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们向前推进了，他们都疲倦了，穿着湿透的靴子，淌着汗，显出愤恨的样子。路旁躺着漆成黄色的大炮、损坏了的自行车、轿车和‘迪塞尔’大卡车。
夜里丘霍夫率领着他的一连人冲进了奥德河畔的一座小镇。许多被击毁的德国坦克抛在这里的街道上，十字路口有好几门被遗弃的高射炮。
居民们都觉得俄国的到来是出乎意料的：昨天他们读过斯德丁的报纸，说德国的进攻很顺利。
屋子里灯火通明——斯德丁电力站依然在运转，看来那儿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沿岸地段已经给苏军占领了。
河岸边有一只军用汽艇在黑暗中啵啵地响。汽艇上的水手们拖着大靴子在甲板上走。一盏灯在船头闪烁。
丘霍夫把谢米格拉夫肩上的一挺轻机枪拿下来，走到岸边，不慌不忙地把这挺机关枪安置在卖报亭旁边，打了长长的一排曳光弹和穿甲弹。斯里温科把一颗攻坦克手榴弹向汽艇扔过去。响起了一阵爆炸声，汽艇象一个火炬似的燃烧起来，传来了呼喊声和呻吟声。
停在河中央的另一些汽艇和一艘炮艇也听见了爆炸声和射击声。在远处，黑黝黝的水面上闪耀着灯光，不久，从那边传来了射击声。舰艇都没有目标地向市区射击。同时传来了轰隆的爆炸声：这是斯德丁的海岸远程炮在吼叫。
虽然枪炮声很猛，士兵们都躺下睡觉了，可是他们马上就给唤醒。他们必须继续前进，去切断连接阿尔特达姆和南面渡口的一条道路。团长契特维里科夫在街上迈着两条强壮的弯曲的腿，从士兵们身边走过，一边嚷道：“怎么啦，我在前面，你们在后面，难道让我独个儿去进攻吗？”
士兵们都跳起来，向前走了。他们前进、前进，又忘了休息和睡眠。当他们从屋子跟前经过的时候，他们羡慕地向窗口张望。窗子里有几张大双人床，铺着柔软的绒毛被褥。
“不要紧，弟兄们，”斯里温科说，“我们不久就可以睡觉了。”
“我打算连续睡一个月，”果戈别里节说，“整整一个月！在山上盖着羊皮袄睡觉，那多么好啊！”
有人居然能在行军中睡觉，这个昏昏欲睡的战士突然迷失了方向，象患梦游病的人一样，离开了其余的人向旁边走去，直到有人把他叫回来。那时候他惊醒了，摇摇头，回过头来望望，急忙赶到队伍中去了。
德国人又在阿尔特达姆附近顽强地抵抗，海岸炮不断地从斯德丁方向射过来。机关枪从顶楼上扫下来。士兵们都卧倒了，除了派出去的几个侦察员以外，差不多都睡着了。
当更换阵地的我方炮兵占据了新阵地的时候，当师的火力展开了并集中在新地界的时候，士兵们都在睡觉。后来契特维里科夫又出现了，这一次他不是独个尔来的，而是跟克拉西科夫一起来的。
克拉西科夫嚷道：“为什么停止不进？前——进！”
他自己走到士兵前面去了。
士兵们都站起来了，从这个掩蔽物奔向那个掩蔽物，从这个小丘奔向那个小丘，他们冲进了该城的南郊。
德国装甲列车保卫着从阿尔特达姆到斯德丁的最后一个渡口。在已经来临的黑暗中只听见它的轰击声。
街上有几门德国高射炮。丘霍夫叫士兵们把他拖起来，把跑身对着传来轰击声的那个方向。士兵们汗流浃背地把它们扭转过来，并朝前面推去。这些炮只能射击三次，因为炮弹没有了。
斯里温科拿着手榴弹，向前爬去，听见他左边毕楚庚沉重的呼吸声。
“疲倦了吗，毕楚庚？”斯里温科问。
“没有关系，我们支持得住。”毕楚庚沙哑的回答。
一挺顽强的德国机关枪在十字路口扫射，不让他们前进。他们躺下了。接着斯里温科注意到，身边毕楚庚的呼吸声消失了。斯里温科回过头来，毕楚庚不见了。
斯里温科抬起眼睛。他的左边是大家大商店，一块大招牌下面的橱窗给打碎了。
“爬到那儿去装满自己的袋子！”斯里温科恼怒地想。
自动推进炮在街上慢慢地驶过，驶到了十字路口，以全力轰击一所房屋，轰毁了这个角。德国机关枪沉默了。大炮隆隆地轰响着。
“乌－拉－乌－拉”的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犹如风的呼号。
烈焰在前面窜腾。德国装甲的列车在黑黝黝的河弯里熊熊地燃烧着。
斯里温科向前奔去。立刻寂静下来。从一所屋子里走出几个举起手的德国兵。
斯里温科擦去额上的汗，站住了，他又想到毕楚庚。
“看见毕楚庚没有？”他问果戈别里节。
可是果戈别里节和别的任何人都没有看见过他，斯里温科愤怒地说：“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去找他！”
士兵们都挺直身子走路了。城市渐渐给军队塞满了。
斯里温科回到毕楚庚躲进去的那家德国商店。不错，毕楚庚真的在这里。他曲着身子躺在柜台旁，他受伤了。斯里温科把他拖到街上，俯在他身上，问：“唉，您怎么啦？”
“击中了胸膛，一个坏蛋，”毕楚庚说，“就在这儿，”他呻吟起来，从咬紧的牙齿缝里含糊地说：
“你干么看着我？我不会死，我不是那种人，我是毕楚庚。”
“谁把你击伤了？”
毕楚庚说：“我走进这儿来……不过想看看……可是这儿有一个德国人，自动枪手，坏蛋……”
责备的话已经打算从斯里温科的嘴里冲出来，可是他没有说，他把毕楚庚身上的背囊和皮带解下，解开了军大衣。把制服翻了起来。有少许鲜血从伤口里流出来。斯里温科扯开他的绷带包，把凉爽的纱布贴在伤口上。
“等一会儿，”他说，“我马上领卫生员来。”
士兵们挤满了城市里深夜的街道，可是他们里面没有卫生员。
“这儿没有卫生员吗？”斯里温科问每一队经过的士兵。
终于找到了一个助医，有几个带着担架的卫生员跟着他。他们跟着斯里温科去了。
毕楚庚脸朝下躺着。斯里温科小心地把他翻过来，看出他已经死了。毕楚庚的脸是悲伤而安详的，在活着的时候，这是一张微笑的狡猾的脸。
助医和卫生员们都走了。
斯里温科依旧站在毕楚庚旁边。突然间他觉得浑身极端疲劳。枪声没有了。意识到马上就可以休息的人们象不绝的洪流似的在街上行进。汽车明亮的车前灯不时照在毕楚庚严肃的脸上和斯里温科疲劳的背影上。
通讯兵们在街上和院子里架设着电话线，就在这儿，有的人在台阶上，有的人在菜园里，有的人就在马路上，用电话把占领阿尔特达姆的消息传达到更远更远的后方去。
从此以后，希特勒在奥德河东岸没有一兵一卒了。经过慎密计划的进攻已经失败了。因此皮尔克、温凯尔、冯·波尔克老婆子和滞留在我军后方的旧德国的其他渣滓们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一辆汽车在斯里温科旁边停下来了。加林少校从车上跳下来，他问：“您能够告诉我团部的去向吗？”
他认出了斯里温科，于是通知他说，政治部不久要召开连队党组长会议，他请斯里温科准备做一个关于他的连队的党的工作的报告。看见地上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加林沉默了，接着他怜悯地打量着毕楚庚的脸，问：“怎么，是朋友吗？”
“不完全是朋友，”斯里温科说，“我们在同一连队里一起作战。我很同情他，他想过美好的生活，但并不清楚地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他身上有许多旧东西。也许他自己也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是一个顽固分子！”
加林走了，而斯里温科仍旧站着。
“必须把他埋了，”斯里温科想。
他找自己的连队去了，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它：整个城市充满了士兵、大炮和汽车——我们的和俘获来的。终于有一个相熟的营部的通讯兵告诉了他连队的驻扎地。在河畔的渔夫棚屋里。这儿乱散着很大的鱼网，一切都散发出鱼腥味。
一片漆黑的天空笼罩在奥德河黑黑的水面上、被毁的桥上和码头朦胧的轮廓上，它给偶然出现的炮火闪光所照亮。
人们都很疲倦了，可是还没有人睡觉。夜间进攻的兴奋情绪还没有平息，连队损失了三个人。毕楚庚阵亡的消息使大家很悲痛，虽然许多人由于他性格狡猾而不大喜欢他。
“他喜欢骑在别人的背上上天堂，个人主义者！”谢米格拉夫说。
司务长说：“干么现在想人家的坏处！”
果戈别里节说：“他是个滑稽的家伙，啊，多么滑稽呀！……没有他就觉得寂寞。”
斯里温科以强大的意志力使自己站起来。
“我去，”他说，“打听一下，他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应该写信通知他的家属。”
天空充满了闪光，弄不清楚这是闪电，还是炮火的闪光。
斯里温科恰好及时赶到，师埋葬队的运输马车正在收拾尸体。
埋葬队队长，一个蓄着胡子的四十五岁的少尉，提着一盏灯走着，在找寻尸体。
他的士兵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行动迟钝的非战斗员，带着令人羡慕的悠闲态度，干着他们的工作。他们有时侯抽起烟来，那粗大的马合烟卷的火光，刹那间照亮了蓄着唇髭或大胡子的、没有笑容却也不时愁眉不展的脸孔。
其中两个人终于走到了毕楚庚面前。
“什么，是你的同乡？”其中一个问斯里温科。
“是呀，”斯里温科回答。
“哪儿人？”
斯里温科不高兴地说：“他是加路格人，我是顿巴斯人。”
“那怎么算是同乡！”那一个人说。
“在异国我们都是同乡，”第二个人严肃地说。
带着三角胡子的少尉发出了上路的口令。于是运输马车就在公路上慢慢地移动了。埋葬队的士兵们的黑影在运输马车旁边移动着。
“挺有趣，”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是那一次在车站上一个少尉的事情。我走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腿——让他搭在我的肩膀上。是个面目俊秀的少尉，年纪很轻。可是他却说：‘是你吗？妈妈？’原来是活的。他说，他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后来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是师部里的一个通讯兵——可是在路上，这个可怜的人，一坐下来休息，就睡得象死人一样。他睡了七个钟头，没有醒过，或许人们在到处找他，而他却在睡觉。我们差点儿把他活活地埋掉了……”
“梦见了他的妈妈，”另一个人声音嘶哑地说。“不错，还是个小孩子呢，虽然已经是少尉了！”
“如今我们的人死了多少啊，”第三个人说。“一场激烈的战争。”
“可是毕竟奇怪，”刚才那第一个人说，“毕竟到了德国土地上了，嗯？”
“对呀，”另一个声音同意了。“是抛弃我们这个讨厌的职业的时候啦。”
“这是士兵的工作。”一个冷漠的声音说。
天亮了。在一座小丘上出现了些默不作声的身影。这里也是被制定为师的墓地。在地图上这个地段称做四十九·二高地，在阿尔特达姆东南三公里。这儿躺着先遣运来的阵亡士兵们的尸体，有一堆步枪和自动枪，还有一堆堆得象小山一般高的绘着红星的木牌。小丘坐落在一条大路旁边。那条道路通到兰芝堡、波兹南、华沙、布列斯特、明斯克和莫斯科。还有一条道路通到加路格，这个放荡的小兵季莫费依·特罗菲莫维奇·毕楚庚从那里来到了这儿，从此不再归去了。
斯里温科默默地看着他们埋葬了毕楚庚。他有一种没有把一件事情说完的苦闷，这件事他应该向毕楚庚证明，可是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十章
在占领阿尔特达姆后，克拉西科夫去找塔尼亚了。在他的图囊里放着一封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他打算把这封信，如果需要的话，亲手交给塔尼亚。必须说，他充分相信，塔尼亚，而且任何别的女人，读了这样的一封信后，对什么都会同意的。
克拉西科夫的情绪很好。阿尔特达姆的战役胜利地结束了。人们谈论着，说现在全军将向柏林移动。夜攻使克拉西科夫情绪激昂兴奋，他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的部队突入阿尔特达姆南郊多半是靠他亲自参加。
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两所房子是完好的。帐篷也还没来得及完全搭起来：只有外科帐篷里在工作。伤员们都在街上躺着或坐着——有的在担架上，有的就席地而坐。重伤的人们都安顿在完好的屋子里。
克拉西科夫跟士兵们谈了一会。他跟士兵们谈话是用一种某些长官所通用的语言。这一种语言的词汇和意义都是很贫乏的，代替它们的是一种亲切和保护人的语调：
“哦，小伙子们，怎么样？”
