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霍夫上尉下楼来了。
格拉莎通知他，团将在这儿停留一些时候，因为师在等待补充。
院子里充满一片快乐的忙碌：理发、分发肥皂和干净的内衣。格拉莎吩咐士兵们以后睡觉要脱掉衣服，只穿贴身的内衣。
“够啦，”格拉莎愤怒地说，“你们在壕沟里和掩蔽壕里睡得够啦！现在是重新习惯美好生活的时候了！”
房东老婆子穿着一件黑长衣，在宽敞的厨房里忙碌，这座厨房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她绕着一座大瓷砖灶转来转去，那儿烧着几桶水。同她一起管理家务的还有两个女佣人——头发梳得高高的年轻的德国女人，她们偷偷地瞟着士兵们。
丘霍夫看见连队现在由格拉莎指挥，他就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即使在卫生问题上，他也不愿意受女人辖制。
他顺便欣赏了一下那些装在镀金的镜框里的巨幅油画，接着他在窗口前面坐下来，他突然想到这个穿黑衣服的年迈的老婆子或许就是女地主。他理会到这一点，甚至睁大了眼睛。
一个女地主！这真奇怪！难道这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就是庄园周围的全部产业，这片土地、这些树林和牧场的女主人吗？
现在丘霍夫特别注意地眺望着那座在盖着雪的灰色田野边沿上的树林。他觉得很奇怪，这普通的幼小的白杨林，和别的树林一样的树林，是属于一个人的，而这个人就是那个老婆子。
他又下楼走到了院子里。格拉莎已经坐车到第三连去了。士兵们已经在洗澡了。他听见他们在大浴盆里的嘻笑声和泼水声。理发师在玻璃露台上给士兵们理发。他把客厅里的一面大镜子搬到了露台上，把它弄得象一家真正的理发室。女佣人们把一桶一桶的热水和冷水提到屋子里去。
穿着长长的黑衣服的女地主依旧站在炉灶前面，她那黄而浮肿的脸给水气润湿了。
真是鬼迷了，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婆子，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婆子而已！
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紧跟着丘霍夫，他那两条又长又瘦的腿穿着羊毛袜，袜子套在裤子外面直拉到膝盖上，他戴着一顶绿帽子，一簇微带绿色的羽毛在帽子上摇晃着。他是地产管理人。
他向丘霍夫鞠躬，连声问：“请允许我，上校先生！……”
“——上校，”丘霍夫想，“他在拍马屁，这个拍马屁的老东西！”
丘霍夫老是看着女地主，真的，她不过是一个老婆子。健全的德国人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微微驼背的老女妖的指挥？但是德国人也忍受过希特勒……
“啊，或许应当把她作为阶级消灭掉，”丘霍夫沉吟了一会。他决定探听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斯里温科已经洗过澡，走到院子里来了。丘霍夫请他并排坐在长凳上，沉默了一会，含糊地说：“您瞧，这个女地主……”
“是呀，”斯里温科回答，朝那个在厨房门口出现的老婆子的身影冷冷地瞥了一眼。
接着他望了望上尉专注的脸色，这才明白：虽然丘霍夫是个上尉，可是他完全象一个小孩子——他平生第一次看见女地主！
斯里温科纵声笑了起来。
“怎么样？不妨把她送到她的俄国亲戚那儿去吧？”
“对，”丘霍夫说，他从长凳上站起来，或许就是为了去发布这样的命令。
可是斯里温科依旧坐着。
“不值得，”他仿佛懒洋洋似的说，并且更坚持地重复了一遍，“不值得！”
“那么把土地分给农民？”丘霍夫迟疑不决地问。
“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地来，”斯里温科说，并且狡猾地用乌克兰语补上一句，“上尉同志，连队不能决定这样的事情。”
这个意见伤了丘霍夫的心，他又想到：他不过是一个连长。虽然他心里同意斯里温科这个意见，社会改革不属于步兵连长的职责，但是他紧蹙着眉头。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的眼睛里充满着怒火，就站起来，并且警告地说：“我去问政治部，让他们决定吧……”
丘霍夫完全懂得斯里温科的这个暗示。他又坐在长凳上了。
司务长走到他跟前，他也洗得干干净净，全身发着光彩。当他知道这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是本地的女地主的时候，他比丘霍夫更加惊讶。说句老实话，他也同意上尉的意见，必须立刻采取紧急措施。
“吁，女妖！”司务长用响亮的声音朝整个院子叫嚷，以致德国女人们都惊愕地回过头来看。“没收她的财产！”
可是党组长斯里温科也是能够说服他的，司务长被说服了，他对上尉说：“唔，那么就让她供给我们早餐也好！”
“可以这样做，”丘霍夫说，斜睨了斯里温科一眼，并补充说：“因为她是剥削别人的劳动的。”
正在这个时候，谢米格拉夫在窗口叫喊起来，说营部叫上尉去。马已经上了鞍，丘霍夫出发到临近的村子里去了，而戈杜诺夫去跟女房东说明早餐的事情。
早餐后，士兵们都唱起歌来了。窗子都敞开着，歌声在整个村子里荡漾。他们唱着激昂悲壮的歌，使人痛苦地想念着祖国。
因为士兵们唱着从小就熟悉了的歌曲，所以他们不久就感到歌的精神和周围环境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开始象旁观者一样，仿佛用那些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倾听着豪放的俄国歌曲的调子的德国人的观点，漠然谛听着习惯了的旋律。因为士兵们仿佛从旁观者的立场来领会自己的歌曲，所以他们发觉这里面有一种完全新的美丽和从前没有觉察到的力量。
“钟声单调地鸣响着……”谢米格拉夫出神地引了这么一句，这些词儿又使他感到惊奇，并且对它们赞美不已。
“哦，天呀，多么美的歌词！”他想。
司务长戈杜诺夫这回不顾他的司务长的尊严，用低沉的声音和唱起来，他细听着，给歌曲的和谐的旋律感动了，他想起了他故乡的集体农庄、阿尔泰广漠无际的田地和茂密的森林，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在这儿并且他们都听着他唱歌。
毕楚庚站在门口悲伤，一边用柔和的男高音应和着其余的人。
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
果戈别里节唱了起来。他用东方的调子粗嘎地、拖长了声音唱着，有几节唱得出乎意料的柔和。
虽然歌曲都是俄罗斯的，它们却使他想起了美丽的格鲁吉亚、故乡卡黑季亚和阿拉尚河沿岸许多绿油油的葡萄园。他那热情的眼睛里微带蓝色的眼白幸灾乐祸地闪出光彩，他提高了嗓子，使得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人能听得更清楚：
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
故乡的田野和森林。
从早已干涸了的眼里，
泪水象火花般迸发。
斯里温科伤心起来了，他悄悄地走到院子里。门口站着一个哨兵，他羡慕地倾听人们唱歌。
斯里温科走到了街上。有一条大路在这儿通过，在这么早的时光，道路上寂静无人，他倚在石墙上，抽着马合烟卷儿。
附近有几个人聚集在围墙旁边。他们都站着倾听俄国人唱歌，一边简短地互相交谈着。
斯里温科看见了他们，就走近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从这一小群人中间走出来一个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放下了两边帽耳的兰色法兰绒帽子，怯生生而又愉快地说——他大概是用俄语，可是带着非俄罗斯人的奇怪的口音说：“我是捷克人，捷克人！”
斯里温科向他伸出手去，这个因此而大为高兴的捷克人把这只手握得那么紧，以致斯里温科微微笑起来。当斯里温科微笑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从啊的笑容里看到他那善良的心。人们把俄国兵围住了，跟他握手，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
斯里温科从这个捷克人的解释里知道，原来女地主——冯·波尔克男爵夫人的二十个雇农要来谢谢俄国人给他们的解放。他们当中有几个荷兰人、几个法国人、几个比利时人、一个丹麦人和他——捷克人。
他又说道，男爵夫人从昨晚起给他们吃得好了。今天的早餐有煎鸡蛋。这是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可是必须全部俄国军队开到德国来，才能使冯·波尔克男爵夫人为她的雇农耗费这几个鸡蛋。
“只有俄国军队，世界上任何别的军队都不成！”捷克人翻译了一个法国人的快乐的话。
“这儿没有俄国雇农吗？”斯里温科问。
捷克人高兴地说：“没有，没有俄国人。”
这个精神焕发的、虽然冻得发青了可是兴高采烈的捷克人，高兴地谈着各种事情，甚至谈到一年前他曾经被拘禁在德国集中营里。很明显，他心里充满着这样的高兴，甚至那些最凄惨的会议在欢乐的光辉中也黯然失色了。
原来这儿有过俄国雇农，可是十天前，第一批苏联坦克在这些地方一出现，他们就走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俄国雇农都走了。有一个姑娘却没有等到自己人的到来。她在去年底死了，他们把她葬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一个俄国姑娘……她哭呀哭的……结果死了。”捷克人这样地讲到那个姑娘。
一片寂静。他们都等待着斯里温科怎样说。他脸色阴沉，简短地说：“进去吧。”
他们挤进院里去了。真的，这些雇农们看见那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站在窗口，都胆怯了，并且放慢了脚步，可是斯里温科看到这种情形，鼓励地说：“跟我来，别怕。”
他用这样憎恨的目光凝视着老婆子，吓得她浑身发抖，她立刻躲起来了。
士兵们把解放了的雇农们围住了，兴奋地跟他们谈起话来——主要是用手和眼睛。司务长戈杜诺夫挺直了庞大的身子站起来，大声地喊两个头发梳得高高的德国女人，命令她们好好款待雇农们。
“他们要什么，”他解释说，“就给什么，明白吗？”
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他吩咐老婆子在桌旁伺候。她慢慢地跨着小步从厨房走到桌旁，又走了回去，她那发抖的胖胖的手端着菜盘子。
斯里温科和捷克人走到院子深处。他在这儿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问道：“她是谁……那个俄国姑娘……”
捷克人解释说，那个姑娘在这儿当看猪人，她是乌克兰人。
“从乌克兰来的？”斯里温科追问了一句，一面卷着马合烟卷儿。
“是的，”捷克人答道。
斯里温科坐在长凳上，请捷克人坐在他旁边，说：“要抽烟吗？”
可不是！雇农们根本没有烟草抽，这或许比饥饿还要难受。斯里温科把自己那只绸子做的很大的烟袋里的一半烟叶倒在这个捷克人的手掌里。
不错，姑娘是从乌克兰来的——乌黑头发，肤色浅黑，留着长长的辫子。她每天晚上坐在那边猪栏旁边的长凳上哭，一直到男爵夫人或者管理人福格特先生发觉她的时候才停止。男爵夫人常常拍着手，恼怒地说：“啊，我的天，俄国女人又坐着不干活儿哪！”“她们为什么哭？”管理人觉得很奇怪。
“有长长的辫子吗？”斯里温科问。
“是的，”捷克人说。“她在一九四二年同别的许多人来到这儿，他们的样子都很凄惨。”
“当然喽，”斯里温科声音嘎哑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不是加丽雅，她的名字是玛丽雅。
捷克人向桌子那边走去，斯里温科却依然坐在猪栏旁的那条长凳上，悲伤地用双手捧着头。虽然那个姑娘并不是他的加丽雅，可是在德国地主的田庄和俄国人的坟墓里难道这样的姑娘还少吗？
士兵们在喧闹。
年轻的小伙子们围住了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的荷兰女人，她那灿烂夺目的近于红色的金发披到了肩上。
她长得很美丽，她那浅蓝的眼睛从长长的睫毛下面向士兵们透了洋洋得意的一瞥，他们都高兴得出神了。很可惜，那个荷兰姑娘介绍了她的丈夫，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荷兰人，这使果戈别里节的热情冷淡了，他很爱她的美。
“哎，怎么啦？”毕楚庚察觉到果戈别里节失望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怎么，一个嫁了人的少妇？但是你还是不要失去机会啊……”
