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后的第二天，医疗营在一个隐藏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的深处的村子里驻下了。早上搭起了帐篷。配药室主任一边叽
哩咕噜抱怨，一边打开药箱。
塔尼亚在晨光中洗了脸，穿上罩衫，走到她的帐篷里去了。鲁特科夫斯基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被几个老头儿和老婆子围住了，他们用德国话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原来他们是在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留在村子里，还是必须迁出去。虽然没有人驱逐过他们。
塔尼亚看见他们，吃了一惊。
这不是因为她很天真，以至没有想到在德国会碰见普通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可是在四年可怕的岁月中，她心里对德国人积下了那么深的仇恨，她简直不能承认他们是也有感情、思想和人的其它品质的。“德国人”这个词儿会使她想起那被烧毁的城市和乡村，在这些城市和乡村里的俄国人只得住在地下，想起了黑色飞机用机枪扫射妇女和儿童们，想起了被炸的救护列车，想起了在俄国一条大河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岗上阵亡的丈夫。
她冷冷地看着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和老婆直。她觉得他们的泪水是无耻的。他们使别人流了那么多眼泪，他们竟然还有脸哭泣！
她觉得奇怪，德国竟然也有象在她的故乡尤赫诺夫一样的菩提树和橡树。她又奇怪，居住在这儿的老头儿和老婆子们都有寻常的皱纹，寻常的眼泪。只是他们那难懂的德国话又增强了她对他们的憎恨。这至少是一种确凿的证据：他们都是德国人。
可是，即使如此，他们毕竟还是人哪。塔尼亚终于怜悯他们了：他们露出的恐惧的样子，一种被克制的焦虑不安，仿佛用雷声震聋的耳朵倾听着他们看来是敌对的可怕的世界。一个高高的、秃顶的老头儿，把帽子抓在手里，用恳求的口吻操着俄语对塔尼亚说：“同志……同志……”
他在哪儿学会这个字？或许他在一九一八年跟俄国革命士兵们交过朋友吗？从一个敌对的瘪嘴的德国人口里听到祖国的语言是使人不快的。这个字里面除了献媚和恐惧以外，是不是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意思呢？
“您想到我们是同志已经迟啦。”塔尼亚心里想。
第一批伤员开始送进来了。从伤口的性质来看就可以断定战斗的性质。这是向敌人预先筑好的非常坚固的防线的进攻。大多数是四肢重伤——触地雷炸伤的。
伤员们看见了塔尼亚，差不多马上都停止呻吟了。一个男子汉在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人面前叫喊呻吟，是怪难为情的。“她不太年轻吗？”那些年纪大些和经验多些的人们心里想。起先他们甚至把她当作女护理员：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即使穿着白罩衫看起来也还不满二十五岁呢。可是，不，这是个医生。女护理员们在她身边恭敬地忙碌着，只要她说几个字或用眼睛一瞟，她们就懂得她的吩咐。她那对灰色的眼睛里充满着镇静的信心，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这种信心。伤员们都信任地望着她，甚至竭力摆出笑容，以博取同情和称赞。
她说：“好样的！这才是一个士兵！这样年轻，可是这么了不起！”
或者说：“年纪这么大，可是这么了不起！”
有时侯她变得话很多：那常常是在施行最困难的手术的时候。
“怎么样，痛吗，亲爱的？”她问，微微地笑着，甚至有些儿挤眉弄眼。“别看自己的伤口，这没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您懂得伤势吗？有些看起来似乎又大又可怕，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伤员们不断地到来。血淋淋的棉花团使她的眼睛发花了。总是爱说爱笑的、活泼的女护理员们现在都在塔尼亚身边聚精会神地忙碌着。
塔尼亚觉得她在调配帐篷里看见的一张伤员的脸，好象是见过的。她回到手术台以后，竭力回响了一阵子，她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个腹部受伤的人被抬进来了，接着是一个面部给火灼伤的炮兵。露出在雪白的纱布面罩上的一对灰色大眼睛平静而安详地瞧着这一群血淋淋的、呻吟着和叹息的人们，而一双戴着橡皮手套的纤细而灵巧地手不停地动着。
医生们和女护理员们不时地走到她跟前来询问、讨教和请求帮助。她慢慢地走到邻近的手术台前，或者只是远远地微微伸着脖子，细心地查看伤处，然后点点头，或者相反，否定地摇摇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一边继续做她的工作。
玛莎有时侯跑到帐篷里来，关切地向塔尼亚望了片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在那儿说：“她将来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当然，要是男人们不冲昏她的头脑！……”
她找到鲁特科夫斯基，凑着他耳朵大声说：“您叫她吃点东西吧，她从早晨站到现在！哪怕喝些茶也好！您简直要把她折磨死啦！”
下午两点钟克拉西科夫坐着汽车来了。
“哦，你听到了什么消息吗？”他问鲁特科夫斯基。
鲁特科夫斯基报告了治疗过的和还没有治疗的伤员的数目。
“什么时候往后方送呢？”
“晚上，上校同志。”
克拉西科夫走进了外科手术帐篷。
他第一次看见塔尼亚在工作。他期限只注意到她穿着束腰的白罩衫显得很苗条。可是上校看到她那精确而充满自信的动作，听到她那镇静的声音，便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很奇怪，同时对自己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他兴奋地想：“我没看错……一个优秀的女人……”他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然后他蹑着脚出去了。
塔尼亚觉得面熟的那个士兵，给放在她的手术台上了。塔尼亚用夹子取去了他右手上的绷带，发现手关节必须截掉，它已经碎了。
“不要紧，”塔尼亚说，“忍一忍吧，你现在会觉得有些儿痛，我给你洗伤口，忍一下吧，黑眼睛。”
“我是……”他轻声说。
现在她认出他来了。他就是“马车夫”。她想起了他坐在车夫座上的那股英雄气概，她的心开始跳得很厉害。
女护理员看出她的脸色突然发白，于是说：“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您该休息啦。”
“是的，也许，”塔尼亚同意了，一面想念着鲁缅采夫。“但愿他，鲁缅采夫，没有遇到什么以外就好啦！”她想。
她克制了这种刹那间的衰弱，又开始施行手术。“马车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数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因受了麻醉而痛苦地睡着了。
手术完毕后，玛莎轻轻地走进了帐篷。她作出恼怒的样子来掩盖她的喜悦和同情，说：“请您马上去睡吧。伤员不多了。我们没有您也对付得了。”
塔尼亚顺从地洗净了手，脱下沾了血污的罩衫，穿上军大衣，就从帐篷里出去了。天色已经黑了。凛冽的寒风在黑黝黝的房屋间呼号。她在街上走着，什么也不想，她走到村子边缘附近时，才清醒了过来，听见后面传来了鲁特科夫斯基的声音：“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您总得去睡睡呀。”
她转过身，用恳求的口吻说：“我马上就回去，让我稍微透口气吧。”
她往医疗排所驻扎的屋子走去，在前室里已经听得见呻吟声和轻轻的说话声，值班的女护理员们都站起来，向塔尼亚报告伤员们的情况以及某人的病势恶化了。
塔尼亚慢慢地沿着病床走，一边倾听着伤员的谈话。
“德国人还在抵抗，”一个伤员说，用左手搓着烟卷儿。受伤的右手用绷带包扎着。这个士兵坐在床上，他的脸是安详的，他说的话也是安静的：“现在什么东西能够挡住我们呢？现在谁也抵挡不了我们了。”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逃跑。”另一个伤员说，“他们再往哪儿逃呀？逃到美国人那儿去吗？”
“哎呦！”第三个伤员呻吟起来了。这个人躺着，虽然如此，他也想要发表意见，他一边喘息，一边呻吟着说，“如果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法西斯分子跟他们的确相处的很好……他们是一丘之猡啊。”
“马车夫”躺在其中一张床上。他脸色苍白。他的名字叫做卡里斯特拉特·叶夫格拉夫维奇，他告诉塔尼亚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气派的长名字和他的年轻的脸庞很有些不相称。
“您不认识我吗？”她问。
原来他还在早上就已经认出她了。可是，显然他觉得不便对她说明这一点。
“那时候我们想不到会这样的见面。”他低声说，停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探问：“我的手怎样了？战时我是工兵，可是我的本行是木匠，没有手可不行啊……”
“会好的，”她说，避免了正面的回答。
虽然伤员们象往常一样呻吟着，可是塔尼亚在这些伤员身上，几乎在全体伤员身上，察觉出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特点。他们并不因为没有给打死而很幸运地只受了伤而感到满足，现在他们只是由于不能继续作战而苦恼着。柏林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们多么难为情呀。
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伤员们静静地听着这些炮声，颇有与世隔绝之感，有如老年人倾听着关于苦难的可是青年的黄金时代的故事。
第二十章
各方面都来催促谢列达将军。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差不多每小时都来电话询问，他要多久才可以攻下施奈德穆尔。别的师已经逼近了奥德河，而谢列达还不能攻下这座微不足道的小城。
从前施奈德穆尔被公道地称做“要塞”，可是如今集团军司令员却极其蔑视地把它称做“微不足道的小城”。他甚至微微挖苦地叫谢列达读一读论述几个城市的巷战、特别是论述斯大林格勒的消灭被包围在它里面的敌军的巷战的那些通俗小册子。
“是！”谢列达回答道，他的脸气得通红。
将军就待在侦察队长鲁缅采夫为他选择的那座当作观察所的塔里。这座塔突出在村子边缘，距离施奈德穆尔一公里半。从这座塔上用炮兵测量镜，可以相当清楚地望见全城，被炮弹炸毁的房屋中间的德军阵地、横在城郊街道上的障碍物和木栅、一座大桥和铁道路基，敌人在铁道路基上布置了机枪巢。
在左边望得见“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建筑物，这座工厂是德军实施抵抗的中心，在那儿隐藏着机关枪手和手持着反坦克武器“浮士德巴达龙”的人。坦克不时从建筑物后面冲出来，打了几炮以后又躲起来。过了几分钟就又在别的地方出现了。
鲁缅采夫和师长都在观察所。这儿配备着观察所应有的普通名额的人员：几个参谋、炮兵和通讯兵。装着食物的热水瓶和莫斯科报纸是用运输马车运来的。这些报纸都是七八天前的，鲁缅采夫记起了他昨天读过的柏林报纸，他想到莫斯科远了而柏林却近了这个令人愉快的事实，不禁笑了笑。
谢列达将军在观察所上难得会坐稳：一会用望远镜观察敌人，一会儿斥责通讯兵们：收音不清楚、时常中断，一会亲自去校准炮队的射击。
现在他靠近塔的拱形窗口一动不动地坐在地图前面。
进攻非常缓慢，德国人差不多不停地反攻。在敌人被包围的第二天，一架德国飞机在城市上空投传单。鲁缅采夫拾到了一张，拿去给师长看。这是给守军不惜代价坚守的命令——“别把‘柏林的钥匙’交给布尔什维克”。施奈德穆尔是被这样称呼的。传单结尾用粗大的庄严的哥特式字体印着一句话：坦克来支援你们啦。
“真不要脸！”师长大怒，“什么坦克？从哪儿来的？啊，哈，吹牛！”
普洛特尼科夫沉吟了一会，说道：“慢着，得给这些施奈德穆尔的傻瓜们开开眼界。这件事让我去干。”他转脸对鲁缅采夫说：“找两个俘虏来，要挑聪明些的。”
晚上，政治部人员把一架扩声器搬到了前线。奥加涅相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加林少校拟好了一篇告施奈德穆尔守军的宣言。奥加涅相紧张地工作了许多时候，把它翻译成德文。一切都终于准备妥当了。
这天晚上鲁缅采夫来到前线，他在一个营的堑壕里找到了参加无线电广播的全体人员。奥加涅相在全神贯注地复习他的文稿。两个俘虏拿着铅笔，在纸片上草拟着自己的讲词。奥加涅相读了一遍，翻译给加林听，并且跟德国人就各项细节谈了很多时候。照鲁缅采夫开玩笑的说法，德国人表现得很积极，一会儿这个问，一会儿那个问，要不要把“这个或那个”补充进去，“可以使作用更大。”
奥加涅相开始讲话了。
德国话在万籁俱寂中传播着。甚至机关枪也沉寂了。德国信号兵也安静了。
直到一个德国俘虏开始讲话的时候，德国人这才表现出生命的迹象。附近充满了迫击炮弹爆炸的巨响。接着一门速射炮轰击起来了，它仿佛因为要遮住讲话声而透不过气来似的。
但是俘虏在射击的间隙中讲完了话。
鲁缅采夫奉命到团长契特里科夫中校的观察所去了。原来师长为了检查拂晓进攻的准备到了那儿。
除了塔拉斯·彼德罗维奇和契特里科夫以外，在观察所上还有米加耶夫少校和师的炮兵指挥，身材魁伟的西苏赫中校。
将军问团长有没有把人调到敌人附近去，以便作更近的突进。契特里科夫说，已经调上去了。
“我们走吧，”师长说。
