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果真是那辆马车。马车里只有丘霍夫上尉和红胡髭的西伯利亚人，后者坐在车夫座上充当车夫。其余的旅伴一清早就分手，回到各自的部队里去了。
丘霍夫沉闷地坐着抽烟。他看见鲁缅采夫坐在一辆大型轿车里，一想到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气愤：“又是这个少校……一个说教者……我们知道这种人……”他绝不原谅鲁缅采夫瞧不起人的态度和他那尖刻的话语，而且还是当着一个女人的面。“好小子，”他想，“大概是一个什么后方工作者……老是笑眯眯……救德国人……一个洁癖者。”
丘霍夫要去的那个团部已经不远了；团部所在的那个村子在第一个拐弯后面就出现了。
“快些，”丘霍夫说。
红胡髭把马抽了一鞭。
团部是设在一座尖形瓦顶的长房子里。房子前面有三 枝条茂密的老橡树。丘霍夫把马车停在这几棵橡树旁边，踏着整齐的步伐从一个因看到这辆样子奇怪的车子而惊讶不置的哨兵前面走过，又从在这儿立着的和坐着的传令兵们、通信员们和文书员们的中间穿过，走进了一个小房间。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在打电话。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文书员和一个电话员。
丘霍夫以豪迈轻快的姿势举手敬礼，报告说：“上尉丘霍夫来到，听候调派。”
“……维谢尔恰科夫，”少校朝电话听筒嚷道，“占领村子！什么意思——他们在射击吗？……你还想用乐队来迎接你吗？”
少校放下听筒，对电话员说：“给我接通‘百合花’……我们要知道那朵白花的情形。”
过后他向丘霍夫转过身来，拿了他的命令，问道：“哦？”
“一个精神勃勃的忙碌的家伙，”丘霍夫心里想，“难道他是参谋长吗？”
“当连长？”少校问。
“正是。”
“这个职位做很久了吗？”
“两年。”
“很久啦。”少校说，向电话员摆了摆手，叫她停止跟“百合花”通话，他问：“为什么这样久？”
丘霍夫用他那神秘的坚决的灰眼睛直视着少校。
“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少校笑了笑：“原来如此？那么谁知道呢？”
“上级知道，”丘霍夫说。
少校哼了一声，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个人是谁？”丘霍夫简短而命令式地问文书员。
“团参谋长。”
“这小伙子不坏吧？”
“谁？少校同志吗？”文书员觉得很惊奇：这个人对参谋长、苏联英雄、米加耶夫少校用这样放肆的口吻……“很不坏。”
少校回来了，他跟那终于接通的‘百合花’——白花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身对文书员说：“把丘霍夫上尉以第二步兵连连长任用。喂，那儿是一辆什么马车？”
停在窗外的马车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我的。”丘霍夫说。
米加耶夫放声笑了起来。
“啊，原来你是一位伯爵！明—白啦！……把这辆马车扔了吧！交给你的是步兵连，而不是摩托化连。记着，我们需要一个营长。好好的干，我们将委你做营长。”
“可是我很满意这个职位。”丘霍夫说。
“走吧，你可真是个怪人！”少校佯装生气地说。
“是，”丘霍夫忧郁地回答道，他又用那种豪迈轻快而随便的姿势举手行个礼，转身便走。
当他已经把门打开了的时候，米加耶夫在后面喊道：“第二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能找到。”丘霍夫简短地说了一句，走出去了。
丘霍夫是诺夫哥罗德人，他从小就没有父亲，同老母亲一起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哥哥在列宁格勒一家工厂里做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丘霍夫已经十九岁了。他刚刚从师范中学毕业，就爱上了邻居的女儿瓦丽雅·普罗霍沃娃，一个淡色头发目光清澈的姑娘，她跟他一同在师范中学念书，她应当从一九四一学年起开始在学校里教书。丘霍夫打算到列宁格勒哥哥那儿去，以便在那儿进大学。
战争把一切计划都打破了。丘霍夫用木板钉上了他的小屋子的窗户，跟瓦丽雅告别后，就同母亲一起上火车站去了。
丘霍夫在列宁格勒马上就应政入伍。瓦丽雅每天写信给他，后来德国人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城，通信就此中断了。丘霍夫随着他所在的部队开到卡累利阿战线。不断的战斗开始了，丘霍夫在战斗中马上表现出他是一个冷静沉着而又勇敢的士兵。不久他被派到少尉训练班去学习。固然他没有学习多少时候，因为学员们都被调去参加莫尔曼斯克方面的战役了，可是丘霍夫还是得到了少尉的军衔，当了排长。他受过一次重伤。同母亲和瓦丽雅失去了联络。一年后，他已经在西北战线作战了，他从报上得知：女教师瓦丽雅·普罗霍罗娃，游击队的女侦察员，被德国人吊死在诺夫哥罗德的列宁街上。
后来他从列宁格勒得到消息：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她是在冬天里饿死的，连坟墓也没有，因为她死在街上，由不相识的人们把她埋葬了。哥哥在德寇攻城的时候牺牲了，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车间。
全家只剩了丘霍夫一个人。
这个青年所受到的这些打击，在他的精神上激起了直接而强烈的反应，他变得冷酷无情了。战争成为了他的毕生事业，成为了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战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讲。后来他甚至为自己独自活在世界上而骄傲。“我有什么？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常常这样想。当士兵们接到家信，或者讲到他们的家庭的时候，他们都兴奋激动、欢笑、叹息或诉苦，而丘霍夫却轻蔑地望着他们，仿佛这些亲戚关系使他们变得更加软弱。
在战斗中他以过分大胆而出名。他对德国人——也包括俘虏在内——的憎恨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他的勇敢，长官们在许多方面都原谅他，当他们知道他遭到不幸的时候，他们都暗暗地同情他。可是，虽然如此，他们对上尉不得不谨慎小心：他太大胆了！他常常违反一切规则，走在士兵前面。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也是常常失去对他的连队的控制。
由于这些原因，丘霍夫待在连长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虽然他装得满不在乎，可是心里却是很难受的。现在他也是愁眉苦脸的从米加耶夫少校那儿出来，向他的马车走去。
马车的四周已经围着一群士兵。他们以一种惊奇而又微微开玩笑地态度打量着马车。红胡髭对他们解释着昨天从鲁缅采夫口中听到的这辆古老马车的详细构造。他把拉丁文的题词翻译成这样：为了信仰、国王和祖国。
红胡髭看出丘霍夫还要赶路，就跟他告别了：他的师驻扎在左面。他象不久前对那个近卫军少校那样，说道：“我们在柏林见吧！”
“首先要活得到。”丘霍夫说。