“哦，不，”果戈别里节垂头喪气地回答。“荷兰是盟国，你要知道！……”
毕楚庚大胆地望着女人们，特别是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法国女人——“年纪正合适”——他和她们絮絮不休地谈着话，硬把德国字按照俄文变格：“太太，现在你可觉得好些了吧！……”
妇女们都觉得很高兴。她们觉察的德国女人们妒忌的目光，她们一面望着冯·波尔克男爵夫人怎样慢慢地移动着她的小脚，从厨房走到桌旁，又从桌旁回到厨房，一面蹙着额幸灾乐祸地冷笑。她们多么悔恨不懂一个俄国字儿！
可是那个金发每人马加丽塔懂得一支歌，这支歌是她在这儿田庄里的俄国女朋友们那儿学会的。她用柔和的音调唱起来，她那大胆的蓝眼睛向士兵们频送秋波，她一点儿也不羞怯，她用稀奇古怪的发音念着俄国字：这大概是：我们划着小舟，亲爱的小伙子。
士兵们哄然大笑起来。
第五章
当丘霍夫到了营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被召来开会的——通常的临时性连长会议，讨论关于行军程序和其中一些被发现而应当消除的缺点。
大家都注意到硬仗郁郁不乐的申请。虽然他说着惯常说的事情：关于战士们的装备和关于兵器的清洁和擦油等等——可是他似乎同时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他说话的时候停住，而且结结巴巴，他的微微的口吃——这是他在一九四一年被震伤的后果——今天特别显著。
散会后，格拉莎近来了。她请连长们用早餐，并竭力装出笑容，说：“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用早餐啦，亲爱的……”
原来那天早上接到了一个命令，调格拉莎到师卫生处长那里去，“另有任用。”
这个命令是完全出乎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意料之外的。加林少校调查过后，好多次保证说绝对没有问题，并且说，没有人打算把他们拆开。
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命令。
胆小的维谢尔恰科夫不欢喜而且不善于跟上级谈自己的私事，他由于格拉莎一再的坚持，还是打了电话给副团长。可是副团长和参谋米加耶夫少校都很严厉地回答数，既然有了命令，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格拉莎打电话给师部的加林少校。他困窘地说，他毫无办法，因为军部这样命令。军部！在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看来，军部是高不可攀的，简直是在九霄云外的东西。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普通名字竟会在军部里的什么地方讨论过。
他们在桌子旁坐下了，通常在待客殷勤的格拉莎的桌旁总是很热闹的，可是今天却没有这种气氛了。他们都轻轻地谈着话，而且都谈别的事情。
维谢尔恰科夫默然不语，只是不时地朝格拉莎瞥一眼，并且不恰当地说：“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给她预备好的是一辆运输马车。营长的传令兵把格拉莎的行李装上了马车。格拉莎跟连长们、副营长、营部副官、营传令兵们和营部里全体士兵们都亲吻了。她吻每个人的两颊，照着俄国的风俗，吻了三次，然后她坐上了马车。
军官们都站在台阶上，默默地望着这一切。车夫拉动缰绳，维谢尔恰科夫跟运输马车并排地走。
格拉莎说：“鞋刷和鞋油都放在背曩里左面的小袋里。谢廖沙知道的。梳子在短褂里，记着，你要老是把它放在那儿，用过后就放还原来的地方。你有九块手帕，隔一天换一块。一双纹皮靴子在修理，今天就可修好，拿来穿吧，那双小牛皮的拿去修一修，右后跟已经完全磨损了。新助医一到，就把二基磺胺和酒精给他——它们都放在手提箱里。”
当马车在一座小丘后面转了弯而村子消失不见的时候，车夫把马车停住了。格拉莎跳下车来，泪眼朦胧，抱住维谢尔恰科夫。
他们总是舍不得分离，又跟在马车后面走了一阵，车夫坐在马车上，识趣地掉转身子，专心致志地望着马尾巴。
那时候丘霍夫已经动身往回走了。马儿在潮湿的柏油路上慢慢儿走着，田野上盖着一块块的雪，象打着补丁似的，猛烈的暴风在它上面打转。道路上荒芜人烟，偶然驶过几辆孤寂的汽车。有一辆停了下来，三个人从车厢里走出到柏油路上。汽车向前驶去了，而人们却站立着，点着烟抽了起来，然后从容地迎着丘霍夫走去。
“上尉！”其中一个人喊他。
丘霍夫勒住了马。在他面前微笑着站立着一个熟识的侦察兵，米谢尔斯基上尉：高个子，身材匀称，讨人喜欢，而且象往常一样，异乎寻常地客气。
“很高兴看见您，”米谢尔斯基说，“您就驻扎在这儿附近吗？”
“是的，在临近的村子里，”丘霍夫用手指定地主的领地，接着问道：“师要停留很久吗？”
“谁也不知道，”米谢尔斯基说，“我们现在到医疗营去。我们的队长在那儿疗伤。”米谢尔斯基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叫道：“上尉同志！这是您救了他啊！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他会很高兴，前几天他问起过您。”
丘霍夫严厉地说：“我没有救过他。或许是他救了我。他从后方打击了德国人。”
“这妙极了！”米谢尔斯基说，“噢，请原谅！我忘记了介绍……奥加涅相，我们的翻译……司务长伏罗宁……这是丘霍夫上尉。”
丘霍夫掉转马，跟侦察兵们并排走着。他们转入一条横路，远远望得见村庄屋顶上的红瓦和不可缺少的教堂的尖塔。接着出现了医疗营一座座的白帐篷，炉灶的炊烟在它们的上空缭绕。
丘霍夫看见了帐篷，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任何一个受过伤的士兵都会有的感觉。医疗营在人们心灵里永远留着最鲜明的记忆。一个伤员给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送到这儿，立刻就被安放在洁白的被单上，给换上了清洁的内衣，给他一百格兰姆伏特加，柔软的手给他包扎，用柔软的纱布揩去凝结的血，用水润湿他的灼热的额角。跟刚才在战斗中所经受的情况的对照是这么显著，满心轻松的感觉是这么强烈，以致你后来一看见医疗营星雪白的帐篷，就会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丘霍夫跳下马，牵着缰绳。到处闪现着穿白罩衫的女人的身形。女护理员们打侦察兵们身边跑过，都对他们和蔼地微笑，一边走，一边说：“近卫军少校一清早就在等候你们哩！”
“早上给他换过绷带吗？”
米谢尔斯基在一座帐篷旁边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就在这儿，”他对丘霍夫说。
丘霍夫把马栓在近旁的围栅上，跟着侦察兵们走进了帐篷。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面颊红润的女护理员，她给了他们罩衫，引导他们到了帆布屏风后面。
鲁缅采夫坐在病床上，消瘦而严厉。
他认出了丘霍夫，就说道：“您说。想不到在这儿会看见您！”
大家都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米谢尔斯基走到屏风外面去找女护理员，他照例小声地探问鲁缅采夫的病况。当家里有什么人患病而请来了医生的时候，米谢尔斯基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米谢尔斯基不知不觉地学着母亲的模样，同样低声地、细心地探问鲁缅采夫的伤势，问得无微不至。
奥加涅相给了鲁缅采夫最近几期的真理报和红星报。伏罗宁小心地向四周望了望，甚至朝小窗看看近旁有没有医生，随即把一瓶酒塞在鲁缅采夫的枕头下。
“喂，用不着，”鲁缅采夫说，“你干么把它藏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喝了吧。”
鲁缅采夫单独在一个帐篷里，没有别的伤员。鲁缅采夫被留下来在医疗营里治疗，本来这是不可以的。师长知道他的伤势轻微，就不愿意让他和他的侦察兵分开，因为他可能从医院里被调到别的师去，对于这一点，师长可不高兴。
当米谢尔斯基同女护理员一起回来的时候，伏罗宁凑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她摇摇头，可是马上就走了，不多一会工夫，她拿来了几只玻璃杯，同样地朝四面望了望，免得给医生看见。
他们喝过后，都默默地坐着，让自己休息一会，在前沿阵地上暂时离开战斗的人们常常这样做。
火炉里的木柴劈啪作响。女护理员在打开的火炉小门跟前，不时地把干燥的松柴扔进去。一切是那么寂静、温暖、舒适。
突然帆布动起来了，一个小姑娘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大衣，跑进帐篷里来了，她脸色苍白，大眼睛，有一头剪得象男孩一般的黑而光泽的头发。
“德国人集中在马杜湖和斯塔加得地区，”她急急地说出来，接着她咧开嘴笑了笑，跟大家握手，她看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丘霍夫，就简短地自我介绍说：“薇卡，”
丘霍夫知道了，这就是师长的女儿。他初次看见她。
刚才薇卡在父亲那儿，她给鲁缅采夫带来了一个消息，她努力尽可能地记住了这个消息。她交给鲁缅采夫一张最高统帅嘉奖攻克施奈德穆尔的军队的命令。
“爸爸很高兴，”她说，“斯大林亲自写道，施奈德穆尔是德国在波美拉尼亚东部的一个强固的防御据点……可是集团军司令员却说：微不足道的小城！……”
鲁缅采夫轻声地笑了，薇卡放低声音说：“您知道，有谁问候您吗？”她得意洋洋地把在座的人打量了一番，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西斯克雷洛夫中将！他亲自问候您和我……”
薇卡沉默了，和女护理员并排坐在火炉旁边。鲁缅采夫解释说：
“我和军事委员同车上坦克部队那儿去过。他这次去，我给他当向导……”他转脸对丘霍夫说：“您一定记得这件事吧……我们还追上了您那辆马车呢。”鲁缅采夫皱了皱眉头，轻声地问：“那辆马车跟您在一起呢，还是……”
丘霍夫低下了眼睛，支唔地答：“我现在骑马……”
“您做得对，”鲁缅采夫说，“马车不会带来好处，”他苦笑了一下。
侦察兵们不由得看出鲁缅采夫今天很有心事，甚至是忧郁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齐比列夫的阵亡。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别的原因。昨天在查病房的时候，鲁缅采夫跟外科主任施梅金上尉谈了一会。施梅金偶然提起另一个医疗营里的外科医生柯尔切娃，他称赞她是一个极有才能和前程远大的青年医生。他谈的是关于柯尔切娃所施的复杂的腹部手术。虽然鲁缅采夫没有问什么问题只是把谈话继续下去，施梅金顺便谈起了柯尔切娃和军部的一个首长在谈恋爱。
“跟哪一个？”鲁缅采夫问，脸涨得很红。
“克拉西科夫。”
不知怎的，正是对方是克类西科夫这个事实刺痛了鲁缅采夫的心。鲁缅采夫见过那位上校几次。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很急躁的和自负的军官，虽然他无疑地既刚毅又勇敢，鲁缅采夫立刻感觉到他从前也不喜欢克拉西科夫，虽然他不是象现在那样地讨厌这个上校。
鲁缅采夫竭力想把这个念头抛开，他转脸对米谢尔斯基说：“沙夏，不论什么念一些吧，我的心情很乱，最好听几首诗。”
米谢尔斯基发窘了。
“您说什么？近卫军少校同志？”他说，“我们该走啦……”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鲁缅采夫叫住了他。
丘霍夫大为惊讶。“他会写诗！”他不无尊敬地望着米谢尔斯基。一直闷坐在角落里的奥加涅相第一次开口，他附和鲁缅采夫的请求。薇卡也不再漠不作声了，她说：“请读吧，我们都请求您。”
“我给你们朗诵‘焦尔金’吧，”米谢尔斯基说，“在红军杂志上登过几章。”
大家都很高兴。焦尔金，这个智勇双全的士兵，是战士们热爱的人物。他的名字差不多会使每个士兵的脸上浮现起愉快、活泼、甚至是骄傲的微笑，仿佛瓦西里·焦尔金就是诗人根据他这个士兵创造出来的。
米谢尔斯基开始朗诵，所有的人都立刻给这几行朴素而充满热情的诗句、不能模仿的谈话似的音调魅惑了。
伏罗宁大大地吁了一口气，要求再朗诵几首。米谢尔斯基朗诵了士兵中间几首流行的诗，如：等待着我吧。末了鲁缅采夫说：
“您读些自己的作品吧，沙夏，就是那一首关于侦察兵的。”
米谢尔斯基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了。他沉吟了一会，开始轻轻地朗诵起来，全没有刚才那样的兴奋和响亮。
