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雾气弥漫的冬天早晨，充满着乌鸦的鼓噪，这些乌鸦都是沙嗓子、吵闹不休的，就像莫斯科附近它们的同类一样，在道路拐弯处的那边出现了一座整洁的小松林，它跟士兵们刚才通过的那座松林一模一样。可是这里已经是德国了。
不过这一点暂时只有司令部知道。士兵们都是不带地图的普通人，他们错过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晚上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们就眺望着德国的土地--这片老早就有人居住着的土地，它自古以来依靠斯拉夫的卫城和俄罗斯的利剑的护卫，才免受来自东方的野蛮侵略。他们望见了一座座整齐的小树林和一片片平坦的田野，田野上点缀着附有花圃跟庭园的小房舍和小谷仓。甚至叫人难以相信，那威胁着全世界的瘟疫，就是从这片样子很平常的土地上发生的。
“你原来如此！……”一个矮而结实的俄罗斯士兵沉思地说，他第一次当面用"你"而不用抽象的和含着敌意的“她”来称呼德国，在最近的四年中他总是用后者称呼德国的。大家都想到了领导他们并引导他们到这儿来的伟大的斯大林。士兵想到他都互相望着，因为他们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无敌的力量，他们的瞳孔都扩大起来了。
“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大军在道路上像不绝的洪流似的行进着。步兵、载重汽车、长身炮和炮口朝天的榴弹炮都向西推进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时常由于某个动作迟钝的司机的过失而停住，于是一片不满的叫喊声响起来了。固然，在拥塞的前线道路上这些常有的叫喊声里，感觉不到它们从前所固有的那种愤怒和暴躁的情绪，因为大家更加亲切了。从现在起，他们不是恼怒地而是急不可耐地催人前进了。
纵队又移动了，步兵的口令：“向右转！”又响起来了；交通调度员们挥动着小旗，如果没有“我们到德国啦”这几个字在没个人的头脑里像酒力发作似的喧嚷，在每个人的眼睛里像光似的闪烁，那末一切就会变得很习见和叫人厌烦的了。
如果这一大群人中间有个诗人，那末这许多的印象是会叫他眼花缭乱的。
真的，在道路上前进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长诗或小说里的主人公。为什么不描写这对富有画意的士兵呢？他们中间显得突出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司务长，或许因为他的脸晒得这么黑，以至他的头发看起来象是白的，或许因为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以至他的脸看起来象是黝黑的。
或者，为什么不描写这些象树上的鸟儿一般蹲在他们巨大的炮上的快乐的炮兵们呢？
或者，为什么手描写这个把线框大概从莫斯科附近的乡村一直拖到了德国的、瘦削的、年轻的通讯兵呢？
或者，为什么不描写这些很严肃地坐在满载帐篷和药品的载重汽车上的明 娇美的女护理员们呢？一看见她们，士兵们的肩膀不知怎的都自动地挺直了，胸膛挺了起来，而眼睛也明亮起来……
在那边的道路上出现了一辆汽车，车中坐着一位威名赫赫的将军。汽车后面跟随着一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车上一挺大口径的机关枪威风凛凛地向上昂起。为什么不描写这位将军，不描写他的那些不眠之夜和赫赫的战绩呢？
这些人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跋涉了两千公里的路程，这样遥远的旅途只有在故事里讲讲和在笔下写写的。
现在有一个不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使他们都眉飞色舞起来。
一辆轿式马车在一条因雪而潮湿的道路上奔驰着。不错，这是一辆漆成深红色的真正的马车。穿号衣的仆役的座位突出在后面。马车的小门上闪现出一颗蓝色和金色的纹章：右边是一只长着多枝的叉角的鹿头，左边是城堡的锯齿形的 堞，上面是带甲的盔，而下面是拉丁文的题词：为上帝和祖国。但是坐在高高的车夫座上的却不是伯爵的佣人，而是一个穿棉袄的年轻的士兵，他好象一个真正的俄罗斯马车夫，咂着嘴催马前进。
“快啊，宝贝儿……”
战士们用呐喊、唿哨和戏谑送着马车。
“喂，柩车！往哪儿去呀？”
“瞧，运死人！”
“弟兄们！博物馆逃难啦！……”
“马车夫”力持镇静，可是他那没有胡子的涨红了的脸，因为忍的笑而颤动着。
这辆奇怪的马车里的乘客们，都是偶然的同路者。他们不是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就是奉命去履新的。这辆马车，是一个年轻的沉默寡言的上尉丘霍夫在地主的庄园门口找到的。据一个在领地服务的波兰老头儿说，因为缺乏汽油，男爵老爷打算坐这辆马车逃往西方去，可是来不及了：已经有许多俄国坦克驶过去了，于是男爵老爷改了装，就徒步逃走了。
丘霍夫上尉答应了那个波兰老头儿，如果在路上碰到那个逃跑的男爵，他一定把他捉住并加以惩罚。然后坐着马车追赶他奉命去报到的那个部队去了。
顺路的汽车很多，可是丘霍夫上尉是喜欢不受拘束的。路上他带了两个士兵同行，但是他们三个人行驶了不多久，在下一公里的路上就有一个佩着上尉肩章的、体态匀称的女医生来请求搭车，过了半小时，又有一个手上包扎着绷带的中尉来请求搭车：他是轻伤痊愈后从医院里出来的。
谈话开始了，但立刻就被一位生客打断了：一个阔肩膀、蓝眼睛的少校轻快地跳上了马车的踏板。他滑稽地向缎子垫套瞥了一眼，取笑地说：“红军向可敬的伯爵家族致敬。”
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女的轻轻地响了一声，她那双突然显得明亮的灰色大眼睛凝视着少校。少校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继续说：“我什么都坐过：小船、木筏、飞行橇和鹿橇，可是没有坐过马车！我决定来试一试！”
他那生动而充满诙谐乐趣的语句，立刻打破了偶然聚在一起的人们所常有的那种拘束。大家都笑了起来，并且像玩了不许玩的恶作剧而给捉住的孩子们一样，亲切地互相望着。在少校的蓝眼睛里闪烁着亲切而愉快的光，这大概是表示：“我爱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年龄和民族，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你们都是我的亲戚，虽然都是远亲，因为我们都是从苏联来的，而且我们大家都干着共同的事业。”
