。

  人们在村子里奔跑。女护理员们的白罩衫闪烁着。鲁特科夫斯基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响起来了:“准备!各就各位!”窗前的玫瑰花从芬芳扑鼻,露珠闪闪发亮。深红的的烟雾笼罩着西方的地平线。

  大炮不停地怒吼着,空气象窗子的玻璃一样颤栗,发出轻微的格格声。天空中苏联轰炸机和冲击机,一队接一队,向西飞去,它们的尖叫声盖没了隆隆的炮声,而驱逐机象一群自由的小鸟似的在它们周围欢跳。

  塔尼亚和格拉莎急忙穿好了衣服,向村边走去,别的医生们、女护理员们和女卫生员们都已经在那儿集合。

  在这里的一棵菩提树下,塔尼亚看见了两辆运输马车和一辆轿式马车。马都被卸去了马具,拴住了腿,在周围慢慢踱着,啃食着嫩草。流浪的人群如画地露宿在运输马车旁边。地上铺着毯子和被褥,可是没有人在睡觉。人们的衣服上挂着各色国旗的布条,沿着眺望西边的地平线,一边交换着意见,并且又惊又喜地感叹着。

  “啊-呦-呦!”

  “吁-吁!”

  孩子们特别高兴。这里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他们穿着破旧的鞋子,高兴地睁圆了眼睛,在大人们脚边穿来穿去,一边用自己的语言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

  原来聚集在这儿的差不多是西欧各国的代表。隆隆的排炮声正在给他们打开回家的道路。

  格拉莎第一件事是跑去给孩子们取礼物。塔尼亚惊异地望着一辆轿式马车,它跟丘霍夫的那辆马车极其相似,就是在那辆马车里她曾经遇到过鲁缅采夫。然而在德国领地里轿式马车是很多的。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纹章里的鹿也绝不是珍奇的东西。

  在这辆轿式马车旁边站立着一个漂亮的淡黄头发的姑娘。她睁大了蓝眼睛,专注地向西眺望着。末了姑娘大声地叹了口气,回过头来,碰上了塔尼亚凝视的目光。于是她也注意地审视地打量着塔尼亚,只有女人才会用这样注意的和审视的目光互相打量——一边评估,一边微微冒失地和微微满意地注意着对方。

  显然,她在塔尼亚身上没有发现什么缺点,她承认了别的女人的美丽,便微笑了一下。塔尼亚也对她微笑了一下。她们立刻互相产生了好感,姑娘用手指点着西方,拖长地和赞美地说:“哦——哦!……”

  塔尼亚同意地点点头,问:“您从哪儿来?”

  “您从哪儿来?——显然,姑娘听得懂这句话。

  “荷兰,”她回答。

  “快啦,”塔尼亚说,并向西挥了挥手。

  姑娘高兴地点点头,也学着说:“快——快啦!”

  那时候格拉莎拿了糖果和沙糖回来了,把它们分给了孩子们。荷兰姑娘瞥了格拉莎一眼,突然脸红了,走到她跟前,开始用本国语言说了些什么。格拉莎注意地听,接着毫无办法地把手一挥,说:“啊,怎么回事?清楚地说吧……你要什么?亲爱的。”

  “伐西尔上尉……”荷兰姑娘含糊地说。

  不,这个身躯庞大的和善的俄国女人不懂她的问话。玛加丽塔不会弄错:这就是有一次她在波尔克领地的院子里,在伐西尔上尉的士兵中间看见过的那个女人。”

  马加丽塔无论如何不愿意离开格拉莎。“既然这个女人在这里,那么上尉也一定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她心里想,她觉得跟格拉莎离别——这就等于完全失去了上尉的踪迹。很可惜捷克人马列克昨天跟一群他的同胞离开她们往南走了,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了,要不然,他会解释给这个女人听是怎么回事!

  格拉莎注视着姑娘的脸,抚摸着她那蓬松而柔软的头发,并且同情地重说了一遍:“怎么回事?亲爱的!”

  一个卫生员跑过来,传达了鲁特科夫斯基的准备出发的命令。塔尼亚向那辆轿式马车投了最后的一瞥,并对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亲切地点了点头,回村子去了。格拉莎把糖果分给了孩子们,就急忙去追塔尼亚。马加丽塔跟了她几步就站住了,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她望着那些离去的俄国女人,直到她们消失不见。

  她们多么幸福,这些俄国女人!穿着漂亮的军装,佩带着手枪,真正的人,不象她马加丽塔和她的女友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可怜的难民。她怀着有些儿羡慕的心情望着这个可爱的俄国女人的匀称的身段。同时她安慰着自己:她,马加丽塔穿起俄国军装来,一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时候炮声停止了。只是偶尔传来了单独的枪声,天空中一队接一队的红星飞机不断地向西飞去。

  这群流浪的人开始准备上路,以便慢慢地从容地跟随着俄国军队前进。可是马加丽塔却不能这么容易地离去。她还希望上尉会在这儿附近的某地。

  她们是在丘霍夫上尉的连队开走后两星期,就离开了波尔克的领地。有一天早晨,有几个比利时人从邻近的田庄来到这里。他们劝告向南走,因为北面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并且有德军突破的谣言。当然,这种谣言是不应该听信的。有那么多的俄国军队、那么多的俄国坦克和大炮向北移动着!但是谨慎的人们都决定离得远一些走。而且有一天夜里庄园发生了火灾。是谁放的火?大家都不知道:可能是那些在晚上经过的克罗特人,他们是从斯塔加德附近解放了的农庄里来的。在失火后不久来到的意大利人和斯洛伐克人也劝告向南走,虽然已经没人谈起关于德军进攻胜利的话了。

  她们从女地主(她自己已经逃之夭夭)的田庄里带着马匹和运输马车上路了,在奥德河下游一带击溃了德国人后从北面移动的俄国军队,不久赶上了她们。马加丽塔几昼夜没合过眼,站在路旁,在成千上万的人们中间寻找着伐西尔上尉。有时侯麦加特·梅里埃代替她,她常常取消她的恋情。

  在俄国人中间有不少跟上尉相象的青年,他们也有坚定的眼睛,同样笔直地充满信心地坐在马鞍上,可是她的上尉却无影无踪。

  现在,马加丽塔和她的同伴们到达了这个村子,她们打算继续向南走。可是现在俄国人的进攻开始了,她们互相商量后,决定跟在俄国人的战线后面向西走回家乡去。

  马加丽塔已经不存在任何遇到上尉的希望,可是她突然碰到了格拉莎。

  马加丽塔因为格拉莎不懂她的话而微微沮丧,她还是决定到村子里亲眼去看看驻扎在那儿的俄国军队,她在村子里张望着每座院子,终于引起一个巡逻兵的注意,他对她严厉地吆喝起来。她亲切地微笑着,并且郑重地指着她那缝在衣服上的荷兰国旗。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可是他还是——虽然已经不算是凶恶的——叫她走开。她绕着载重汽车偶,走到了东郊,久久地目送着每个经过的士兵。不,这里没有上尉和他的士兵们。

  在归途中,当她打那个巡逻兵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亲切地对他使了个眼色,回到自己的伙伴那儿去了。

  “找到没有?”麦加特问。

  “没有,”马加丽塔伤心地摇了摇头。

  麦加特严肃地说:“也好!反正他没有工夫跟你纠缠。战争还在进行,小姐……俄国人在地球上还有许多工作呢。”

  马加丽塔灰心地默然不语,工作是工作,而恋爱是恋爱啊。

  “我永远忘不了他!”她热情地说。

  这时候,从村子里驶出一队载重汽车和几辆公共汽车,它们都装满了帐篷和箱子。在其中的一辆汽车里坐着那个漂亮的俄国女人,她旁边就是在波尔克的领地里曾经看见过的那个胖女人。马加丽塔向他们挥手,她们也亲切地挥手作答。

  汽车一闪而过,在道路拐弯处那边消失不见了。

  第十三章

  

  极好的春天气候,鸟儿们在鸣唱。医疗营的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追上了师后勤部队的运输马车。她们怀着骄傲和敬仰的心情望着在她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打开着顶盖的坦克急躁地摔掉了伪装,冲出森林和小林向大路疾驰而去,脸空肮脏的坦克手们笔直地立在敞开着顶盖的炮塔里。从射击阵地上撤下来的重炮已经给挂上了牵引机,驶到了光滑的柏油路上。

  先前在森林里和坑里隐藏着、埋藏着和躲藏着的全部作战机器都复活起来了,鸣响起来了。仿佛波兹南森林向邓西南城堡移动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象柏林移动了。传来了马的嘶鸣、履带的轧轧声、使人发笑的诙谐话语和温和的谩骂。

  只有现在,当森林变得空洞洞的时候,这才能够看出隐瞒着旁人的眼睛集中在奥德河畔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现在这股力量准备跟随胜利地前进的先头部队向前冲去。

  “我的伊柳沙在那儿怎么样?”直到现在没有开过口的格拉莎决定谈谈她的心事了。“大概,那儿现在很热吧,在前线!”

  大批汽车 集在渡口。调节交通的军官们手执小红旗,让坦克部队通过,它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缺口,并把它扩大。其余的一切车辆都停留在道路两旁。坦克终于通过了,于是汽车也跟着移动了。

  一会儿后,医疗营也在桥板上慢慢地移动了。人们甚至没有猜想到,现在他们是在怎样的渡桥上行走。他们漠然地望着桥,望着桥两边的缘饰和在渡桥上值班的工兵们。在大家看来,这座桥不过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丑陋的建筑物。

  傍晚,医疗营在奥德河对岸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扎营。今天早上那个村子里还驻扎着德军几个师的后勤部队。马上伤员们给从团卫生队送来了,照例的紧张的急救工作开始了——这种工作在白俄罗斯和柏林附近都是一样。

  在这里给施行过手术的人们,立刻被送到更远的后方医院里去了。医疗营的医生不可能看到受伤的肌肉组织的恢复过程,这限制了他们的经验。塔尼亚想着在战后进一所规模很大的外科医院去工作。

  可是,正因为伤员们逗留在这儿的时间是短促的,所以忽然接到一个已经淡忘了的病人——怎能够把他们个个都记住呢!——的来信,就觉得格外高兴,他在信里说,他已经痊愈了,或者正在复元中,他感谢第一个为他治疗的人,他觉得她,或者事实上的确就是她,救了他的性命。

  在奥德河西岸,在柏林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塔尼亚接到了“马车夫”的一封信。

  卡里特斯拉特·叶夫格拉维奇写道:

  “最敬爱的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

  你们大概越来越远地向西推进着,可是我却搭卫生列车向东行驶。列车里的人们都很好,照顾得很周到。现在我们停在伏罗涅日车站,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在最后作战的日子里离开前线,起初我觉得很痛苦,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遭受过德寇蹂躏的故乡土地,我们明白了,这里也可以说是前线。这里,在祖国,工作很多,甚至一只手的人也有工作。这里有一个女护理员告诉我说,在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一只手的铁匠,他却是一个高度熟练的铁匠。固然,他没有的是左手,而我失去了右手。为了使我安心,这个女护理员所说的也许不是真话,但可能她说的是真话,因为用槌子打——这是简单的事情,不象木匠的工作——这需要两只手,还要使用脑子,当然,这不是铁匠的工作。可是我想,我有一只左手,也是有用的。这里什么东西都给破坏了,一部分人还是象獾一样住在土窖里,在街上烤面包。虽然,不用说,人民是富有机智的,已经搭起了许多小屋,我真想拿起斧头建造一间小屋。我们全体伤员们都在咒骂法西斯匪徒,他们的背信进攻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多少痛苦,给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多少困难。这里的医生们说,您给我所施行的手术很好,可能保留两个指头,因此外要谢谢您。原谅我给您写信,也许您对于接到我的信完全不感兴趣。这不是我亲手写的,而是我的同志,也是一个工兵,阿列欣中士帮我写的,他向您问好,用左手写字觉得很困难。我想起了我们那辆快乐的马车和后来在医疗营里您的关怀和友谊,在医疗营里,您是作为一个苏维埃人关怀着我们这些受伤的战士们。快些攻下柏林,您就回来,这里需要人,田地里还没有全部播种,孩子们看起来都很瘦弱,因此也需要医生。我顺便请求您代为问候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并祝您幸福。

  尊敬您的下士卡里斯特拉特·鲁卡维施尼科夫。”

  这封信是塔尼亚很感动,而信的最后几行和向鲁缅采夫的问候,使得她非常痛苦。她无论怎样也忘不了那个侦察员。她觉得,那个她认为已经死了的人的举止、谈吐、姿势和笑容,就是苏维埃人一切最美丽的、最勇敢的和最纯洁的品质的具体表现。

  第十四章

  

  军事委员在进攻前视察了几个师后,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规定在五点三十分和一群军官们谈话。

  他在三点钟回到了司令部。西斯克雷洛夫一边审阅着一天中所积聚的公文,一边不时斜睨放在文具旁边的他那只大钢表。

  短针终于接近五字,而长针走到了十二。

  西斯克雷洛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这个时刻、在前线那儿、在桥头堡上,炮兵的进攻已经开始了。

  这儿远离战线的司令部里是静悄悄的。打字机在某处哒哒地响着。从敞开着的低层窗子里传来了司令部工作人员们的说话声和电话上的谈话声。

  一队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在马路上经过。班长在岗亭边停了下来,喊了一个换岗的口令。接班的哨兵站在换班的哨兵旁边,转过身来,持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换班的哨兵把枪放在肩头上,跨着大步,离开了他的岗位,站到队伍的末尾。卫兵们继续向下一个岗哨走瑁去。一会儿后,士兵们钉着铁的靴子的嚓嚓声在远处消失了。

  早晨五点钟,天空是澄清的,可是还不是淡青色的,而是灰色的,街上大雾弥漫。

  西斯克雷洛夫站在窗口倾听……他觉得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啸声,好象是远处波涛拍岸声。可是那也许是风啸。

  军事委员召来的军官们等候着接见,他们都坐在柔软的大靠手椅里打盹。接着有个人说,在前线上已经“开始”了,他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走到敞开着的窗子边。窗外不过是大雾弥漫的黎明。换岗的卫兵们在街上走过。

  军官们又坐下来了,可是他们都不再打盹了,他们轻轻地可是兴奋地交谈起来。一星期前,他们从作战部队里特地被召到了这里,在这个期间叫他们留在预备役,并填写各种表格。

  一个上校——西斯克雷洛夫的副官——打开门,邀请说:“请进来!”

  将军听见了脚步声,转过身来,离开窗口,向军官们点点头,请他们坐下。

  谈话开始了,谈话越到后来,军官们越觉得诧异。

  军事委员所提出的问题是有点儿不平常的。他关心到每个人的教育和党工作,并提出了各种有关德国历史的问题,仿佛在举行什么考试似的。他问一个中校关于卑斯麦伯爵和关于德国同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校微微惶惑地回答说:他否定作为一个容克大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的卑斯麦,至于统一,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事件。

  将军注意地倾听着对话者们的回答,并用心地研究着每个人脸部的表情。军官们都杀怯生生的,虽然他们都是出色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甚至还是将军。他们虽然都尊敬军事委员,但是他们却觉得不满,为什么在这些历史性的日子里把他们从部队和兵团里召来。此刻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呢?

  六点钟,一个副官进来了,他报告说:“翻译员到了。”

  将军吩咐也把他们另到他的办公室里来。

  走进房间里的是二十个少尉,他们都穿着簇新的制服,戴着深红色帽圈的平时的步兵帽。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姑娘。

  原来他们都是军事翻译元,他们刚刚学习完毕,从莫斯科坐了飞机来的。他们看见了将军和军官们,就肃静地立正致敬。姑娘们戴的贝雷帽下面露出淡黄色卷发,迎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清新的风,愉快地飘动着。青年们的到来使军事委员办公室里严肃的气氛被冲淡了。

  将军说:“同志们,我所挑选的人们,他们的名单等一会向你们宣布,都被任命为德国各城市和各地区的警备司令或副警备司令。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已经批准,你们就要得到命令。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翻译员们将分派到各警备司令部。干部科正在给你们挑选工作人员。你们面临的新任务跟以前战争时期的任务是有区别的。你们必须在各地确立秩序和维持治安。组织对德国劳动人民的粮食供应,整顿食物运输。除了调查和逮捕法西斯活动分子以外,用各种方法鼓励德国居民的主动精神,协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并使工会恢复起来。为符合我们苏维埃的传统,首先要主要儿童的食物的供应。你们一半已经是和平时期的军官。战争让别人去结束。你们开始建立和平。”

  他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年纪不轻的少校请求免除他的新职务,让他回到部队里去。

  “理由?”将军问。

  少校的额上布满了一颗颗微小的汗珠。

  “我觉得,”他说,“对德国人讲人道主义,我还做不到。”他沉默了,等待着,军事委员将怎样回答,可是西斯克雷洛夫不说话,于是少校不得不继续解释:“德国人杀死了我的儿子……”

  军事委员还是不说话。

  “一个独生子。我是列宁格勒人。我在那儿什么都经过……封锁……涅瓦大街上的尸体……”

  少校开始沉默了。室内变得这样静,以致可以清楚地听见一个姑娘的叹息声。

  军事委员用低沉的声音说:“胸襟狭窄的话!”