在庄重严厉的沉默中，
他们循着祖国受难的土地的
小径和大路走去。
母亲们怀着忧虑和悲伤，
给他们充满母爱的信，
可是这些信都没有寄到。
侦察兵们一去不复返，
在他们上面密布着树的枝叶，
在他们上面春天的流水呜咽地悲泣。
在他们，那些再不会说话的、亲爱的人们的上空，
在雾气弥漫的天空里，在拂晓的烟里，
一颗红星明亮而不灭……
诗很对大家的劲。
“好象书里的一样。”伏罗宁说。
鲁缅采夫亲切地望着因受称赞而羞怯地米谢尔斯基，他提他担忧。“决不再派这个小伙到任何地方去，”鲁缅采夫决定了，“现在就不派他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我阵亡，不足惜。可是他，是一个诗人。战后他或许会成名，会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你们都是忙人，”鲁缅采夫说，“你们都没有工夫思索……可是我躺在病床上没事做，总是整天地胡思乱想。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成为了什么力量。你们知道，我很羡慕米谢尔斯基：他会做诗！只把很好的词儿念给人家听，而没有押韵——人家还是不喜欢，或者还要嘲笑。我想拥抱每个人，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我想拥抱这个女护理员，可是我害怕，她会想我的头脑里有没有别的用意……”
这个女护理员听见这句话，不由得满脸绯红，象一颗子弹似的从帐篷里跑出去了。
薇卡听到这句话，勉强地笑了笑，在她看来，这是不恰好的取笑。她非常注意地倾听着鲁缅采夫的话。
一向不习惯于心灵流露的鲁缅采夫发窘了，他把话题扯到事务上去了。他问奥加涅相，那本德文的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有没有保存着。事情是这样：德国人在退却的时候，扔下了大量这种特殊的防坦克炮弹，但是我们的士兵并不是个个都会使用这种炮弹。
鲁缅采夫说：“必须把这本使用指南译成俄文，在我们师部印刷所里印出来，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学习它，这将来是有用的……”
奥加涅相和米谢尔斯基答应把鲁缅采夫的建议报告给师长。
丘霍夫不知为什么不想离去。一种特别宁静的、亲切的和互助友爱的气氛包围着鲁缅采夫。
可是，已经是离去的时候了。
“你们的营驻扎在哪儿？”鲁缅采夫问。
“不远，”丘霍夫说，“驻扎在一个女地主那儿。一个有钱的女妖！她那儿到处挂着画。”
这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译员突然变得怎样了！他跳起来，抓住丘霍夫的手，喊道：“许多画？什么画？！”
对这句没头没脑的问话，丘霍夫答不上来。
“什么画？”丘霍夫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画。各种各样的。”
“画在哪儿？我今天就到您那儿去。”
他们看见艺术家这样着急，都笑起来了。
丘霍夫：“来吧。我们驻扎在那个村子里。从这儿就可以望见。有一座教堂矗立着。”
丘霍夫走到台阶上，解开马缰，登上马，往自己的连队疾驰而去。
第六章
当丘霍夫到达庄园的时候，他听见了士兵们哈哈的笑声和女人们欢乐的声音。
他皱着眉头，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从一个给吓了一跳的士兵面前疾驰而过，蓦地在院子中间停住了马。
果戈别里节，连队值日兵，好象给烫着了似的，从那个漂亮的荷兰女人身边跳开，用变了的嗓音嚷道：“起立！立正！”
笑声马上停止了。大家都站起来。微微受惊的客人们也跟着士兵们跳了起来。
丘霍夫并不下马，对司务长说：“高兴什么？”
戈杜诺夫急忙答道：“他们，上尉同志，都不是德国人……他们是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是这儿的雇农。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就是劳动人民，上尉同志。他们都吃过法西斯分子的苦头……”
丘霍夫说：“稍息！”
他跳下马，走进屋子里去了。
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女地主和斯里温科面对面坐着。在斯里温科的安乐椅旁边站着一个丘霍夫不认识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蓝帽子。要不是那个老婆子吓得面如土色，别人还当是熟人在聊天呢。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就站了起来。
“对女地主谈谈政治，”他微微笑着说，“很有趣！我问她，她怎么可以使用奴隶劳动，这是不文明的。可是她说，‘哎呦，这是什么奴隶劳动啊，人们工作，因为他们要生活，要赚钱。’于是我问——由这个同志担任翻译——他是捷克人，他懂的我们的和他们的语言。‘既然人们在这儿都是被迫劳动，并且都是从别的国家被驱赶来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说什么？她说：‘他们会在那儿饿死，那儿的工厂都停工啦，受了严重的破坏，很少人耕种田地……’于是我问：‘工厂为什么停顿？为什么会受到破坏？这一切全是你们干的，坏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沉默了。
这当儿，房门砰地一声给打开了。一群外国工人拥进房间来了。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她的蓝眼睛闪出光彩。她向丘霍夫伸过手去，说了几句话，满脸绯红，显然她很激动。
捷克人翻译了她的话。马加丽塔代表全体外国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家属向上尉和勇敢的俄国军队致谢。
丘霍夫握了握她那纤细的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他觉得他在这儿，在这个微暗的、摆满了书橱的、宽大的房间里，好象站在全世界前面一样。他的说话应当有分量，自然，不是用诗来说，可是应当说得象诗。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上尉，而且还没获得上级的重视——这个年轻的荷兰姑娘和站在她后面的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人怎会知道这点呢？在他们的眼睛里，他是强大的、无可非议的，并有全体苏维埃军队作他的后盾。
他说：“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他很想逃到自己的房间去，可是不行了，外国工人们把上尉紧紧地围住了。
捷克人把他们一个个介绍给丘霍夫，丘霍夫觉得很奇怪，这些用不常见的、只在翻译小说里读到过的名字的人们，看起来却差不多象俄罗斯人，象最普通的人。一个法国人的名字甚至好象叫达达尼昂，可是他却是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青年，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
他们问，他们是不是不久就可以回家，手续怎样：等候苏联当局的命令，还是不要什么手续就可以起程？其次他们所关心的是，要不要苏联指挥部签发的通行证，而且他们坚持地请求发给他们这种通行证。
荷兰人罗斯请求上尉先生准确地说明一下，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法国妇人麦加特·梅里埃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征用德国人的交通工具，还有——是不是可以用无线电或别的什么方法跟巴黎联络一下——要上尉先生发一个这样的命令。
随着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丘霍夫越来越窘了。他不知道要不要说明，他不过是一个步兵连长而已。可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信任他，他不可以而且不应该让他们不信任他。在这个时刻，或许，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万能的。
他的回答是：等，等命令到来。命令会及时颁布的。当苏联指挥部认为必要的时候。
他很满意自己的答复。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一个法国人，加敦内特先生代表他的全体同伴向上尉先生致谢，末了他问到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并请求代表本地一群得到解放的雇农和他，加敦内特先生本人向斯大林致谢。
不，当丘霍夫想到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斯大林的很亲信的人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笑。相反地，上尉的心里却充满着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的感觉。他说：“最高统帅身体健康。不用说，他很高兴他的士兵们已经在这儿，在德国，你们的致谢会转达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想使他的话明确些，于是补了一句：“要是有机会的话。”
这好象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丘霍夫透了口气。马加丽塔用赞美的眼光望着他。女地主照旧坐在安乐椅上，不敢动一动。
这时候斯里温科对丘霍夫说，雇农们都衣衫褴褛，妇女们还穿着木屐。
丘霍夫严厉地望着老婆子，说：“给他们衣服和鞋子。”
捷克人高兴地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女地主连忙站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大穿钥匙，跨着小步迅速地往门口走去。
兴高采烈的妇女们跟着她从她的箱子里挑选衣服和鞋子去了。丘霍夫派了司务长戈杜诺夫跟她们一起去，叫司务长监视着，不让这个——照丘霍夫的话，‘人民的敌人’——拿破烂的东西骗这些外国人。
妇女们拿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跑到她们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们嘻嘻哈哈讲个没完——这些衣服还得大大地改做一下，把旧衣服放大、改小、改短，使它们至少合乎一九三九年的式样……
哎呦，她们叽叽喳喳讲个没完。不错，这些俄国人都是真诚的青年，他们都知道，经过了这样的五年，这些妇女们在动身回国之前需要些什么东西！
男人们还在跟上尉谈话，可是这当儿街上响起了震耳的汽车鸣响声。用巨扇似的针叶树树枝伪装着的一队苏联重炮队在徐徐地开过村子。他们都跑出去观看那些巨大的重炮。
只剩下丘霍夫一个人。他在大客厅里慢慢地踱来踱去，那儿的四壁都突出着鹿角，它们钉在漆成黑色的小木板上——地主所夸耀的狩猎的胜利品。稍下挂着几幅画，都镶在镀金的镜框里。
丘霍夫觉得很自豪，可是这一次他不仅仅为他自己，而且更为所有的人——士兵们、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上尉米谢尔斯基和一切人而骄傲。对丘霍夫来说，这种感情是新的，所以他全神贯注地体会它。
窗外汽车呜呜地鸣叫，金属物丁丁当当作响，并传来了笑声和欢呼声。
门突然开了，马加丽塔走进房间来了。她指着她的一双崭新的黑高跟鞋，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字——显然她在向上尉道谢。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她长得很美丽，她知道这一点。他也长得很漂亮，可是他不知道这一点。她，微微卖弄风情地对他微笑着。他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军队和人民的代表，所以极力装出严肃而不可接近的神情。
她用手指着自己下颏说：
“马加丽塔……您呢……”
他明白了，于是回答：“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