眼睛里闪烁着这重光彩的人都是孩子和士兵们所热爱的。
这个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所驱策的那几匹封建时代的马儿，飞跑得更加有劲了。少校几乎跌倒在座位上，就在这个时候，他向那个女的瞥了一眼，大叫起来：“哦！是您，塔尼亚？”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突然变得严肃了。
大家不知怎的都为了这两个人的以外相遇而高兴起来，他们也许还是从战前很早的时候就相识的。可是因为猜疑到这里面某种浪漫的内幕，大家说过了在这种场合通常所说的话语（“怎么啦？碰见了熟人？”“碰得真巧啊！”等等。）以后，就都识趣地掉转了头，让少校和这位女医生畅谈一会，甚至接吻。
但是他们没有接吻。近卫军少校谢尔盖·普拉东诺维奇·鲁缅采夫和军医上尉塔吉亚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科尔切娃的相识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是偶然和短促的：他们曾经在值得纪念的一九四一年，一同在一支从维亚季马附近和莫斯科之间的包围中冲出来的部队里行军过六天。
那时候鲁缅采夫是中尉，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那时候他也是爱说笑的，虽然这种外表的乐观要他作了不少意志上的努力。但是他认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抱着乐观态度，是青年团员的天职。
他带领他那一排里剩下来的几个人走着，使时时有个别的战士和失散了的自己部队的小队战士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其中有些人是垂头丧气的，许多人是不惯于军事劳动的。他必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最后还得叫他们在许多危险前面准备战斗。
有一次在灌木从生的沼地上休息的时候，一个由于疲累而轻轻地呻吟着的人问道：“我们或许通不过去吧？”
这时候鲁缅采夫正在用一把短刀切断一根粗棒：他在给一个两腿受伤的坦克兵做一副担架。听到这句问话，他答道：“唔，我们或许通不过。”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补上一句：“可是这没有多大关系。”
听到了怀疑的抱怨。鲁缅采夫故意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解释说：“我们就留在德军后方打游击。难道我们不象一支队伍吗？我们连医生都有了。”他朝塔尼亚点了点头，“武器会够用的……”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从哪儿取得了那样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呢？他生长在黑龙江畔的大森林里，能够刻苦耐劳，善于识别方位，并知道生活在森林里所必需的许多有用东西。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在中尉心里怀着一个终必战胜任何敌人的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甚至使那可怜的、由于长途跋涉、由于过不惯的艰苦生活和沉痛的思虑而筋疲力尽的塔尼亚也常常为之惊愕不置。
她从医学院里毕业出来就参加了作战部队，而且她刚刚在一个步兵团的卫生科里开始她的职务的时候，德军坦克就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向莫斯科挺进了。
不久，这个年轻的中尉就对塔尼亚，对他的部队里唯一的妇女，特别注意起来了，包含在这种注意里面的不只是普通的怜悯。
他非常怜悯她。她是那么苍白，眼睛那么大、那么忧郁，以致他情愿在这些围着潮湿的红灌木的、泥泞而坎坷的秋天村路上，背着她走。她默默地走着，不诉苦，也不左顾右盼，她的这种沉默和她的在场对其余的人起了良好的影响。她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鲁缅采夫是知道的，有时候他呵斥掉队的人们：“你们至少得向这位姑娘学习！……”
每天早晨，水洼都盖着一层薄冰，天空晦暗而阴沉。德国人就在附近。塔尼亚觉得很痛苦，她的两只手都冻得是她不能梳头发、编辫子和洗脸了。除了这个思想：“哎呦，我多糟呀！”以外，她的全部思想也都冻结了。可是这个中尉却每天用保安剃刀刮脸，他抱怨没有皮鞋油，他的眼睛却在微笑，有一次他竟在一条小河边洗脸，一直洗到了腰。一瞥见这种情形，塔尼亚的牙齿就格格地打起战来。
她感谢他的种种帮助：在休息的时候，他特地为她生起了小堆篝火——他绝对禁止生篝火，因为这是危险的；他教她怎样缠好包脚布，并同情地望着她，有时候还说几句勉励的话：“您刮刮叫！您可以当一个士兵。”
他是勤勉的、不知疲劳的、很了解人情的；他不仅鼓励塔尼亚，而且也鼓励每个人。由于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冷静沉着，大家都觉得更安定和更有信心了。
他常常在天亮前带领两个战士出去侦察。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而且心神不定。他报告说，在邻村里有许多被俘的俄罗斯战士，他们大多数受了轻伤。据他可能做到的调查，德国人把重伤的俘虏都在路上枪杀了。
“有人守卫着俘虏，”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但是只有十五个卫兵，没有放哨。”
他探问地向他周围的人扫了一眼，继续说：“他们的通信联络——只有一根线……割断了——就完了。”
一片沉默。突然有一个穿皮衣领的农民羊皮外套的人走到前面来了。这个人直到现在老是默默地走路，眼睛尽望着地上，什么事也不过问。
“不必参加这种冒失的行动，”他慢吞吞地令人信服地说，“这是我们不能胜任的任务。您说，他们是十五个人，而我们有五十个人。对的。可是他们是正规的军队啊……德国人！”
中尉皱起眉头说：“这儿不是在开工会会议，而是军队，虽然他是凑合起来的。”
穿羊皮外套的人从齿缝里含糊地说：“别用军队纪律教训我，我比您懂得多哩？”
“那就更好啦，”鲁缅采夫温和地反驳道。“我是指挥员，我的命令必须执行。”
“是谁委任您的？”穿羊皮外套的人冒火了。“您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上尉。”