  比刚才更加寂静,因为在座的人,说句实话,都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样,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责备少校拒绝任命的意思。

  “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允许任何人,”军事委员继续往下说,“把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置诸脑后。我们也不免除德国人民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您从斯大林的广播演说里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可容忍的是,您作为一个党员,却不承认党的指示是自己的义务,而作为一个军人,您违背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把这个问题细细地想一想,明天把您的最后决定通过我的副官报告我。”

  电话响起来了。将军拿起听筒,听了一会,他的脸变得开朗了,他甚至发出短促的笑声,同时在果断的嘴边的皱纹中显露出深深地隐藏着的仁慈。

  “德军的第一道防线给我们突破了,”他说,放下听筒,并叫军官们出去了。

  只剩下将军一个人,他向桌旁投了漫不经心的一瞥,那里放着一个信封,他以前没有注意到它。大概是副官走进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信封放在桌上的。

  在会客室已经有许多别的人等待接见,他们有的是奉军事委员的命令而来的,有的是因为有事情而自己来找他的。这里有许多作战部队的军官们、军需员们和政治工作人员们。将军一个个接见他们。他不时跟观察所的确一个司令员通电话。司令员报告说,攻击顺利地展开了,但是德国人拼命抵抗着。他们集中了大批炮队和不少坦克。敌人的空军不断地轰击着我们的战斗队形和附近的后方部队。

  在谈话的时候,将军的视线时时停留在放在桌边的信封上,于是将军想到:“要是没有这封信那多么好……”

  可是信是在那儿,它强烈地要求注意和回答。

  将军克服了自己,把信封拆开了。

  他的妻子写道:

  “亲爱的!最近几星期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为安德柳沙担忧。他从前也不经常写信,而现在却音信 然。你也是无声无息,也不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知道,你会责备我,说我老是发牢骚,原谅我吧。我当然知道,你们正在进攻,你现在没有工夫写信。可是我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昨天我打电话到国防人民委员会去,并且会见了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他很客气地派了汽车来接我。当然这是笨蠢和多疑,可是我总觉得,他对我说话很奇怪。他完全不看我,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着重点。我请求他允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打个电话给你,可是他回答说,你在行军中,因此还没有电话联络。接着他叫来了许多人,他们中间至少有十位将军,我觉得——别骂我这个老太婆多疑——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免得跟我谈话。总之,你的所有的朋友们,说句公道话,他们常常来看我,打电话给我,可是最近,他们很少露面了。

  我恳求你,写信告诉我安德留沙的情况,我焦急万分。

  不管怎样,应当写一封回信,可是他的头脑转不出“安尼亚”一个念头。已经不止一次了!西斯克雷洛夫对自己说:“不,这必须仔细地想一想,这不是随便写几句,就可了事……”

  他把授奖名单的卷宗拿过来,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他读到了步兵们、坦克兵们、炮兵们和空军人员们的功绩。在授奖名单枯燥乏味的和常常缺乏表现力的辞句里,将军捉摸到了战斗生活的不停的脉搏。这些姓名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曾经见过一面的不相识的人们,和在前线道路上、在阴暗的掩蔽壕里和树叶棚里闪现过的各种人们的模糊的印象。

  偶尔也碰到熟悉的姓氏。

  克拉西科夫。他因阿尔特达姆战役而被提名授予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率领一营人进攻……”对于一个出色的参谋来说,这是一个不适当的举动,因此而授予指挥勋章是毫无用处的。“勇敢”奖章是可以授予的——而这是授予连长或营长的。况且这是发生在三月二十日的夜里,当时事情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德国人在阿尔特达姆只留下乐意个掩护队。

  西斯克雷洛夫没有签字,他把授奖名单放在一边。

  将军不能容忍某些高级长官们这种无价值的、早已过时了的作风,他们不是镇静地和深思熟虑地指挥作战,却不必要地爬到前沿阵地去。这是一种用表现个人的勇敢作掩饰的放肆行为。但是它的根源完全不在于战斗精神,而是在于没有领导能力,甚至一部分是在于逃避执行最困难的和责任重大的职责。

  一般地说,西斯克雷洛夫最近对于克拉西科夫的行为很不满。将军起先根据许多片段的印象而感到模糊的不安。由于接到新的报告,将军愈益相信克拉西科夫开始马马虎虎地对待工作,忙于某些别的事情。毫无疑问,完全是私人的事情。

  西斯克雷洛夫习惯于审慎的决定,所以他暂时不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留心观察。党章里很早就规定,应该听取犯过失的人的申诉,可是现在军事委员不能处理这件事情。此外,凭良心说,他现在,在最重要的凯旋时刻、胜利的前夜,也不想过问各种琐碎的事情。

  “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搁一下,”将军决定了,“等到战争结束再说。”

  将军想起了他昨天刚刚见过的和谈过话的那些士兵和军官们。此刻这些人正在冲击德军的工事。现在那些党组长和几万名其他士兵带着胜利的欢呼:“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向柏林进攻中。是的,斯大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使得他们能以最少的损失来攻克敌人的首都。他特地命令指挥员们不要吝惜炮火,命令他们充分爱惜人力,用集中在这里的、他,最高统帅拨给攻打柏林的军队的全部强大的武器的力量来压倒德军的火力。

  向在全部战线上的几十万人一样,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现在也想念着斯大林。在这个时刻,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伟大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就要完成了。

  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熟知斯大林的柏林作战计划。曾经有人告诉他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指挥员会议上,极清楚而详尽地宣布了这个计划。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在最近一个时期里许多大兵团在夜幕掩护下被调动着,炮队被运输着,大批空军团飞往新的基地,大量的坦克和自动推进炮从灯火管制的车间里隆隆地爬出来,大批的载重汽车从传递带卸到工厂的广大院子里等候着它们的铁路敞车上,缝纫工厂的女工们缝纫制好了大批灰呢军大衣。在遥远的后方打靶场里,预备部队编成了许多连队,去补充向柏林挺进的师。

  几十万人不知不觉地——因为他们的劳动的具体用途被隐藏在“军事秘密”这几个严肃的字眼里——为实现斯大林对战争年代中最后一次战役的计划而工作着。

  斯大林好探究的、冷静的、锐利的目光透入了每个地方,透入了这一准备工作的无数细节和这个几百万人的伟大劳动。快速驱逐机的设计、步兵连的战术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挥艺术、国际政治形象和士兵们的粮食与烟草的供应——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统帅所关心的事情。

  当西斯克雷洛夫有机会看见斯大林的时候,他总感觉到一种敬爱、感激和不由自主的惊奇。导师的渊博、他的判断的明确和果敢怎不叫人惊奇呢!斯大林具有一种伟大的才能,他能够在他面临的每个问题中发现别人意想不到的新的一面,它们在总结中是最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问题经过他的研究和严格的分析后,一切就会显得清楚而可理解,最纠缠不清的事情仿佛给一种均匀和辉煌的光照亮了。

  要做到象斯大林一样是不可能的,可是向他学习,使自己按照斯大林的学说和领导方法去行动——这一点是西斯克雷洛夫和其他许多党的工作人员都想努力做到的。

  傍晚,西斯克雷洛夫乘车到观察所去找司令员,在那儿逗留了几天。在这几天中,事件以难以相信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布塞将军指挥的德国第九集团军在向柏林挺进的苏联师团面前且战切退。这个集团军包括由党卫队大队长克拉恩赫斯特肯伯指挥的第五党卫队山地步兵军、由党卫队大队长约克林指挥的第11党卫队坦克军、第56坦克军和101步兵军团。在第一线上共有16个师和无数各种预备营、警备营、警察营、工人营、工兵营和国民突击营。德国指挥部把第23党卫队摩托化师、第12党卫队摩托化师、“明汉堡”坦克师、“库尔马克”摩托化师、第156步兵师、第18和26摩托化师、“希特勒”青年团反坦克旅先后投入了战斗,以援助遭到了重大损失、并在苏联军队压力下退却中的第一线几个师。空军将军威玛的空军第一教导师被改编为步兵,并投入了战斗。综合起来,掩护柏林的德军共达50万人。

  苏联师团不断地猛袭敌人的筑城阵地。

  这样的阵地有多少啊!简直数不清!德国人把整个地区都掘了起来,使它密布着地雷、带刺铁丝网。用开花的苹果树堆成防栅、阻塞道路。

  我们的部队突破了第一防御带的三道坚强的阵地后,进入了从伏里仁城向难和东南延伸并穿过的库涅斯多夫到西罗高地的第二防御线。这个地段就兵力和火力的猛烈来说,都超过了奥德河地界,它是以伏利德兰德斯特罗姆和奎多夫运河,最后以筑有强固工事的西罗高地为屏障的。

  我们的推进在这里缓慢了,这情形报告到最高统帅部。

  于是最高统帅实施了他的计划的第二部分。他命令在南面进攻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跃进到德国首都南面的大门。斯大林同时又命令白俄罗斯的第二方面军行动起来。这支方面军强渡了奥德河。击败了德国第三集团军,并开始发动进攻,从北面掩护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伟大的统帅所拟定的庞大的、迅速的和灵活的三条战线上的作战越来越广阔地展开了,包括了三个德国省份的领土:密克林堡、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在这些领土上,苏联军队的洪流汹涌着、轰响着,向前疾进。

  第十五章

  

  进攻的第三天,谢列达将军的师到达了已被敌人变成要塞的伏里仁城。伏里仁要塞是这个地段的德军的第二道防线的基石。

  士兵们在德国人的炮火下强行渡过了华尔津河,遇到了诺易尔运河西岸猛烈的火力抵抗,和左面铁道路基方面的侧射火力。师长在这儿把他的第三团投入了战斗,该团在短促的炮兵准备后,渡过了诺易尔运河,捉住了二百名俘虏,夺取了三十门炮,可是进攻立刻受阻了。大炮和机关枪从瓦塔运河西岸和坚强的工事点布里斯多夫方面猛烈地打来。不远的伏里仁城南郊隐藏在屋子里的大炮,开始用霰弹向士兵们开火了。

  师长打电话责骂团长拖延进攻,他亲自和鲁缅采夫一起到团部去。他们用木筏渡过了诺易尔运河,爬到了岸上。河岸上满是弹坑。德军机关枪猛烈地扫射着。

  “卧倒,”师长说。

  鲁缅采夫自跟随师长以来,第二次看见师长在炮火下卧倒在地上。他卧倒了,躺了一会儿,接着掉转头来对鲁缅采夫说:

  “我真是庸人自扰。这炮火其实是……”他停住不说了。“也许不过是我怕死在柏林门口。”

  他说罢就迫使自己站起来,他们走到了团长的观察所。将军在这儿让鲁缅采夫随同炮兵侦察员们真确地查明德军火力点和炮兵阵地。当侦察兵们获得了必要的材料的时候,将军就用无线电和自己的观察所联系,告知了地区,并要派飞机来。

  冲击机出现了,它们从空中袭击布里斯多夫。轰炸后,德国人沉寂了一会儿,可是当我们的士兵开始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虽然在数量上比以前减少了——又开火了,显然德国人的工事筑得很好。

  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惊讶不置,他用望远镜观察着:苏联步兵从南面向波涛似的涌进了布里斯多夫。这是一个邻近的师在向前冲。

  “啊,谢谢!”师长嘟哝说,一边擦去了湿淋淋的额上的汗。

  士兵们都去了,不停地渡过了瓦塔运河,在伏里仁南郊展开了战斗。

  入城的通路上筑有强固的工事,并密布着地雷。

  战士们把大炮拖来了,开始有组织地轰击德国工事。

  鲁缅采夫和侦察兵们都待在战壕里的步兵中间。晚上有一个投诚者被带到了他那里,这个投诚者刚刚在一个团的地段里出现。他怎样跑过布雷区不得而知,可是不管怎样,他突然在我们掩蔽壕前出现了,高举双手,用俄语说:“我投降。”

  这是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脸色严厉的德国人,一个下士。他神态镇定,甚至带些得意洋洋的样子,解释说,他叫威里·克劳斯,一个地雷工兵,曾指挥过城市南郊的埋雷工作。

  他沉吟了一会,又补充说:他所以投奔俄国人,是为了引导他们通过安全的道路。

  “血流得够啦!”他说。

  鲁缅采夫凝视着这张果断而又严肃的脸上的表情。他问这个德国人,在动员前他是做什么的,在希特勒执政前他属于什么党派。原来克劳斯是一个工人,一个镟工,生在柏林,并且居住在柏林。他无无派,但是同情共产党人。

  鲁缅采夫叫来了奥加涅相,他跟这个德国人谈了许多时候。

  “当然,很难说,可是他似乎是一个诚实的人。”奥加涅相末了向鲁缅采夫这样报告。

  鲁缅采夫把克劳斯交给了奥加涅相和侦察兵们看管,就去见师长,并把自己和这个德国人的谈话详细地报告了师长和普洛特尼科夫。克劳斯给人以一个诚实人的印象,而他的愿望——避免无目的的流血——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人类的自然愿望。

  “也许不值得冒险吧?”将军沉思地说。

  普洛特尼科夫笑了笑:“你以为他是德国的苏萨宁吗?”

  “约翰·苏萨宁,”鲁缅采夫笑了起来,“不,我觉得这一个完全不同。将军同志,允许我试一试吗?”

  将军说:“好,试试看。派几个侦察兵和一个步兵连跟他一起去。另外再带两三个工兵去。跟西斯赫去商量炮兵的协助。并且还得小心,注意你的约翰……”

  鲁缅采夫和炮兵详细地商量过后,就带着两个工兵回到了前沿。这里寂静而又黑暗。只有从士兵们在堑壕旁所构筑的掩蔽壕里微弱地透露出一线黄色的光。克劳斯、奥加涅相、侦察兵们和一个好奇而来这里的团长都在掩蔽壕里。

  鲁缅采夫向他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他派一个步兵连来协助当前这个工作。

  “如果不吝惜的话,”鲁缅采夫补充了一句,“请增援一挺重机关枪。”

  团长异常关心侦察员的计划,他说派给他一个最好的步兵连。他去了,他派来的一个营长立刻来到。这位营长是一个宽肩膀的壮汉,在大力士般的胸膛上悬挂着两枚“红旗勋章”。

  “德国人渐渐变得聪明了,”他说,朝克劳斯点了点头,营长通知鲁缅采夫说,他已经让被派来协助夜间任务的那个连队武装起来,它立刻就到。

  “我也想跟您一起去,”营长说,“可是团长不答应。”

  鲁缅采夫跟刚才来到的炮兵们谈妥了开火信号:红色和绿色信号弹。

  到夜里两点钟,一切都准备好了。

  “克劳斯,”鲁缅采夫站起来说,“如果您欺骗我们,您知道将有什么等待着您吗?”

  克劳斯站起来了,听着奥加涅相把鲁缅采夫的话翻译过来,他说:“是。”

  他聚精会神可是态度镇定。

  鲁缅采夫把两颗手榴弹放进了伪装罩衫坏里,从枪套里拔出手枪,于是他们离开了掩蔽壕。

  天空群星密布。侦察兵和步兵连的士兵们都蹲在堑壕里。

  连长——上尉——报告鲁缅采夫说:连队已经准备好了。

  鲁缅采夫命令:“背囊、锅子、和其他一切东西都留在这里。现在你们都不是步兵,而是侦察兵。”

  士兵们顺从地把自己的财产扔在堑壕里。

  鲁缅采夫向他们解释了行军序列。德国人走在前头——士兵们向德国人瞥了一眼——他后面是鲁缅采夫,侦察兵们鱼贯地跟着他走,在后面是步枪手。司务长伏罗宁殿后,他是鲁缅采夫的助手。他的命令必须绝对执行,如同鲁缅采夫本人的命令一样。天空中一旦出现明亮的信号弹,全体卧倒,而且要一动不动地卧着,直到听见必要的口令。

  克劳斯询问地望着鲁缅采夫,鲁缅采夫点了点头。

  他们出发了,起初在道路上走,接着向左转弯,进入一从灌木从里。

  “别落后!”鲁缅采夫对走在他后面的米特罗说,米特罗把话传下去:“别落后!”

  传来了机关枪轮子轻轻的轧轧声。

  克劳斯向鲁缅采夫转过身去,用手指着地面。鲁缅采夫明白了:四周都是微微可以察觉到的发黑的小丘——这是地雷。

  克劳斯走得慢些了。接着他站了一会,又坚定地朝着很突出地显现在天空背景上的一支工厂的烟囱赶去。机关枪哒哒地响着,曳光弹象发亮的小舌头似的在天空中迅速地掠过。

  克劳斯急疾地向右转,说:“轻些!”

  “轻些!”鲁缅采夫转告米特罗,他把话传过去:“轻些!”

  他们穿过了马铃薯田。克劳斯有时候站住了,蹲下来,为了看得清楚些,从地面上望着法兰克福城外的房屋的轮廓。接着信号弹向天空飞腾,所有的人都伏倒在地上。鲁缅采夫昂起了头,望着伏在地上的人们。微带绿色的光在他们头上闪烁。他们好象一堆堆灰土的小丘,可是鲁缅采夫总觉得很诧异:德国人怎么会没有察觉到什么。敌人显然是太相信自己布雷区的巩固,以为如果有人在夜间爬到这里来,地雷的爆炸会立刻把这个大胆的人暴露出来。

  当亮光熄灭了的时候,他们又继续前进。后来,克劳斯站住了,蹲下去,开始在地上找寻什么东西。

  “卧倒!”鲁缅采夫低声说。

  马铃薯田走完了,出现了长满高高的软草的菜园。克劳斯沿着田边爬,找寻着什么东西。鲁缅采夫紧紧地跟着他。

  克劳斯在找寻,可是一时找不到。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野草,末了他轻声说:“在这里!”

  他找到了一条狭窄的小径,它差不多全给野草盖没了。

  鲁缅采夫说:“走。”

  米特罗传告:“走。”

  “爬,”鲁缅采夫说。

  米特罗传告:“爬。”

  信号弹又飞向天空。这次德国人显然发觉了什么。机关枪扫射起来了。又有一颗信号弹燃烧起来。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传来了呻吟声。鲁缅采夫从怀里掏出一支信号枪,射向天空。红色信号弹在他的头顶上高高地飘动。他射出了第二颗绿色信号弹。我们的大炮差不多同时吼叫起来了,于是鲁缅采夫高声嚷道:“前进!”

  他的声音是嘶哑的。他又把同一个字喊了一遍,就带着克劳斯沿小径向前奔跑。炮弹在他们面前爆炸了,发出强烈的火光。一座房子燃烧起来了,接着第二座房子燃烧起来了。士兵们在后面沉重地呼吸着。听得见伏罗宁低沉地复述着:“前进,弟兄们!前进!”

  侦察兵们跟射击手们不同,他们习惯于夜间行动,所以都比较镇静。步兵们都忙碌着,用呐喊声鼓励自己。

  在信号弹辉煌的光芒照耀下,他们越过了菜园,克劳斯在这儿高声而轻松地说:“完了!”

  布雷区走完了。连队散开了,以一字队形前进,一边前进,一边用自动枪和步枪猛射。

  他们冲进了最前面的几间屋子里。四周很亮,可是这一次不是德军信号弹发出来的光——信号弹手大概被打死了,或者逃跑了——而是我们的炮弹所燃起的火烧的红光,侦察兵们和克劳斯都跑回去了,克劳斯已经没有人监视,他仿佛成了我们的士兵。

  一个连队跟着一个连队沿克劳斯所指示的小路跑过了布雷区。

  拂晓,总攻击开始了。一个邻近的师从北面冲进了城市。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跟埋伏在小屋里的德国兵展开了短促的战斗。鲁缅采夫和侦察兵们越过菜园和花园,愈益向北深入。战斗的响声渐渐远了,接着完全沉寂了。在什么地方传来了汽车喇叭的鸣响和嘶哑的人声。

  侦察兵们翻过了一堵围墙,到了一座满栽开着花的果树的小花园。他们在一座小亭子里坐下来休息,鲁缅采夫在这儿注意到一道好象故乡黑龙江畔村子里的冬天蜂房似的土堤。堤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一扇小木门开启了。侦察兵们拿出手榴弹,准备扔过去。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出现了,一个雀斑脸的孩子抱着一支猫,爬出到地面上来了。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甚至仿佛用鼻子嗅着,枪声是不是真的停止了,接着尖叫道:“……什么都静啦!……”

  这个孩子很象从冬天蜂房里爬出来的俄罗斯孩子!