她不懂这个长名字，皱了一下眉头。
“瓦西里，”他说，为了简单起见，他素性把父称省略了。
“伐西尔，伐西尔，”不知为什么，她笑了起来，好象很高兴似的。
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两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们都不能明白不好意思的原因。“或许她有什么事情想要求我吧？”丘霍夫想，竭力避免仔细地看她。“或许上尉很忙，我却打扰他而又不说话？”马加丽塔在心里思忖。
她吞吞吐吐地不知说了些什么，等待着回答，可是他一句也没回答，因为他一点儿远听不懂。于是她施了个屈膝礼——丘霍夫甚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只在书本上读到过屈膝礼——就往门口走了。
她在门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到她的女朋友那儿去了，她对她们讲述这个上尉是怎样可爱和不可思议，他的名字叫伐西尔。
马加丽塔是桑达姆——阿姆斯特丹西北的一座小城——人。这座小城坐落在海岸边上，在旧堤附近，那儿有很多海鸥并且充满鱼儿的咸味。这座城市从前叫做萨尔达姆。一六九七年八月莫斯科大公彼得曾经到那儿去访问过。那儿直到现在还竖立着彼得大帝的纪念碑，俄国皇帝住过几天的那所瓦顶小屋仍旧保存着。城郊有一所用“大公”命名的锯木厂，以纪念彼得大帝的访问。
当马加丽塔思考着俄国的时候，她把这个遥远的国家想象成一个颤巍巍的、孔武有力的、不可思议的人物形象，他那高大的影子有个时候在她的故乡桑达姆僻静的小街上掠过。她甚至觉得德国和俄国打仗是遥远的、半虚构的事情，这件事对她或对她的同胞们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受奴役的荷兰人们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听着德国人在俄国大败的消息：他们之憎恨德国人不下于他们的祖先憎恨威廉第一时代的西班牙人。可是他们看不出这些事情和他们自己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事情突然闯进了他们的生活。广大的东方天空已经不是那么遥远，已经不是另一个星球，如象这个从桑达姆来的，在牧师的布道中、在迎合低级趣味的报纸的谎言中和在黄色电影的虚构故事中教养长大的、十八岁的姑娘马加丽塔·丽英所想象的那样。
俄国人们——正是他们解放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同胞们。多亏他们，她不久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母亲、故乡的小城和海岸了。
她对俄国人是感激不尽的。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她初次感觉到她自己是在一股强大的和友好的力量保护之下。这股力量体现在这个个子不高的、体格匀称的、灰色眼睛的上尉身上了。
马加丽塔着迷多望着他，她很满意：他的身材不高，比她稍微高些，多谢上帝保佑，不象她一看见大概就感到害怕的彼得大帝那么高。
在上尉面前，她觉得她是安全的。她不再害怕男爵夫人冯·波尔克、她的管理人和各种“官吏”、“参议员”、“头子”、“队长”——这个复杂而可怕的轮舞队，现在这个轮舞队消散了，就象恶魔在光天化日之下消散了一样。
第七章
第二天早晨奥加涅相来到了领地。因为他预感到快乐就在前面，所以他走得非常快，一下子就跑上了楼梯。
他觉得好象回到他从前似乎毫无痛苦和困难就离弃了的什么地方——他在战前是一个博物馆参观指导员——，他带着突然出现的愉快的心情，想起了他的差不多忘却了的感觉——他的最初的、很久以前的、在色彩温暖的绘画之间的生活是不可更替的这个感觉。
战前有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军人到他所工作的那个美术博物馆里去参观。
奥加涅相喜欢给他们讲解绘画，而那时候他比那些可爱的、崇拜艺术的、一本正经的小伙子们更接近而且更懂得画。他们发现那些色彩鲜明的、没有生命的画含有那么丰富的意义和详细情节，就毫不掩饰地表示惊奇。虽然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上升路线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微微怀疑地倾听着奥加涅相关于前辈巨匠们失传了的秘诀和他们在色彩与结构方面的卓绝成就的故事。
在战争年代中，他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生活里和军事劳动中，看见了博物馆的参观者。
他们都是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渴望通晓一切和了解一切的人们。强烈的求知欲是他们的性格最优良的特点之一，他们所以喜欢这个翻译员，就是因为他“无所不知”。他们喜欢听他的关于艺术家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故事。他们都是兴趣偏于实践的人们，所以特别珍视达·芬奇的数学和技术天才。
士兵们对这一切都极感兴趣，这使奥加涅相感到高兴，并且鼓舞了他。他起初认定了堑壕、炮兵阵地、讨厌的德国俘虏、苦闷的刮风的夜晚和肮脏的掩蔽壕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不，士兵们都比他聪明而且比他更有远见。他们都知道他自己后来才知道的东西：一切都在前面，将来还有生活，而斗争就是为生活而进行的。
现在因为他有欣赏画的预感，所以他以新的力量感觉到艺术绝不是跟前线生活的艰苦、跟他周围的军官们和士兵们的命运毫无关系的。因为画不过是博物馆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它的参观者。
奥加涅相由丘霍夫斯里温科陪同，缓步走进了客厅，那儿，在很多的鹿角下面都挂着画。
这里所有的画都是很好的复制品：列奥那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收藏在维也纳博物馆里的维纳斯和收藏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里的鲁本斯所做的伯尔萨斯和安德罗美达、收藏在德累斯顿博物馆里的佐佐内所做的维纳斯。它们旁边都挂着德国名画家的风景画和静物画。
奥加涅相象碰到了老朋友一样的高兴。因为他知道每幅画的历史而且知道得无微不至。他那没精打采的和淡漠的神情到哪儿去啦？！安东纽克会认不出这个活泼的、微笑的、显得年轻了的人就是他们的译员。
斯里温科不肯放过这样一个提高他的士兵们的文化水平的好机会，他把全体没有昼夜值班任务的人都叫到了客厅里。
奥加涅相被士兵们围住了，他开始用博物馆里职业参观指导员所特有的那种严肃而矜持的语调，给他们讲解这些画的意义和结构。
仿佛周围不在进行战争似的，仿佛在战线的北段里没有流血的战斗摆在士兵们面前似的，他们都很用心地倾听着关于那些作于五世纪前的遥远的意大利——但是现在已经不很遥远了——的绘画的讲解。
奥加涅相站在觉贡多旁边，愉快而亲切地望着她，越来越兴奋地说：“１５０３年的春天，列奥那多画成了一幅蒙娜丽莎——佛罗伦萨一个大名鼎鼎的市民觉贡多的第二个妻子的肖像。要是没有这个伟大的匠师的画笔，如今谁还记得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呢？蒙娜丽莎是拿波里人，生与１４７９年，十六岁就嫁了人。瞧，她神态悠闲地坐在安乐椅里，把两只手放在靠手上。请看她的脸，我热切地请求你们。细细地欣赏一下这张脸。
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呢？关于这张脸，人们为什么写述、谈论和争辩了差不多五百年呢？她的脸有很多表情。有些人说它表现出淑静，另一些人说它表现出温柔，还有人说它表现出羞怯，同时又表现出秘而不宣的愿望。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自豪、甚至傲慢。也有过这样的批评家们，他们认为这张脸有讽刺、蔑视、甚至冷酷的表情。这个美丽的微笑成了千古之谜。这些论断中哪一个最正确呢？大概都是正确的。艺术家在这个佛罗伦萨女人瞬间的微笑中成功地表现出一个女人多方面的性格：又热情又羞怯、又温柔又冷酷……”
奥加涅相擦去了额上的汗，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情打量着士兵们严肃的脸。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们看来，这个画布上的女人不仅仅是一张油画，而且是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他们极用心地观看着蒙娜丽莎。
“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个士兵从容地说，“战前设立了一所博物馆。他们运来了很多名画。那儿也有一幅这样的画。这是一幅名画。它跟前常常围着许多人。”
“这一幅蒙娜丽莎，”谢米格拉夫说，“当我到莫斯科去游览的时候看见过。那儿有人告诉我，它给人从博物馆里偷去过。”
“对呀，对呀，”奥加涅相证实说，“在一九一九年原作曾经被人从巴黎一个博物馆里偷去过，两年后这幅画才在佛罗伦萨被发现。”
一个上了年纪的、矮小的、头发微红的士兵突然问：“这样的一幅画要值多少钱呢？”
士兵们都嘘他，奥加涅相愤怒地咳了一声，可是他还是回答说：“很贵，至少五十万。”
这个士兵不禁啊了一声，接着他断定他们在哄骗他，于是轻蔑地说：“是不是德国马克？”
奥加涅相甚至气得脸都发白了。他开始激昂地向这个士兵证明：五十万大概还不是正确的数目，这幅画或许至少要值一百万。而且是金币，不是马克！
毕楚庚这才相信了。他沉思地站在这个双手叠放着的微笑着的女人面前，并且责难地摇着头，仿佛对人类的愚蠢感到惊讶似的。别的人早已去看别的画了，可是毕楚庚还站在蒙娜丽莎跟前。
士兵们都很喜欢佐佐内和鲁本斯的女人画像。
“这才是美啊！”司务长戈杜诺夫嚷道，他已经跑进来听了一会儿了。
奥加涅相高兴地脸都红了，仿佛人们称赞着他似的。
“这些画却挂在一个女地主的家里，”斯里温科说，“只有她，这个老女妖，能够欣赏！”
奥加涅相突然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了他是在欣赏画，这些画都是一个德国女地主的私人财产。
“真的，这多么愚蠢！”他喃喃地说。
丘霍夫请奥加涅相去用早餐。早餐正在预备，翻译员决定趁这个时间去参观一下庄园。他走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原来这是一间藏书室，他在书堆中翻寻了一会。这儿已经没有希特勒的书记：显然它们已经及使毁掉了。可是因为俄国人的到来，在桌上显著的地方放着从橱里取出来的德文果戈里文集和托斯托耶夫斯基文集、一小卷海涅诗集。冯·波尔克太太借此表示着她的忠顺。
奥加涅相下楼去了，看见一个金发的年轻姑娘循着宽阔的楼梯慢吞吞地走上来。姑娘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就站住了，依着栏杆，怯生生地同时又微微厚脸地望着他。
斯里温科陪伴着翻译员，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马加丽亭的事情告诉奥加涅相。
奥加涅相是一个美的鉴赏家，他能够鉴赏的不仅仅是画布上所画的美。他满意地望着马加丽塔，他跟她谈起来了。这个肤色浅黑的军官说一口漂亮的德语，在马加丽塔看来，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奥加涅相知道姑娘是荷兰人，不消说，他首先向她询问关于尼德兰的绘画和那儿的博物馆的命运。但是他当然相信她在这方面懂得很少。她毫不害羞地承认了这点。不过她离开荷兰的时候，只有十五岁。
丘霍夫在楼上门口出现了。
“早餐预备好啦，”他说。
奥加涅相请求丘霍夫允许马加丽塔共餐。丘霍夫简短地说：“好，您叫她吧。”
他很高兴：他自己不敢这样做。
马加丽塔坐在丘霍夫和奥加涅相中间的一只座位上，她因为跟两个俄国军官共餐而高兴的满脸光彩焕发。她滔滔不绝地回答着奥加涅相的问话，不时请求他把她的话翻译给“伐西尔上尉”听。她觉得很可惜，她的上尉不懂荷兰话，也不懂德国话。
一九四二年马加丽塔和几个别的青年被送到了德国——只以收获时期为限，在招募她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答应她们的。可是她在异国差不多已经待了三年了。