鲁缅采夫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您是什么上尉？”他说，“您是羊皮外套，不是上尉！”
穿羊皮外套的人用颓丧的声音，可是仍然挑衅地问：“大概是您把我降职的吧？”
“干么？”鲁缅采夫回答道，他已经转身向其余的人，并补上了一句：“您自己把自己降职了。”
俘虏们很容易地被解放了出来，连鲁缅采夫也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措手不及地被擒住的守卫们一点儿也没有抵抗。德国人太自信了。枪械整齐地架在村苏维埃的门廊上，鲁缅采夫把缴获的步枪都分给了被解放的受伤的战士们。
塔尼亚用绷到包裹的绷带和向每个人收集来的手帕（因为绷带包不多）替伤员们包扎起来。这些手帕是和平生活中剩留下来的最后的东西了。
队伍以急行军出发，因为鲁缅采夫担心追击。他们都精神勃勃地行走着，仿佛行军是刚才开始似的。他们都快乐地低声交谈着。谁也不想睡觉了，甚至最爱无病呻吟的人也不喊脚痛了。每个人都夸张着自己的胜利，并且都因有这个中尉而高兴。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夜才是他们真正的争斗生活的开始。
第二天夜里，塔尼亚初次看见了德国人。
大雨如注。队伍到达了大陆附近。有几辆载重汽车在大陆上行驶。起先塔尼亚一点儿没有注意到它们，她漫不经意地向前走，可是这当儿中尉的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
“卧倒，”他轻轻地说，“德国人！”
她惊惶四顾：哪儿有德国人？当她已经伏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这才明白，这些汽车——车头灯明亮地照耀着的普通的卡车——它们正是“德国人”。几辆画着黑十字的小型坦克出现了。带喉音的谈话声传到了塔尼亚的耳朵里。
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陌生、这样的怪诞和充满敌意，使塔尼亚觉得又惊愕、又憎恨、又恐怖。她感到孤单和颓丧，仿佛这些陌生得叫人憎恶的影子把她和过去的一切生活、一切希望和一切幻想都隔绝了。她握住了鲁缅采夫的手，久久不放，一直握到队伍继续前进的时候。德军汽车的车头灯的闪光微弱地照亮了中尉的脸。雨点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现在这个青年人的脸是难以形容的严肃和阴郁。
早晨他们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儿。在往集合处去的路上，鲁缅采夫走到塔尼亚跟前，请求把她的莫斯科住址告诉他：
“或许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的，我上您那儿来喝茶。”
使她对这个请求觉得惊奇的，就是他对歪理和对往后有约会、地点和茶叙的和平生活的那种信心。
地址？塔尼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住在莫斯科的姑妈家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她说：“我已经出嫁了。”
不用说，这个回答不是挺聪明的——他毕竟不是向她求婚。
“当然，我会把地址告诉您，”她急忙补上一句。
可是塔尼亚在匆忙中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到了集合处，军官们把她围住了，其中有许多医生。他们请她喝甜茶，请她吃罐头肉。当她自己身上暖和起来并满怀着跟母亲与丈夫会面的希望的时候，她不知怎的立刻忘记了在她的生命史上最困难的六天里，这位无畏的、快乐而亲切的中尉，对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尉在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就悄悄地走了。后来她打听明白：原来他是被派到某个部队去工作，坐车走了。路上她难过地想念他，并且懊悔没有在临别的时候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就是这个中尉，过了三年多，又跟她并排坐在一辆顺着潮湿的柏油路奔驰着的马车里，他现在已经是近卫军少校了。
第二章
这是令人惊奇的重逢，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兴奋。
“您还是这样爱说爱笑，”她说，“什么都满不在乎。”
“您还是带些儿忧郁，”他答道，“可是大人气更重啦。”
“老啦。”她笑起来了。
她的笑容是这么亲切、充满热情和温柔，仿佛她在对自己笑似的。同时她那对大眼睛差不多消失了，变成了两条闪闪发光的裂缝，鼻子皱了起来，这赋予她的脸以一种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的非常亲切的表情。
这时候，从上面的驭者台上发出了“马车夫”响亮而兴奋的声音：“军官同志们！人们都在胡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
鲁缅采夫连忙朝上面望，接着他打开图囊，把地图取了出来，摊在膝上，吁了口气道：“不错，我们到德国啦。”
中尉拔出手枪，打开车门，朝天放起枪来，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都放完了。“马车夫”用步枪朝天放了一枪。马儿受了惊，都跑得更快了。大家都挨近窗口。草地、森林边缘、和灌木从都从旁边闪过。这一切东西是那么平凡，使大伙儿都感到惊奇。
“瞧，菩提树！”
“山楂！”
“苹果树！”
中尉打开自己的手提皮箱，在里面翻寻了一会儿，悲伤地大声叫道：“伏特加没有啦！”
马车的“主人”丘霍夫上尉一声不响，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水壶伏特加。坐在马车里的一个士兵一边尴尬地微笑，以便抚摸着红胡髭，说道：“军官同志们，我们有的是这一种……酒精……如果你们不嫌弃……味道不好，但是很凶……兹维尔鲍伊……”
（兹维尔鲍伊是一种烈性的伏特加）
马车离开了大道，在小山丘上颠簸了一阵，不久就在一座小树林里停了下来。“马车夫”把那条很长的鞭子插入了驭者台车的支柱里，加入到其余的人们里面去了。大家都在大吵大闹，独有塔尼亚不知怎的却一声不响。她攀登到高高的马车夫座位上，把身子缩成一团坐在那里，瘦小得象一个小姑娘，她抑郁寡欢，眺望着散步在四周的疏落的小林，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拒绝喝酒。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她说，推开了酒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或许我们应该痛哭一场来追悼那些在路上阵亡的人们吧。”
