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中旬，由于周培源对三峡工程的热心关注，全国政协委派周培源担任全国政协赴鄂、川视察团团长。参加视察者包括来自各党派、团体、科技、教育、医药卫生、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182人，是全国政协视察活动以来规模最大的视察团。团中不乏科技精英，其中有对我国的国防科技曾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

　　楚天阴雨，江流湍急。

　　风声、雨声、江水声。

　　在武汉，视察团全体成员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观看了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水力学和泥沙沉积的模拟试验。9月14日晚，视察团乘江渝19号轮离汉溯江而上。江渝轮此行非同寻常，它承载着党和人民对千年沉重的科学民主决策的殷殷期望，承载着182颗高地位、高智商、有权利、有能力说真话的社会良心，对举世关注的三峡工程说出自己的真话。一行之中，除有关单位和地方政协的陪同人员之外，大多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团长周培源已是86岁高龄，鹤发盈颠，神朗气清，分外引人注目。

　　视察团视察了武汉、荆州、沙市、宜昌、万县、丰都、涪陵、重庆等市（地）县，听取了湖北省、四川省、武汉市、重庆市、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交通部长江轮船总公司以及荆州地区、宜昌地区、沙市市、万县地区、涪陵地区和万县市、宜昌县、丰都县等地方或部门党政领导同志所作的情况汇报，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讨论。

　　不论是汇报会还是座谈会，都鲜明地显示了与会者对三峡工程的分歧意见。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长江的开发治理应该先干流还是先支流；其二，三峡工程应该快上还是缓上。

　　对于第一个问题，三峡工程“快上派”，的代表人物李伯宁在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一个书面发言，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是“既没有先干后支的原则，也没有先支后干的方针”，主张“宜干则干，宜支则支”（注7）实质上，他们把治理长江的侧重点还是放在三峡大坝工程上。他们认为，经过反复比较论证，“从我国四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来看，从防洪、发电、航运和库区建设等综合效益来看，单纯修建支流水库，不能满足多目标的要求，不能代替三峡工程。只有兴建三峡工程，配合下游堤防和其它防洪措施，才能解除长江洪水对中下游四化建设的困扰和保障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才能缓解华中、华东地区严重缺电和水电用煤的紧张局面，才能实现万吨级船队汉渝直达，使川江航道真正成为名实相符的黄金水道”（注8）。

　　“缓上派”的意见可以周培源的系列观点为代表，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就是“先支流后干流”的方针。周培源在《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的序言中，一开始便引用了一句民谚：“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到头一场空”。认为“遍布各省的大小支流等待建设，而干流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投资多、问题复杂，理应先开发支流，后开发干流”。长江上游支流的雅砻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乌江等，可以建设众多的中小型水电站，总计的库容和发电能力比三峡工程大得多，那里地广人稀，移民和淹没损失极为有限，都比三峡少好几倍，单位千瓦造价也比三峡电站少得多，而且工程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长江中下游的支流，如清江、湘、资、沅、澧水、汉江、赣江，也可建许多综合利用工程。周培源还指出长江流域各支流上游森林资源已遭严重破坏，导致水土大量流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长江可能成为第二条黄河，现实严峻，不可小视。周培源压制不住心头的义愤，严正批评那些“专司其职的主管部门某些领导”，“凭借其行政领导权力，以‘一家之言’对待科学论证问题，一再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大坝，将万里长江这一‘黄金水道’从中游拦腰斩断。这显然是违背治山治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特别值得严重注意的是，他们的这种主张也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第二个问题，三峡工程是快上还是缓上，则涉及到系列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专题，具体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泥沙淤积问题：

　　“快上派”认为运用“蓄清排浑”的方法，基本上可能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所谓“蓄清排浑”，指的是洪水期放闸排水，每年10月之后的枯水期则开始关闸蓄水，可以保证库区不被严重淤积。

　　“缓上派”认为，“蓄清排浑”是与强调三峡大坝的防洪航运作用自相矛盾的，“排浑”有碍防洪，“蓄清”则影响下游航运。虽然“蓄清排浑”有时可作变通之计，但它绝对无法解决库尾重庆的泥沙淤积问题。三峡的泥沙包含着细泥、粗沙、卵石，加上库区沿程诱发滑坡问题十分严重，难予冲泄，它的库区的泥沙处理问题，其难度甚于三门峡。长江每年泥沙含量为6.8亿吨，水库蓄水后，将导致大量泥沙、卵石淤积库尾，使重庆港严重恶化。这些沉积将逐年向上游蔓延，抬高河床、壅高上游的洪水位，将给四川带来洪水灾害。

　　视察过程中,委员们对泥沙问题尤为关注，他们认真地观察了三峡水库泥沙淤积模型试验，发现试验中已显示出主槽有累积淤积，重庆港区将淤积严重，嘉陵江口会出现拦门沙，重庆洪水位将显著抬高等令人忧心的后果。

　　2．库区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根据有关单位的调查统计，直接淹没人口近85万人，全部或部分淹没13个城市、114个集镇，600多座工厂，按规划最终需搬迁安置人口将达113万之众，淹没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的22个县、市、区，淹没43万亩沿江良田和柑桔基地。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在我国以至世界建库史上从未有过，等于搬迁一个小国家（注9）。有关移民数字，不甚一致，据孙越崎等人估测的库区人口不断增长情况，最终移民数将在130万以上。