红胡髭把背包放到肩上，他去“活到”那个时候了。
“没有人要到第一营去吗？”丘霍夫问士兵们。
这样的人找到了。这儿有一个从营部来的通信员，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团部通讯兵。他们上了马车，在柔软的缎子座垫上愉快地颠簸着。那扇没有关紧的小门上的纹章里的鹿，好象因为看见那些异国士兵作为胜利者来到菲特列大帝的著名的波拉美尼亚——拯弹兵的祖国，而惊骇地打着哆嗦似的。
第一营营长维谢尔恰科夫少校住在村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他已经知道有一个新的连长就要到来。米加耶夫已经用电话通知过他。或许米加耶夫也暗示了这位勇敢的上尉的脾气有点儿古怪。可是营长无论如何也不提起他早已远远望见了的那辆马车。
维谢尔恰科夫是一个高高的、麻脸的、身材不匀称的人。可是他的衣服的整洁是罕见了：领子洁白，靴子擦得雪亮。
问题是在于：维谢尔恰科夫已经有了妻子。关于营长的妻子格拉莎，丘霍夫还在马车里就已经从通信员的口中听说了。
人们都公正地称格拉莎为第一营的母亲。她是一个护理员，清洁是她的癖好，而这种癖好里面还含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士兵们不知道应该叫它做什么。
维谢尔恰科夫自从跟格拉莎同居后，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关于格拉莎和维谢尔恰科夫的问题，已经在团党委会议上讨论过。在战时，特别是在步兵营里，不可以结婚。但是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却造成了一个例外。
来调查这件事的政治部指导员加林少校为了营长和格拉莎真心相爱这个理由而不能决定是不是要把他们拆散。他们的相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营里每个士兵都知道的。
加林和维谢尔恰科夫的政治辅导员和党组长都谈过。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很明显：不许军官们中间有违反纪律的现象。战争就是战争，必须叫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分开。但是加林觉得不能这样做：这不是‘行军中的恋爱’，而是实实在在的爱情。他整夜坐着思考应该怎么做调查结论，结果一个字也没写，就回到师政治部去了。加林私下作了决定，等到进攻一开始——他们就会把这件事忘掉。所以这件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虽然格拉莎此刻不在房里，但是营长的周围还是那么清洁和整齐，处处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劳动成果。过不久格拉莎回来了。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挺胖的二十七岁的女人，两条腿很粗，有一头直直的亚麻色的头发，和维谢尔恰科夫一样，脸上也有些麻子，面颊是结实红润的。
可是一看这个女人的眼睛，她那亲切的表情就会使人惊奇。一看到她的嘴和红润的面颊上的两个小涡，就会使人忘记她外表的平凡，而会使人想到比外在的美更可贵的东西——一个美丽的灵魂。
丘霍夫也模模糊糊地有这样一种感觉。
她开始忙着招待这位新来的军官，象对一个老熟人一样告诉他说，她在这儿德国人的药房里搜寻了半天，找到了一大批优良药品和不少储备的绷带。这使她很高兴，因为医疗营远远落在先遣部队的后面了。
“他们在生活是讲究清洁，”她这样讲到德国人，“不过他们的良心显然并不讲究清洁！他们已经意识到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怕我们俄国人，就好象怕鬼一样……”
营刚才占领了一个大村子，俘获了两辆完好的德国坦克和十辆载重汽车。这些车辆都停放在营长所住的屋子旁边。德国人退到了小树林里的高地上，他们的迫击炮就从那儿轰击——每隔五分钟就空气中就震响一次咳嗽似的爆炸声。迫击炮弹一忽儿从右面、一忽儿从左面向田野打来。每次响起爆炸声，营长就轻轻地而且带着威嚇的语调对那看不见的敌人喃喃地说：“等着吧……到早晨你就要倒霉了……”
“把他们从那儿赶出去怎么样？……”丘霍夫问了一句。
“人都疲倦啦。”营长回答道，“已经三天三夜没睡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吧。您可以到您自己的连里去了。它在村子里，就在那边，看见没有，在小溪的那边，在村子北边。人们会告诉您怎么走的。您那儿人力不够，所有的排长都离队了，但是有一个防坦克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火力是足够了。”
“您在那儿得注意，”格拉莎对丘霍夫叮咛说，“让士兵们在夜里脱掉靴子睡觉……最好让他们在浴室里洗个澡。”她恳求地望着维谢尔恰科夫。
“你又在提你的浴室了！”营长摇了摇头。“战士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睡眠，而不是蒸气浴……”
丘霍夫出发了。
他用鞭子把男爵的马儿们用力地抽了一下，它们飞也似地越过了小河。河水到了马的腹部，淹湿了缎子座垫。
在村口小河上一座给破坏了的小桥旁边，躺着一个阵亡的俄罗斯士兵。他躺着，穿着灰色军大衣，身上溅满了异国的泥土，眼睛直瞪着异国的天空。
这是丘霍夫在德国境内看到的第一个俄罗斯士兵的尸体。多么悲惨的命运啊：经过了无数次千辛万苦的战斗，踏过了不知多少的道路，却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牺牲了！象任何一个年轻的军人一样，丘霍夫立刻想到了自己，想到他或许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六章
德国人在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就其威力来说是强大的。凡是参加过战斗的人都知道，一个步兵连在突破了这样的防御以后，会是怎样的情形。以后，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连队的损失就轻微了：某人阵亡，某人受伤；或某人患病，这都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人数越来越少，可是连队的任务大体上仍是给一个完整的连队所规定的那种任务。现在每个人都要抵六个人来作战。没有人掉队，也没有恩患病。要打败他们是不容易的，他们都是不朽的人。
这并不是说，凡是剩下来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他们从前也都是同那些跟他们并肩作战而后来离开了的人们一样的人。不过他们增添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因此成为最优秀的战士。
第二连是由二十个“不朽的人”组成的。这个连队所以人数少，还可以用这种特殊的情况来说明：在突破的时候，团在集团军——更正确地说，在方面军的右翼进攻，可是士兵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另一支方面军已推进到河的彼岸，它的部队一下子就向北突进了。因此团——包括第二连在内——随着暴露的右翼推进。莫德林要塞地段的大炮在右面轰击它，同时在正面退却的敌人的火力，使它蒙受了损失。