大家都明白她是对的。虽然他们，不用说，仍旧喝酒，可是他们已经不再吵闹了，仿佛都在严肃地沉思似的。
他们首先为斯大林干杯，随后为胜利，并为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干杯。哪个红胡髭的士兵提议，也“为我们的家属战线，为妻子和儿女们干杯。”
“当然，也为丈夫，”他补充说，偷偷地看了塔尼亚一眼，“如果她们有丈夫的话，如果没有，那就为未婚夫干杯。”
塔尼亚说：“只不过要想一想！那边就是德国村庄啊。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奇怪：这儿居住着德国人，就是那些在世界上干了那么多坏事的人。怎么办呢？把这个村子烧掉吗？杀尽那儿所有的人吗？”
大家都不说话。接着听到丘霍夫上尉的声音：“你们以为怎么样？走吧，咱们就这样干。”
这些用冷静的声调说出来的话，不由得使大伙儿都向丘霍夫瞥了一眼。他们都看到了一张圆圆的年轻的脸庞，一个小而直的鼻子，一对坚毅的灰色眼睛。这两只眼睛里面含着 睨一切的人所有的那种大胆自负的表情。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注意地望着啊，只把手挥了挥。这个简短而带点儿轻视的动作，或许比说话更有说服力。大家都明白了，谁也不会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会焚毁什么，谁也不会杀人——至少有近卫军少校在场的时候。
丘霍夫也明白这一点。他敌对地向鲁缅采夫瞥了一眼，紧闭着嘴唇。他不再说一句话。
“德军还在拼命作战。”鲁缅采夫冷冷地说，“你们都有机会在战斗中表现你们的勇敢。”
塔尼亚调和地说：“咱们走吧！”
大家都坐进了车里，一会儿后，马车辘辘地滚动着车轮，驶进了一个村子。他们在这儿的镇公所的胁从屋上面看见了几个斗大的字：
Ｓｉｇｅ ｏｄ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ｅｎ！（胜利或者西伯利亚！）
鲁缅采夫把这个难懂的标语译给了别的人听，显然，这是戈培尔最近的发明。
“弗里兹拿咱们的西伯利亚来吓唬弗里兹，”这个红胡髭的士兵甚至有点儿生气地说，“但愿我活到胜利，我要回到我的西伯利亚和我的瓦西里莎·卡尔波夫娜和孩子们那儿去呢。”
“马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房子前面。那是一座漂亮的小砖房，有高高的台阶，里面寂静而幽暗，有一股腐烂的气息。当“马车夫”正在卸除马具的时候，别的人已经吵闹地在那些寒冷的房间里找铺位了，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朝黑暗的角落里张望。
“马车夫”突然在门口出现了，不知为什么他很着急，对鲁缅采夫说：“近卫军少校同志，在那边棚屋里出乱子啦……”
他们都走出去了。在黑暗的院子里有猪叫声。棚屋里堆满了木柴。而在黑黝黝的大堆劈柴后面，鲁缅采夫的手电筒照亮了五个悬吊着的人的身形。
“啊，该死！”鲁缅采夫骂了一句，“把他们放下来！”他命令说，一边开始用小刀割断绳子。
悬吊着的人都沉重地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中尉和丘霍夫走进棚屋里去了。中尉开始忙碌地帮助鲁缅采夫。丘霍夫站在一边。他的烟卷儿在黑暗的棚屋里闪闪发光。
两个人还有活气，这是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她们被抬到了屋子里。塔尼亚开始急救她们。一会儿后，这个小姑娘已经跟塔尼亚并排坐在沙发上了，一只手擦着颈项，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这个不相识的女人的手。老婆子对她周围的那些默不作声的俄国人不看一眼，在房间里沉重地拖着脚走来走去，并把那些散在地板上的东西都拾了起来。
鲁缅采夫微微懂得一点德语，虽然他所有的词汇差不多纯然限于军语词典里的一些词儿，但是他还是能够把老婆子细细地问了一番。
原来她的儿子是当地国社党的活动分子，他来不及退走，在极度恐慌中，他决定悬梁自缢，并把全家的人都吊死。昨天夜里驶过了许多俄国坦克，苏联军队从早晨走起，走了整整一天，这一家的主人知道逃走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就实行了他的恶毒的计划。
“他们还是人吗？”正在生炉子的西伯利亚人憎恶地说，“这个法西斯分子不但不爱怜别人的儿女，并且也不爱怜自己的儿女。一定是这个畜生亲自下手吊的。”
“你的儿子，”“马车夫”向老婆子解释说，一边用手指敲自己的额角，“坏，坏蛋……明白吗？怎样可以，”他叫喊起来，大概他以为越喊得响，就越能够懂，“把一个这样……”他把手朝小姑娘一挥，“小的……”他的手向地板上放下去比了比，“吊死？”他又用手指着自己的颈项。
老婆子开始给俄国人铺床。她做这件事，没有表露出一点儿卑躬屈膝的样子，因为刚刚她为了讨好某个人而差些儿送掉性命。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是战胜者，他们有权叫被征服者服从。
但是鲁缅采夫是一个军人，他不能信赖德国人为时已晚的温顺。因此他决定戒备，以防万一。鲁缅采夫精密地规定了值班规则和紧急信号，末了说：“你们都可以去睡啦，我要值到天亮，因为我今天不能睡。”
“我可以跟您一起值班吗？”塔尼亚从房间远远的角落里问。
“当然可以！”鲁缅采夫大声说道。
他们好象约定了似的，立刻分散到各自的地方去了；可是鲁缅采夫和塔尼亚又在桌旁坐了一会儿。随后他们穿上衣服去站岗了。
屋子里已经响起一片轻轻的鼾声。在上街以前，他们把所有的房间都巡视了一周。丘霍夫上尉睡在餐室里的沙发上。他那圆圆的脸庞在睡梦中失去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大胆自负的表情，看起来很年轻。在隔壁的房间里，中尉在床上不安地辗转反侧。他戴着他那顶戴有耳扇的帽子睡觉，他在睡梦中磨牙齿，喃喃地说着梦话。红胡髭和“马车夫”合睡在一张双人大床上，他们两个人都穿着衣服和鞋子，都盖着军大衣，虽然他们身子下面铺着一叠被褥。自动枪和步枪的枪身露出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它们也都蒙盖着，仿佛也在睡觉似的。
德国小姑娘睡在他们旁边的一张小床上。
鲁缅采夫看见士兵们蒙盖着的武器和斯巴达式的质朴——这个在战争中所养成的永久的战斗准备的习惯，而轻轻地笑起来了。