他向前线走去，他们默默地走着：将军走在前面，跟在他后面的是契特里科夫、西苏赫和鲁缅采夫，再后面是传令兵们。米加耶夫少校奉将军的命令留在观察所里。
将军在第一营营长的观察所旁站住了。那是在一个不高的丘陵上的一道狭长的铺着稻草的掩蔽壕。
营长——瘦削的、身材不匀称的少校，没有马上发觉上级的到来。他一边用望远镜察看着已经不大清楚的房屋的轮廓，一边朝电话听筒呼喊：“右边那座红色建筑物旁边的白色小屋看见没有？那儿地下室里有一个机枪手。请求你炸掉他……哎呦，不要脸的弗里兹！炸掉他，我作为一个兄弟请求你……”
他终于看见了师长，扔下听筒，跳起来报告说：“将军同志，第一营正在进攻施奈德穆尔要塞。营长维谢尔恰科夫少校报告。”
“要塞……要塞……”师长嘟哝着。“这算什么要塞？一座肮脏的小城。为什么不向前推进？”
维谢尔恰科夫开始解释，可是将军好象没在听。他从营长手里拿过望远镜，察看起来。营长不说话了，不远的地方有一挺机关枪在扫射。
将军放下望远镜，轻快地跳上一堵胸墙，越过胸墙，慢慢地向前面走去。
他们走到了一个灌木从生的凹地。将军说：“你们就留在这里吧。我到了那间小屋，你们再跟来，要一个一个地来。”
“为什么您要到前线上去。”西苏赫说，“要是给军长知道了，那就麻烦啦。”
“别说就得啦，他不会知道的。”师长回答。
“将军同志，请把皮帽摘下吧。”鲁缅采夫劝告说。
将军默不作声，他踏着悠闲的步子，慢慢地走着，穿过一片空地，向小屋走去。那儿是一个连队的指挥所。这间小屋给子弹打得全是孔洞了，连长用火炉作掩护坐着写东西。
“稍息，”中尉想跳起来，可是师长拦住了他，“你的人在哪儿？为什么不推进？”
中尉开始在地图上指出自己部队的所在地，可是将军不耐烦地说：“您在那上面有什么可以指给我看呢？我们不是在集团军司令部……我们走吧。”
“这里的炮火很猛烈，”中尉为师长的安全而担忧，可是师长已经缓步走了，于是中尉也跟着他去了。
两个弹药输送兵低低地弯下身子，在地上拖着几箱弹药走过，他们看见了将军，都挺直了身子。
“稍息！”将军说，“是哪一连的？”
“第一连，”弹药输送兵说。
“你们的人在哪儿？”
“就在那边墓地上。”
“地方选得倒不错。”将军笑了笑。
四周流弹哧哧地作响。天色已经黑了。
将军和中尉、弹药输送兵一起走到了第一连。士兵们都在躲避强劲的风，他们在不深的壕沟里坐着或躺着，把背对着风。
“为什么把背对着德国人？”将军问。
战士们认出了师长，都急忙站起来。
“躺着吧，”师长说，他谛听了子弹的呼啸声，接着问：“德国人离得远吗？还是因为背着脸看不见呢？”
“德国人就在附近……机关枪扫射得挺猛哪。”
“有多近？”
“一百公尺。”
“好，我们去看看。”
将军和士兵们鱼贯地向前走。他们摸黑走了二百公尺，风吹着脸。将军倾听着。
“这儿大概可以掘壕，”他说。“德国人现在当真离我们二百公尺，我想……”他问一个士兵：“他们在用机关枪扫射，是吗？”
士兵惶惑地不说一句话。
契特维里科夫、西苏赫、鲁缅采夫、营长和连长都悄悄地走过来了。将军不向他们看一眼，转身往愿路走回去了。军官们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德国人的机关枪扫射起来：敌人大概发觉黑暗中有什么动作，或许还听见了说话声。
回到营长的观察所后，将军说：“明天拂晓您的团必须把工厂占领，我们用全师的炮队支持你们。‘阿尔巴特罗斯’工厂是阵地的钥匙，必须不计代价把它占领。炮兵准备三十分钟，或者——因为出其不备，三十三分钟。”
“你，”他对鲁缅采夫点了点头，“去组织侦察，必须把德国人的火力配备侦察明白，而且要尽可能准确。”
他们从营观察所出来，天全黑了。
将军拒绝在团部吃晚饭，他转脸对契特维里科夫和米加耶夫带着苦笑说：
“难道这是工作吗？可是你们都报告说火力很强。啊，真叫人奇怪！仿佛说步兵不能推进。步兵是什么？步兵是要人去领导的，是要人去指挥的。或者你们把这一点忘了吧？他们会自动推进吗？‘我们要哎呦哎呦地用里拉呀！’”
将军回到自己的观察所后，让西苏赫和鲁缅采夫走在前面，他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并随手紧紧地关上了那扇狭窄的小门。接着他向炮兵转过身去。他的脸仿佛由于疼痛而皱了起来。他说道：“你要知道，士兵的想法是对的。战争快结束了，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敬爱的炮兵！每个人都想回家，回到故乡去，拿勋章夸耀，建立幸福的生活。他们没有向机关枪爬的必要。这是不需要的。您懂不懂？不——需——要！我们需要人啊……你以为步兵什么都能经受得住吗？那是胡说八道！你得给他们火力！你把德国人的机关枪压住了，步兵才能行动。干么你不作声？因为你反正不用到前线去，是吗？我警告您：明天必须有真正的炮火，要准确，要打中目标！不要叫营长们打电话来请求开火！炮兵连长们跟步兵连长们必须一起在前沿阵地，明白吗？你跟契特维里科夫在一起！你记得军事委员的话吗？必须象攻克维里克鲁克一样，攻下德国，要征服它，必须经过一番苦战！”
西苏赫从师长的观察所里跳出来，满脸通红，淌着汗，要去发命令了。鲁缅采夫让齐比列夫备马，他要到契特维里科夫的团部去。
剩下了将军一个人，他坐着，俯身在地图上，突然觉得少了一个人。他立刻就明白了，薇拉。她已经到第二线去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他不愿意去吵醒她。
十分钟后，薇卡打来了电话。将军也从她的说话声里觉察出她的苦闷，显然父亲不在她身边，她也感到寂寞。然而姑娘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她按照规则把父亲称做“第三十五号同志”，她问事情怎么样，第二十七号目标（阿尔巴特罗斯工厂）有没有占领。将军的心由于爱怜而感到很难受。
“她需要妈妈。”他心里想。
信号弹在城市上空升起来了。传来了咯咯的机关枪声。这是一个寒冷的刮风的夜。
将军想起了第一连的士兵们，想到他们大概也有每个人自己的麻烦事情，不禁苦恼地笑了笑，但是在这天夜里，这些事情在战斗面前都是次要的，现在生活中主要的毕竟是这个事实：他们距离柏林二百四十公里，而其他师团已经打到奥德河了。
克拉西科夫上校深夜来见将军。
他报告了明天的作战计划后，关心地问：“您要占领工厂吗？”
“我们希望如此，”师长说。
“伏罗别耶夫进展的很顺利，”克拉西科夫点带儿狡猾地报告说，“或者调军的炮队来帮助您吧？”
“我们对付得了，”将军愤怒地回答，“去帮助伏罗别耶夫吧……”
克拉西科夫回军部去，于是又剩下师长一个人。
黎明时，谢列达走出自己的小屋，找他的军官们去了，他拿起望远镜，向远方仔细地察看了很久，然后说：“它，这……这座小城……就在那儿。”他转头看见大家都站着，于是说：“坐下吧，总是喜欢站起来，扔下工作……懒鬼！……”停了一会，他问道：“西苏赫在哪儿呢？呵，在契特维里科夫那儿……”
他看了看表，“唔，该发动了……”
第二十一章
鲁缅采夫跟侦察兵们躺在谷地里的荆棘从中，定睛凝望着那些附有庭园的低矮的小屋，望着右边的砖头堆和废金属堆，以及在浓烟中隐约可见的工厂大厦。左边是步兵散兵线，在灌木从中勉强可见。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跟鲁缅采夫并排。
侦察兵们看起来好象都是睡眼惺忪的。他们都是湿淋淋的、沉默寡言的，披着溅满泥浆的防雨布，他们好象都是不灵敏的、昏昏欲睡的、不能迅速行动似的。
鲁缅采夫向他们瞥了一眼，恼怒地皱起眉头。他自己精神激昂，热烈地渴望赶快攻下施奈德穆尔，并跟随正沿着德国土地上一切道路推进中的其余的部队一起西进，向柏林推进。
大炮在正六点钟吼叫起来了。城市里的房屋燃烧起来，烟柱和碎石在工厂建筑物中间崩裂飞腾。
步兵开始向前冲锋了。象老鼠尖叫似的子弹的哧哧声密起来了。面色苍白的卫生员们抬着担架在凹地里跑过。鲁缅采夫看了一下表。在六点三十三分的时候，全体士兵所熟悉和喜爱的、断断续续的、激烈的轰隆声——“卡秋莎”——响起来了，它常常在士兵们的心灵里唤起勇气和所向无敌的感觉。
那是进攻的信号。
侦察兵们突然振奋起来了。他们的睡意顿时消失了。他们把肩膀随便地一抖，摔掉了身上的防雨布，只穿着一件轻便的短棉袄，腰间束着一根皮带，挂在皮带上的几颗手榴弹摆动着，他们马上显出了猛虎的雄姿，这种姿态是侦察兵所应有的。
鲁缅采夫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畅怀地笑了笑，说：“我们走。”
侦察兵们几乎一刹那间就消失在灌木从中了。两个通讯兵带着一架电话机和几只线框跟随着他们爬着去了。线圈给拉了开来，发出尖锐的声音。电线在肮脏的土地上颤动，好象犹豫地爬行着，接着紧缩起来，之后，突然大胆地向前面跳过去，擦过灌木从的潮湿的树枝。
从左边传来了一阵“乌拉”的呐喊声。这阵呐喊在呼呼的风声里和咯咯的机关枪声里显得很微弱。
鲁缅采夫注意地观察着我们的分队。士兵们微小的身影跑过去了，在泥泞里跌倒，又跑过去了。很快，这些身影在砖头堆后面出现了。德国人这才清醒过来，开始用迫击炮和大炮轰击我们的阵地。可是士兵们已经越过破裂点很远了。
这当儿，鲁缅采夫注意到了电话线。它不动了，这条电话线，衰弱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好象死了似的。
“不行，我要到前面去，”鲁缅采夫焦急地对米谢尔斯基说。“团一占领工厂边缘的建筑物，您就向水塔突进，我和伏罗宁在那儿。”
鲁缅采夫和齐比列夫循着电线一块儿去了。
战场，如果从远处望它，好象是一片充满炮火的、荒凉的和有生命危险的地带。可是你一到了这儿，就会看到，这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的景物的地方，这儿生长着树木，有小屋和谷仓。这儿有道路、小径和峡谷。这儿常常有很长的寂静时间。人们谈话，甚至大笑，虽然很少有。
在行路的时候，齐比列夫那张长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的四方脸，象给栓住似的，始终在鲁缅采夫的左肩旁摇晃着。当鲁缅采夫听到炮弹的呼啸声而卧倒在地上的一刹那间，齐比列夫的脸依然在原来的地方，在左肩旁边。
或许因为战斗越来越激烈，或许因为鲁缅采夫和齐比列夫进入了战斗特别猛烈的地带，前进越来越困难了。四下里尽是爆炸声。
在路旁的沟里坐着六个受伤的人，他们在互相交谈。
“弗里兹还在抵抗，”其中一个说。
“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啊，这儿有那么多教堂，好象我们在库班的谷仓……”
第三个反驳说：“什么上帝，希特勒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还在向他祷告，那些傻瓜。”
第四个讲述说：“昨天我们连队里来了一个将军。他亲自率领我们去进攻。他自己挺着身子走，却叫我们弯下腰。他说，可以派另一个将军来，但是没有士兵，新的将军也打不成仗啊……”
离水塔已经不远，在一个新的弹坑旁边躺着两个阵亡的通讯兵。齐比列夫把电话机和线框拾了起来。
鲁缅采夫在水塔上碰见了伏罗宁一队里的几个侦察兵。他们报告说，伏罗宁已经向前走了，他叫他们在这儿了望。现在他们了望着等待着带电话机的通讯兵们，可是总不见他们来。
“他们给打死啦，”鲁缅采夫说。
他爬上了塔，开始观战。附近的工厂建筑物被我们的士兵占领了。又有几条散兵线后面围上来了：显然，契特维里科夫把第三营投入了战斗。德国人聚集在主要的建筑物后面。他们弯腰曲背，循着交通壕到这儿来汇合。在主要建筑物附近那条漫长而笔直的街道上出现了四辆坦克。鲁缅采夫用电话报告了敌人的集结。过了几分钟，他满意地看到我们的炮兵怎样打击着德国人的步兵和坦克。一辆坦克中弹起火了。
不久德国人知道了俄国观测员们在水塔上占据着有利的位置，炮弹就在水塔周围爆炸起来。水塔摇摇欲坠。鲁缅采夫卧倒在水泥地上，他迫使自己爬起来，立刻觉察出自己的敌人：一门自动炮对准水塔正在轰击。他看见它那长长的炮身在房屋的缺口中间突出着。
“柏林那大街小巷转角上有一门自动推进炮！”鲁缅采夫对着电话机大喊。
一分钟后，一颗炮弹在自动推进炮旁边炸开了，接着是第二颗。鲁缅采夫擦去了很热的额上的汗，由衷地暗暗感谢着肥胖的西苏赫中校，同时也感谢着师长，他给了炮兵一顿这样有益的训斥。
开始寂静了。战斗移到前面去了。当米谢尔斯基和他的人们到来的时候，鲁缅采夫已经带领了齐比列夫和米特罗，拿了电话机，继续向前走了。米谢尔斯基自己也有一架电话机。
齐比列夫的脸又在鲁缅采夫左肩晃动，他们走了三百公尺，又到了战斗中心——工厂建筑物中间。
连齐比列夫也不时低声说：“卧倒吧，少校同志。”
“如果你还记着我的军衔，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前进。”鲁缅采夫心里想，一边在机关枪扫射下，从一个掩蔽物奔向另一个掩蔽物。过了不久，他就不得不匍匐而行了。他们必须潜入这座四层楼住宅：从这座楼房的顶层窗口观察，显然是再好不过了。
他们终于跑到了门口，鲁缅采夫歇了口气，推开了门。原来这儿是一个宽敞的房间，有几只架子和宽阔的柜台－这是一家商店。在被子弹打碎了的橱窗旁，坐着一个德国兵。他已经死了，只因为伏在窗台上，才没有倒下去。他身边放着一堆木柄手榴弹和一轧步枪。鲁缅采夫随手拿了几颗手榴弹，米特罗和齐比列夫也拿了几个。
他们循着楼梯跑上去，走进了四层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鲁缅采夫朝窗口望去，不禁高兴地叫了一声：德国人的整个防线都呈现在他眼前，了如指掌。他迅速地装好电话就打起来。米谢尔斯基从水塔那儿慢腾腾地应答着。
“请转告，步兵集结在左边工厂管理处……柏林那大街上的交通壕里有德国兵……是打死的吗？不，他们集中准备反攻……我留在这儿，目标六十五。最高级的观察所！派人到我这儿来……”
电话中断了。
“米特罗，”鲁缅采夫说，“跑回去，把路上损坏的电线修好，并把士兵带到这儿来。”
米特罗走了，五分钟后，电话又畅通了。
“四辆坦克，”鲁缅采夫急急地报告说，“沿奎尔大街驶近了。还有三辆从市中心沿谢米那尔大街驶来。现在它们跟主要建筑物平行了……转告将军：必须在这些地段同时进攻……只有这样，明白吗？同时！他们正在从别的地段增援……”
电话又中断了。
鲁缅采夫从电话上抬起头来，看见他的传令兵的举动有点儿奇怪。他用紧张的、十分紧张的目光望着窗外。
鲁缅采夫也向下面看了一眼，看见了逼近的一排排德军。机关枪哒哒地叫着，大炮轰鸣着。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异常巨大的声响。德国人到了房子前面，绕过它继续向前跑去了。
