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行驶的是谢尔吉耶夫斯基的“霍尔赫”，跟在它后面的是乌拉尔旅长的“爱姆卡”，再后面是军事委员的汽车和半履式装甲汽车。鲁缅采夫仍然跟司机并排坐着，虽然他现在用不着注意道路了。
他在坦克部队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乌拉尔到德国的“绿街”、对于坦克攻击的惊人力量和速度的体会、从这儿遥远的波兰村庄跟斯大林的通话。最后，突然向鲁缅采夫表露出来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的悲伤——这一切使鲁缅采夫深为惊异，他觉得它们是互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将军关怀他的自动枪手们和对他鲁缅采夫的注意，也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而且鲁缅采夫觉得这一切跟斯大林和我们无敌的进攻力量都有直接的关系。
他的思想给强有力的“乌拉”的呐喊声打断了。汽车停了下来。在它们驶进去的那片林中旷地上，停着大批坦克。炮塔上都飘扬着小红旗。坦克兵们戴着簇新的羊皮兜形帽，以整齐的队形一动不动地站在坦克旁边。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坦克兵，他持着一面展开的红旗。给呐喊声所震动的雪从针叶树上撒落了下来。
西斯克雷洛夫慢慢地走下汽车，用响亮得出乎意料的、清晰而镇静的声音，仿佛亲切地谈话似的，开始讲话了：“坦克兵同志们！我简短地讲几句话，因为时间很紧，你们马上又要出发。我刚才同斯大林同志通过电话。向你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在最近几天内到达柏林的城下。”
森林里充满了强烈的鼓掌声和“乌拉”的呐喊声。停了一会儿后，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你们的同志们从维斯杜拉河方向完成了巨大的跃进。你们顺着‘绿街’从乌拉尔来到了这儿，必须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事业。军事委员会确信，你们担负得起自己的任务，因为你们是一支共产主义者、不知困难的人们的队伍。你们，坦克兵们，是历史上最先掌握政权并能够创造一股这么可畏的力量的劳动人民军队的攻城槌，这股力量是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军事政治联盟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光荣而艰苦的进军，军事委员会预祝你们成功。”
“准许执行吗？”谢尔吉耶夫斯基问。
“执行吧。”
军事委员坐进了汽车，他们走了。从他们后面传来了马达的轧轧声和隆隆声，森林因此又震动起来。坦克、半履带式装甲车、“卡秋莎”和自动推进炮都给撒上了雪。
在他们动身之前，谢尔吉耶夫斯基把一张卷拢的地图塞在鲁缅采夫手里。
“这是给军事委员的，”他低声对鲁缅采夫耳语。
文字 当西四克雷洛夫同坦克兵们告别的时候，鲁缅采夫趁机把这张地图看了一下。这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复制了一个有几座风磨和小林的小地区。图中正中用红铅笔绘了一个十字架，上面用地形测量员的字体写着：“近卫军中尉安德列·盖奥尔吉耶维奇·西斯克雷洛夫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安葬于此。”
车轮在雪地上轻轻地沙沙作响。天色越来越明亮。鲁缅采夫瞟了军事委员一眼，看他又闭起眼睛坐着。
西斯克雷洛夫竭力不去想他的儿子。但这就是说，他老想着他。他立刻明白了这一点，可是他仍然思考着别的很重要的公务——关于汽油、坦克和空军的协同合作，以及关于必须使步兵推进，不让他们落在坦克部队的后面——来转移他的思想。
可是他的独子阵亡的消息不可避免地又从许多别的想法中冒出来。有时候这个念头刹那间驱走了其他的一切念头，他独个儿可怕的留下来。
在一个这样的时刻，将军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可是他立刻睁开眼睛，对他的副官急急地说：“别忘记，我们一到，就用我的名义下一道命令，立刻供给卡特林汽油。”
“是，”上校回答。
“现在我们在德国领土上行驶。”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意义……现在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武器的胜利，而且更在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的教育人民的制度和我们历史道路的胜利。这使人想起一九一八年，那时候强大的德意志帝国（顺便说一句，他比希特勒帝国要弱得多）。威胁着年轻的苏维埃。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坚持要同德国缔结和约。正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所称的，不幸的和平……我们的领袖所以赞成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明白：首要的是保存和巩固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种能够保证战胜任何人的制度……现在我们到了德国。”
为了克制自己，将军在这些回忆中和历史性的对比中找出了一种力量。它们——这些回忆，使他想起了他是伟大的党的工作者，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将军痛苦地皱着眉头，“处在我的这种情况，很不容易继续做一个对世上任何不幸都无动于衷的、镇定的、头脑冷静的领导者。将军尚且觉得困难……那么将军的妻子呢？”他想起了妻子。
当安德列在坦克学校毕业的时候，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怯生生地请求丈夫把儿子带在他的身边。
“让他跟着你吧！”她红着脸说。“你总应该有几个副官。”
她是深知丈夫的性格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她这么跟他将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果然不出她所料，他生气了，并且责备地说：“你要知道，纽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而且安德列——这一点你也很明白——决不愿意躲在一个将军背后逃避战争，特别是躲在父亲的背后……”
现在他懊悔这样回答了自己的妻子吗？不！
现在他想到妻子还是觉得可怕，而且对她做母亲的悲伤是难以比解的。
西斯克雷洛夫咬紧了牙关，吃力地睁开了眼睛。天色大亮了。他们经过了那座有着“色当胜利者”纪念碑的偏僻小城，锱重队在道路上伸展着，车辆轻轻地轧轧作响，侦察兵少校的淡黄色头发又使将军想起了儿子。
将军说：“少校，您的师大概将要围攻施奈德穆尔要塞。这是所谓‘东方壁垒’的最巩固的要塞之一，在制订侦察计划的时候，得记住这一点。”他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您能够在夜间很好地辨识方向，这使您不愧为一个侦察兵。”
汽车驶近了师部昨天晚上驻扎过的那个村子。司机减低了行军速度。鲁缅采夫把那张卷着的地图放在他身边，向将军点了点头。司机会意地俯下了头。
“请向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问好，”西斯克雷落夫说，一边握着少校的手。
鲁缅采夫下了汽车，瞥见齐比列夫也同时从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跳下来。鲁缅采夫举手敬礼，等待着汽车驶过去。汽车终于消失不见了。
齐比列夫说：“自动枪手们对我讲起过他，也讲起过他的儿子……哦，对啦……”他以外地简短而轻轻地结束说：“那才是人。”
他们走进了村子，可是师部已经不在这儿了。军部通讯兵们带着电线框，在盖满雪的田野上慢慢地走动着。他们说，师部已经在拂晓前开走了，司令部迁到更靠西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鲁缅采夫决定到侦察兵们昨天驻扎过的那所房子里去看看，说不定有什么人留在那儿。他们走了进去。屋子里是空荡荡、冷清清的。绒毛褥子依然零乱地堆着，壁钟嘎哑地敲着。
这时候，他发现房间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有个人睡在一条绒毛褥子上。
“这儿有个人给遗忘了，”齐比列夫说，一边朝着那个睡在被窝里的人走去。
一张令人发笑的、惊骇的脸出现在给嚇了一跳的侦察兵的眼前。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戴着一副眼睛，没有刮脸，头上包着一块女人的头巾。头斤上戴着一顶揉皱的黑帽。他看见了侦察兵们，就跳了起来，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齐比列夫冷冷一笑。鲁缅采夫从这个德国人的嘟哝里，知道这个德国人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个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就逃到森林里去了。现在平静了，他就回家来了。
德国人说，用手指了指自己，有指了指挂钟。
“钟表匠，”鲁缅采夫给他的传令兵翻译。
“这么说来，他是个工人，”齐比列夫收敛了笑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片面包。
“多谢。”德国人感谢地说。
齐比列夫学着德国人嘟哝道，大概他对自己过分宽大的行为有些不满了。
侦察兵们走了。那个钟表匠却依然站立着，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喃喃地说着难懂的话语。
第十一章
当俄国人走得看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德国人又站了一会儿，一边侧耳静听着，过后他坐回到绒毛褥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那种故意装出来的惊骇和愚蠢的表情现在从他脸上消失了。可是甚至他从前的同事们现在也未必能够认出这个服饰滑稽而肮脏的老头儿，就是军团司令部情报处Ｒ特务科派来的康拉德·温凯尔（第二一七号Ｆ）。
当温凯尔看见贰国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决定说出自己的身份并投降。后来因为他被将要发生的事情嚇坏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冒充了房东。一看见许多壁钟，他不禁起了冒充钟表匠的念头，因为他在三星期的流浪生活当中，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俄国人对待劳动人民是很友善的。
他惊慌失措，垂头丧气。他从前也能够猜想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盯得千真万确：德国被打败了。可是这还不是使他这么绝望的主要原因。所发生的事情比军事挫败还要严重——这一代德国人的希望和期待都成了泡影，温凯尔公正地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康拉德·温凯尔一直居住在但泽。受到希特勒宣传的煽动，赫斯、罗森堡、和鲍莱手下的特务们不断地怂恿、并对竞争者——波兰人——充满着憎恨的这个“自由市”的德国人民，都是极端沙文主义者。不管他父亲——一个聪明的人和怀疑主义者——的耐心规劝，年轻的温凯尔们——康拉德、修果和本哈特——在“希特勒青年营”和冲锋队里狂热地操练步法，高呼“希特勒万岁！”，讨论德国在欧洲的伟大使命。他们从前都是文静而勤学的青年，渐渐地中了野蛮偏见的毒害而变成了希特勒式的狂妄之徒。
这些头发光亮的、贫血的、勤奋的、瘦长的、相当腐化的青年们，自以为是无敌的、可畏的、勇猛的“金发野兽”。对暴力的崇拜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作为国家主义的自大狂，魔法般地影响着从哥尼斯堡到蒂罗尔一带的一般年轻的傻瓜们。