“哦，弟兄们，怎么啦？”
“哦，朋友们，近况怎样？”
顺便说一句，这种语调和这些语句是士兵们极端厌恶的。但是俄罗斯士兵所固有的那种对头衔的尊敬，迫使伤员们迎合克拉西科夫的语调，他们用同样的语气，然而微带怒意地回答说：“没有什么，上校同志……”
“坦克部队里都好！”
医生们都走过来了，克拉西科夫跟他们讲到了经过的战斗，以及占领阿尔特达姆和肃清威胁右翼的德军的意义。
“阿尔特达姆，”克拉西科夫说，“抵抗地很激烈。我不得不亲自率领我们的一个团去进攻。”他沉默了一会后，突然问：“柯尔切娃在哪里？”
“在外科帐篷里，她在给伤员们施手术。”
“她马上就会有空吗？”
“很快就会有空的。”
“我等一会儿。”
上校到村子里散步去了。在远处有一座小林和一口湖。连绵不断的辎重队的行列在大路上行进。一群解放了的外国人跟它们并排走着。我军在波罗的海沿岸所解放的几个法国战俘，并在一辆套着几匹壮马的地主的高高的运输马车上向南行驶。一面三色旗在马车上飘扬。
行走着的人有的戴贝雷帽，有的戴平顶军帽，有的戴呢帽，有的戴布便帽。克拉西科夫向他们挥挥手，就回村子去了。
这儿已经开始把伤员送往后方，救护车沿街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列。抬着担架的卫生员们在各处奔忙。
克拉西科夫看见在他的汽车旁停着另一辆轿车。这是一辆俘获的“奥倍尔·海军上将”牌的、簇新的、很漂亮的轿车，两个司机——克拉西科夫的和另一个——都在打量着汽车，并讨论着它的质量。
“谁来啦？”克拉西科夫问。
“伏罗别耶夫上校。”
“来做什么？”
司机惶惑了，说：“来找柯尔切娃。”
克拉西科夫甚至睁圆了眼睛。可是一切马上都得到了解释。一个身材魁梧的、愉快的、微笑的伏罗别耶夫和塔尼亚从外科帐篷里走出来了。师长的左手包扎着雪白的纱布，边防军的绿色军帽雄纠纠地歪戴在后脑上。
“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是，轻伤。”伏罗别耶夫答道。
他那狡猾的嘻笑着的灰色小眼睛微微嘲笑地望着克拉西科夫。或者可能是克拉西科夫这样想吧。
“您在什么时候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很久啦。”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伏罗别耶夫微微笑了笑。
“我关照任何人都不要报告。谢谢，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救了我，”他拿住了塔尼亚的手，吻了一下。“妙手！小嘴唇也可贵：什么也没泄露。可惜，不能吻它们……究竟是部下……”他大笑起来，接着问：“您来这儿干什么？有病吗？”
“牙齿，”克拉西科夫喃喃地说。
“啊，牙齿！”伏罗别耶夫微微一笑，克拉西科夫发窘了，可是师长马上谈起别的事情来了：“我听说，您昨天带了一营人去冲锋？”
“是，”克拉西科夫随口说。
“看见这辆汽车没有？”伏罗别耶夫问，一边指着汽车。“我的侦察兵们俘获的。是属于德国第九伞兵师师长窦尼克将军所有的……在他的行李箱里甚至还有一顶降落伞。大概，将军从汽车里跳出来，没有带降落伞吧……”
当伏罗别耶夫离去的时候，克拉西科夫这才第一次向塔尼亚望了一眼。她穿着一件白罩衫，戴着一顶白色小帽，显得妩媚可爱，她那对晶莹的大眼睛严肃而又冷冷地看着克拉西科夫。
“您安顿在这儿什么地方？”克拉西科夫问，“我必须跟您谈谈。”
“还没有地方。”塔尼亚说。“我们刚刚卸下行李，可是伤员们马上就到了。”
“我们去散散步吧。”克拉西科夫提议说。
他们在村子里散步。
“上次我请求您嫁给我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我不是说着玩的。昨天，在作战的时候，面对着危险，我又把各种事情详细地考虑了一遍，一切都明白了，”他打开了图囊，取出来一封信。“这是给我的妻子的信，在信里我坦白地说了，我爱上了您，我跟她断绝关系。跟旧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塔尼亚，”他拿起她的手，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我们被调动，”他继续说，他的声音变得严肃了。“向柏林进攻……我们面临这次战争的最后一个战斗。这似乎符合于……我们个人的幸福……”塔尼亚默然不语，他继续急速地说：“而关于那个女护理员……我重视您个人的厚道，塔聂奇卡。我太急躁了。关于这个女人的命令已经取消了。她已经又跟这个营长住在一起。早已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天了。”
塔尼亚惊奇地瞥了他一眼，但仍然不说话。
克拉西科夫把他的信放在她的罩衫袋里，一边惶恐地吞吞吐吐说：“我还有些话要对您说，塔纽莎……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可以说，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写着，我跟您是在一九四一年相识的……其次，我受伤的时候，您替我治好了，那也是在一九四一年……我这样写，可以说，比较妥当些，更好些……”
她的面颊发烧了。她的缄默已经使他不安起来，她依然不说话，突然从衣袋里取出那封信，把它撕碎，扔在草地上。
“这就是了，”塔尼亚终于说话了。她摇了摇头，她的话已经没有怒意，而带有痛心的惊异和责备：“噢，您多么坏！您多么可鄙！”
她回到村子里去了。
克拉西科夫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塔尼亚消失不见。然后他把撕成碎片的信从地上拾起来，塞在自己的衣袋里，向他的汽车走去。
克拉西科夫离去后，医疗营里喧闹起来了。不知怎的，妇女们马上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列夫柯叶娃跑进帐篷里来找塔尼亚，久久地摇着她的手，吻她，并且说：“好姑娘，塔纽莎！我什么都知道……”
塔尼亚伤心地微微一笑：“当然！在我们医疗营里不论什么都隐瞒不了！”
玛莎很满意。她认为应该把男人的“翅膀剪去”。不能纵容他们。
“要是你纵容他们，”当她把塔尼亚当做小姑娘一样牵着她的手在村子里散步的时候，对塔尼亚说：“他们就会坐到头上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跟这些男人也还会有不少麻烦呢！”
虽然格拉莎忙着送伤员到后方去，她还是抽空跑来找塔尼亚。在这里她初次知道，塔尼亚跟克拉西科夫的决心和她有关，虽然她自己一无所知。她惊讶不置，啊了一声，淌着眼泪说：“好极啦！……应该这样对付他！……”
医疗营里的妇女们——一群愉快的、爱吵爱闹的、和善的和爱说话的人们——不知怎的都特别觉得高兴，仿佛她们跟塔尼亚一起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似的。
她们所以高兴，不仅仅因为塔尼亚使克拉西科夫丢脸。在这儿一种更崇高的感情胜利了——人们所以欢欣是由于感觉到不出卖自己良心的人的性格的纯洁和力量。工作完毕后，妇女们和姑娘们都坐在台阶上，唱起歌来了。她们唱的是关于叶尔马克的死、前线森林里拉手风琴的人、广阔的伏尔加河和灰色的第聂伯河的歌。
她们互相挨着，这样地坐到深夜，女人们柔软的歌声在暖和的夜的空气中荡漾，引起了在夜间的道路上行走的士兵们的甜蜜的愁思——对祖国的思念。
第二十一章
调几个师到南面去的传说原来是真的。
还在几天以前，最高统帅部就批准了这一调动，之后在前线司令部里草拟着各种有关部门机动行军的文件。在地图上绘上了行军路线和集中地段。接着电报和电话开始传达长长的一行行的数字、密码、命令和查询。
前线司令部的联络官们坐了飞机或汽车赶往各集团军司令部，别的联络官们从那儿坐了汽车或骑了马驰往各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又派人骑了马或徒步赶往各师部。
在从最高统帅部到步兵连的联络上，命令的范围越来越缩小。传达给连队的命令是用营长叫听电话的方式。
“叫士兵们武装起来！”
当开拔的命令刚刚到达师部的时候，丘霍夫上尉正安静地坐在奥德河畔渔夫棚屋旁边的鱼网堆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但是在户外还感到夜间的寒冷，初发芽的树枝微微地打着寒颤。河面上水波不兴，反映出鄢红的朝霞。近处是渐渐熄灭的火烧场散发出一股焦味儿。
旁边有个人微微一动，昂起头来，这是斯里温科。
“早安！”他说。
丘霍夫点头作答。
“在师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我们的文章，”斯里温科说，并把一张小型报纸递给了丘霍夫。
丘霍夫接过了报纸，他的眼睛在一篇以“军官丘霍夫的战士们永远在前面”为标题的短文上一扫而过。上尉的脸泛出一片快乐的红晕。
他说：“谢谢士兵们。也得谢谢您，党组长的协助。”
“我为苏联服务，”斯里温科依照党章回答。
士兵们一个个醒来了，在阳光下甜蜜地细眯着眼睛，打着呵欠。
“梦见了妻子，”有一个人说。
“所以你象被烫伤了似地跳起来了。”
“我们俩在花园里坐在茶炊旁边，”这个士兵继续讲述着他的梦。“我们那儿有一作挺好的花园。是的……我们常常坐在樱桃树下面喝茶，滚烫的茶，吃‘派姆普施卡’。我的妻子做这些甜面包做得挺好，四下里是春天……可是妻子……”
“大概她自己就象‘派姆普施卡’吧，”有人笑起来了。
“对，很象。”那个士兵开心地同意了，一边裂开嘴大笑。
“起来！”远远传来了司务长高朗的声音。“要睡多少时候？……谢米格拉夫取早餐去了！大家应当洗洗脸，擦擦枪！快些！昨天我叫谁缝腰带？针和线都在我这里！快些！”
他那带着主人口吻的说话声在河上震响。
侦察兵——观察员们从附近的顶楼上快活地应答道：
“干么大声呼喊，司务长？有这么好的嗓子，你应当在大剧院里唱歌呀！”
司务长脱去了身上的衣服，向河边走去。当他走到水边的时候，他跳进水里就洗起澡来。他用冰冷的水洗头、脖子和上身。
“当心别冻坏了，司务长！”工兵们从附近的棚屋里嚷道。
司务长没有回答他们。他穿好鞋子衣服，束紧了腰带，在背后把军大衣作了几条漂亮的裥摺，转脸对士兵们，又叫喊道：“快！”
一个通讯兵从棚屋里走出来，对丘霍夫说：“上尉同志，‘紫罗兰’在叫您。”
丘霍夫从容地走进了棚屋，拿起电话听筒，听见了维谢尔恰科夫的声音。
“丘霍夫！”维谢尔恰科夫说，“叫连队武装起来。你自己到我这儿来。”
丘霍夫放下听筒，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接着大声地自问：“我们上哪儿去？”
他又站了一会，仿佛等待着回话似的，后来就出去发必要的命令了。
当戈杜诺夫正在清理连队的一些琐碎事务的时候，丘霍夫出发到营部去了。在每间屋子里和每座院子里到处都充满了临行前的忙碌。通讯兵们把电线卷了起来，司机们把汽车发动起来。
连长们和配属的“加强兵器”的指挥员们都已经集合在维谢尔恰科夫那儿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要开拔。维谢尔恰科夫低声地说着他从米加耶夫少校那儿听到的消息：“据说向柏林进发。”
“那就是说柏林没有我们可不成啊，”有一个炮兵高兴地笑着说。
第一连连长问，士兵们在哪儿吃饭。维谢尔恰科夫在地图上指出：
“我们就在这座小林里吃早饭。营的厨房将在那时候赶到，”营长看了看队列表，摇了摇头说：“人员不多。”
“会派给的，”有一个指挥员说。
他们都回到自己的连队里去了。丘霍夫却不走，问营长：“我们走哪条路？”
维谢尔恰科夫把手一挥，仿佛在说：这反正都是一样，可是丘霍夫又坚持问：
“哪条路？”
维谢尔恰科夫让他看了看行军路线。这简直就是他们到这儿来所走过的同一条路，不过稍微偏西一点。之后在一座森林里集中，至于以后怎么样，那只有高级长官知道。
丘霍夫暗自喜欢。他老是暗自高兴，不为周围的人所察觉。
“很好，这些外国人都会知道，苏联军官的话就是法律：答应回来——就回来。”丘霍夫心里想，甚至有些儿想对自己隐瞒即将和马加丽塔会面的高兴。
在回连队的路上，他想念着马加丽塔，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头发湿润的、显得很幸福的她仍旧坐在窗台上等待着。