战斗的吼声显然远了。
“我们的人在后退了。”齐比列夫说。
下面响起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随即沉寂了。
“不要紧，”鲁缅采夫说，“我们可以突围出去，”他又含糊地补上一句：“米特罗会转告……”
最近几分钟的兴奋立刻从鲁缅采夫身上消失了。他必须谨慎而冷静地行动。他走到门口，侧耳细听。
寂静无声。他回到了窗口。雪花正在飞舞，屋子近旁有一个砖造的汽油站，挂着一块黄色大招牌：“ＳＨＥＬＬ”。在院子深处的木架上放着几辆旧汽车。
有一百个德国人打汽油站前面走过，他们哗啦哗啦地喧闹着，满怀信心地挺直身子行走。
“不要紧，”鲁缅采夫说，“我们可以突围出去。”
“等到天色一黑，我们就回去，”齐比列夫说。
鲁缅采夫反对：“到夜里，我们的人就要到这儿来了。这个地方不可放弃。天一黑，我们就把损坏的电话线修好，并校准射击。”他笑了笑，补了一句：“哎呦，我这样往前冲，师长会责备我的。”
“嘘……”齐比列夫低声说。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这些人并没有到他们的那一层来。鲁缅采夫在空荡荡的屋子的寂静中听见了德国人的谈话。
“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好吃的东西？”
“在这儿底下的商店里。”
“那儿躺着一具尸体……”
“是呀……”
齐比列夫说：“但愿他们没有发现电话线……”
“他们会当做自己的……”鲁缅采夫说。
脚步声和谈话声沉寂了。
只有一件事情可做：等待天黑。鲁缅采夫又向窗外眺望起来。德国人的防御配系越来越清楚了。德国人唯一的依靠就是隐蔽的很巧妙的兵力和坦克的调动。我们在这个地段里的进攻略一停顿，德国人就沿着堑壕——街道上纵横地乱挖了许多堑壕——往南面的另一个受威胁的地段跑去。几辆坦克用房屋作掩护也急急忙忙朝那儿驶去。
时间过得难以忍受的缓慢。齐比列夫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双手抱住膝盖。
我们的炮弹开始在屋子附近爆炸——起先在右边，后来在左边。虽然大炮的隆赛声差不多连续不断，鲁缅采夫却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了。德国人显然断定俄国人要在这个地段进攻了，所以士兵们又开始从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的四面八方向这儿会合，坦克也开始集中起来。
鲁缅采夫睁开了眼睛，烦恼地望着窗外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一个侦察兵，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有利的位置，可是他竟然无所事事！
不久寂静又开始了。天色一黑，就得想个办法。现在有三个办法：或者潜回到自己的阵地去，或者把损坏的电话线修好，留在这里校准射击，或者，这是最后的办法，只是一直等待，什么事也不做——等待自己人的到来。鲁缅采夫没有采用第三个办法。他想了想，决定采用第二个办法。
天色终于黑了。鲁缅采夫和齐比列夫越来越聚精会神，越来越紧张。他们默默地互相望着，直到他们俩的脸都变成了朦胧的斑点。
在浓密的暮色中，他们慢慢地站起来。鲁缅采夫说：“你把损坏的电话线修好了就回来。要是找不到第二个线头，也回来。”
齐比列夫走了。天色越来越黑。有个时候鲁缅采夫不许自己去动电话。他慢慢地数到五百。终于拿起了听筒。一点声音也没有，没有丝毫类似振动的声音。齐比列夫没有海浪。某处有一挺机关枪响起来了。不远的地方也响起了自动枪的一排射击声。又是一片寂静。
鲁缅采夫站了起来，握着电话线，悄悄地走下楼去。电话线在他手中慢慢地滑动。
就在这一刹那，在不远的地方哒哒地响起了自动枪的射击声和震耳欲聋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就传来了第二个爆炸声和德国人的惊呼声——立刻又是一声叫喊。很明显，只有齐比列夫才会喊出这一声，在这个堆满尸体的街道上，他只喊出了一个字——一个本国的俄罗斯的字：“走！……”
鲁缅采夫呆住了。他的头脑很清醒。为什么齐比列夫对德国人喊“走”呢？鲁缅采夫立刻明白了，齐比列夫不是对德国人喊，而是对他鲁缅采夫喊。照他的估计，鲁缅采夫是在顶楼上，所以他高声地喊，好让鲁缅采夫听见。在这个叫喊声里没有恐惧——却充满了大无畏精神和一个临死前的最后的愿望——让鲁缅采夫听见。
自动枪疯狂地扫射起来。一门大炮仿佛由于受惊而发出十发炮弹。这当儿，天空中升起了许多信号弹，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我不能到前线去，会被打死的。”鲁缅采夫跳到一边，绕过房子的拐角，从汽油站旁爬过去，迅速地跑进了一所院子，躲在一辆汽车里。他在那儿坐了一会，直到一组信号弹熄灭了，这才从那儿跳出来，跑到院墙跟前，用手按住墙头一撑，跳了过去。四下里尽是德国人的不可名状的喧嚷声。鲁缅采夫在街上奔跑，接连跳过了三到堑壕，在“龙齿”——防坦克的木栅中间爬过，象猫儿一般跳过了一道防栅，接着向一道小门冲过去，他打开门，走进了一座小院子，院子里尽是些没有花的花坛和光秃秃的树木。他在这儿歇了一会，觉得右腿受了伤，或许是碰伤的，他甚至没有发觉是在什么地方弄伤的。现在他还不觉得痛。
他继续走，不久就到了一座半毁的大宅子的一堵墙跟前。他从围墙的铁栅栏下面钻过去，穿过寒冷多刺的灌木从，到了后门。这儿非常静，水管里的滴水声清晰可闻，信号弹远远地在后面升起来。
他开始上楼。右脚的靴子已经浸满了鲜血。
第二十二章
正当米特罗带着鲁缅采夫的派人到六十五号目标的命令来到的时候，米谢尔斯基上尉发觉我们的部队已经从工厂的中央建筑物撤走了。二十分钟后，情况十分明显了，鲁缅采夫和他的传令兵同自己人的联络被切断了。米谢尔斯基楞住了，一筹莫展地转目四顾。侦察兵们都沉默着，接着米特罗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鲁缅采夫说了些什么话，以及他们怎样在德国人的商店里发现手榴弹。
米谢尔斯基愕然望着上士：米特罗怎能这样镇静地讲话，就象在讲普通的战斗任务似的？侦察兵们向他提出了各种问题，他详细而明确地回答了他们。
“为什么他们这样镇静，这样冷酷无情呀？”米谢尔斯基想，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米特罗说：“那个房子的窗户是朝北的……位置确实有利：什么都看得见。要是在那儿架一挺机关枪，那就可以好好地干一下。近卫军少校决定要守到明天。当然，最好是用炮火轰击那所房子的周围，不让德国人靠近……”
米谢尔斯基听到米特罗的最后一句话，就振奋起来了：真的，枪弹和地雷都没能伤害鲁缅采夫，难道现在他会死在这座偏僻的德国小城里吗？
“对，”米谢尔斯基忙碌起来，“去跟炮兵们商量商量。”
他们跑到炮兵观测员们那儿去了。营长派了一个炮兵连，以便用火力去截断通往六十五号目标的通路。这个炮兵为所发生的事情而焦虑不安。他熟悉鲁缅采夫，可是对于这件事情，他并不象米特罗和米谢尔斯基那样乐观。
“经验固然是好的，”他摇摇头说。“可是有经验的人难道就不会死了吗？”
司务长伏罗宁从水塔上打来了电话，他已经带着俘虏到了那儿。他通知说，师长叫米谢尔斯基去报告。
米谢尔斯基向师长的观察所飞快地跑去。
师长听完了他的报告，说道：“好，你去吧。”
“将军同志，近卫军少校怎么办呢？或许由侦察连想想办法……”
将军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不准！”
将军看到米谢尔斯基抱怨的目光，他掉转脸，冷淡地说：“把十来个侦察兵派去送死……不是好办法。您可以走啦。”
他对于鲁缅采夫一字不提。
米谢尔斯基走了出来，他对师长很生气，甚至恨他。他碰上在下面等候着的米特罗紧张的目光，把手摇了一下。
米谢尔斯基离去后，将军独自坐了一会，然后吩咐备车，到水塔的前进观察所去。他循着木梯走上去。侦察兵们都跳起来。将军很仔细地打量着他们，他们的脸色都是阴沉的，衣服湿透了。安东纽克也在这儿。
“望远镜！”将军说。
他们把望远镜递给了他。他把望远镜放到跟前，并不针对什么人的低声地问：“那座房子在什么地方？”
米特罗解释了一下，将军向“那座房子”观看了很久，然后说道：“你们怎么啦？把队长给丢了？今天夜里你们得把他救回来。”
“有几个逃兵，”安东纽克说。
将军不答理他，往楼下走去。他走下两级阶梯，又站住了，转过来问：“他在电话里说些什么？”
“他对我说：‘报告将军，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他很坚持地对我说了这句话，甚至反复说了好几遍。后来电话就中断了。”
将军朝着他那停在附近谷地里的汽车走去。他回到师部后，就问普洛特尼科夫在哪儿。人们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里。将军打电话到政治部。
“鲁缅采夫……”
“我已经知道了。”普洛特尼科夫疲倦地说。
将军放下听筒，想起了薇卡。薇卡是很喜欢鲁缅采夫的。
傍晚，师部的各首长都一起来见师长。他们环桌而坐，等候命令。西苏赫中校最后一个到，他始终站在墙边。
将军发布了明天的命令后，说：“炮兵工作得很好……”
西苏赫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现在才坐下，将军说：“侦察队……也工作得很好。”
安东纽克出席了会议，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将军那儿。大家都很可惜鲁缅采夫。安东纽克总觉得将军是把鲁缅采夫和他分开看待的，虽然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当然，安东纽克也为鲁缅采夫难过。近卫军少校毕竟是个公正的上级，并且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固然，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安东纽克——现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了——向鲁缅采夫学习了很多东西。鲁缅采夫能够了解最复杂的战斗情况，并且能够从不正确的和不重要的材料当中精确地挑选出正确的和重要的东西。
要是鲁缅采夫去了莫斯科的话，那么他今天还是活着的。
奥加涅相躺在床上，可是他违反惯例地没有睡着。从连队调来了一个新的传令兵，年轻的上等兵卡勃鲁科夫正在角落里忙着做事，他不时伤心地瞥一眼近卫军少校的手提箱。
奥加涅相半睁着眼睛注视着走进来的安东纽克。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奥加涅相熟悉的上级们所有的那种冷淡和自傲的神色。
其实，奥加涅相抱怨安东纽克对待他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安东纽克是很钦佩翻译员的知识的，只是偶尔稍微粗鲁地批评他那种“非军人的惰性”。但是奥加涅相现在极其痛恨地望着安东纽克。要不是这种惰性和不愿把他所认为已经足够复杂的生活更复杂化，那么他就会把他心里所想的关于安东纽克的话全盘地对他说出来。
他会说：“别得意吧，亲爱的朋友！队长轮不到你！你一辈子是个助手！你那种故意做作的威严，你那种叫人恶心的老是想往上爬的欲望……都是一目了然的。别得意吧，反正集团军司令部就要另外派人来啦！”
他用阿尔明尼亚语低声地谩骂着，并且哭了。他觉得没有鲁缅采夫是活不下去的。他决心要做个象鲁缅采夫那样的人——真诚、爽直、亲切、整洁而有不倦不怠。
“自然，我会觉得这样做很困难。”他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往后我还要争取入党……”
拂晓，侦察兵们都回来了。粘满泥土的靴子在地上留下了肮脏的印迹，他们在椅子上坐下，米谢尔斯基向安东纽克报告了昨夜的经过情形。
他们很顺利地过去了，爬到了那所房子跟前。他们没有到屋子里面去，因为那儿有许多德国人占据着。在归途中他们受到了拦截，谢尔吉莫科夫受了伤。
“应该报告师长。”安东纽克说。
“他已经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他和普洛特尼科夫上校一起到水塔上来过，在那儿等我们回来。”米谢尔斯基沉默了一会，接着他把说话声压低到耳语般地说：
“当我们爬到一所白色小屋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在入口处的办公室那儿，我们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大叫。照我看来，这是齐比列夫的叫声。”
“那当然是齐比列夫，”伏罗宁说，一边望着窗外。”
“是他，毫无疑问。”米特罗也证实说，以便细心地卷着一支粗大的马合烟卷儿。
米谢尔斯基说：“他喊‘去’还是‘走’，他对什么人喊？他不可能看见我们。”
“威吓德国人，”米特罗推测，“好象是说：滚，去你的……”
“他在向近卫军少校发出警报……”伏罗宁说。
有一个侦察兵低声讲述：“德国人听到这一声叫喊后，都非常惊慌。我们不得不躺了一个半钟头，一直到他们都安静了。信号弹老是闪耀着。他们放着枪。”
电话铃响起来了，安东纽克拿起听筒。是从第二线打来的，他意外的听见了师长女儿的童音。她问有没有找到鲁缅采夫。
他回答说没有找到，又等待着，她是不是还要说什么话。
“我没有话了，”她说，不知不觉地学着将军在电话上讲话的口吻，可是她忍不住了，悲伤地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第二十三章
塔尼亚得知鲁缅采夫到医疗营来过，她的高兴是这么明显，以至连那个报告她这个消息的女护理员也觉得有点儿难为情。
“老相识，”塔尼亚愉快地解释说，“几天前我们偶然碰到过一次。”