虽然丘霍夫已经不是第一天打仗，可是归他率领的那的连队的人数很少，使他感到不快。“叫我来当班长！”他愤慨地想。
士兵们公然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们那个非常大胆地坐着一辆奇异的轿式马车越过小河而来的新指挥员。他那坚决的神情、冷冷的灰色眼睛和他整个的自负态度，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排长们在哪儿？”他问排着队的士兵们，好象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连队的情况似的。
一个身材高大的司务长举手行了个礼，滔滔不绝地回答道：“没有排长，上尉同志。我是司务长，还有两个班长：斯里温科上士和果戈别里切中士。最后一个排长巴尔苏克少尉在夺取布郎城堡的战役中负伤离队了。上等兵谢米格拉夫担任着文书员和管理员的职务。连队党组长是斯里温科中士。连队司务长戈杜诺夫报告。”
“去睡觉吧，”丘霍夫对他的连队冷淡地命令说，“脱掉靴子。”
但不是每个人都去睡觉。二十岁的一等兵谢米格拉夫受到进入德国这件大事所激励，无论怎样也不能入睡。
昨天晚上党组长斯里温科为这件大事举行了一次短促而热烈的士兵大会。谢米格拉夫非常兴奋，他在村边的一所汽车修理工厂里忙碌了好一阵子：他在那儿找到了一把锉刀，制造着一件东西。他唉声叹气地从那儿走出来并责难地瞧着自己的手，对党组长说：“完全生疏啦……我现在算是个什么钳工啊！连做三级钳工都不够资格。”
斯里温科安慰地回答：“回熟悉的。你起初也是一个不中用的士兵，而现在你是多么出色的战士！钳工工作更容易熟悉！”
但是谢米格拉夫很痛苦：两只手完全不听使唤了，他伤心地在村子里徘徊，向屋子里张望。他到了炮兵和迫击炮兵那儿，告诉他们来了一位新连长。他在一所没人居住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件崭新的悬挂着一枚铁十字章的党卫队员的制服。他回到自己的连部后，把他的发现报告了上尉。
“把这所房子烧掉，”丘霍夫说。
斯里温科惊异地扬起眉毛，镇静地说：“这会儿烧房子会把村子照得通明，德国人会说谢谢的。”
“什么话，你们怕德国人吗？”丘霍夫愠怒地问，但他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主张。
谢米格拉夫通知过的炮兵们——一个防坦克炮队指挥员和一个迫击炮兵中尉都来了。他们向新连长说明了他们的“经理”状况，就象他们用通用的军事用语称呼他们的分队一样。弹药缺乏——总共只有弹药基数的一半，后方离得又远。答应在早晨会空投。
月光照满了村子。大多数的人都睡了。只有几个了望兵坐在村外的战壕里：有的在机关枪旁，有的在放坦克枪旁——他们都凝视着树林和灌木从的朦胧的轮廓，把粗大的马合烟卷藏在军大衣的袖口里。大炮只是偶尔回答一下德国人的迫击炮火：他们要节约弹药。
丘霍夫送走了炮兵军官们，就躺在司务长给他预备好的床铺上。聚集在院子里的连队的士兵们开始轻轻的议论着对新连长的印象。
“看以来是个很果断的人，”身材高瘦、脸色黝黑、蓄着一撮朝上卷起的黑胡髭的裹戈别里切中士说。
“不怕死的！”谢米格拉夫补充。
大家又望向斯里温科：在他们看来，党组长的意见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斯里温科极力避免仓促的判断，只是说：“慢慢看吧。”
戈杜诺夫决定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给连长洗尘。他在营里领到了足够一星期前还是连队名单中的三十人饮用的伏特加。司务长看见棚屋里有几只逃走的房主所留下的几只母鸡，就吩咐一个士兵说：“捉三只去炸一炸吧，不过要注意，别开枪打，要不然就会把我们的上尉吵醒了。（他已经把连长称为‘我们的上尉’了，可见他已经把他当作是连队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了。）”
“上尉同志，晚餐预备好了。”
丘霍夫立刻跳了起来，穿好靴子。当他知道了为什么要叫醒他后，又把靴子脱了，心里想着要谢绝，可是看见炸鸡和盛在小玻璃瓶里的伏特加——司务长是熟悉这一套的！——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墙壁后响着士兵们的鼾声。村里的街道上不断地响着脚步声，传来了哨兵的吆喝声。村子里充满了通讯兵、工兵和卫生员。可以听见运输马车的辘辘声：它们从团部弹药补充处运来了子弹。
进来了三个驻扎在临近屋子里的师部侦察兵，他们刚从村边顶楼上的监视哨下岗，现在坐在步兵的炉子前烤火。
有人敲门。又有一队师部侦察兵由连长米谢尔斯基上尉率领来到了。两个上尉彼此自我介绍了一下。米谢尔斯基向监视着德国人的侦察兵们打听了一下情况后，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少校回来啦，”他又象丘霍夫亲切地解释说：“他就是我们的侦察队长……要送他进陆军大学，可是他不愿意现在去。”
总之，这个侦察兵上尉是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且谈吐文雅。丘霍夫却认为在前线讲礼貌是不必要的行为，他所以不讨厌米谢尔斯基的举止，只因为他是个侦察兵，而丘霍夫是尊敬侦察兵的。
米谢尔斯基和他的队员烤暖了身子后，又站了起来。
丘霍夫知道这队侦察兵要到德国人的后方去，他就问米谢尔斯基：“您跟他们一起去吗？”
“当然。”米谢尔斯基说。
丘霍夫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望着离去的侦察兵们的背影，一直到他们都消失不见了。连队党组长斯里温科上士站在台阶旁边。
“您怎么啦，在值班吗？”丘霍夫问。
“不，上尉同志，只是睡不着。”停了一会儿后，斯里温科又说：“我的女儿在这里，上尉同志。”
“在哪儿？”
“谁知道在哪儿！……在德国。她被抓到这里来。昨天政治部有人报道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我就睡不着了。”他微微笑了笑，仿佛原谅自己的弱点似的。“我这个老傻瓜想，我的女儿或许就在离我半维尔斯特的附近小庄园里，或在临近的村子的什么地方。”
“德国地方很大呀。”丘霍夫说。
“我知道，可是我睡不着。今天有一个德国人告诉我说，在邻近的小庄园里有几个俄国姑娘在做工。在一个地主那儿。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到那个地方。让我去一趟吧，上尉同志。让我可以安心。”
他们走进屋子，丘霍夫看了看地图。斯里温科所说的小庄园是在东北方，有两公里的路程。
“怎么办呢？”丘霍夫说，“您一个人去——不行。得给您几个人——可是连队里一共只有这几个人……听说，德国人那儿有类似游击队的‘人狼’队伍在活动。”
“您说什么呀，上尉同志！我决不相信他们有游击队的鬼话。德国人不敢做这种事情。德国是精明的人，知道这是徒劳的。而且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打游击呢？树林都是整洁的，条条小路都是笔直的……不，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这些仔细考虑过的话，显然对丘霍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虽然有点儿踌躇，但还是允许斯里温科去了。
