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给炒得沸沸扬扬已经有些日子了，连总书记都从旁帮了一把。骂的多，夸奖的也不少。骂就不去说它了，誉者则多持“对主体文化背叛”论。

　　一声“上海宝贝”打动不了我这样的糟糠老朽。但老虽老，只要有热闹就忍不住凑上去看个究竟的恶习，还是逼得我把它从网上“载”下（舍不得家中的书架空间，也舍不得花去那份茶钱），拉杂读了一通。读毕不禁哑然失笑——不是笑著者，人家足够真诚，厕所里的事都合盘托出了；也不是笑奉命“嗅黄”之打手，只看那吆喝着虚晃一阵的架势，就知道“孰个亲、孰个疏、孰个乖、孰个乍毛”，人家当局心里明镜儿一般。我笑的是那批经纶满腹的论者。“主体文化”，您以为今天什么年代？连小孩子都知道“长大了要当老板”，只有政府里那帮白吃（纳税人钱粮）才满天价叫“四个坚持”——奔钱找乐子，这才是今日中国之主体。对此主体，宝贝们实在是趋奉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著者的笔触只在“乐子”上浓抹淡描，却略去了至关重要的“奔”，而与读者，包括绝无资格踏上宝贝们美丽新世界的劳苦大众，切切相关的，恰是这“奔”的方式。从这点看，著者对自己顺应主体的描摹，又是很机巧、很懂得逡避的。

　　上海是十九世纪中期首批在枪口下辟为商阜的城镇之一。乾隆年间洋人礼貌前来要求平等交流的局面已然不再。从踏上外滩第一步，洋人在上海就天然高出一头，包括他们带来的全套硬、软件：洋楼、洋行、洋装、洋噱头、洋式消遣，以及让非租界人艳羡的富庶与安全，当然还有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洋规矩和洋式思维。所有这全套的“洋”都要有当地人档次不等的服务（和后来的介入、独立执掌），上海人无以逃遁地浸润在这仰视、平视、俯视；驯顺、利用、欺诈的复杂环境中。一茬又一茬顽强地出现在上海土地上的铮铮硬汉可见史载，但不可否认地，一百五十年过去，当人口在这繁华旖旎大都从数万增长到上千万时，那精明乖巧、趋利避害、小天地里得享乐尽享乐的殖民地性格，在并非全面殖民地的上海，已从勉为其难变为顺应、变为习惯、变为性情、变为遗传基因。

　　“宝贝”们如今的表现，并不具什么新意。如果说195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又拘又压、外加送顶高帽之后的盘剥，让上海性格或收敛、或转型了一阵子，一旦这“新形态殖民”（好八连不是洋人，但人家有枪，代表的是优你一头的无产阶级）放开手，老租界醉生梦死情调刹那间油然焕发。不同的是，和三、四十年代比，洋人不再是从前的洋人，洋派也已不再是原先的洋派。今日上海宝贝不再穿着长袍跳华尔兹，在人家洋人已经有了亨利。米勒、有了麦当娜的年月，趋洋壮胆也另具形态——恣睢与不知耻的“上海宝贝”应运而生。著者几度宣称她对亨利·米勒的心仪，却忽略了这名反叛的放荡大师与他们致命区别：米勒藐视名牌和以名牌控制世界的资本。上海宝贝对种类东西不仅孜孜以求更须时时炫耀，露出了殖民地版放荡的马脚。

　　殖民地与非殖民地民众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清楚知道自己不是这方土地的主人，知道自己在重大的公众事务上没责任，也没有置嘴的权利。不错，开明的殖民者会赏给治下顺民一些日常生活的富足安定，但崇辱生死的大事自有人替你拿主意，您就乖乖地（或漠漠然地）活着吧。对自由、平等、权利等等，得西方文明之先的殖民地顺民怎么会没有感觉？但活跃在他们思维里的，只能是那根游动着的、不至激怒主人、不可逾越的线。他们是以数代累积的体验来把握自己的。殖民地人在襁褓里就须学会对强权不招惹——先是父亲，然后是幼稚园老师、班主任、管片民警、书记主任（近年来是老板），以及所有具象与抽象权势者。他们几乎失去了享受宽广领域里精神生活的愿望，只习惯在逼仄的空间玩细腻玩恣意——具体到当代宝贝们，就是在共产党让出来的空间里摆出似是而非的洋派头。

　　这幸福中的苦涩“宝贝”们自己并非全然懵无所知。譬如她无意间甩出的对一个女人装束的评议：“她的童花头……咖啡色的眼影……酒红色的唇膏……精致剪裁的亮色衣裙……海外的生活风气鼓励她们这样隆重地修饰自我以弥补华人种族向来被主流社会轻视的边缘地位”——真是一笔就点出了上海（还有香港）如此看重衣装的“内里虚”。就我阅读所及，宁可饿死也不肯住进租界的人是有的。两位，他们是陈寅恪与黄炎培。

　　昨天看新闻，见成都一些“经营性”酒吧，顾客多为未成年人，而以14岁左右的少女为多。看着那三三两两围坐桌边吞云吐雾的瘦小身躯，不由得叹了口气：都做着梦呐，盼着哪天走来一个有大套房和海外汇款美少年，或是有鼓囊囊的钱包的帅洋人（“家伙”大得吓人之美妙她们可能还不懂）把她带走……难怪《上海宝贝》在这个城市加印（或盗印）数十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