说句老实话，在这种乌烟瘴气里，老大康拉德（一九三八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心灵深处已经发生了一点儿怀疑。许多事情使他感到不满。他听到了党卫队的种种暴行，关于集中营、集体枪杀和驱逐的各种传闻。固然，他竭力不很密切地注意这些事实——这会引起危险。他所固有的对夸张的威望纯市民式的信任，不允许他过分大胆地怀疑。既然德国元首，他的威望甚至在外国也这般高（顺便说一句，用外国来作证，其中便含有对元首真正的威望表示有点儿不信任的意思），既然教授们、作家们、旧德国政府部长们——冯·勃罗姆堡和冯·纽拉特（人们对前辈的人比对新的人更为信任，因为他们的威望较高），既然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们以及号召希特勒执政的兴登堡本人——既然他们都说“这是必要的”，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为了德国的幸福必须消灭许多民族——怎么办呢？该屠杀吗？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欺骗吗？是呀，这些傻瓜天生是给人欺骗的。
就是由于这些和那些思想、诡辨和谬论，康拉德·温凯尔之流窒息了他们的良心的呼声，那种呼声有时侯会悄悄地说出不愉快的事实。
不消说，假如还可以假别人的手去作战，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可是，不，必须亲自作战。
修果、本哈特、和康拉德都相继参军去了。可是本哈特作战不久，就失掉了两条腿。他回到了家里，他对于用战争解决各种问题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康拉德起先是在克拉科夫前波兰总督弗兰克博士的总署里服务。他的波兰语言知识对他很有用处，对于这种语言他本来是很轻视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最后一次总动员的时候，他给调到军团司令部里去做情报工作。他在那儿受了短期的间谍训练，过后就在德军战线后方从事反间谍工作。
德军撤退到维斯杜拉河防线，当然使温凯尔深为焦虑。作为一个情报员的他，当然知道报纸上所宣传的什么俄过人经过这样一来的突进后已经没有进攻力量的话，是与实际情形不符的。但是他相信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是一股强大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三星期前，当德军还驻守在维斯杜拉河上的时候，康拉德·温凯尔想不到这样强固的防御一经俄国人的打击就会粉碎。固然打击是很猛烈的。当俄国人进攻的时候，在前沿或在前沿附近的参谋们已经传出可怕的消息。苏联炮队和空军准确地扫除了它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一月十三日，温凯尔在军团司令部里遇见了他的弟弟修果，不久前，他的铁十字章上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修果是为某项任务而来司令部的。
十四日早晨，他们听见了远远的猛烈炮声。
“开始啦，”康拉德脸色惨白地说。
修果细听了一会，摇摇头说：“即使俄国人在什么地方突破。我们还可以在布朗堡和波兹南的防线上以及在最适于防守的西里西亚挡住他们。”
真的，修果没有一句话提到元首：他的希望只寄托在军事指挥部身上。
“我们的将军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他说，一边匆匆地扣好军服，“他们正在新的地界上建立新防线。再见，我走了。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两小时后，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已经在广阔的战线上突破了。
但是，甚至到现在温凯尔还认为形势没有到完全无法挽救的地步。离德国还远，俄国人是会精疲力竭的。“东方壁垒”——在德国旧边境上建造了很多时候的那道巨墙——无论如何会阻断俄国人向帝国心脏推进的道路。
那时候司令部怀疑地不安起来了，到傍晚的时候慌张得象发了疯一样。任何东西都给装上了汽车。到处都是神经国民、急躁和莫名其妙的拥挤。
这当儿，别姆上校把康拉德叫了去。谈话是在地下室里进行的，因为俄国空军显然已经探知了司令部的位置。差不多不停地轰炸着村子。康拉德奉命改穿便服，并携带一架无线电发报机到霍恩扎尔查——波兰的一座城市去，这座城市从前叫做依诺夫罗茨拉夫。他的任务是用无线电报告俄国军队的推进和兵力。密码照旧。上校给了温凯尔几张用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华沙房地产经纪——的名义的证件。他必须冒充华沙来的难民，居住在霍恩扎尔查一个波兰商人——德国特务的家里，他会让他居住的。同时上校说，里赫特·海涅少尉已经接受了同样的任务，被派到临近的阿尔特布尔公德城去了（及波兰舒宾城，也给改成德国式的名字）。他冒充波兰汽车司机居住在那里。上校又告诉了温凯尔三个在德国境内的秘密接头地点，以备他更向西走时利用，过后就打发他走了。温凯尔飞奔到他所指定的那所屋子里去。西别尔特少校已经爬进汽车，他不情愿地走了下来，喊到：“给他一架发报机！”然后马上就开车走了。一个脸色阴沉的下士向温凯尔指了指放在地板上的一打无线电发报机，并向他要收据。温凯尔坐下来写收据。周围一切东西因受俄国炸弹的震动而鸣响着。
这个下士沉吟了一会，说：“得拿，拿去吧，用不着收据了。”
温凯尔茫然地望着发报机。怎样把它带走呢？幸而他看见院子里有一部花园里用的旧手推独轮车。他把发报机和干电池都放在这部独轮车上，推着它到“１１－Ｂ”科去了。别姆已经走了，人们在汽车旁奔跑，不愿意答理他。最后霍斯中尉出现了，他是温凯尔的同事和朋友。
“你上哪儿去？”霍斯低声问。
“到霍恩扎尔查去。我随身带着一台发报机。”
“我到波兹南和格尼斯去。”霍斯把声音放得很低，“事情糟透啦。至少你精通波兰文，可是我的波兰话蹩脚透了，我马上就会给人家认出是萨克森人……我对他说，我会说捷克话……您派我到捷克去吧。可是他几乎吓傻了。他走了，恶魔。这儿没有人可谈的。我听说俄国人明天就要到这里。好，我们走吧。克拉夫特和汽车在邻近的村子里等我们。”
他们走进了屋子，从散乱在这儿的物品中间各挑了一套便服，换上了。温凯尔把自己的发报机用痰子裹起来。他们离开了村子。一路上被击溃的正规军的残余部队象滔滔不绝的洪流似的退却着。汽车狂怒地吼叫着，冲散了忧郁地行走着的步兵们。
士兵们把温凯尔的霍斯当作了波兰人。一个曹长甚至用开枪来威吓他们，命令他们离开道路。
“间谍，”曹长喃喃地说，“我要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温凯尔当真吓坏了。的确，他们一定会引起怀疑的。如果有个士兵把独轮车搜查一下而发现那架无线电发报机，那么他们会不听任何分辨，立刻开枪打死他们。
路上没有交通指挥，有时侯一个军官试图建立秩序，但是没有人理睬他。被遗弃的汽车和大炮露出在沟外面。更远些，在一个炸弹坑里散乱着许多书籍——这显然是某个逃跑的宣传中队的财物：福音书和天主教祷告书，还有士兵日历。有一本书打开着，给污泥弄脏了的元首的肖象用凶狠的目光望着锅炉的人。温凯尔转过脸去。
士兵们都皱着眉望着驶过去的满载着家具、地毯、和室内装饰植物的卡车——这是逃往西方的省长们、司令官们和特别队队长们的财物。十几辆卡车装载着某个省长的全套红木家具疾驶而国。据说，这是汉斯·弗兰克博士的。许多镂刻精美的橱、桌子和衣柜都给雪慢慢地覆盖了。肥大的白鹅鸣叫着，从桌子和安乐椅下面伸出脚来。
田庄里一个神圣的地方挤满了人——军需官们、士兵们和如痴如狂的喝醉了酒的女人们，这个地方旁人是不许进去的，否则就会遭到枪击。原来军队的妓院正在撤退。
“难得克拉夫特已经走了吗？”霍斯吓得脸色苍白，问道。
幸好克拉夫特还没有走。独有他在混乱和骚动中依然神情镇定。他站在自己房里的壁炉前面，焚烧着他周围堆积如山的文件。他向那两个改了装的军官点了点头，说：“我马上就送你们走。俄国人近啦。”
他用批判的目光向他们打量了一下，对他们的服装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教霍斯用不着挺胸。“记住，现在您是一个平民啦。”他挥了挥手，作为对霍斯抱怨他的波兰话说得不好的答复，并且忧郁地说：“有什么办法呢？送您到格尼诺士去，这是命令。我们不能把它撤消，而且长官们都已经走了。”他停了一会儿后，又重说了一遍。“俄国人近啦。”
“您怎么想，他们马上就会被挡住吗？”霍斯关切地问。
克拉夫特用泛白的、凝然不动的、阴郁的眼睛久久地望着他，说：“命令必须执行……我们的人正在西面亚尔德内斯一带打美国人，而这儿俄国人突然进攻了。就力量来说，是空前的……我个人还以为进攻将在两个星期后才开始。有过这样的情报。布尔什维克们急急前进：显然要拯救发慌的美军……”他把最后一堆文件扔进了壁炉，问：“你们的钱够用吗？拿去在必要的时候用吧。”
他分给了他们每人一叠纸币——马克和波兰兹罗蒂，然后他沉吟了一会，说：“或许这些纸币已经不通用了。这些俄国卢布都给你们吧。它们虽然是伪造的，但是造得很精巧，你简直辨别不出。”
那时候有一辆大型蓝色公共汽车驶到了屋子跟前。它不停地鸣喇叭，催克拉夫特出去。克拉夫特穿上衣服，他们都出去了。
汽车里坐着几个温凯尔不认识的人和两个穿军装带自动枪的军士。公共汽车里装着许多用火漆盖印密封着的箱子。独轮车和发报机好不容易放进了汽车，可是温凯尔舍不得离开它，他们推进了独轮车，就开走了。
天色黑下来了。从路上传来了喧哗声和什么人尖锐的喊叫声。
半夜里他们驶过了库特诺城，在那儿有一个便服的人跟克拉夫特轻轻地谈了几句后，就下了车。在科罗称又有一个人下了车。他们度过了瓦塔河。渡口塞满了人和行李。不得不停留了两小时。在科宁称又留下了一个特务，然后向北行驶。他们行驶了一天。道路被撤退的军队、难民和沿路边行走的一家家的德国人阻塞了。公共汽车在某段路上追上了那些满载着弗兰克博士的红木家具和白鹅的汽车。
晚上已经很迟的时候，他们离霍恩扎尔查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现在轮到温凯尔了。克拉夫特叫他把军事证件交出来，把所有德文信件和任何留着过去生活痕迹的一切东西统统毁掉。温凯尔迅速地把自己的衣袋检查了一遍，说一切都弄妥了。霍斯用灼热而发抖的手握了握他的手。
温凯尔下了车。人们跟着把他的独轮车放了下来。公共汽车立即开走了，一会儿后，它转弯不见了。温凯尔站了一会，然后慢吞吞地推着独轮车，朝霍恩扎尔查——或者更正确地说，朝依诺夫罗茨拉夫的方向走了。从此以后，温凯尔必须用波兰原名来称呼这座城市了。
他觉得害怕而又怀疑。他想：“在目前信赖波兰人是危险的事情。”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使他稍微安心的是：路上有许多德国人和波兰人行走，其中有几个也推着差不多跟温凯尔所推的同样的独老婆车，所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德军部队也在行走，可是今后他已经不能请求他们保护了：他已经改名为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华沙的一个经纪，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而且他已经不能到城市入口汽油站旁那家漂亮而舒适的饭店里去了；因为这家饭店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只招待德国人”）
“可是，”他苦笑着想，“俄国人不久就要来了，他们就会把‘我们’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街上空寂无人。温凯尔费了少许气力就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所下面开设着一片食品杂货店的两层的石头楼房。他敲了一下紧闭着的百叶窗，开始等待。没有人出来。
温凯尔又把招牌看了一遍，不错，就是这所房子：“马谢夫斯基食品杂货店”。他更沉重和更坚决地在窗子上又敲了一下，终于从门里面远远有男人的声音用波兰语问：“先生，有什么贵干？”
温凯尔照着指示作了回答，说他有一封信，是华沙柴勃鲁托夫斯基先生给马谢夫斯基先生的。小门轻轻地开启了，温凯尔把自己的独轮车朝前面推过去。
马谢夫斯基是一个矮小、肥胖和爱说话的家伙。这件事儿使他大吃一惊，所以他并不因为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先生的到来而显得格外高兴。一听到街上有轻微的响声，他那粗硬的灰色小胡子就抖动起来，他的上唇翘了起来，露出了几颗小而锐利的牙齿，胖胖的右手警戒地悬在空中——在这样的时候，他使人想起麦田里有人出现而惊惶不安的小田鼠。