机动行军开始了。纵队从阿尔特达姆出发向南进发。汽车呜呜地叫着，马儿嘶鸣着，钉着铁的靴子在柏油路上响，防雨大氅飘动着。
丘霍夫骑着马，在连队前面慢吞吞地走，士兵们在后面低声地交谈，他们又想起了夺取阿尔特达姆的战斗的详细情形、对德国小汽艇的进攻和死了的毕楚庚的话语。
路旁乱抛着损坏了的自行车、翻倒的德国大炮和打坏了的汽车。
不时传来在后面走的人们的拖长的声音：“靠右——右走！……”
士兵们被挤到了道路的右边，载重汽车、炮和“卡秋莎”从他们身边隆隆地驶过。
丘霍夫远远地望见几辆轿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一棵树下。师长和政治部主任在汽车旁徘徊。薇卡站在路边，望着经过的部队，脸上露出了亲切而幸福的笑容。
丘霍夫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士兵们并低声命令：
“打起精神来，师长在迎接我们，”他把手举到战斗帽边，一边走，一边报告说：“第二步兵连在行进路线上行进。连长丘霍夫上尉报告。”
师长高高的毛皮帽、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和蔼的脸和薇卡匀称的身影闪过了。
“稍息，”丘霍夫说。
过了一会儿，米加耶夫少校骑着他那匹黑褐色的马跑到了他跟前。他跟丘霍夫默默地并排走了一阵，然后说：“就是这样，你因阿尔特达姆的战功被提名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一个月里荣获了两枚勋章。不很坏吧，嗯？”
“是，”丘霍夫说。
“你的士兵们也被提了名，有几个是追赠的。当心，好好地干，我们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他看着丘霍夫，等待着回答。丘霍夫终于说：“谢谢。我努力。”
米加耶夫策马走了，他很满意，一边狡猾地暗笑，一边想：“唉，你这可恶的孩子！说话了，总算说出了两个字……”他回过头来望丘霍夫，一边心里想：“可怜的孩子。”
第三天大清早，部队在马加丽塔·丽英的住所以西六公里的道路上经过。丘霍夫老是不安地看地图，他终于作了决定，虽然，这分明违反纪律。“最后一次，”——丘霍夫心里想，他不安地回过头来看他的士兵们，并远远注视着米加耶夫的那匹黑褐马。在休息的时候，他把司务长叫到跟前说：“我离开两个钟头，如果有人问……”
戈杜诺夫安慰地微微一笑：“对！就说停下来给马饮水……”
司务长是一个聪明的人。
丘霍夫催动马匹，沿村路疾驰而去。一会儿后，他到了一条并行的道路上，另一个师正在这条路上经过。一个手臂裹着绷带的上校，戴一顶边防军的绿色制帽，跟谢列达将军一样站在汽车旁边，让自己的部队通过。一个浮桥营走过了，接着是自动推进炮队。当行军停止了片刻的时候，丘霍夫穿过道路，又沿村路疾驰而去。
森林里凉爽而且荒无人烟。只在一条林间小路上，丘霍夫看见了两个慢吞吞地行走的男人：一个身材魁梧，秃顶，另一个瘦削，头上包着一块女人头巾，头巾上戴着一顶黑帽子。他们大概是波兰人，总之，在他们的大衣翻领上有红白色布条飘动着，那个包着头巾的，一看见丘霍夫，就向他鞠躬，说：“谢谢你们把我们解放出来。”
这两个人慢吞吞地向南走下去了，丘霍夫继续向前疾驰。他到了林边，看到那个村子就在他的眼前。他催马前进。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长长的微暗的树木的影子躺在嫩草上。
地主的院子冒着烟。房子差不多烧光了。装着木头辕杆的那辆“梅塞德斯－本兹”汽车仍旧停在院子里。丘霍夫的马车却不见了。
丘霍夫走进那些外国人们住过的木屋跟前。这所小屋里是空空洞洞的。铺着用袋做成的草垫的木床架放在墙边。从前马加丽塔和她的一个法国女友住过的那间小室里，墙上悬挂着一幅蒙上了灰尘的石印画。
“他们走了，”丘霍夫自语。
他从小屋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站住了。
“不应该烧掉，”他看着从前是一座漂亮住宅的冒烟的废墟，心里想：“这儿可以作为俱乐部或农村图书阅览室……”
他解开马缰，跨上了马鞍，慢慢地回去追赶他的连队了。在一条大路上，有几辆载着喧闹着的外国人的运输马车从北向南行驶，但这是别的外国人们，不是他们。然后变得非常寂静，只有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汽车的喘息声。
“每个人都回家去啦，”丘霍夫对自己的马儿说，它竖起了耳朵作为回答，“我们也快要走啦。是的，我们快要回家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事情完啦，需要解放的人都解放了。秩序恢复了！……”
马儿用一只耳朵听着它的骑者的话。丘霍夫早已不是孤单的了，也许在整个战争期里就没有感到过孤独。现在他完全孤独了，他高声地自言自语。马儿抖动着耳朵听着。
“不错，”丘霍夫说，“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关怀一切人……等待一会，我们就要打败这些坏蛋——我们也回家去。”
太阳热起来了。一片寂静。丘霍夫望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和一个小湖，他想起了戈杜诺夫的话，决定让马真的饮一些水。他跳下马，把马牵到水边。
湖边坐着士兵们。他们用大匙子从罐头里取食物吃——严格地遵守着次序，取得不太多，但也不太少——用心地倾听着中间的一个坐在一只德国炮弹箱上的红胡子的士兵讲话。
丘霍夫立刻认出这个讲故事的红胡子士兵，就是他的马车上的旅伴。
“可是……他，伊里亚·摩罗密兹所做的，”西伯利亚人讲述着，在胡子下露出微笑。“却跟我们的汽车一样：行驶了三小时——走了三百维尔斯特！当他看见那个强盗和那张床的时候……他抓住了那个强盗，并把他打倒在床上……据说，床翻转了，那个强盗也就跌进了深窖里。于是我们的伊里亚拉断了地窖门的钩子昂锁，把四十名强壮的大力士释放了出来。但是伊里亚对他们说：‘弟兄们，回到你们的故乡去吧，替伊里亚·摩罗密兹祈祷上帝。要是没有我伊里亚，你们都万啦！’事情就是这样。这还是我的祖母讲给我听的……”
这当儿，发出了一个口令：“站队！”
士兵们都忙碌起来了，但是他们还是用匙子把罐头里剩下的一些残余都刮干净，急忙拿起步枪，跑去排队了。这当儿红胡子认出了丘霍夫，高兴地嚷道：“祝你健康！上尉同志，您认识我吗？”
“认识，”丘霍夫说。
“但是，到柏林去吗？”
“到柏林去的。”丘霍夫说。
士兵们出发了。从北面波罗的海飘来的顺风，吹拂着士兵们，他们身上的防雨大氅象风帆似的喇喇作响。白旗在各个村口的窗子飘扬。
第三部 第一章
春天到了，可是人们太忙了，没有象往常一样注意到它的来临。士兵们因天气转暖而觉得高兴，可是他们却觉得暖和绝不是从太阳里辐射出来的，而树木的发绿也不时由于在复苏的大地里翻滚的四月的汁液。
如果士兵们想到了春天，又讲到它，那只是因为它们联想到了自己的家和祖国。“他们已经在那儿耕田啦，”以前的集体农民们说。“那儿椋鸟的笼已经等待着客人啦，”以前的男孩子们说。
这儿，在异国的土地上，是没有春天的，胜利迫近了，很自然，它一定跟阳光和鸟儿们愉快地啁啾一同来临。
士兵们这样地感觉到奥德河上的这个春天：一九四五年的春天。
花园里花都开了。夜莺在小林里愉快地歌唱。白天奥德河上简直象乡村一般寂静。山 低低地掠过沼地。在奥德河畔的村子里，公鸡在啼叫，懒洋洋地拍着翅膀。但是在夜里，到处沸腾着热烈的工作——隐蔽的、辛苦的、神秘的工作。异国的夜的黑暗在叹息，用纯粹的俄国话温和地谩骂，象拉纤夫一样唉呦唉呦地喊叫：那是工兵们在工作，他们在建造庞大的渡桥的零件；那是开到的部队在搭临时的营房；用树枝伪装新运到的一批从未见过的口径的巨炮和卸下弹药箱。
夜莺的歌声给德国人大炮的轰击声打断了。一门炮开起火来了，接着第二门炮，第三门炮都响应起来。之后，某个炮兵连，天知道受了什么惊吓，一齐乱射起来。一会儿后，大概整个德国炮队都开火了。这使人想起了某个偏僻的村子里夜间的狗吠：一只狗的惊叫引起了另一只狗的反应——于是整个村子一连传惊慌的吠叫声都响起来了。后来发觉并没有什么异常，暂时用不着吠，于是那些狗就一个个静下来了。春天的寂静有恢复了，原来夜莺完全没有停止过歌唱，他们依然在叽咕叽咕地鸣叫。
从拂晓起，那条大河多沼泽的岸上一切又归沉寂。在遥远的俄罗斯平原上升起来的太阳把深红色的朝霞映在河上。麻雀们都醒来了。可是在这种表面的寂静里可以感觉到一种不安的期待和深红色河水两岸的两大营垒里勉强抑制着的骚动。
观察员们工作的时候到了。他们凝视着，并且用各种光学仪器观察着对岸。侦察兵们、炮兵们、各级和各兵种的军官们，都从塔楼上、顶搂上、树顶上，从掩蔽部的裂缝和茂密的灌木从里，从各观察所——前进观察所、基本观察所、和预备观察所观察着。侦察机从前线飞机场启发，在公路和铁路上空长久地盘旋、侦察和摄影。
米谢尔斯基上尉和他的侦察兵在一座松树林里设立了一个观察所，他们用木板把三棵紧挨在一起生长的松树连接起来，差不多靠树顶搭了一座台。台上放着一张小桌子，他们将一把从屋子里搬来的老头子坐的舒适的安乐椅放在桌子旁边。在树枝中间放着一架炮兵车辆仪，用针叶伪装着，小桌子上放着一张用铜图钉钉着的观察要图和一本记录簿。这里还有一架野战电话。从地面到这个观察所是依靠一架陡峭的木板梯子。
这座台被一阵一阵的风吹得摇摇摆摆。前几天迁到邻近一棵给炮弹打坏的松树上的一只仙鹤，用它那对乌黑的珠子似的眼睛，好奇地望着那些坐在不可思议的巢里的似人非恩和似鹤非鹤的怪物。一会儿后，在这只仙鹤那儿来了一个女朋友，它们一起飞来飞去，一边鸣叫，一边兴致勃勃地望着米谢尔斯基和他的同志们，有时侯用它们自己的语言——用仙鹤的语言，互相交谈。
当这对仙鹤向西边飞去的时候，侦察兵们在它们后面嚷道：“当心，别的德国人说出我们的巢！”
有一天早晨，侦察兵们听到灌木从里有脚步声，并且跟着这些脚步声传来了快乐的说话声：“朋友们和同志们，你们在哪儿？”
所有的人，除了伏罗宁仍旧站在炮兵测量镜旁边以外，都象松鼠似地飞奔下来了。
安东纽克也跟着鲁缅采夫一起来了。鲁缅采夫还是跛着脚，拄着拐杖走。
跟侦察兵们打过招呼后，他吃力地爬上去了，从炮兵测量镜里了望了一下，看了看观察记录，于是不满地说：“离德国人稍微远了！……从这儿你什么也看不清楚！难道不能设在靠河边更近的地方吗？”
安东纽克站在树下面，细听着从上面传来的谈话。
伏罗宁踌躇地回答：“当然可以，近卫军少校同志……你瞧。”
他把接目镜对准着河边的一座小丘。
安东纽克甚至暗暗地骂自己：你不是老早就问过侦察兵们，有没有更适合设立观察所的地方，可是就是那个伏罗宁当时回答‘什么地方更好呢？这儿的地方高，而那边全是沼泽、沼泽……”
“应该亲自来看一看！”安东纽克生自己的气了。从上面传来了鲁缅采夫的说话声。
“唔，也好！我们就把观察所移到那边去，这一个留下来，以备必要的时候用，如果在那儿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话。”
鲁缅采夫下来了，最后，他告诉了他们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最近几天内，我们将要进行一次袭击，非常需要一个俘虏。”
他们都在草地上坐下来，米谢尔斯基报告说：“他们在那儿沼地上的一座泥灰棚里设有战斗境界哨。这是一个最便利的目标。我一直注视着他们。晚上七点钟光景，德国人划着小船到那儿去，早上六点钟回到他们的堑壕里去。通常他们总是五个人。固然，昨天他们是八个人。他们从那儿放信号弹。今天有两个德国人离去之前洗了一次澡。他们配备着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
鲁缅采夫听完米谢尔斯基的报告后，说：“好，我们来想办法，”他回过头来望了望仙鹤，放低了声音说：“进攻就在最近几天内。”
侦察兵们都竖起耳朵来听。
当然，他们知道进攻不久就要发动，可是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这不但使德国人并且也使我们的士兵和军官们都如坠五里雾中。甚至军长和师长们也不知道确实的消息。虽然将军们能够作大略的估计，可是进攻的日期显然只有最高统帅一个人知道。