凭这些特征：阔肩膀、蓝眼睛，以及照这个女护理员所形容的，一个可爱的少校，不难猜到这个人就是鲁缅采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可是从这个机敏的姑娘不安的脸色和少校很快的离去这一点看来，塔尼亚知道谈话不妙。她凝 瞥了姑娘一眼，就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象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开始安慰自己：这样也好，如果他一下子就相信什么鬼话，这样的人也不值得做朋友了。
塔尼亚仍旧好几次感觉到她在等候什么人。她终于明白了，她希望鲁缅采夫再来。
那时候战斗正在进行中，医疗营里全体人员都精疲力竭了。
尽管如此，在两次手术的空隙中间，当女护理员正在把器械消毒的时候，塔尼亚一边等待着，一边不知怎的，甚至出其不意地用冷淡的口气问她：“为什么少校不等一会？”
这个女护理员装出天真的样子回答说：“我告诉他，您出去了……他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就拍马飞跑……”
塔尼亚一边在亮光下检查一瓶输血用的血浆，一边更冷淡地探问：“我上哪儿去他也不问一声吗？”
女护理员明白了，最使塔尼亚关心的正是这一点，她原本想含含糊糊地回答：让这个性急的家伙去难过。可是她忽然怜悯起她来，于是恳切地说：
“什么也没有问……我没向他说过什么，我向您保证。”
几辆汽车驶进了村子，它们是来运送伤员的。塔尼亚到医疗排去了，她跟玛莎一起检查伤势严重人，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可以运送”。她也走到卡里斯特拉特·叶伏格拉福维奇跟前。
“您也是这次走，”她说。
伤员们检查过后，卫生员们就把他们一个个抬出去了。塔尼亚回到自己的房间中，从她自己的一份配给中拿出一包糖果，塞给“马车夫]带着在路上吃。他羞怯地谢绝，后来收下了，说： “谢谢，军医上尉同志，我永远忘不了您。]
由于房门不断地开启，房间里很冷。
塔尼亚说：“您还记得那个跟我们一起坐马车的少校吗？他昨天到这个医疗营来过……”
“马车夫”得意洋洋：一个主要的外科医生坐在他旁边，当着其余的伤员们的面，随便地跟他谈话。他问：“哦，近卫军少校情况怎么样？他是个好人，很诚朴。而且他懂很多东西。德国话说得很好，是吗？他好吗？”
“很好，”塔尼亚说，她也兴奋地谈起鲁缅采夫来了，仿佛她和他见过面，长久地谈过话似的。
“要是他再来，我就告诉他，说您在这里住过……”
“他会来吗？”“马车夫”问，然后自己作了回答，“当然会来……要不然您上他那儿去……这会叫人高兴……”
塔尼亚脸红了，她问“马车夫”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他要一支铅笔，想“在路上练习用左手写字”。她给了他一支铅笔。
他由一个女卫生员扶着，向一辆公共汽车走去。不多一会，汽车开动了，可是塔尼亚依然战着。她黯然伤心，以为鲁缅采夫不会再来了。现在“马车夫”又走了——她觉得她跟鲁缅采夫最后的联系也中断了。
玛莎在伤员们运走后，找到了鲁特科夫斯基，她愤怒地对他说：“您看见柯尔切娃没有？她的脸色那么难看，站也站不稳啦！您哪怕让她休息几小时也好，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鲁特科夫斯基让塔尼亚休息。她已经很疲倦了，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出。
因为“闲着没事”，塔尼亚整个早晨都在村子里遛跶，她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她想起了“马车夫”的劝告。
“真的，为什么不到鲁缅采夫那儿去一趟呢？”她心里想。不，她不会在他面前辩白，她对他的猜疑只字不提。她在什么地方和谁见面，这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她只知道他到医疗营来过，但是没有见到她，所以她决定去回访。
塔尼亚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突然高兴起来，并且觉得自己非常勇敢而且独立不羁。
她穿好衣服，为了壮胆，在腰间挂了一支小手枪。她离开医疗营，穿过树林，望大路上走去。一个运送“一、二、三”的快乐的司机让她搭车，不知为什么他给炮弹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
在师部里她仔细地询问了邻近几个师的驻扎地。作战科长高兴地给他解释了情况。
“我们就在这儿进攻，”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示着，“这儿是谢列达……而这……”
虽然这位中校仔细地给她解释着前线业已形成的态势，可是她却不再用心听了。她暗暗记住了谢列达将军的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子，打算要走了。可是通讯科长把她留住了，他向她诉说自己的一支伤腿很痛。跟着别的病人也出现了，因此塔尼亚一直忙到中午。
她终于离开了村子。在这儿她搭上了一辆属于谢列达将军师里的汽车。很星云，汽车是开往司令部去的。塔尼亚在一条村街中间跳下来。在一所宅子旁边停着一辆“爱姆卡”。
塔尼亚走到一个在修理引擎的司机跟前：“请问，”她说，“你们的侦察兵驻扎在哪儿？”
司机问：“您是从哪儿来的？”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可是这当儿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戴着高加索皮帽、蓄着一撮黑胡髭的身材高大的将军。谢列达看见一个披着长长的德国防水披肩的年轻女子，微微吃了一惊。
“您找我吗？”
她回答道：“我找您的侦察科，”她大胆地正眼望了望他，又说，“我要找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
“请进来，”将军沉默了一会说。
她跟着他走进了屋子。他们走过一条很短的走廊，坐在窗下的一个士兵看见他们走来，跳起来立正。他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这儿没有一个人。在一支小柜台上放着一架战地电话机。
将军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追问了一句，又沉默了，然后邀请说：“请坐。”
她仍旧站着。
“请坐。”他又严厉地重复了一遍，一边在桌子上的图囊里面翻寻起来，仿佛打算从那儿找出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似的。
在他奇怪而注意的目光下，她忸怩不安起来。她认为解释一番是必要的。
“我跟近卫军少校，”她说，在椅角上坐下。“是老相识，还在一九四一年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在莫斯科近郊一起冲出了包围圈。几天前鲁缅采夫同志到我的医疗营里来过，而这一次，可以说，是我的回访。请您不必费心，我自己会去找侦察科。我打搅了您，请原谅。”
塔尼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很关心别人的将军顽固地一言不发。她一边解释着自己来访的原因，一边望着他的图囊。她终于抬起头来，跟将军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她看见了一种东西，使她说不出话来。这对聪明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忧郁的眼神。
将军说：“鲁缅采夫大概阵亡了……事情是在昨天发生的。”
电话铃响起来了，可是将军并不去拿听筒，电话不断地响着。
“我很难过，”她说。
她依然坐着，虽然她知道该走了，不能再坐在这里打搅师长了。可是她没有力气站起来，而且什么也不想做，甚至也不愿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整个屋子里寂然无声，只有电话铃在顽固地响着。
她终于站了起来，说了一声再见，就出去了。
在街上，一阵神经性的寒颤攫住了她，她的牙齿格格地响得那么厉害，以致直到她走过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身旁的时候，这才勉强抑制住了颤抖。她想找个地方独自坐一会儿，可是在所有的屋子里大概都有人。
这时候，她的视线落到一所附有庭院的奇怪的棚屋上，它的四周围绕着有刺的铁丝网。那儿阴暗而寂静。她走了进去，在铺在地上的干草上面坐了下来。
牙齿格格地响得更厉害了。
“别发疯，”她对自己说。她抬起头来，看见墙上用木炭和粉笔写的几句话：墙上写着：“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苦海。永别了，我的故乡沃伦！”“亲爱的妈妈……”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其余的都很潦草。这儿还有许多用各式各样的笔迹写的“斯大林”。
这个关于几千人的无尽痛苦和希望的提示，异常有力地感动了塔尼亚。这个提示使她伤心，同时也使她的心感到轻松。她走了出来，在街上慢吞吞地走着，悲伤地 泣，看见任何人不害羞了，对过路人的惊讶的脸色也不加注意了。
第二十四章
鲁缅采夫吃力地踏上了两段阶梯，听见底下有说话的声音——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他爬得更快了，打开了一扇门，发现自己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门，面前是一条街。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有一支沙发、一张写字台、一支小柜、一口橱、几把椅子，墙上还挂着几幅画。但是再过去些就是街道、一棵孤零零的树和立在对面的一座给毁了的多层楼房。
房间的前墙没有了。地板上和家具上全是碎砖且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鲁缅采夫在这个类似居家的奇怪的地方，就好象演员在舞台上一样。
这个房间差不多没有什么损坏，墙不是给炮弹轰倒的，而是给震坍的。
从对面的一座房子里飘过来一阵尸体的臭味。远远的信号弹闪光不时照亮了废墟、房间里墙纸的花纹、摆在写字台上的几张上了年纪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相片以及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副油画。
鲁缅采夫爬到房子边缘，向街道望了望。可以望见下面堆着沙袋的底层窗口。对面有一堵石墙，跟那座毁坏了的房屋相连，在残存的横墙上画着一大副“萨拉曼德”制鞋公司的广告——一只很大的穿着皮鞋的女人的脚。房子内部的一切东西在石头的骨架中间象大堆瓦砾似的堆到两层楼，从这个瓦砾堆中露出了许多损坏了的床脚。
一道堑壕沿街道伸展着。对面那座房子的院子里有两座交通壕，直通到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中央建筑物——鲁缅采夫是凭那座耸立在屋顶上的钟楼认出这座建筑物的。凭那座钟楼他也能够确定自己的所在地：他是在奎尔大街上。左面是柏林那大街。在转角上立着两根街灯柱子，灯已经被打碎了。
街上空无一人。有时可以听见在附近走过的德国人的脚步声。
鲁缅采夫决定脱掉靴子，把伤口包扎起来。可是脱掉靴子是不可能的了：完全给血粘住了，只能把靴子割开。
鲁缅采夫一瘸一拐地向一口橱走去。这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几件上衣和几条领带。他把领带绞在一起，包扎了自己的脚，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御寒，然后他躺在沙发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他眼前飘过。叫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一天里面，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和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并排坐在灌木从生的谷地里。不过就是几小时以前，齐比列夫的脸还在他左肩旁摇晃，可是现在没有了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齐比列夫了。
一个微小的黑影在眼前闪过。一只野猫循着排水管爬上去，溜着闪光发亮的小眼睛，象人一样有理性地瞪了鲁缅采夫一眼，便跳下去了。
鲁缅采夫很想喝些水。他心里想：“在这些房间里怎么没有厨房？套房里应该有厨房。”他用尽气力迫使自己站起来，拖着一条伤腿，向走廊爬去。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走廊里漆黑一片。鲁缅采夫擦亮了一跟火柴，黄色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墙壁、几只箱子、放在衣架上的一顶丝绒大礼帽、一把牢固地挂在钉子上的柄很光亮的伞。
真的，从入口马上向右，这儿是第三道小门。他把门推了推，门一动不动。他又使劲地把它推了一下，它终于稍微闪开了一些。果然是厨房，可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瓦砾堆。天花板塌落了一半，悬空掉着，露出里面弯曲的铁梁。地板上张开了一个黑窟窿，从窟窿里听得见轻轻的说话声。
他悄悄地爬到洞口，朝下面望了望。在底层坐着几个人，点着一盏煤油灯。一个完全秃顶的、瘦削的、长鼻子的人斜躺在一把摇椅上。一个戴眼睛的德国女人躺在卧榻上。几个孩子跟她并排睡在包袱和枕头上。
鲁缅采夫走得尽可能地小心，把厨房仔细察看了一遍。在一口小橱里放着几只罐头，边上凝结着残余的酱油汁和果子酱。鲁缅采夫在小橱旁摸到了一个水龙头。自来水管不通了，可是在龙头里和近旁的水管里还积着些水，虽然水里混着一半沙土。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混着沙土和砖灰，并带有石灰的气味。