应该说，德国人对他们荷兰人，要比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优待得多——照他们的解释，原因是荷兰人属于日耳曼人种，荷兰人可以在街上自由地行走，并跟德国人交往。他们背上没有给缝上象是缝在俄国人和波兰人背上那样的可耻的小布片。他们可以跟家属通信。
虽然如此，这都是屈辱的和可怕的。这是流浪者，然而是不自由的、被一队队地从这个收容所运到那个收容所、从这个省份运到那个省份的流浪者的生活。
马加丽塔走遍了半个德国，她在哈士山 的一座地下飞机工厂里做过工，在斯德丁的应所工厂里装过弹药，在图林根的大领地里收割过谷物。
从去年起她在这儿。
三年来，她，这个身材苗条的到处漂泊的美人，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见过不要脸的男人和女人，见过凶恶的监工和残忍的老板。她也坐过牢。有一次飞机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房对宿舍加以注意。外国工人们都住在木房子里，那些房子的屋顶都是漏水的。这里有很多大老鼠。带头的人们给捕去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女友——一个从斯摩棱斯克来的俄国姑娘安尼亚，也被逮捕了。
安尼亚就此没有出狱。她在受审的时候，受尽了折磨。马加丽塔没有遭到过毒打，大概因为她是有日耳曼的血统。只有一次她被打出了血，可是并没有给打得那么厉害。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奥加涅相十分用心地倾听着。她在马加丽塔的话里，甚至与其说是在话语里，不如说是在音调里觉察到惨痛的厚颜无耻、对人和对他们的诚实与正直的不信任。大概她已经十分腐化了，所以她觉得什么都无所谓。或许那不过是一种保护色，是三年来受尽侮辱和必须在那种大捕鼠器似的流浪生活中想尽方法生活下去和保全姓名的结果。
马加丽塔讲完了她自己的事情后，也向奥加涅相提出了许多问题。她想知道战后会是怎样的情形。希特勒会不会给绞死。
在俄国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这句话是不是确实？在俄国真的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吗？伐西尔上尉是不是共产党员？俄国人是不是结婚？为什么报纸上写着俄国女人不出嫁，男人不结婚，他们随随便便地同居。
奥加涅相冒火了，他说这是无耻的谎言和报纸造谣，报纸之所以造谣正是因为在俄国确确实实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的缘故。于是马加丽塔问奥加涅相结婚了没有。他回答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并且给马加丽塔看看他和妻子的照片作为证据。
马加丽塔对这个漂亮的、大眼睛的女人的相片仔细端详了很久。
“您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她轻轻地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又问伐西尔上尉有没有结婚。
奥加涅相把她的话翻译给丘霍夫听。
“没有，”丘霍夫说。
马加丽塔明白了，她脸红了，连忙问道：“俄国真的经常很冷吗？”
奥加涅相大笑起来。接着他开始对她解释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俄国南方生长着柠檬和柑子，而在极北部，在北冰洋沿岸确实很冷。中央各个省份都是一般的欧洲气候。当他讲述俄国的时候，奥加涅相变得健谈善辨了。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祖国的美丽，他告诉这个荷兰姑娘关于高加索的雪山，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笔直的大街，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广漠无际的田野。
她很用心地听着，有时侯追问：“真的吗？”“原来如此？”她时时仿佛在自言自语：“我回到家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他们听。”
她问她可不可以到俄国去。“那儿很好，”她补了一句。
奥加涅相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必须到处都象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做地那样来做。
“你们那个有唇髭的中士也这样对我们说过，”马加丽塔说，她对这样一致的说法觉得很惊奇。“是马列克翻译给我们听的。我们那儿有一个懂俄国话的捷克人。”
她已经站起来，打算要走，可是忽然在门口站住了，她那长长的睫毛盖住了她的蓝眼睛，带着显然故意装出来的谦逊的表情说：“我曾经对你们说过我是有丈夫的。其实他并不是我的丈夫，他不过是一个叫维列姆·哈特的乌德勒支人。我这样说，为的是使士兵们不来纠缠我……我还没有出嫁。”
马加丽它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可怜的姑娘！”奥加涅相说。他把姑娘最后几句话翻译给丘霍夫听，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可以把她绘成一幅画，题名为被公牛拐走的确欧罗巴……可是那头公牛不应当是雪白的、美丽的，就象画家们过去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瘦弱的、狂暴的、野蛮的、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可恶。”
这个神话的题材并不使丘霍夫感兴趣。当奥加涅相离去的时候，丘霍夫依然站在桌子旁，头脑里充满了许许多多关于他自己和世界的模糊而严肃的思想。
第八章
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赶在其他各师之前参加了战斗。到达医疗营的第一批伤员们讲述着德国坦克反复不断和顽强的进攻。
不久，德国轰炸机也出现了，它们在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投下了几颗炸弹。
习惯了的前线生活开始了，一片警报声。
深夜从师部开来了一辆汽车，它带来了叫外科主任到师长观察所去的命令。
坐着汽车来的那个军官不断地催促着塔尼亚，但是他却不说明是怎么回事。他只对她说，她施行手术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带去。
他们坐汽车走了。汽车驶过几个被毁灭的村子，折入一小狭窄的小路，在田野里结了薄冰的小丘上面颠簸。四下里尽是轰隆声和呻吟声。机关枪的扫射很近。
汽车在谷地里一座长满幼小的枞树的小丘旁边停下来了，军官下了汽车，并帮助塔尼亚下车，他说：“我们在这儿步行吧。”
他们开始走上小丘。炮弹在前面后右面爆炸。一会儿后，塔尼亚看见了一条新掘的堑壕，它通到丘顶上。
“请到这儿来，”军官做了一个手势邀请塔尼亚，仿佛给她打开戏院的包厢门似地说。
她沿着堑壕走。这儿有肮脏又潮湿。堑壕把她引到了用圆木掩盖着的掩蔽部入口。
在一所阴暗的屋子里，人们坐在地板上和炮眼旁边。有一个人在打电话，他的嗓子完全沙哑了。
“医生来了吗？”有人在黑暗中问。
“来了，”
小木门打开了。
“请进来。”塔尼亚听见了师长的声音。
隔壁后面的一张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塔尼亚在幽暗的烛光下看见伏罗别耶夫上校斜躺在一张躺椅上。他把一支卷起了袖子的手伸给她，并且勇敢地说：
“别告诉任何人！要不他们就会嚷起来，叫我到后方去。这不过是轻微的擦伤。请您诊察一下。”
伤势似乎并不那么轻微。虽然这颗德国子弹已经没有力了，显然是嵌在手臂肘弯下面的软组织里。
“您必须到医疗营去，”塔尼亚坚决地说。
“我决不离开观察所。”
“去吧，上校同志。”
“不去，我的师正在作战。德国人压迫得很紧。您却说：‘去，去！’”
“要是您不听我的话，我马上就报告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他们会命令您去。”
伏罗别耶夫生气地说：“我不允许您报告。在我的师里我是指挥员。”
“在受伤之前是那样，”塔尼亚反驳，“既然您的手臂里有子弹，那么我就是指挥员。”
“我不许您走。”
“您别这样做。我有很多伤员，不只是您一个人。”
伏罗别耶夫恳求地说：“柯尔切娃，亲爱的！……我请求您！……请您帮帮忙！……我怎么能躺在医疗营里呢！……我不能！就在这儿作手术吧。”他轻轻地补上一句：“师的损失很重。”
塔尼亚踌躇了，于是叫人拿水来洗手。
四周忙碌起来了。塔尼亚把器械摆开，开始作手术。师长不作声，也不呻吟。电话响了。集团军司令员叫伏罗别耶夫听电话。他用一只没受伤的手拿起听筒，痛得皱紧眉头，他故意装出精神勃勃的声音回答着集团军司令员：
“是，我照办。一定做到。我调用自己的预备队。一切都会办妥，可以击退。”
当手术完毕和包扎好了的时候，上校脸色苍白，出了一身汗，他向后一仰，靠在枕头上，带着孩子般的骄傲说：“我们是多么坚强的人啊！边防军！谢谢，塔涅奇卡！……记住，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我们一击退德国人，我就到您那儿去换绷带。喂，给我保护这位医生！”他向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嚷道：“领她走出交通壕……这儿除了她可没有人施手术！”
当塔尼亚离去的时候，她听见了师长对军官们说的话：“喂，该开始工作啦！萨维里耶夫那儿的情形怎么样？”
塔尼亚带着激动兴奋的情绪回到了医疗营。她被前沿的情况所激动，而完全忘却了她个人的悲伤。
在医疗营里有人告诉她，克拉西科夫刚才到这儿来过，他问起她，知道她去处不明而且还没回来，他显然很难过，虽然他竭力想掩饰这种神情。
第二天他又来了。塔尼亚刚刚结束日常的手术。她很高兴他的到来，马上就向他探问前线的情况。
他破例地不回答她的问话。他不脱去大衣，只是正眼对她直视，末了说道：“请原谅我，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可是我是军人，喜欢行动公开。有人告诉我，施奈德穆尔近郊的一个少校曾经来看过您，后来您就整天不在。昨天夜里您又出去过。当然，我没有权利责问您，可是……我很痛苦。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或者您又会发笑吧？”
她没有笑，可是也不回答他的话。
接着他突然向她求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且说他没有她就活不了，他请求她跟昨天她去访问的那个人断绝来往。
她对于这些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于是他愤怒地嚷道：“您又笑啦！”
他显得很可怜而又不知所措。
塔尼亚给感动了。她想不到克拉西科夫是这样地爱她，而爱情竟能够把这个平常很自负而又稳重的人变成这副样子。
她由衷地怜悯他了，于是她说：“我不告诉您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我必须遵守诺言。无论如何，我不是为私人的事情出去的。但是那个少校……那个少校不会再来。他永远不会再来，他牺牲了。”
有人来叫她到手术帐篷里去，她匆匆地走了。
第九章
虽然塔尼亚对克拉西科夫的求婚没有回答过一言半语，可是他觉得基本上什么都解决了。他因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很畏惧，并因为轻率求婚而微微后悔。他惶恐地想到他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与其说想着他们，还不如说想着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那次和塔尼亚谈话以后，虽然他怀疑又害怕，可是他比从前更顽强地找寻着和塔尼亚见面的激昂。这种暧昧状态使他很苦恼。自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塔尼亚完全置诸脑后，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了。
塔尼亚完全没想到克拉西科夫心里的事情。她常常诚恳而亲切地打电话给他，并且老是答应到他那儿去玩，可是医疗营的事务总使她脱不了身。