他们走到了院子里。很暗而且刮着风。从大路方面传来了过路军队低沉的嘈杂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在一从大树下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鲁缅采夫开亮了手电筒。老婆子正在用铲子挖坑。
“她干么要挖坑？”塔尼亚低声问。
鲁缅采夫走到老婆子跟前，跟她交谈起来；她久久地详细地向他解释着什么。
鲁缅采夫回到塔尼亚跟前说：“在挖坟。自杀的人是不葬在墓地里的——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
他们走到了街上。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接着塔尼亚问：“您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师侦察长，我现在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里回来的。他们把我叫去，要送我进莫斯科陆军大学去学习，我好容易才请准了延期。总觉得有些可惜！没打完仗就到后方去，尤其是在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也不舍得离开自己的侦察兵，跟他们混熟了。我们的师对于我已经象是自己的家一样。我总算把上级给说服了。幸亏没送我去……要不然我早已在明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补上了一句：“我也不会碰到您啦。”
原来他们有不少共同的熟人。塔尼亚从前在一所陆军医院里服务过，她认识了集团军侦察处处长马雷舍夫上校。现在她是出席了外科医生会议归来。她是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里的外科主任。
“我也认识他，”鲁缅采夫说。“一个好指挥员。可是我的师长，谢列达将军，更好。”
“噢，在您看来，人人都是好的。”她微微一笑，并且低声地说：“真叫人惊奇，您竟然平安无恙地经历了这场杀死这么多好人的可怕战争，尤其是干您这一行。我很高兴碰见您。”她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您认识军部里的克拉西科夫上校吗？”
“有点儿认识。”
他们在一座熟睡了的房子前面慢慢地走着。她绊了一跤，他扶住了她的手臂，再也不肯放手。
“难道在值班的时候可以这样吗？”她微微嘲笑地问。
“啊，这简直象和平时期！”鲁缅采夫心里想。“四年来我挽着女人散步似乎还是第一次呢！”
天色明亮了。月儿从裂开的乌云后面探头张望。它照亮了那些壁上钉着黑色横木的白房子和教堂的尖顶。这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想起三年前他们曾经流浪过的维亚季马附近的森林呢！
“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说，“仿佛我们长久地攀登着一座险峻的高山，现在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或者接近山顶的地方……或许这是太陈腐的比方，可是……啊！从这山顶上可以望到多么远啊！人们开始用新的目光来看过去的事物，而未来的东西变得这样透明而清楚……现在我们完全认识了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作用。我们已经长大了，好象已经成熟了似的……”他羞怯地微微一笑。“总而言之，这不容易说明……”
她仔细地打量着他，这不过是为了要弄明白，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在一个寒冷的秋夜里跟她并肩站在斯莫棱斯克古道旁的那个中尉。他正是那个可向他学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和勇敢的人的中尉，她突然羡慕他的侦察兵们和那些跟他接近的人们。
“您听见吗？”他突然问道。
他们惊奇地互相看了一眼。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呻吟般的声音，仿佛风在玩弄着粗大的琴弦。那是一支从小就熟悉的老曲子。有人在某种乐器上弹奏着名歌斯杰尼卡·拉辛。声音是从教堂里传出来的。鲁缅采夫和塔尼亚一同向那儿走去，一会儿就到了广阔的台阶跟前，他们走了进去。月光从狭窄的拱形小窗口泻近来。在月光照耀下，一个中士坐在高高的栏杆上弹风琴，一群战士们站在下面静听。
演奏突然停止了，中士从座位上站起来，用音调和谐的声音问：“少校同志，准许我奏下去吗？”
鲁缅采夫给迷惑了。他起先不知道是跟他讲话。可是他明白后，却不说一句话，把手一挥，跟自己的同伴一同走出了教堂。
街上寒冷、刮风而且阴森森。
他们慢慢地向着屋子走回去。鲁缅采夫突然问：“您的丈夫呢……他在哪条战线上？”
“他牺牲了。”她说。“在一九四二年。”又冷冷地补上一句：“在斯大林格勒战线上。”
她的口气突然变得冷淡意味着：“请别可怜我，别说废话，别假装您关心我的丈夫。”
她随口说：“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这当儿她瞥了鲁缅采夫一眼，看见了他那惊慌失措的羞怯的脸色，就忍不住了。她徒劳地使劲咬着下唇——已经太迟了：热泪已经夺眶而出，她掉转身子，好不容易忍住了抽泣。
第三章
清晨村子里出现了一个载重汽车队。有一辆载重汽车突然停下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年纪很轻的通讯兵中尉尼科尔斯基。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兴地向鲁缅采夫报告：“您可知道，近卫军少校同志，我们已经在德国领土上啦！”
“我知道，”鲁缅采夫笑了笑，转身向塔尼亚。该走了，可是他舍不得分离。
刚刚睡醒的红胡髭西伯利亚人从屋子里走出来了。看见少校准备动身，他说：“祝您一路平安，近卫军少校同志，我们在柏林再见。”
“光景是这样，”鲁缅采夫笑了起来，并紧紧地握住了向他伸过来的那支粗大的士兵的手。他用同样的力气捏住了塔尼亚纤细的手指。她痛得皱紧了眉头，抱怨地说：“怎么可以这样？我要用这只手指给伤员施手术。”
鲁缅采夫窘极了。他心里痛责自己的笨拙，爬进了驾驶室，坐在司机的旁边。中尉跳进了车厢，车子就开走了。
“我真是一头熊！”鲁缅采夫烦恼地想。“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又不向别的旅伴们问好……她回把我看做是怎样的人啊！”