鲁缅采夫回到了那个有沙发的房间里，就躺了下来，不知怎的，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伏洛恰耶夫卡。他回想起那座有名的伊尤耶·柯蓝山，他的童年就是在那座山的附近度过的。山上有一所学校，他在那所学校里念过书，还有一个持旗的石人像。远在大森林里、在沼地的深谷里、在丛林的高地上、从四面八方都能望见这个旗手，这是他的童年时代的第一个鲜明的记忆。
鲁缅采夫看惯了石人的神态，看惯了他那永远向前的意向，以至仿佛注意不到它了。
但是现在，当他和那些地方相隔一万二千公里，而战线把他和那种生活完全隔绝了的时候，他竟会突然间想起了他——那个屹立在遥远的山上的旗手。可见这个形象，这个纪念远东光荣战役的纪念碑，一定是深深印在他的心灵里的。
这是梦，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
母亲坐在一所黑色的木房子里，她满脸打皱，眼边的皱纹是仁慈的，而嘴畔的皱纹却是严厉的。她包着头巾，在頦下打了一个结。父亲穿着柔软的毛皮靴子，在院子里静悄悄地踱步。他在林场附近顶采林区当工作队长。他是个老游击队员和猎人。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儿子谢廖沙——鲁缅采夫家最小的一个孩子到大森林里去。他们一老一小，一个是白发苍苍，一个是金发灿烂，一同在没有人迹的小径上徘徊，他们布置捕 的陷阱和打野鸡。
鲁缅采夫家有人在远东做伐木工、猎人、淘金工人和木筏工；后来，在革命后，又有人做黑龙江舰队的船长、边防军人、机匠、还有个人做了人民委员。他的父亲，老鲁缅采夫为了保卫苏维埃远东而在这里和日本人打过仗。鲁缅采夫一家人散居在这个大边区的各个城市和乡村里，其中一个是在莫斯科做人民委员——这一切使鲁缅采夫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成为周围世界主人翁的感觉。
他非常关心学校里、林场里、区里和世界上任何无秩序的现象，就好象是他个人的事情一样。任何人的不忠实行为、被秋雨打湿的未及时收割的庄稼、在德国的法西斯的暴行、在美国的对黑人的私刑，都在他心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同时他热烈地希望尽可能快地把这些事情立刻纠正过来，惩罚罪首，并恢复正义。
……夜过得非常慢。头脑发昏，耳朵里响着一个纠缠不清休的拖长的叫喊声。不消说，“将军一定认为他的侦察兵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的事，塔拉斯·彼得罗维奇。难道杀死他鲁缅采夫是这样容易的吗？”
鲁缅采夫想到这些念头，不禁无力地笑了笑。米谢尔斯基在电话里有没有听见最后几句关于必须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的话呢？他是不是了解这几句话的重要性呢？
今天的情景、侦察兵们、受伤的士兵们和阵亡的通讯兵们的脸，最后是齐比列夫的脸——他所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的脸，又一次在鲁缅采夫的意识里慢慢地浮过。与其说是想起他的脸，还不如说是想起他的叫喊声。正是这个叫喊声，象一张不断重复着同一调子的损坏了的唱片，老是在耳朵里鸣响着。
信号弹的闪光不时用微弱的光照亮了房间。有人在马路上走过，有人在抽泣，有人直着喉咙用德国话叫喊……
早晨，我们的大跑怒吼起来的时候，鲁缅采夫忘记了疼痛和口渴。炮弹在主要建筑物旁和在谢米那尔大街上炸开，那儿有一座房子哗啦一声倒塌了，碎石乱飞，火舍腾窜。
德国兵沿着对面的交通壕奔跑起来，时时在石墙的裂口处露出身子来，有一道堑壕在它下面通过。
在堑壕里出现了一个军官，他很慌张，每逢炮弹爆炸的时候，士兵们都停下，伏倒在地上。
接着是片刻的寂静，鲁缅采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一刹那的寂静，很快就变成了新的炮声：一声刺耳的轰响，一颗炮弹的呼啸，接着是一阵遥远的爆炸声。这是德国人在开炮。随后响起了马达的轧轧声。一辆德国坦克就在屋子旁边，差不多靠近鲁缅采夫停了下来。它开始迅速地、仿佛非常急促地、连续不断地开炮。装在深红色镜框里的那幅油画摇摆了一下，砰地一声落在地上。
德国人的火力配系完全暴露无遗了。跟鲁缅采夫相隔着两所房子的十字路口上，有一挺显然是大口径的机关枪从地下室里好象发疯似地扫射着。还有一挺机关枪从谢米那尔大街转角上的一所房子里扫射出来。坦克常常采取城市巷战的策略。它在这儿一停下就开炮，然后就躲到谢米那尔大街上的一所红房子后面去了。
鲁缅采夫情愿付出半条生命去换取一架电话机或一架发报机！
街上出现一队六十个左右的德国人。这队德国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和儿童们，衣袖上都缠着一块红黑布，穿着便服，可是他们都带着步枪。步枪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的身材高低不一，看起来好象是用长短不齐的木棍编成的一道不象样的栅栏。他们兴奋地 噪着，好象沼地里的一群鸭子。
走在前面的一个军官突然向他的队伍转过身去，从牙齿缝里含糊地说了行什么，他们就唱起来了。歌声杂乱而悲哀，并在儿童的尖锐的声音里夹杂着老人的颤抖的低音。天啊！这是什么歌啊！听得使人的毛发都竖起来了。这是从前在慕尼黑啤酒店里做成的霍尔斯特·维谢里，一首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的歌曲。
我们的大炮又轰击起来，德国人不听口令，都跳进堑壕，互相挤压着。
鲁缅采夫觉得他听见远远有“乌拉”的呐喊声，德国人的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他们又沿着堑壕从别的地段朝主要建筑物方面奔跑，从红房子后面又冲出三辆坦克，急急忙忙地放射起霰弹了。
寂静了，鲁缅采夫发着烧，寒冷的阳光照在他头上。
从一条小巷里走出来一队军官。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瘦削的党卫队员，穿着黑制服，戴着黑制帽和一副黑眼睛。他踏着坚定的步子，其余的稍微离开些，跟在他后面走。
另外一队人迎着他们来了。几个持枪的士兵押着两个没有武器的士兵。
戴黑眼镜的哪个党卫队员在第二队旁边站住了，他喊了几句。其中一个不戴帽子的、胖胖的、年纪不轻的士兵跪下了。第二个士兵，一个身材高高的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哭起来了。他的脸是血淋淋的。
他们被拖到了十字路口。起了一阵骚动，十字路口的灯柱旁边出现了几张桌子和一架梯子。
党卫队员把手一挥，两个被吊在灯柱上的人也把被缚住的脚摆动起来。随后一个士兵在那个被吊着的少年脚下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用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他的手颤抖着。另一个士兵吃力地爬到桌子上，把那张写了字的白纸贴在少年的胸前。接着他把桌子移到第二根灯柱旁，把同样的一张纸挂在那个胖子的胸前。然后他们都走了。不多久，从地下室里跑出来一群德国男人和女人们，他们走到吊着的人跟前，站了一会，念了一遍告示，就默默地走开了。
夜幕又降下了。将要来临的是在意料之中的不眠之夜。“难道我们的队伍明天还不来吗？”
鲁缅采夫起先想——什么都可能发生——他可能冲不出这个施奈德穆尔。可是他马上纠正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队伍明天准会来的。要知道军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朱可夫元帅一定会愤怒地问起：“你们究竟打算花多少时间来解决施奈德穆尔呢？”
从整个广大的战线的规模来说，施奈德穆尔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斯大林那儿的地图上也有这座小城。这是很可能的：他，伟大的领袖，最高统帅，由于旁的许多无比重要的事情而会在电话上顺便向司令员和军事委员问起：“你们围攻施奈德穆尔的事进行得怎样啦？”
夜过去了，早晨开始了，四周一片寂静。鲁缅采夫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可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们的炮兵沉默着。街上热闹起来了。德国人都昂首阔步地走着，大声地谈着话，他们都不害怕了，在他们看来，仿佛一切最可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第二十五章
傍晚，施奈德穆尔上空开始出现一批德国“Ｊ－５２”型运输机，德国人都从地下室和拱道里跑到街上来了，扬着手帕欢迎。几十顶白的和红的降落伞纷纷离开了在城市上空盘旋的飞机。它们越降越低，在凛冽的寒风中颤动着。降落伞上都缚着箱子——显然是投给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的弹药和粮食。
万籁俱寂，连机关枪也沉默了。鲁缅采夫因发寒热而颤栗着，他脑子里浮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我们的人今天夜里把包围解除了，那怎么办呢？”他不知不觉地从某种联想想起了以前在他眼里闪过的那张长满了胡髭的瘦削的脸。那个人好象叫做史威尔别，对啦，海尔麦特·史威尔别，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中士。他在受审的时候，用低沉的疯狂的声调这样说：
“在阴暗的矿坑里制造着一种秘密武器，它会拯救德国。”
“胡说八道，”鲁缅采夫大声说。他决定夜里跑到更高的地方去，作为对自己精神萎靡不振时的一种惩罚。侦察兵不能躺在一间屋子里，不闻不问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他数了一下自己的手榴弹，一共四颗。手枪里有七粒子弹。好极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其中的一颗……他把留给自己用的那颗手榴弹取出来，那颗手榴弹是有记号的：它的木柄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疖，现在它给刨平了，但是还留着褐色的轮圈，使人想起这个杀人的东西原来是青翠的绿树。他把这颗手榴弹放在衣袋里，不跟别的手榴弹放在一起。
天黑的时候，鲁缅采夫从沙发上爬起来，把德国人的大衣披在肩上，慢慢地爬出去了。在走廊里他从衣架上取下了伞：当做手杖很合适。他细听了一阵不清楚的声响，开了门，这里寂静、黑暗而潮湿。他很缓慢地循着楼梯爬上去——与其说是出于小心，还不如说是由于伤痛而乏力。
在三楼鲁缅采夫看见了头顶的夜空：房屋的半层被炮弹削去了，楼梯上缺了不少的阶梯。上面和四周悬挂着铁梁，铁梁上还连着大块的墙。他攀住了一根铁梁，吃力地克服了这个障碍。
整个四层楼咯咯地呻吟着。在那些没有了墙壁的房间里放着一些家具：一把安乐椅和小孩的摇篮车。信号弹的闪光照亮了一个辫子挂在墙上的穿着一件淡蓝色衣服的洋娃娃。
在走廊尽头一扇通往阳台的门洞开着。鲁缅采夫往那儿走去，看见了一道太平梯。到屋顶大概还有两公尺。鲁缅采夫用两只差不多僵硬了的手攀住一根潮湿的铁梁，开始往上爬。
这里的屋顶是完好的。稍远有一个黑黝黝的洞。风在怒号。鲁缅采夫直起身子，站在烟囱旁，努力想看见或听见什么。可是周围十分寂静。哪怕是一排发光弹也好，哪怕是一阵隆隆的炮声也好，可是什么都没有。
鲁缅采夫坐着等待天亮，屋顶的铁被他的脚一踏，微微有点儿弯曲了，于是鲁缅采夫想起了他小时候怎样喜欢爬屋顶，高兴地把铁敲得丁当响。他自以为是一个侦察兵或游击队员，躲在烟囱后面，然后又慢慢地从它后面爬出来……
时光过得很慢，月亮从云里出来了一次，可是马上又躲进去了。雪花飞舞着，什么地方的一堵墙倒塌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滚过了僻静的半毁的街道，在远处消失了。鲁缅采夫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差不多什么也不想，只是等待着。天气越来越冷。下面的什么地方有人咳得很厉害。后来天色微微发白，夜的黑暗往黑沉沉的街道方面退去了，那儿越来越暗，同时别的地方仿佛都在褪色，所有景物都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在塔尼亚那边的森林后面，出现一片长长的、浓厚的、橘黄色的霞光。西方还沉没在黑暗里，而东方那片橘黄色霞光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渐渐地消失了它的阴暗的色彩，变成了黄色，并变得暖和了。
鲁缅采夫静静地坐着，等候西方明亮起来。西方的地平线上也渐渐地亮了起来。
鲁缅采夫站了起来。他第一次从敌人后方这么高的地方望见苏军的阵地。堑壕沿着一片小高地的斜坡蜿蜒着。微小的人们在远远的工厂建筑物中间象蚂蚁似的跑来跑去。鲁缅采夫辨别不出他们的脸，他觉得他在旭日的光辉里觉察出望远镜片闪沙发光。
鲁缅采夫发着高热，他的伤腿也在剧痛。可是他感觉不到，他被别的更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他已经不是孤独的，不是失落在敌人中间的了。他高兴得发抖爱科学，并为自己的人民、人民的领袖和领袖所创造的无敌力量而骄傲。在高热的半昏迷的状态中，他觉得好象不时在被打坏了的德国人的房屋的顶上，而是在遥远的伏洛恰叶夫山岗上，他就是那个永远精神焕发地站在那儿的旗手。