有一次她终于趁空上他那儿去了。
塔尼亚驾着汽车，望着旁边掠过的德国村庄，围墙上和房屋上的白旗迎风招展。天气已经很暖和，有真正的春天气息。
军部设在一座小镇里。士兵们和从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战俘在街上行走。塔尼亚从拥挤的人群中穿出去，转入一条静谧的小巷。
“到啦，”司机指着石头围墙，墙后面望得见一个小花园，在院子深处有一座带有两座小塔楼的屋子。
塔尼亚把车子开进大门，传令兵听见汽车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上校马上就来，”他说，“他请您等一会儿。”
塔尼亚走进屋子，在写字台旁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克拉西科夫的一只图囊和一架望远镜。这儿摊着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一个军官的报告。
塔尼亚因为闲着，就读起这份报告来
报告里所叙述的是关于某营长伊里亚·维谢尔恰科夫少校和医务长格拉莎·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两人的调查材料。这两个人在营里过着夫妇一样的生活，这是违反规章的。
进行调查的一个军官报告说，伊·彼·维谢尔恰科夫是师里最优秀的营长之一，曾经得过三枚战斗勋章，受伤四次；工人出身，一九三八年入党，没有手过处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入伍；从前参加过哈勒欣湖和芬兰战争。据这个军官说，他爱着格·彼·柯罗特娃，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也将跟她一起生活。被询问过的党员们都证明维谢尔恰科夫和柯罗特娃是互爱自尊和同志般的战斗友谊的典范。格·彼·柯罗特娃，非党员，一九四二年七月被征入伍，曾经受过伤，得过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战功奖章。虽然不止一次地要到模范医务工作者的她到医疗营或者团卫生队去做危险较少的工作，可是她都拒绝了。并在营里和前沿度过了整个战争。她曾经因为在营里模范的医务工作，而得过团部九次嘉奖。
结论是：认为调走柯罗特娃是不适当的。
塔尼亚读完了这件棘手事情的文件后，微微一笑，可是接着她就收敛了笑容，陷入沉思中。
这当儿，窗外传来了汽车的呜呜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有个人和克拉西科夫一起来了，塔尼亚退避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她不愿意跟上校的同事见面。她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从窗口可以看见给盖上了一层薄雪的小花园，她不由自主地成了克拉西科夫和另一个上校——军政治部主任温盖罗夫两人间的谈话的看不见的证人。塔尼亚听得出后者的声音。
克拉西科夫问：“您看过这份关于维谢尔恰科夫的事情的报告吗？荒谬之极！请看看结论！”
温盖罗夫上校安静地说：“我知道……普洛特尼科夫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他们都是好人，勇敢的人。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我去了解一下。”
“但是您必须同意，”克拉西科夫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样是不好的。他们是在这儿前线上相识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友谊！这必须终止，免得别的人，特别是结果婚的人仿效！我不必对您解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
随后他们谈到了军事行动。最后温盖罗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说话的声音远了。汽车轧轧地响起来。一片寂静，传来了克拉西科夫沉重的脚步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轻轻地喊：“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她坐在黑暗里，不愿意回答。她现在不想看见克拉西科夫。
门开了，他在门槛上出现了，显然他很高兴。他走进了黑暗的房间里，看不见塔尼亚，继续喊着：“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摸索着，继续往隔壁房间走去，他打开了门，又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朝黑暗里张望一下，一边笑，一边说：“哎呦，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塔尼亚！……您在哪儿，塔尼亚！”
塔尼亚默不作声。当克拉西科夫消失在隔壁房间里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走到那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就是在写字桌上放着一只图囊、一架望远镜和一份用打字机打的报告的那个房间。一会儿后，笑呵呵的克拉西科夫从远远的房间里回来了。
他看见了塔尼亚冰冷的目光，不觉大为惊异。他知道了她愤怒的原因后，暗暗地痛责自己说话轻率，并且开始辨白：“干么您把这件事和旁的事情相提并论！”他问，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惶。“这不过是要把一个优秀的营长从那个讨人厌的女人手里救出来而已！”
她说：“您不必辨白。您所说的关于这两个人的话或许是对的。问题在于，您的话也应当适用于您自己。不可以有两种道德——对某些人适用这一种，而对另一些人适用另一种，”
他茫然失措了，默默地望着她穿上大衣，束好腰带。看见塔尼亚真的要走，他声音沙哑地说：“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去……”
他紧紧地挨近她的身边，可是她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示，只是突然笑了笑说：“当心，我会写信个西斯克雷洛夫。”
于是克拉西科夫马上就退到了窗口，当他掉转身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塔尼亚走到了小院子里，汽车里的司机座位空着。点火机的钥匙插在锁孔里。她想了想，就坐在驾驶盘后面，踏着起动机。
不知为什么车子摸黑行驶着，过了一会儿，塔尼亚才想起她忘记开车灯。显然她的情绪比自己所感觉到的要激动得多。
她把车灯打开了，道路亮了起来。汽车在夜晚的小镇街道上颠颠簸簸地行驶。
接着她听见背后有轻微的震动：原来司机类后面的座位上睡觉。这很好，他可以把车子开回去。
塔尼亚想起了，她提到军事委员对克拉西科夫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觉突然笑了起来。可是不，那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塔尼亚觉得很伤心。
克拉西科夫对于她毕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在她的生活中，他显然占着一个不小的地位。在困难中和在不高兴的时候，在日常工作中，她常常想起她有一个朋友，一个惺惺相惜的、可信赖的和亲密的朋友。
她竟会看错了这个人——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那时候四周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影子在路上迎着汽车移动。雨落在士兵们的带耳扇的帽子上。防雨大氅飘舞着，靴子嚓嚓地作响，汽车的车头灯照亮了运输马车、向上昂起的高射炮的炮身，扛在两个士兵肩上的防坦克枪，某个人的安详的脸。或许不久她就会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张脸。那时候她塔尼亚就不是一个懦弱的女子，而是战士们尊敬的任务——外科医生。
司机醒来了，他迷迷糊糊地问：“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是您？”
“是我。”
“我怎么啦？睡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您把汽车开回去吧。”
第十章
师卫生科长把一纸向军卫生部长报到的命令交给了格拉莎，这使格拉莎万分伤心。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把她从营里调开，而且叫她完全离开师。
师卫生科长很厌烦这件事情，他缩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等待着眼泪和哭诉。因为他自己也生得很矮小，他总有些怕见这个胖大的女人。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格拉莎读过命令后，只叹口气，接着她不知怎的，奇怪地、很仔细地、仿佛怜悯地望着师卫生科长，并询问了司令部地址和打哪儿走这些普通的问题以后，就离开了。
除了因跟维谢尔恰科夫离别而引起的痛苦以外，还有一桩沉重的心事使她苦恼。格拉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明白了，她已经两天没工作了，而她是不习惯空闲的，因此觉得很苦恼。
在等候开往军部的顺路车子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兵士在路上行走，就叫他：“亲爱的，你怎么啦，是不是受了伤？”
“不，”那个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脓疮。”
“疥疮。”格拉莎纠正说。
绷带松脱了，格拉莎——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汽车，格拉莎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还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是那样吗？这很好！”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拉莎在军部里得到了调往另一个师的医疗营去工作的介绍信。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拉莎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
格拉莎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拉莎，偶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拉莎说，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维谢尔恰科夫，仿佛她生了他而现在又把他埋葬了似的。
在医疗营里，她被派到外科连当护理员。她到外科主任那儿去报到。
她很惊奇：外科主任原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高个子，漂亮，脸色苍白而忧郁。穿在她身上的那件军大衣是这样的合身，以至不象一件军大衣，而象一件在城市里很时髦的大衣——只需要在领子上挂一件狐皮。“一个摩登女子！”格拉莎心里想。不过在外科主任的灰色大眼睛里有一种强有力的和严厉的眼神，就象格拉莎微微满意地察觉到的，或许这种眼神意味着这个女医生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她的名字叫做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柯尔切娃。
塔尼亚知道了新来的一个女护理员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她惊讶地凝视着格拉莎，接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末了问：“从前您在那儿工作？”