鲁缅采夫出医疗营后，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待了一些时候。他在这儿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积极的生活，这种生活跟医疗营里的清闲生活构成了一个愉快的对照。他们给他看绘着各种侦察资料的地图。德国人在奥德河彼岸建筑了一道坚固的野战防线：堑壕、内岸、防坦克壕和布雷区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网。所有这一切从严工事都搭着装甲顶盖，缠绕着铁丝网。这已经是确定了的：德国步兵、汽车、履带式牵引机沿柏林到前线的各条道路上加紧地、差不多不断地行进着。托德的建筑师们、工人营和几万名当地居民云集在从柏林到前线的全部道路上。
马雷舍夫上校给鲁缅采夫详细地解释了情势。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捉到“舌头”，因为一条河把我们和德国人隔开了，其实不止一条河，而是两条河：奥德河从它的分支处和从老奥德河起，就分为两条支流，实际上他们就是两条平行的河流，它们中间有一个沼泽洼地，它被几条很小的小溪切断了。但是必须确定德国人的部署，为此就需要一个‘舌头’。
“您一回到自己的部队，”马雷舍夫忧郁地说，“您就得设法捉一个俘虏，不计代价！”
晚上，鲁缅采夫已经打算要走的时候，侦察部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刚刚来到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要询问鲁缅采夫关于他在被围的施奈德穆尔城里的情形。
将军十分注意地听着鲁缅采夫的叙述。老实说，他是在欣赏这个侦察兵直率而聪明的脸。他心里想：“要是他牺牲了，那是多么可惜啊！我想知道，他的父亲是不是还健在？”
将军甚至想问鲁缅采夫这件事，可是他改变了主意，没有问，只是说：
“您所讲述的这些事情对我是很有教益的。我听到了一种好象是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的自白。我应当告诉您，您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执行天职之际的刚毅精神，再度证实了配得上执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新的斯大林的一代，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已经被这次战争考验过了。”
鲁缅采夫找不出话来回答。而且在这种场合用什么话来回答呢？最好是走到西斯克雷洛夫跟前，把充满在心里的话都告诉他：做一个苏维埃士兵，做一个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这是多么幸福啊！
如果鲁缅采夫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词汇。那只是因子他是在劳动人民的家庭里被教养大的，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心情是不受尊敬的，在那里的一切类似感情的东西被认为是不正经的，甚至是无价值的。在这里人们热烈地可是默默地相爱，在这里他们的喜爱用亲切的戏 比用自白的形式表现得更多。
鲁缅采夫不知不觉地深深吁了口气。大概这就是最好的回答吧。将军笑了笑，站起来，问：“您要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吗？”
“是，将军同志，”鲁缅采夫答道，“有一件复杂的工作摆在前面——我们要从奥德河对岸拖一个俘虏过来。”
“或许是最后一次了，”西斯克雷洛夫说。“大规模的攻势在几天内就要开始，是这次战争中最后一次的攻势。我请求您要更加小心，别激动，别把生命作无谓的冒险。”
当鲁缅采夫辞别将军走出来的时候，一股真正的、暖和的、无边际的春天的气息向他扑面吹来，使得他顺不过气来。
一辆汽车已经等着他。
鲁缅采夫一路上默不作声，只是不时催促着过分小心的司机。
“快些，快些，朋友。”
鲁缅采夫回到自己的师里后，甚至不去见师长——他到一个团部去了——立即就跟安东纽克一同出发到观察所去了。
第二章
对鲁缅采夫来说，保卫战中的生活又开始了，侦察兵惯常遇到的和伤脑筋的问题——俘虏问题和“舌头”问题——又产生了。鲁缅采夫走路或骑马还很困难，因此他宁愿不离开观察所。他跟米谢尔斯基和夫罗宁一起坐在炮兵测量镜旁边，密切地注视着河里和河岸洼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奥德河上漂流着各种家常用具，看来它们是从法兰克福或库斯特林漂过来的，不久前在那儿发生过战争。鲁缅采夫开始对这些东西注意起来，发现水流把柄它们斜冲到西岸去了。
他皱着眉头，沉思起来，他先看看米谢尔斯基，接着看看伏罗宁。
“我们试一试吧？”
他们不懂。
“天色一黑，叫他们砍下一棵树，而在天亮的时候，把它放入河里，让它漂浮……我们来看……”
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不懂他的意思，困惑地互相望了一眼。鲁缅采夫微微一笑。
“唉，你们！……”
晚上，驻在离新观察所不远的掩蔽壕里的侦察兵们，按照命令砍下了一棵树。在天亮的时候，鲁缅采夫到他们那儿来了。他把身子伏在掩蔽壕入口上面，喊道：“起来！”
侦察兵们把树拖到了河里，鲁缅采夫慢慢地走回到观察所去了。
天色越来越亮。伏罗宁回来了，报告说，树已经漂去了。
“看住它，”鲁缅采夫说，他自己也拿起望远镜查看。
二十二分钟后，这棵树给水流冲到了西岸的沙嘴。它在这个沙嘴上撞了一下，后来又漂回到河中央，继续平静地向海漂去。
这就是说，往那儿的道路就是这样。现在只要确定回来的路线了，而这是最困难的。当然，理想的袭击是无声的袭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指望做到这点是愚蠢的，尤其是因为万一士兵，后果可能杀不堪设想的：如果侦察兵们被发现了，那么他们必须在德国人的火力下游或河，而且还要带一个俘虏。鲁缅采夫思考了一会儿后，决定放弃“无声的”袭击，而采取这个计划：侦察兵们在这棵树掩护下，抓住树枝和树干游泳，但是决不可以加快树漂动的速度，免得引起德国人注意。二十二分钟后，他们就可以到达西岸。他们从那里沿着低矮的可是很茂密的灌木从爬，爬过堤坝，就向立在沼地上的那座泥灰棚冲过去。这时候大炮、迫击炮和各种射击武器都要立刻开火。炮火猛轰德国人的前沿阵地，这时候侦察兵们就把泥灰棚里的德国人解决，捉住其中的一个，迅速地退到岸边。侦察兵们在这里放出绿色信号，这以后炮兵更加强火力，以便压住敌人十二分钟。在这十二分钟内侦察兵们带着俘虏游过河来。
计划终于制定了，呈报给了参谋长和师长，获得了批准，并且完全得到了炮兵们和迫击炮手们的同意。现在只要选择人员去进行袭击了。这时候鲁缅采夫踌躇起来了。当他跟侦察兵们一起坐在森林里吃晚饭的时候，默默地倾听着他们表面上漠不关心的谈话。他知道他们都在等着他说话。
是的，要解决这一队的人选问题不是很容易的。鲁缅采夫蹙额睨视着那几张年轻的、浅黑的和红喷喷的脸，它们彼此是那么不同，而对他又是那么亲切。摆在面前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在距离柏林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觉得尤其难以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你去！”
这毕竟是免不了的，于是鲁缅采夫说话了。
“伏罗宁、米特罗、萨维尔耶夫、古施庆、奥派那先科。”被提名的人连眉毛也不动一动，只是不说话了——但是不到半秒钟——他们又继续以前的谈话了。
一会儿后，鲁缅采夫被师长召去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问。
“是，将军同志。”
“谁去，正确地说，谁带头游过去？”
“伏罗宁，”
将军思索了一会儿。
“不，”他说，“这里需要一名军官。这次作战是很复杂的。派米谢尔斯基去。”
鲁缅采夫富于表情地看着将军。
“我不想派他去，”他慢吞吞地说。
“怜惜他吗？”
“怜惜他。”
“那么不怜惜士兵吗？”
鲁缅采夫辨驳道：“我也怜惜士兵。可是米谢尔斯基是个诗人……他会写诗。”
“诗人，诗人！”将军笑起来了。“如果他是诗人，人家早就在报纸上把他登出来啦。”
鲁缅采夫冷冷地说：“还不到时候。”
“你说是诗人吗？”将军若有所思地追问了一句，接着眯起眼睛，微笑说：“唔，对了，让他去参加袭击，要不然他就没有东西写了。必须有一个军官！”他坚决地说。
“是！”鲁缅采夫忧郁地回答。
他召集了米谢尔斯基和被派去袭击的侦察兵们，跟他们坐在一辆汽车上，出发到曼台尔湖去了。
这个湖坐落在师的后方，长达两公里以上。侦察兵们从黄昏到半夜都练习着游泳，鲁缅采夫坐在岸边，计算着他们的速度。他们全副武装，拿着自动枪，并带着一名‘俘虏’游泳，俘虏是由鲁缅采夫的新传令兵，年轻的上等兵卡勃鲁科夫扮演的。他因此非常不高兴。
当疲劳的侦察兵们最后从水里爬出来，坐在岸上的时候，伏罗宁望着湖，沉思地说：“只要我们能够捉到一个好的、有头脑的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傻瓜那就好了！……”
第二天，在出发袭击之前，侦察兵们在奥德河里洗他们的军衣，缝上了清洁的领子。他们在观察所旁边的掩蔽壕里静静地忙着，一边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鲁缅采夫把他的地图细细地看了许多遍。有时侯他斜眼瞟了一下地图的左面边缘，柏林就在那个地方，活象一只大蜘蛛。
夜莺叽咕叽咕地叫个不休，春天的繁星在高空中眨着眼，紧张的寂静越来越扩大，大炮的轰击声不但没有把它打破，反而使它愈发扩散了。
在前线这些黑暗的夜里，四周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平常的和很熟悉的。不过有时侯有这么一个思想在头脑里闪过，就是你并不是在所经过的千百条河流之一的近旁，而正是在奥德河畔。
侦察兵们悄悄地谈这谈那，互相讲述着各种故事，只有时候有人仿佛无意中说出这样的话：“我很想知道，希特勒是在这里，还是已经溜了。”
一想到‘柏林’和‘这里’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眼现在已经变成了同义词，他们不禁微微地笑了。
他们把一棵预先准备好了的粗大的老赤杨树轻轻地放到了河里。为了使这棵树更茂密，他们在它的树枝上扎上了从其它树上砍下来的枝叶。穿着绿罩衫的侦察兵们在树叶中间完全消失不见了。
传来了压低的声音：“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祝你平安，沙夏。”
“再见，近卫军少校同志！”
“开走吧！”
那棵孤单的树，象一大块黑黝黝的有花纹的东西，夹在其它各式各样的东西：木板、木头、手推独轮车、椅子和打坏的小舟中间，慢慢地循着水流漂去了。
第三章
这天夜里，鲁缅采夫和全体观察员们都发觉德国人很安静，他们很少打枪，连信号弹也只是偶尔放光。鲁缅采夫有充分理由为这高兴，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安静。
事情是这样：德国前进部队等候着一位重要人物到他们那儿去作客，他的姓名还没有人知道。打扫和清洁掩蔽部、洗刷制服、士兵们修面和理发，都已经开始了。
从柏林来了几位客人，这连军团司令部兴里兹上将也觉得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这位刚刚就职的将军已经意气消沉。在维斯杜拉河畔的时候，这支军队实力强大并且用正规军来补充。统率它的就是党卫队的希姆莱——一个著名的刽子手，但却是一个
劣的将军。现在，当这支军队被击溃了，而每个师都是用没有受过训练的壮丁和老弱士兵来补充的时候，却任命他这个正规军的将军来指挥这个军团。