可是声响一停止，马谢夫斯基又开始急速地讲话了，他大谈其家庭和居住在伦敦的哥哥，抱怨德军的脆弱无能，述说其不可实现的希望和俄国人必然的到来。
“唉，唉，”他说，“事情变得多糟啊……这怎么结局呢？先生……”
可是他因温凯尔有苏联货币而异常高兴。（当然，温凯尔没有告诉他，这些货币都是伪造的。）他把这个德国人安顿在顶楼下面的一个小方案脉冲。他们把发报机放在顶楼上，跟零乱地堆置在这儿的一堆大麻、木桶和旧箱子放在一起。
温凯尔—瓦列夫斯基是被当作华沙难民介绍给那个瘦削的、妖艳的老婆子——马谢夫斯基太太的。他把所知道的一切和他一无所知的关于华沙的情形和俄国人的进展都讲给了她听。主人竭力要使他的妻子快回到卧室里去，当他又和温凯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讲述了，照他夸张的说法，自己的“政治信仰”。
“我是波兰人”，他说，“是的，先生……我很讨厌，嗯－嗯－嗯……德国先生们的所做所为。德国的政策，先生，嗯－嗯－嗯……瓦列夫斯基，是不聪明的政策。我招待您，先生，不是因为我对您有好感，而是出于崇高的政治见解，因为，先生，共产主义是上帝降下的灾难。我完全坦白地对您说……我赞成人民军的见解，在某方面，我有属于它的光荣。我常常收听‘斯维特’电台，我完全赞同索斯柯夫斯基将军的政策……我完全坦白地对您说，先生，嗯－嗯－嗯……瓦列夫斯基，完全坦白地……我不是一个波兰叛徒，噢，不！我的哥哥在伦敦政府机关里任职。噢，不先生，我的哥哥不是马谢夫斯基部长，然而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噢，不！马谢夫斯基部长先生——不过和我同姓罢了……”
马谢夫斯基的喋喋不休使温凯尔非常恼怒，但是他不得不听他的唠叨。这个波兰人放肆地直言不讳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德国威信扫地的现实，在几天前他是绝不敢这样说的。温凯尔几乎沉不住气，要骂他了。但是现在不是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了。他蹙紧眉头坐着，甚至企图在脸上表现出对这位波兰“政治家”所说的话很感兴趣的申请。温凯尔一边勉强听着主人的唠叨，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但愿我军能够守住布朗堡－波兹南－布雷斯劳的防线。那时候一切可就都得救了……”他又想，“多么可耻……这个样子，象绵羊似地逃跑！”
他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不久就睡熟了。
拂晓，一个人急促的低语把他弄醒了。他看见了马谢夫斯基。一块大红布在这个波兰人的手里抖动。
“俄国人进城啦，”他低声耳语，“起来吧，先生，起来给我帮个忙……”
“这么快？不会吧……”温凯尔吃了一惊，说。
“‘不会’！”马谢夫斯基恶狠狠地重复了一遍。“你们这些军人！……起来，给我帮个忙，先生！”
他推开了小窗。一阵凛冽的寒风冲进了房间里，把桌子上的台布和日历都吹起来了。马谢夫斯基爬上了椅子，把红旗钉在一根从顶楼的小窗下面的墙上伸出去的杆子上。敲击声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高声地回响。
马谢夫斯基爬下椅子，沉重地叹了口气。
一面红旗在屋子上飘扬起来了。
第十二章
温凯尔一早就在这座小城的街上遛跶。这一天他可以明确地认识俄国人强大的进攻力量了。坦克和一级重炮象不绝的洪流似的隆隆地驶过。
此外，人即使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也能够在这些步兵们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上，看出真正的战斗精神和优良的军人教育。士兵们不用密集的队形行进，不是鹅步式走路，这儿既不吹军号，又不打军鼓；既没有外表的光彩，又没有征服者的姿态。他们都安详地行走着，外表上甚至仿佛是从容不迫的——就好象在做习惯工作的人们在走路一样。他们好奇地望望招牌，向漂亮的波兰姑娘们狡猾的微笑。大概他们乐意休息一会，和姑娘们聊聊天，向她们献献殷勤。可是他们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停留下来，他们越来越远地西进。所以温凯尔觉得世界上没有一股力量可以阻挡住这些人，他不仅发抖了。
有一支队伍持着一面展开了的军旗走过。
温凯尔在这面旗子上看到了一把镰刀、一柄铁锤和一只五角星——这是共产党的，或者如在德国常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标记。他一向认为凡是共产党人都是非法的。可不是：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共产党人”这个字眼被认为是违禁的和可怕的字眼。自由的共产党人——这两个概念，正象如果人们对他说：“月球上的居民到了柏林”一样，在温凯尔的头脑里是不能共存的。可是这儿的共产党人却都是自由的！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来到了日耳曼帝国的大门口！
中午的时候，温凯尔回答了家里，他累极了，又冷有饿。马谢夫斯基看见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意味深长地咳嗽。一会儿后，响起了敲门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青年，袖子上缠着一块红白色布条。他跟马谢夫斯基和这个房东向他介绍的“华沙难民”打过招呼后，通知说，一小时后在广场上举行市民大会。
马谢夫斯基点点头，把一只胖胖的手贴在背心上，感谢这个青年的通知。并向他保证说：他，马谢夫斯基和他的家属，准来参加为庆祝故乡依诺夫罗茨拉夫从卑鄙的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么一件伟大的和快乐的事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
他同时恶意地向温凯尔瞪了一眼。
温凯尔跟着马谢夫斯基一起去参加群众大会了。
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欣喜若狂的人们。到处飘扬着鲜艳夺目的红白色旗子和红旗。市政厅的阳台上站着苏联和波兰军官们。
一个年轻的可是头发却完全灰白了的波兰女人正在讲话，她是从德国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她所讲的真是骇人听闻。广场在阴郁的沉默中凝然不动了。温凯尔呆若木鸡，不敢动一动。当这个波兰女人讲家的时候，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隆隆地驶进了广场。在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站着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枪的苏联士兵们。从汽车里走下来一位上了年级的俄国将军。他由两个俄国军官和一个波兰军官伴随着走进了市政厅，立刻就在阳台上出现了。
担任大会主席的那个波兰人立刻请他讲话，“西斯克雷洛夫”这个姓，对波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却是德国侦察兵们所熟知的。
将军开始讲话了，他那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在古老的房屋之间回响着。他祝贺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答应波兰居民，苏军将给予友好的支持和援助。
广场上的人们用高亢而兴奋的欢呼声来回应将军的话。温凯尔觉得有个人在拥抱他，热烈地吻着他。他看见自己被一个波兰老头儿拥抱着，接着又有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拥抱他，并他把狂吻了一阵。无数的帽子和钢盔在空中飞舞。
温凯尔又惊愕又颓丧，好不容易动人群中挤了出来。他回到马谢夫斯基那儿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上了顶楼。这儿寂静、黑暗、有腐烂的和老鼠的气味。温凯尔点了灯，急忙调准了发报机。此刻他要报告城市里有许多俄国军队，西斯克雷洛夫将军也在这儿。他们会派飞机来——整座易诺夫罗茨拉夫城和马谢夫斯基都会飞到空中去了！
他开始拍起电报来，叫唤着“凯撒霍夫”。在以太中有谈话、唱歌和演奏的声音。一会儿后，他的电波也说话了，但是……说着俄国话。有个人固执地数着“一、二、三、四、五……”接着又说，“瓦尼亚，我来调音。”
“凯撒霍夫”没有回答。
温凯尔开始找寻别的电报，从断断续续的德语谈话中，就可以知道军队正在混乱地撤退。有人向某人求援：“我被包围啦！”另外一道电波说：“该死！”第三道电波在咆哮。
温凯尔整夜坐在发报机旁，后来又接连坐了三夜，他终于明白了，这完全是徒劳的。电力弱的发报机在一百公里以内才有效力。显然德军已经退出——说得更正确些，已经跑出发报机的有效范围之外了。
早晨温凯尔走下楼来。他推开马谢夫斯基的房门，看见了两个俄国军官，差点儿拔脚就逃，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原来这两个军官不过是来借宿的。他们跟房东和这个“华沙难民”有礼貌地攀谈过后，就坐下来下棋了。温凯尔两眼直盯着他们。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这两个青年都有一副倾斜而宽阔的前额和一对聪明而安详的眼睛。不，他们完全不象征服者。他们不叫嚷、不吹牛，也不拿自己的优越来欺压他人。
他问他们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两个人同时从棋盘上抬起眼睛来，注意地倾听着他们不是全部都了解的波兰话，接着有一个回答道：“战争就要在最近几个月内终结。”
“就在今年吗？”“瓦列夫斯基”问。
“当然，”俄国人甚至稍微有点儿奇怪地回答。
“瓦列夫斯基”对于这一点坚决地表示怀疑，说德国还有很大力量。马谢夫斯基向他投了个恶狠狠的警告的眼色——他自己马上向“军官先生”保证说，德国人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这两个俄国人却同意“瓦列夫斯基”的意见。
“他们有力量，而且是很强大的，”其中一个说，“可是我们更强大，并且德国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
“先生，您说什么？”“瓦列夫斯基”追问了一句，他不懂最后一个字。
“低落了，”俄国人重说了一遍，用拳头从肩头向下一挥，做出一个雄辩的姿势。
温凯尔从房里走了出来，马谢夫斯基也跳起来，跟着他走出来了。他小声说：“您发疯啦，先生！……您干么说那些话，您要害死我们不成？！”
“别作声，老傻瓜！”温凯尔低声说，走到自己的顶楼上去了。
怎么办呢？潜往但泽回家吗？毫无疑问，家里的人都已经从那儿撤退到住在维琴堡的艾里希舅舅那儿去了。带着发报机潜往战线附近吗？那是不智之举：俄国反间谍人员会把他捉住的。
他终于决定了。他到舒宾城李赫特·海涅那儿去。中尉到那儿去比较早，当时没有这样匆促。或许他的发报机强些，或许他还有别的通讯工具。温凯尔跟这个中尉有些儿相识，虽然，长官总是不允许情报员们来往过密的。
他又下楼去了。马谢夫斯基在自己的铺子里。“索斯科夫斯基将军”的拥护者决定开门营业，借此表明他十分欢迎俄国人的到来和他对新政权——人民代表会议的忠诚。他穿着油布长袍，在鲱鱼桶和煤油桶之间小步来回踱着。他的妻子坐在旁边，按照神话般的价格出售面粉和香肠。
“我要走了，先生。”温凯尔说。
马谢夫斯基用惊讶而不解的目光凝视着温凯尔。
为了使得顾客们听见，温凯尔故意高声解释说：“心里想着华沙……或许我会在那儿找到一个亲人。”
马谢夫斯基连忙用围裙拭干净了手，跟着温凯尔一同走进堆满袋子和木桶的后房里。温凯尔说，他不把发报机带去，他有事要到别的城市里去一趟。或许他就要回来。他请求马谢夫斯基给他一些路上吃的干粮。温凯尔的每句话都使马谢夫斯基的脸色越来越开朗。他很高兴，所以他给了温凯尔一大包吃食。里面有白面包、香肠、一整块荷兰干酪，甚至还有一瓶伏特加酒。