他叹了口气。司机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会意地微微一笑：“哎呦，这些侦察兵！到处都及时赶到！”鲁缅采夫在师里诗人人知道的，这个侦察兵许多机智的行动和勇敢的事迹被流传着。当然，司机和尼科尔斯基中尉一样，也认为近卫军少校在大清早跟这位漂亮的灰色眼睛的女医生散步，是有目的的。
那时候汽车驶到了大路上，参加到另一个连绵不绝的汽车队里，它就驶得慢写了。
鲁缅采夫一边细看着小窗外面游过的平原，盖着一层薄雪的瓦屋顶和被移植得很整齐的小树林，一边无意识地从战术观点判断着地形，但是他不停地想念着塔尼亚。他回想着她的流泪和后来她的关于她丈夫阵亡和母亲故世的令人感动的叙述，当他回想着这一切的时候，他感觉到他露出了富于幻想的、温柔的、象他立刻所判定的，冷酷无情的微笑。“原来，”他想道，“我高兴，是因为她死了丈夫？！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是这么卑鄙！”
他竭力装出严肃的样子。
他觉得跟塔尼亚相遇是意味深长的，特别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日子里。
塔尼亚是“老相识”——这对鲁缅采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关系不应该带有在战争中所常有的那种男女间轻率的“友谊”的性质，那种他所厌恶的和规避的友谊的性质。
“老相识！”鲁缅采夫非常喜欢这几个字，它们使她摆脱了他在偶尔相遇的、充分懂得对比她们的要求的女人们面前所感觉到的那种羞怯的感觉。
在到达村子以前，他一路总是想着塔尼亚，并想着将来跟她的相会，师部大概要在这个村子里驻扎几小时。
鲁缅采夫在这里马上投入了他非常熟悉的、忙碌的、然而不很急迫的工作气氛中，这种工作气氛是每个司令部所常有的，不管它们是在什么地方。
师侦察兵们驻扎在村子西郊的一座粉刷得很白的大房子里。
这所房子堆满了雪白的绒毛褥子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壁钟，这些壁钟发出感冒似的声音，仿佛它们要求躺在这些褥子下面似的。
在门上面、床上面和窗间壁上，都挂着用古代粗黑体连字印在硬纸板上的格言诗——主要是以必须安分守己和恬静的家庭幸福胜过世俗浮华为题材。在短诗下面挂着几张两个笑眯眯的德国兵的相片——大概都是房东的儿子——相片上的背景是欧洲几个首都：哥本哈根、海牙、布鲁赛尔和巴黎的街道与广场。房东的这两个儿子却并不安分守己！
在军队里任何事情都知道得很快：侦察兵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官回来了。他们都来欢迎他，虽然他们都是沉着的人，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可是鲁缅采夫不能不觉察出，他们都高兴他的归来。
这儿有司务长伏罗宁——一个神勇的侦察兵，肤色黝黑，矮小、敏捷，有一张狡猾的狐狸般的脸；沉着的和有自知之明的米特罗先上士；侦察连连长，年轻的米歇尔斯基上尉；鲁缅采夫的传令兵——孤僻的和有点儿古怪的齐比列夫中士。
老是不修面的、懒得多动的和淡漠无情的翻译员奥加涅相坐在一张绒毛褥子上，可是一看见鲁缅采夫，他就迅速地跳了起来，近卫军少校理会了这种牺牲，连忙说了一声“稍息”，翻译员随即轻松地又坐在褥子上了。
“那么，您不到陆军大学去啦？”米谢尔斯基不好意思地问。
“不，要到战争结束后再去。”鲁缅采夫说。
问话开始了：在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们怎么说？德国人在战线别的地段有什么企图？
他们的情绪都兴奋而愉快。有一个侦察兵欢乐地挥舞着两只手说：
“近卫军少校同志，您看见路上的情形没有？真伟大啊！人真不少！炮又多！哦，德国人垮台了，全欧洲给他们工作也是枉然啊！”
“咱们走呀走的，毕竟走到了。”司务长伏罗宁满足地透了口气，突然说：“那么，近卫军少校同志，该是拿锥子和锤子的时候了吧。”
荣获了五枚勋章的和勇敢无比的侦察兵伏罗宁的外貌，是不能使人联想到锥子和鞋锤的。鲁缅采夫笑了笑，他在战争期间初次根据每个战士过去的职业来打量他们。
这样看来，“伟大的”伏罗宁从前是鞋匠，米特罗从前是铸工，齐比列夫从前是在德涅伯河上当浮标管理员的，奥加涅相，这个不修边幅的、常常叽哩咕噜的好人，从前是艺术家，而米谢尔斯基上尉还不曾做过什么工作，在战争爆发以前，他刚刚读完十年制中学。
只有鲁缅采夫从战前到现在一直是个军事干部。
“唔，朋友们，”他说，用戏谑来掩饰他的兴奋。
“现在你们还不是鞋匠，而是士兵。请告诉我，师里有什么新消息。”
但是这当儿，鲁缅采夫的助手——安东纽克少校——的阴郁的脸在门口出现了。他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候，而现在他显得格外忧郁。
他难以隐藏自己的失望情绪。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愿望：长官出去学习，他安东纽克就可以得到提升了。
安东纽克少校把操典和条令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在军队里已经呆了很久，他有优美的姿势，从前他是骑兵，因此他非常自豪。他受过专门侦察训练，自认为是一个侦察勤务专家。
他对鲁缅采夫的态度是复杂的。当然，他并不抹杀近卫军少校的品质。但是别人认为是鲁缅采夫的优点地方，他却认为是缺点。例如他批评鲁缅采夫对侦察兵的那种随便的和同志般的态度。其次，他认为鲁缅采夫跟奥加涅相学习德文是完全不适当的：向部下象一个小学生似的学习什么东西，对于一个长官是不适宜的。一般的说，他认为鲁缅采夫身上有许多“非军人的东西”，而在安东纽克看来，“非军人的东西”就是低劣的同义语。例如，他知道了米谢尔斯基上尉常常在暗地里写诗，就露骨地轻视他。
这一切鲁缅采夫都知道。他有时候笑笑，有时候很生气。只要鲁缅采夫一提高嗓子，安东纽克就立刻悄悄地溜走。总之，他只尊敬那些回发脾气的长官。关于他，鲁缅采夫常常说：“要是你不大声 责他，他就什么都不做……他以为别人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鲁缅采夫，因为他进入了德国，并且遇到了塔尼亚，而觉得太幸福了，因此他对于安东纽克的不满态度也毫不介意了。他仔细地研究着一张绘着敌人沿库托夫河所筑的防御工事的地图。侦察兵们围着他们的长官，悠然地抽着马合烟。等待着命令。这一点他们早已知道：这个勤奋的近卫军少校会找出工作爱来给他们做的！真的，他沉吟了一会，站了起来，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说：“唔！应该作战！我想，我们派一队侦察兵到前面去，必须把沿库托夫河的工事侦察明白……要不知道这是著名的“东方壁垒”的工事！您去准备人员，米谢尔斯基。您担任队长。我去见将军请求批准。”他转脸对翻译员：“有俘虏吗？”