将军怀着十分鄙视的心情翻阅着希姆莱的札记，这些札记是这个德国党卫队领袖遗落在司令部的文件里的。一些占卜的梦呓、关于第九世纪的军事艺术……的摘录、愚蠢地把自己比作亨利一世，据谣传，希姆莱自认是他的化身——这一切使这个头脑冷静的将军大为震惊。
当一个副官跑近来向他报告政府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和罗森堡到来的时候，这个新来的司令官的心情就是这样。
这两位政府部长因将军不知道他们到来而大为惊讶。显然柏林方面忘记通知了。“当那儿笼罩着极度混乱的时候，这是一种寻常的现象！”里宾特洛甫呲了一下鼻息说。
原来他们是以宣传员的身份到前线来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
将军认为这两位部长都有主要的任务，他们都是很匆忙的，所以他问，他们要不要马上就出发到各部队里去。可是，看来他们都不急。那时候将军忽然理会到这两位政府部长先生在柏林简直无所事事。简直无所事事！将军不知道里宾特洛甫狂热的幕后活动。可是罗森堡呢？这个人还是被当作东方领土部部长，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苏联军队已经到了奥德河畔的时候，这个头衔是很愚蠢和可笑的了。
司令官把他枉费心机的、迫使俄国人推出他们所占领的西岸桥头堡的一切计划报告了这两位部长。当时这两位部长安静而又很忧郁地坐着听取他的报告。
这终究被看出来了：他们在这儿休息着，活像逃避老师责罚的小学生。的确，他们已经完全不可能留在元首身边，留在他的官邸的避弹室里了。命令发出了，但立刻又被取消了。歇斯底里不断地发作，无尽地责备每个人，而那个长脚女人布劳恩什么事都要过问。没落时代的宫闱传奇剧，沮丧的情势。
可是柏林塞满了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人们都睡在地下铁的隧道里。每夜都有野蛮的劫掠和谋杀事件发生。一群群的逃兵躲在废墟里。国家重要的公务员都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首都，逃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在这儿指挥所里，一切都有条有理。军官们来来去去，命令是用准确的军语发布的，擦得 亮的靴子有信心地在嵌木地板上 地走。地图上用各种颜色铅笔涂抹着，并插上了许多小旗。
表面上是秩序井然的。
固然，信奉神秘主义的罗森堡有时侯发生这样的一种幻觉：穿军服的鬼混在他四周有节奏地舞蹈。他常常病态地发抖，想从自己的头脑里驱走这些可怕的形象。
至于里宾特洛甫呢，因为他和神秘主义无缘，他鼓起精神，在动身往前线之前说：
“您的措施，将军先生，使我相信，柏林区的军队终于获得了一个真正的领袖，他能够担当起这里奥德河，这条关系德国命运的河流上很困难的任务……我也许对俄国人认识不足，可是我的同僚罗森堡对他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可以确证，我们是得不到他们宽恕的。至于英美人在军事上的胜利，”里宾特洛甫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那就应当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考察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支持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恰恰相反，不错，正是恰恰相反……”
将军充分了解里宾特洛甫的话。部队从西战场意大利战场开到了奥德河。从两个祸害中选择较轻的一个。
汽车给他们备好了，这两位部长带了大批随从：党卫队员和参谋们，往不同的方向分散了。罗森堡往巴德－萨罗夫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去了，而里宾特洛甫稍微向北走，往老奥德河去了，他认为哪儿有两条河作屏障，更安全。
司令官陪伴着冯·里宾特洛甫。他们默然坐在汽车里宽大的皮垫子上。总参谋部的一个中校坐在司机旁边。部长的私人警卫——两个党卫队员一动不动地坐在可折叠的座位上。一辆装甲汽车在部长的汽车前面行驶。
道路都给开往奥德河的卡车、坦克和步兵堵塞了。四周显得拥挤和忙乱（不可避免的忙乱——部长心里安慰着自己）。某种汽车队迷了路，企图掉头折回去。参谋们跳下汽车去维持秩序。部长的汽车终于折入了一条岔路，一会儿后不得不停留了半小时：俄国轰炸机在轰炸渡口。运河岸边的房子正在燃烧。他们绕道行驶——渡口看来给破坏了。天色黑了。在奥德河附近碰到了一支向西走的武装部队。士兵们零零落落地行走着，有些人没有带武器。
司令官把汽车停住了，总参谋部里的中校跳下了汽车，跑到那个领队的草长跟前问：“你们是什么人？”
曹长望着自己的脚，回答道：“第六百伞兵营。俄国人在老库斯特林琴地区把我们打垮了。昨天奉命往伏里仁城去补充。”
“为什么你们慢慢地走，象一群羊一样？”中校愤怒地放低了声音说，斜眼瞥了一下部长的汽车。
曹长默不作声。他的眼睛表现出满不在乎的冷淡。部长的司令官都走出汽车。部长重问了一遍。曹长作了同样的回答。但是将军——司令官——的心不能忍受曹长对任何人都淡漠的态度，他不顾外交官在场，骂道：“难道你没有看见谁在跟你讲话吗？”
曹长慢慢地抬起眼来，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阔大而苍白的老爷面孔，这时脸上带淡蓝的灰色眼睛下面的眼皮象小袋子一样。看到这种十分冷淡的目光，部长不由得浑身发抖了。那个曹长望着他，好象望着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似的。那长满红毛的脸，那生着肿疮的脖颈和那死气沉沉的目光，在部长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痛心的印象。里宾特洛甫急速地转过身去，坐进了汽车。
他好久不能安静，天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看到的这张脸不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曹长的脸，而是全部德军的脸。这是一张可怕的脸，在他顽固的冷淡里是不是还包藏着仇恨和轻视呢？客人的情绪显然变得恶劣了。他们默默地继续向前行驶。
师部驻扎的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里宾特洛甫注意到一幕离奇的情景：三个强壮的党卫队员一边用手电筒照着，一边谩骂，从森林里拖出来一个穿着长衣服的各自高大的女人。
将军斜眼瞥了一下部长。他不想停车去查问这件事情，可是部长却吩咐停车。他决定在大会前把四肢活动一下。他由将军们和他的警卫们伴随着，走到了党卫队员们跟前。他们站住了，手电筒照出了将军们的制服和部长左袖上有着一个卐字的宽阔的饰带。
“这个女人干了什么事？”部长问。
一个党卫队员挺直了身子，说：“这个不是女人，先生……嗳……”
“政府部长，”一个警卫低声提示。
这个党卫队员的身子挺得更直了，解释说：“这是一个逃兵，部长先生……他换上了女人的衣服，从重要的战线上逃走了。……”
里宾特洛甫惊愕了，涨红着脸，想说什么，可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他急速地转身向汽车走去。迅速地行驶使他安静了。他甚至认为他刚才所看到的事情可以作为演说的主题。他将讲到叛徒们，并举出这个德国兵——多么可耻！——换上女人衣服这件事作为例子……这会引起哄笑而且也很动听。
士兵们集合在施托尔承包里的一个点着蜡烛的大厅里。当部长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举起一只手并且差不多同时喊道：“希特勒万岁！”
部长走上了讲台，没有介绍就讲话了。他的说话声音是匀静的，眼睛凝视着人们身上摇晃的暗影。
“德国要求你们士兵们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部长说，“在这个决定帝国命运的时刻，元首指望你们……”
他提到了菲德列大帝时代，当时普鲁士处于同样困难的境地，它单独和全世界对抗——但是它毕竟挺住了！他又回忆了不久前向俄国进军的历史。遥控知道德国人已经站在俄国首都的进路上，但是俄国人依靠他们的刚毅精神——不错，正是刚毅精神——没有让敌人进入他们的首都，而现在……
德国部长向奥德河那边挥了挥手，每个人都充分了解这个姿势。在这个姿势里面包含着因目前的情势而产生的痛苦和对敌人成功的“宽大”的承认。
“我们现在能够产生这样的奇迹，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如果在你们的行列里没有叛徒和坏蛋，在他们看来，他们卑贱的生命是比德国更贵重的……”
这时候他着慌了。到了该讲述一个士兵换上女人衣服这一可笑而又可耻的事件的时候了。可是在最后的时刻，部长却踌躇起来。他觉得告诉士兵这种逃走方法是轻率的甚至是危险的。他们会换上女人的衣服，穿过森林和湖沼逃走，使柏林前线变得没人防守。他突然觉得有几百只眼睛带着那个曹长一样的极其冷淡的表情望着他，在这种冷淡的表情后面微微可以察觉地隐藏着敌意和蔑视。
演说草草结束了。他那均匀的言辞差不多突然转变为激烈的低语。这在里宾特洛甫是从来没有过的。
“要象铜墙铁壁一般站立着！……德国人的忠诚是我们的盾牌。这是菲德列·巴巴罗萨后裔的天职！”
“我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说巴巴罗萨？”部长慌乱地想，“多么愚蠢的失言！我要说的是菲德列第二呀……”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部长的失言。一个师长严肃地走到他跟前，握着他的手，高声说：“我代表全师士兵向您致谢，部长先生！请您向元首转达我们坚守到底的誓言！”
这句话很动听。
“万岁！”的呐喊声响起来了。
里宾特洛甫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城堡。部长有没有鼓舞了士兵，这可不清楚，可是毫无疑问，士兵们却鼓舞了部长。他客气地同意在师长那儿用晚饭，但是附有一个条件：知道做饭的必须是部长的亲信厨师。不错，在这里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绅士，不象两星期前来这里访问过的那个暴发户里依。将军们都尊敬地望着里宾特洛甫。
晚餐前，部长出发去视察防御工事。盖着木板的交通壕、有很多炮眼的壁垒、装甲顶盖、有防弹设备的隐蔽所和埋在泥土里的坦克，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师长请部长去访问休果·温凯尔中尉，一个在铁十字章上增添了橡树野的著名军官。里宾特洛甫对这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毕竟同意了。
他们走进了中尉的掩蔽部。这个著名的军官正坐在桌子后面奋笔疾书。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中尉并不回过头来。却对进来的人粗暴地嚷道：
“把门关上！”
里宾特洛甫听见这个喊声，笑了笑，走到桌子跟前，第一个扑入他眼帘的是潦草地写在白纸上的一个词：遗书。
里宾特洛甫厉声问：“您怎么想起了写这个东西，您这个可怜的人？”
中尉跳了起来，看见部长和他的随从，把头缩进了肩膀，好象挨了他们的打似的。”
“您想写遗书，还太早啦，”部长说，立刻克制着自己，并且脸色苍白的冷笑一声。“这对部下是一个不良的榜样。对胜利要有信心，您应当这样教导你的士兵！”
部长离开了掩蔽部，慢慢地循着堑壕走。接着他站住了开始向东眺望。从河的彼岸传来了一阵不清楚的轰隆声，这片长满森林和覆盖着湖泊的平原仿佛在轻微地颤动，断断续续地喘息，仿佛要跳起来似的。遥远的探照灯的灯光在夜空中横扫而过。
“这个中尉到底还不是那么笨，”里宾特洛甫嘟哝说，神经质地紧缩了一下身子。