苏联士兵们用手推动着大炮，娴熟地把大炮直接拖到工厂建筑物跟前。从上面望下去，好象士兵们都变受了神灵的庇护，都是刀枪不入的。德国人机关枪的火力和炮火越来越猛烈了。我们的士兵都卧倒了，可是他们又爬起来。不是所有的人都爬起来了，可是鲁缅采夫在上面望不见这一点。他们好象许多黑点，时隐时现。他们跑过去了，顽强地爬着，奋勇地向前移动，消失了，又从弹坑里、砖堆后面出现了，消失在屋子里了，突然间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和最意料不到的时候又跳出来了。
吊着两具尸体的灯柱被炮弹击倒了。
战斗的一切声音——浮士德巴达龙的吼叫声、房屋倒塌的哗啦声、迫击炮的咳嗽声——中，在鲁缅采夫耳朵里特别近和特别响的是那挺已经声嘶力竭的机关枪的咯咯声。这就是鲁缅采夫昨天所发觉的那挺大口径机关枪，它配置在离他二百公尺的十字路口上，一座房子的底楼里。
鲁缅采夫循着他爬上屋顶的原路走下来。屋内还是黑沉沉的。他觉得，他好象在狂风暴雨肆虐的时候，躲在下层船舱里一样。
鲁缅采夫把自己的战斗帽塞进了衣袋，穿上德国大衣，扣紧了钮扣，拄着阳伞走下楼梯，走到院子里。
一个年轻的德国姑娘头上顶着包袱，在他跟前跑过。她向他说了句什么，可是他径直向前走着。姑娘不见了。
他咬紧了牙齿一瘸一拐地走着，翻过了一堵围墙，到了另一座院子里，那儿也有几个德国人在忙碌，大半是老头儿和老婆子。他打他们身边走过，又有一个人注意到他跛得很厉害，向他问了些什么。他默默地走着，不理睬这些德国人。依靠阳伞的帮助，咬紧牙齿，从容地翻过了下一堵围墙。
这就是架着一挺机关枪的那座原子。
这儿临街是一道栅栏，沿栅栏掘了一道堑壕。有一道交通壕从堑壕通到院子，向左伸展，而在小园子里终断了。在交通壕里站着两个德国人，他们拖了一支箱子，显然是弹药箱，现在他们停下来休息。这个扣紧了大衣、不戴帽子、淡黄发蓬乱的跛子的脸上有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他毫不动摇地从他们旁边走过，直到这两个士兵落在他后面的时候，他才想到，从大衣的缝里可以看见苏联的军服。因此他放满了脚步。
他板着脸，慢慢地走进院子，觉得德国兵的逼视使他的后脑发冷。不，他们什么也没有发觉，并且也没有叫他。
幸而这个时候炮弹在四周爆炸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可能躲避的地方躲了起来，两个德国兵也跑了：显然俄国人逼近了。只有这个淡黄头发蓬乱的人，慢慢地走过院子，朝洞开着的后门走去。
鲁缅采夫走进屋子，立刻看见前面有一段阶梯通到楼上，另一段向左通到下面。再过去些，靠左有一扇门通到底层。就在那下面有一挺机关枪狂吼着。泥灰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来。
鲁缅采夫打开门走进去，随手把门掩上，靠着门柱歇了口气，并让伤腿休息一下。接着他向半明不暗的地方张望了一下，伏在机关枪上的两个士兵的侧影在地下室窗子上显得很清楚。鲁缅采夫沿墙向右边走过去，背贴着墙，接着就站住了，预备好了手榴弹。机关枪咯咯地吼叫着，地下室微微颤动。
鲁缅采夫把一颗手榴弹扔了过去，自己伏倒在地上。爆炸震撼了整个屋子，把鲁缅采夫抛在一边，震聋了他的耳朵。过了一会儿，他清醒过来了。预备好第二颗手榴弹，一边慢慢地向窗口爬过去。德国人在十字路口狂本乱窜。他朝他们扔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扔了第二颗手榴弹，他沉吟了一绘，从衣袋里掏出最后一颗有记号的手榴弹，也向街上，向一群逃跑着的德国人扔过去……
丘霍夫上尉带着自己的连队穿过院子向柏林那大街冲去时，看见了手榴弹的爆炸，心里嫉妒地想：谁施展了妙计，抢先冲进城来。但是他不放过这个突如其来的援助，奋力向前冲去。连队占领了十字路口，继续向临近的街道推进。
在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士兵们发现了失踪了三天的师侦察队长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受了伤，而且非常衰弱。在地下室里还躺着两个给手榴弹炸第的德国兵和一挺被炸坏的机关枪。
人们抬来了担架。
“您会恢复健康的，”丘霍夫向他告别道，“我很高兴您还活着。”
攻城的战斗又延续了两昼夜，到第二天晚上枪声停止了。出现了一队德国运输机，用降落伞投下来牛油和干酪，这使士兵们很高兴。
晚上出奇地暖和。他们在兴登堡广场跟由南面攻入的各个师会合了。
从巍峨的确大教堂后面出现的这个师的士兵里面，丘霍夫认出了红胡髭的西伯利亚人——他的马车上的“乘客”。红胡髭也马上认出了上尉，并向他敬礼。
“还活着啊，”丘霍夫说。
“当然喽，”红胡髭答道，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擦着淌汗的前额。
“现在还死可太可惜啦，我们到柏林去吗？”
“到柏林去，还得等一等，先得攻下施奈德穆尔。”
“施奈德穆尔？施奈德穆尔已经攻下了……”
红胡髭去归队，在废墟中间消失不见了。
第二部 第一章
静悄悄的德国城市和村庄都扯起了白旗来迎接俄国军队。白旗在窗口、阳台上和墙檐上飘动，在雨雪中低垂，在黑夜里象幽灵似的闪现。德国还没有投降，可是德国房子已经个别的投降了，仿佛它们把惩罚者的手从自己身上推开去一样，仿佛在说：“纳粹分子随你们去处置，可是别来动我！”
越向西进，德国道路上就越显得热闹。
苏联军队碰到了一队队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挪威人和塞尔勃人、法国人和保加利亚人、克罗特人和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丹麦人、斯洛伐克人、希腊人、斯洛文人。
在路上行走的有青年男女、儿童、老头儿和老婆子，有的骑着脚踏车，有的推着手推车，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提着手提箱。在上衣上，在拆去了肩章的各种颜色的军服上，在短大衣和披肩上，在女人的长衣和女短上衣上，缝着世界各国的国旗。人们用许多种语言唱歌、喧嚷、谈话，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可是都是一个目的：回家。
一看见苏联的士兵到来，或听见了有红星的坦克的隆隆声，捷克人们远远地就叫嚷起来：“我们是捷克人！”法国人叫嚷着：“法兰西人！法兰西人！”所有其余的人们也各用本国的语言喊着他们的国籍，既作为友好的表示，也作为护身的标记。
虽然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不久前希特勒的同盟者，都很不高兴地、知罪的，可是仍然急急忙忙地报出了他们的国籍。欧罗巴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它又因为苏联军队为解放它开到了这儿感到自豪，这些军队象不可阻挡的洪流似的沿德国所有的道路疾驰着。
可是这时候拐弯后面出现了一群人，他们以一面红旗作前导。
这些都是俄国人。拄着拐杖的以前的战俘们、妇女们和孩子们。来自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克拉斯诺达尔的青年们，裹着白围巾并在頦下打个结的姑娘们。
一切都停住了。士兵们把他们围了起来，开始拥抱、亲吻、流泪。一个年轻的女交通调度员放下了小旗，呆然不动，面颊上淌着泪水。
人们急急地询问：谁是斯摩棱斯克人，谁是波尔塔瓦人，谁是顿河人。同乡人找到了，差不多都是远亲。久离祖国的俄国人任诧异地抚摸着士兵们和军官们的肩章，在士兵们快乐的目光下，姑娘们的面颊泛起了一片羞怯的红晕。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的啊！从一辆拖着一尊巨炮的载重汽车上跳下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士。就在这当儿一个淡黄头发的姑娘立刻向他跑过去了，仿佛她只等着这个人似的。整个炮兵团都站住不动了，在拥抱着的父女周围，响起了一片响亮的“乌拉”声。
另一个肤色浅黑、容貌秀丽、白围巾落到了肩上的姑娘，在这支队伍旁边走来走去，一边喋喋不休地说：“好运气，好运气·我的爸爸没有在这儿吗？”
她沿着纵队奔跑，一边张望着炮兵们和步兵们的脸，一边问着：“我的爸爸没有在这儿吗？！”
“不要未婚夫吗？”汽车上有一个年轻的声音问，接着从防水布下面钻出来一张红润的笑眯眯的脸，有一个愉快的、生着雀斑的脱皮的鼻子，这是和善的和爱说笑话的人的鼻子。
交通完全给阻塞住了。
这当儿，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驶到了十字路口，从汽车里走出来一位将军。他从人群中挤到女调度员跟前，严厉地说：“不可以忘记工作。”
许多军官认出了将军，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大家都静下来了。西斯克雷洛夫转脸对解放了的人们说：“同志们，别阻拦士兵们。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队长们，到我这儿来！”
步兵和炮兵的队长们都向军事委员跑过去了。他严厉地斥责他们没有秩序。
“炮兵团长在哪儿？”他问。
有个人跑去寻找炮兵团长。将军退到旁边，让军官们去整顿秩序。
听到了口令：“站队！”
“回到你们的车上去！”
一切都慢慢地动了。只有父亲和女儿还站在道路当中。他无可奈何地慢慢地把她推开，轻轻地对她说了些什么，并惊惶地望着将军。
“为什么团停住不前进。”西斯克雷洛夫问那个跑过来的炮兵上校。
上校回答道：“这是我的过失，将军同志。”
“我知道是您的过失，”军事委员冷冷地驳斥道，“不但你们自己耽误了，而且你们还造成了阻塞。这样的指挥员是毫无用处的！”
几辆轿车驶到了，车上坐着几个将军——经过这条道路的兵团司令员们。他们想对军事委员报告，可是西斯克雷洛夫并不听他们的话，他走到跟女儿一起站在道路中间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中士跟前，说：“哦，这个士兵的运气不错吧，但是仗还没有打完哪。”
中士连忙把手举到战斗帽边，最后一次瞥了女儿一眼，便上了汽车。同时那个快乐的鼻子也躲到防水布下面去了。
十字路口空无一人了——正是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几架德国轰炸机，真的，它们只投了两颗炸弹，因为苏联驱逐机立刻把它们赶走了。
军事委员转脸对将军们和政治工作员们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迅速。你们必须准确地执行行军日程表。被遣送回国的人们必须在路边走，不得妨碍军队行进。部队政治科负责遣返工作和组织群众大会。可是这一切的进行不应当妨碍部队向奥德河推进。”
军事委员走了后，军官们和将军们又站着商量了一会。说老实话，当时他们都摇头：“哎呦，好厉害，铁石心肠！”
西斯克雷洛夫一到兰芝堡，就打电话叫一个上校——遣返部长——到他那儿去。上校是搭乘飞机来的。他不是走进来而是跑进来见将军的。他那容光焕发的脸表现出，他担任了遣送解放了的苏联人民返回祖国这个任务，是多么光荣和幸福啊。
军事委员说：“我问过几个被遣送回国的人，他们上哪儿去。遗憾得很，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集合地点。其中有些人还没有领到他们应得的配给品。其实你们有足够的军官、供应和运输工具。”西斯克雷洛夫有点儿轻蔑地瞥了上校一眼，提高了嗓子：“上校，你的军官们太动感情啦，对不起，我甚至要说：愚蠢地动感情。在目前的情况下，士兵们可以流露他们的感情：苏维埃人在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时感到幸福和愉快，这是十分自然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是没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必须领导党所交给我们的工作。要这样地组织工作，使得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人们能够吃饱，称心满意，使他们确切知道他们不久就可以回家。同时要使他们不妨碍军事行动，因为迅速消灭战争的灾害是取决于军事行动的。”
“他不是人，是块石头！”上校笔直地站在军事委员面前，气恼地想。
西斯克雷洛夫继续驱车前进。他一边望着在路上行走的士兵和成群结队的解放了的人们，一边习以为常地思索着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抑制他心里突然涌起的温情和喜悦的浪潮。固然，现在他在这方面并不是常常成功的。
西斯克雷洛夫，这个一生和党分不开的人，觉得很愉快，因为由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军队把全世界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认为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正如各国的游击运动都由共产党另领导这个现象的合乎规律一样。共产主义——这是一种解放全世界的力量。苏联人必须向别人显示履行义务、精神纯洁、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所获得的一切品质——的榜样。
热爱人吗？对的。可是这是一种积极的、有目的的爱。跟邪恶进行斗争，然而这是在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下，由国家来指导的斗争，因为对于这个斗争，正如历史的经验所证实，好意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这个斗争只有军事和政治的铁的组织，才有作用。
