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答钱玄同

　　你可考倒我了。我这几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春秋》的性质的问题，所

　　以对于你的质问，我几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却使我不能不想想这个问题，

　　想想的结果，略如下方，写出请你指教。

　　第一，孟轲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

　　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想，“其文则史”一

　　句似乎是说，以文字体裁而论，《春秋》是一部史，与别国的史正是“一也”。

　　试看齐国史官记“崔杼弑其君”，晋国史官记“赵盾弑其君”，其文字体裁

　　正与《春秋》相同。况且“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句，从文法上严格说来，

　　应译作，“至于这里面的意义，可是我偷了他们的了”。旧注以“窃取”为

　　谦辞，我却不肯放过这句话。我以为董狐，齐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

　　权已经成立了，故孔子自认窃取史官“书法”的意义，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第二，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

　　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

　　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记史事，确有使跋扈权臣担忧之

　　处。故有“乱臣贼子惧”的话。此事正不须有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敢说

　　老实话，敢记真实事，便可使人注意（惧）了。今之烂污报馆，尚且有大官

　　贵人肯出大捧银子去收买，何况那位有点傻气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国朋友

　　佗音比（Arnold Toynbee）每年编一册“国际关系调查”，颇能据事直书。

　　这几年中，每年都有列国外交当局对他的记事表示很关切的注意，往往供给

　　材料，请他更正。这便是“惧”字的“今谊”了。（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

　　借来印证）

　　第三，孔门的后人不能继续孔子以私家学者作史的遗风，却去向那部比

　　断烂朝报高明不多的《春秋》里寻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义。于是越钻越有可

　　怪的议论发现。其实都是像禅宗和尚说的，“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是和尚

　　自疑别有什么事”。（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

　　能证明此书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为简短，故颇像“断烂”；其实我们看

　　惯了殷虚卜辞，更见了董狐齐史所记，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

　　书，也许真是孔子仿古史书法而作的。我从前（《哲学史》一○三）曾疑《春

　　秋》有“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现在看来，在那种时代，私家记

　　载不能不有所忌讳，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

　　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见了你的原书和我的答书的前半，他写出了三

　　条意见，如下：

　　（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记录的。

　　（a）书法是可有的事。

　　（b）断烂朝报的性质是古初的著作体裁使然，详细的必是口传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纪录，并且利用它。

　　（3）孔子也许公布古代史官的纪录，并接续记载当时的事。

　　

　　子水的意见和我相差不远。

　　子水的意见和我相差不远。

　　谢谢你为我的生日费了那么多的工夫写那篇长文。裱成时，还要请你签

　　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工夫。

　　适之十九，十二，二十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附录]

　　钱先生来书

　　适之兄：

　　今有一事要请问你：你对于《春秋》，现在究竟认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

　　书？你的《哲学史》中说《春秋》不该当它历史看，应该以《公》、《穀》

　　所说为近是，它是孔子“正名”主义的书；后来你做北大《国学季刊宣言》，

　　对于清儒治《春秋》而回到《公羊》的路上，认为太“陋”了，并且和治《易》

　　回到“方士”的路上为同等之讥评。我对于你这个论调，可以作两种解释：

　　（一）你仍认《春秋》为正名之书，仍以《公》《穀》所言为近是；但对于

　　庄、刘、龚、康诸公的“《春秋》扩大会议派”，动不动说“微言大义”“张

　　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这些话觉得太讨厌了，离开真相太远了，所

　　以用一个“陋”字来打倒它。（二）你前后的见解不同了，你后来认为《春

　　秋》只是一部“断烂朝报”，不但没有那些微言大义，并且也不是孔子正名

　　之著作。我这两种解释未知孰是，请你自己告我。

　　我现在的意见，是主张你前一说而略有不同。我以为《春秋》确是正名

　　之书，但不见得就是孔子的笔削（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大

　　概是荀子一派喜欢“隆礼”“正名”的人们干的把戏，作《公羊传》者当是

　　此笔削《春秋》者的数传弟子之类。《公羊》所言已有些“扩大会议”的意

　　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说越不可究诘了。至于清代的先生们，则离题

　　更远，甘脆一句话，他们是“托《春秋》而改制”罢了。我因为觉得《春秋》

　　的称名上确有些奇怪：如整整齐齐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远

　　不变，今证之于《钟鼎款识》，实在觉得没有这么一回事；尤其是楚国，这

　　“楚子”的称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儿罢了。此外如那样的褒扬宋伯姬，

　　也颇可疑。故鄙见以为认《春秋》有尔许微言大义的说法，固然不对；若竟

　　认为是鲁国的“政府公报”的原本，似亦未合。你以为然否？希望赐答为荷。

　　弟玄同白十九，十二，十九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