他想起了一九三九年和他的访问莫斯科。那时候他从轿车的窗口望着俄国和平人群在他们自己的首都逛来逛去。现在他从奥德河畔的堑壕里眺望着他们。
俄国人对他的仇恨一定是很深的。如果俄国兵知道他，冯·里宾特洛甫离他们那么近，就在这儿，在奥德河畔，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他哆嗦了一下，左边响起了一阵强大的爆炸声。它们变得越来越震耳，越来越响和越来越近。将军们焦急起来了，开始用电话跟各部队进行联络。起先他们得到报告说，俄国炮兵在轰击德军阵地。可是半小时后查明，俄国人刚刚从战斗警戒哨劫走了一名德国兵，看来他们是在用大炮和迫击炮掩护自己的侦察兵的行动。
“他们干什么劫人？”部长困惑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将军们都默默无言。司令官安慰地说：“在战争中这是常有的事情，部长先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赶快沿着堑壕走回后方去。所有这一切工事，掩蔽部的坚固顶盖、机枪点和铁丝网的围墙，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是可靠的保护物了。他差不多奔跑着。
“无论如何要跟美国人谈判！”他兴奋地想。“不惜任何代价！……要不然就会来不及。”
“为什么这些美国佬推进得这么慢呢？”他愤怒地想，忧愁地望着夜的黑暗。手电筒的光圈在前面孤零零地跑动。从后面传来了竭力想不落在部长后面的将军们急促的脚步声。
士兵们沿堑壕奔跑。德国的炮队开火了，它们带着已晚的愤怒轰击着东岸的寂静无声的森林。
可是米谢尔斯基上尉和他的侦察兵们已经在自己的堑壕里拖着一名‘舌头’走，他们都是湿淋淋的、很快乐的。在归途中他们给流水冲走了约莫一公里，可是其它一切都非常顺利。这天夜里，德国战斗警戒哨的士兵只有两名，不是五名。固然，他们曾经大嚷大闹，可是在德国前沿阵地上差不多也没有士兵。后来查明白了，原来大多数士兵都在施拖尔城堡里听政府部长演说。
第四章
这个被俘的曹长弗里兹·阿尔麦特原来是一个聪明的和消息很灵通的人。他知道了他已经完全结束了战斗生活，于是带着天真的率直高兴起来，他乐意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他知道得很多，因为他新近在团部里当文书。
固然，他并没有很快就惊醒过来。当他失了知觉，被拖过河来的时候，他喝了许多水。侦察兵们没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当他们把塞在这个曹长口里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大概没有人——不论是他的妻子或他的母亲——象鲁缅采夫和米谢尔斯基那样为这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的生命而焦急，并关心地照料他。他们给他施人工呼吸，用伏特加擦他的身子，一边叹息：“唉，弗里兹，弗里兹！”
步兵们、炮兵们、通讯兵们和工兵们忧虑的脸不时伸进掩蔽部里来，问：“喂，现在弗里兹怎么样啦？”
他终于恢复了知觉，他们把他带到师部去了。
他们走过一座大森林。但是这已经不是一座森林而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木匠和铁匠的工场。在这隐隐约约的月光下，工作忙碌地进行着。工兵营在制造渡桥的零件。几千个人拿着锯和斧聚集在伐倒的树木和差不多已经制成的渡桥的配件的旁边。
在自建的锻冶工场里，铁匠们在用防水布掩盖着的熔炉旁，制造着成千上万只把手、钉子和钩子。工程师们——上校们和少校们——在平坦的村路上走来走去，好象真正的工程主任和监工。
桥工们、木匠们和铁匠们看见一个德国人由几个穿伪装罩衫、全身湿透的侦察兵押着走，都把工作停顿了片刻。在战争时期他们看见俘虏已经不止一次，可是象这样的一个被侦察兵刚刚从堑壕里拖出来的、新鲜的（象一个工兵所形容：‘还热的’）德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是初次看见。
在渡桥建造者们赞许的目光下，侦察兵们都容光焕发。在师部里他们所遇到的也是好奇的目光。每个人都向这些浑身湿透的和面露笑容的士兵们祝贺，这个德国人也由衷地参加了赞扬，带着行家的样子说：“哦，这真是奇妙的协作！没有话说！”
奥加涅相站在一所小屋的门槛上，微微忧郁地望着这个愉快的德国人，因为他在这方面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说：“唔，这个家伙会把一切说出来！……及时把它们记录下来！”
真的，弗里兹·阿尔麦特知道得很多。问明了：在奥德河彼岸驻扎着一个‘许威特’师团，这个师团是用一座城市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它曾经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地区里驻扎过。这个师团由仓促地拼凑起来的几个守卫营、党卫队营、补充营、预备营、警察营和工人营组成的。在南面防守的是“波茨坦”、“勃兰登堡”、“史盘刀”三个营。
几天前这个曹长曾经到过符仁城。这座城市围着一道坚固的野战防线。不久前从法国开来的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他在那儿也看见了一个党卫队坦克师的司令部。满载步兵的汽车不断地穿过城市向前线驶去。他知道，防守伏里仁城东南的是第三０九“柏林”步兵师。
弗里兹·阿尔麦特报告了几件关于柏林情况的饶有趣味的细节。有人告诉他说，威廉大街的政府大厦里，特别是盖世太保的机关里正在焚毁人事卷宗，满街飞扬着焚毁的文件的灰烬。第二营营长的一个兄弟，总参谋部的培克少校突然死了，人们把这个消息正式通知了营长；可是不到一星期，营长突然接到这个“死人”所写的一张字条：少校在字条上写道，他的死是‘假的’，他往‘ＳＰ’去了。营长在他的生日那天跟别的军官们谈起了这张字条。不久这个秘密就连文书们也知道了。显然，这一种死法——“柏林的死”——不限于他一个人。
毫无疑问，‘ＳＰ’就是‘Ｓｐａｎｉｅｎ’（西班牙）。
鲁缅采夫立刻用电话把一切情报，包括奥德河上的工事和防御作业在内，都报告了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马雷舍夫上校，过后他带了口供记录，跟米谢尔斯基一同去见谢列达将军了。
他在将军那儿遇见了许多人，克拉西科夫上校也在内。
当鲁缅采夫报告师长关于一个俘虏的口供的时候，他不时看克拉西科夫，并怀着不自觉的厌恶的心情端详着上校这张宽大的、漂亮的、微微起皱的、修过面后擦上了厚厚一层粉的脸。
“好一对叫人讨厌的眼睛！”鲁缅采夫心里想，可是接着正义之感提醒了他：“啊，我干么生气？他有什么过错呢？”
报告完毕后，鲁缅采夫就默默地等待着以后的命令。
“你们做得很好，”塔拉斯·彼得罗维奇说。“捉来的这个德国人很有用。这一次的突击组织得很巧妙。你们已经学会了打仗，好汉们！”
师长因有这样的侦察兵而觉得很高兴。
他想拥抱这两个穿绿色伪装罩衫的青年，可是他不愿意在旁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他又跟那些到师部里检查工作的军官们谈话了。
从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里来的军官们当中有政治工作人员、工程师、工事检查人员、炮兵和军需员。这是常常在激烈的防御战期间来整顿部队的那种大检查团之一。这个检查团必须详细地研究和检查党政治工作、战斗训练一切工作，直到马匹状况，并把结论报告军事委员会。
米谢尔斯基惊异地凑着鲁缅采夫的耳朵小声说：“怎么会是这样？您不是说不久就要进攻！……”
“放心吧，沙夏，”鲁缅采夫低声回答说。“既然检查团来检查防御工事，您就等着进攻吧……这差不多是一种规律。您看师长。”
不错，师长显然也知道这是一种“规律”。他在点头，对某件事同意了，和气地辩论着，喃喃地自言自语，可是他的眼睛却总在笑。
当军官们——检查团团员们——出发到各团去的时候，师长对侦察兵们说：“谢谢，朋友们！你们使老头儿很高兴。我正要把每个人的名字提上去，请求授予战功勋章，而给你，鲁缅采夫，我想请求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侦察兵们已经打算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给打开了，一个满身大汗和身上沾满泥土的少尉走近房间里来。这是一个联络军官。他的到来常常意味着某种重要的变化。
他递给了将军一个用火漆密封的大信封。将军迅速地拆开信封，眼睛在所写的字上匆匆地溜过，他的脸立刻变得庄重而严肃了。
“军官同志们，”他说，“接到了命令，叫我们的师向桥头堡移动。”他转身对坐在桌子后面的参谋长说：“开始工作吧！通知检查团员们：叫他们回去。在柏林进行检查。”
鲁缅采夫和米谢尔斯基一同跑回到自己的部队里去了。
弗里兹·阿尔麦特还没有被送到军部里去，他正在吃早餐。当鲁缅采夫进来的时候，他跳起来立正——啊，糟透！——因为习惯成了自然，他举起一只手，喊道：“万岁！……”
他赶紧把“希特勒”这个词咽下去了，马上就意识到他干了一件什么事。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打着自己的手说：“笨手！”，又打着嘴说：“啊，这张笨嘴！”
很明显，他害怕立刻会被枪毙。侦察兵们理会到他的状态滑稽可笑，都呵呵大笑起来。
鲁缅采夫也笑起来了，说：“快些把他送去，还有很多事情呢。”
弗里兹·阿尔麦特被送到军部去了。他觉得很幸福，因为人们抓住他的脖颈把他拖出了战争，所以他从卡车的车厢里久久地向侦察兵们挥着手。
当侦察兵们从鲁缅采夫那里听说师将移到别调到别处去的时候，他们甚至有点儿难过。不消说，他们将从桥头堡给柏林以重大打击。可是在这样一次聪明而巧妙的突击以后，就在此刻突然离去，不知怎的，总叫人觉得遗憾。
“唉，”米特罗叹了口气，“我们替别人做了工作！”
这个‘别人’第二天来到了。
原来他是一个年轻的、很机敏的和勇敢的上尉，一个师的侦察队的代表。那个师大概将在这儿接替谢列达将军的一师。
鲁缅采夫把被俘的曹长的全部口供拿出来给他看。上尉当然很高兴，因为在这个地段已经做过很好的侦察工作了。
“你们的师离得远吗？”鲁缅采夫问。
“明天就要到了，我们的方面军所有部队也都要到了。”
“方面军？”鲁缅采夫耸起耳朵来听。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上尉说。“我们肃清了在东普鲁士的敌人，现在全军向这儿推进。”
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鲁缅采夫重视它的意义。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所属的师团开到奥德河来了。它们负有一个任务——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朱可夫元帅的军队）北面进攻，用它们的左翼掩护夺取柏林的军队的右翼。
自然，鲁缅采夫不能知道，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科涅夫元帅的军队）也将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以南发动攻势，以便稍迟用自己的一部分兵力从南面打击柏林。
由此可见，三个方面军的铁拳已经在收紧了，它准备猛攻柏林并把战争结束。
傍晚，鲁缅采夫接到了命令，叫他到桥头堡去接受新地段的敌人的情报。
他的传令兵，上等兵卡勃鲁科夫迅速地备好了马。这个年轻的、敏捷的小伙子，勤勉而聪明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可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鲁缅采夫一句赞扬的话：鲁缅采夫对齐比列夫的怀念太深了。
第五章
他们骑着马慢步前进，因为鲁缅采夫的脚还没有痊愈。鲁缅采夫的黑马奥尔里克老是想迈开步子奔跑，可是给骑者控制着，不得不缓步而走，主人的怪脾气似乎使它很不开心。