  他没有发觉侦察兵。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年轻的女人跟着他从避难室里爬出来。他们跟孩子一同朝屋子走去,这时候他们发现了俄国人,吓得向后倒退了一步。

  “什么都静啦!”鲁缅采夫重说了一遍。

  不错,到处都沉寂了,德国人停止抵抗了。

  市民们都怯生生地隔窗张望着,他们终于都走到街上来了,左顾右盼。慢慢地走到政治工作人员们贴在房子墙上的苏联传单跟前。

  “希特勒分子们来而复去,可是德国人民和德国国家是永远存在的。”

  甚至在目前经过这样的巨变以后,德国人还是恐惧地向四面张望,惟恐旁边站着什么‘街区长’,低声地念着这句话的上半部分:“……希特勒分子来而复去……”

  俄国战地厨灶在街上冒着烟。浸在蒸汽中的炊事员们拿着长柄大勺子分粥。孩子们领会新的情势比大人更快,最先走到这些厨灶旁边,炊事员们把他们很浓的粥分给了孩子们。不多一会工夫,孩子们拿着盘子和锅子排立在厨灶旁边了。

  一个牧师愕然四顾,走过去了,三天前他在教堂里读到了一份这样的宣传单:“……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菲利士人,打死他,”这个牧师说机弦甩石,就是指新的秘密武器,在最近几天内,法西斯宣传特别乐意吹嘘这种武器。

  现在这个牧师去过了俄国警备司令部,得到了作礼拜的许可。当他去警备司令部的时候,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地送他。他自己也觉得他是为基督的理想而赴死的殉道者。但是他没有机会戴殉道者的花冠。司令官是一个很客气的俄国少校,他请牧师喝茶。

  不错,他必须另找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礼拜日传道的题目,大概最好是这样:“……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

  俄国兵们休息了一会儿后,又向西移动了。他们出城到了大陆上,看见了一个异常的场面。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站在一群德国俘虏中间。他紧紧地握着一个德国人的手,这个人穿着一套破烂的绿制服,象其余的人一样肮脏、没修过脸。使他们觉得诧异的是,政治部主任坐着汽车赶到了,他跳下汽车,走到那个德国人跟前,也紧紧地和亲切地握他的手。这个德国人轻轻地说着什么,感动地微笑,要是他不穿那套令人憎恨的军服,他完全象一个好人。

  第十六章

  

  军队一经突破敌人强固的筑城地区,进入了防御较为松弛的地方,整个生活状况一眨眼间就改变了。连续不断的强烈的紧张——那时候神经紧张到极点,那时候每一条可恶的溪流和绿荫如盖的小林里,都隐伏着死神——给追击已被击溃的或已经陷于孤立的敌军部队的战斗狂热所代替。

  斯泰因柏克·海德是一座广大的混杂的森林,它是德军最后的设堡地界,德国人在这个地段里进行着有组织的抵抗。丘霍夫上尉的连队在这里捉住了一批俘虏,原来他们都是柏林警署的警察。不能说这批警察抵抗得特别顽强。他们显然比较习惯于对付没有武器的人。当自动推进炮团冲破了他们的战斗队形的时候,他们就整批整批地投降了。

  居民点越来越多,它们之间互相越来越靠近,终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居民点,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当各司令部报告占领了柏诺、布哈、佐柏尼克、林顿堡和勃兰肯堡的时候,士兵们把这些居民点当作一个广大的居住中心,以为这里已经是柏林了。

  大城市的接近越来越明显了。高压电线杆到处象无穷尽的行列延伸着。高架桥和桥梁、城郊车站的月台、占地很广的大仓库、水塔、“柏林”的酒吧、首都各公司和报纸的广告——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大城市接近了。而且到处:在房子上、在马路边的告示牌上、在堆栈和仓库的围墙上,在桥上和列车上、甚至在柏油路上都闪耀着新鲜的题字:三个大的和小的、黑的和白的、绿的和红的、用油漆书写的哥特体和拉丁体的字:“柏林永远是德国的!”

  这几个字意味着俄国人不会进入柏林,听起来好象是一句咒语。它们给人以一种恐惧和因绝望而引起的疯狂的印象。如果士兵们有工夫注意到这几个字,他们一定会发笑的。

  德国人用树、铁栅、翻倒的公共汽车和防坦克木栅阻塞了街道。配置在花园里和菜园里的迫击炮向十字路口轰击。埋伏在地窖里的伏士德巴达龙手们攻击着坦克和自动炮。

  丘霍夫上尉的连队给配属了几门迫击炮、防坦克炮和三辆坦克。在这些决定性的进攻的日子里,武器的充足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一个普通的步兵连也拥有这么多的支援兵器!

  “顶好能配属给我们一架轰炸机,”谢米格拉夫狂喜地说,“我们就象一轧完整的军队了!”

  丘霍夫的手臂给手榴弹片击伤了一点,但是他保持着镇静的神态。肮脏的绷带一片片地挂在他的手臂上。他把一挺轻机关枪扛在肩上:机关枪手给打死了,可是丘霍夫不肯减弱连队的火力。

  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是在城市的瓶颈似的狭窄的街道上,它们受到了埋伏在地窖里的德国人的轰击,而受到了损失。跟坦克兵们商量后,丘霍夫决定采取这样的战术:坦克朝上面潜伏着敌人的机关枪手和自动枪手的顶楼和上层轰击。连队的士兵们负责消灭在地窖和低层里的德国的坦克爆破手。

  这个战术证明是十分正确的。

  一条街跟着一条街落到我们部队的手里。步兵们和工兵们在大炮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搬开了十字路口的阻碍物和街垒,接着坦克朝上层进行疾风轰击,一边继续前进,步兵靠着房子推进,把手榴弹扔进地窖里,并在十字路口进行机关枪狙击射击。

  已经没有人睡觉了。白天跟黑夜对调了。由于房屋的燃烧和信号弹的发光,夜间向白昼一般明亮。而白天给浓烟遮黑了。

  当一所坚固的多层楼房猛烈地抵抗着的时候,丘霍夫跑到在后面行进的炮队那儿去了。于是炮兵们跑到前面来了,在步兵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把巨炮拖到了这座楼房跟前,那些炮象巨型的短枪似的,对准着墙,朝石头巨物的心脏轰击。

  丘霍夫的士兵们跟坦克兵们很亲密。在短促的休息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东西,互相讲述自己的生活和谈论对德国的印象。应该说,这一种战斗友谊对于进攻的胜利起着不小的作用。

  从前,在步兵看来,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只是一种重要的兵种,是战斗中强有力的助手。现在,当士兵们认识了这些钢铁机器里的战士的时候,他们对后者特别亲切。在对付德国的坦克爆破手的时候,斯里温科和他的同志们都知道,除了别的一切以外,他们还保存了这几个人的性命:德米特里·彼德洛维奇,或米嘉,一个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和他的炮塔炮手,莫斯科人派甫鲁施,一个爱说笑话的幽默家。这是真正的协同动作!

  不管战斗的激烈,丘霍夫上尉差不多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他终于决定跟斯里温科谈一下。有一次丘霍夫把上士叫到一边,给他看了柏林地图,这张地图上用红铅笔划出了威廉大街上的国会大厦和政府机关。

  “这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他说,“最好把希特勒本人捉住……唔,这一点我当然不知道……但是至少得最先冲进那儿。”

  斯里温科笑了笑。

  “好倒是好,”他终于说,“可是谁知道,我们打哪条路走。城市很大啊……”

  丘霍夫同意他的话,可是他证明说,他们笔直地走,可以说,正是朝着那个方向,并且说不妨准备一面红旗——胜利的旗帜,以便把它插在国会大厦上。

  以后几天的情势证实了斯里温科的怀疑。团占领了许多郊区后突然又来到满布湖泊的乡间。

  柏林落在一边了,只有驻扎在各处——在谷地里、在路旁和小林边沿——的炮兵们,似乎只有他们是在跟柏林作战。

  大炮恰好向丘霍夫所幻想着的105和153号目标轰击。

  105号目标是国会大厦,153号目标是帝国公署。

  炮兵们兴奋狂热,他们骄傲地望着经过的步兵们,他们的火力太短了,不能够打到炮兵们所能打到的地方。

  一个身材魁伟的炮兵,在自己的巨炮旁边象是一个婴孩,他转动着许多杠杆,在每次发射之前,总嚷道:“把这个直送到戈培尔嘴里!”

  另外一个没有胡子的、还很象一个小孩子似的炮兵,勤奋地用粉笔在炮弹上写上各种异想天开的词句取乐,如:“这是仁慈的老伯伯送给阿德·希特勒的。”

  (这个词在俄文里是“地狱”的意思,用它来替代希特勒的名字:阿道夫,有双关的意义。)

  炮兵的口令现在响得特别庄重。

  “炮兵营,向德国国会,六发,开火!”

  “向法西斯巢穴,测角器四十七·二十,瞄准二十五,急射,开火!”

  丘霍夫望着炮兵们在大炮旁忙着工作,他们搬来了大而发光的炮弹,把它推入炮膛内。他几乎对这些炮弹羡慕起来,几秒钟后,它们将把法西斯主义最后堡垒的墙垣轰得粉碎。

  不久,他们在路上再也看不见炮兵阵地了。道路的确是向西的,通过柏林附近的别墅区。命令就是这样。丘霍夫困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连队粉碎了敌人的掩护队,冲到了一条河边。

  维谢尔恰科夫命令准备渡河,士兵们脱去了靴子和军服,把它们捆成一卷。

  几个炮兵走到了河边。

  “你们协助我们吗?”谢米格拉夫问。

  “我们协助你们的,弟兄们,别害怕。”有一个炮兵回答。

  “我们不怕,”谢米格拉夫骄傲地说,虽然他有些害怕他必须游过去的这条又黑又冷的河。

  丘霍夫必须跟他的连队一起游过河,可是他仍旧穿着衣服和靴子。他那双纹皮靴子叽叽作响。他认为军官不可以脱掉衣服,他只从军服里取出了自己的团员证和身份证,摘下军帽,把它们在帽子里放好,然后他放下帽带,在下巴下面扣紧,使得帽子不会掉落。

  士兵们在岸上坐下来,把脚伸到水里。

  “别抽烟!”司务长警告说。

  不久,在岸边出现了一群人。丘霍夫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师长,就站起来。

  跟师长同来的有鲁缅采夫、米加耶夫和几个别的军官。他们默默地向对岸望了一会儿。那边黑暗而寂静,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暴露出他们的行迹。

  丘霍夫远远听见了师长向炮兵作了关于火力掩护渡河程序的指示。接着将军走近步兵跟前,一边细细地打量着黑暗中士兵们模糊的身影,一边问:

  “准备好了吗?”

  “是,将军同志!”丘霍夫清楚地回答。

  上尉利用这个适当时机,走到鲁缅采夫跟前。

  “我们往哪儿走?”丘霍夫低声问。“柏林已经差不多落在后面啦。”

  鲁缅采夫笑了笑:“没有办法。”

  原来师强渡了哈斐尔河后,转向南面,经过柏林西郊,向波茨坦进发。邻近的几个师负有一个检举的任务:从西面封锁柏林。

  这样看来,这些兵团负有实现斯大林的柏林作战计划第三部分的职责:包围德国首都,同时楚依柯夫将军的斯大林格勒近卫队、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队从正面攻取柏林。

  丘霍夫不禁惊异于包围德国首都的作战规模的伟大,他折服了,在总任务的宏伟前面,他必须承认,他的微小的好大喜功的计划是微不足道的。

  在二十三点钟,大炮开始轰击起来。士兵们照着这个信号慢慢地进入谁里。河水是冰冷的、黑暗的,仿佛是浓密的:似乎可以用小刀切成许多块。

  河水渐渐深起来,于是人们游泳了,一只手抓住了木板、木筏、桶和其他有帮助的东西,另一只手划着水。在西岸上有什么东西红起来了,一刹那间照亮了游动着的头和露出在水面上的手里高高地举着的步枪。

  “快些!”斯里温科催促着。

  子弹嗖嗖地往水里钻,河水一碰到子弹,就发出了微微可以听见的咝咝声。

  旁边有个人啊呦叫了一声。斯里温科抓住了这个人的手,拉着他向前游,可是那个人被水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嘴里嘟哝着什么,抓住了斯了温科的肩膀。斯里温科和他一起沉入了水里。同时斯里温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可是他在水下面又把眼睛睁开了。他看见河面上变得十分明亮,也许是由于火光。

  斯里温科向前冲去,他浮出来了,接着又钻进了水里,可是他的脚触到了河底,这当儿他觉得谁的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拉住了。

  “您还活着吗?”他听见在自己头上有上尉的说话声,可是不能回答,因为他张大了口,呼吸着夜间清新的和令人愉快的空气。

  一排机关枪子弹在水面上冲过来,把水削成一片片。士兵们都跑开了。

  斯里温科拉着那个伤员。河水越来越浅。我们岸上的机关枪吼叫得越来越响。

  湿沙,草,斯里温科伏倒在岸上,用微弱的声音叫喊。

  “乌拉!……”

  他同时用自动枪射击起来,他旁边的人也开火了。上尉在近旁用轻机关枪扫射着。两颗信号弹相机飞向天空,亮起来了,斯里温科可以转过头来,看看谁受了伤,或者甚至象死了一样,躺在旁边。可是他不敢望,总是射击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时微弱地叫喊着这个喊惯了的词儿“乌拉”。

  任命躺在地上,迅速地穿上了靴子,并把湿淋淋的军服穿在湿淋淋的身上。接着上尉喊了一个口令:“前进。”斯里温科竭力想在一片震天的喧声中觉察出第二挺轻机关枪的射击声,用这挺轻机关枪在射击的应当是谢米格拉夫,可是他听不见。斯里温科在黑暗中继续向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着的方向爬去。接着机关枪沉寂了。从后面传来了正在渡河的新的分队的叫喊声。果戈别里节爬到了斯里温科跟前。他们默默地并排躺着。接着在他们旁边出现了异常沉默的司务长。他们三个人一起躺着,什么也不谈,也不朝后面河岸观望,谢米格拉夫躺在那儿,冷冰冰的,一动不动。

  第十七章

  

  在“东西”公路上——一条把柏林和西部连接起来的最重要的动脉——进行渣激烈的战争。拒守在拉格——多柏里兹军事区内石狮和铁鹰中间的砖砌营房里的敌人,猛烈地抵抗着。

  鲁缅采夫和奥加涅相离开了政治部,急急地赶到师长那里去了。师长正在多柏里兹以北的一座不高的丘岗上指挥作战。用炮兵测量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公路——一条宽阔的柏油公路,两旁延伸着差不多一个个紧接着的许多人口稠密的小市镇。

  半夜里,几个团冲进了拉格——多柏里兹。

  米谢尔斯基从那儿打来了电话。

  “敌人在逃跑,”他报告说,“捉住了一个俘虏。”

  这个俘虏是米特罗在沟里“拖出来”的。他立刻被带到了鲁缅采夫那儿。米特罗亲自带来了这个“舌头”,他的脸被抓破得很厉害:“舌头”拼命抗拒,并且哭泣。

  米特罗羞怯地咳嗽,他觉得有点儿惭愧。事情是这样:这个俘虏只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士兵们看见他,都呵呵地大笑。

  鲁缅采夫也笑起来了。真的,这个“舌头”的样子很滑稽,穿在他身上的军服几乎拖到了膝盖,好象穿在稻草人身上一样。一双大得过分的靴子和一顶常常压在眼睛上的宽大的战斗帽,构成了这副图画。

  “臭娃娃”——侦察兵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供称,几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在柏林一座森林里的运动场上集合,“德国青年团团长”阿克斯曼在这儿发表了演说,这是一个声音嘶哑的独臂汉。他说,他们面临一个防守柏林西郊的任务,因为俄国人向那儿冲进来了。

  就在那儿的运动场上,孩子们被武装起来,给他们穿上了军服,他们的一部分渡过哈斐尔河,被送到史盘刀和比海斯多尔夫去了。今天早上有两个营被装上汽车,开到了这里——拉格-多柏里兹附近。

  当鲁缅采夫和“臭娃娃”谈话的时候,司务长伏罗宁突然走到他跟前,把他的锐利的目光盯视着“臭娃娃”的脸,伸出一只手,把“臭娃娃”的胸襟左边的许多摺皱抚平。鲁缅采夫看见这些摺皱中间有一颗簇新的“铁十字章”,不觉吃了一惊。

  “臭娃娃”脸红了,胆怯地望着鲁缅采夫。

  米特罗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这个俘虏不是一个臭娃娃,不必为了他而害臊。

  鲁缅采夫笑了笑。

  “这是怎么得到的?”他问。

  “臭娃娃”说,这颗“铁十字章”是他在三天前获得的,因为他曾经在柏林东郊用浮士德巴达龙打坏了一辆苏联坦克。

  “啊,你这小畜生!”鲁缅采夫摇着头,并问这个慌张的“臭娃娃”,这颗铁十字章是谁授予他的。鲁缅采夫听到他的回答,更觉惊奇:“臭娃娃”抖嗦着,结结巴巴说,十字章是元首授予他的。

  “哪个元首?”鲁缅采夫问。

  “希特勒。”“臭娃娃”说得几乎听不清。

  他讲述说,他在那次居然出乎意料地打坏了一辆俄国坦克的战斗后,突然被营司令部召去了,他被送上汽车,他们经过遍地瓦砾的柏林街道,向市中心驶去。他自己是住在威玛斯多夫,他好久没有到过柏林中心。那儿的一切都被毁了,夜里在那儿走路很可怕。他还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同几个人到了元首官邸的门口。他由几个党卫队员伴随,走了下去。在站满党卫队员的长廊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在这个房里站着一个将军,接着门开了,希特勒本人走了进来。希特勒含糊地嘟哝着什么——至少“臭娃娃”一点儿也没听懂元首在说些什么——接着他把这颗铁十字章挂在他的军服上。详细情形“臭娃娃”记不清了,他只看出一点,就是当元首挂铁十字章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后来几个党卫队员把“臭娃娃”另到了走廊上,在归途中,他们都催促他:“快些,快些,别停留!”

