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的理想和非凡的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子，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扎，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时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0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在这些个年代里，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名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确切地说是一份报告，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向狱外领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由于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才未见残忍的惩罚，比方说像当年对付顾顺章一家那样，落到他们这些被认为“比公开的敌人还要险恶的”前同志的头上。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危安，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其所为，恐怕与长征时用担架抬着红军要人和他们的太太、而完全不顾自己饿死累死的战士没什么两样——当然郑伯伯、我的父亲、还有那些战士们在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拼死保护的要人们后来的所为，以及他们的“后世同志们”今天的贪婪与腐败。

　　郑伯伯去了。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而非今日官员的大话与奢靡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才使那部如雕花骨灰盒般堂而皇之却了无生趣是正宗中共党史，有了一丝生动可信。¨

　　1998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