不久他们进入了一座大森林，这座森林是用它西面边沿的一座小镇的名字命名的，称做：老里采格立克森林。
这座普通的德国森林按照军队的队形栽植着枞树和松树，甚至还编了号码，在这没有月亮的四月的夜里，它好象是荒芜的和不可通行的。
狂风在树枝中间怪诞地呼啸，象一个密探似的追踪着骑马的人们。在黑暗里时时显现出汽车、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大炮和坦克的轮廓，它们被掩盖着针叶，隐藏在林间小屋里，紧张地等待着。
这里显然也准备向桥头堡移动。
他们越接近奥德河，隆隆的排炮声变得越响越长。它起先低沉而遥远，可是一会儿后，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怒吼，淹没了风的呼啸，把人们头脑里的一切思想，除了致命的危险这个思想以外，都驱走了。但是这个思想，不管它怎样可厌，不能使任何人在这座森林里停留片刻。炮声变得越来越猛烈，接着它停止了，以便在五分钟后，再用强大的力量轰响起来。
一会儿后，引擎和吼声——德国轰炸机群若断若续的沉重的胡胡声——和炮声打成了一片，那时候曳光弹的明亮的光流在夜空中掠过，探照灯的箭头发光了，高射炮弹一忽儿在这边、一忽儿在那边不断地爆炸起来。有几声震耳的爆炸声，天空升起了各种颜色的曳光弹的光流——从地上很慢地升到天空，仿佛欣赏着自己的美似的。
森林忽然终止了。房屋在路旁出现，这条道路变为一条村街。不过现在可以完全意识到森林是多么好；他们也许想在森林的边缘上再停留一会儿，即使一、二分钟也好，享受一下最后的安全的幻影。但是他们必须前进，走入这个轰响里，走入环彼岸正在燃烧的火焰中，走入在奥德河上空升起的充满震响声的破晓中。
越接近河边，周围的世界越显得可怕。在西岸熊熊的火光和正在升起的羞怯的朝霞的映照下，鲁缅采夫看见了那个地方，关于它在士兵中间流行着神秘的也许是不朽的传说。
这是一座跨越奥德河通到桥头堡的著名的桥。他们把它称做死亡桥和‘希特勒的毁灭’。
这座桥是驻扎在沿岸掩蔽壕和地窖里的工兵们——俄罗斯的工匠们，在河边森林里建造的。德国人十分明白，这座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崛起于奥德河灰色波涛上的桥，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日日夜夜用远射程炮、军和师的炮轰击它，不断地出动他们所有的轰炸机队；重轰炸机队、中型轰炸机队、轻轰炸机队来轰炸它。
德国炮弹落在四周，拔去了桥椿，炸沉了一段桥梁，工兵们每次抢修桥时，无畏地在它那巨大的背脊上爬行，他们有的死了，但是其余的人并不停止工作。这是一座真正的不朽的桥，可是建造它的都是不能避免死亡的人们。
河畔布满了弹坑和壕沟。这儿有几门高射炮，高射炮师的战士们 集在它的周围。壕沟里藏着打椿槌、巨蟒似的缆索、绞车和拖拉机。士兵们在被填了一半泥土的壕沟里吃早饭。
焦味、马尸、新刨光的木板、烟和沙拉油的混合气味，使人晕迷和发抖。
大桥的左右两边还有两座轻便的浮桥。白天它们被拆卸下来，浮桥船被藏在岸边的草从里，夜里它们又被放入水里。缆索叽嘎作响。有一支部队驻扎在棚屋里，等待着渡河。年轻的士兵们不安地细听着已经来临的保不住的寂静。
在桥边站着两个军官，他们警告着走上这座木台的每个人。
“快些，别停留！越快越好！”
桥面的木板有六公尺宽，没有栏杆，两旁有着缘饰。在渡桥上值班的士兵们都拿着不灭的小灯，虽然天色已经大明，他们也催促着不行或坐马车过桥的人们。
“快些，弟兄们，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啦！”
这些人必须经常站在这儿，站在这个可怕的岗位上，他们对别人的关心感动了鲁缅采夫。
在朝雾里，桥面上忽然出现被打死的马的轮廓，忽然显现出打坏了的汽车的残骸——这是最近一次德国人的轰炸的后果。奥尔里克对人的尸体漠不关心，可是一看见马的尸体，它就惊跳起来。
在这座桥上，面对着死亡，完全没有可能把身子埋在土地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它是士兵们最后的避难所——世界就显得完全不同了，变得极端可恶了。在这里甚至最坚忍的和富有经验的人们也会失去幽默感。
在桥中央，轻轻的脚步声、车轮的轧轧声和汽车轮胎的沙沙声给增强着的轰隆声盖没了。几颗炮弹在桥右面的水里炸裂了。黑色的浪头飞得比桥还高，浪花和飞沫打湿了整个人群。桥版咯咯地颤栗着。惊心动魄的啸声切断了颤栗的空气。奥尔里克在原处跳起舞来。拼命想往深渊冲去。鲁缅采夫使劲勒住了它，接着回过头来看卡勃鲁科夫。他坐在马鞍上——矮小、神色紧张、脸色惨白——目不转睛地望着鲁缅采夫。鲁缅采夫对他竭力装出笑脸，固然，这笑容是多么难看啊。
“勒住，”鲁缅采夫说。
“是！”卡勃鲁科夫用颤抖的声音叫道。
人们继续前进了，尽可能地加速了步子。一辆汽车突然向左冲去，猛地装在另一辆汽车上。一颗炮弹落入了河里，就落在近旁，一个强大的浪头打湿了桥上的人们。人们惊退到旁边和后面：前面的路给两辆打坏的汽车堵住了。一个受伤的人号叫起来。这当儿响起了一个愤怒的、命令的声音：“镇静！”
桥中间站立着两位将军。鲁缅采夫认出其中一个就是西斯克雷洛夫。另一个是瘦弱的、苍白的、没修过面的和没有威风的少将，是一个建筑师和渡河司令，他的眼睛因熬夜而发红。
“把汽车推到河里去！”军事委员命令。
士兵们都奔去执行命令了。坐在一辆打坏了的汽车的司机座里的一个少校，走到将军跟前，把手举到帽沿，恳求说：“将军同志，我的车上装着迫击炮队的炮弹。”
西斯克雷洛夫什么也没回答。他注视着在汽车旁边非常紧急地工作着的士兵们。少校仍旧把手放在帽沿边站立着。西斯克雷洛夫突然急速地转过身来问：“干么您不去帮忙？”
少校连忙放下了手，开始猛力地把他的汽车推到了桥边。两辆汽车同时扑通一声掉入了水里。于是，人们、运输马车和卡车都迅速地继续前进了。
西斯克雷洛夫说：“快些，可是别惊惶！”
一颗、两颗、三颗炮弹的呼啸声打断了他的话，但是西斯克雷洛夫继续在讲话。虽然在呼啸声和爆炸声中，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但是大家都望着将军，而他继续讲着话。当炮弹最后在河中不远的地方爆炸的时候，士兵们还是听得见那个匀静的声音继续在说：“……保持距离，别哭，懂吗？”
“明白了！”士兵们一致地喊道，他们都因为这些炮弹从旁边飞过而觉得异常高兴。
西斯克雷洛夫转脸对渡河司令说：“可是您，将军同志，我请求您不要自由主义：把任何妨碍交通的东西都扔到水里去！”
“明白了，军事委员同志，”工兵将军说，并且声音更轻得多地补了一句：“我坚决地请求您到我的掩蔽部里去。这里不安全。昨天夜里一个上校——旅政治科长给打死了。是的，我坚决地请求您。”
“你认为炮弹只对政治工作人员才是危险的吗？”
他们慢吞吞地向岸边走去，可是这当儿西斯克雷洛夫发觉了骑着马走过的鲁缅采夫，他认出了他，将军和他招呼过后，说：“关于您的那个俘虏，他们报告过我。一个有用的德国人。他让我们对于德军部署的看法得到了重要的校正。请向谢列达和他的女儿问好。我希望她在第二线里？”
“是的，将军同志，”鲁缅采夫回答道。他立刻恢复了他的一向出名的镇静，但是他的镇静程度在医疗营里疗伤的一个半月里显然是减退了。
一片烟云散布在渡桥上空。它越来越浓，浓厚的烟团遮没了这座著名的桥：他们听见德国轰炸机的胡胡声后，放出了烟雾。高射炮的吼叫声响起来了——一会儿后传来了苏联驱逐机的咆哮声。空战在高空云端上面的某处散开了。
可是鲁缅采夫已经到了陆地上，在桥头堡的土地上了。
第六章
展开在鲁缅采夫面前的这个地方，使他想起了奥尔沙附近的前线某地。这是一片给子弹打了许多小洞，给炮弹炸成了许多坑的光秃秃的土地，在这上面完整地保存着的只有那些使低地免受奥德河的水淹没的许多沟渠——用德国话说：格兰本。栽植在这儿的果树多半被炸得粉碎了，苹果树的花瓣象白色的柔毛似的在弹坑的边缘飞舞。被打坏了的水磨坊竖立在“格兰本”岸上。
鲁缅采夫在一座水磨坊的地窖里找到了一个团的侦察队的一个军官。这个团将由谢列达将军的师来接替。这个军官告诉了鲁缅采夫跟他们对抗的敌人的情形。那就是不久以前从西线调来的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关于这个师，弗里兹·阿尔麦特曾经顺便提到过。
这个军官没刮过的苍白的脸和团部里的整个气愤，对鲁缅采夫充分说明了，人们在这儿的桥头堡上是怎样经历过来的。在两个月当中，德国人不断地用坦克和步兵进攻他们，轰击和轰炸他们，但是不能使他们后退一步。团部失去了参谋长、他的第一个助手、通讯兵主任和炮兵主任：他们有的阵亡了，有的受了伤。这个侦察队的军官代替了前两个人的职务很久，一直到最后新的军官派到了这里。团长受了伤，可是仍旧留在部队里，在他的床上用电话指挥着全团。
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内，鲁缅采夫从前哨堑壕里观察着德国人，把他所看到的和从这个侦察队的军官那儿所得到的那张地图上所绘的情报作了对比。
德军前沿距离我们前沿有七十公尺到二百公尺。鲁缅采夫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堑壕、交通壕和临时火力点、这么多带刺铁丝网和被挖掘的土地，虽然他在战争时期里看见过不少敌人的筑城地区。德军的防线密布着机关枪点。在这片低洼的灰色平原上，没有一公尺土地不在火力之下。
当天黑的时候，鲁缅采夫离开了堑壕，在磨坊后面的谷地里找到了卡勃鲁科夫和马，他们等到照例的炮轰过去，就回东岸去了。
师长和几个参谋已经安顿在这儿森林里一所被放弃的柏油厂里。塔拉斯·彼德罗维奇严肃而且心事十足。他在集团军司令员那儿开过会后，约在一小时来到了这儿。
师正在行军中，而先头部队不久就可开到。军官们时时跑到森林路上去看先头部队有没有出现。
将军把鲁缅采夫带来的地图研究了许多时候。
“唔，”他说，“一道坚强的防线，这是不容争辩的，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他望着鲁缅采夫，皱着眉头，说“你骑马和跑路太多啦！当心您那条腿。跟我留在一起吧，让安东纽克去跑。”
一会儿后，安东纽克坐了司令部的汽车来了。鲁缅采夫叫他去制订侦察计划，而他自己决定去睡一会儿。可是过了两小时，安东纽克就把计划拿来给他看，鲁缅采夫吃了一惊。
“您写了些什么？”他问自己的助手。“您打算在防线上待一年吗？情势已经这么明显，您还要一个‘舌头’干什么？不过是叫人去送死吧？应该制订突破和追击敌人的侦察计划。并且要注意，制订在城市、大城市、巨大的、最大的城市——柏林的情况下的侦察计划，懂吗？”
“没有进攻命令啊，”安东纽克绷着脸回答。
“就要有进攻命令，”鲁缅采夫反驳他，“而且会来得突然。到那时候我们会不知所措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补了一句：“让我自己来制订侦察计划。”
那时候几个团开到了。它们摸黑在一座大森林里预先分配给他们的地方驻扎下来，友好地把到达较早的别的部队挤紧了些。
嘈杂声渐渐沉寂了。全师坠入了不安的梦境。只有师长、司令部和政治部所驻扎的那所柏油厂里，人们整夜坐着研究地图、编制图表和草拟命令。后来这儿也变得寂静了。
拂晓，鲁缅采夫完成了侦察计划，他向师长所住的隔壁小房间张望了一下，将军坐在桌子旁边睡着了，电话听筒放在他的耳边。鲁缅采夫笑了笑，决定违背命令，去找驻扎在附近松树下的侦察兵们。侦察兵们也在睡觉。
米谢尔斯基坐在附近写东西。
“写诗吗？沙夏。”鲁缅采夫问。
米谢尔斯基害羞地回答道：“不，写另手榴弹申请书。”
“那也很好！”鲁缅采夫笑了笑。
伏罗宁走到跟前，向上尉报告说：“米特罗需要换一个弹盘。谢苗诺夫和奥派纳先科都没有小刀。古施庆的伪装罩衫撕破了。必须修补一下，或者另发一件。”
鲁缅采夫吩咐把所有的人都唤醒，又把安东纽克找来了，并当他在场的时候，提出了“柏林作战时期”的任务。
参谋们从柏油厂里走出来了。他们出发到桥头堡去接收那个地段。接着森林里又变得寂静了。老远就可以感觉到在森林里栖息的只有鸟儿和松鼠。
士兵们坐在林中湖畔。他们在洗脸和低声地交谈。他们用干粮当早餐：为了不使军队暴露，禁止生篝火，并且禁止厨房升火。政治工作人员们在举行座谈会，把欧洲地图挂在树上。