斯里温科拿了一支自动枪，每只衣袋里放了一颗手榴弹，羞怯地笑了笑说：
“谢谢，上尉同志。您别对他们……”他向士兵们睡觉的隔壁房间的门挥了挥手说，“提起……我一小时后就回来。”末了他用乌克兰语说：“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疯了：党组长原来是这么一个老傻瓜！”
他举手敬了个礼，就出去了。
丘霍夫打算躺一会儿，门突然被打开了，米谢尔斯基上尉出现在门口，他浑身沾满了泥浆。
“您的电话在哪儿？”他问。“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撤退。我一直爬到了敌人的前沿。他们在撤退，我对您所说的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
他们给营部打了电话，营部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团部和师部。
全师人员睡眼朦胧地开始移动了。
丘霍夫唤醒了他连里的人。他们都因为疲劳而勉强拖着脚走，在黎明的寒冷里打着哆嗦。
“您马上就走吗？”丘霍夫问米谢尔斯基。
“是，他们在等我。”米谢尔斯基说，“再见，上尉同志。”
丘霍夫再次对这个侦察员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感到惊奇。丘霍夫随着他走到院子里，又站了一会，静听着米谢尔斯基离去的脚步声。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连部，连队已经集合完毕了。
士兵们走出了大门，村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大车和汽车。大车辘辘地响，汽车呜呜地叫，饭盒叮叮当当响。
第七章
斯里温科沿着柏油路边往前走，他那钉着铁的鞋后跟敲得直响，他走得越远，就越觉得有可能在这个小庄园里找到他的女儿，他用乌克兰语念着“女儿”这个词，是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
诚然，有一个聪明的斯里温科在他的脑海深处，仿佛是在一座小岛上似的，嘲笑着那个认为一切都有可能的空想着斯里温科。
“斯里温科，你真是一个怪人！”聪明的斯里温科一面说，一面挖苦地冷笑。“你怎么可以肯定加丽雅就在这儿，在这个小庄园里呢？你这个老矿工已经活了四十多岁，见过世面，而现在忽然相信，在这个有着成千上万的小庄园和村庄的德国，你马上会找到你的女儿——你还是回到字的弟兄们那儿去睡觉吧……”
但是斯里温科固执地往前走。他回想着他的女儿加丽雅。当德寇入侵的时候，她刚满十六岁，刚读完七年级。她是一个高高的、漂亮的、肤色黝黑的姑娘。但是在她的父亲看来，最可贵的却是她那机敏的带着讥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又是隐藏在一种和她年龄相称的、在人们面前谦恭地沉默里面的。当斯里温科跟女儿谈话并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品质——对人的了解、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愉快。当然，他也竭力不放纵父亲的情感：他对她相当严厉。
斯里温科懊悔地想起那些他现在才感到不公正的找碴儿的事件，为了她跟伏洛奇卡·奥赫里姆楚克——一个可爱的、爱说笑的、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小伙子的童年恋爱而大惊小怪，是愚不可及的。
当战争迫近顿巴斯的时候，斯里温科参加了那个调往斯大林格勒的共产主义营。他在这次战争中受了伤，在夜里由一辆颠簸的卡车送进了陆军医院。
当然，在伤势痊愈后，他尽可以说自己的职业是一个矿工——挖煤手，这样，他就未必会被征入伍，因为后方，比如说卡拉刚达，都需要矿工。但是斯里温科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职业，不，他不过没有把自己的职业说出来而已。这时候他想：因为他在军事方面缺乏经验，他一定会被派到他所中心向往的地方——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他要把德国人逐出他心爱的顿巴斯。但是他失望了：他被派到驻扎在一个偏僻遥远的、有几座汽油库的哥萨克村子里的一支高射炮队里，斯里温科常常苦闷地眺望着草原上无边无际的秋夜的天空，可是心里却渴望着西方，想念着故乡的矿井和小屋。可是他随即安心了，因为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从整体来说大家都共同地为祖国而作战，而从个体来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家而作战。
顿巴斯解放了，斯里温科第二次受伤后（那时他已经一是个步兵），有机会到故乡的煤井小作盘恒。他跨进家门，就跟他的妻子拥抱起来，在房间中央站了好久。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他隐隐约约猜到了她哭泣的原因，这是跟加丽雅有关系，但他不敢问这是怎么回事。加丽雅不在家里，因此家好象是空洞洞的，而且好象谁也不需要这个家。
后来邻居们都跑来了，这时候他才知道加丽雅的遭遇。他开始安慰自己的妻子，末了他堆起毫无信心的笑容，答应她说，他一到德国，就会找到女儿的。虽然妻子不愿意相信他的话，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低低地哭泣着。
现在他到了德国，而且还活着！而且他的女儿可能就在这儿，离他一公里的地方。
随后一个悲痛的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老是不能把它赶开：“女儿是个漂亮姑娘，哪一个男人会不看她一眼？谁不会朝她亲切地笑一下？如果这样一个漂亮姑娘做了奴隶，而主人是个德国人……”
小庄园出现了。这是一所大房子，围着一道紧密的石墙，宛如一座城堡。这道墙上的拱形小门也跟城堡的门一模一样。这些门都是用厚厚的木板做成的，还钉着铁档。小门紧闭着。
斯里温科用铁跟靴子朝门上奋力踢了一脚，嚷道：“开门！”
一只狗凶猛地狂吠起来。
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这些脚步声在小门旁停下来，然后又离开了。于是斯里温科用自动枪的枪托在小门上敲了一下。
“开门……俄国兵来啦！”
脚步声更加急促了，那儿已经不止一个人，而有几个人。末了有一个德国人的声音在小门旁畏怯地问：“您有什么吩咐吗？”
“我说，开门！”
小门开启了。
站在斯里温科面前的是一个瘦弱的德国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盏灯。有两个人影紧贴在不远大马棚的门上。他们突然举起手，慢慢地向斯里温科走来。他看出这是德国兵。
“完蛋了，”他们说。
“当然完蛋啦。”斯里温科说。
为了防备万一——出于军事上的计谋——他在寂静的夜里朝门外高声嚷道：“等一等，弟兄们！”
好象还有其他人在那儿。
可是他说这句话，预期说是为了要使这些德国人相信，还不如说是为了免得后悔。
“只有两个吗？”他问，用手指把每个士兵依次推了一下。