格拉莎开始讲述，但是塔尼亚却望着她那深红色的小嘴和两只手。这双手小巧而丰满，样子是无可挑剔的，而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厚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塔尼亚心里想。她想起了克拉西科夫所说的关于这个女人的话。那就是说：克拉西科夫想把那个营长从这样的一个女人手中“拯救”出来。
当然，外貌常常是靠不住的。
塔尼亚冷冷地说：“唔，您有丰富的经验，您可以开始工作啦。”
塔尼亚经常留心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女护理员。原来格拉莎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常常整夜不睡，关心每个人，准备在任何工作上替代任何人，她搬起东西来可顶两个男子。
“我们的营里有时侯还要忙得多呢！”她常常带着自豪的样子说。
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离别。或者这对于她都是一样的吧？或许大伙儿对她的爱——在医疗营里人人都爱她——能够代替维谢尔恰科夫的爱吧？
仅仅有一次塔尼亚在深夜里顺便走进帐篷去的时候，碰见格拉莎在哭。
塔尼亚问：“谁欺负您了？”
格拉莎站起来，擦去了眼泪，说：“不，没有人欺负我。不过女人有时侯需要尽情地哭，女人不哭就活不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要是我不尽情地哭，不知道会怎样……”
当她进行着这个独白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常态，甚至微微地笑了。塔尼亚的心揪紧了。她问：“您苦闷吗？”
“我很苦闷，”格拉莎回答道。
她把这个字里的“Ｏ”念得特别重（格拉莎是摩罗姆人，那儿都把字母‘Ｏ’重念的），听起来的确叫人苦闷。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谁不苦闷呀？虽然我的丈夫还活着……可是别人的……还有您的……有人告诉过我……您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这当儿，一向很沉着的塔尼亚想把她跟鲁缅采夫相遇和他的阵亡告诉格拉莎。可是格拉莎忽然着慌了，红着脸，说：“请原谅，如果我的话不适当，……我要走了。”
塔尼亚明白这个暗示，她受了很深的刺激，皱着眉头，默然不语，可是格拉莎觉得十分羞愧，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就出去了。
塔尼亚伤心地摇了摇头，她心里想，说句实话，这个善良的胖女人多么幸福啊：她和她的丈夫真心相爱。她跟丈夫的分离很快就会跟战争一同结束了。
第十一章
毕楚庚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很愉快，司务长戈杜诺夫看出了这一点，问：“你高兴什么，毕楚庚？”
毕楚庚微微吃惊地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高兴，我不过……”
他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微笑却从他那稀少的微黄的唇髭下面，从他那薄嘴唇的、狡猾的、充满着马合烟草气味的口里出来了。
“我干么这样毫无意义地走来走去？”他心里想。接着他明白了，他要找菲克托尔·安德列依奇。近来毕楚庚有这么一个坚持的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告诉斯里温科，然后不相信地笑着，听听斯里温科会说些什么。
他终于把他找到了。
这是在已近黄昏的时候。斯里温科刚刚从团政治科回来，他被召去参加讨论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党组长会议。他带来了大批小册子、报纸和空白战报。在归途中他遇到了一大群快乐地回家去的俄国人。
虽然在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他的女儿，可是斯里温科觉得很幸福。嘴吻痛了，手了握酸了。其中有两个来自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矿工居住区的姑娘。现在，在解放以后，她们只有一个愿望：参军。这两个高高的、体格匀称的姑娘使他想起了加林的女朋友，她们常常到她那儿去做习题和朗诵诗。
斯里温科回到连队后，向司务长作了报告，就走进屋子里去爱。毕楚庚在楼梯上碰到了他。因为这两个士兵都喜气洋洋，而且每个人都有话想说，他们就在窗边坐下来，最先开口的是斯里温科，因为毕楚庚决定把他的消息留到最后说：他认为这些消息更重要。
但是斯里温科所讲的关于解放了的俄罗斯人的事情使他很激动。
“呵，今后的工作可多着呢！”斯里温科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捻着唇髭。“在我们那儿有许许多多给破坏了的城市，给烧光了的村子。必须赶快地建设起来，供给人们衣服和鞋子……”
“唔，对啊……”毕楚庚慢吞吞地说，“人民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好，不要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把他的背囊放在斯里温科面前：“你瞧！”
“又是小牛皮？”
“哦，不！我已经把他们扔了，”毕楚庚得意洋洋地说。
“哦？”斯里温科奇怪起来，“你真的扔掉啦？”
毕楚庚解开背囊，里面放着几只白色小盒子，盒子里放着些类似铅笔芯的柱形小石头。
“打火石。”斯里温科疑惑地说。
毕楚庚爱惜地把小石头在手掌上扔来扔去，说道
“瞧，还没有全部数过哩。放在我画上了十字的那些盒子里的，我都数过了。但是放在这些盒子里的还没有数过。”毕楚庚抬起眼睛看见了斯里温科严肃的脸色，他突然急躁而大声地说：“你干么看着我？你可知道给德国人占领过后我们那儿的村子的情形吗？没有火柴！人们只有用‘卡秋莎’点火。听我说！要五个卢布才能买到这样一块小石头哩。”
“你真是一个无赖！”斯里温科又象诧异又象愤怒地说。
毕楚庚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好象大人笑小孩子的幼稚一样。
斯里温科用悲伤的责难口吻说：“全世界正在动荡不安。死人都从坟墓里站起来，而你却想把小石子卖五个卢布。价格规定了吗？批发或许可以便宜些吧？你这个市侩！给我滚开！”斯里温科突然站起来，并且结束说，“你想投机！我们从前不容许而现在也绝不容许这种人存在的！”
毕楚庚很生气，抓起背囊，从房间里跑出去，可是他在门口站住了，向斯里温科转过身来，轻声问道：“你要报告吗？”
“你告诉我，”斯里温科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小石头？向党组长作报告吗？你或许是要向我打听一下这样做是不是对吧？”
“或许是这样。”毕楚庚愠怒而含糊地回答。
斯里温科冷笑了一声：“你失算了，毕楚庚！”他挨近毕楚庚，说：“我们制造了这些大炮、坦克和飞机，武装了这样一支军队，供给了他们服装和鞋子，供给了农民拖拉机，我们把侵占了整个欧洲的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差不多已经到达了柏林，而你却为火柴而发愁？你想靠它发财！你这个混蛋东西！好，把你的石子扛在背上走吧！你自己会把它们扔掉的！至于我，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当周围的人们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我是不能过好生活的。从前不能，现在也不能。我知道某些人能够这样做。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不妨试一试。可是我不能。”
毕楚庚脸色很阴郁，离开斯里温科走了。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斯里温科的话刺痛了他的心，比他自己所预料的要厉害得多。他时时不安地咳嗽，并且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不该告诉他！弄得自己心神不安！”
上尉在院子里叫住他。毕楚庚吓呆了。可是，不，上尉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离开过队伍。他说：“为什么不把枪擦干净？肮脏，又没上油。”丘霍夫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例外地说了很多话，并且微微着重地说着每个字：“苏维埃军人既然是解放大军的代表，他就应当做出纪律的榜样给人家看。去吧，毕楚庚。”
毕楚庚轻松地舒了口气，就去擦他的枪了。
丘霍夫隔窗望见了马加丽塔。她站在士兵们中间，借助手势和幸福的微笑，生动地给他们解释着什么。他看见了丘霍夫，也对他微笑。
他随便地向她点了点头，就离开窗口走了。
他对她的态度很矜持，这使马加丽塔觉得诧异。她的丈夫的在场使士兵们受了拘束（果戈别里节没礼貌地称他做‘荷兰干酪’），可是上尉毕竟知道她没有丈夫！
这个战时的欧洲女流浪者象一粒灰尘似地在占领、战争和收容所的生活的黑旋风中转了这么多年，并且惯于以浓厚的不顾羞耻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所以在她看来，这个俄国军官的矜持是不可思议的。
跟她同名的一个女朋友，三十三岁的法国女人麦加特·梅里埃，对她说：“那不过是因为你对人的尊敬感到生疏而已。他不过是尊敬你，这个可爱的上尉。士兵——他们始终是士兵，但是在这里，你要知道，甚至叫人奇怪，他们多么尊敬我们啊！”她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有时侯甚至过分！”
不管怎样，可是马加丽塔的生活变得光明而有趣了。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上路，可是姑娘满心希望她将跟俄国军官一起走，他会带她到那个奇异的国度去。虽然回国的日期和行程都已经讨论过了，可是她总觉得她回家将比其余的人迟得多。捷克人马列克教她俄文，她已经认识了二十个字，她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使上尉出其不意地大吃一惊。
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幸福——两星期前因为害怕德国居民们的白眼而不得不悄悄地和小心得走路的地方，现在可以自由和随意地行走了！看到那些从柏林撤退出来的女市民的讨好的目光，真叫人愉快啊！在这儿她们的人数很多。她们从前轻蔑而无礼貌地对待异国人，把他们当作下等种族的人看待。
天气更加暖和了。村街上已经吹拂着春意浓厚的和风。人们的忙碌、大路上的喧嚷，村舍上的白旗——这一切好象是全世界结婚的日子，人们仿佛都是沉醉的、愉快而兴奋的，很和善的。
晚上下起雨来了，不久变成了真正的暴雨。跟女友们一起坐着缝衣服的马加丽塔，跑到街上去了。温暖的充满春天气息的沉重的雨滴打在她的脸上。
马加丽塔感觉到——最近几年来还是第一次——她自己是一个和她的年龄相称的姑娘。她蹦蹦跳跳，高声地复习着她所记得的俄国字。
在庄园的院子里跟几个俄国人谈着话，向那个肤色浅黑的，时常向她投过来热情的眼色的士兵卖弄风情，接着她上楼去找“她的”上尉了。
她在男爵夫人的逃跑了的儿子的书房里看见了他。上尉背朝着门坐着，正在翻阅一本薄薄的小书。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过后怯生生地咳了一声。他转过身，站了起来。
桌上点着一盏大灯。这儿寂静而舒适。
她笑了笑。他也笑了笑。她大着胆子，挨近他身边。这当儿——莫名其妙地——出于他意料之外的接吻——迅速地和有新鲜的雨水气息的接吻发生了。
在隔壁值班员的房间里，电话在高声而刺耳地鸣响。丘霍夫立刻醒悟了，小心地把姑娘从自己身边推开，就走出去了。
维谢尔恰科夫命令连队作战斗准备，即刻出发。派运输马车去取弹药。
丘霍夫放下电话，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玛加丽塔静静地坐在窗台上，他从她身边走过，走进了客厅，又穿过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走进了从前作为闺房的连队的储藏室，向戈杜诺夫作了必要的命令。
