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做一篇大论文。
是相对论、湍流理论的社会应用。
相对论导致人们对经典时空观的突破，光线弯曲、时间变慢；湍流理论则表明了流体的紊乱混杂，难以套用一般的流体力学公式。有人扬言，周培源不是水利专家，不懂水利，你对三峡瞎搀乎什么？不要忘记，周培源是我国唯一参与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研讨班的物理学家，是我国湍流理论的奠基人，在这个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三峡之大不能就事论事，以局部谈局部，惟有宏观俯视，微观细察，方能获得科学的结论。三峡大坝，需要相对论式的现代科学思维，也需要湍流理论般的精微而准确的表达。如果，周培源这样掌握了现代科学精神的大科学家，没有权利在三峡面前发言，那么谁有权利发言？
三峡大坝不是一般的建设工程，它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社会、自然的大会战，其影响大概只有万里长城可以与之相比。长城长期静卧在山嵴，而三峡大坝终年承受着流水的激荡。三峡大坝的修建，也决不只是自然经济的变化。倘只是用传统的经典的水利论、水电论、航运论、开发论去解释，未必符合自然与社会内部潜藏着的科学规律。倘在三峡工程上一旦出现光线弯曲、时间变慢等奇而不怪的社会、自然现象，我们将何以措手足？杞人忧天，历来被视为笑话，当南极和北极均出现巨大的臭氧洞时，人们才惊呼，世界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头上这片天空。
周培源广泛地倾听专家学者们对三峡的看法，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详细而切实的调查意见。
周培源大量地阅读有关三峡的书籍、报纸、杂志和其它文字资料。他认真地阅读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用铅笔画了许多道道。他还把报上有关三峡的报道和资料剪裁下来……。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终于形成了自己系统而严谨的认识。
1986年7月，九三学社工程技术工作委员会就三峡工程的论证问题曾组织了专题讨论，征集了一些社内外从事水利、电力、航运、地质、能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专家的意见，他们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写出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中央统战部转呈党中央与国务院。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论点是，依照“先支流后干流”的程序对长江流域进行开发。
1987年3月，国家计委咨询小组成员、国家计划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发棠、凌纯锡三位老同志，出于对三峡工程的关心，看到在公开报刊上，积极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发表和广泛的宣传，而主张缓上或应从多方面总体战略上进行优化选择和统筹安排的观点，却缺乏公开发表和广泛宣传的机会，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不符合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精神。因而收集了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文汇编成书。田方听说周培源十分关心三峡工程，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这本书写一个序言。
5月5日，周培源亲自给田方写了一封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一如既往，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田方编辑这本书，而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商榷意见。他着重强调了以下两点：
一、“关于修改书名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不仅牵涉致到能源决策，而且和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与社会效益都有关系。根据书内选登文章的内容，可否请把书名稍作修改，概括得宽一些。”
二、“我们要明确要求把长江上游建坝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具体方案制订出来，和三峡建坝方案相互比较，哪个方案比较合乎‘四化’的需要，然后作出决定。”
信中，他还态度鲜明地说：“即使要修建三峡水库，我的看法是：也要等到上游水库建成之后看情况再定。经过几十年之后，国家经济情况会有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世界和平会有可靠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建坝就比较容易。千万不要以为修建这样一座世界坝就会流芳百世；如无充分准备就上马修建，反而会遗恨万年。”
在这里，这个85岁的老人，竟然用了“遗恨万年”这样一个份量很重的词语，不由得教人心头为之一沉，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著名绝句《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虽然时代不同，内容有异，但苍凉沉郁之情却一脉相承。刘备吞吴失计，导致联吴抗曹基本国策的破坏，使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诸葛亮纵然才智超卓，鞠躬尽瘁，也只能徒唤奈何！宏观决策一旦失慎，势将遗恨千古，尽管谋事者辛劳忠贞，亦无补于事，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如今，瞿塘峡口诸葛亮的“八阵图”遗址依然存留，江流悠悠东去，不舍昼夜；“八阵图”静卧江中，岿然不动；面对三峡大坝的今天，它们会向我们诉说什么呢？
根据周培源的意见，田方等人把原定的《三峡工程和能源决策》的书名，改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这种改动，不仅仅是一个书名的问题，而是认识方法的变动和角度的更换，也就是究竟就三峡论三峡呢？还是从宏观决策上加以论证，从总体战略上进行优化选择和统筹安排？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种认识方法的改动，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三峡工程的认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而奠定了缓上派的基本指导思想。田方等人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相继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四本论著，集中了120多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三峡工程的见解，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自由争鸣的局面。
周培源经过再三的思考，并与田方等人一起讨论磋商，为“一论”写了序言，为“再论”写了“再序”，“三论”又为之“代序”。不但如此，在“再论”中，他还提供了1988年11月7日他给当时的中央领导的信，以《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为题，予以发表。
