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管子》

　　胡适曰：《管子》非管仲所作也。前人多疑其为战国时人所伪托者，其

　　说散见诸书。今摭拾群言，辅以臆说，作《读〈管子〉》。

　　《管子·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则书非仲所自作可

　　知。仲之死在周襄王八年（前

　　644），而《形势解》篇称三王五伯，五伯最

　　后死者楚庄（死于定王十六年，当前

　　591），其去仲之死已五十年矣。《小

　　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之亡犹存。吴之亡在周元王四年（前

　　472），

　　去仲之死，已百七十年。《七臣七主》篇称楚王好小腰，及吴王好剑。吴王

　　盖阖庐，死于敬王二十四年（前

　　496），去仲之死，可百五十年。好细腰者

　　乃楚灵王，死于景王十六年（前

　　529），去仲尼之死，亦已百余年矣。然则

　　《管子》匪特非管仲所自作，亦非战国以前人所作也。

　　此说也，不独证之书中史事而信，即就书中学说言之，其证据乃益确凿

　　不可摧陷。《立政》篇云：“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

　　战”。弭兵之说，春秋时已有所闻，至于兼爱，则墨翟以前，未之闻也。且

　　《立政九败解》篇说兼爱之旨曰：“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疑脱一其字）

　　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此明引《墨子》

　　之事矣（参观《墨子》兼爱诸篇）。又可知是书之作，在《墨子》以后也《立

　　政》篇又攻全生之说。今按《立政九败解》说全生之道，乃大类杨朱之说。

　　墨子之弟子有及见杨朱者，杨朱盖后于墨子云）。

　　书中《版法》、《幼官》、《轻重戊己》诸篇，皆阴阳家之言。《心术》、

　　《枢言》、《九守》诸篇，论按实立名修名责实，则名家之言。其称法治曰：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

　　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此全袭慎子之言，而颠倒之，以欺人耳。其称以有

　　刑至无刑，欲使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以臻不言之教，无为之治。此则

　　纯然韩非所谓“道”也。盖周末学术至于韩非之时，而调和之势已成。韩非

　　者，韩人，承申不害之余绪，又为儒家荀卿之弟子，而兼治老子、慎子之学，

　　于是合儒、老、名、法而成一调和之道家。其时治此调和之学者，当不止韩

　　非一人。著《管子》者，疑即其中一人（或数人），盖与韩非同时，或先后

　　之。观本书篇目次第及行文体势，皆最近《吕览》、《韩非子》，可知也。

　　其书托于管仲，而其言则纯然道家之旨，故其书在《汉书·艺文志》列于道

　　家。然其所谓“道”，固不同老子之所谓“道”，乃韩非之徒之所谓“道”，

　　而亦司马谈之所谓“道”也。谈之言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

　　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法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

　　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管子》之所以得列于道家欤！

　　其二

　　顷见梁任公先生所著《管子》（《中国六大政治家》之第一编）中有一

　　节云：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仲自作。虽然，《牧民》、《山高》、

　　

　　《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管

　　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

　　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

　　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诸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余已

　　耳！（第

　　4页）

　　胡适曰：梁先生盖持两说：一据《史记》之言，以证《管子》之非全出

　　于后人之依托；一则假令《管子》非仲自作，亦必齐人衍管子绪余者所为。

　　梁先生博学多识，素所钦仰。然此两说，则殊非下走所敢苟同。谨贡所疑，

　　以质诸明达。

　　第一，鄙意《史记》之言，殊不可据为定论。即如《史记·庄周列传》，

　　谓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今此三篇之中，其《渔父》、《盗

　　跖》则自宋以来，久为注庄者所屏弃。《胠箧》一篇，文特畅健，后人多不

　　敢斥为伪托；然篇中言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至王建凡十二世，

　　而齐亡于秦（据《史记》则自田成子至王建仅得十世耳。今据纪年正之）。

　　然则《胠箧》之篇，盖秦汉间人，掇拾老子唾余而作，无可疑也。今若以太

　　史公尝见《管子》《牧民》诸篇，又谓其著书世多有之，而遂谓《管子》真

　　为仲所自作，则太史公尝称庄周之《渔父》、《盗跖》、《胠箧》矣，岂可

　　遽谓此三篇果庄子所作耶？

　　史公之时，去战国已远，藏书未尽出世，其已献之书，亦真伪互见。当

　　时人士无历史观，不知别假于真，则囫囵受之，概谓之古书而已。太史公父

　　子又非诸子学专家，子长之论述先秦学术，尤多肤浅之见。以墨家造诣之深，

　　影响之大，而《史记》之传墨子仅寥寥二十四字而已，则其疏漏可知（鄙意

　　太史公父子皆未见《墨子》之书，司马谈所称墨学，盖得之韩非耳食而已）。

　　故《史记》之于先秦诸子，其所称引，间有文学之兴趣，而未足为考古者之

　　根据也。

　　第二，至于以《管子》为齐稷下诸生衍管子绪余之作，则不独无所征信，

　　亦悖于历史进化之迹已。盖学术思想之进化，自有一定不易之阶级可寻，决

　　无躐等之理。春秋战国时人，虽多称道管子霸业者，然绝无称述其学识者。

　　则管子初不以学说著述称于世，而今所传《管子》之非春秋战国时人所尝见，

　　可知也。《管子》书中之法治主义，乃周末数百年时势所造，思潮所趋，而

　　决非五霸时所能发生者也。此数百年间之政治学说，由老子之无为主义，一

　　变而为孔子之正名主义，再变而为墨子之尚同主义，三变乃入刑名主义与势

　　治主义、礼治主义三家鼎峙之时代。其后墨学日衰，逮夫战国末年，仅儒、

　　道两家，中分中国。儒家言礼治。礼治者，周旋于人治、法治之间，故其言

　　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道家则专言法治。法治者，无为

　　主义之少子也。其说兼采刑名及势治两说之长，而其最后之期望，意中之郅

　　治，乃在不言之教，无为之治。王荆公曰：“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其有毂

　　辐也（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谓空虚之处）。无

　　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

　　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老子论》）荆公之论，精辟无

　　伦（晋人裴頠《崇有论》亦洞见此旨，其说见《资治通鉴》八十三卷）。盖

　　周末学者深知无为之治非可以无为致之，故《管子》曰：“以有刑至无刑者，

　　其法易而民全。”又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

　　

　　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违其命，

　　民不敢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禁藏篇》）

　　夫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则无为之治矣！然此学说之由来，非一朝一夕

　　之故。子产作刑书也，晋叔向犹怪而讥之。然则任法以为政，在管仲死后百

　　余年，贤如叔向，犹诧为创见；然谓法治之学说（“法治”与“法治主义”

　　是截然两事，如古代巴比伦人，谓之有法之则可，谓之有法治学说则不可也），

　　已昌明于管子生时，数百年后，稷下诸生衍其“余绪”，犹可成《管子》之

　　书，此岂非大昧于学术思想进化之迹者乎！

　　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违其命，

　　民不敢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禁藏篇》）

　　夫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则无为之治矣！然此学说之由来，非一朝一夕

　　之故。子产作刑书也，晋叔向犹怪而讥之。然则任法以为政，在管仲死后百

　　余年，贤如叔向，犹诧为创见；然谓法治之学说（“法治”与“法治主义”

　　是截然两事，如古代巴比伦人，谓之有法之则可，谓之有法治学说则不可也），

　　已昌明于管子生时，数百年后，稷下诸生衍其“余绪”，犹可成《管子》之

　　书，此岂非大昧于学术思想进化之迹者乎！

　　一九一六年六月《留美学生季报》夏季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