“两个，两个，只有两个。”老头儿结结巴巴说。
“向后转！”斯里温科命令，拿着自动枪做出要射击的样子。
德国人明白了，他们掉转身子，穿过宽大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马粪和稻草，塞满了许多车沿很高的大车。
他们走进了主人的屋子。斯里温科在门厅用俄国兵众所周知的口令“立正”命令他们止步。
“武器在哪儿？”他问，用手在自动步枪枪托上拍了一下，“这个在哪儿，武器？”
“什么也没有，”其中一个德国兵用波兰话回答。
“没有武器，”另一个德国兵回答，“扔掉了，”他做手势解释，仿佛扔掉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扔掉了……”斯里温科说。
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一梭子子弹来结果这两个瘦长的、红头发的弗里兹。但是斯里温科不会那么做——不是由于畏惧长官，他们是禁止这种行为的——虽然这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不，斯里温科绝不会这样做，这样做违反他的原则。
斯里温科走到一扇门前，推开了它。他把老头子叫到跟前，在灯光下，他看见了一只大炉子、瓷砖地和几只桶锅。两扇窗子都关上了百叶窗。他对这两个士兵指了指厨房门。他们都情情愿愿地走了进去。
斯里温科把他们关进去以后，指着锁眼说：“锁起来。”
老头子着了慌，跑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一所空屋子里远远的房间的楼梯上响着，他终于拿着一串钥匙跑来了，把厨房的门锁上了。
于是斯里温科问道：“俄国人在哪儿？”
老头子听不懂这句话，他木然站着，侧着白发苍苍的象鸟儿般的脑袋。当他明白了的时候，他挥起手来。
“走了，走了，走了。”他的声音象青蛙叫。
他们都走了，他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你的主人在哪儿？主人？哦，男爵在哪儿？伯爵？”
老头儿终于明白了，又挥起手来。
“走了，也走了！……”老头儿滑稽地跺着小脚，仿佛是说：逃跑了。他的主人也溜了。
“那么你在替他看管财产吗？”斯里温科问。“看管吧，看管吧……你的老婆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孩子。”
老头儿向前走，斯里温科跟在他后面。他们从主人的屋子里走出来。在院子尽头，紧贴墙有一所小屋，好象一个燕子窝。
他们走了进去。斯里温科看见了几张被惊吓扭歪了的女人的脸。一个老婆子和三个女孩。
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涌上了斯里温科的心头。他细细地瞧着这三个德国姑娘，有好一会工夫。
“那么俄国姑娘都走了。俄国姑娘都到西方去了……”斯里温科嘟哝说，“唔，德国姑娘都送到东方去，走……走……”
这时候他惊愕了。这几个德国女人显然都懂得这个比喻，但是她们是作为命令来理解的。她们跟母亲交谈了几句后，就开始准备。她们甚至不大着慌。她们被衣服放进包裹里。母亲一声也不哭。仿佛她们都觉得这是公平合理的。俄国妇女被带走了，现在该轮到德国妇女了。只有那最小的一个打着哆嗦，虽然她使出全部力量克制着，生怕自己的举动会触怒俄国人。后来她们站住了，开始等待。
这是一幕悲惨的情景。斯里温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笑了起来。他那洁白的牙齿闪了闪，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会有这么和善的笑，那几个德国女人也明白这一点。她们诧异地和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个哈哈大笑的俄国兵，他把手一挥，说：“不到西伯利亚去了……滚开……”
他因为自己不记仇恨而觉得愤恨了，于是对那几个欢乐地喋喋不休的德国女人威吓地吆喝了一声，因此她们立即静下来了。他自言自语：“他们带走了你的女儿，毁了你的家，而你却怜悯她们？”
可是他瞥见了她们那粗大而发红的手——习惯于信心劳动的农民的手，说句老实话，他心里确实怜悯她们：“难道是这些人带走的吗？难道是这些人破坏的吗？”
斯里温科带着这样的想法，跟在他所俘虏的德国兵后面走着，回到自己的连队去。
他在原来的地方已经找不到连队。
师部设在一个村子里。通讯兵们架设着电话线，他们一边不时打呵欠，一边温和地谩骂着。
“他们在这儿还是逃跑，”有一个通讯兵说。“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究竟打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根本不让人休息，混蛋！”
斯里温科把德国人交给了侦察兵，他们驻扎在两小时前第二连所驻扎的那所房子里，他不慌不忙地——带着自知不会误时的那种老兵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神情——向西走着，追赶自己的团部去了。
路上师政治部的一辆汽车追上了他。坐在车中的是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和加林少校。上校认出了在路上行走的那个士兵就是他的一个连队的党组长，就把汽车停了下来。
“上车吧，我送你去。”
斯里温科坐在少校旁边。
“关于进入德国的事情，你召开过群众大会吗？”普洛特尼科夫问。
“召开过了，上校同志。”斯里温科回答道，并部上了一句：“我准备让三位战士入党，可是党委会现在还没有叫他们去。”
“总是抽不出时间，”普洛特尼科夫负疚地说。“我们老是前进、前进。这也是一种苦恼！”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上校同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德国人呢？”
普洛特尼科夫惊奇地跟加林互相使了个眼色，他反问斯里温科：“你认为怎么样？”
“我想，”斯里温科抚摸着自己的唇髭，慢慢地回答道，“现在对他们必须更冷静些，那是说对老百姓。仿佛他们不只是德国人……他们也是……人。”
普落特尼科夫放声笑了起来。
“正确的感情！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感情！”他把声音稍微放低些，转脸对加林说，仿佛不让斯里温科听见赞美他的话。接着他又转脸对党组长说：“你说得很对。坚持这个见解。”
于是普洛特尼科夫跟加林谈起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的事情来。军部要求这一事件的最后结论。加林非常生气地说，把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拆开是不公正的。
“当然，”普洛特尼科夫说。“不过你还是要把结论详细地想一想。你在师部里做什么呢？”他转脸问斯里温科。
“我带来了两个俘虏，”斯里温科回答，接着为了说明事情经过，又补了一句，“我在找寻我的女儿……”
看到上校疑惑的目光，斯里温科用请求谅解的口吻解释说：
“我的女儿。她就在这儿，在德国。他们是从顿巴斯把她带走的。不过在那个小庄园里已经没有人了。她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上校的目光变得恍惚而阴郁。他没有再说话，开始望着道路。