周培源在“一论”的序言中，先是回顾了三峡工程的历史。他回顾了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拟在三峡建坝的建议，1932年恽震等三位工程师提出的勘察报告，40年代美国高坝专家萨凡奇来华提出的高坝方案，以及全国解放后，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历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建议和方案。总结这一段历史，他指出：
“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问题在于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干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
在这篇序言中，他还介绍了长江流域各支流极为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众多可供开发的水电站后，提出了三峡工程所需的投资巨大、工期很长、移民众多；而且，“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中，三峡工程起不了作用。”
他接着又从发电、防洪、航运等问题，进行了严密的论证，指出：“不论从发电、防洪、航运等各方面考虑，也都存在先建三峡工程还是先建其他工程的宏观决策问题。何况三峡工程是要将长江这条横贯中国东西部的大动脉拦腰切断，其位置正处于高峡谷区通向中下游平原之处，对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许多可预见或预见不到的重大问题，一时也难于彻底查清。如一旦发生意外，则将贻害子孙万世。”
他清醒地意识到，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不仅局限于工程技术的本身，而是关系到重大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问题。“左”倾顽症，在工程技术的论证面前，亦不时显魂，往往是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上纲上线，并扣上什么政治帽子，或被指责为“起哄”、“外行”。因此，他明确地强调，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
先生已老，只是白发皱肤下热血依然沸腾。文章中，他未能压抑自己的激切之情，满腔焦虑溢于言表：“过去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闻名于世，否则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后悔不及！”
文章最后，他还作了自我检讨。他说，“我在50年代曾是三峡工程上马的积极分子，那时主要是看了我们自己所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得多，其它方面未做研究。近年来，因多看了些材料，多做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作了详细而切实的调查，使我认识上有了很大转变。”与一些自我标榜一贯正确的人不同的是，周培源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神，而是当作与人平等相处的人，坦诚地与人交谈讨论，知错则改，服膺科学，服膺真理。让人感悟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与学术探讨的领域中，正直的人品同样是不可短缺的，真理总是与品格高尚者联袂而行，相映生辉。
《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出版了，使人们在一片喊“上”的声音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周培源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以及序言中严密的论证和激切的词语，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震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在1988年第一期的《群言》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一首诗作，表示了对周培源这篇序言的呼应。
诗题：《读周培源〈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序文有感》
诗云：
一、水力发电，科学之最；利多弊少，无须词费。纵览全局，衡量部分；利害得失，有待考虑。
二、阿斯旺坝，瓦伽顿河；得失利弊，究竟如何？说者甚少，闻者无多；事不关己，慎毋罗嗦。
三、三峡工程，人多意见：高峡平湖，一定出现。时间早晚，自是问题；欲速不达，理亦明显。
四、全部工竣，十九年后，本世纪内，收益不厚，耗资百亿，国力不够；天不会堕，杞人亦忧。
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并非水利、水电或航运专家，但历史经验的宏观把握，使他对三峡工程的仓促上马很是担忧。他对新安江水库很有看法，特别是它的移民问题至今没能妥善安排，使他对移民10倍于它的三峡水库忧心忡忡。
诗中提及的阿斯旺大坝，表面上看来，给埃及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有廉价的电力，控制了水旱灾害，灌溉了大量农田，且尼罗河没有航运问题，泥沙淤积很少，库区移民也只有10万人，远比我们三峡工程简单省事。但是，人们惊奇地发现，尼罗河被大坝腰斩以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环境气候、生态地质、渔业生产……甚至地壳承受的压力也有了改变，因而出现地震和山崩。
阿斯旺大坝建成以后，尼罗河上游含有有机质和浮游生物的肥土膏壤，大量沉积到水库底部，河口的来沙骤减，尼罗河两岸的绿洲失去肥源，土壤日趋贫瘠化、盐渍化，尼罗河三角洲盛产的著名埃及长绒棉在国际市场上已经绝迹。又由于供沙不足，河口三角洲急速内坍，每年达10米以上，重要的港口、工厂和国防工事都渐渐跌入地中海中。又由于水库贮水，入海径流减少，引起海潮倒灌，造成亚历山大港航道回淤，使埃及失掉了名闻于世的全国第一大港。又由于缺乏来自陆上的盐份和浮游生物，再也吸引不了沙丁鱼，于是埃及的名产沙丁鱼从每年180万吨的世界垄断地位下跌到零。就此一项的经济损失，就大大超过了阿斯旺水坝所带来的水电收入。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大坝的影响，尼罗河下游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变成了相对静止的滨海湖泊，这就为血吸虫和热带疟蚊的繁殖提供了滋生环境，致使水库以下尼罗河居民的血吸虫发病率达到了100%，真是骇人听闻！这一切使埃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有人在议会中提出了炸毁阿斯旺水坝的方案。
阿斯旺水库是前车之辙，他们的问题三峡水库都有，而且影响更会严重。尼罗河上游年输沙量为1.34亿吨，长江上游的年输沙量是其5倍；尼罗河的来水量为909亿立米，不到长江年来水量的五分之一。尼罗河基本上没有泥沙问题，没有航运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长江工程的瓶颈问题。尼罗河口三角洲急速内坍的问题，我们的长江三角洲同样存在，威胁着我们的上海港。埃及的名产沙丁鱼毁于一旦，我国长江口的上海海口渔场、舟山渔场、嵊泗渔场，又将如何呢？它们会不会重蹈尼罗河渔场的复辙呢？我们中国人今后的菜碗里，会不会还有大小黄鱼、刀鱼、银鱼和凤尾鱼呢？（注5）
当年，埃及总统纳赛尔曾极力主张修建阿斯旺大坝，曾任国家电力委员会主委的公共工程部顾问阿德玛对工程效益持有异议而被贬。今天，埃及人民终于醒悟了，人们怀念阿德玛，编织了这样的民谣来讥讽早年只知道迎合纳赛尔的人：
“中午时候国王说是午夜，
聪明的人说看吧月亮。”（注6）
如何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埃及人民截断尼罗河的“壮举”，已经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罚金；黄河三门峡的失利，也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能够无视这些实践教训而一味
高昂英雄头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