  从地下室里走出到福斯大街,可是送他来的那辆汽车不见了,而且一个人也没有了,因为俄国人在轰炸整个城市,于是“臭娃娃”不得不穿过整个柏林,走回到自己的营地去。

  鲁缅采夫带着冷笑望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小孩子,他在三天前亲眼看见过希特勒。

  这就是说,师侦察队长在审问俘虏之际探出德军营部或团部所在地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事情是关于德军总参谋部、希特勒的指挥部和希特勒本人了。

  第十八章

  

  不仅仅鲁缅采夫,而且全世界都关心着希特勒的下落。大概,甚至阿比尼西亚山村里任何地方的人们也都在暗暗地思忖:希特勒逃到哪儿去啦,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

  在柏林会战的日子里,苏联士兵们都很难想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就在大约二、三公里之内,正是这个人,全世界的母亲们用他的名字吓唬孩子,他的整个容貌——垂在前额的一绺著名的头发,尖尖的鼻子,下垂的下眼皮,微驼的背,引起了全世界深刻的憎恨和无限的厌恶。

  可是希特勒的确是在柏林,在他的新官邸的避弹室里。

  这所仿照“第三帝国”笨重、丑陋和雄伟的风格而建造的大厦,占了从威廉广场沿着福斯大街,直到赫曼·戈林大街整整一个街区的面积。

  正当苏军攻打柏林的时候,在希特勒的避弹室里演出了一幕丑陋而又可笑的悲剧,如果可以把强盗集团的垂死挣扎称做悲剧的话,关于这个悲剧,甚至不能说:“这个强盗集团遭受了挫败,”而必须说:“它垮台了。”

  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经确信它“垮台了”。谁只要有机会,就逃出首都,还在四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失踪了。希姆莱以必须整顿西部事务为借口,出发到跟他的神秘主义的“先驱者”亨利一世的坟墓更接近的地方去了。

  固然,他曾经试图通过他的医生杰勃哈特怂恿希特勒离开柏林。戈林悄悄地溜了。

  爱里赫·科赫顺利地从东普鲁士逃出来以后,到柏林来见元首,可是,他嗅到情况不妙,又溜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固然,没有人想起他——归根结底他是个小嘍罗。也没有人想起已经离开到西部去的劳勃脱·里依或者东方领土部部长阿尔弗列德·罗森堡,他不愿意等到跟曾经在他管辖下的东方居民会面。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凯杰里和约德尔,还有海军大元帅邓尼兹都奉希特勒命令,离开柏林去收集兵力,以援救首都。

  跟希特勒留在一起的只有他的国家的两个魁首:戈培尔和波尔曼。他们还希望能够在柏林近郊挡住俄国人,可是戈培尔被一种听天由命的心理所控制,这种心理代替了他的本能的恐怖。他给他自己和他的家属预备了几瓶毒药,他常常在地下室里坐上几个钟头,象一只兔子一样,不断地打着哆嗦。

  至于希特勒,他坐立不安,活像一只落网的野兽。

  十二年来差不多接连不断的成功、冲昏头脑的、最初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胜利,使他中了夸大狂。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万无一失。

  对自己万能的神秘信念把他克服了,所以他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刻还希望会有一种立刻把事态改变得有利于他自己的奇迹出现。

  这种癫狂对他左右的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党卫队员们和钠粹分子们,也起了一定的催眠作用,在二十年中他们都被训练成绝对服从他。在穷途末路的局面下——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们自己也有时侯受到他的对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的荒谬期望的传染。

  这种象通俗剧一般鄙俗的互相欺骗,赋予元首官邸地下室里的生活一种经常性的歇斯底里的味道,这些脑满肠肥的党卫队的猪仔们的歇斯底里表现得尤其丑恶。

  有时候,在寂静的傍晚,希特勒觉得生活、历史、时间在上面,在避难所八公尺厚的混凝土顶上的什么地方进行着,他必须很安静地坐在这里,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生活、时间将过去和消逝,而他希特勒又将出世,那儿一切仍旧跟从前一样:俄国人在他们的俄国,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被逐出大陆。他只要坐着,挨过时间就行了。

  “不,”当人们建议他离开柏林和避难所,以便继续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简短而又断断续续地回答。他害怕跑到光天化日之下,因为他在心灵深处总意识到一切都毁了,他自己也毁了。而在这儿地下室里阴暗而又安静,可以坐着等待,挨过时间。

  在地下几乎听不见的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迫使他回到了现实,他的各种希望具有更具体的,已经不是神秘的,而是不久就可实现的形式了:他必须坐着,同时在那儿,在上面,美国人将跟俄国人发生冲突,他们会象爱采特的武士们和白尔甘迪的王子们一样互相撕杀。那时候他希特勒又要出世,叫全世界服从他的意志。

  有时侯许多大老鼠在避弹室的走廊里奔跑,它们是怎样钻进屋子里来的,不得而知。虽然地板完全是用瓷砖铺砌的。

  希特勒喜欢老鼠,他还在慕尼黑暴动失败后被拘禁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跟它们交朋友了,他因此而自豪,把自己比作汉姆林的捕鼠者。

  有一天夜里,希特勒得到报告说,俄国人已经强渡过泰尔多夫运河,他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想变成一只老鼠的愿望抓住了他。可是接着他恐惧地想,他具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他真的能够变成一只老鼠,他开始嘟哝说:“不过是暂时的,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就够了。”

  最近几天,他常常想起他的敌人们。这样看来,他们的关于他终必灭亡的预言是有根据的。他又一次经历和兴登堡第一次会面的屈辱时刻,那时候,这个老元帅拒绝把政权交给他希特勒。他也想起了鲁登道夫,早在慕尼黑的时候,他象一个将军对待一个伍长那样,带着露骨的蔑视对待这个暂时的盟友。如果这两个老人还在世,他们现在一定会说:“对呀,我的顾虑是正确的。”

  他咬紧牙关,对全世界充满了忿恨,痛恨他的那些死了的、被打死的或活着的敌人和朋友们。如果卑斯麦和拿破仑还在世,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个思想甚至也使他痛苦万分。

  一想到俄国人胜利,希特勒就气得发疯。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在他的缩到象老鼠洞一样大小的国度里急速地来回踱步。他又开始咆哮、哭泣、威吓,为着他的军队的失败而责骂一切人。

  他不愿意明了,他的士兵怎么不能挡住红军的进攻!为什么他,希特勒宣称为堡垒的那些城市都投降了?为什么波兹南、施奈德穆尔、库斯特林和维也纳都陷落了。

  他咒骂他所有的将军们、士兵们、甚至他的黑衫队——那些肥头大耳忠心耿耿的党卫队员们。在这个时刻,他凶暴地憎恨德国人民。

  晚上将军们带了放着地图的皮包,默默地走进来了。他仇视地斜睨着这些地图,渐渐地憎恨它们,这些可恶地沙沙作响的、绘着标示俄国人突破的红色箭头的纸儿。他把头埋入了地图,并且想:要是没有这些倒霉的地图,一切都不会变得这么糟糕、这么讨厌和这么可耻了。可是红色箭头离帝国的首都越来越近,象利刃一般截断了从前他称做“我的军队”而现在却称做“你们的军队”的那些师和军。

  将军们都默不作声。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不可阻挡地逼近了,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就是说希特勒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所憎恨的、毕生与之斗争的那种思想意识的代表。

  只要有点儿胜利的征兆,他就会重新振奋起来。他抛掉身上的麻痹,把两只眼睛中间的皮肤蹙成严峻的皱纹,不断地把头左右转动,仿佛在他的早已逃跑了的摄影师亨利·霍夫曼的镜头面前摆姿势,他发布命令,立刻又取消他们,又发出新的命令。

  他的决定是完全没有理由可说明的。在这些决定中,最奇怪的也许是他已经失掉了任何关于事实真相的真实概念。他还在玩弄深谋远虑的战略,虽然他已经只不过是一个玩弄士兵的、残忍的、背有点儿驼的矮子。不错,这些士兵们是在洒真正的热血。

  例如,他不容许从波罗的海沿岸撤出被压迫到海边的德国第十六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所属的几个军,原因是,这样一来,瑞典可能向德国宣战。

  “为什么呢?”参谋们互相窃窃私语。“瑞典为什么要参战呢?”

  “如果它参战,那又会怎么样?”另一些人暗暗地惊异。“这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元首知道得更清楚,”还有一些人安慰着自己,他们习惯于这样安慰自己了,可是他们也暗自惊异,在灯光微弱的走廊的黝暗中,他们把手一摆,抓着胸口。

  这些好久不见天日的人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实际的情势,他们都认为元首有最详细的消息。而且他们都不敢声张——希特挨的周围都是那些寸步不离效忠他的人们、和“阿道夫·希特勒”侍卫队的阔脸的党卫队员们。

  当苏军紧紧地逼近柏林的时候,将军们都建议撤回在奥德河作战的第九集团军右翼部队,来加强保卫首都的兵力。希特勒不准,他说在最近几天内将发动反攻,这次反攻会把俄国人赶过奥德河。

  “反攻?!”参谋们在避弹室阴暗的角落里抱住头喃喃自语。

  他觉得一切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发生的,就是他,阿道夫·希特勒不能够专心一志,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思想上:必须,必须,必须获得胜利。如果能够专心一意并把这个思想完整无缺地和充分地灌输到自己的头脑里,那末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他走到自己的寝室里去了,缩做一团,痉挛地抓住了安乐椅的扶手,直瞪着墙壁。

  但是某个东西,象一只讨厌的苍蝇,在他的头脑里和他身边回转,它溜脱了,散开了,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打扰他的是一种敌对的、强大的、独立的意志,它粉碎了他的一切计划和打算。它打进了俄国坦克的锲形攻势,用突击攻下了德国的城市,摧枯拉朽地击溃了德军精锐部队,带着轻蔑地冷淡,无视这一个坐在已经陷于混乱的柏林城里八米厚的混凝土屋顶下面、留着一撮小官僚唇髭的背有点儿驼的人。

  第十九章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长、党卫队旅长蒙克,被一个卫兵叫去,来到了避弹所的入口。

  在入口处站立着两个衣衫褴 面容消瘦的人。其中一个手臂上裹着肮脏的绷带,看见旅长,就高兴地叫起来:“蒙克先生!……到底见面啦!……”

  身材魁梧和长臂的蒙克凝视着这个不相识的人,把他打量了很久。然后他的湿漉漉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惊异的神情,他迟疑地问:“皮尔克?……是您?……”

  皮尔克悲伤地摇着他的秃头,回答说:“我的一部分。我的全部脂肪都扔在奥德河对岸了。”

  啊,对啦!他们是从那边来的……蒙克听到过一些关于皮尔克最近在东方的特别任务。

  蒙克问:“跟您在一起的这个人是谁?”

  “一个自己人,”皮尔克说,“温凯尔。请放心,蒙克先生。他是一个可靠的人。”

  党卫队员们被这个可靠的人搜查了一遍,但是也搜查了皮尔克:规矩如此,不必见怪。

  然后他们两个人跟着蒙克去了,他们循着灯光暗淡的走廊走了下去,这条走廊是用黄瓷砖铺砌的,好象地下铁道车站。沿走廊的壁有几道黑黝黝的厚重的铁门,有几道门上写着:“元首办公室”、“包扎室”、“指挥所”。

  到处站立着持自动枪的党卫队员。

  蒙克在一道门旁站住了,用肩头一压,就把它推开了。在这个天花板很低的小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在房间后部放着两张双层床,好象监房一样,在上面两张铺上都有人在睡觉。

  这两个从奥德河对岸来的人在这儿第一眼看到的,是放在一张桌子上的几瓶酒和一堆夹肉面包片。蒙克默默地向他们指了一下椅子,又默默地向放着食物的桌子点了点头。皮尔克狼吞虎咽地吞了几片夹肉面包,喝了一些酒后,就象蒙克讲述他的冒险故事。在东方的特务组织失败后,他和温凯尔往北走,满希望德军在那儿突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突破没有成功,后来他们折回往南走,冒充了波兰人。他们在森林里耽搁了很久,挨饿受苦。后来——这大约是在一星期以前,正确的日期他不记得了,因为他在流浪中没有计算日子——他们游过了奥德河。当他们已经在河上游泳的时候,俄国人发觉了他们,他们险些儿丧命,可是总算勉强游到了对岸,不久他们到了许威特城。他们从这儿徒步走,有时搭顺利的汽车,差些儿落入了敌人——在这个地段进攻的波兰军队的手里。在这儿不可能再冒充波兰人了,他们值得躲在森林里,慢吞吞地向西南走。

  皮尔克讲完了他的故事后,向默默无言的蒙克问:“事情怎么样?”

  蒙克斜眼瞟了一下温凯尔,就凑着皮尔克的耳朵很快地低声说了些什么。

  电话响了,蒙克出去了。有人传召他。

  皮尔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接着说:“情况不好,”他小声地补了一句,回头望了望睡着的人们:“我们上这儿来是失策的……但是……喝吧,温凯尔。”

  不多一会,蒙克陪同另外几个党卫队军官们回来了。他们都向皮尔克问好——他差不多跟所有的人都相识——皮尔克把自己的故事重说了一遍。

  温凯尔畏惧地望着这几个党卫队员。他们的样子都象重量级拳击手,而且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元首的亲信,因此在温凯尔的眼睛里,他们都有一道神秘而可怖的光环包围着。

  温凯尔想睡觉,他仿佛是在雾中看以后的一切。他和皮尔克被领到了一个地方,发给了他们军服。他们换了装,接着他们又被引领着走过一条阴暗的走廊,望某处去了。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差不多塞满了双层床的大房间。

  温凯尔一躺下,睡意就消失了。虽然疲劳不堪,可是他久久不能入睡,并且总是回想着最近几天的事情。他总觉得,他仍在奥德河黑黝黝的水里游泳,四周子弹呲呲地响,钻进了水里。后来他又回想起,他走近柏林的时候,他是多么快乐,而进城后,他又多么惊愕。自从一九四二年以来,他没有到过柏林,而在这几年中,这座城市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它差不多破坏殆尽了,到处是断壁残垣,居民们的目光是迷惑的,没有走的人:每个人都躲在房屋的阴影里奔跑。这时候俄国人已经开始用远射程炮轰击着城市。皮尔克和温凯尔不得不好几次走下到防空洞和地下铁道车站里去。他们默默地窃听着柏林人的谈话,谈话是这样的自由,好象是布尔什维克的谈话,以至皮尔克捏紧了拳头,眼里充血。但是他沉住了气,只是从浓眉毛下面憎恨地瞅着首都的居民们:一边嘟哝:

  “把你们统统吊死……”  但是,现在连顽固派皮尔克谈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也不特别起劲了。他甚至敢于不恭地批评领袖们,而有一次(的确,这是在奥德河对岸)对元首本人的军事才能表示过怀疑。

  他已经不再答应给温凯尔铁十字章了。

  躲在柏林东北郊威森湖地区的一个防空洞里的首都的居民们,都直截了当地谈论着投降的不可避免。

  “该结束啦,”一个身材高大的、穿着皮短外套、样子象电气匠或司机的人说。“再抵抗是没有意思的了。”

  妇女们都热烈地支持他。在这个防空洞里有三个从俄国掳来的姑娘。她们脸色严厉,跟别的人分开坐着,默默地望着德国人们。他们这么关心着这几个姑娘,以致皮尔克又捏紧了拳头。有人送给她们食物,有一个女人甚至把自己的毯子也给她们:姑娘们都衣衫褴 ,而防空洞的墙尽是漏洞。皮尔克在喃喃地自言自语。

  过了一会儿,地下室里走进来几个党卫队员,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十个瘦弱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们都穿着军服,这些军服穿在这几个孩子瘦小的身躯上,显得太大了。所有在地窖里的人都立刻静默了。可是当炮声沉寂的时候,党卫队员们和小孩子们都向门口走去,在地窖里的寂静中,一个女人低沉的声音清楚地响着:“屠杀孩子的刽子手!”

  温凯尔敢赌咒,党卫队员们是听见这个喊声的。可是他们假装没有听见,只是加快了脚步。

  皮尔克和温凯尔慢慢地继续向市中心走,他们走过了漫长的格雷甫斯华尔德大街,穿过了破坏殆尽的亚历山大广场,到了史普里河畔,经过库孚尔斯敦桥,接着在史雷静桥上渡过库普斐格兰本运河。他们在这儿沿着被破坏得不能辨认的小巷徘徊了好久,由于苏联飞机的轰击,他们又在防空洞里躲避了两次,最后走到了威廉广场。

  元首在掌握政权以前一直住着的“凯撒霍夫”旅馆——每所德国学校曾经把这个事迹向孩子们反复地讲述——张开着阴暗的窗子,它们后面露出了瓦砾堆和毁坏的床架。

  在小花园里有几尊高射炮,它们隐藏在菲特列第二的将军们的雕像旁的浓密绿荫中。

  这两个旅客绕过了小花园,看见了元首的新官邸。

  温凯尔躺在地下营房里的硬板床上,他想,很奇怪他竟会碰到那些接近希特勒的人,大概他可能指望做个大官了,可是温凯尔跟这儿的党卫队员们不同——地下生活使他们精神颓丧,而且不知道抱着什么希望——他在最近几个星期中看见得太多了,甚至对挽救希特勒国家的可能性不存一线希望。

  一会儿后,温凯尔睡熟了,一连大约睡了二十个钟头。强烈的震动把他惊醒了。他从床上跳起来,侧耳静听。俄国人的炮弹落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党卫队员们在邻室里喝酒。大概有一件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党卫队员们都焦急不安地大声谈论着。皮尔克跑来了,他也很焦急。在柏林南面进路上突然出现一轧庞大的苏联坦克兵团,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因此,陆军总参谋部急急地离开了措森镇附近的地下室,迁到了这儿的避弹所。

  战斗也在东郊和北郊进行,并且已经在市区内进行了。

  现在皮尔克在协助旅长蒙克编制一支“阿道夫·希特勒”志愿军,它的任务是,万一俄国人突破了别的防御地段时,来保卫元首官邸。

  皮尔克穿着一套新制服,从外表看来,他差不多跟在索里丁城的时候一样,仍旧象是一个雄赳赳的武夫。昨天他得到希特勒亲授的“党卫队中校”的头衔,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温凯尔。可是温凯尔已经熟知这个党卫队员,他不禁从他的小眼睛里看出了绝望的神情。

  皮尔克说,温凯尔将获得指挥志愿军连队的‘光荣职务’(同时皮尔克自己也笑了笑。0

  温凯尔暂时闲坐着。接着他突然被召去 见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布斯将军。

  “总参谋部”设在两间小室里,它们跟避弹所的其它小室一样,也有沉重的铁门。

  一个矮小而肥胖的将军坐在这里的一把安乐椅上,他的脸孔打皱,没有修过。这就是克列布斯。他旁边有三个军官在电话旁写着什么。

  克列布斯知道了在避弹所里有一个从东方来的间谍,决定把他叫来问一下。他问,俄国人是不是打算在斯德丁以南进攻。

  温凯尔回答说,他们多办会那样做。在奥德河畔那儿有许多军队,而且一批又一批的军队沿着道路开到奥德河方面来。他在那儿也听见过坦克的隆隆声。它们的数目一定很多。克列布斯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说,仿佛毫无兴趣似的。

  一个党卫队员走近来说:“将军先生,元首请您。”

  将军扣好了军服,就出去了。

  坐在近旁一张桌子后面的几个军官不断地打着电话。温凯尔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情势恶化了。俄国侦察骑兵在“东西”公路上出现了。俄国机械化侦察队已经侵入了克拉托夫。

  “我们被切断了,”一个军官说。

  另一个军官在另外一只电话机上打听着柏林的情况。

  德军总参谋部现在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获得关于俄国军队在柏林进展的消息。军官们翻阅着柏林市的电话簿,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说:

  “是米勒太太吗?对不起……您是住在斯德格里兹的吗?请问俄国人是不是已经到了您那儿?”