虽然将军没有听见人们对他的命令、指示和严厉的警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猜得到这一点，而这使他很生气。不，他对于那个碰到女儿的士兵和他所遇到的各个部队的军官们和将军们对他的谈论，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可是他不能顾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
前线的情况是这样的：最高统帅所交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坦克部队已经冲到了奥德河，强渡过河，并跟近卫步兵的先头部队一起占领了两岸的几个不大的桥头堡。德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奥德河西岸的我军不断进攻。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守住和扩大桥头堡。由此可见，输送军队的速度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昨天夜里西斯克雷洛夫一接到关于奥德河上战况的首次报告，就去找司令员。他们两个默默地坐着，等待着那些意思含糊而且不完整的情报得到证实。巨大的司令部里肃穆寂静。这寂静终于被沉重的开门声和兴奋的问话声打破了。
“司令员在哪儿？”
“进来！”司令员喊到，打开了门。
参谋和作战部一个军官一起到来了，这个军官是搭快速驱逐机从奥德河飞来的。他随身带来了一张有价值的、暂时还是独一无二的、仓促绘成的部队位置图。
桥头堡有了！还不稳固，弯弯曲曲的，象一小狭长的带子似的贴着奥德河，然而它是存在的。
就象在这种情况下永远都会发生的那样，情报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到了：联络军官们、无线电、电话、电报和直通报话不断地送来一批有以批的详细消息。
斯大林打来了电话。
最高统帅听取了报告后，下令扩大桥头堡，并命令用有效的空军掩护和大力加强工事来巩固它。从上面的话可以知道，事先没有准备，不应该向柏林推进，特别要记住那个暴露的左翼，无可置疑，敌人在那儿还占有若干优势。最高统帅坚持地强调了最后的几个字。
在别的问话中间，斯大林也问起了围攻施奈德穆尔的情况，司令员报告说，战斗将在最近两三天内结束。
前线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二天西斯克雷洛夫出发到奥德河去了。
第二章
无数的阿尔特……、纽……、克赖因……、格罗斯……、奥倍尔……、尼德尔……、……堡、……多夫……、斯塔德……、华特……、豪森……、霍夫和……阿乌在旁边闪过。驶过了一座座有瓦屋顶的小镇，这些小镇总是少不了菲特列第二的、威廉第一的、俾斯麦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纪念碑，他们被称为“大王”、“铁血宰相”、“无敌将军”。每座小城里差不多都有“表示感谢的祖国”和“感恩的同胞们”所建立的纪念一八一三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或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的德军纪念碑。
虽然这些纪念碑还建立不多久，可是它们上面却堆置着浪漫主义的中世纪的各种附属物：生锈的剑、盾和甲胄。一只铁鹰在石基上展翅欲飞。
没有一座诗人和音乐家的纪念碑。对于外界来说，德国有个时候是歌德、贝多芬和席勒的国家，可是在这儿统治的却是菲特列、俾斯麦和毛奇。给马恩河上的败北者也建立了许多装饰着桂叶圈的纪念碑，并且被悄悄地列入了胜利者之列。
凭这一刹那间的印象，很难得到一个关于德国的明确的概念。将军老是东奔西跑，他仅仅为了公务有时在这个部队，有时在那个部队，有时在战场上逗留一会儿。此外，他知道这个国家的“精神中心”还在奥德河彼岸，在易北河和莱因河畔；从东面沿奥德河伸展的那个容克德国历来供给“祖国”的只有食物和士兵。
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这些地方的居民、这些被遗弃的房子的主任、那些贴在厚厚的家庭照片簿里的照片中的人们——爱劳动的、守纪律的、带些儿学究气的人们——就是这些人成了贪婪的很无耻的希特勒匪帮手中可怕的工具。
这个伟大的国家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它的历史潮流突然间象险恶的和可怕的旋涡一般旋转起来——当然，英美借款的金雨也是帮助了很多的。
德国人不能在言论、疯狂的叫嚣、煽动性的怪论和慷慨的诺言的迷雾后面觉察到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希特勒不是把德国从“凡尔塞的强迫”中解救出来，而是把资本家和地主从德国工人和农民手中救走了。他们缩影不了解这一点，是因为蜕变了的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分子，用空洞的诺言和长期地纵容他们最恶劣的贪婪本性而麻痹了他们。
结果，希特勒扑灭了工人运动，把德国人民的精力顺利地使用于另一个方面：反对欧洲各国人民。
自然，西斯克雷洛夫记得那些给投入了拷问室和集中营的优秀的德国人；可是他不轻易地同意德国整个工人阶级经受不住艰苦的考验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使西斯克雷洛夫很痛苦，可以说，甚至伤害了他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的自尊心。他热爱劳动人民，并且深信他们伟大的前途。象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他是列宁和斯大林用神圣地尊重任何国家的劳动人民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但是这里应该面对事实。应该想到将来。
德国的失败必须变成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必须变成反对反动思想和自私自利的胜利。
按照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西斯克雷洛夫准会把各种印象告诉他的妻子和儿子。可是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归根结底他也是为了汉堡工人爱伦斯特·台尔曼所为之捐躯的同一事业而牺牲的。德国工人们了解这一点吗？他们将来会了解吗？他们会了解的，应该了解。
将军也不敢写信给他的妻子。他知道应当把儿子阵亡的消息告诉她，可是他总是拖延着。他不过是害怕。他觉得她受不了这个悲伤。他对自己说，现在有很多痛苦的母亲，可是她们仍旧活着，他忧虑地想：“不，她受不了。”
不久，许多重要的消息使西斯克雷洛夫摆脱了这一切思考，这些消息是司令员特地派来的一个军官带来的。
不错，斯大林的警告是正确而且及时的。在还未被我军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到奥德河以东的一个广阔的地带里，毫无疑问，正在发生着头等重要的事件，德军部队正在沿这个地带撤退，逃往斯维内蒙德和斯德丁。德军正在那儿集中。
无限电侦察探知在斯塔加德——斯德丁地区新设立的司令部约有三十个。空军也报告敌人的坦克和步兵从柏林地区向东北积极地调动。派往比黑兹城一带去侦察的一营坦克受到了番号不明的德国坦克部队的攻击。
还有：莫斯科方面报道：不列颠海军的谍报也紧急地甚至用惊慌的口吻警告说：有一种来自背面的危险。它同时报道了庞大的数字：好象德国人在沿岸集中了一千五百辆坦克。
盟军这种出乎意料地和没有请求过的照顾使西斯克雷洛夫大为诧异，后来他明白了，原来是苏联在奥德河西岸获得据点使他们感到不安。显然他们指望苏联指挥部因为害怕从背面来的威胁而把军队撤退到东岸，因此使自己丧失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向柏林进攻的机会。英美人——不从威望着想，却从一个旁的遥远的目的着想——他们极想由他们来占领敌人的首都。
司令员还说，他已经命令军队向北开拔，并打算亲自到那儿去。同时最高统帅部命令继续坚持扩大和巩固奥德河上的据点，并继续进行夺取德国要塞库斯德林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军事行动。
西斯克雷洛夫决定继续上路到奥德河——决定未来向柏林进攻的命运的地方去。
在出发之前，他召来了反间谍领导人员们。他告诉他们，他经过战线后方的时候，看见了许多徘徊着的人群，他们都是本地的德国居民。有许多家庭带着家用什物在村路上行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将军在他们当中也遇到过许多年轻的德国人。他们都穿便服，可是纵使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够觉察出他们军人的举止。
“这些人当中，”将军说，“可能有战犯，而且还可能有间谍。德国指挥部目前还存在，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起作用了。”
反间谍人员们把已经采取的措施报告了将军。事实上，反间谍组织已经在许威林、兰芝堡、克尼格斯华德、马那克的哥尼斯堡（一座小城，不是普鲁士的哥尼斯堡）捕获了大批改穿便服的德国军官。在一间村舍里又捕获了两个德国间谍，他们供出了重要的情报。一个从西里西亚逃来的大工业家，“海尔曼·戈林”康采恩当地分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和许多别的人——以前的司令官们、副司令官们、特别队队长们，也被扣留了。所有这些人都想投奔到在西方进攻的美国人那儿去。
“他们显然认为美国人，我们的盟友，会庇护他们的。”一个上校说。
将军望着他，意味深长地摇摇头，愠怒地说：“很可惜，他们有理由这么想……”
将军和反间谍人员们谈过话后，就驱车到一个被我军所解放的盟军空军俘虏营去了。
俘虏营是在一个有一幢幢两层小砖房的工厂住宅区了。将军远远就听到了异乎寻常的喧哗声、歌唱声和叫嚷声。
俘虏营里充满了狂热的欢乐。美国和英国的飞行员们在街上勾肩搭背地闲逛，互相叫喊，高声地闲谈。
他们的欢乐是十分自然的。德国人正打算把他们装上汽车向西运走的时候，一辆俄国的坦克冲进了俘虏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俄国坦克。当坦克驶近的时候，美国人都逃跑了。他们以为德国人要在撤退以前把他们消灭掉。
坦克停留了一会儿，仿佛用它的庞大的炮身吸着空气似的，接着冲入了德国守军中间。随后它向后倒驶，吼了几声，朝德国人恐惧地躲着的那所房子轰击，它摧毁了这所房子，就好象一个勇士一拳打毁了敌手的颚骨一样，又转过身来，朝着停在路上准备装运战俘的卡车打了两炮，就开走了。
美国人和英国人跟在它后面徒劳地奔跑着，一边喊叫着感谢的话，并想从这个钢铁巨物里面拉出这几个可爱的弟兄，他们这么出人意料地、沉静地和快乐地解放了两百个被俘的飞行员。看来这几个可爱的弟兄还有别的工作。他们用履带压坏了德国人的高射炮，在道路拐弯的那边消失了。
苏联军队开到后，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们坚持地请求所有到俘虏营里来的俄国军官们打听一下，坐在这辆坦克里面的到底是谁。
说起来很可笑，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显然认为救出这两百个 格鲁－萨克逊人简直是这次战争中一件最伟大的功劳。
苏联军官们挥着手：“啊，这不算什么！”
飞行员们得到通知说，已经给他们预备了好几架“道格拉斯”，不久就要送他们到飞机场去。
英国人和美国人看见将军的汽车驶到，都笔直地站立着，各按照自己的方式向他敬礼：美国人用轻快地动作把右手掌举到前额，英国人则呆板地把一只手举到军帽边，手掌稍微朝外翻。
西斯克雷洛夫下了汽车，跟站在前面的盟国军官们握手，通过他的翻译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东西。
回答他的是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不列颠皇家空军上校李吉那尔德·邓格里爵士。
他们不需要什么了，他们感谢苏联指挥部亲切的关怀和真挚的友好态度。不过他们有一个请求：要是可以的话，拍一个电报通知他们的亲属，说他们都健在。将军同意了，将他们将这儿所有的人的姓名和军衔列单交给他的副官，以便拍电报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和美国军事代表团。
一个戴眼镜的美国少校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可不可以暂时不送他回去？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离开这儿——太可耻！要是将军允许，他可以暂时参加苏联空军服务，以便在奥德河上和美国人会合，并在那儿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在奥德河上？”将军问了一句。“奥德河上没有美国人。那儿只有德国人。我们跟美国人，大概，要在易北河上会面。”
“那么说，你们要夺取柏林吗？”一个英国少校问。
将军锐利的目光望着他，简短地回答道：“是的。”
谈话友好而安静地进行着，可是突然间在盟国军官们的队列中发生了一阵骚动。几个积在上校们和少校们背后的微醉的中士和中尉，推开这写头衔比他们高的军官，从到前面来了，他们围住了将军，并且跟他和站在他旁边的苏联军官们狂热地握起手来。会见立刻失掉了正式的性质。空气中响起了愉快的欢呼声和叫嚷：
“谢谢，弟兄们！……”
“俄罗斯万岁！……”
皇家空军上校邓格里爵士不满意地摇摇头，可是他立刻又和气地、微微地宽恕地微笑起来，好象人们对孩子的淘气微微一笑那样。他发觉将军注视着他，于是他笑得更加厉害了。后来，当他看见过路的苏联士兵们对盟国军官们挥手的时候，他的嘴完全咧开了，只有他的耳朵阻碍着他的笑容更加扩大。
