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文史小集【近人书话】

  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

  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

  奉告,以谢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偶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

  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

  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

  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

  其立言”。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

  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

  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此说更不

  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

  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

  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

  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

  在《论语》之前。《论语》、《檀弓》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

  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

  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

  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论语》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

  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

  体?”

  怀疑《老子》,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

  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

  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怡荪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

  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

  (一)孔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

  他梁家便有此事,故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

  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祯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

  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

  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

  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论语》“以德报怨”一章是批

  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

  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四)《史记》的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六)老子所用“侯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

  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易经》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

  侯”。《坎》象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王公也”。孔子可以

  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

  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郊祀志》不说“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吗?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

  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

  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

  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去年读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

  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

  敬父子年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

  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

  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

  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

  如佛教的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之密宗,此又

  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

  《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逊《老子》,

  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袭《老子》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仿此推断”,

  何不可说“其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发道为帝先之论,孔、

  墨不应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

  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

  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

  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

  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命”之说,把“命”也

  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

  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宗派,一面信“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存疑”的态度,“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

  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

  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

  老、庄所同,而为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

  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天鬼为实有,而

  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

  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荀卿号为儒家,而其《天论》乃是最健

  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

  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

  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他叫做“大”。

  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

  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他叫做“大”。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

  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

  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

  指教。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