  回音来了:

  “没有,他们还没有到,不过据说,他们逼近了,在泰尔多夫运河那边。邻居克拉尼黑太太刚从塞丹大街回来,她的婆婆住在那儿……那边有俄国人。你是谁?”

  军官放下电话,他觉得不好意思告诉米勒太太询问的是总参谋部,他把克拉尼黑太太的婆婆那里的情报注在地图上,另外找寻一个参谋部所关心的首都另一个地区里的适宜的电话号码。

  普林兹劳埃尔堡地区的另一只电话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喂?”

  军官提出了问题,突然惊慌地扔掉了听筒,仿佛给烫伤了似的。

  “俄国人,”他低声说。

  “您干么这样惊慌?”另一个军官微微一笑,“他们不会在电话里开枪啊。”

  一会儿后,将军回来了。他不时一个人回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将军,他也是个胖子,可是个子高大。他们两个人的脸色都是惨白的。

  “啊,怎么办呢?”克列布斯把双手一摊,“你告诉他吧,伯格多夫……”

  伯格多夫默然不语。

  “我们是在一只大锅子里了,”克列布斯继续说。“所有道路都被切断了……”

  晚上传来了苏联军队在斯德艇以南转入攻势的消息。俄国人在广阔的战线上顺利地强渡了奥德河,他们的坦克部队推进了几十公里。

  这天晚上,温凯尔第一次听见“文克”这个名字。他是在提尔加登地下室里——是皮尔克把温凯尔领到那儿去的,听见了一个惶恐不安的和后来不断地重复着的问题:“文克那儿有什么消息?”

  第二十章

  

  在马格德堡地区指挥第十二预备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将军文克,在几天前接到了希特勒把阵地让给英国人并前来援救首都的命令。整个元首官邸都想着文克,而且只谈着他一个人。在这儿,从来没有一个将军象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的文克那样受人欢迎。

  希特勒本人也充满着希望。他的步调变得更坚定了,在他的眼睛出出现光彩。在他的谈话里,代名词“我”又成为他的每句话的主要部分:“我不能离开我的首都,”,“我决定留在这里。”,“我要保卫欧洲。”

  他又呵斥将军们,拍无线电报到里赫林·佛林斯堡和贝希特斯加登给凯杰里和约德尔、邓尼兹和希姆莱。

  有一天早晨,戈林有消息了。元帅拍来了一份无线电报,他在电报里建议希特勒把最高权力交给他戈林,因为希特勒本人已经没有力量执行这个权力了。

  希特勒读了这份无线电报后,就放声大哭,他倒在床上,歇斯底里大发作,末了,他稍微安静后,就用无线电发布了逮捕戈林的命令,并且说万一他希特勒死了,就立刻把戈林绞死。

  希姆莱又来添加了一个打击,根据当天得到的消息,他擅自跟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谈判投降。

  希特勒坠入了沮丧的状态,他所以没有自杀,只是因为他对文克抱着希望:文克一到,俄国人就会被赶过奥德河,他,希特勒下令把叛徒处死——立刻处以极刑。

  他想到有人会比他长命就恐惧起来,这个恐惧刺痛了这个卑鄙的灵魂的创伤。他竭力想使一切都跟他同归于尽。他想到他死后还有人活在地球上,就觉得不能忍受。

  可是在受了这些打击后的第二天,文克的无线电报终于到了。第十二集团军已经到了史伟罗夫湖畔,占领了这湖畔的一个居民点斐赫,这个居民点坐落在波茨坦南面。

  接到这个消息后,希特勒不管克列布斯和伯格多夫关于第十二集团军实力薄弱的谨慎警告,对前途充满着绝对的坚强的信心。

  他回到寝室里去了,以便在寂静中思考一下怎样奖赏文克。或许应该把他的官邸所在地的福斯大街改名为文克大街。而“福斯”是什么呢?他模糊地记得这个字,可是怎样也想不出来,它标志什么或哪个人?他看了看放在书橱里的百科全书,可是没有“V”字的一卷。

  党卫队员们沿走廊奔跑,一边问:“福斯是什么人?”

  有个人从学生时代就记得这个名字,可是记不清了。他们决定去问戈培尔。他惊惶地来见元首。戈培尔脸色苍白,变得更削瘦了。他那没梳过的头发象冠毛一样竖立着。他的阔嘴唇紧闭着:俄国人的逼近把他那悬河似的口紧紧地塞住了。

  “福斯?”他追问了一句,觉得很惊奇。“啊,福斯!……荷马的翻译者……不错,不错,约翰-海因里希·福斯……”

  戈培尔离开了,而希特勒又继续想着用什么奖赏文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对自己反复地说,“很重要。必须立刻把它解决。”

  不,让荷马的翻译者留下来吧,不应该消灭文化——在目前这是不恰当的。

  对!这儿附近有一条赫尔曼·戈林大街!它以前叫做克尼格雷茨,是纪念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大败奥地利的。这条街必须改名,甚至不让这只肥猪,这个没有骨气的元帅,留下一些纪念。

  希特勒决定将元帅衔授予文克。接着他想制定一个新的头衔——“帝国救星”——他马上踌躇起来了:这对文克是不是过分呢?是不是降低了那些人……对,对,那些在这样异常困难的时刻依然留在柏林的人们的作用呢?!

  “帝国英雄”也许比较合适吧。

  苏联炮队在元首官邸附近地区的猛烈轰击,憾动了避弹室的地基。一切都在颤抖,粉垩从天花板上纷纷撒下来。通风器吸进到地下室里来的不是空气,而是碎石和刺鼻的尘埃。跟城市的联络中断了。俄国人到了威廉大街。

  “帝国救星”也许更正确些,如果文克接受这个称号,也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归根结底他不时政治家而是军人啊。

  勋章是这样的:一个饰橡树叶和月桂叶的金十字,挂在一条金链子上。甚至可以不用卐字。这样会使西方列强安心。大赦活着的犹太人,给他们建造一个设备优良的犹太区。组织一个欧美开发东方资源财团——类似从前的东印度公司,一半是私人资本,一半是政府投资——拥有极端的权利和庞大的资本。德国担负警察任务,万不得已时跟法国共同担任,美国监督股票。

  他开始在纸上草拟新勋章的样式,他自命为艺术家不是没有理由的!

  炮兵的轰击不久就停止了。俄国近卫军在离元首官邸一公里的地方被阻住了。

  接着参谋们进来报告。希特勒听完了他们的报告,随后命令第九集团军放弃阵地,立刻去跟文克的部队回合。他同时决定“帝国救星”还太过分了,最后决定用“帝国英雄”。

  一会儿后被任命接替戈林职位的新空军总司令——陆军上将里特·冯·格雷姆搭乘飞机到来了。希特勒任命他为元帅,命令他飞回去,组织对文克的空中支援。

  德国空军总司令搭乘了“伏塞勒-斯多赫”飞机飞去了,这加飞机是在沙洛敦堡一条公路上起飞的。柏林已经没有飞机场:俄国近卫军占领了腾伯霍夫,尼德-诺思多夫,达尔戈夫和加托夫也都陷入俄国人手中了。

  “没关系,文克不久就要到啦。”振奋的党卫队员们到处在说。

  “他已经到了波茨坦附近!”他们都欣喜若狂。“到了波茨坦附近啦!……”

  第二十一章

  

  波茨坦城坐落在由哈斐尔河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湖很奇特地形成的一个半岛的东部。弯弯曲曲的哈斐尔河从南面绕过它,向西北流去。这个特殊的半岛在北面给一条自史列尼兹湖通到弗兰德湖的运河切断了,弗兰德湖也由一条河峡和克拉姆普尼兹湖、列尼兹湖、容格斐伦湖连接起来。因此,波茨坦是被一片水跟周围的地区隔开了。

  波茨坦很早就是普鲁士军队和古老的普鲁士官僚政治的象征。十八世纪上半叶普鲁士国王菲特列威廉第一曾经把它作为自己的离宫。他的儿子,号称大王的的有名的菲特列第二在波茨坦仿照凡尔塞宫建造了一座宫殿。

  这两个君王都安葬在一座驻军教堂里,这座教堂以终生悠扬闻名。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这座驻军教堂里两位普鲁士王的墓前,希特勒召开了他执政后的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国会。他借此强调“第三帝国”继承昔日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政治的国家。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了塔拉斯·彼得罗维奇,以安慰将军的心灵,因为他想参加攻打柏林的战役,而不愿意打波茨坦这饿可怜的小地方。

  谢列达将军接到攻打波茨坦的命令后,就跟鲁缅采夫和另外几个军官出发到新弗兰德村去进行地形侦察,这个村子坐落在两个湖中间,风景如画。从这儿渡到半岛最方便,因为那个连接弗兰德湖和列尼兹湖的河峡比较狭窄。

  可是德国人也知道这种情形。鲁缅采夫把坐落在河峡对岸的涅德里兹村观察了一会,他在涅德里兹以西的赛马场后面发现了坚强的工事,并看到了德国兵和炮队忙碌的调动。

  他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师长,并补充说,毫无疑问,在渡河的时候,德国人将猛烈地攻击。

  师长沉吟了片刻,眯起眼睛说:“我们把他们愚弄一下。”

  他叫参谋长发个命令,在这个地界只留下一营兵力,其任务是佯作渡河准备。

  “叫他们尽量吵闹,”师长说,“叫他们砍树,朝天放枪,在河畔奔忙,主要的是大叫大嚷……”

  师长亲自向营长作了关于这方面的指示。

  营长就是那个“平生没有生过病”的壮汉。他那宽阔的胸膛上原有两枚红旗勋章,现在又增加了一枚,第三枚红旗勋章。

  “咱们会闹的,师长同志,请放心!”营长高声嚷道。

  师长笑了笑:这个人会闹的!

  天色黑下来了,团以快速行军经过波茨坦一座森林疾进,半夜里在容格斐伦湖畔集中,这个湖恰好坐落在波茨坦北郊的对面。被派来协助师的特种水陆两用汽车营开到了。维谢尔恰科夫的一营坐在这些汽车上,注视着士兵们,并细听着水的飞溅声。西北面有一片惊人的喧闹声和枪炮的轰鸣声:这就是那个强壮的营长和他的士兵们在叫嚷。

  这里万籁俱寂,只有水的飞溅声和汽车马达低沉的吼叫声。马达的轧轧声渐渐离得远了。湖上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最后有稀疏的枪声传到师长的耳边来。看来维谢尔恰科夫已经参加战斗了,可是师长暂时没有办法援助他。其他的营开始登上了浮桥船和平底船。放入水里的木筏的推动把水激荡起来。反坦克炮急速地被装上了平底船。

  师长谛听着。在黑黝黝的湖面上响起了马达的吼叫声。那时水陆两用汽车回来了。对岸的枪炮声越来越猛烈。

  黑暗终于给红色信号弹划破,这些信号弹是报告第一营成功地获得了一个据点。半小时后,一连串绿色信号弹飞向天空。又有两个营在对岸登陆了。

  师长最关心的是炮兵。还没有白色信号弹。它们终于向天空飞腾,于是师长说:“我们走吧。”

  他走到岸边,跨上等候着他的一条浮桥船。

  他们划过去了。四周信号弹的绿色和红色的小星似的向天空飞腾,大炮轰鸣起来了。

  “毕竟开始啦!”师长低声说。

  炮火的闪光忽而在这边忽尔在那边闪烁。德国人的炮队也开火了。师长的浮桥船跟两只别的浮桥船同时冲到了岸边。士兵们还没到达陆地,就跳入了水里,在没到膝头的水里向岸边奔去。

  拂晓,他们在城北郊外所占领的据点已经扩大到三公里深了。师长命令向城市进攻。他自己到查西廉霍夫城堡去了,鲁缅采夫在这座城堡的一个塔楼上设立了观察所。

  天色越来越明亮。鲁缅采夫从塔楼的小窗口里观察着战斗的进展。师经过了密布小农场、别墅、温室和花园的地带向前推进。左翼沿海里吉尔湖推进,一会儿后,攻下了车库并占领了大理石宫,突入了城内莫尔特克大街。右翼的一个团以神速的打击,把德国人逐出在普芬斯特堡山上的有利阵地,占领了城北的一所卫戊医院和枪骑兵营房。因此保卫波茨坦的德军部队给插入的锲子分割成两半。那个强壮的营长趁在河岸上对抗他的敌人部队向南撤退的机会,利用手边的工具把他的一营渡过了河,从北面打击敌人。

  敌人的防御被彻底粉碎了。下午一点钟,契维特里科夫的团已经在市中心作战。部队占领了威廉广场并强渡了一条运河后,攻入了另一个广场,那个广场恰好是驻军教堂的所在地。

  但是士兵们不大注意这座教堂,就象不大注意城市里许多别的教堂和宫殿一样。战争还在进行,埋伏在房子里的德国反坦克手们还在回击。

  枪声到傍晚才停止,师长口述了关于占领波茨坦的报告。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决定坐车在城市里兜一圈:他好奇地想看一看普鲁士离宫的古迹。他带了米谢尔斯基一起去。普洛特尼科夫视察了所有的团部后,发了一个组织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特别是莫愁离宫和新宫的命令。

  耸立在哈斐尔河畔一座辉了的城堡近旁是阅兵广场,就在那个广场上,留着辫子的普鲁士兵曾经迈着鹅步在菲特列面前行进。他们沿布莱特大街向驻军教堂驶去。这座教堂的那架著名的钟给炸弹的确爆炸震落了,在一条毁坏的马路上的瓦砾中。教堂里面清静而阴暗。不久,一个戴帽子的德国老头儿,跟着米谢尔斯基和普洛特尼科夫走进这儿来了。他愿意给俄国军官们讲解教堂各种古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引导他们去游览全市名胜。

  普洛特尼科夫正要同意去游览,突然间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和迫击炮的轰击声。街上发生了骚乱。士兵们都从房子里跑出去排队。

  普洛特尼科夫和米谢尔斯基忧虑地互相望了一眼。他们觉得波茨坦市以下子不复是各种历史性的名胜古迹的中心——它又变成了一个居民点,在它的北郊的部队正在进行战斗。

  他们坐进汽车,向师部疾驰而去。这儿还没有确实的消息。他们没有碰到师长:他在十分钟以前和鲁缅采夫以及西斯赫中校坐了起急急地向南驶去,从那边传来了猛烈的机关枪声。毫无疑问,那儿发生了真正的战斗。

  普洛特尼科夫和米谢尔斯基立刻出发去追赶师长。汽车追上了朝同一方向急进的步兵和师的炮队。

  师长已经在魏尔德派克车站上住定下来。他坐在一所精致的陈列馆里的电话机旁边,但是这所陈列馆在短促的时间里已经具有早已熟悉的观察所的面貌,甚至具有它的气息,这种气息是到处相同的。

  “啊,敬爱的旅行家们,”塔拉斯·彼德罗维奇看见惊慌失措的普洛特尼科夫就笑着说。“普鲁士国王的全部宫殿都参观过了吗?无耻的法西斯分子们不让人们过文化生活……”

  半小时前,在波茨坦以南格尔托夫村地区出现几队武装德国兵,他们跟契特维里科夫一团的班哨打了起来。

  暂时还没有人——不论是谢列达将军、鲁缅采夫或是丘霍夫——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的路线和希特勒的路线交叉了:装甲部队将军文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先头部队企图冲出格尔托夫村,赶去拯救元首。在我们的几个营的压击下,他们现在一边战斗,一边慢慢地退回到格尔托夫村去了。

  米谢尔斯基知道鲁缅采夫带领侦察兵们向前去了,他马上就追赶而去。

  士兵们 集在波茨坦以南的一座大森林里——说得更正确些,在一座公园里。枪声一忽儿沉寂,一忽儿又猛烈起来。

  米谢尔斯基在森林边缘站住了。格尔托夫村的屋顶在远处闪耀,苏联军队的散兵线慢慢地越过绿油油的平原向村子推进。机关枪猛烈地扫射着。滚滚的黑烟和尘土在四周腾起,仿佛一刹那间从大地上崛起了一座黑树林。随后传来了爆炸声。这是被击退到格尔托夫村的德国人从那儿用迫击炮轰击着平原。

  在森林边缘的一座丘岗上,米谢尔斯基看见了契特维里科夫、米加耶夫和团的另外几个军官们。契特维里科夫摆开两条弯腿,用望远镜向前面观察着。

  “第一营和第三营已经冲到了城郊,”一个电话员从下面小壕沟里报告说。

  米加耶夫告诉米谢尔斯基,鲁缅采夫刚刚还在这儿,现在又向前走了。

  米谢尔斯基痛恨自己,因为他热衷于参观波茨坦克的建筑物,而在必要时,他却没有在场。

  “多糟糕!”他责备自己。

  真的,他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这才找到了侦察兵们。德国兵坐了小艇或游泳,渡过哈斐尔河和斯维洛夫湖逃回去了。

  鲁缅采夫站在哈斐尔河岸上,用望远镜了望着对岸,那边是一座小城,它有一个奇特而意味深长的名字:卡普特(完了)。丘霍夫上尉和维谢尔恰科夫站在鲁缅采夫身旁默默地抽着烟。步兵们和侦察兵们坐在周围休息。

  “他们逃得太快啦,”鲁缅采夫沉思地说,放下了望远镜。“他们把迫击炮都扔了。”

  德国人逃跑的原因不久就得到了解释。从对岸传来了接连不断的大批马达的轧轧声。恰好对着鲁缅采夫、丘霍夫、维谢尔恰科夫和米谢尔斯基在狭窄的河峡对岸所站着的地方停下来了。

  显然,坦克手们发现了他们。坦克的顶盖打开了。从那儿探出一个戴钢盔的头,坦克手开始朝对岸仔细地察看。

  鲁缅采夫把两手掌在嘴边作成管子状,高声叫喊:“好,弟兄们-们-们……”

  “好-好-好……”从对岸传来了回应的叫喊声。

  “从哪儿来的,弟兄们?……”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弟兄们……你们?……”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鲁缅采夫喊道。

  坦克手挥着手表示欢迎,接着通知道:“向你们致敬!”