这晚，温凯尔悄悄地打开门出去了。他推真着独轮车。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大路上。下着雪，有时侯他碰到一队队的波兰人，他们都是从各集中营、德国人的田庄和工厂里走回家去的。许多人都带着家眷。孩子们睡在父母的怀抱里。独轮车和脚踏车的轮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在夜里道路上也不安静。路边的灌木从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哭泣和谈话。
风在树林里嗖嗖作响。温凯尔一边走，一边极力什么也不想。可是许许多多不愉快的和悲痛的思想却在脑子里涌现出来。既然一切都是谎话——德国的伟大、德国的使命和德国的无敌——那么，他温凯尔到什么地方去藏身呢？“去过平民生活吗？”他用报纸上茶话栏里的夸大的字眼想道。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到：“大概，千千万万的德国人现在都作了这样的决定吧。”他，温凯尔归根到底算是哪种人呢？他老是只为自己着想。人们曾经对他说过：富有的生活只有在德国征服了欧洲，并在那儿建立起了保障他们的权力和重要地位的新秩序以后，才有可能。“可是什么是权力和重要地位呢？”温凯尔现在想。“不过是烟与灰而已……”
长途的跋涉使温凯尔很疲劳，他离开道路，折入一座小树林，把独轮车放好。便靠着它打起盹来。一会儿后，他觉得身旁好象有人。当真，在不远的一棵大树旁站着几个人。一共有三个。他们都穿着仓促地穿上身的不合身的便服，长满胡子。三个人的眼睛都定定地看着这个推独轮车的人。
“你运的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个嘎哑地用德语问。他说着那样标准的斯瓦比亚方言，以致温凯尔因为出其不意而吓了一跳。他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一定是改穿便服的德国兵，他们想逃出俄国人的包围，去归队。虽然他无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一看见自己的同胞，高兴极了，以致他决心不顾秘密，嚷道：“我也是德国人！”
他们一句话也不回答，其中一个对准他胸口打了一拳，另一个把他从独轮车旁推开。他们开始翻寻东西，拿了这件，又拿了那件。他们老是回头朝大路张望。最后他们找到了食物。
“你们干什么？”温凯尔嘟哝着。“我是德国人……我是从但泽来的……我是中尉，我们都是……我也是逃往……”
他们默默地推着独轮车，带着它躲到树林里去了。温凯尔站起来，他在道路上蹒跚地走着。很奇怪，没有了独轮车，他觉得走路更加困难了：独轮车使他的行路有了一种意义，他觉得推独轮车似乎是一桩重要的事情，推独轮车使他摆脱了痛苦的思想。温凯尔叹着气，简直气得要哭出来了。
在一个村子里——这已经是早晨——他碰到了一队俄国兵，看样子都是通讯兵，他们在篝火上烧粥。他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他们叫他过去，有一个士兵露出微笑问：“怎么啦，冻僵了吗？你是什么人？”
“波兰人，”温凯尔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回答，“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从华沙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另一个人问。“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温凯尔想起了镰刀和铁锤，他不敢说自己是房地产经纪人：他知道，在共产党人看来，做“房地产”生意是不值得介绍的。
温凯尔回答道，为了使他们更明了，他用右手在空中挥动，好象还挥笔似的。
“画匠！”第三个士兵高兴地说，这是个身材高大而结实的家伙，有一头亚麻色头发。
大家都叫他“司务长”，一望而知，他是这儿的首脑。
“弟兄们，听见没有？他是一个画匠。要不要吃一些东西，画匠？坐吧！”
温凯尔坐下来，开始吃滚烫的肉粥。
“我的叔叔是一个画匠，是一个有名的匠师。他住在伏洛格达，这座城市——伏洛格达，听说过吗？”
“没有，”温凯尔回答。
“有这么回事！”司务长打趣地抱怨说。“没听说过伏洛格达！唔，现在你就知道啦！一座奇异的城市！记着，别忘记！你改知道俄国的城市，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些城市来援助你们的……你的头脑里充满着柏林、巴黎、伦敦……你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城市吧？”
“是的，”闻凯尔说。
“果然是这样，”爱说话的司务长继续往下说，“现在你就会知道柯斯特罗马和伏洛格达……就是这样！”
“柯斯特罗摩、伏廖格杜，”温凯尔复述了一遍。
大家都放声笑了起来。
“你上哪儿去？”有一个士兵问。
温凯尔解释说，他到彼得哥旭的姐姐那儿去，她的全家和宅子都在那儿，可是他的家已经被毁了，家属都在轰炸中被炸死了……
“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士兵摇了摇头，他一直没有说过话。“现在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啊……”
闻凯尔站起来，摘下帽子，向俄国士兵鞠躬，然后缓步继续前进了。
傍晚他到了舒宾城。
第十三章
虽然时候已经很晚，汽车修理工厂还在工作。在一所砖头大屋里，马达在轧轧地吼叫。波兰工人们和俄国士兵们在走进走出。显然，这所工厂是修理苏联军用汽车的。
温凯尔看见了士兵，便不敢走进工厂里去。
他坐在黑暗的院子里的砖头堆上等候着。不多一会工夫，马达声停止了。工人们鱼贯地从一道明亮的正方形的门里走出来。温凯尔留心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惟恐碰不到海涅。他终于看见了一个穿着工装的身材瘦长的青年，并且听出了他的声音。海涅跟一个人愉快地谈着话。温凯尔心里卜卜地跳着，仿佛他看见了亲密的朋友，虽然海涅跟他并不怎样熟识。
温凯尔跟在他后面走，追上了他，并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海涅……”
海涅木然站住了。
“您是谁？”他用德语小声问。
温凯尔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他们在黑暗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
“就在这儿，”海涅说，朝一座两层楼房的大门走去。
海涅的沉默突然使温凯尔害怕起来。自从在路旁的小树林里碰到了三个同胞以后，他对德国人的团结性的信心大大地动摇了。
一会儿后，海涅在一道门前站住了，用钥匙开了门，他们走了进去。最先扑入温凯尔眼帘的，是放在椅子上的一只塞满了东西的背囊。
海涅坐在床上，问道：“怎么样？……”
温凯尔目光定定地望着海涅的脸，估量着和研究着他的脸色。对这个人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呢？把他心里所想的都和盘托出，并征求他的意见，是不是更好？不，温凯尔觉得害怕，甚至在目前的情况下，他都害怕说真话。
海涅也注意地看着温凯尔。中尉干么到这儿来？是谁派他来的呢？是来检查的吗？海涅决心离开舒宾到东方去，不再干这个职务。难道上级知道了这个打算吗？他不安地偷偷瞥了一眼那个准备上路用的背囊。
温凯尔截断了这个视线，用尽可能镇定的口吻问：“您准备走吗？海涅。”
“他们知道了，这些坏蛋！”海涅心里想，“他马上会问，发报机放在什么地方……”
俄国人到来后，海涅马上在夜里把发报机拆开，扔到了井里。
“我不到哪儿去，”他挑衅地回答道。“为什么你以为我要走呢？……”他愤恨地嘟哝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开小差的啊……”
他们互相盯视着。
“他们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海涅寻思着，一边憎恨地注视着温凯尔。
“他为什么提起开小差的事情呢？”温凯尔愕然想。
“现在开小差，”温凯尔急促地说，“格外可耻……祖国在危急中……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现在我们应该比从前任何时候更要拥护元首。”
“警察坏蛋，”海涅心里想，他说：“我个人对胜利是没有丝毫怀疑的。暂时的失利不可能把我们摧毁。”
“傻瓜和党卫队的渣滓！”温凯尔想。
“恐怕他还要唱霍尔斯特·维谢里……”
温凯尔说：“唔，这样才好……您的发报机在哪儿？”
他们都皱起眉头，厌恶而又恐惧地互相瞪视着，末了海涅用傲慢的口吻说：“它在另一间屋子里……现在我给您弄些吃的东西吧。您大概饿了。”
“怎么办呢？上哪儿去呢？”温凯尔想，“干么我要跟这么一个糊涂的蠢家伙在一起呢？他甚至到现在还是什么都不懂。”
他们两个人坐在桌子旁默默地咀嚼。后来海涅跳起来，说：“啊，对啦，我还有一点儿甜酒呢……”
他从背囊里拿出来查瓶酒。温凯尔喝得很满意，他开始昏昏沉沉地想睡觉了，海涅殷勤地让他睡在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沙发上。
天亮的时候，温凯尔冻醒了。房间里没有了海涅，没有了他的大衣，也没有了背囊。温凯尔等候了半小时，然后穿上衣服，胆怯地向四周望了望，离开了房子。
温凯尔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从这个村子流浪到那个村子，越来越接近战线；他毫无计划地缓步而行，一心想到德国。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天气很冷，他在一所空屋里，找到了一条女人的头巾，他拿来包了头，而把帽子戴在头巾上。他照了一下镜子，那副愚蠢而可怜的样子使他很高兴，这副模样也许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
现在温凯尔是在那些曾经奉希特勒的命令而把波兰人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驱逐出来的地区里行走。土地都被分给了德国移民，或者照他们明目张胆的自称：“殖民者。”可是这些人现在都跟随德军向西逃跑了。村子都荒寂无人。温凯尔走进一所没人居住的屋子。他把厨房搁板上和地窖里所有伸手可得的东西都拿来吃了。他甚至在一个村子里储藏了些食物。他追赶一头无主地已经变野了的小猪，追了约莫半个小时，终于把它捉住了，好容易用一把在一所屋子里找到的菜刀宰了它。他把一块块猪肉塞满了衣袋。
战线已经远远地西移。俄国人的后勤部队无穷无尽地行列沿道路蜿蜒而进。
穷途落魄的、肮脏的、长满胡子的温凯尔，为了安全起见，跟一个回故居去的人口众多的波兰家庭接近起来。不顾长途跋涉的辛苦和恶劣的气候，这些波兰人都兴奋而愉快。迎面来了一大群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勃人，他们也是被红军解放出来的。这群人一见面，都兴高采烈地互相欢呼、交换消息。
道路上热闹、愉快而紧张。
温凯尔所接近的那个波兰家庭有点儿怕他，疑心他有些神经紧张。他自己也使他们加强了这个怀疑。他常常地喃喃自语，不时沉重而大声地叹息。波兰人大概都极力想避开他，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说出，他曾经在梅达聂克被监禁过一年半，于是他们都由衷地怜悯他了，开始照顾他，给他好吃的东西，大女儿雅德维加甚至邀他到她们的老家霍德席日去休养和“恢复神志”。
家常马尔青凯维奇从前是铁路的转辙手。一九四一年他被迫从他一生所居住的地方迁到“总督管辖区”去。现在他们一家人要回到故居去了，他们都很高兴，满怀着希望。他们都是温和而可爱的人。
一天清晨，离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只有几公里了，突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一大群武装德军，由一个军官率领着。
路上发生了片刻骚动。一切都停住了。
“俄国人走远了吗？”军官用德语简短地向惊慌失措的波兰人们询问。
波兰人都默不作声。
温凯尔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他跑到德国人跟前说：“有一支俄国辎重队刚刚走过，它向右转弯了。”
使温凯尔惊讶不置的是：德军马上照他所指示的方向快步走去了。温凯尔踌躇了一会，过后也跟着德国人去了，甚至也不回头向马尔青凯维奇一家看一眼。突如其来的谈话和“前梅达聂克囚徒”出色的德国话，使他们都大吃一惊。
大概德国兵需要粮食或武器，他们准备袭击辎重队。温凯尔决定向这个军官坦白说出自己的身份，决定不单独地而是跟随着这支人数众多的德军部队一起逃往德国。