“有。”
“审问过他们没有？”
“是，稍微问过一些。”
“问过库托夫河的情况吗？”
“没有，”翻译员承认说。
鲁缅采夫责难地瞥了安东纽克一眼，但是什么话也没说，戴上帽子去见师长了。
第四章
师长谢列达少将所住的那所房子的近旁很热闹。显然有一位高级长官到来了：庭园前面停着一辆轿车和一辆装备着一挺重机关枪的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参谋们拿着公文夹不时从屋子里跑进跑出，他们都显得很担心，甚至有点儿惊惶。其中的一个凑着鲁缅采夫的耳朵低声说：
“你知道，谁在我们这儿？西斯克雷洛夫！”
不错，在师长那儿的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中将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西斯克雷洛夫。鲁缅采夫迟疑地站住了，后来依然踏上了台阶。
外室里挤满了人。坐在这儿的有西斯克雷洛夫的勤务员们和副官们，他的警卫队的自动枪手们和奉召而来的师部参谋们。寂然无声。在门里边有轻轻地说话声。
不，现在用不着去见师长。鲁缅采夫靠门柱立着，一边思索着，万一军事委员要召见他，他应该报告些什么？
门开了。师政治部主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在门口出现了。
“派人去请鲁缅采夫来，”他对师部的一个军官说。
“我在这儿。”鲁缅采夫应答道。
“啊哈！请进来！”
宽敞阴暗的房间里很静。在里边角落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瘦削的、穿将官大衣的、头发灰白的人。师长谢列达少将直挺挺地立在他对面。还有一个鲁缅采夫不相识的少将——根据肩章上的标记来判断，他是一个坦克部队的军官。
鲁缅采夫想要报到，可是他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很紧张，并且对他的显然为了什么事情而受到了申斥的师长起了由衷的怜悯，于是他便“立正”站在壁边。
他所听到的第一个字就是“马车”，他吃了一惊，警惕起来了。
“噢，甚至坐起马车来了，”军事委员说，显然要把谈话继续下去。“什么都想坐……今天我拦住了三辆这样的马车，上面都坐满了您的步兵，塔拉斯·彼得罗维奇。”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说话的声音放低些，正如鲁缅采夫所感觉到的，不无狡猾地说：“不过，不单是您的……”他正眼看了一下谢列达，于是生气地说：“坐吧，干么站着！”
谢列达将军坐下了，而西斯克雷洛夫却站了起来，他一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说：
“顺利而迅速地前进固然是好事，但是这也有不好的一面。过分热心的指挥员在进攻中常常忘记纪律。军队里出现了一种狂妄的态度——仿佛在说，既然我们这么勇敢，我们什么都不必放在心上……可是在敌人的领土上，这可能造成越规的行为。你们的行动都象醉鬼一样。当然，你们想，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但是必须象攻克维里克鲁克那样，来攻下这个德国，要征服它，必须经过一番苦战！”
“叫我来干什么？”鲁缅采夫心里想，为了他的看来应受非难的坐马车的事，他有点儿后悔。“难道他们知道我也犯过这个错吗？”
他仔细地打量着军事委员，他初次看见他，可是已经听说过好多次了。西斯克雷洛夫那对深沉的、智慧的很疲倦的眼睛，使他感到惊奇。
西斯克雷洛夫知道侦察兵来了，就转过身来，用凝视的目光望着他。
“难道他知道坐马车的事情了吗？”鲁缅采夫在徇私，脸上微微红起来。
可是这件事情平安地过去了。
“您在夜里能够很好地识别方向吗？”将军问鲁缅采夫。
“是，将军同志。”
“您的师长对我说起过，前几天您到坦克兵团司令部去过……”
“是。两天以前。”
“陪我到那儿去一趟。”
鲁缅采夫担忧地说：“在我们和坦克部队之间可能有迷路的小队德国人。这里的战线不是密接的。我可以亲自去，将军同志，另几个坦克兵到这儿来报告。我可以迅速地办好。”
西斯克雷洛夫又凝视着侦察兵，并且微微打趣地答道：“我很乐意听从您的话，少校同志，可是抱歉的是我想亲自到坦克部队去一趟。”
鲁缅采夫受窘地说：“明白了，将军同志。”
“至于迷路的小队德国人，或者各种‘人狼’，”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那我认为不应当害怕他们。德国人是爱好命令的，他们不会自由行动。而那些聪明些的——他们完全明白，这是没有用的。您的事情多吗？”
“批准侦察计划和审问俘虏。”
“一小时办得完吗？”
“办得完。”
“给您一小时。”将军看了一下表，突然转脸问师长：“您的女儿在哪里？难道还在这儿，跟你在一起吗？”
谢列达将军的十三岁女儿跟父亲差不多是寸步不离的。她的母亲在真正最初几个星期里被德国人的炸弹炸死了。
她是在士兵中间、在战斗和战争的患难中教养长大的，所以她熟悉地图，懂得各种武器的特性，并且正象她父亲所说笑的，学习过步兵操典第一部。
将军不断地跟小姨子通信。当他们终于把一切都谈妥了的时候，维斯杜拉河上的进攻开始了。那时候就顾不得私人的事情，所以薇卡仍旧留在师里。
这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很聪明的、身子衰弱的小姑娘。她有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向她父亲提示居民点的名称、高地号码和配属给师的炮队和别的部队的番号。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参谋们在跟师长谈话的时候，想不起师在去年驻扎过的一个居民点的名称，薇卡柔和的声音便从房间的角落里响起来了，她带点儿叫人发笑的自满自信的口气说：“爸爸，这是在森林西边，扎窦巴以南两公里。”
可是，除了熟悉这些对她毫无用处的东西以外，跟她同样的姑娘们所关心的许多事物，她却一点儿也不懂。
当然，这种特殊的情形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军事委员知道有薇卡其人，是不足为奇的。
“把她叫来，”西斯克雷洛夫说。
师长默默地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叫薇卡了。
近来的是一个瘦削的、脸色苍白的小姑娘，她穿着保护色的裙子和军装上衣，乌黑的头发剪成男童式。她文静、端庄，故意装出镇静的样子，可是就西斯克雷洛夫所注意到的那些微微可以察觉到的表征来看，她是很慌张的。她的左肩略微看得出在颤动。她走到军事委员面前，自我表现介绍说：