  坦克朝天开了一炮,抖动了一下。震耳的回响在森林、湖泊和河流的上空滚过。

  “柏林在袋里啦,”鲁缅采夫说,“必须报告师长。”

  文克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扔了武器,向西南逃窜了。在最后两天,这支军队象烟一样地消散了。

  第二十二章

  

  五月一日早晨,鲁缅采夫终于决定上塔尼亚那里去。

  这一天波茨坦的街上特别热闹。到处悬挂着红旗,举行着士兵大会,大会上宣读了斯大林的五一节命令,命令的词句在普鲁士首都的房子上空震响。

  “红军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在格洛士纳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抗拒敌军那个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不会再来了。”

  “德帝国主义分子所掀起的世界战争即将结束。希特勒德国的覆灭是不远的将来的事情。以世界统治这自居的希特勒头目们又回到他们的破水盆跟前去了。”

  斯大林向他的士兵们发出号召:“你们身居国外,要特别警惕!继续高度地保持苏维埃军人的荣誉和品格!”

  在苏联警备司令部近旁排立着一长列德国男女。他们是遵照苏联指挥部的命令到这儿来缴武器的。德国人都规规矩矩地站立着,手里拿着猎枪,稍微离开自己的身子,使得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愿意缴械。

  今天的阳光特别明朗。

  伏罗别叶夫上校的师驻扎在史盘刀,鲁缅采夫带了他的传令兵往那儿去了。

  鲁缅采夫过了运河,投入了大路上喧嚷声和辘辘声里。

  又是那些国籍不同的人们朝四面八方行走着。又是那些解放了的五光十色的流浪人群在行进,他们有的骑着脚踏车,有的坐在运输马车上,有的步行。前盟军战俘们——法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挪威的士兵们,穿着在被俘期间所穿破的军服,愉快地列队行走着。

  在跟公共汽车一样大小的地主的大车上,在英国人淡色头发中间,闪耀着殖民地士兵们的白头巾和苏格兰近卫队有褶裥的花裙。在从牢狱里解放出来的美国飞行员们苍白的脸中间,闪耀着黑人的脸。美国人在这个全世界平等和狂欢的时刻,不再厌恶跟汤姆叔叔的后裔接近了。相反地,美国人和英国人看见旁边有苏联军队经过,他们故意拥抱他们的黑人和印度战友们,有色人种的士兵微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们想,大概永远会这样吧。

  奥加涅相站在一个大村子的十字路口,政治部派他去向盟国人解释苏联指挥部关于他们应走的途径的命令。

  因为握手太多,奥加涅相的手发酸了。他的肩章上所有的星,战斗帽上的星,都变为解放了的战俘们——美国人和英国人们——的所有物了,他们坚持地要求一件东西“留作纪念”。他好容易救出了他的红星勋章,它差些儿也做了一个特别喜爱纪念物的美国人的猎物。

  “您看见吗?”奥加涅相问,一边热烈地握鲁缅采夫的手。“这里需要苏里柯夫或者列宾!才能差一些的还不行!……您上哪儿去?”

  鲁缅采夫含糊地嘟哝着什么,急忙告别了。

  鲁缅采夫越接近史盘刀,他的心越乱。在到达城市的时候,他是那么胆怯,差些儿要转身回去了。他勒住了马,看了看卡勃鲁科夫。

  “其实应该告诉安东纽克……”鲁缅采夫嘟哝说,可是应该告诉安东纽克什么呢?他没有说,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什么事可告诉安东纽克。

  他终于放松了缰绳,奥尔里克继续向前奔跑。他们越过“东西”军用公路,进入了史盘刀西郊,师司令部就设在铁路旁边的一座房子里。

  从柏林传来的隆隆排炮声在这里听得很清楚。柏林上空一片火光。天空中不时出现苏联飞机,他们飞去轰炸德军在德国首都最后的抵抗基地。

  鲁缅采夫在师部耽搁了两个小时,他详细地研究了这个地段的情况,把所有材料都记录在地图上,以便报告他的师长,并且总是拖延着,怎样也下不了决心打听医疗营的所在地。

  师长伏罗别夫上校搭救了他,他看见侦察兵,说:“啊,塔拉斯·彼德罗维奇派来的大使!唔,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吗?”

  鲁缅采夫告诉了他在波茨坦南面有几师德军赶往柏林去拯救希特勒。

  伏罗别叶夫觉得奇怪。

  “这么说他还在柏林?!看来这个畜生已经无路可走了!”

  “您这怎么啦?”鲁缅采夫看见师长的手上包扎着绷带,问道。

  “在阿尔达姆近郊受了伤。已经痊愈。我刚从法尔肯赫根换了最后一次绷带回来……”

  鲁缅采夫告别了,往法尔肯赫跟疾驰而去。路上他好几次在部队指示牌上看到红十字和题字:“鲁特科夫斯基经理处”。这就是说,他没有走错路。他到法尔肯赫根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

  鲁缅采夫在医疗营的房子旁边把马停住,跳下马,站了一会儿,然后对卡勃鲁科夫说:“在这儿等我。”

  他向屋子走去,走到门口又犹豫起来,他终于坚决地踏上了台阶,走进去了。在前室里没有人。他敲了一下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虽然不是塔尼亚的——使他惊了一下:“谁呀?”

  鲁缅采夫回答:“请问柯尔切娃在哪儿?”

  那个声音轻声地问另一个人:

  “您知道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在哪儿吗?”

  鲁缅采夫的额上直冒汗珠。

  “大概在手术室里。”

  听见了回答。

  “不,”第一个声音说,“所有伤员都治疗过啦……她一定在自己的房间里。”

  门微微开了,向鲁缅采夫走来的是一个黑发女人,她有一对微微斜睨的挺黑的眼睛。

  夕阳从窗口照了进来。鲁缅采夫还看得出她的脸。她却看不清楚他:他背朝窗口站立着。

  她凝视着他,问:“您找柯尔切娃干什么?您不象个受伤的。”

  她的声调不大和气。

  鲁缅采夫说:“不错,我没有受伤。我有另外的事情要见她。”

  “什么事情?”这个女人简捷地问:“盲肠炎?疝气?”

  这当儿前门轻轻开了。有个人进来,鲁缅采夫分明觉得这个近来的人就是塔尼亚。

  这个斜眼睛的女人说:“这儿有人找你。”

  于是鲁缅采夫转过身去。他没有看见塔尼亚的脸,但是他看见在敞开的门的背景上的她的身影。

  他低声说:“是我,塔尼亚。您好。”

  “谁呀?”塔尼亚问,微弱地叫喊起来。

  接着突然变得明亮了——一个女人从邻室里拿来了一盏灯。灯光照亮了塔尼亚的脸,白得象纸一样。

  接着他们两人走到了街上。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火光熊熊,大炮在什么地方轰响,可是鲁缅采夫和塔尼亚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随后天空中出现黄澄澄的一弯新月,他们看见月亮就站住了。

  “是您吗?”塔尼亚问,仔细瞧着他的脸,她把这句话说了好几遍,接着说:“您活着,这多么幸福啊!您大概该走了,您有那么多的事情……我怕让您走,免得您又不……我多笨,我说:又……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您还活着。您受过伤,是吗?”

  她很快而且断断续续地说这些话。

  “我们到阴暗的地方去吧,”她大胆地说,现在她不顾什么习惯了,“我要吻您。”

  他们走到最近的一所房子后面,她拥抱他,并且吻他。

  “我叫您什么呢?”她说,“我从来没有叫过您的名字。在莫斯科附近的时候,我叫您‘中尉同志’,而我们上次在德国会面的时候,我叫您‘少校同志’,现在我要叫您谢尔盖,因为您叫我塔尼亚……别说什么。我怕您会说出不适当的话来。我们相会了,这是幸福——就是这样。让我们幻想一会儿,战争已经没有了,我们在莫斯科林荫道上散步。啊,多么想看看在水洼里放船和玩着沙土的体格健全的孩子们啊!……您知道,当我听到您牺牲了的时候,我想我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是的,是的,我知道。我觉得您是由于愤怒而跑到火里去的。当然,这是愚蠢的想法,可是我曾经这么想过。”

  几辆运输马车在他们身边慢慢地驶过,士兵们都从容地走着。因为和平就在眼前。每个人都觉得很幸福,人们用朦胧而富于幻想的目光望着这对情人,衷心祝福他们过愉快的和平生活。

  “传令兵牵着马等我呢,”鲁缅采夫终于想起来了,他们走回到法尔肯赫根去了。

  卡勃鲁科夫和两匹马都在那里。

  “现在我们去喝些茶吧,”塔尼亚说,“我们把马安顿在我的院子里,那儿有几间棚屋。”

  卡勃鲁科夫用疑惑的目光望着鲁缅采夫,可是鲁缅采夫注意看的不是他,而是那个女人。她在前面诶走,卡勃鲁科夫牵着马跟在后面。她在一座屋子旁站住了,亲自打开了门,说:“就在这儿,我住在这儿。”

  她同鲁缅采夫一起走进屋子里。女房东,一个面目端正戴眼镜的德国老太太,迎着他们走出来了,鲁缅采夫觉得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殷勤的老太太。

  塔尼亚同她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接着她回来了,摆好了桌子,拿来了军用的黑面包和罐头肉。女房东沏好了茶。塔尼亚走到院字里把卡勃鲁科夫叫来了。他们都在桌旁坐下,可是只有卡勃鲁科夫独个儿在吃,在塔尼亚和鲁缅采夫面前都放着一杯茶,可是他们不喝,也不吃,只是互望着。

  有人敲门。一个女人的头伸进来了。这个女护理员好象有事要找塔尼亚似的,可是塔尼亚和鲁缅采夫都明白,她是出于好奇而来这儿的,她自己也明白他们知道这点。女护理员红着脸,说了些什么,可是塔尼亚未必领会她所请求的是什么。

  女护理员出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女人的头朝房间里张望。这个姑娘也找了些借口要到这儿来。

  卡勃鲁科夫站了起来,道了谢并且说,他必须去喂马和给马喝水。塔尼亚也跳了起来,说她去叫女房东弄些干草。可是卡勃鲁科夫说,他自己去找她要。塔尼亚要去指点他水在什么地方,可是卡勃鲁科夫也说他自己知道,就出去了。塔尼亚坐下来,说什么女房东那儿有干草。她亲眼看见过院子里的干草。

  可是对于鲁缅采夫,一切事情——她和他自己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很清楚。他深切地了解他自己的、塔尼亚的和每个人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并且象千里眼一样,能够准确地领会别人的思想。

  接着又有一个人敲敲门,进来了,可是鲁缅采夫并不因此觉得讨厌,他甚至对进来的人不看一眼,他只注视着塔尼亚,并惊奇于她那灰色大眼睛发出来的一种不平凡的光。

  这个进来的人就是格拉莎。她立刻认出了鲁缅采夫,因为他常常到维谢尔恰科夫营里去。她带着负咎的神情说:

  “啊,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请原谅我这个大傻瓜吧!我一点没想到,鲁缅采夫是您的熟人。我知道,他没有牺牲……我把这件事差不多对全体姐妹们都讲过,他怎样在城市里德国人的包围中度过了三天,后来又怎样帮助我们的营推进……”…她沉默了,踌躇了一会后,轻声问:“鲁缅采夫同志,您可知道我的维谢尔恰科夫怎么样啦?还活着吗?他根本不给我写信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想……他把我忘了。”

  “活着!”鲁缅采夫说,“昨天我看见过他,身体很好。”

  “很好,”格拉莎忧郁地说,“大概在拼命抽烟吧……”

  “抽烟?我没有看见……真的,我没有看见。如果我早知道,我一定会留意。”

  “我说得多笨!”鲁缅采夫心里想,幸福使他糊涂了。“真是昏头昏脑……”…

  “他为什么要抽烟?”塔尼亚说。“他忘不了您。他怎么能忘记!这才奇怪……不……不!”

  她也象鲁缅采夫那样想,她说了笨拙的话,接着她觉得应该邀请格拉莎喝茶。

  “坐吧,格拉先尼卡。”

  可是格拉莎谢绝了。

  “我得走了,”她轻轻地说,“工作很多呢。”

  不用说,她没有什么工作,可是塔尼亚也不反对,除了鲁缅采夫以外,她们不想看见任何人。

  格拉莎走了,可是过了一会儿,那个曾经对鲁缅采夫很不客气的细眼睛的黑发女人来了。

  “我打扰你们吧?”

  “什么话,什么话!”塔尼亚急忙说。“坐吧,玛莎,我来介绍一下。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我的老相识。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列夫柯耶娃,我的朋友。”

  玛莎问:“你不到修道院去吗?”

  “不,你自己去吧,”塔尼亚回答。

  “我猜到你今天不会到修道院去,”玛莎说,着重地说着每一个字。

  塔尼亚似乎没有觉察出玛莎检查员一般的口吻,她向鲁缅采慎解释道:“这儿附近有一座女修道院,在修道院里附设着一所孤儿养育所。当这儿发生战争的时候,伏罗别耶夫上校派汽车把孩子们救了出来……后来他们回来了,师长命令我们供应人员将米和面粉发给养育所……甚至还给了他们几头乳牛。修道士们都觉得很诧异,她们料想不到,布尔什维克人是爱护儿童的……我们,医生们,都在帮助和知道养育所,那儿有许多病孩子——都是营养不良……我已经到那儿去过五个晚上,我们带去了葡萄糖。

  看见玛莎紧皱着眉头,鲁缅采夫突然放声笑了起来,并且辩解说:

  “请原谅,玛丽雅·伊凡诺夫娜,我想起来了,您是多么关心我的疾病。”

  “唔,那又怎么啦!”玛莎厉声说,“是的,我问过您,作为一个医生,我有权问您患什么病。唔,不错,我说了‘疝气’这个词……既有这种病,医生就可以这样问。”

  塔尼亚高声地哈哈大笑,这时候玛莎自己也意外地放声笑了起来。她迅速地吻了一下塔尼亚,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又剩下他们两个人。塔尼亚用颤抖的声音说:“您大概过一会儿就得走了吧?”

  鲁缅采夫可以留到明天,可是他不敢把这点说出来,这样未免太过分。

  他说:“是的。如果您明天有空,请您到波茨坦我那儿去。师长请您去。您去逛逛城市、宫殿和公园。这很有趣。”

  她信任地望着他,说:“好,您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您一早就来。”

  “好,我一定来。”

  “您怎样来呢?”

  “我坐车来。”

  他们走到了街上,两杯没有喝过的茶留在桌子上。

  繁星在天空中闪烁,柏林上空的一片火光使得它们变得暗淡无光了。

  卡勃鲁科夫坐在台阶上抽烟,一听见脚步声,他就跳了起来,做出欲走的动作。

  “上鞍,”鲁缅采夫说。

  卡勃鲁科夫去上鞍了,鲁缅采夫和塔尼亚站在繁星下面,互相依偎着。接着传来了马蹄的得得声和马鞍的铿锵声。卡勃鲁科夫牵着马走到了跟前。

  在路上,鲁缅采夫和卡勃鲁科夫都默不作声。

  鲁缅采夫想,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多么奇怪啊:“您要怎样,我就怎样。”他想,这些字眼把他们俩永远联结在一起了,他觉得,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容易的而且简单的。

  马儿飞快地奔驰。已经是下半夜了,五月二日开始了。...........

  第二十三章

  

  第二天——五月二日,塔尼亚不能来了,因为发生了意外的重大事件。

  五月一日夜里,大批德军,总数约有三万人,拥有几门自动推进炮和几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冲出了柏林,向西经过威廉斯塔德和比海尔斯多夫地区。

  鲁缅采夫还没有到达波茨坦,已经从加托夫和可拉托夫方面最先传来了在公路上出现大批武装德军的消息。

  全师被警报叫起。在只偶尔被手电筒的光划破的黎明前浓密的黑暗中,士兵们上了汽车,向北疾驶,去切断从柏林往西的道路。

  司令部里的电话不断地鸣响着。关于突围的德国人的详情越来越多了,他们以密集的纵队行进着,尽可能地避开居民点。

  鲁缅采夫把睡在对面房子里的侦察兵们叫醒。他们很快地跳了起来,拿了自动枪和手榴弹。一辆载重汽车已经等候着他们。他们跳进了车厢。汽车向北驶去。

  天亮了,一个村子,接着第二个村子,在旁边飞过。载着侦察兵的汽车驶过了临时搭成的桥,向弗兰德驶去,桥旁有工兵防守着。在这个村子北面的一个丘岗上,鲁缅采夫命令停车。

  侦察兵们跳下了汽车,跟随着鲁缅采夫向不院的一条可以望见的大路走去。

  他们等候了没多久。一个有一千人左右的德军纵队从拐弯处那边出现了。前面是一门“斐丁南”式突击炮。行列由另一门同样的炮殿后。自动推进炮上的黑十字使鲁缅采夫记起了过去的战争年代。

  他留心地注视着纵队,接着侧身对米谢尔斯基说:“齐放。”

  侦察兵们一起开火了。德国人慌乱起来,在路旁的灌木从里和洼地上散开了,并且爬着、匍匐着、奔跑着继续前进。自动推进炮停下来了,朝相距不远可以望见的火车站轰了三炮。

  几分钟后,一个炮兵连赶到了鲁缅采夫那儿。炮兵们摆开了大炮,朝德国人躲藏着的村子齐放。

  一个士兵跑过来了,他报告鲁缅采夫说,稍微靠东的地方又有一个纵队出现,大概也有一千人。

  这个士兵指着德国人刚刚退进去的那座森林。鲁缅采夫派伏罗宁和另外两个侦察兵往那儿去侦察,又派米特罗和三个侦察兵到第一个纵队躲藏着的村子里去。

  伏罗宁不久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在森林里确实有三百名德国兵。炮兵们把一门炮对准着这座森林轰了两炮。过了一会儿,德国人都从那儿跑出来了,他们向四处逃窜,一边摇着手。

  鲁缅采夫等到米特罗回来,米特罗报告说,德国人又开始移动了,可是他们已经不是排成密集的纵队队形,而是分成了许多小股。鲁缅采夫命令上汽车,驶回到师长那儿去了。

  师长在听集团军司令员从诺恩以及南华霍夫村地区打来的无线电话,他们那儿也在跟几个突围的敌军纵队激战。

  跟集团军司令员通过话后,师长说:

  “战争快要结束了,可是我们还得再打一次仗……又要丧失人员,又要流血。集团军司令员说,这儿的突围敌人都是不顾死活的,他们怕落在我们手里……他们知道那会不利于他们!他们是逃往美国人那儿去的。柏林守军都投降了,那儿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鲁缅采夫耸了耸肩膀。

  “我注意过他们,他们不怎么奋不顾身。依我看来,应该派几个军使拿着白旗,到德国人那儿去劝降……再叫人去送死,太可惜啦。”

  师长打电话到政治部去,普洛特尼科夫同意鲁缅采夫的建议。

  “这很对,”他说,“应该试一试。”

  “慈悲运动”——一种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的愿望在部队里完全自发地发动起来了。后来这个运动获得了军事委员会的批准。差不多从所有的师里都派了军使——只要会讲几句德语的军官们——去劝降。现在,当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的时候,打仗、杀人和死亡都是野蛮的和愚蠢的。

  鲁缅采夫坐了一辆插着白旗的装甲汽车出发了。

  他派奥加涅相和米谢尔斯基也拿着白旗到格罗斯-格林尼克村去,而他自筹向西北走。

  他在第一个村子里遇到了我们几个饱受惊吓的军需员,他们刚才经历了生平第一遭的战斗——不是普通的战斗,而是跟德国人白刃战。军需员们中间有人受了伤。

  “我去给师的战地面包房送面粉,”其中一个穿着扯破的军衣、手里拿着一支步枪、样子很威武和杀气腾腾的胖子,对鲁缅采夫说:“我突然看见德国人在行走!我们都伏倒了,并且开枪自卫。我们保全了面粉……到他们那儿去,不应当带白旗,应当带‘卡秋莎’!”