五分钟后，这支德国军队走进了一座小树林，看见了长长一列马车队，载运着干草和箱子。几个上了年纪的俄国兵手里牵着长长的缰绳，从容地在马车旁边行走。他们至多不过十个人。
“上尉，”温凯尔说话了，他决心不再象最近几天那样装痴扮呆。“我是集团军司令部的军官……”
军官用莫名其妙的目光望着他。突然间温凯尔看见军官和士兵们高高地举起双手，朝着俄国辎重兵们走去。苏联士兵已经看见德国人走过来，都站住了。
温凯尔木然站在道路中央，微微地颤栗着。他打算尽快逃到森林里去，可是一个俄国士兵突然叫住了他：“喂，你在那儿干么！”
温凯尔走近了些。
“告诉他们，到那边路上去，那儿有我们的检查哨，他们到那儿去投降吧，我们没有工夫。”
温凯尔连忙把这些话翻译给一个德国人听，并且马上溜进了路旁的灌木从里。
经过几天颠沛而艰苦的流浪生活，温凯尔来到了一座大森林。混凝土防御工事、狂风吹倒的树木所搭建的交通壕、生锈的带刺铁丝网，沿森林边蜿蜒着。
森林里寂然无声。黄昏到了，是一个月夜，天气暖和些了。松树在掩壕里、永久性碉堡和堑壕上面沙沙作响。这些陈旧的建筑物显然已经没有人防守了。它们里面充满了烂草、融雪和潮湿的陈腐气息。
温凯尔走下到一个铺着没刨过的深褐色木板的掩壕里，这儿虽然潮湿，可是温暖。温凯尔把头靠在炮眼下面的墙上睡着了。
早晨他醒过来，冷得浑身发抖：他发烧了。
他好容易从掩蔽壕里爬了出来，在森林里慢吞吞地行走，碰见了越来越多的防御工事，他恍然大悟：这里就是曾经大吹大擂过的“东方壁垒”地带，就是在应当阻止俄国军队进入德国心脏的道路的那个地带。
“壁垒”深达几公里。松树在它们上面沙沙作响，把雪花洒在混凝土工事上面。德国人甚至来不得在这儿抵抗，他们逃窜得越来越远，逃到奥德河，逃到柏林去了。
一会儿后，他到了一个德国村子，在那儿的一所有着许多壁钟的屋子里，他碰到了鲁缅采夫。在俄国人走了以后，德国情报员坐了一会儿，接着又躺下来，把脸埋在枕头里。
第十四章
鲁缅采夫离开那座有许多钟的屋子，搭上一辆同路的车子到师长那儿去，师长正在不耐烦地等他。将军很想知道，军事委员是不是谈起过他和他的师，以及说了些什么。
塔拉斯·彼德罗维奇·谢列达经常假装他对上级长官的评价毫不介意：他说，他是一个军人，不是为了褒奖而打仗。但这不过是热心的、警觉的和经常的关心上级指挥员对他和他的师的意见的一种巧妙的掩饰而已。
政治部主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常常嘲笑师长的这个弱点。
战前普洛特尼科夫不是军人，他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后来在库班一个农业机器站担任政治科主任，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在哈尔科夫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待人是诚恳朴实的。
普洛特尼科夫在一九四二年被派到谢列达将军这儿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将军知道有一个“哲学家”被派到他这儿来，而且这个人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他并不觉得很高兴。
可是见面的却是一个出色的、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阐述最困难问题的宣传家，而不是一个如他所想象的咬文嚼字的聪明的政治工作人员，将军这才明白自己看错了人。此外，他不久就发觉上校是很勇敢的，而且这种勇敢是轻松愉快而又从容不迫的。在将军——一个道地的军人——看来，勇敢是种最重要的品质。
从战争开始的时候，普洛特尼科夫有条理地研究军事，就象他处理各种工作一样。他用清秀的书法把野战条令里许多很长的条文都摘录下来，熟悉了空军、炮兵和坦克部队的战略和技术能力。至于他的本行——政治工作，在这方面，照谢列达的说法，他是“上帝”。
这两个人从前都是工人，一个做了将军，一个成为学者。他们亲密地一起生活，融洽地一起工作，但是这没有妨碍过“头衔小的”常常对“知识少”的提意见，当没有别的人在场的时候，他们有时侯就互相打趣地这样称呼。问题在于，“知识少”的谢列达将军时常被“师的本位爱国主义所迷惑”，他不是企图把别的师里优秀的外科军医、军官和军需人员拉过来，就是企图把友军捉住的俘虏据为己有。要是自己人犯了什么过错，他严厉地斥责他们，但是极力不声张，免得“家丑外扬”。
全师的人都爱谢列达将军，部下都高兴地谈到他了解人情、他那惊人的勇敢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不畏艰险的伟大坚毅精神、有点儿粗鲁可是机智的幽默，甚至也谈到他所珍爱的那两瞥卷曲的黑胡子。
“什么事情把鲁缅采夫留住了？”将军问，不时看表。
“啊！你动了好奇心啦？”普洛特尼科夫狡猾地探问。
“是呀，”将军承认。
薇卡在隔壁房间里站在打开的手提箱旁忙碌整理行装。她准备到第二线去。她很不愿意走。这个姑娘象一般参谋人员一样，对“后方”有些儿瞧不起，虽然师的后方距离前线很近。将军任她选择：或者在师报纸编辑部里，或者住在后勤司令部里，跟军需处的阿斯塔霍娃少校住在一起。
薇卡想了想，选择了编辑部。战地记者们——这毕竟比军需员们有意思地多。而且那儿有一个可爱的女人担任着排字和印刷所的主任，她从前是狙击兵。她们决定住在一起。
薇卡好几次热切地要求让她照旧留在司令部里，可是这些请求都没有结果。塔拉斯·彼德罗维奇执行上级的命令是一丝不苟的。他不能漠视军事委员亲自下达的命令，虽然他明知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不会来检查这个命令的执行情况。
谢列达不时提高嗓子，严厉地催问薇卡：“准备好了吗？”
她没精打采地整理手提箱，一边回答道：“马上就好。”
鲁缅采夫终于回来了。
“我们要把施奈德穆尔攻下！”他马上报告了最重要的事。
“军事委员预测，德国人将坚守这座城市，这是‘东方壁垒’的要塞。”
师长马上召来了参谋长和炮兵司令，一面跟军部取得了联络，一面打电话给各团部。一句话，在这种时刻常有的军务忙碌开始了，这使每个军官都觉得高兴。军部证实了：师的任务变更了，它的进攻地段向左移，向施奈德穆尔转移。一小时后，军部送来了相同的书面命令。团长们和配属给师的部队都到达了。
配属给师的有一个防坦克炮团、总指挥部的一个预备炮兵团、一个近卫军迫击炮营和一个自动推进炮团。这些部队的司令们都带有几十门破坏力强劲的炮——火海。但是他们都是温和、沉着而文雅的人物。师长望着他们，一面在心里计算着这个喷火集团每个人的火力：这个中校有多少门炮，那个少校有多少门，而这些人每分钟总共可以发射多少次。
按照每个步兵团分配了力量，把“卡秋莎”留给自己直接指挥，又留下自动推进炮团作为防坦克预备队，然后将军站起来，其余的人们也跟着站起来。
“同志们，我为你们惋惜，”将军说，“当别的部队整向柏林挺进的时候，你们却留在施奈德穆尔城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希特勒不把军队撤到奥德河去保卫首都，却把有生力量封锁在各城市里。波兹南、布雷斯劳，而现在是施奈德穆尔……对，尽快地攻破这个堡垒才对我们有利，我预祝你们成功！”
薇卡悄悄地跟着鲁缅采夫一同到侦察兵那儿去了。路上她告诉鲁缅采夫夜里收到了米谢夫斯基一队人拍来的无线电报。米谢尔斯基那儿一切都好，好象他还捉住了一个俘虏。
薇卡特别喜欢鲁缅采夫。她喜欢他那愉快的蓝眼睛、他的勇敢和机智，而主要的是他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她就是这样称呼鲁缅采夫给师长写的报告的。他时常讲到德国人，讲到他们复杂的移动和意图，他的话语里夹入了许多德国师团稀奇古怪的番号和前所未闻的俘虏们的名字。一个师的名称——‘骷髅’，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它现在在哪儿？”薇卡问。
“在匈牙利。”鲁缅采夫漫不经意地回答。
侦察兵们的小屋里是静悄悄的，当一个侦察队在敌后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住地常常是这样的。士兵们都聚集在一个大房间里，静静地倾听着邻室那扇关着的门里不清楚的嘈杂声和噼啪声。那儿在进行一件最重要的侦察工作——跟在德国人地区活动的侦察队通无线电。
侦察兵们都焦急不安。米谢尔斯基在三点四十五分拍来了第一次无线电报，答应在八点正的时候再跟师无线电台联络。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了，而“小河”（米谢尔斯基的呼号）还没有信号。
侦察兵们见鲁缅采夫走近来，都轻快地松了一口气，仿佛鲁缅采夫一来米谢尔斯基就会回答似的。
米谢尔斯基只在中午回答过一次，套上耳机坐着的伏罗宁突然兴奋得满脸通红。
“说话了吗？”鲁缅采夫问。
“小河，小河！”伏罗宁叫喊道，愉快地点了点头。“我是海！你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
鲁缅采夫马上在无线电旁代替了他，听见了米谢尔斯基的声音。上尉报告说，德国人在沿着通往施奈德穆尔的道路（８－Ｂ点）移动。开过了一个中型炮队、二十辆坦克和两营步兵。沿库托夫河，城南的壕沟里有步兵。
“小河！小河！我是海！”鲁缅采夫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到十六地区去，右上角，在那儿等我们，别忘了信号。”
“十六地区右上角是一座大沼泽林子，在施奈德穆尔东北八公里。
“哦，总算完毕了！”伏罗宁高兴地嚷道。
“还没完，”鲁缅采夫担忧地说，“必须警告我们的炮队和各团……恐怕他们会把米谢尔斯基的部队当作德国人，在黑暗和混乱中可能把他们打死。我们到司令部去！”
可是司令部已经不在村子里了——它奉师长的命令向西移动了。鲁缅采夫坐了车去追它。
第十五章
在作过司令部的邮政局的两层楼房里，一切都零乱不堪。地板上和柜台上，乱丢着各种印章、戳子、封套、文件夹、大捆信件、长长的一条条印着希特勒和兴登堡肖像的邮票和一堆一堆的铜币。
奥加涅相在电话交换台旁徘徊，他把插头插入了插座，微笑着呼叫不知姓名的用户。
“喂，喂！”
可是被用户遗弃的电话默默无声。
最有趣的是一捆捆的新报纸。它们中间有昨天出版的国民观察者。它们都是昨天出版的柏林报纸！它们都发出新鲜的油墨气味。刊在上面的戈培尔和赖伊的讲话也是最新鲜的，刚刚从喉咙里吼出来的。
登载在首页上的一篇文章是戈培尔在两天前写的。在每个战士的脑海里，一直被认为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纳粹的谣言和狡诈的抽象化身的戈培尔，现在最成为可感触到的具体的敌人了。
绝望的哀嚎已不是从被俘的“弗里兹”们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最上层发出来了。鲁缅采夫觉得希特勒本人已经打算举起手来并喊叫这句已经家喻户晓的口号：“希特勒完蛋啦！”
那时一批新的俘虏被带来，奥加涅相开始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逃跑了的邮政局长的卧室里——审问他们。
俘虏们一般都供不出什么新的消息。他们都属于那支差不多被彻底击溃了的强大的“维斯杜拉”部队，这支部队是由新上任不久的统帅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的。
奥加涅相在战争中已经非常讨厌战俘，可是遇到了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的一个士兵后，马上就兴奋起来，他眯着眼睛微笑——他跟这个师里的一个士兵可以谈上一整天。
第七十三步兵师是奥加涅相特别注意和特别憎恨的对象。他一知道捉住了一个第七十三步兵师里的人，马上就飞也似地奔去审问，甚至不惜牺牲他最爱的睡眠。
一九四二年二月，奥加涅相被召到部队去担任翻译，他被派到凯尔切区的一个步兵师里。他还没有来得及领到军装，德国人已经在大群飞机的掩护下进攻了。
甚至在三年后的今天，一想起那些日子，奥加涅相那对乌黑的眼睛里就冒出不可抑制的怒火。
在沿海峡的一块狭小的地方聚集了几千个人。天空布满了德国飞机，海滨被炸成一个黑黝黝的大窟窿，死人们在活人们中间躺着或坐着，他们比所有的人都闲适。但是自然界依然按着自己的规律在走着。夏日的天气是美好的，击岸的波涛在岸边粉碎成白色泡沫。德国人的炸弹在四周爆炸，可是海鸥还以为这是暴风雨，所以它们象以往在暴风雨中那样 噪着。
一次难忘的渡海开始了。人们搭了小船、汽艇、木桶和自编的木筏渡向梦寐以求的高加索海岸。他们已经不怕炸弹、不怕德国人了，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退到那边岸上去。
