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

　　（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专制统治——与两千年前专制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台湾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靼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道，控制了教育和传媒，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党和国家”的工具与喉舌，已经没有第二条路。这情况，在70年代末的改革之后，稍有改进。其改进的程度与执政的共产党将原先绝对独揽的社会资源和严格控制下的公民权利返还给社会的程度相当。

　　（三）

　　1984年的“十一”，就在20世纪快要进入它的尾声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幅手制横幅“小平您好”，赞扬这名专权改革者所作出的合乎民心的成绩：农民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的部分恢复，撤除阶级成分划下的政治歧视和压迫，为政治运动受难者恢复名誉等。鼓励他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真正实践最初对社会许诺的“解放”。

　　又是十五年过去。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是，在毛式社会主义中国的底子上，邓作为继承人，似乎什么都能改，甚至“姓资姓社”都无所谓，惟独“不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这人类走出蒙昧的第一前提。在党内人士享受了片刻的1978年的“议论自由”之后，邓的决定是：对他所设计的改革，只“摸着石头过河”，无论其理论、方法、步骤，还是对变动着社会成分，一律“不讨论”。尽管如此，对社会有限的权利返还，还是给了民间（包括知识分子）一丝生机。然而，这类不够成熟的社会上的非制度性的改善，再次在强硬的当权者和激进的革命者手中断送。籍着对1989年社会抗议行动的镇压，十年间艰难地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现代社会萌芽，特别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发言的阵地，遭到全面清剿。两年之后，这名以开辟中国的新时代自命的独裁者，在其衰朽之年亲自南下，希图挽救他亲手设计的“经济改革一花独放”的改革大业，却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新的、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权力化的资本和市场毒化了中国现代社会可能的生长点。就在外国资本与集权政治联手，将古老的北京打扮成一名妖娆商家妇的时候，她的结局，似乎不出两类：经济上去了，社会法西斯化；经济上不去，社会动乱。当然还有一个与世纪初非常相似的可能：国际干预与共管。

　　（四）

　　于是，人们会问，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

　　“读书好学”本是中国传统；一百年来，爱国的、愿为祖国繁荣出钱出力的中国知识人更是遍布世界。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军队、多少高科技和先进武器，甚至有多么高的GNP和外汇存底，如果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没有权利对现存社会进行严正批评，没有一批以意志独立与言论尊严作为自己终身职志的理想家，以及独立于强权（党和政府）的法律对他们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先进的武器、金钱盟友、辉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大工程、和随手拣起来就用的思想批判……，中国的知识人，恰如有着诸般显赫名头的伏尔肯（Vulcan）们，依旧只是党的工具。

　　中国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它萌于军事强权左右社会的中古时代，并再度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所处的地位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