白天很漫长。天色终于黑了。士兵们都排着队。在森林里响起轻轻的口哨声。几个营从容地沿黑暗的村路向河那边移动。炮声近了。他们在森林边缘停留了一个半小时，细听着河上的动静：那儿很闹。
在二十四点正，集中在森林里的几个师开始同时在三座桥上渡河。在默默无声地渡河的时候，隐伏在森林里的我方炮队初次吼叫起来：它奉命压制德国人的炮队。拂晓，轮到谢列达将军的师渡河。德国轰炸机猛烈地轰击着。高射傲咆哮着。接着苏联驱逐机也在充满着低语和脚步声的黑黝黝的桥上出现了，于是一场惊心动魄、与地面完全相隔的空战发生了。
但是这种隔绝是表面上的。
鲁缅采夫套着耳机坐在师长汽车里的无线电机旁边，他收得了我们飞行员的音波，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科斯加，梅塞在你的后面！……”
“左边，左边，瓦尼亚……赶走它……容克……”
空中看不见的科斯加和瓦尼亚保护着步兵。两架德国飞机象两片猛烈的火坠落了，渡桥左边的奥德河的水把它们吞没了。焚烧着飞机的火焰一刹那间照亮了在左边浮桥上行走的士兵们发白的脸，和马儿飘动着的黑鬓毛。
一会儿后，师长和鲁缅采夫也渡过了河。鲁缅采夫陪着师长到观察所去，就是他昨天去过的那座水磨坊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也到这儿来了。他视察了各团后，必须再回东岸去：在那儿，在政治部里，正在举行连队党组长会议。
“你也到那儿去吧，”他对鲁缅采夫说。“你向党组长们讲一讲敌人的情况。这对于消除士兵们的轻敌思想是有用的。让他们知道希特勒从西线调到这儿来的几个师和德国人的防御情况。防御是坚固的，”普洛特尼科夫摇了摇头。
师长不满地说：“您折磨我的侦察兵！瞧，他这个样子，勉强能够走路！……好吧，就去这一次，以后别离开我一步。”
谢列达和鲁缅采夫出去送普洛特尼科夫上汽车。雾朦朦的早晨笼罩在桥头堡上空。机关枪哒哒地响着。苹果树的方向和附近火烧场的焦味混成了一片。
一个团的团部设在观察所邻近的掩蔽壕里。旁边是另一个团的团部，这里还有一个属于邻近的一个师的团部。离他们二十公尺远的地方，有两个营在同一个地方设立了指挥部。从这些指挥部的拥挤情况看来，可以毫无错误地确定步兵战斗队形的密度。
士兵们黑压压的影子向四面八方移动着。
鲁缅采夫顺便往团部去找米加耶夫少校。他因师侦察队长来到而觉得高兴，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攻势什么时候发动？已经给我们划分地带了吗？我们向柏林直进呢？还是向北推进？”
鲁缅采夫把他所知道的——而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告诉了米加耶夫后，问道：“要知道，把我从施奈德穆尔的捕鼠机里救出来的就是他呀……一个好青年！”
米加耶夫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们本想把他升级，让他作营长，可是不知怎的，总觉得害怕。这个小伙子很狂妄！他坐着马车，象马赫诺匪徒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固然，他最近改变了很多，把他的马车扔在阿尔特达姆附近了……”
“唔，您怎么老是提到这辆马车，”鲁缅采夫忧郁地笑起来。“这辆马车我也坐过一次。”
米加耶夫想起来了。
“哦，丘霍夫现在大概在这儿，在我这儿附近……他在接收补充兵员。”
第七章
丘霍夫正在这儿，在一座小丘后面，在很多的‘格兰本’之一的近旁，他同司务长戈杜诺夫在叫他们的新兵们排队，以便带他们到前沿阵地自己的连队去。
“从师部来的一个少校在打听您。”他们告诉他说，“他在参谋长那儿。”
“他们有什么事情？”丘霍夫问。
他走进了团部的地下室，看见了鲁缅采夫和米加耶夫，就把手举到战斗帽旁，报告说：“丘霍夫上尉奉您的命令来到了。”
“没有什么命令，”鲁缅采夫说。“我不过想看看您。如果您不反对，我要把快乐和工作结合起来：咱们一起从您的观察所进行观察。”
丘霍夫发窘了，放下手说：“请吧。”
他们带着新兵队伍，并排走着。司务长戈杜诺夫坐在队伍后面连队的食物车上。卡勃鲁科夫在食物车旁边走着。他们在沼泽洼地上行进，这里有许多炮弹坑，点缀着毁坏的小屋、牲畜栏和水磨坊，并且横贯着许多狭窄的水渠。
鲁缅采夫永远是善于观察的，他看出丘霍夫显得老了些，消瘦了，他的眼睛更加和善了。
丘霍夫从眼梢觉察到侦察员有点儿跛。上尉昨天刚想起过他，当他替连队收领一些散张的印刷品“德国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的时候。他知道这份印刷品是鲁缅采夫亲手做的工作。
“不知道他是不是常常跟那个女医生会面？”丘霍夫心里想，他不知为什么总希望鲁缅采夫跟她相见。
新兵们在后面窃窃私语。戈杜诺夫的运输马车的车轮格格作响。
“我听说，您把马车丢在什么地方了？”鲁缅采夫问。
“在阿尔特达姆附近。”
“做得对，这不是适宜的交通工具……”
“正是。”
“米加耶赴跟我说起过您……”鲁缅采夫开始说，可是丘霍夫皱着眉头，立刻把话题扯开去了。
“我听说，您捉住了一个俘虏……”
“是的，”于是鲁缅采夫讲述了弗里兹·阿尔麦特，讲述了这个德国人的疏忽，用希特勒式样敬礼欢迎他。
丘霍夫惊讶地摇了摇头，说：“对他们的打击还不够！”
“我们马上就要把他们打击个够，”鲁缅采夫笑起来了。
丘霍夫必须去见营长，营长和他的指挥部都驻在牲畜栏的瓦砾堆里。鲁缅采夫在路边等他。
维谢尔恰科夫问连长，他们给了多少人。
“六十五名，”丘霍夫回答。
维谢尔恰科夫把这个数字记在野战手册里。他不停地抽着烟。格拉莎曾经帮他戒烟，而现在，当格拉莎不在的时候，他又不停地抽起烟来了。
他常常接到格拉莎的信，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信都是过分愉快的。格拉莎写道，她很好，她什么都满意，每个人都喜欢她，外科主任待她特别好。
格拉莎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想叫维谢尔恰科夫不必为她担心，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维谢尔恰科夫认为格拉莎不想回到营里来了。当然，在医疗营里比较安静，而那些男人们——医生们——比他更风趣。他们都是又聪明又清洁，而格拉莎是爱清洁的。她常常提到“外科主任”，这使他特别怀疑。
现在他更少想到格拉莎了：他卷入了这次战争最后一个战役前夜的普遍的热潮里。
补充兵员已经到达营里。军官们和通信员们都从团部跑回来了。每个人都兴奋狂热。
丘霍夫向维谢尔恰科夫告别，跟鲁缅采夫一同向前哨继续前进。
在连队指挥所的掩蔽部里，四个中尉围坐在收音机旁听音乐。他们都是新来的军官——丘霍夫的一个助手和三个排长。他们看见这个陌生的少校，都站了起来。
鲁缅采夫细听着音乐，问：“什么电台在播送？”
“柏林。”一个中尉回答说。
鲁缅采夫兴奋起来了。
“很有意思！我们已经注意到，柏林开始继续不断地播送着贝多芬、巴哈和舒伯特的音乐，歌德和席勒的诗……法西斯歌曲和进行曲在广播中差不多听不到了。我们侦察兵认为，这是有作用的。希特勒想起了传统的德国文化，他想做这个文化的继承者。大概他想我们不便绞死这样一个冒充的继承者吧！”
中尉们都觉得诧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幽静的钢琴音乐里还会有这样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倾听着侦察队长的话——他们在小小的连队里难得看见一个“首都”的——就是说师的军官们。可是他们必须去接受补充兵员，并把新兵分配到各排里去，所以军官们都从掩蔽部里出售了。
鲁缅采夫和丘霍夫循着交通壕到第一道堑壕里去。
德国迫击炮在不远的地方轰击，大炮偶尔吼叫几声——一句话，这就是前沿常见的清晨的“寂静”。在遥远的西边地平线上火光熊熊。这是柏林在燃烧。
“您没有望远镜吗？”鲁缅采夫问。
谁的手拿着望远镜立刻向他伸过来，鲁缅采夫回过头来看。卡勃鲁科夫站在他身旁。望远镜就是他鲁缅采夫的。
“注意，就在那边，正对着你们的就是布雷区。”停了一会儿后，鲁缅采夫说，“这个村庄就是德国人的支撑点。工事很强固。”
“离柏林六十俄里，”丘霍夫说，不知为什么他用这个俄国旧长度而不用“公里”。接着，突然间，仿佛跟前面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似的，问：“俘虏告诉过您希特勒在哪儿吗？”
“好象是在柏林，”鲁缅采夫回答道，一边继续观察。“戈培尔也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只是还不知道希姆莱、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在什么地方。”
丘霍夫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很轻地问：“您没有柏林地图吗？如果有多余的图，给我一张好吗？”
“有几张。昨天我分送给各团团长每人两张……我可以给您一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友谊……”
丘霍夫冷淡地说：“谢谢，如果您能够的话，请把地图交给我的党组长斯里温科上士，他在师政治部参加党组长会议。”
“那好极啦！今天我恰好要在他们那儿做一次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我找到斯里温科就把地图交给他。”
过了一会儿，丘霍夫问：“地图上是什么文字？德文，还是俄文？”
“俄文。”
“目标凑指明了吗？”
“什么目标？”
丘霍夫停了一下，很快地回答道：“德国国会和政府大厦。”
鲁缅采夫放下望远镜，只用眼睛微笑，说：“什么都写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用红铅笔把这些建筑物标出来。您暂时把布雷区和侧防机关枪绘在您自己的地图上……”
他们都沉默了，可是他们在沉默中，突然极明确地感觉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事件的前夜，所有个人的私事都马上从心里退去了，对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深刻的思恋、因真正的和臆想的屈辱而产生的痛苦和不能实现的希望都给置诸脑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把他们激动了，于是他们用愉快的目光互相望着。活到这个时候是值得的！忍受悲痛和艰苦也是值得的，为了在这个时刻站在这儿，站在邻近柏林的要冲地带的这道堑壕里，并且感觉到自己是这股巨大的潜在力量的一部分，是祖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分子！
他们两个人都急于想做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关心，什么事情需要发补充命令。鲁缅采夫想：还需要跟侦察兵们谈一下，指导奥加涅相怎样盘问本地居民，和检查分队长是否有关于敌人的情报；我们也许将围攻柏林，那么施奈德穆尔的经验是有用处的——必须总结这个经验。丘霍夫想，他必须跟新兵们谈话，给他们解释一下目前的情势，领擦枪油，检查机关枪，加强炮兵们的联络。
新补充的士兵们都分配在堑壕里。他们把身子探出胸墙，眺望着德国人的阵地，并轻轻地交谈着，他们还不能习惯于这个思想：他们离柏林很近。
“啊，这多么奇怪！……”一个高个子圆肩膀的新兵说。
另一个若有所思地说：“哦，战争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到了柏林附近！离开家至少有四千公里！”
“你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
“我是伏尔加河人，”那个士兵回答说。
鲁缅采夫微微一笑，侧耳倾听着：有没有人笑？没有人笑。他告了别，就到观察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