当德国人过分逼近，他们的呐喊声可听见的时候，我们的战士们不等命令就向敌人扑去。德国人都吓得后退了，于是人们又回到蓝色海岸边，在波涛旁徘徊，焦急地等待着渡海的小舟回来。但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却出现了一群德国的“Ｊ－８７”型俯冲轰炸机。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俘虏被带到了奥加涅相前面。这是一个身材魁梧、微醉的德国人，他的举止带有挑衅的蛮横。显然，当站在军官们中间的那个穿着一套被泥土弄脏了的蓝色衣服、结着一条丝领带、很久没有刮过脸的、脸色黑里带青的文职人员，开始用最纯正的、文绉绉的上流社会的德语审问他的时候，他非常惊奇。
这么出色的德语知识使这个俘虏惊讶不置，他甚至稍微带点儿尊敬地回答了奥加涅相的几个问题。他是第七十三步兵师的士兵，他夸口说，这么迅速地突破战线并迫使俄国人向海峡退却的，正是他所在的师。
“你们可以委托我，”他说，“向司令部去传达说你们愿意投降。这投降并不是屈辱的。你们的勇敢精神使我们很惊讶。”
这个可恶的半醉的德国兵竟然企图扮成一个军使和救星的角色，说出这样的话来。
奥加涅相气得发抖了，他打开站在旁边的那个上尉的手枪皮套（他自己那时候还没有佩枪），可是并不开枪，只是高声地用喉音叫喊着难懂的话语，他在用本族语言、阿尔明尼亚语谩骂。
奥加涅相在一九四四年底又一次碰到了第七十三师。他据守着华沙北面布格河、那雷夫河、维斯杜拉河之间的防线。那时候熟知自己的翻译员的善良、懒惰和忧郁性情的鲁缅采夫，觉得奥加涅相有时侯的举动很奇怪，只有切骨的仇恨才能把一个人变成这副模样。
当奥加涅相又收到一个俘虏的时候，他把这个俘虏打量了很久，一边恶狠狠地冷笑，露出了因经常抽烟而发黄的不整齐的牙齿，他问：“一九四二年你在哪儿？”
“起先我在凯尔切附近……”俘虏开始说话了，可是看见翻译员扭歪了的脸，他突然打起哆嗦来了。
当俘虏被带走以后，奥加涅相又恢复了往常那和善、亲切而带点儿古怪的样子了。他把自己认识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的一段经历告诉了鲁缅采夫：“我损失了一套多么好的衣服！损失了一条最好的领带！”他嚷道，仿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坐在大桶上渡海，可是波浪把大桶上的衣服冲走了……或许它现在还在那儿漂浮呢。”
鲁缅采夫对这个可怕故事的有趣结局并不发笑，他说：“唔，我们等着吧。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你的第七十三师的末日在最近几天就要到了。”
真的，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在华沙附近被打垮了。它的士兵们都扔掉武器四处逃散了，炮兵团全部被俘。奥加涅相碰到这个师的俘虏不止一次。虽然他觉得在凯尔切的仇全报了，但是他依然久久地详细地审问着第七十三师的士兵，细细地回想着这个师毁灭的细节，审问各团和各营、甚至他知道姓名的个别军官的命运。第七十三师的情形现在他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出其不意的是，又有两个第七十三师的士兵被带他那儿去了。他开始审问他们，照常幸灾乐祸地冷笑，暗示着使他们惊奇的细节。
其中有一个瘦长的德国青年，翻译员问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俘的，他回答说，他和同伴们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庄园里给一个俄国兵捉住的，他们躲在那儿，打算换了便服以后逃回家去。
“问他的家在哪儿。”鲁缅采夫说。
奥加涅相问了后，得到的回答是：“施奈德穆尔。”
鲁缅采夫怔了一下，他甚至觉得奇怪，为什么奥加涅相对德国人的回答漠然置之。唔，对啦，翻译员问到这里为止，由侦察兵继续审问下去。
鲁缅采夫把其余的德国兵押解到战俘集合站后，开始在翻译员帮助下无微不至地审问从施奈德穆尔来的那些德国人。
俘虏们的口供如下：施奈德穆尔城——它的波兰名字叫做比拉，坐落在库托夫河畔。‘第一六零帝国大道’在它那儿经过，直通到波罗的海和科尔堡；‘第一零四帝国大道’通过斯特丁，伸展到汉诺威省的卢贝克，稍微靠西是‘第一帝国大道’——直通柏林，并且更远通到马格德堡、布伦瑞克、多特蒙德、爱森、杜塞尔多夫和亚岑。
这个红发蓬乱的德国人原来是个司机，他特别赞美这最后一条‘第一帝国大道’。
“这条道路，”他象一个筑路的包工头把完成的工程交给主人时一样，微微自满地说，“柏油铺得极好，非常舒适。它会引领您一直到柏林，直大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从施奈德穆尔到柏林——恰好是二百四十公里，乘汽车三小时就可到达。”
鲁缅采夫听到这个德国兵这番殷勤而仔细的陈述，不禁笑了笑。这个德国司机觉得自己好象是在本国土地上，他溜着眼睛，用向导赞美景色的语调继续往下说：“第一帝国大道是德国最长的一条公路。除了特等汽车路以外，它是最好的……伸展到很远很远，直通到和比利时接壤的边境……”
“这有多远？”鲁缅采夫问。
“八百多公里。”
鲁缅采夫纵声大笑起来。在他远东人看来，这样的距离是微不足道的。从边境到边境不过是八百多公里！他想起了黑龙江沿岸遥远的地方，在那儿一千公里被认为是近在咫尺的。他又想起了昨天从一个坦克将军那儿听到的“绿街”，那差不多有四千多公里呢！
“好啦，别扯得太远了，”他末了说，“让他们继续讲施奈德穆尔吧。”
俘虏们开始讲述。
这座城市被一条森林带——城郊森林从东面和南面围绕着。不错，他们都知道许多古老的要塞炮台的所在。最大的一座设在城东十五公里的地方，那儿有许多堑壕。城南五公里还有一座“瓦尔特”炮台。在炮台与炮台之间，有混凝土筑成的旧机关枪射位。固然，它们已经很荒凉，长满了野生植物，孩子们常常在那里面玩耍。边界已经远远地东移了，森林里有很多湖泊和流入库托夫河的小溪。
俘虏们都用心地把自己的情报绘在图上，详细地说明每个细微的特点。
至于这座城市本身，它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有许多兵营、锯木厂、制绳场、菲特列大帝的纪念碑、古老的教堂。有一个俘虏是住在中心区兴登堡广场的，另一个住在西郊柏林纳大街，他们在那儿都有亲属，就是……
“明白了，”鲁缅采夫说，“问他们河流，那是一条什么河，我们必须强渡它。”
“库托夫河本身是一条不大河，但是河水丰沛。它是内茨河的支流，从东南方流入城中，把城市分成两半。东面的一半较小，西面的一半较大。这条河很平静，河床多沙，河岸陡峭，有游泳场和船坞……”
“行啦……”鲁缅采夫笑了笑。
有一个德国人说：“或许在这儿的邮局里可以找到城市全图，因为施奈德穆尔是本区的中心。”
果然找到了这样的地图。于是在邮政局长的房间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个地形学者和一个绘图员开始给各团复制城市全图。奥加涅相把街道、广场、工业和公共建筑物的名称都译成了俄文。
鲁缅采夫非常满意，他高兴地想起了那个不知姓名的俄国兵，这两个从施奈德穆尔来的德国人就是他在一个偏僻的小庄园里捉住的。
第十六章
一小时后，军侦察处分处长马雷舍夫上校打来了电话。
上校知道鲁缅采夫有施奈德穆尔城的详细地图后，他命令把地图发给将同谢列达将军的师共同包围这个城市的那几个师每师一张。鲁缅采夫到司令部去打听所指的是哪些师和它们的驻扎地点。在这儿查明了：将从施奈德穆尔东面进攻的是伏罗别耶夫上校的部队。谢列达的师奉命从北面包抄该城，并占领西郊的阵地。
据一个值班军官报告：伏罗别耶夫的部队已经向城东发起了攻击。果然，远远听得见隆隆的排炮声，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
因此被包围的这个城市会把鲁缅采夫和塔尼亚分开。这件事对于鲁缅采夫那充满着爱的心，是算不了什么的。
可是马雷舍夫上校关于将城市地图发给友军的命令，却使他在占领施奈德穆尔之前能有跟塔尼亚见面的机会。要是鲁缅采夫亲自送地图到伏罗别耶夫上校那儿去，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去做这件事不大适合：要是塔尼亚不在那儿，他就不想亲自送地图去了。可以派安东纽克或者别的什么人去。
谢列达将军很满意，因为他的侦察队给伏罗别耶夫的侦察兵们‘擦鼻子’，而且现在还在帮助他们。
“到那儿向伏罗别耶夫问好。”谢列达微笑着说，并抚摸着胡须。“问一下，或许他还需要什么——告诉他，只要把德国人封锁得更牢固些，城市由我们来夺取！”
鲁缅采夫吩咐备马，他从手提箱里拿出来一顶深红色帽圈的“平时”军帽戴上了，跨上了他那匹黑马奥尔里克，由齐比列夫伴随着，向施奈德穆尔疾驰而去。一会儿后，两个骑马的人折入一条横路，到了一座大森林。鲁缅采夫想着塔尼亚，并且想，只要她在这儿就能够减轻他由于留在施奈德穆尔近郊而引起的烦恼。当时别的师和集团军都跟随摧毁着德军巩固的壁垒的坦克兵团，向西推进，越来越接近柏林。
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是以骁勇善攻闻名全军的。这个师是以边防部队为基础而组建的，士兵们以此而自豪。那是一个坚强的师，它防守坚固，进攻神速。伏罗别耶夫本人是一个老肃反人员和边防军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同边防军的制服和绿色帽顶的军帽分离。
伏罗别耶夫把城市图和炮台图看了好久，他早已知道有人将给他送来这张图：在军队里一切消息都传得很快。
“哦……谢谢，”他说，“这件东西可不坏。请转告谢列达，叫他坚守西郊，我和我的边防军们在这儿进攻……”
鲁缅采夫微微笑了笑：他的师长也是这么说的呀！
侦察兵去找在这儿的他的同事去了，齐比列夫握住了马缰，跟在后面走。鲁缅采夫顺便向侦察兵们探问他们医疗营的驻扎地点。在探问的时候，他借口牙痛，扭歪着脸，装出痛苦的神情。
“我们的医疗营还远远地落在后面。”他解释说。
鲁缅采夫因为觉得自己的手段巧妙而微笑起来，他避开了齐比列夫的目光，跨上马，就向医疗营疾驰而去。可是齐比列夫照例不动声色：他惯于不提无意义的问题。
医疗营驻扎在隐藏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深处的一个大村子里。
他这次对齐比列夫也不看一眼，笑盈盈地、然而有点儿羞怯地问一个走过的女护理员，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塔吉亚娜·伏拉吉米罗夫娜·柯耳切娃军医上尉。女护理员看见这个满面春风的蓝眼睛少校骑着一匹漂亮的黑马，便怀着露骨的好奇心卖俏地回答道：
“她刚走不久……有什么话要向她转达吗？”
不知道因为不能克制那种说别的女性的坏话的习惯呢，还是要警告这个讨人喜欢的少校，她恶毒地补充了一句：“她每天晚上坐汽车出去……”
“知道了，”鲁缅采夫无意识地说，仍在微笑。
“来接她的是一辆小汽车……”
“知道了。”鲁缅采夫又说了一遍，但是笑容已经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使劲勒住了马，以致那匹马把前脚竖起来了。他向这个愣住的姑娘点了点头，就往远路疾驰而去。齐比列夫骑着马跟在他后面奔驰，可是不久就落在后面了。
鲁缅采夫稍微定神后，就勒住了马，拍拍它的脖颈，高声问道：“你这个可怜虫，犯了什么罪啊？”
“……怜虫……罪啊……”森林里传来了回声。
“德国人的回声，却说着俄国话”鲁缅采夫冷笑一声。
西边炮声隆隆。马儿听见这些很熟悉的却是不大爱听的声音，竖起了耳朵，快步走着。不知道是飘雪，还是下毛毛雨，湿淋林的，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一会儿后，鲁缅采夫来到了那条所谓的“第一帝国大道”。苏联军队现在正循着这条大道隆隆地疾进。一个重炮团开过去了，炮车隆隆地响着。防坦克炮猛烈地跳动着，疾驰而过。携带着可折叠的浮桥船的工兵旅过去了。装载着迫击炮的载重汽车在旁边慢慢地驶着。人们怀着怜悯地心望着沿着道路静静地走过的浑身湿淋淋的疲惫的步兵们：大家都觉得留在施奈德穆尔近郊的那几个师多么不幸啊。
一个坐汽车的炮兵少校驶到鲁缅采夫跟前，他说：“怎么，您停留在施奈德穆尔吗？哦，我想您是会不高兴的。”
看见步兵少校阴沉而异常的脸色，他主观地领会了他的心情，甚至微微负疚地说：“可是我们或许也会被留下在奥德河上……”
鲁缅采夫对这个独创的安慰也笑不出来。后来炮兵少校走了，而鲁缅采夫也去找他的师了。他看见尼柯尔斯基中委迎面走来，浑身湿淋淋、睡眼惺忪。中尉带着通讯兵们在架设师的电话线。他看见鲁缅采夫，马上就向他“宣布”消息。
“您可知道，近卫军少校同志，我们要围攻施奈德穆尔！”
“我知道，”鲁缅采夫回答，“司令部在哪儿？”
“循着电话线走，它们会把您引到司令部的。”
“米谢尔斯基回来了吗？”
“回来了，还带回来几个俘虏。”
第十七章