马匹、汽车和疲倦的人们，在拂晓潮湿的雾气里，沿着道路向西移动。迎面驶来一辆给士兵们运送信件的战地邮车，驶过了许多卸去弹药的空卡车。雪花纷飞。光秃秃的树枝颤栗着。士兵们的防雨披肩飒飒地作响。
人们都默默地走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听起来很近。斯里稳科在十字路口上请求停车——汽车在这儿向右转弯要驶往团部去。他跳下汽车，向上校和少校告别，就朝机关枪狂吼得特别厉害的那个方向走去。
第八章
当丘霍夫的轿式马车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的时候，鲁缅采夫又回过头来看了将军一眼。西斯克雷洛夫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眼睛。“累极了吧。”鲁缅采夫想。正在这个时候，西斯克雷洛夫带着一种或许是憎恶、或许是执拗、差不多令人不可捉摸的感情，把头一抬，睁开了眼睛，并且转过脸来向坐在身边的坦克将军问：“你从乌拉尔那边来，要很久吗？”
少将冷不防这个问题，楞了一下，回答：“四天。我们领到武器后，马上就坐上了军用列车。”
“你们用四天工夫就走完了全部路程吗？”
“是的。”
坦克将军畅快地笑了，补充说：“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给我们布置了一条‘绿街’。”
西斯克雷洛夫振奋起来了，他转脸对鲁缅采夫说：“少校，你知道‘绿街’是什么意思？”
鲁缅采夫困惑地把两手一摊，于是西斯克雷洛夫开始解释说：
“这是一条全是绿灯的道路。在每个换车站上都停着升火待发的马力强大的火车头，火车头调换后，军用列车就飞也似的穿过绿灯的行列。奔向下一个换车站。在全部路程中没有一只红眼睛，没有一次障碍——道路是畅通的。这就是组织。
“检查员们。”少将骄傲地补充说，“沿车厢飞奔。这不是坐火车，而是飞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是如此！我直到现在还有点儿迷迷糊糊……”
一片沉默。荒漠无人的村子在汽车的窗前掠过，这些村子里的狗在吠叫，无人照管的母牛在溜达。朔风怒号，雪花飞舞。
他们驶入了一座小城，这里有铺着石子的小街和有着高高的瓦屋顶的两层楼房。
西斯克雷洛夫问道：“我们的卫队在那里怎么了？落后得不太远吧？”
副官向后面的玻璃窗望了望，半履带式装甲汽车还看不见。
“等一会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司机把汽车停在小广场上。西斯克雷洛夫打开车门，从汽车里跳了出来。其他的人也跟着他下了车。他环视四周，高声地自言自语说：
“这好象是伏罗别耶夫的阵地。”
鲁缅采夫兴致勃勃地望着黑黝黝的广场和朦胧的房屋的轮廓：塔尼亚就在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里服役。因此鲁缅采夫觉得这座沉没在黑暗里的偏僻小城是值得专心注意的。
其实这是一座平凡而索然的小城，充满夜间的沙沙响和各种声音。脚步声、士兵们轻轻地说话声、哨兵们遥远的吆喝声，每个院子里都有马儿在嘶叫。
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聚精会神地沿着人行道徘徊。他那坚实的脚步在广场狭小方地中发出回响。末了他在耸立于广场中央的一座纪念碑的黑硬旁边停住了。将军开亮了手电筒，大家都看见在石座上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铁鹰，下面是刻在石头上的和环绕着桂叶圈的数字“一八七Ｏ－一八七一”。
将军熄灭了手电筒，四周显得很暗。
将军说：“这是感恩的同胞们为色当的胜利者所建立的，城市虽小，却爱夸耀……”
汽车的前灯的光扫过了拐弯处。半履带式装甲车一驶进广场，马上把整个广场——连同市政厅的尖形屋顶、盖着雪的喷水池和纪念碑上的铁鹰——都照亮了。车头灯马上熄灭了。从黑暗里跑出来一个中尉，他是自动枪手的指挥员，鲁缅采夫从他的肩头看见了齐比列夫的脸闪了闪。
将军问：“我们行驶得不太快吧？”
“稍微慢些就好了。”中尉直率地说。
“就这样吧，”将军说。
除了中尉以外，大家都微微一笑。中尉很年轻，他认为在执行重要任务的时候笑是不适当的。而且他不满意“就这样吧”这种模糊的话语，所以他仍旧站着，等待着明确的回答。
“我们就开得慢些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大家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汽车开动了。
“会抽烟的人，可以抽烟了。”西斯克雷洛夫突然说。
坦克将军和上校都高兴地抽起烟卷儿了，鲁缅采夫掉过头来，借着这些微小的火光又看见了军事委员半合着眼睛，不知道是在思考还是在打盹儿。可是，不，他并不是在打盹儿。过了一会儿，他振作起了精神，好象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似的说道：
“但是德国人还相信希特勒的宣传。看看那些村庄：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德国无线电广播叫嚣着俄国人侵略的恐怖，号召老百姓都逃到西方去。他们都逃了。我们的情报机关传来关于这种逃跑的可怕的详细情形。人们冻死、饿死。希特勒显然决心要把至少半个德国跟自己一块儿拖入坟墓。就象野人国王一样，把活的人都拖进自己的棺材里，使那个世界也有他的臣民……”停了一会儿后，西斯克雷洛夫又说道：“可是现在我们重临波兰的领土啦……”
汽车在潮湿的道路上奔驰，在它后面留下了车轮的痕迹。雪花在车头灯的亮光里旋转，仿佛它们遭到了以外的袭击而向四面八方狼狈逃窜似的，由一批又一批新的雪花代替了它们。鲁缅采夫紧张地朝黑暗里张望着，生怕错过必要的转弯。虽然他认识路，可是上次他到坦克部队那儿去是在白天；夜间一切东西似都变了样，都变得不可认识了
拐弯处没有了。可是按照他的计算，这时候应该转弯：在一所小礼拜堂后面穿过一座小林，在那儿立刻向右转。可是现在既没有小礼拜堂，又没有小林。他悄悄地瞥了一下里程表——他们已经行驶了六十八公里：鲁缅采夫在动身的时候，已经查过里数，他向来是这样做的。
“难道错过了转弯吗？”鲁缅采夫心神不安地想。
夜间在不大熟识的道路上行驶时，一切东西都好象失去了它们的特征。道路似乎比白天更阔，而两旁的树木也似乎比白天更高。
“其实，”鲁缅采夫安慰着自己，“还没有到那个转弯的地方，因为汽车行驶很慢，司机惟恐载着自动枪手的半履带式汽车跟不上。”
可是，里程表上已经表示出七十七公里。鲁缅采夫可真的急坏了。
“里程表怎么啦？在走吗？”他装出冷静的样子问司机。
“走得不大准，”司机低声答道，“应该修理一下，可是现在怎么也抽不出时间，老是东奔西跑……”
鲁缅采夫轻松地吁了口气，斜眼看了一下将军。将军直视着前面。他的鼻梁上现出一条深刻的皱纹。盼望已久的小礼拜堂，随后是小林，都从旁边掠过去了。鲁缅采夫说：“向右转弯。”
小城出现了。在这儿，鲁缅采夫庆幸自己有计算街区的习惯：在城市里最难摸清道路，常常不得不在巷子里乱兜圈子。的确，鲁缅采夫的经验和本能救了他，他差不多总是感觉到必要的转弯。可是，除此以外，在这种场合，少校有自己的“办法”：他有一种无意识地算出转弯的习惯。
“第五街区在右边，”他想起来了，“然后第三街区在左边，之后，第一街区在左边，在那儿出城驶向公路。是第五街区还是第六街区呢？对啦，第五街区——在转弯上有一支托架和一盏被打坏的街灯。”
