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

　　常脆弱、极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

　　观察者，我们只感到，在1999年，本来有着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

　　突然显得有点蹊跷、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1920-1966）的两党

　　间的合合分分与恩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

　　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

　　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

　　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

　　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

　　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

　　要因为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

　　腻烦透顶的同时，也无处不怀着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

　　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着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

　　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

　　的。在这里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

　　当然这都是对大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著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

　　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

　　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

　　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

　　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

　　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

　　“冷眼”，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国共纷争的往事

　　在20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

　　政治势力，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

　　这漫长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

　　也就罢了，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

　　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

　　么我交税供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

　　打或和，我有没有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

　　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

　　似乎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

　　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

　　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

　　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

　　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

　　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

　　潮推进。在“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

　　杯又听戏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与F—16都不是买到家里供着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

　　互间谆谆告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

　　更况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

　　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

　　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

　　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

　　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

　　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

　　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

　　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

　　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

　　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

　　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

　　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

　　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

　　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

　　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

　　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

　　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

　　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

　　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

　　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

　　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

　　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

　　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

　　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

　　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

　　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

　　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

　　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

　　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

　　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

　　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

　　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

　　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

　　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

　　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

　　“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

　　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

　　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

　　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

　　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

　　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

　　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

　　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

　　、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

　　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

　　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

　　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

　　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

　　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

　　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

　　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

　　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

　　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

　　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

　　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

　　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

　　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

　　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

　　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

　　“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

　　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

　　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

　　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

　　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

　　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

　　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

　　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

　　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

　　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

　　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

　　“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

　　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

　　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

　　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

　　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

　　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

　　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

　　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

　　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

　　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

　　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

　　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

　　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

　　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

　　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

　　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

　　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

　　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

　　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

　　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

　　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

　　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

　　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

　　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

　　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

　　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

　　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

　　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

　　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

　　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

　　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

　　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

　　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

　　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

　　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

　　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

　　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

　　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

　　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

　　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

　　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

　　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

　　—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

　　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

　　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

　　“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

　　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

　　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

　　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

　　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

　　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

　　“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

　　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

　　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

　　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

　　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

　　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

　　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

　　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

　　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

　　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

　　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

　　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

　　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

　　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

　　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

　　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

　　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

　　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

　　“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

　　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

　　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

　　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

　　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

　　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

　　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

　　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

　　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

　　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

　　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

　　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

　　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

　　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

　　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

　　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

　　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

　　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

　　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

　　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

　　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

　　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

　　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

　　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

　　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

　　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

　　—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

　　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

　　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

　　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

　　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

　　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

　　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

　　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月14日，

　　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

　　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

　　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

　　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

　　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

　　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

　　05 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

　　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

　　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

　　1927年7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

　　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

　　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

　　“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

　　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

　　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

　　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

　　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

　　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

　　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

　　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

　　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

　　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

　　会”。它成立于7月26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

　　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

　　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

　　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8月1日，所谓“全歼国

　　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

　　（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

　　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

　　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

　　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

　　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

　　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

　　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

　　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

　　150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

　　方动员了800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

　　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

　　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06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则有一支长

　　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

　　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

　　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

　　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

　　文字记载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

　　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

　　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

　　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

　　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

　　阵之后，90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

　　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

　　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

　　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

　　—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1927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

　　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

　　分清楚过，只看1949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

　　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

　　根子军权，1935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

　　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

　　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

　　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

　　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

　　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

　　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

　　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

　　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

　　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

　　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

　　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

　　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

　　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

　　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

　　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

　　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

　　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

　　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

　　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

　　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

　　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

　　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

　　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

　　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

　　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

　　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

　　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

　　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

　　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

　　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

　　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

　　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

　　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

　　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

　　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

　　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

　　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

　　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

　　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

　　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

　　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

　　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

　　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

　　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

　　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

　　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

　　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

　　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

　　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

　　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

　　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

　　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

　　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

　　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

　　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

　　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

　　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

　　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

　　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

　　“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

　　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

　　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

　　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

　　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

　　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

　　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

　　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

　　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

　　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

　　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 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

　　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

　　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

　　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

　　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

　　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

　　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

　　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

　　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

　　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

　　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

　　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

　　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

　　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

　　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

　　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

　　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

　　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

　　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

　　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

　　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

　　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

　　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

　　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

　　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

　　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

　　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

　　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

　　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

　　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

　　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

　　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

　　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

　　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

　　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

　　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

　　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

　　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

　　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

　　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

　　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

　　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

　　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

　　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

　　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

　　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

　　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

　　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

　　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

　　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

　　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

　　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

　　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

　　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

　　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

　　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

　　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

　　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

　　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

　　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

　　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

　　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

　　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

　　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

　　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

　　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

　　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

　　——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

　　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

　　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

　　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

　　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

　　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

　　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

　　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

　　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

　　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

　　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

　　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

　　“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

　　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

　　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

　　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

　　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

　　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

　　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

　　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

　　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

　　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11 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

　　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

　　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

　　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

　　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

　　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

　　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

　　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

　　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

　　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

　　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

　　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

　　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

　　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

　　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

　　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

　　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

　　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

　　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

　　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

　　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

　　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

　　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

　　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

　　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

　　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

　　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

　　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

　　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

　　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

　　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

　　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

　　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

　　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

　　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

　　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

　　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

　　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

　　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

　　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

　　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

　　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

　　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

　　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

　　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

　　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

　　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

　　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

　　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

　　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

　　了我们努力抗战。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

　　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

　　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

　　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

　　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

　　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

　　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

　　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

　　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

　　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

　　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

　　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

　　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

　　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

　　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12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

　　大学。不知在这份由主（GOD）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

　　贵史料中，有没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

　　第三国际表达的“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

　　而使御用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

　　由于大量苏共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

　　险象迭起的西安事变，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

　　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

　　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

　　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着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1935年底致

　　杨虎城信），接着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

　　经过慎重的、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

　　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1936年7 月2 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

　　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着“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

　　搭”，始于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69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

　　围城断粮的同时，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

　　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

　　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

　　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

　　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

　　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

　　为重情义的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

　　周恩来一样，他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

　　即有着基本权利的自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

　　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

　　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

　　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

　　；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

　　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

　　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这都不错，

　　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中国不中国，单独

　　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1929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

　　后来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

　　知的事实。对少帅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

　　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

　　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

　　俊杰”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

　　情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

　　大业的举措，为苏共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

　　边其实还流传着的另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

　　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

　　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

　　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

　　另一场“勾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8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

　　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着还起草了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4个月后的西安事

　　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

　　世界有史以来，每一页上都书写着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

　　种种恶行之上，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

　　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