鲁缅采夫进入了一个村子，他在这儿的一条街上突然把马勒住了。他看见了一所房子，其实不是一所房子，而是一所灰砖砌成的大敞棚，象一个汽车间——有着同样宽阔的双扇门。门上有个小窗。有三道带刺的铁丝网代替围墙围住了房屋，它们远远地伸入围着这所房屋的菜园深处。铁丝网缠绕在坚硬的槲树椿上，在树椿与树椿之间胡乱交叉地缠绕着。沿着这道特别的围墙，每隔十到二十公尺就有一座不高的四方形木望楼，楼顶是三角形的。
一个围着铁丝网和望楼的那座大远子堆满了粪便和碎纸片。这一切——一所没有窗子的灰色敞棚、一座院子、生锈的铁丝网和几座望楼——合在一起，显现出一副叫人讨厌的可怕样子。
鲁缅采夫跳下马，把缰绳交给齐比列夫，他自己缓步走进了这座棚子。水泥地上铺着稻草，稻朝上还留着人体压过的痕迹。墙上缭草地写着俄文和乌克兰文的题词——这是极端绝望而又满怀希望的被压迫的人们的心灵的流露。
不，这不是集中营，而是俄国战俘们和奴隶们的简陋住所。他们被赶到村子里来做田野的工作，而在红军到来之前不久又给匆匆地驱走了。这不是什么梅达涅克，而是给“东方工人”居住的营房。
最叫人害怕的是，这所有围墙和几座性望楼的灰色房子是跟别的木房子并排的。它的右边有一所没有铁丝网，漆成白色的简陋房子。院子里还有公鸡的啼叫声。左面立着一所灰色小屋，窗子上还挂着窗帏。固然，本村的居民都逃走了。可是他们几天前还在这儿住着，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跟铁丝网的围墙直接相连的菜园里安静地种植了白菜和萝卜！对面也有几所房子——一些简陋的木头住房。
鲁缅采夫走出棚屋，跨上马，很快就到了侦察兵那儿。他在这儿摘下那顶深红色帽圈的‘平时’军帽，愤怒地把它塞进了手提箱，脱下军大衣，戴上战斗帽，穿上一件短棉袄，束紧皮带，把手枪藏在怀里，然后打量了一下在院子里排着队站在他面前的侦察兵们，说道：“喂，弟兄们，我们去把施奈德穆尔攻击下来！战争继续进行。要不然我就会老是在各处游荡……一会在集团军司令部里，一会跟随着长官，一会儿又在天知道的什么地方！”
那时候奥加涅相正在审问一批新的俘虏，就是米谢尔斯基和他那一队人捉来的俘虏。这儿没有一个第七十三步兵师里的人，但是他详细地审问着这些德国人，因为鲁缅采夫交给他一个任务：明确敌人在施奈德穆尔的布署。
一个肮脏的彪形大汉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原来他是德军要塞营营长的传令兵。据他供述，城里有一所布郎堡骑兵学校，驻扎着海军第二十三中队、两个要塞机关枪营，还有十营国民军、一个警卫团和一个坦克团。
这个俘虏每说一句话，总要呻吟、叹息和挥手——这个颓丧的、什么都不相信的德国人对一切都挥手。
“啊，对啦，”他说，“希姆莱到这儿来过！”他说到希姆莱的时候也挥手，好象是说：“他在这儿又能做些什么呢？”
“不错，五天前希姆莱到这儿来过，他任命党卫队勒姆林格中校做城防司令。”他又挥了挥手，“勒姆林格在这儿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为什么还要抵抗？”奥加涅相提出了这个早已是老掉牙的问题。
“唉……对啦……”德国人说，叹了口气，“命令是命令！……”他又挥了挥手，这一次他是对自己和对那些被纳粹们强迫着作战的伙伴挥手，虽然每个人都明白，再打下去已经是没有意思的了。
鲁缅采夫叫安东纽克把全部材料报告给师长和马雷舍夫，他自己带着侦察兵们到前线去了。
敌人在东面，在战争中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莫斯科附近，那时候鲁缅采夫是突围出来的。鲁缅采夫想到突围，又想起了塔尼亚。
“您结过婚吗？”他向默默地跟他并排走着的司务长伏罗宁问道。
“没有，”伏罗宁笑了笑，“没有机会。柏林一攻下，我就立刻回家去结婚。”
“这么急？！”鲁缅采夫打趣说，“有未婚妻了吗？”
“怎么没有？”伏罗宁回答，“谁没有心上人呢？我将来回到家里，当然要问问她在那儿的生活情形。哦，对啦……我有一个侦察兵在那儿，”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睛，“我的妹妹跟她在一个工厂里做车床工人……她把卡佳的情形都写信告诉我。她生活怎样，跟谁在一起……总之，什么都……”
“这不大好，”鲁缅采夫严厉地说。“可能有人会说她的坏话，你马上就相信吗？”
“为什么马上就相信？”伏罗宁回答说，鲁缅采夫的态度使他有点儿奇怪。“只有傻瓜才会一下子就相信……”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严肃地说，“我的卡佳是个好姑娘，我并不怀疑……您有了心上人吗？”
鲁缅采夫向在他左边静静地走着的齐比列夫悄悄地瞥了一眼，说：“还没有。”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颗迫击炮弹的爆炸声，鲁缅采夫继续说：“这下你明白了吧？想老婆还早呢？”
他们走进了一个村子，在它的边缘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塔。不知道这座塔为什么造在这儿：它是当作古迹供人们欣赏呢，还是作为火警了望台呢？可是鲁缅采夫马上就欣赏了它的好处，决定在这儿设立师长观察所。它走上螺旋形楼梯，用望远镜观察。笼罩着潮湿的蓝色烟雾的城市在他眼睛展开了。屋顶上的红瓦是潮湿的，右边是火车站，左边是一所大工厂的几座不冒烟的烟囱。
鲁缅采夫派一名侦察兵送报告到司令部去，他自己和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们走过在挖掘着战壕的分队，走过新的炮兵阵地，走过配在山谷里的迫击炮，走过烟雾腾腾的行军灶。士兵们在各处奔忙、安排、生篝火，咒骂着这座阻挡他们向柏林前进的城市，虽然在三个星期连续不断的进攻以后他们已经极度疲劳了。
这种情况使人感到在进攻时期中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的堑壕站的气氛。侦察兵们沿着交通壕走，一会儿跨过一个睡着的士兵，一会儿跳过一个还未全部完成的堑壕地段里的土堆。
鲁缅采夫沿着战线走，一边跟连长们、排长们和士兵们——主要是机关枪手们和狙击兵们谈话，又跟团侦察兵们、工兵们和炮兵观测员们谈话，详细地询问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然后把这些材料记录在地图上和观测要图上。他尽力把一切都做得尽可能的详细。各团将在拂晓发动攻击，所以必须了解和概括德军的防御配系、火力点和工程障碍的配置。此外，应该忘掉塔尼亚，鲁缅采夫诚心地努力想忘掉她。固然，在听指挥员们说话的时候，他有时侯突然发觉自己在想念的是塔尼亚。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蹙着额，去想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严厉而安详的面孔在他的记忆里浮现出来了。而这个会议每次都鼓励他，使他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他沿着师的战线从南向北走，那张城市全图上渐渐地打满了标志出德军大炮、坦克、机关枪位置、铁丝网和布雷区的各种记号。
他毕竟又一次想到了塔尼亚：他在掩蔽壕里的机枪眼旁边，偶尔遇见了他的旅伴——那辆有名的马车的“主人”丘霍夫上尉。
丘霍夫上尉看见少校——那个“洁癖者”，穿着一件短棉袄，腰间挂着两颗手榴弹，率领着师侦察兵们，大为诧异。更使他惊奇的是他知道这个少校就是赫赫有名的、勇敢的、始终好运气和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关于这个人，士兵们中间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事情。
丘霍夫很窘。鲁缅采夫也觉得很窘，但是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整个世界仿佛商定了要使他想起那个柯尔切娃！他皱着眉头，说：“我们又碰到啦！唔，说吧，你在德国人那边看到了什么……”
丘霍夫把他所看到的情况简短地告诉了鲁缅采夫，又在城市图上指出了他和他的士兵们所观察到的火力点的配置，这图是鲁缅采夫的图，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的地图已经发到了各步兵连长的手里。
当鲁缅采夫把丘霍夫的情报记录在自己的图上的时候，丘霍夫把他打量了一下。端正的侧面，一个稍微向上翘的鼻子，漂亮的嘴唇此刻紧闭着，额角高而发亮，有一头淡黄色头发。丘霍夫心里有一种嫉妒似的东西在搅动——不是对鲁缅采夫的荣誉的嫉妒，而是对他那清楚地可感觉到的心地澄澈和没有任何类似炫耀的行为的嫉妒。
鲁缅采夫收好地图，说：“走，我们去观察一下。”
一个侦察兵坚持地轻声说：“近卫军少校同志，您该睡一会啦。您有好几夜没有合过眼了。”
“对呀，”另一个支持他，“我们自己去观察吧。”
“我睡过了，”鲁缅采夫反驳。
“什么时候？”第一个侦察兵问，“我们可没有看见……”
“我从集团军司令部回来的路上睡过了。”鲁缅采夫说，他想起了前天晚上他和塔尼亚一起“值班”的见证人在这儿，立刻脸红了。他赶紧补了一句：“我跟军事委员同车的时候打过瞌睡……”
“您没睡过，近卫军少校同志，”一个四方脸的侦察兵抱怨地说。
“别提啦，”鲁缅采夫打断了他的话。“走吧，跟我们一起走吗？”他问丘霍夫。
丘霍夫跟侦察兵们一起出去了。雨雪交加，他的士兵们叫它做“法西斯小雨”。堑壕横过一条丘岗，他们在它的东面斜坡上停下来。
“这儿很适宜，”丘霍夫说。
鲁缅采夫用望远镜查看了一下，对丘霍夫微微责备地说：“你们离德国人这么远就挖了壕沟……”
士兵们坐在堑壕里，他们在谈话。鲁缅采夫侧耳静听。一个黑胡子的上士显然在谈论政治。他站在一挺轻机枪旁边，一边凝视着堑壕前面灰色的烟雾，一边讲着话，不时掉过头去望望用心地倾听着他的话的士兵们。
“……希特勒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他没有动过老板们一根毫毛。这一点，我们都明白：法西斯分子都是资本家的走狗。为什么希特勒还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正确的先进思想。它同工人阶级血肉相连，劳动人民不能把它放弃。劳动人民要不是受了骗，绝对不会拥护希特勒的。事实是，德国工人……被这个强盗骗了。”他停了一会，接着沉痛地说：“我是一个煤矿工人。唔，德国也有煤矿工人。我老是想：德国煤矿工人和矿工们怎么会让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呢？他们怎么会向我们俄国煤矿工人进攻呢？他们怎么会替那些制造轰炸我的故乡的矿坑的容克飞机的工厂采煤呢？我一生在故乡的矿坑里做工，那儿工人就是主人。他们怎么会受这样的骗呢？我得承认，我没想到煤矿工人会受骗到这样的程度！”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阴郁地解释说：“我说煤矿工人，是举个例子的……总之，我是说工人。自然，现在我们应该表现出伟大的工人阶级的苏维埃意识，而且要懂得，为什么不要笼统地仇视德国人，不要仇视全体德国人：既恨那些骗子德国人，又恨那些受骗的德国人。斯大林同志始终是这样的教导我们的……”
“是您的？”鲁缅采夫赞佩地点了点头，小声问丘霍夫。
“党组长斯里温科，”丘霍夫回答。
“他说的对，”鲁缅采夫说，狡猾地眯着眼睛。“明白道理的人，不象某一些人。”
丘霍夫脸红了：他很明白，鲁缅采夫所指的是什么。侦察兵显然想起他们不久前的争执了。
斯里温科忽然停住不说了，接着他叫喊起来：“瞧，德国人在移动！”
德国兵的微小的身影越过了铁路的路基。
“通知炮兵，”鲁缅采夫说。
丘霍夫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掩蔽壕去打电话。我们的炮队和德国人的炮队差不多同时开火了。炮击持续了十分钟之久，德国人的炮弹在稍微偏左可是很近的地方炸开了。
“卧倒！”鲁缅采夫说，一边继续察看着。
他根据火光、炮声和爆炸力，测定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和大炮的口径。鲁缅采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无敌的——炮兵们常常向他讨教。他一边仔细地察看并侧耳倾听，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
“对啦……七十五公厘……好……车站与机车库之间的基准线上还有一门同样口径的炮。好啦，哎呦？！一百五十五公厘以上……就是它……卧倒，弟兄们！”