  鲁缅采夫继续前进,越过了一条汽车路和巴里兹-诺恩运河。到处是一片异常的骚乱。后勤部队的士兵们看见少校拿着白旗,都争先恐后地报告说:

  “一个纵队往那儿去了!”

  “在那座森林里有德国人!”

  “有二百个人在路基后面爬着!”

  鲁缅采夫把装甲汽车停在森林附近,据士兵们说,那里有一大队德国人。

  鲁缅采夫手里拿着白旗向小林快步走去,他深入了小林,开始高声地一字一句地清楚地喊:“德国兵们!红军指挥部……”

  鲁缅采夫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影从森林里奔出来了,一个德国人举着手,向他走来。这是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瘦长的、好久没修脸的人,缀着伍长的肩章。

  他一边走,一边怯生生地打量着鲁缅采夫的脸。

  鲁缅采夫立刻放他回到森林里去了,并对他说,德国人有责任引导自己的同志到这儿来。

  不到十分钟,这个戴眼镜的德国人带回来二十多个人。鲁缅采夫也让这些人回去。

  他在临别的时候对他们说:“去,带着别的人回来……”

  ……

  他的假定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森林里分散了,他远远地听见了他们喊着,呼唤其余的人,并且坚持地和很快地说着什么。

  最后,一大群——大约有百来个的人——出现了。他们把武器扔在森林里。他们象那第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兵一样仔细地、小心地打量着俄国军官的脸。

  鲁缅采夫把俘虏们另到不远的一所小农场去,它的四周围着墙,里面有一所砖窖。围墙里面有几棵茂密的老栗树。

  装甲汽车跟在俘虏们后面慢慢地行驶,在围墙附近的草坪上停了下来。

  农场里很嘈杂。村民们,主要是妇女们,都从屋子里涌出来了,可是他们远远地望着俘虏,都不敢走近去。

  鲁缅采夫委任这个戴眼睛的德国兵做队长,他比所有的人更忙碌,并且不离开鲁缅采夫一步。

  鲁缅采夫带着这个带眼镜的德国兵,走到妇女们跟前,对她们说,最好拿些东西给她们的同胞们吃。

  妇女们起初不明白,这个拿着白旗的、爱好合拍的俄国人对她们讲些什么,后来鲁缅采夫把自己的话重说了一遍,于是她们叽叽喳喳讲起来,叫嚷起来,跑到屋子里和牲畜栏里去了。不多久,她们拿着很大的圆面包和装满着牛奶的磁桶出来了。

  这使得俘虏们愉快而兴奋。他们在草地上围着桶坐下来,开始把牛奶倒在他们保存着的饭盒里,他们到底明白了,现在饭盒比自动枪更重要。

  他们也没有忘记感谢俄国军官,因为这个戴眼镜的德国兵立刻告诉了他们,是谁给他们“弄来”了牛奶。妇女们和孩子们站在四周,同情地望着俘虏们,他们感激地和尊敬地望着这个独个儿在他们身边踱步的俄国人,而那些年纪较轻的妇女们则微微卖弄风情地看着他。

  要是把这个情景再添上这些景色:蔚蓝的天空笼罩着高大的栗树、绿油油的草坪和德国男女愉快的脸的上空,阳光灿烂地和欢乐地照耀着,那就可以想象,在鲁缅采夫眼前展开的是一副多么快乐的和意味深长的图画啊。

  这个戴眼镜的德国兵吃了一些东西后,又自愿去引领俘虏到这里来,鲁缅采夫叫他从那些最先响应白旗的“老兵”中间挑选几个助手。

  鲁缅采夫叫那些张开嘴站在周围的孩子们也跑到森林里去,引领躲藏在那儿的德国人们到这儿来参加和平及饮牛奶。孩子们得到这个任务,当然无限高兴。他们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些长竿子,把白手帕缚在上面,高举在头顶上,跑到森林里去了。

  一会儿,从森林里又出来一队人数很多的德国兵,由一个肩膀受伤的中校率领着。

  中校走到鲁缅采夫跟前,敬了个礼,解开手枪皮套,把自己的手枪缴给了他。

  鲁缅采夫把手枪接了过来,半信半疑地问:“那末,和平啦?”

  “感谢上帝!”中校由衷地回答说。

  鲁缅采夫派他管理整个俘虏营,现在俘虏营里已经有三百多个人。不时从各个角落里出现散兵,一个上尉慢腾腾地走来,接着是一个胸前悬挂着一颗铁十字章的中尉。俘虏们坐在草地上,在朝阳照耀下幸福地眯着眼睛。

  鲁缅采夫在近五百名的德国兵中间,毕竟开始为他的孤单而担忧。四周看不见一个苏联战士,只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司机——下士,站在装甲汽车旁边。他也觉得有些不放心,走到鲁缅采夫跟前,说:“他们的人很多啦……有几个警卫才好。”

  鲁缅采夫沉吟了一会,建议说:“你坐汽车到村子里去,那儿有一座毁坏的教堂。我在那儿看见过咱们的一个炮兵连。叫他们至少派十个兵来。”

  装甲汽车开走了。只剩下鲁缅采夫一个人。而德国人陆续走来。那个戴眼镜的士兵和他的“志愿兵”们不断地往返树林,而且总是“获利”而归。

  鲁缅采夫跟中校谈了一会。这个德国人说,希特勒——无论如何已经这样宣布了——前天,即四月三十日,在他的官邸自杀了。柏林方面明白了继续抵抗俄军已经完全不可能,就投降了。至于中校本人,他原是驻扎在格鲁涅华尔德森林里的一个高射炮团的团长,他所以决定参加突围,是因为他自己是图林根人,他想回家。许多军官和士兵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向西突围。固然,中校不能不同意鲁缅采夫的一个意见,就是有不少德国人想要逃到西部去,企图逃避对他们的过去罪行的惩罚。是的,中校在路上碰到过不少著名的党卫队员们,还有各种纳粹机关里的职员。鲁缅采夫问,这些人是不是认为美国人将不会追究他们,中校有些者慌了,他蹙额睨视着鲁缅采夫,回答说,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天气越来越温暖。白云在明朗的蓝天中慢慢地浮动。

  这时候,从森林里传来了一排自动枪的射击声,戴眼镜的那个士兵又出现了。他走得很快,差不多在奔跑。他跑到鲁缅采夫跟前,很快地说着什么,从他的全部话中鲁缅采夫只听懂了三个字:“……好容易逃出了性命……”

  鲁缅采夫终于明白了,在那儿离林边不远的地方,刚刚到了一大批恩,他们拥有自动枪,不愿做俘虏。当这个戴眼镜的德国兵开始鼓动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打了一排自动枪。

  鲁缅采夫等到了装甲汽车回来,装甲汽车上坐着几个持步枪的苏联士兵,鲁缅采夫留下他们看守俘虏,他自己却拿了白旗,向森林方面走去。在他后面,隔开若干距离,孩子们拿着竿子走着,竿子上的白手帕欢乐地噼啪做响。

  鲁缅采夫向静默地树林高声喊着,劝德国人投降,他知道有人在树后面躲藏着。

  森林敌意地默不作声。鲁缅采夫提高了嗓子,把他的话重说了一遍,并补充说,苏联指挥部不愿意流血,所以劝告德国兵投降。

  又变得很静。只有风吹动着树叶籁籁作响。钢盔、步枪和手枪三乱在周围的草地上。

  末了从左边什么地方有两个德国人站起来了,他们向鲁缅采夫走来。他们走过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敬礼,朝农场方面走去。鲁缅采夫向前走了三步,他看见前面是一片谷地,而在谷地后面远远有间小木屋。不用说,德国兵就在这个谷地里——侦察兵的敏锐听觉是不会受骗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从那儿走出来,鲁缅采夫决定回到农场里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德国人面向着他从谷地里站起来,差不多同时响起了枪声,这个德国人立刻倒下去了。接着又哒哒地响起了一阵短促的自动枪射击声。

  鲁缅采夫惊愕地向后退了一步,在最后的一刻,他发现绿叶从低垂的树枝上撒下来,他抓住胸口,倒在草地上。

  第二十四章

  

  短促的战斗忽尔在这里忽尔在那里发生着。从柏林冲出来的德国人的队伍变得稀少了,分散了,避开居民点流窜着,穿过森林和沼地,顽强地继续前进。

  林德曼、皮尔克和温凯尔所参加的那一队在西堡遇到了坚强的抵抗。两门自动推进炮被俄国人击毁了。他们不得不分成小股,穿过低地、谷地和沼地潜往梦寐以求的西部。

  皮尔克带领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

  他们在西堡以西跟一支俄国阻截队伍发生了接触,这支阻截队迫使德国人逃跑了。可是他们马上发觉俄国人一共只有二十个人。皮尔克阻止他手下的人逃跑,他们向埋伏在路旁的二十个俄国兵猛扑过去。俄国人退走了。皮尔克向前冲去,用他的大手掌抓住了一个头部受伤的年轻的俄国人。战斗已经停止了,可是皮尔克还是勒住那个已经死去的年轻的俄国人,用他发红的大拳头打他的脸。

  林德曼转过脸——他不忍看见流血的惨象——但是他对他的保镖的勇敢和凶暴还是很满意。

  他们越过大路后,又在小林和谷地里穿行。他们向西走得越远,皮尔克越勇敢。他走在其余人的前头,魁梧、凶恶、准备什么都干一下。

  快到早晨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条铁路边。大家都累得要命,可是恐惧和向前冲的愿望支持着这些人。

  他们游过了一条运河。浑身湿透,饥肠辘辘,走到了布霍夫-卡尔普卓夫卡村以北的一条大路。在这儿,他们遇到了配置在附近一座丘岗上的一个苏联炮兵连的轰击。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他们费力地逃出了这个陷阱,发现了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很静。有几个穿军服的俄国姑娘在洗衬衣床单。这几个姑娘看见了德国人,都奔回到屋子里去了,从那里响起了几声枪声。接着从屋子里走出来两个俄国兵,他们慢慢地向德国人走来,口里叫喊着什么。显然他们是在劝降。皮尔克打了一排自动枪子弹来回答。一个俄国人倒下去了,另一个隐蔽起来了。

  皮尔克的背囊里有一小瓶酒,可是他自己不喝,多半请林德曼喝了。这些酒支持着这位董事衰颓的精力。

  可是到早上十点钟的时候,林德曼已经走不动了。皮尔克宣布在森林里休息。到处可以听到兴奋的人声。较早躲藏在这儿的德国人们,互相叫喊着、争吵着、讨论着。接着出现几个拿着缚在杆子上的白旗的儿童,他们说,他们是一个俄国军官派来的,他——这个俄国军官说,他们应当投降,那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坏处。他们将得到食物,受伤的人将得到包扎。投降的俘虏们已经喝过牛奶。皮尔克凶狠地叫孩子们滚开,要不然,他就会开枪打死他们。孩子们都吓跑了。

  接着一个德国兵来了,他也劝他们投降。柏林投降了,慕尼黑不战不降于美国人。抵抗已经终止了。

  皮尔克打了一排自动枪子弹。开始一片寂静。

  林德曼已经休息了一会,皮尔克决定继续前进。他说:“我们走吧,不要紧,我们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坚持到底,林德曼。您跟皮尔克在一起不会错。巴黎一位女星相家里加太太说我死为将军……如果您到过巴黎,您一定知道这个老女巫……我们只要能够走到勃兰登堡以西的森林地带就好了。

  林德曼提起了精神,说:“您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皮尔克。我们走。”

  这当儿皮尔克在树林中间看见一个拿着白旗的人。这是一个俄国军官,淡色头发,蓝眼睛。在他的脸上,这对蓝眼睛特别明显,因为他的脸给晒得黑黑的。他站在林边,注视着森林的暗处,他的左手拿着一面白旗,穿过树叶的阳光,在白布上闪烁着,象许多金色斑点。

  他说了几句话,就停住了。在他身后有几个拿着缚在长杆子上的白旗的德国儿童。他们蹑着脚走,好奇而小心。

  皮尔克右面的两个德国兵站了起来,迎着这个俄国人走去。他们的脚步轻轻地踏过草地,发出沙沙的响声。一只钢盔给一个人踢了一脚,当的响了一声。

  血液慢慢地升到了皮尔克的脸上,却慢慢地从林德曼的脸上消失。躺在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完全出乎意料地站立起来。皮尔克回头来看。温凯尔举起了双手,向那个俄国军官走去。他的自动枪留在草地上。

  皮尔克尖叫一声,用左手撑起了身子。温凯尔狭窄的脊背呈现在他眼前。皮尔克举起自动枪,对着这个背开枪射击。

  皮尔克并不朝向前面扑倒的温凯尔看一眼,他咬牙切齿,朝那个俄国人、朝他的白旗和站在远远的孩子们,短促地射击了一阵。给子弹打落的树叶慢慢地飘落在地上。

  皮尔克抓住了林德曼的手,他们逃进森林深处去了。

  他们穿过谷地,一会儿后,看见了哈斐尔河。他们穿过了茂密地长满高高的芦苇的沼地,到了勃兰登堡附近的一片潮湿的低地。他们喘不过气来,在这儿坐下休息。

  林德曼立刻睡熟了,可是皮尔克不能入睡,风吹动着芦苇叶,皮尔克觉得好象有几个俄国人在那里悄悄地向他爬来,越来越近,脸孔黝黑,蓝眼睛,就象那个俄国军官。他周围的人们都睡熟了,在梦中嘟哝、叹息和谩骂。

  皮尔克的长臂象两条鞭子似地垂在两膝中间。

  一小时后,他叫醒了林德曼和其余的人们,他说,该继续前进了。

  林德曼哼着说:“您说什么?我没有气力站起来!”

  “您想给俄国人抓去吗?”皮尔克问,“好,留下来吧,我一个人去啦。”

  “我们走吧。”林德曼抱怨地说。

  他们都走了,四下里寂静无声。天空中闪耀着一钩新月。林德曼嘟哝说:“但愿能够走到美国人那儿!……”…

  “美国人有什么好!”皮尔克愠怒地说。“也是敌人。”

  这句话触怒了林德曼,他开始很快地说:“您懂什么!您的头脑里只有您的元首和他的党羽毛!他们常常对你们讲财阀和资本家们的坏话!可是您要知道,是谁使元首上台,是谁供给他金钱参加竞选?!我们!我们!大工业家们!”

  “轻些,”皮尔克说。

  林德曼放低了声音,继续往下说:“如果照实讲,元首的成功是靠了美元!……啊哈,您觉得奇怪吗?戈培尔博士好象不是这样说吧?如果您要知道,‘奥倍尔’工厂是属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洛列兹无线电公司’是‘美国电话公司’的分公司,要是您愿意知道真相!美国人在‘福克——伍尔夫’公司里有股份!对,对,戈林元帅轰炸美国人的飞机是靠美元制造的!记住这些话,财阀的敌人!金钱是没有国籍的,黄金是不识国界的!”

  “轻些,”皮尔克说。

  “可是我们可怜的祖国,”林德曼继续低声地往下说,“它还有前途……当然是处在更灵活的政治势力庇护之下!……元首是个伟人,可是他有很多事情不了解!……他的不够随机应变把他毁了。正确的内政政策,可是笨拙的外交政策!……”

  在流浪的第三天,皮尔克和林德曼看见易北河就在他们面前。到这个时候,整个队伍只剩了十一个人:三个党卫队员、一个内政部官员、一个“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子和四个生在图林根和汉诺威的士兵。

  皮尔克弄到了一只船,他们渡过河去了。

  在不远的地方出现一个大村庄。从那儿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大批汽车的吼叫声。

  在村边的房子近旁,停着几辆在散热器上插着美国国旗的道奇汽车。

  皮尔克咳了一声,红着脸,举起双手,向前走去。其余的人也作出同样的姿势,跟在他后面走,只有林德曼,作为一个平民,垂着手走。

  美国兵们对待他们很不客气,把他们带到了村子中。其中一个甚至打了一下皮尔克的后脑勺。美国人们,特别是其中一个黑人,憎恨地望着这几个德国人。他们被带到了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那儿一个神色严厉的美国上尉简短地审问了他们几句。在他说话的声调里含有明显的敌意。

  当他离去的时候,皮尔克恶意地斜眼瞥了一下懊丧的林德曼,可是什么话也没说。

  迟晚,他们被带出司令部,给押送到另外一座房子里去了。

  一个美国军官——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上校——用流利的德语询问林德曼: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平民,觉得很诧异,林德曼立刻讲起英语来了。上校请他坐下,他们谈得很高兴,这个美国人一边听着林德曼,一边若有所思地不断地重复着:“是……是……”

  上校不时用他那刺人的小眼睛锐利地打量着皮尔克和其余的几个德国人。这几个德国人衣衫褴 ,没修过脸,闷闷不乐,并排站在墙跟前。

  “特务,”皮尔克心里想,蹙额注视着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身材 长、瘦削、蓄着一撮黑胡髭,一双手枯瘦而多毛——抽着烟卷。他的视线在皮尔克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微微一笑,用德语说:“啊,先生们?你们逃出了俄国人的手掌?唔,你们好运气!……”

  他从房间里走出去了。一片不安的寂静。上校同另外一个军官回来了。这个军官的胸膛上缀着许多条勋章饰带。这个人身材不高、结实、愉快,他老是搓着他的小手,把桌子上的纸一张一张地拿起来,看了一遍,又放到桌子上。他打站立在墙跟前的德国人面前走过,对林德曼开玩笑地说些什么。林德曼拘谨地笑了笑。

  皮尔克一些儿也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他忧虑地时而望望这个人,时而望望那个人,等候着对他的命运的判决,他越来越着急。这个矮小的美国人忽然走到他面前,问:“党卫队员?”