“向右，”他对司机说。
汽车转俩弯，驶到了第三街区，鲁缅采夫说：“向左，”之后又说：“向左。”他得意洋洋地指挥着，以补偿他刚才所受到的惊惶。房子越来越少，后来它们完全看不见了。他们驶过一座森林。
“您在这条路上走过几次？”将军突然问。
“一次。”
“出色的记忆力，”军事委员称赞了他一句，并问：“您在塔拉斯·彼得罗维奇那儿很久了吧？”
“一年半。”
“那么，布格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白天搜索是您组织的吗？”
“是我。”
“我记得这件事。智慧的行动。您是党员吗？”
“是。”
“战前您做什么？”
“中尉。”
“啊，您是一个军事干部。”
“既然您是一个军事干部，或许您应该而到高级司令部去工作……这对您的军事眼界的扩大并不妨碍……”他停住不说了，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等待着鲁缅采夫的回答。
鲁缅采夫摇摇头说：“不，将军同志，请允许我留在我的师里到战争结束吧。”
将军的副官因军事委员的健谈和他对不相识的军官的关怀而惊讶不置。西斯克雷洛夫是一个很关切别人的人，这一点副官是知道的。西斯克雷洛夫是热爱人们的。但这是一种不流露的、深切的、没有丝毫感伤性的爱。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冷酷无情的。
西斯克雷洛夫知道大家都怕他，有时侯这一点使他很不高兴。他所以喜欢鲁缅采夫，正因为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种叫人不快的对高级长官的畏惧。“这就是说，他工作忠诚，”西斯克雷洛夫作了决定，“熟悉本行……”
“考虑一下吧，”他说，“我可以对马雷舍夫说。”
“不，将军同志，别跟他说。他会把您的话当作命令，立刻把我调走……”
“随您的便吧，”将军冷淡地同意了，他又闭上了眼睛。
“我们好象到啦，”司机说。
汽车驶入一个大村庄，虽然天色已经墨黑，可是在黑暗里猜得出，村子里到处都是人。当汽车还在行驶的时候，有一张脸向汽车张望，一根栅木在汽车散热器的前面举了起来。穿着白羊皮短外套的士兵们都“立正”站着。有几个影子挥起手来，手电筒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闪烁起来，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汽车停住了。
第九章
人们等候着军事委员。汽车旁笔直地站着十个人。一个戴哥萨克皮帽的矮小而结实的人，高声而清楚地喊道：“立正！中将同志……”
西斯克雷洛夫打断了他的话：“我来介绍，这位是坦克旅旅长。他直接从乌拉尔来给您补充的。接受这个新的旅吧。”
将军们快步朝屋子走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接着就寂然无声。
鲁缅采夫踌躇不决。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老实说，现在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跟着军事委员去呢，还是跟司机一起留在汽车里？他选择了一个折衷办法：下了汽车，沿着院墙徘徊起来。
自动枪手们都纷纷从半履带式装甲汽车里跳出来。他们象马车夫一样，用戴着大而不灵巧的无指手套的手拍腰取暖。一个年轻的中尉站在汽车旁边等待着以后的命令，他的神色专注而严厉。齐比列夫悄悄地走到鲁缅采夫身边，默默地抽着烟，烟卷儿微小的黄光照亮了他的自动枪的弹盘。过了一会儿，司机从汽车里出来了，他点着了烟卷儿，走到鲁缅采夫跟前，说：“哎，少校同志，您在夜间象猫儿一般看得见……真是罕有的本领。我已经给军事委员开了一年半车……他老是坐车。我要是有您那样的本领多好啊……您是凭地图呢？还是单靠记忆？”
鲁缅采夫来不及回答。一个军官快步跑到他们跟前，问道：
“请您带领弟兄们到这间农舍里去。烤火、吃晚饭。那儿一切都预备好了。侦察兵少校在哪儿？”
“我是，”鲁缅采夫答道。
“请跟我来。”
鲁缅采夫跟着这个军官走进了一所大房子，几分钟前，西斯克雷洛夫曾经上这儿来过。他们穿过一条阴暗的过道，走进了一间灯光辉煌的大房间，那儿有十个无线电女方报务员坐在无线电报几旁边。姑娘们正在收电报，把长长的一行一行的数字写在纸上。她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军官站着、坐着，或在不安地踱步。
炉火熊熊地燃烧着，房间里很热。命令简短地发出来：
“跟彼德罗夫联络！”
“问一下，为什么不报告邻近部队的情况？”
“他们到达兰芝堡没有？”
“再问一下，德国人在哪儿反攻？”
“跟冲击机队联络！”
有时候听到这样的呼叫：
“啊……糟糕……叫他完成任务！”
“请转告，汽油立刻就到！”
陪鲁缅采夫来的那个军官不见了。为了不妨碍任何人，他站到墙边。姑娘们尽管工作很紧张，还是不时向这个客人投过来好奇的一瞥，并整了整头发。
一个中校一边细看着一张纸上的电码，一边兴高采烈地嚷道：“纱莫依洛夫出发到兰芝堡去啦！我去报告！”
他迅速地扣上单襟短衫的纽扣，跑到隔壁房间去了。
所有的军官都不时拿着一张一张的电码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陪鲁缅采夫来的那个军官很快回来了。
“军事委员请您去吃晚饭。”
鲁缅采夫跟着军官去了。在隔壁房间里，几个参谋人员坐在几张摊着地图的大桌子旁边，标出坦克部情况的变化，这么多的变化步兵们连做梦也想不到。
“但是没有步兵，坦克是不敢走远的！”他立刻安慰着自己的步兵的自尊心。
在一个房间里放着和挂着将军们的大衣。
“请把大衣脱了吧，”那个军官对鲁缅采夫说。
鲁缅采夫脱去了大衣，把隔壁房间的门推开了一半。这儿在摆开的餐桌旁边坐着几个坦克司令员和一个空军将军。总共有十个人。
军事委员照常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降落，默默地思考着既成的局势。攻势正在顺利地展开。可是从参谋长谢尔吉耶夫斯基将军的报告中——虽然他的报告应当说是慎重的，可是没有做出结论——以及从跟那些随作战部队前进的坦克司令员们的无线电话里，西斯克雷洛夫清楚地了解到，局势每小时都在复杂话。首先是坦克与步兵之间拉开了五十到一百公里的距离。几个切断了东德的坦克团丧失了一部分技术装被和人员。一部分交通线被几个具有战斗力的德军师团破坏了。弹药和燃料的运输因此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德国空军击毁了一个汽车队。最困难的是很多旅团的汽油都用完了，而去运汽油的汽车营还没有从后方基地回来。
“为什么还没回来？”西斯克雷洛夫问，突然在谢尔吉耶夫斯基面前站住了。
参谋长站了起来，但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您不知道吗？”西斯克雷洛夫问。“那我来给您解释吧。您把最重要的事情－汽油的供应——委派给了次等人员，有时候只委派司机去办理。汽车派出去了，您就认为万事大吉。司令部里的负责军官应该跟他们一起去。”
他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接着问：“卡特林来了没有？”
“来了，将军同志。”谢尔吉耶夫斯基回答。
卡特林将军指挥着一个炮兵师，他的师带着重炮在行军中。他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过夜。他被人叫醒接到这里来了。他个子高大，脸颊红润，红头发，精神焕发。他通报自己的姓名后，就等待着军事委员询问。