他微微俯下身子。紧跟着刺耳的啸声，一颗炮弹在堑壕后面炸开了。离丘霍夫的掩蔽壕不远的一棵孤零零的赤杨树被炸得粉碎。一片片沙地四下飞散了。鲁缅采夫朝四周望了望，看见了连长。丘霍夫站在土堆上，上半身露出在堑壕外面，抽着烟，这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就好象他从前坐马车的时候一样。鲁缅采夫半讽刺半赞赏地笑了笑，心里想：“好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不过他的大胆是没有话说的！”
“把身子弯得低些！”他说，“干么白白地冒险！”
丘霍夫听从了他。
炮击就象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
“走吧，”鲁缅采夫转脸对侦察兵们说，“必须向师长报告这里的情况。”他亲切的同丘霍夫握手告别，并且又说道：“您的党组长，真了不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侦察兵们已经走远了，可是丘霍夫又在堑壕里站了一会。
丘霍夫很勇敢，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能不觉察到鲁缅采夫的勇敢是更加纯洁的。
鲁缅采夫并不炫耀他的大无畏精神。他站在堑壕里不是因为他想表示给人家看他的本领，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做。丘霍夫看到了侦察兵们对鲁缅采夫的爱戴。第二连的士兵们都尊敬丘霍夫，可是在他们对待丘霍夫的态度中，显然没有象鲁缅采夫在士兵中间所享有的那种亲切和几乎近于盲目的信任。
丘霍夫有很年轻的人们所固有的那种模仿他们所敬佩的人物的愿望。可是他立刻又“把自己包围起来”，他觉得自己这种心理很可鄙。
鲁缅采夫在回司令部的途中想着丘霍夫，说句老实话，与其说是想念他，倒不如说想念着前天和他一起的、显然是和塔尼亚的最后一次会面。
第十八章
女护理员对鲁缅采夫所说的话中流露出对塔尼亚的恶意，不是偶然的。医疗营里的人们起先都很喜欢塔尼亚，可是近来却一致地责备起她来了。
问题在于：一个多月来，军部的一个上校谢苗·谢苗诺维奇·克拉西科夫对塔尼亚特别注意起来。这个人年纪比她大一倍，是个仪表堂堂的军官，在各师里，他以严厉和个人的勇敢而出名。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年纪和塔尼亚差不多的女儿。
如果同事们对塔尼亚都漠不关心，那么这件事或许不会使她们焦虑不安了。然而她们都喜欢塔尼亚，所以她们都苦恼地对她失望。塔尼亚最亲热的女友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列夫柯耶娃特别愤怒，她是医疗排排长，一个小眼睛、高个子、爱唠叨的黑发女人。真的，她对男人总是格外不信任。她喋喋不休地呵斥那些在士兵或军官中间有了‘朋友’的女护理员。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去吗？”她说，“放心吧，战争不会放过这种事情的！你们以为这不会给人家知道吗？你们以为就要回家，开始过新的生活吗？胡说八道！世界是狭小的，亲爱的姑娘们！相信我的话吧！”
医疗营里的姑娘们有没有听从她的劝告，不得而知。至于塔尼亚，她曾经向玛莎直率地声明过，她不愿意听她的教训，而对女友的铮言，她只报以温柔的一笑。
这一笑倒把玛莎说服了。塔尼亚的笑总是使人感到心里快慰：在她的笑里人们充分感觉到停心地的善良。她的笑马上改变了大家对她的整个印象。当她脸色严肃并在她额上两道黑眉之间出现一条严厉地笔直的皱纹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严厉的、不容易接近的，甚至有点儿凶。可是她只要一笑脸，立刻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体态匀称的女人的心地是温柔而爽直的。
伤员们都不知道她的姓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那个笑眯眯的女医生。”
在塔尼亚动身到集团军卫生处出席外科医生会议前，玛莎（有好多次了）想跟她倾心地谈一会。
玛莎不敲门就走进了塔尼亚的房间，在门旁站了一会，不知为什么违背了她的习惯，用两只手在军大衣口袋里摸索，好象在找什么东西一样。接着她突然抱住塔尼亚，甚至哭泣起来。
玛莎的眼泪使塔尼亚很不开心。她厉声说：“您为什么哭我？您为什么伪善地不作声，佯作笑脸？总之，是谁请求您监护我的？谢苗·谢苗诺维奇是个很善良而可爱的人啊……”
“好人！我们知道这些好人！”玛莎嚷道。
“你多么糊涂呀！”塔尼亚笑了起来，“为了使您安心，我可以告诉你，谢苗·谢苗诺维奇只不过把我当作一个好同志而已……”
“请别笑啦，”玛莎用手遮住，不愿看见塔尼亚的笑容。你是怎样想的？他想把你收做干女儿吗？突然爱怜起孤儿来了？好吧，随你的便……上校老是缠住你，向你献殷勤，他对别人很严厉，可是对你多么亲切啊，他教你开汽车，显然，你觉得高兴……可是这使我厌恶！”
她走了，怒冲冲地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塔尼亚很喜欢克拉西科夫，一个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对待她亲切而又恳切，或许，甚至还爱着她，这的确使她受宠若惊。她非常敬佩他的勇敢，关于这一点她听说过很多了。固然，塔尼亚毅然决然地阻止了克拉西科夫把谈话转入谈情说爱的种种企图，不过她只是开玩笑地回答他。
从外科医生会议回来后，塔尼亚就去见医疗营营长鲁特科夫斯基上尉，那次放肆地坐马车行为和同鲁缅采夫的以外相遇还留在她的记忆中，当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克拉西科夫打来了电话。鲁特科夫斯基把听筒交给她。
“您已经回来啦？”克拉西科夫高兴地说，“您的旅行怎样？”
“很好！”塔尼亚回答。“我在波兰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而在德国回到了它那儿，您知道，我是怎样进入德国的吗？您永远猜不到。坐马车来的！坐了真正的伯爵的马车。”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克拉西科夫问，“或者，您到我这儿来？好吗，我派人来接您……今天您没有什么事。开一会汽车吧……”
她同意了，现在她到餐室里吃午饭去了。
午饭已经开过，医生们都已经散去。女厨子，一个身材矮小、眼睛乌溜溜的乌克兰姑娘，给塔尼亚端来了第二道菜，在她身边站住，两只手交叉地按在胸口。她说：
“那么，战争快要结束了吧。塔尼亚·伏拉基米洛夫娜，您没有到过日密林卡吗？”
她老是用这种奇怪的方式——爱称和父称称呼她，塔尼亚倒也喜欢这样的称呼。
“没有，”她回答，“怎么样？”
“我是日密林卡人。”女厨子羞怯地笑了笑，好象谈什么秘密事情似的。
“你想回家吗？”塔尼亚猜测。
“是呀。”
塔尼亚说：“可是我家乡的城市全给毁了。尤赫诺夫。一座小城市。大概您没听过这个城市吧？”
“怎么没听过？我听过的，在苏联情报局的战报里。”
塔尼亚从餐室里走出来。汽车已经在等着她了。飘着雪花，雪花慢慢地落在光滑的车身上，然后慢慢地融化。司机在潮湿的玻璃查后面打着瞌睡。塔尼亚打开了门，坐在他旁边。他惊醒了，跟她打过招呼后，问道：“您要坐到驾驶盘后面吗？”
“不，您自己驾驶吧。”
塔尼亚望着路旁光秃秃的树木，一边悄然微笑一边想着鲁缅采夫以及和他的两次相遇。可是塔尼亚一想到他们今天分别的情形，她的笑容就消失了。鲁缅采夫不知怎的同通很冷淡地告别了。他看见了他的师里的汽车，就急忙地赶去，仿佛他必须跟这些车子一同走似的。
克拉西科夫居住在军部所驻扎的村子里一所前面装有铁栅的小屋里。一只黄鹦鹉在窗口的一只大笼子里跳来跳去，这是逃跑了的房东留下的。鹦鹉用尖锐的喉音欢迎进来的塔尼亚。
“再见！”
克拉西科夫不在屋子里。一会儿，他打来了电话。克拉西科夫平常说话总是有力而且响亮的，笑声如雷，现在他却低声说：“塔涅奇卡……请原谅，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了，出乎意料之外……”
“好，我等着，”塔尼亚说。
“不，不，”克拉西科夫踌躇起来了。“不必等我，我不会马上有空的……”他更坚决地一本正经地补充，仿佛对一个参谋说话似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战斗任务，必须准备一下。您去转告您师里的人做个准备，再见。”
“再见！”那只大鹦鹉又叫了一声。
老实说，塔尼亚是带着一种模糊的恼怒的心情回去的。她不是对克拉西科夫生气，可是她讨厌他腔调里的某种东西，最可能的是，克拉西科夫对军事委员的那种惧怕使塔尼亚感到不快。
塔尼亚没有猜错。克拉西科夫确实有点儿害怕西斯克雷洛夫。军事委员的严格要求和对缺点的敏锐的注意是众所皆知的。此外，西斯克雷洛夫不容许“行军中的恋爱”。将军每次碰到克拉西科夫，总要问起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情况。
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他是否知道了克拉西科夫正陷入热恋之中？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将军对于军官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熟悉，常常使他们诧异。
西斯克雷洛夫到军部去了片刻。他到坦克部队去是为了执行总司令部的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随他同去的有一个坦克将军——刚开到前线的新坦克兵团的司令员。军长和副军长们都在集团军司令部里，所以军事委员跟克拉西科夫谈了十五分钟。
西斯克雷洛夫对克类西科夫的印象并不坏。他很重视他的坚毅、勇敢和无可置疑的组织能力。固然，将军认为克拉西科夫不善于独立思考。可是他执行得都很正确。
西斯克雷洛夫有时侯对这种机械式的执行很不满。在举行会议或者发布命令的时候，军事委员总希望有人提出异议——有切实理由和异议和根据部下个人经验的修正。在争议的时候，他很兴奋，热烈的辩论，最后考虑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
将军坐在克拉西科夫对面，脸色是严峻和看不透的。他听取了克拉西科夫的报告，向他作了关于改进军部各兵团后勤部队工作的指示，并指出了指挥部进入德国领土后所面临的许多新任务。他说，在这儿，必须给予军纪的破坏者以最严厉的处罚。
“是，”克拉西科夫回答。
西斯克雷洛夫皱着眉头望着他，克拉西科夫不加思索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使西斯克雷洛夫不满。他继续往下说：“自从德国人侵略我国以来，就很不容易约束我们的士兵了。您觉得怎样？”
“对，将军同志，确是如此。”
“然而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对他们作详细而耐心的解释，同时也要采取惩罚和其他的措施，直至送交军事法庭。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后，使德国人民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并集合力量来跟强大的金融寡头作斗争——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是德国的。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必须学会区分他们。”
“是，将军同志。”克拉西科夫说。
“但是，”西斯克雷洛夫把目光转向窗口，不满地说：“必须教育德国人，使他们的子孙都牢记着：跟俄罗斯尚且不可以打仗，跟苏维埃俄罗斯就更不可以打仗。”
“明白了，将军同志。”
“您明白什么？”将军出其不意地问。
克拉西科夫惶惑了。于是西斯克雷洛夫明确地说：“您必须禁止您的军里有破坏纪律的行为，无论我们的士兵的复仇的怒火是多么急切。”静默了一会，将军又问：“家里来信说些什么？您的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都很好。”
将军站了起来。
“要不要我陪您去？”克拉西科夫问。
“不需要。”
克拉西科夫送将军上了汽车，垂下两手笔直地站立着，一直到汽车和跟在后面护送的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在苍茫的夜色中消失不见了才回去。
他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塔尼亚，虽然他很想看见她，但是他不敢再往医疗营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