玛加丽塔坐在窗台上——她的头发是潮湿的，她显得很幸福，看着雨，望着渐渐变浓的黑暗，等待着。
士兵们从枪架上拿了步枪和自动枪，匆匆地把它们察看了一下。就到院子里排队去了。他们在这儿听见了遥远的北面的隆隆炮声。
战争在继续进行中。毕楚庚在一棵树下面忙着调整背囊的绳索。谢米格拉夫给上尉的马上了鞍。烟卷儿的火在闪闪发光。
士兵们在厨房的窗口看见了一个模糊的白点。
那是女地主。她站立着，伸长了胖胖的松弛的脖子细听着遥远的隆隆炮声。老婆子发觉人们注视着她，就向后一退不见了。
哨兵打开了大门。大门悲哀地格格作响。被派去取弹药的大车沉没在夜的黑暗里了。
从前的雇农们成群地涌进院子里来了。他们都很惊慌，因为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又因为俄国人这样默默地排成队，显然打算开拔了。
“立正！”戈杜诺夫震耳欲聋地喊出口令。
丘霍夫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穿着军大衣，束着野战皮带。谢米格拉夫从马圈里把马牵了出来。
“上尉同志！”戈杜诺夫把脚后跟噗地碰了一下，报告说，“连队已经用警报叫起，全体列队，没有病号。中士果戈别里节奉您的命令取弹药去了。”
“稍息！”丘霍夫说，接着他转身对那些站在大门口的外国人说：“监视这个女地主。在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她作为阶级消灭掉。我允许。”他又补上了一句：“你们用不着怕。你们是这儿的全权主任。”
捷克人兴奋地问，他们可不可以跟俄国人一起走，并发给他们步枪。
丘霍夫简短地回答：“不行。”
司务长戈杜诺夫吩咐道：“毕楚庚，套马车。”
丘霍夫说：“不必，把它扔了吧。”
“是，扔掉！”戈杜诺夫大声嚷道，在这个强大的叫声里包含着他的惊讶。
这当儿，马加丽塔在屋子门口出现了。她悄悄地走到丘霍夫跟前，他在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脸，可是从她整个的神态，从她那迎风飘动着的衣服，从她那蓬乱的头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的焦急。
“别怕，”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对她说。“我们会回来的。”
捷克人马上把这两句话小声地翻译给她听。可是她似乎没有听见。她把手伸给了上尉。
他羞怯了，于是发出口令：“开步走！”
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在大门外消失了。雨象槌子一样打在院子里石子路上。司务长戈杜诺夫握住马缰站立着。突然，马加丽塔不管周围的人——她的同伴们，紧贴着丘霍夫，吻他，一边苦恼地在记忆中搜索着不熟识的字，她终于说：“我爱你。”
上尉狼狈失措了，他不说一句话，立刻跨上了马鞍。夜把丘霍夫吞没了，可是他那坐骑的铁蹄的得得声在已经开始了的寂静里还是很久地可以听到。
第十二章
傍晚谢列达将军出发到他的师必定经过的地点去了，为的是在战斗前亲眼看一看他的师。他在行军中经常这样做。他很高兴，他不把他的战士们当作地图上的小红圈和箭头，而作为行走着的、谈着话的和抽着马合烟的活的人来观察。
他认为这不论对于他自己或对于他的士兵们都是有益的。行军秩序、规则等的遵守、士兵的举动、甚至他们脸部的表情——在这位老军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他在行军的节奏里觉察出未来战斗的节奏和师对战斗的准备。
士兵们也惯于在行军途中的某地遇见他们的师长。他好象主人一样参加到队伍里去，跟士兵们互相开玩笑，有时侯严厉地呵斥某个人。士兵们都喜欢他那简朴的风度、高大而挺直的身姿和慈父般的声调。他们都感觉到他热爱他们和关心他们。或许他们一走过他的身边，就把他置于脑后，可是，不用说，他在他们的心灵里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他们都信任他的战斗经验。
在这个黑暗的雨夜里，他们没有想到会看见他。实际上，师长也不想出去，何况他觉得身子不舒服。
可是在最后几分钟内他还是决定出去。因为他知道流血的战争即将来临，他不安心。他认为士兵们和军官们太习惯于德国人必遭灭亡的想法，他们长久没有参加过重大的战役，因此开头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不是战争，而是狂欢节！”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愠怒地摇着头。“德国人在西线并没有认真地作战，整师整师地投降，献了许多城市……所以艾森豪维尔不久就可以称为拿破仑了！……很明显，希特勒害怕的是谁！唔，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如果必须打仗，就得认真地打仗！”
将军知道，这个战役将是重大的。虽然他只指挥着一个师，并且不熟悉整个战线上的情况，可是他猜想得到，沿着苏军漫长的交通线丛北向南攻击，对德国人是多么有利。显然他的师，象许多别的师一样，负有消灭这个危机的任务。
师部里有些人因为师向北面某地开拔，不向柏林进发而感到遗憾。师长是一个老军人，他假装这对于他反正都一样：他们必须打仗，至于在哪儿作战，这一点上级知道得更清楚。
师长由西苏赫中校伴随着，在二十三点正出发了。
半小时后，普洛特尼科夫也跟他会合在一起了，他派遣了政治部人员到各团去做鼓动工作——他知道师长的疑虑，而他自己也不放心。
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三岔路口的一棵老树下面，在战争时期里，他们并排站着，已经有千百次了。
军队以黑压压的纵队的行列沿着潮湿的柏油路前进。在自己分队前面步行着的活骑着马的军官们看见了师长，都机警地回过头来，并沿着行列传告：“打起精神来，弟兄们，师长在迎接我们啦。”
他们把手举到战斗帽旁，边走边报告：“第五连在行军路线上行进。报告……”
“第二机关枪连在规定的行军路线上行进。报告……”
“防坦克枪连跟随着……报告……”
军衔和姓名在夜色中、在大雨中、在运输马车的辘辘声中、在杂乱的脚步声和得得的马蹄声中
团长们——他们跳下了马，走到将军跟前去报告，并且跟他留在一起，直等到他们的部队走过去。由传令兵们看管着的马匹在黑暗中摇着它们的马勒。当一个部队通过了的时候，一个团长就跨上潮湿的马鞍，消失在黑夜里，追赶他的部队去了。
将军高声地谈着话，故意显得精神勃勃地对经过的军官们说：“喂，你的事情怎么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
他走到士兵们身边，问：“脚没磨破吧？你的自动枪怎么样？可以射击吗？为什么不把机关枪盖起来？把皮带束紧，为什么不把皮带束好？我们不是散步，是去打仗。”
他看到黑夜和雨水使士兵们很难受，于是问：“你们干么不抽烟？这象是我们还怕德国人的一九四一年的光景。现在时光不同啦……”
士兵们愉快地点着烟抽起来，队列闪着烟卷儿的红色火光向前行进。
随着师的经过，师长的脸明朗起来了。
“老战士！”他说，一边退到道路旁边，那儿站力着普洛特尼科夫和西苏赫。“伟大的军队！可以把你的政治工作结束啦，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他们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他们向工人去上工似的走着。这是斯大林的军队，亲爱的同志！”
最后炮兵团隆隆地驶过了。安东纽克坐着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来到了，他是到第一线各师去收集关于敌人的情报的。师长叫他一同往被指定设立司令部的那个村子里去。
汽车不久追上了师的队伍。在朦朦的夜雾里，在师长和普洛特尼科夫的身边又闪过一张张熟识的脸，又闪过了先前看见过的一个工兵的小胡子，歪歪斜斜的机关枪枪身、一个营长的白马、契特维了科夫的库班皮帽。
普洛特尼科夫决定跟一个团留下来，可是师长赶上了他的师，一会儿后，他从大路折入了一条横路，驶进了一个村子。跟别的德国村子一样，它也挂满了白旗，这些旗子都没精打采地在雨中耷拉着。
设营员们已经在道路上竖立了绘着“Ｃ”字的符号（师长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指示牌。在分配给师长的那座房子的门口已经站着一个哨兵。通讯兵们架设着电话线，他们的大靴子在潮湿的地上格喳格喳地响着。
尼柯尔斯基中尉和两个通讯兵在桌子旁忙着装电话。无线电通信员在校准电台。
“报告吧，”师长命令安东纽克说，一边在桌旁坐下来，他没有摘下皮帽，注意地细听着遥远的隆隆的炮声。
安东纽克从图囊里取出地图的时候，将军问尼柯尔斯基：“可以和谁通话？”
尼柯尔斯基举手到战斗帽旁，说：“跟各团的电话线还没有接通，因为各团正在行军。”
“这个我知道，”师长微微一笑，“跟谁的电话接通了呢？”
“军司令部、后勤司令部和医疗营。”
“各团总领事收音了。”校准了电台的无限电报务员从角落里报告说。
安东纽克在报告，在瑙加特、斯塔加德和马杜湖地区，德国人集中了第一海军陆战师、“德纳克”师团、“郎格马克”和“诺德兰”两个党卫队师，另外还有几个番号不明的坦克部队。德国人正在用大量坦克和步兵进攻。
师长把侦察队的情况记录在地图上，并召来了配属的防坦克部队的指挥员们和自动推进炮团团长。他们很快都到了。师长迟迟地不开会，因为他等待着普洛特尼科夫。普洛特尼科夫要向指挥员们提出一系列的指示。可是他还没有来，虽然他造就应该到达这儿了。
于是师长决定不再等他就开会了。他向炮兵们指示了他们的射击阵地，并规定明天早晨进行地形侦察。同时无线电台收到了许多关于行军进程的报告。一个团已经到达自己的地界。其余的团也快到了。
指挥员们都告别走了。
普洛特尼科夫深夜才到，他脸色苍白、精神疲惫，而且心绪很烦乱。他叫所有旁的人，包括无限电报务员和传令兵在内，都退出房间。他的说话声异常急促。
只剩下他和师长两个人了，于是他说：“快穿上大衣吧，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我们去看看我们的人所干的勾当。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师长是熟悉普洛特尼科夫的，相信所发生的事情一定很严重。他什么也不问，穿上了军大衣，他们出发了。
在跟目前师部所在地相距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普洛特尼科夫吩咐停车。这是一个大村子，村子中有个池塘。池塘旁站着几个人，他们都在抽烟。
他们看见汽车驶到，都把烟卷儿扔在池塘里，走到师长跟前。他们都是师部里的军官——反间谍人员。
师长默默地跟着他们走。
在一座长长的单层房屋里躺着几个被杀害的德国人，这所房子的台阶上挂着一面下垂着的白旗。全家六口人，他们都遭到了最残酷的杀害。在他们身旁的血泊中放着一顶红军战士的战斗帽。
反间谍人员报告如下：
晚上有三个苏联士兵走进了农民海斯·克留格的这所房子。他们都喝醉了酒、吵闹、谩骂。
“村子里只有这几个士兵吗？”师长问。
“不，在临近的房子里驻扎着军通讯班。班长伏拉金中士亲眼看见过这三个士兵。他被他们的胡行妄为所激怒，曾经到那所房子里去过，叫他们静些。然后，通讯兵们布置了步哨后，就去睡觉了。担任放哨的士兵伊勃拉吉莫夫，在半夜里听见邻近的房子里有尖叫声和枪声。他把伏拉金中士叫起来。当他们跑进屋子的时候，这三个人已经不见了，而房主一家人都被杀害了，尸体横躺在地上。”
正在搜索罪犯。所有部队都通报过了。详细调查正在进行。
“谁会相信！”普洛特尼科夫说。“我们的士兵！……会杀死孩子！……”他老是摇着头重复这一句话：“谁会相信！……”
师长沮丧地默然不语。在归途中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清晨，当各团已经参加战斗的时候，师长在往观察所去之前，接到了一份由西斯克雷洛夫签署的密电。
师长斜眼瞥了一下普洛特尼科夫，微微颤抖地把密电拿到手里。
使他们两人惊奇的是，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总之，这份密电很奇怪：在叙述了一个德国家庭被杀害的事情后，命令各师师长充分加强他们的后方的保卫，因为他考虑到在我军后方道路上行走的大群的人里面可能有希特勒匪帮的战犯和各种可疑分子。
应当承认：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没有立刻捉摸到这个德国家庭被杀害的事件和这个指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