“薇卡。”
她看见了鲁缅采夫，对他亲切地笑了笑，这没有逃过军事委员的注意，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侦察兵在这儿是人人喜欢的人物。
当鲁缅采夫在隔壁房间里向师参谋长报告他的侦察计划的时候，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跟薇卡开始谈话了。他象对待大人一样用“您”相称：“您该到莫斯科去读书啦。战争快要结束，您应该想到您的前途。”
“我想等到占领柏林，将军同志，”薇卡一本正经地回答。“那儿一定很有趣！”
“您还是应当离开这儿。”
“我在这儿也在学习，加林少校和尼科尔斯基中尉给我上一点儿课。”
“一点儿课，”将军追问了一句，“一点儿，这是不够的。”
“我明白，”薇卡困窘地同意了。“不过这是暂时的。”
“您不妨碍您父亲打仗吗？”西斯克雷洛夫问，斜眼看了一下师长。
“恰恰相反！”薇卡回答道，“我在帮助他，”她对谁也不看，悲伤地笑了笑。
“他忘记了什么，我就提醒他。”
大家都放声笑了起来，西斯克雷洛夫依然很严肃说：“哦，这样……这很好！不过我仍旧请求您立刻动身到第二线去！因为在目前机动战的情形下，师部常常会陷入困境……各种意外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象那次您跟父亲遭遇德国人的事情。有过这件事吗？”
“有过，在舒宾城郊外。”
“这您可明白了。”
谢列达将军困窘地笑了笑说：“你明白了吧，薇卡？没有办法的，军事委员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时候鲁缅采夫的侦察计划已经被批准了，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对安东纽克作了必要的指示，便跟奥加涅相和齐比列夫一同到拘禁俘虏的棚屋里去。
俘虏们都坐在稻草堆上，捧着饭盒喝汤。鲁缅采夫等待着他们吃完晚饭，一边低声对传令兵说：“你的事情怎么样？马都好吗？”
“都好，”齐比列夫回答道。
他的四方脸象往常一样神秘而安详。但是鲁缅采夫是深知他的传令兵的性格的，看出他有一个什么问题要问。齐比列夫果然问道：
“据说德国人没有东西吃。可是这儿却有很多很多的牛和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鲁缅采夫注意地望着他，显然，不仅仅齐比列夫一个人，而且所有的侦察兵都关心着这个问题。恩的，在德国人的院子里猪在哼叫，黑白花斑的良种母牛在哞哞叫。
“这绝不会那么简单吧。”鲁缅采夫稍稍思考一下后，回答道。“活猪是不吃的。而且禁止德国人宰牲畜。这还是在布格河上一个俘虏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样：乍看起来——是食物，但是深入地看——却不是食物，而是储备的军粮。”
齐比列夫沉思起来，他在评估着这个回答的说服力，接着他说：“大概是这样。可见德国人还可以再打上十年。他们的食物和各种东西可能都很充足……这就是说，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不是饥饿，也不是美国人的炸弹。而是咱们。”
鲁缅采夫喜欢他的传令兵，尽管他的脾气很古怪。齐比列夫谈起别人来总是带着半轻蔑的口吻，他的态度好象是一个不容争辩的法官，而且要从这个孤僻的和沉思的兵士口中得到称赞，是不很容易的。
关于鲁缅采夫，他说：“那才是人。”
关于他所不喜欢的和暗地里不尊敬的安东纽克，他同样简捷地回答道：“那不是人。”
侦察兵们有时问这个，有时问那个来取笑他：“你认为怎样，齐比列夫，那个可算是人，还是不是人？”
固然，讽刺他是很危险的。当他冒火的时候，他会大发脾气。
奥加涅相开始逐个地点俘虏的名字。
两种很有意义的征象，立刻引起了鲁缅采夫的注意。第一是：这些德国人属于各种不同的兵团和后方警备队的；正规部队、特种部队、预备队和守备队完全混合在一起，这是德军慌乱狼狈的景象。第二是：在被俘后的几小时内，这些德国人都完全丧失了军人的姿态，而回复了他们战前的面目——官吏、小店主、手艺匠、工人和农民。这就是他们跟从前的俘虏根本不同的地方。那些人被俘虏后仍旧保持着士兵的本色。
很明显，他们已经充分明白，德国已经战败了。固然，不是所有的俘虏都明白这一点。被击溃的第二十五步兵师中士赫尔迈特·史威尔忧郁地眨着疯狂的小眼睛，对战争前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在黑沉沉的矿坑里，”他高高地翘起肮脏的手指，装出预言家的模样说：“正在制造一种威力强大的秘密武器……它会拯救德国。”
站在这个史威尔背后的一个瘦削的德国人，轻蔑而愤恨地说：“Ｅｒｉｓｔ ｊａ ｖｅｒｒｕｅｋｔ ｔｏｔａｌ ｖｅｒｒｕｅｋｔ，ｄｉｅｓｅｒ Ｅｓｅｌ！（他完全疯了，真是傻瓜！）”
俘虏中间开始了地声的争吵，这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鲁缅采夫满意地看到，史威尔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俘虏都嘲笑他，而其余的俘虏都颓丧地默不作声。
关于库托夫河上的工事，俘虏们所知道的大半是听说的，但是鲁缅采夫对这些情报的一鳞半爪也都加以密切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
军事委员给予侦察兵的一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近卫军少校把奥加涅相留在棚屋里，以便继续审问，他自己带着传令兵见师长去了。
这儿已经在忙碌地作动身的准备。自动枪手们急急忙忙地在半履带式的装甲汽车的长凳上占据了座位。他们让出一个位置给齐比列夫。
西斯克雷洛夫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环顾四周，看见了侦察兵，向他点了点头，然后跟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告别，朝汽车走去。
“咱们走吧，”他说。
鲁缅采夫坐在司机身边，军事委员跟坦克部队将军、上校和他的副官坐在后面
汽车轻轻地跳动着，在柏油路上疾驶，在道路的拐弯处，它追上了一辆用四匹马拉的、慢吞吞地爬动着的马车。
鲁缅采夫偷偷地瞥了军事委员一眼。将军闭起眼睛默坐着，汽车追过了那辆倒霉的马车。鲁缅采夫打算赌咒说，这正是丘霍夫的那辆古式的马车，可是他又不能准确地肯定：汽车奔驰得太快，而且天色黑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