“事情怎么样？卡特林。”西斯克雷洛夫轻声问道。
卡特林微笑着回答，“一切都准备妥了。攻击柏林的武器已经准备好了，我严格地遵守着行军进程表，炮兵们热切地希望和步兵一起推进。天一亮我就继续前进。”
“了不起的人们，”西斯克雷洛夫说，他重复了一遍，“了不起的人们！”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后来又站住问：“汽油足够吗？”
“足够啦！”卡特林愉快地说道。“足够用到柏林！所有牵引车都加足了！”
“坐下来吃晚饭吧，”西斯科雷洛夫邀请他。
卡特林脱下短皮大衣，在桌子旁边坐下来，用两只粗大的、发红的快乐的手握住了刀和叉。
“可是汽油，”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你把全部，全部汽油，一滴不剩地交给坦克部队。”
卡特了放下叉，惊愕地望着军事委员。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那么……我怎么办？……”他的声音在发抖。在座的人都对这个身材魁梧的人产生了怜悯之心，军事委员的话把他一下子从欢乐的顶点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准备油槽车，”西斯克雷洛夫对谢尔吉耶夫斯基说。“让他们带着卡特林的命令到他的师里去取汽油。您写命令吧，”他对卡特林说，“您写：凭此令即将现存汽油全部交给坦克部队油吵车。理由是：军事委员的命令。签字吧。同我一起吃了晚饭后回去，把您的命令的执行情况亲自检查以下。”
谢尔吉耶夫斯基喜气洋洋，拿着卡特林的手令，差不多象小孩子一样蹦跳着去发命令了。
卡特林依然坐在桌子旁，脸色阴沉。他已经吃不下东西了，知识用无神的眼睛盯着台布。大家都默不作声。
军事委员也默然不语。不过他也几乎没有吃什么。一会儿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问道：“新的旅团还没到吗？从乌拉尔来的。谁去接它。”
“别列索夫上校。”
“离下车的车站有几公里？”
“六十公里。”
他看了卡特林一眼，转脸对坦克将军们说：“打坏的坦克都必须在战场上修好。你们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修理员——现在是你们兵团里的主要人物。把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提出来，申请授予他们苏联英雄称号。”末了，他转脸对卡特林说：“我知道，我败了您的胃口。好吧，您回去吧，把命令的执行情况检查一下。我知道您的炮兵们的本位爱国主义。大概，他们都不愿意把汽油交出去。所以您得亲自去监督这件事情。”
卡特林喃喃地说了一声：“是。”穿上大衣就出去了。每个人都侧耳倾听着。窗下响起了卡特林愤怒的声音：“开车！走！你睡着了吗？”
军事委员笑了笑，但是他也没有说话。
谢尔吉耶夫斯基进来报告，油槽车已经出发去收取汽油了。
“关于您的供应人员，”西斯科雷洛夫严厉地说，“我们下次还要谈谈。”
他倾听着——远处有隆隆的马达声。
“旅团就要到了，”谢尔吉耶夫斯基说。
真的，不到一会工夫，那个跟西斯克雷洛夫同车来的将军走进房里来了。他报告说，旅团已经到达，正在森林里集中。
“咱们到电报室去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所有的人都好象听到口令一样，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跟随着西斯克雷洛夫和谢尔吉耶夫斯基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又剩下鲁缅采夫一个人，他觉得他是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人，他来这儿是意外的，所有他又局促不安起来。门又半开了，坦克部队上校喊了他一声，并且开玩笑地说：
“您干吗老是掉队？军事委员每次都问起您呢……”
因将军的关注而感动的鲁缅采夫跟在众人后面出去了，将军尽管事情很多，却牢记着这个相识不久的少校。将军们聚集在一间小屋子里。西斯克雷洛夫不在里面。一片紧张的情形。
“他在跟斯大林同志谈话，”站在门旁的人们中间有人低声说。
有人看了一下表，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学啊的样。时间已经晚了——更正确地说，太早了——早晨四点钟。大家都互相望了望——再每个人的目光里都表现出一种叫人高兴的意思：斯大林没有睡觉。
西斯克雷洛夫终于出来了。他把在场的人扫视了一烟，说：“我们收到了下面的指令：不计任何代价向奥德河推进，并在奥德河畔取得据点。不攻打工事强固的城市，绕过他们并向前推进。绕过施奈德穆尔，德属喀琅、兰芝堡、库斯特林。我们将用步兵夺取这些据点。你们的任务是消灭正在向设堡地区增援的德国预备队，切断德国人的防线，而主要的是向奥德河推进。据情报，说希特勒及其参谋部都非常慌乱。”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了许多提醒大家警惕的话。
“必须注意，不单是希特勒是如此。从前，当我们浴血奋战的时候，那些千方百计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人门，现在却在用全力向前推进……不难明白，今天你们任何一个坦克兵、修理员和供应人员在政治上都起着重大作用。”
“现在我们去看看乌拉尔部队，然后从那儿回家。”西斯克雷洛夫立刻转换了话题，用眼睛找到了鲁缅采夫后，向他点了点头。
“您不留在我们这儿到明天早晨吗？”谢尔吉耶夫斯基问，“休息一会吧……”
“不，该走了，向军事委员会去做报告。我想您现在也该调换指挥所，更向西移动。”
“是。”
西斯克雷洛夫转脸对其余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了，同志们。”
将军们告别了，除了谢尔吉耶夫斯基以外，他们都走了。西斯克雷洛夫慢慢地走进了他们先前吃晚饭的那个房间。谢尔吉耶夫斯基沉默了片刻，不安地搓弄着他手中的一张卷曲的小地图，一边用异样的声调说：“将军同志，近卫军中尉西斯克雷洛夫英勇地牺牲了。他的坦克向渡口直冲，所以……”
“他们在电话里详细地告诉我了。”西斯克雷洛夫疲乏地说。
“事情发生在前天十六点三十分。我立刻命令报告您。”
“报告过我了。”西斯克雷洛夫沉默了一会，又说：“我要求团部暂时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在莫斯科的我的妻子。我这个要求转告过您了吗？”
“是，将军同志，”谢尔吉耶夫斯基那大而带点麻子的脸立刻抖动了一下，“这个命令传达到了。”
他们默默地穿上衣服，走到街上去了。外面又刮风有潮湿。汽车马达在拂晓的浓雾里不时发出噼啪噼啪声。自动枪手们已经坐在半履带式装甲汽车里自己的座位上。
那个年轻的中尉笔直地站在将军的汽车旁。一看见将军，他就举手敬礼，报告说：“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准备继续前进。”
西斯克雷洛夫问：“坦克兵们招待周到吗？请您吃过饭吗？”
“是，吃过了，”中尉十分严肃地回答。
“那么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