俄国兵在道路上源源不断地行进着。他们脸上的表情一般地说来都是亲切而又和蔼的。邓格里看出了一种可称为力量的自觉的东西。俄国人从容地、可是顽强地、充满信心地行走着，一边用安详的略带狡猾的目光观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身上给风鼓起的放雨大氅象风帆似地裂裂作响。
邓格里想起了英国高级军官中无数次的谈话，他们都说俄国在这次战争后将一蹶不振。“不象那种样子，”现在他想道，突然感觉到无限的焦虑，“他们深入到欧洲来了！”
想到这里，他的笑容越来越收敛了。
这时候将军笑起来了。这个英国人发觉这张严厉的脸是善于挖苦地、这么富于洞察力地微笑，他就不安起来了。
这当儿，几辆公共汽车驶到了，它们是被派来送盟国军官们到飞机场去的。西斯克雷洛夫也乘车继续前进了。
第三章
由于北面战局的发展，占领施奈德穆尔后而在该城休息的部队接到了行军的命令。
夜里从师里回来的团参谋长米加耶夫少校，召集了营长们，连长们，宣读了命令。
那些指挥员端坐在团部所在的施奈德穆尔一家银行的经理市里的皮靠手椅上，把所有必要的都记在笔记本里并绘在地图上，他们没有提出补充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惯于遵守纪律的。米加耶夫在作关于即将开始的行军的各项指示的时候。照例用“就是这样”这几个字来强调他的每一句话。过后他微微愁眉苦脸地问：“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全都明白了，”第二营营长代大家回答。
只是从远远的角落里传来了一个新来的上尉——第二连连长孩子似的严厉的说话声。这甚至不是问题，而是忧郁的断言：“那么不向柏林进发啦。”
米加耶夫激动了。他所听到的话正是他心里痛苦地想着的。
“对，正是这样。”米加耶夫说，“不向柏林进发。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这个施奈德穆尔引起的，”军官们想，并且用恶毒的字眼咒骂着这座城市。
早晨，第一营从兴登堡广场——该城的中心区出发了，士兵们断断续续地唱起歌来。德国儿童们从窗口和院子里睁大了眼睛望着。
维谢尔恰科夫骑着马，走在营的前面。连长们也骑着马，率领着他们的人数稀少的连队。继步兵之后经过的是营迫击炮，炮给擦得很亮，有一副很温和的样子。机关枪虽然载在马车上，而且枪身朝后，看起来还是很威严。接着走过的是辎重队，最后走过的是坐在运输马车上的格拉莎，她那红润的脸发着光，向整个世界和蔼的微笑。
虽然士兵们希望休息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开拔依然觉得很高兴。固然，他们也听到过一点关于行军路线的消息，都苦闷地摇着头：唉，不是到柏林去！他们探究地望望村子和小城，望望瓦屋顶，望望围墙和小庭院，它们上面的白旗正在狂风中飘荡。
士兵们一面在路上走，一面悠闲地谈着话，他们一本正经地谈着对德国的印象。
司务长戈杜诺夫，从前是集体农庄工作队队长，是世代的农民，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农业。他用指头捻着德国灰沉沉的泥土，并用他的有经验的目光瞥了一下农民的小块土地和地主的广漠无迹的庄园，每当他们在村子里休息的时候，他仔细地察看着一家家的农户和谷仓、棚舍。
“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他说，一边搔着他那头发剪得很短的结实的后脑勺，“这里的一个地主就有二千公顷土地，可是村子里的其余居民所有的土地一共只有五百公顷。鬼知道这是什么制度！完全不平等！”他冷笑着，默默地走着。大家都明白，他在想念在遥远的阿尔泰河的、故乡的“列宁道路”集体农庄，戈杜诺夫对士兵们讲过这个集体农庄已经不止一次了。
“他们应当到我们那儿去学习学习！”他自豪地说，接着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当前的职责，于是大声嚷道：“别拉档子！……整队！毕楚庚，别掉队！”
始终不改对重大事实进行总结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党组长斯里温科说：“他们都抱怨说：土地不够……甚至为了掠夺土地和我们打仗！……如果他们夺取自己的地主的土地，那就好多啦：代价便宜，而且意义也不同了！”
丘霍夫坐在一匹高大的马上摇晃，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士兵们的谈话，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
米加耶夫少校也骑着马，他一追上丘霍夫，就告诉他说，他已经因施奈德穆尔的战功而被提名授予红旗勋章。上尉和他的连队最先冲进了城，占领了“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主要建筑物和奎尔大街。
一股温暖的浪潮在丘霍夫骄傲的心里涌上来了，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米加耶夫眯着眼睛问道：“你说怎么样？”
“没有什么。”丘霍夫回答。
“这孩子可恶！”米加耶夫心里想，他很想要丘霍夫说些什么。他心里提上尉难过，尤其是因为他已经从丘霍夫的履历表上知道了他的身世。可是丘霍夫很阴郁地看着米加耶夫，一言不发。
“好吧，去追上连队。”米加耶夫不高兴地说。
“是，”丘霍夫回答，把缰绳勒了一下。
可是当他赶到自己的连队的时候，他愉快地想着挂在最近颁发的红白绶带上的那颗漂亮而荣耀的勋章。但是他立刻警告自己：“别自我陶醉！”
“而且，“他心里想，尽可能使自己冷静，“我们能够这么快占领奎尔大街，主要还是依靠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的力量。他在后方用手榴弹打击了德国人……”
他怀着深深的怀念想着鲁缅采夫。他的伤有危险吗？他会回到师里去吗？
士兵们都尊敬丘霍夫，甚至起先对他很谨慎的斯里温科现在也认为新来的连长是个好青年，虽然他脾气古怪。
“政治稍微落后，”这是斯里温科对他目前的评价。斯里温科特别不以为然的是，丘霍夫到今天还带着他那辆有名的马车。当然，马车单独留在某处，跟着团的后勤部队——“离开长官们远些了。”
在夺取施奈德穆尔的战斗中，上尉以异常的沉着博得了士兵们的钦佩。他仿佛是枪弹不入的，他的整个姿态，如他有一次在休息时所说的，仿佛是从小就给涂过魔术药膏似的。只有脚后跟，他带着微微忧郁的神情对他的士兵们解释说，只有那只小时候他母亲所握住的脚后跟没有给涂上魔膏，这就是他唯一可以受到伤害的地方。
“您在讲别人，”谢米格拉夫大笑起来。“这是‘阿基里斯的脚踵’。”
丘霍夫说：“那就用不着问啦。”
强劲的北风怒号着，士兵们都弯着身子走。军大衣的前襟和防雨大氅的下摆飘摇着，盖在运输马车上的防水布劈啪地响得很厉害。雪花洒落在迫击炮上。风在路旁的树林中呼啸，低低地掠过田野，刮走了阳台上和窗上的白布片。
在行军的第四天，连队在一个大地主的领地上停下来。在一道刷着厚厚的白粉、场面伸出成棵大树的光秃秃的枝条的石墙后面，立着一所有顶楼的古老的房子。它的墙上蔓延着长春藤，它们构成了美丽的图案，宛如冬天窗子上冰霜所结成的花纹。
司务长戈杜诺夫安顿了士兵后，照例查看地主的外屋去了。唔，马棚和牲畜栏都是“头等的”，和故乡阿尔泰的集体农庄的差不了多少。不过这儿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一个人，因此，戈杜诺夫又轻蔑地冷冷一笑。
他对党组长说：“人们还说，德国人是文明的民族……一个人占了这么多，可是别人却什么也没有，难道这是文明吗？！”
在院子里涂着灰泥的外屋中间停放着一辆“密塞德斯—本兹”牌轿车，在它的散热器旁装着普通的木头辕杆用作一对马匹的套具。戈杜诺夫召集了全体士兵，让他们欣赏一下这个玩意儿。
士兵们哄然大笑起来，他们觉得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德国的汽油已经耗尽了，连地主们也得用“马力”汽车了。
戈杜诺夫把丘霍夫那样威廉皇帝时期的古老马车停放在这辆希特勒时代的“马车”旁边。他关照了晚饭的事后，就往临近的农家去了，那儿吓坏了的德国人都用讨好的笑脸迎接他。因为戈杜诺夫只知道“站住！”，“完了！”这两个德国词，所以他没有和他们谈什么，只是象一个游客似的，看了几户小而凄凉的贫瘠的农家。他看得很清楚，摸摸头，大声说：“什么都明白了……”
当司务长回地主院子的时候，发觉少了一个士兵——毕楚庚，满意的微笑就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很快查明：还在日间在瑟涅堡那个小城里大休息的时候，毕楚庚就掉队了。司务长焦急不安起来。他必须报告上尉：有一个士兵失踪了。
“去找他！”丘霍夫说。
戈杜诺夫派了谢米格拉夫到瑟涅堡去。傍晚，当大家都已经就寝的时候，谢米格拉夫终于同毕楚庚一起回来了。
“你跑到哪儿去啦？”司务长问，他学会了丘霍夫清楚而简短的说话方式。
毕楚庚，这个年纪不小而身体虚弱的加路格人，站在司务长面前，眨着一对小小的蓝眼睛说：
“我睡着了，司务长同志，”他说，“可是醒来后，我不知道往哪儿去。我等待着，或许您会派人来找我。”
毕楚庚把这些话向走到他面前来的上尉重说了一遍，并补上了一句：“谢谢您派人来找我！”
他谦逊地然而是狡猾地说。很显然他在说谎。
“哪儿的话，”丘霍夫说，“下次我们派子弹去找你。”
他走了，让毕楚庚想一想这个威胁。
毕楚庚搔着他那稀少的微微发红的头发，凑着谢米格拉夫的耳朵惊骇地低声说：“你怎么想？枪毙！他是这种……！”
在地主的庄园里万籁俱寂。毕楚庚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过后回到了屋子里，时而望望这个士兵的脸，时而望望那个士兵的脸。他们都睡熟了。只有在一个塞满了书橱的大房间里，斯里温科还斜躺在一只大沙发上，抽着一支粗大的马合烟卷儿，烟卷的火光在半暗中闪闪发光，照亮了上士沉思的脸。
毕楚庚蹑着脚走到党组长跟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
“我给您瞧一件东西。”
他跑出去了，并且马上带着背囊回来了。他一面解开绳结，一面狡猾地作出笑脸，活象一个阴谋家。
“您瞧，菲托尔·安德列耶奇，”他用细小的颤抖的声音说，“看看我的背囊里的东西，我弄到的是什么。”
在背曩里放着几卷小牛皮。
“你要它们干什么？”斯里温科想着自己的事情，漠不关心地问。
“对于一个士兵，它们是没有用处的，这一点你说得对，菲托尔·安德列耶奇。可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它们就有用了。战争就要结束啦。对呀，在我们加路格，这大概要值两千卢布呢。德国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人们都穿着草鞋走路，象革命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
“住嘴！……你怎么啦？你的两张皮可以给每个人做鞋吗？”
“为什么给每个人？”毕楚庚不快地说，“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家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一家六口，菲托尔·安德列耶奇。”
“家？”斯里温科望着毕楚庚，可是什么也没有说。毕楚庚不肯罢休。
“这是对的，这就象取得了德国人的赔款。剥去他们的皮！如果你要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小牛皮，”斯里温科笑起来了，转过身去，或许他睡了，尽关毕楚庚想继续说下去，他无论如何也不理睬也不回答了。
毕楚庚走了，躺在隔壁房里自己的床上，可是睡不着。
他看见逃走的德国人所抛弃的这么多财物、空无一人的住宅和商店，他的贪欲燃烧起来了。他想起自己被毁的农舍，简直要哭出来。他想把他所看见的一切东西：木板、砖头、椅子、器皿、马匹和母牛，都搬回去。他幻想着一辆大车，跟公共汽车一样大小。嘿哼，要是发给每个士兵一部四轮车和两匹马，那多好啊！他辗转反侧，想象着这部装得满满的四轮车。它驶进故乡的村子里，孩子们欢呼着来迎接它。
“当然喽，”他向他非常尊敬的斯里温科暗暗地辩白着，“要是供给每个人鞋子，那很好！……可是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不是党组长啊……”
房间的四壁都挂着巨幅的画，它们都装在镀金的镜框里。几张用油彩绘成的异国人的脸部的模糊轮廓朝下面望着毕楚庚。
门口的哨兵踏着均匀地步伐来回踱着。楼下响着老婆子的脚步声。在整座屋子里，除了哨兵以外，没有睡觉的只有两个人：毕楚庚和房东老婆子。
不断的近于疯狂的恐惧攫住了这个女房东。或者她来不及和她的儿子一起逃走，或者她以为没有人会动她这个老婆子，所以不想和她的儿子一起逃走。
现在这个出身名门的普鲁士贵族的后裔坐在佣人的小房间里，听见一声响就发抖，时时刻刻等待着长胡子的布尔什维克来扼死她。虽然四下里寂静无声，缎子壁纸并没有改变它的图案，安乐椅的靠手上的司芬克斯的铜头依然带着安详而宁静的表情凝视着，可是老婆子却觉得有一个新的、不可理解的、敌对的和可怕的世界向她逼近来了，在这个世界里不论是她，或是她所习惯的一切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她觉得俄国人的到来绝不是任何政府者的军队的到来，而是世界——她活了一辈子的那个世界——的末日。
没有一个人来找她，这使老婆子更加害怕。
不过在黎明时候，房间的门给打开了，门口出现一个穿军服的身躯高大的俄国女人。出现的是一个女人而不是象她所预料的一个大胡子的布尔什维克，这把老婆子吓得差点儿晕了过去。她一边望着“委员夫人”亮晶晶的眼睛，一边用僵硬的嘴唇喃喃地祷告着。
格拉莎是跟营里的一个理发师一起来的，她太忙了，以致没有工夫研究这个老婆子惊骇的原因。她吩咐给士兵们烧水预备澡堂。可是村子里没有澡堂：德国人通常是在浴盆或者浴桶里洗澡的。格拉莎啊地惊叫一声，命令预备热水。老婆子认为只有出现奇迹，她才能免于一死，就跑去执行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