  “不——不是。”皮尔克说。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狡猾而快乐地笑起来了,他又走到桌子旁边。

  以后的事情发生得很快而且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林德曼站起来了,有礼貌地鞠了个躬,德国人们离开司令部走了。

  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国军官,他对林德曼说了些什么,就不见了。

  德国人们走进了村边的一座屋子。那儿堆着便服,林德曼很快地说:“换衣服吧。”

  工业家对皮尔克耳语,说他林德曼已经得到允许,可以回到自己家里——慕尼黑附近的别墅里去了,在那儿等候美国当局的命令。

  “您知道吗?跟我一同走吧,”林德曼建议说,并轻轻地补上一句:“他们对您特别好,绅士气派,真想不到啊。这些人都是聪明的、实事求是的、不尚空言的……跟他们打交道很痛快,不是吗?”

  皮尔克急忙换了衣服,他们终于走了。

  皮尔克一边走,一边时时回头望:他在心灵深处还在怀疑,这是恶作剧,他们会立刻把他扣留。可是没有人把他扣留。一切都使人很意外,但也很满意!

  第二十五章

  

  当军事委员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搭飞机到达波茨坦的时候,师里还不知道鲁缅采夫的事情。

  柏林已经投降了。各处的德国人都已经停止抵抗,柏林卫戌司令官维特林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已经向楚依柯夫将军投降了。

  西斯克雷洛夫视察了柏林后,为了了解该城以西我们部队的情况,飞到了这儿。在大路上行走着一队队成千上万被俘和投降的德国人,他们都是属于企图突围到西部去的那一批的。

  谢列达将军把一切情况报告了军事委员。刚才来了一个命令,叫他的师继续向西开到易北河去。师长兴奋而愉快,象师的全体军官和士兵一样。

  士兵们都在排队。司机们在开动汽车。

  西斯克雷洛夫临走时问:“您的女儿好吗?”

  “很好,”塔拉斯·彼得罗维奇回答道。“现在她在莫愁离宫游览宫殿。”

  西斯克雷洛夫突然说:“您不让您的女儿跟我一起去吗?她一定高兴到柏林去看看的。”他停了一会儿,补充说:“我的妻子今天从莫斯科飞来,我想让她跟您的女儿见见面。”

  师长立刻派汽车去接薇卡。

  西斯克雷洛夫在飞机场绿油油的草地上徘徊着等候薇卡。

  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已经知道她的儿子牺牲了。在五月一日夜里,西斯克雷洛夫下了决心,他打电话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电话中央总站工作的一个姑娘接通了他和他的寓所。西斯克雷洛夫预先想好了他要说的话,他想先向她祝贺五一劳动节,可是一听见妻子的说话声,他却说:

  “是我,安尼亚,抑制你的感情,安尼亚。你得知道一切,知道一切!”

  她马上明白了。在她叫了一声后,他所听到的开头几句话是:“亲爱的,别伤心,我们得忍受一切!”

  她再不能说一个字。他坐着,把话筒放在耳朵边,等待着。他的手颤抖着,当另一只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他拿起了第二只话筒,并把两只话筒贴在两边的耳朵上,费力地在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回答司令员:“请您十分钟后再打电话来。我现在不能答话。”

  他放下这只话筒,继续把另一只话筒放在耳朵边,末了说:“安尼亚!亲爱的!”

  那时候他在话筒里听见了痛哭声,他沉默不语并且想几千公里外的痛哭声原来是这么清楚!

  “搭飞机到我这儿来,”他说,“请个假吧。哪怕几天也好。关于飞机的事情我会给你办妥的!”

  司令员说,刚才总参谋长克列布斯将军和两个军官——达芬上校和西法特中校——来到楚依柯夫将军那儿谈判,他们带来了一封信,信里写道(司令员在电话里把这封有戈培尔签署的信念了出来):“我们谨向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通知如下:我们通知您,非德国籍人的第一个人,苏联人民的领袖:德国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今天,四月十三日,十五点五十分自尽了。”

  “您怎么想?”司令员问,“是真的呢,还是说谎?”

  西斯克雷洛夫说:“很可能是真的。为了逃避责任,他逃到那个世界上去了——逃进还为他开着的最后一扇门。已经报告过统帅部没有?”

  “报告过了。我们已经从那儿接到了指令:唯一可能的谈判条件——无条件投降。”

  戈培尔在五月一日自杀了。第二天柏林的守军投降了。西斯克雷洛夫飞往柏林,从那儿飞往史盘刀,最后飞到了波茨坦。他在这儿突然想到,要是把师长的女儿,这个可爱的薇卡带去,那多好。他觉得有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在,稍微可以安慰安尼亚的悲伤的慈母心。

  薇卡不久就到了。当她知道叫她来的原因后,她异常高兴,可是,当她跑到军事委员跟前的时候,她却觉得必须尽力把她的喜悦隐藏起来,她勉强压制着欢笑,有礼貌地说:“谢谢!我多么想到柏林去啊!”

  飞机停在不远的地方,把它那巨大的翅膀伸展在机场上空。

  薇卡迅速地循着梯子走去,坐在柔软的座位上。西斯克雷洛夫跟着她走了进去。引擎吼叫起来了,飞机跑过草地,离开了地面。一块块田野、森林、照满阳光的大路和微小的房屋,在他们眼底下疾驰而过。飞机的影子在灿烂的阳光下掠过大地。

  一会儿后,这个影子在城市的屋顶上游过。

  他的汽车和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已经在腾皮尔霍夫机场上等候着他。

  他们报告将军说,刚刚从新科伦来的法兰士·爱尔华德在等候着他。

  西斯克雷洛夫很快地走进了那个德国共产党员等候着的那所屋子。他们互相紧紧地握住手。这两个年纪不轻的、在生活考验中头发已经灰白的人,互相望着,甚至带点儿相恋的样子相对微笑。

  “唵,您还不错!”西斯克雷洛夫打趣地说“您还挺健壮呢!……希特勒也拿您没办法!……”

  “他是没办法,”爱尔华德笑起来了。“骨头没有损伤!……”

  “骨头是这样……您的心怎样呢?”

  爱尔华德把手一挥:“恋爱是不行了,但是还能够工作……”

  他们都纵声大笑起来。但是西斯克雷洛夫清楚地看出,这个德国共产党员脸色苍白、精神疲惫。爱华尔德立刻开始讲述,他在新科伦找到了几个老朋友,并跟那里的青年们谈过话。

  “当然,他们还没有觉悟,”他说,“他们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可是,如果跟他们一起工作……”

  将军向爱华尔德建议一同到柏林中心去看看。爱华尔德高兴地同意了。他想到西门子城和威丁去,有个时候,柏林这个工厂区被称做“红色威丁”。爱华尔德熟悉那儿的每一条小街。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熟人,恢复党的联系。他必须跟工人们联系,跟他们谈话,向他们解释情势。

  他们向坐在汽车里等着的薇卡走去,坐进了汽车,就开走了。

  柏林象一座大兵营。苏联的军队、后勤部队、炮队和坦克就在各处的街道上和广场上扎营。人们在大厦的废墟中间来来往往,运输马车慢慢地驶过。卸下马具的马匹在房屋的石头骨架里嘶鸣,把头埋到干草堆里。

  饱经风霜的、给晒得黝黑的、愉快的人们和蔼和幸福地微笑着。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调度员们指挥着交通。工兵们和特别队在清除瓦砾,清除房屋通道上的地雷,把打坏的德国汽车和半履带式装甲汽车拉到一边,清除着街垒。

  爱华尔德已经有八年没有到过柏林。固然,有一次,当他从摩比特监狱被移解到西部去的时候,他从囚车的小窗口里看见过这座城市。这是在一九三九年。那时候柏林到处悬挂着大幅卐字旗:这是希特勒侵占布拉格的前夜。

  现在到处飘扬着红旗,其中夹杂着白旗——投降的标志。老实说,爱华尔德开头微微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来看这个被毁殆尽的首都:这就是那个狂妄的白痴和他的同谋们统治的结局!可是对街上来往的面容消瘦的妇女们,对苍白瘦弱的孩子们——虽然他们对发生的事件极感兴趣——对那些沿着布留赫大街向南慢吞吞地移动着的垂头丧气的俘虏的行列、对所有受尽痛苦的人民深刻的怜悯,立刻代替了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爱华尔德的眼睛热烈地冒着火,他的脸色很苍白。

  他们沿布留赫大街走到了兰德华尔运河畔。运河上的桥被破坏得很厉害,桥的中央部分给炸毁了,可是工兵们已经把它修复,可以通行汽车了。

  西斯克雷洛夫在柏莱·阿来安斯广场上碰见了别的将军们。接着还有一个将军坐着汽车来到了。他从汽车里跳出来,走到了军事委员跟前。

  “啊,卡特林!”西斯克雷洛夫说。“事情怎么样?”

  “一切都好,将军同志!”卡特林热情洋溢地报告说。“我们准备继续前进!……”他突然发慌了,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怀疑地问:“有什么命令吗?”

  西斯克雷洛夫笑了笑,说:“放心,卡特林,不会把汽油拿走了。”

  他们沿菲特列大街行驶。宽阔的街道几乎全毁了,透过大厦的巨大骨架,可以望见别条街上的房屋,它们也都给摧毁了。

  虽然薇卡在战争中见识过不少,可是这样多的废墟使她又惊奇又害怕。她怜悯地望着在废墟中间徘徊的居民们,老实说,她不明白,在这儿废墟里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接着她对坐在她旁边的爱华尔德注意起来,他因疲劳而打起盹来。至少薇卡觉得他是这样。这个德国人闭起眼睛坐着,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但是爱华尔德并没有睡觉。他只不过忘记了有人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在单独的牢房里过惯了,他大声地讲话,可是他自己并不知觉。他咒骂着希特勒分子和他们罪恶的疯狂的行为,咒骂着他们残暴的和卑鄙无耻的政策。他抱怨自己年迈和心神衰弱,抱怨他已经头发斑白,已没有昔日的那种精力,缺乏青年人的热情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德国,这一切现在是多么需要啊。

  接着他抖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碰上了西斯克雷洛夫的目光。将军会意地点了点头,说:“没关系,亲爱的朋友!……您应该休息一下,您必须休息。”

  他们驶到了菩提树大街。这儿到处堆满了瓦砾和被击毁的德国武器,以致他们不得不下车步行。

  街中央的右边耸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

  “菲特列,”爱华尔德说。

  他们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这是洛赫所塑造的菲特列第二的纪念像,“老弗里兹”坐在马上,瘦削、微微曲背,披着貂皮斗蓬,戴着三角帽,带着沉思的申请俯视着下面的废墟、瓦砾、毁坏的房屋的敞开的窗口,还有那些向东往史普里河方面走去的无数俘虏行列。

  薇卡握住了西斯克雷洛夫的手,将军觉得自己的手里有一只小姑娘的小手,他慢慢地行走着,使自己步子去配合薇卡的小步。在四周来往的士兵们,一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将军带着一个小姑娘,都站住了,并诧异地望着那个穿着便服、跟将军并肩行走着的、头发斑白的德国人。将军卫队的自动枪手们,由一个神态严肃、体格匀称的中尉率领着,跟在后面走。

  爱华尔德简直认不出当年那些豪华的大厦了,它们现在只剩下可怕的骨架。从前这是一所大学,而这是图书馆。剧院、饭店和大使馆都变为同样的灰沉沉的石头堆。在它们上面悬挂着断裂的和杂乱的电线。这儿是苏联大使馆的废墟,使馆人员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底离开这里回到莫斯科去了,把交涉留给了红军去办。

  爱华尔德指着遥远的地方说:“勃兰登堡大门。”

  薇卡加速了脚步。一会儿工夫,他们走到了巴黎广场,这座臭名远扬的大门耸立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

  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阔六十多公尺,高达二十五公尺。多立斯式的圆柱把大门分成五座拱门。顶上四匹奔驰的铜马举起了马蹄。一匹马的头给弹片打穿了一个窟窿,窟窿里插着一面红旗,它在仍然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色烟雾的衬托下,象一团火在熊熊地燃烧。

  将军在拱门近旁站住了。薇卡疑惑地抬起眼来望他,可是将军决不是看那座著名的大门。他望着在它下面驶过的苏联坦克。

  苏联坦克上飘扬着红旗,在勃兰登堡大门下面鱼贯地驶过,在沙洛敦堡公路朦胧的远景中消失了。坦克缓缓地行驶,甚至好象若有所思地把他们阔大的履带辗过马路的石板。

  末了,将军的视线离开了坦克,继续慢慢地向前行走。

  他们穿过勃兰登堡大门,向右转弯,朝德国国会大厦走去,在它的玻璃圆顶上飘扬着一面红旗——胜利的旗帜。

  士兵们正在德国国会大厦厚重的台阶上吃午饭,饭盒里冒着热气。

  每个人都忙碌起来了。从德国国会大厦里走出来一个上校,还有几个军官。他们朝军事委员走来,上校立正致敬,奥妙地报告说:“中将同志,团在占领德国国会并在它上面升起胜利的旗帜后,正在休息。”

  “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英雄们,”西斯克雷洛夫说。“他们在哪儿?你们的鹰?”

  人们奔忙起来了,在台阶上和在半毁的巍峨建筑物的墙内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阵简短的、断断续续的命令,一会儿,几十个士兵和军官向军事委员走来了,他们从阔大的台阶上走下来,仿佛又在评价他们的功绩似的,可是现在从军事委员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斜睨着德国国会粗大的圆柱和厚厚的高墙。

  这里有叶戈罗夫中士和肯塔里亚下士,这两个侦察兵在德国国会上升起了这面现在令人头晕目眩的七十过公尺高空中飘扬的旗帜。

  走到跟前的还有聂乌斯特叶罗夫上尉、西扬诺夫上士、萨姆索诺夫上尉和古谢夫上尉、伊帆诺夫中士、士兵萨布罗夫和萨文柯夫,以及别的许多人。只有那些在冲击的时候倒下了的,而现在被埋葬在提尔加登的林荫道上人们不在这里。

  冲击英雄们迎着将军走来,他们都神态镇静、满面笑容、精疲力尽。当西斯克雷洛夫跟他们谈话的时候,爱华尔德向好问的薇卡讲述着这座阴沉的大厦的历史。这座大厦是在五十年前仿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而建造的,可是,当然也添上了普鲁士的笨重和夸张的特色。

  爱华尔德领着薇卡走到西面的入口,那儿耸立着一座有六根圆柱的大门廊,上面装饰着一个巨大的骑马的女人——照爱华尔德的解释,那就是日耳曼女神。在现在敞开着的厚重的大门上,耸起了一座脸象卑斯麦、斩着一条龙的圣乔治的雕像。

  附近是一座卑斯麦的大纪念像。这个老容克地主身披甲胄,手执长剑,从红花岗石座上阴郁地望着薇卡。

  在卑斯麦雕像后面,从浓密的绿荫中,耸起一支高高的圆柱,这就是所谓“胜利圆柱”,圆柱上装饰着各种低浮雕和高浮雕,这一切都是叙述着普鲁士的武功和他的胜利的。在这支圆柱的南面是一条林荫道,两边陈列着许多雕像,它叫做胜利大道。这儿有三十二座纪念像,每行十六座。每座普鲁士统治者的雕像后面有半圆形大理石凳,石凳上安置着两座他的战友或酒友的胸像。许多雕像都给子弹和弹片击毁得很厉害。

  爱华尔德耐心地告诉了薇卡每个普鲁士侯爵、选举侯、国王的名字:阿尔布雷希特-熊、奥托一世、奥托二世……在他们后面的石凳上坐着无数的公爵、侯爵、伯爵、城堡指挥官、红衣主教、主教、武士、男爵、市长、修道院院长、元帅、皇室侍从长、宰相和参议官。

  薇卡置身于妄自尊大的、 武的和  别人财产的古普鲁士的中心了。

  士兵们跟在薇卡和爱华尔德的后面慢吞吞地走,细听着解释并意味深长地互使眼色。其中一个走得更近,说:“我看见了戈培尔。他完全烧焦了。他怕他的尸体落到咱们的手里,叫人把他烧掉。”

  薇卡和爱华尔德看过胜利大道后,回到了军事委员那儿,他仍然在跟士兵们和军官们兴奋地谈话。

  “将军同志,”一个士兵邀请西斯克雷洛夫说,“请您到德国国会里咱们那儿去玩玩。”

  他们走上了南面大门的台阶。这儿的一切都带有最近的战争痕迹。刚刚熄灭的火烧的烟笼罩在高耸的拱门的上空。有些地方还在燃烧。到处狼 着破坏的家具。墙和天花板满是窟窿。

  士兵们向将军一下指着这个角落,一下指着那个角落。领他走过几个大房间,把他们跟盘踞在这儿的德国兵激烈地战斗的情形讲给他听。后来他们穿过侧厅,走进了一间大厅,从那儿穿过阴暗的半毁的外室,来到了会议厅。

  这是一间宽阔的高敞的大厅,上面盖着玻璃圆顶。半个圆顶给打坏了,一道灿烂的阳光照在给弹片击毁的橡木壁上和被枪弹打穿的装饰品和纹章上。

  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在这个讲坛上咆哮过。

  可是法兰士·爱华尔德也想起了许多别的跟这个大厅有关的事情,这些墙壁曾经听到过奥古斯特·贝贝尔、卡尔·里卜克内西、克莱拉·蔡特金、威廉·皮克的激昂的演说,听到过爱恩斯特·台尔曼镇静而坚强的声音。

  爱华尔德的脸不由己地抽搐了一下,他抬起了眼睛,望着将军,并轻轻地说:“我该走了。”

  他想马上就到威丁去。

  他们离开了德国国会。

  “祝您成功。”将军跟爱华尔德告别时说。

  爱华尔德走了,薇卡目送着他,沉思地说:“要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这么善良,我的妈妈还会活着呢。”

  西斯克雷洛夫温柔地拉着她的手,他们慢慢地向菩提树大街走去,汽车在那儿等候着他们。

  斯大林的打算是不肯让台尔曼出来的,如果台尔曼出来了,苏联就不能那么轻易地控制德国了。虽然那句台词是很响亮,不过是作场面。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和希特勒不谋而合了,希特勒也不会让台尔曼出来。(真奇怪,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看到这里这个想法突然就蹦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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