　　“快上派”解决移民的方针是“就近后靠”，开垦荒坡地和搞“开发性移民”。他们认为，勿须外迁，在本地安置即可解决如此庞大的移民问题。

　　“缓上派”则认为，三峡移民不但总体人数多，且城镇居民比例又高，涉及到许多工厂、城镇，其移民费用较之一般水库要高得多。而且，三峡库区山高坡陡，环境容量十分有限，如果强求就近后靠安置，势必以开垦陡坡、破坏林木植被为代价，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后靠安插的地方，人口已经超载，粮食无法自给，所谓后靠种植柑桔之说，由于气候与土壤的变化，收成难保，农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日后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遗症，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3．生态和环境问题

　　“快上派”严重地忽视了三峡大坝建成以后，给长江流域的生态和环境带来重大的变化，他们过分乐观地强调水电能源优化环境的作用，而忌言诸多不利因素。有些人只是认为给中华鲟、白鲟、白鳍豚、胭脂鱼的生长带来一些困难，而当人工养殖中华鲟取得一些进展时，便似乎是万事大吉了。

　　“缓上派”则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们把自然生态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之间，而且水、土、气、热等非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峡女神怀了这么一个巨胎，必然会引起整个流域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妊娠连锁反应，有的后果十分严重。

　　大坝矗立，必然导致长江滞流，自净力减弱，使上游的四川省的工矿与生活污水以及农药、化肥一齐流入库区，使大量有害物质沉积孳长，库区易成为各种疾病产生的温床。而且，一些污染物将随泥沙沉淀在库底，经过一段时间，污染物又会被解析出来，重新悬浮于水体中，混合于水流中泄至下游，损害下游的水生生物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黄河中上游，即由于修建多座水库等原因，导致水质严重恶化，青铜峡水库秋季库内蓄水呈乌黑色并发出阵阵臭味；夏寨水库由于接纳了淀粉厂的污水，在发酵之后几乎变成了一个超大型的沼气池；济南黄河水厂曾测出黄河水氨氮指标超过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近60倍，水厂关机20多天……（注10）黄河在污染中呻吟，如此以往，长江又将如何呢？倘我们将严重污染的长江作为不良遗产留给子孙们，子孙们不会戳我们的脊梁骨么？

　　何况还有库区两岸滑坡、山体崩塌的问题；还有水库诱发地震的问题;还有长江河口在枯水期水库蓄水时,由于江水减少，海水入侵，导致长江三角洲前缘地区的土壤盐碱化问题；还有由于入海泥沙量减少,使江口新生陆地减缓,部分岸线将遭受海蚀而坍塌；还有部分水产资源将因营养不足而大幅度减产……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亿万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长江流域自然生态系统，一旦被拦腰斩断，它岂能不向人类施行各种报复？

　　4．航运问题

　　“快上派”认为，高峡平湖，将淹没一系列滩险，减少坡降和流速，可使原来行驶的3000吨级船队发展为万吨级船队而直抵重庆。同时，经三峡水库调节增加库水流量，宜昌以下的航运也可得到改善。

　　“缓上派”则认为，三峡水库在万县下游的永久回水区可以大大改善；但在水库尾部约200公里的变动回水区，当水库水位下降时将露出天然河道，而且正是大量泥沙淤积的地方，航运条件较之原来更差，甚至阻碍航运。三峡水库下泄清水冲刷河床，将引起宜昌水位下降，可能造成葛洲坝已建船闸门槛的水深不足，影响航运畅通。而且，在水库“蓄清”的期间，正当长江的枯水期，必将导致水库下游水位的下降，而影响大吨位船只的航行。

　　三峡大坝壁立千仞，为长江航运设置了一道险关，它好比把每一条平缓而上的船只陡地送到一百几十米高摩天大楼的平台上。人为设置的5级船闸，也易产生人为的技术障碍。任何一级船闸出现故障，都影响长江的航运。如此状况，葛洲坝可为前车之鉴。据交通部代表组在三峡可行性研究审查会上提出的材料，“葛洲坝的二号船闸，自1981年6月15日通航以来，到1983年3月31日为止，在655天中，断航174天”。只有一级船闸的葛洲坝尚且如此，则5级船闸的三峡大坝又将如何呢？

　　船过葛洲坝，庞大的船闸使周培源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威压力量，心头不觉产生了一种疑虑。他问身边陪同的葛洲坝的一位同志：“过船闸要多长时间？”那位同志简单地回答：“要45分钟。”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周培源，深知“孤证不立”的道理，使登上了驾驶台，又向船长打听过船闸所需时间，船长的回答则更为明确全面：“咱们这条船是45分钟，而通常要4个小时，因为要待几条船把闸区填满后再一起过。”显然，45分钟过闸，这是一种特权和特例，不能以这样的数据来计算过闸时间，理论和实际有时存在很大差别。

　　长江是一条东西通航的黄金水道，一条长江可抵19条铁路。正如周恩来总理生前所指出的：长江的功能“第一是航运，航运断了要出大乱子的。”“长江如果不能通航，那我们这一代犯的错误不得了。比不得三门峡，那里不通航，这里不通航可不得了。”（注11）前交通部副部长彭德认为，改善航运根本不需要上三峡工程，在解放后数十年疏浚整理的基础上，再炸险滩疏河道、建码头，略加整治，运量便可以达到1500万吨，甚至3000万吨，其费用只有三峡工程投资的零头。

　　5．战争危险问题

　　“快上派”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危及三峡大坝时，不可能没有军事征候。当征候出现，三峡工程建有大泄量的底孔，可以预警放水，最多在7天内可将库水降至防洪限制水位；即使发生溃坝，影响范围仅为局部性灾难，不会波及整个中下游。

　　“缓上派”认为，过去的常规战争，一般有征候可寻，而未来战争将与以往战争有很大不同。政治家一方面要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级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全面战争对国家经济的大规模毁坏。因此，“外科手术式打击”、“单一目标突击”已经成为一种被经常使用的战争样式。这种观点，笔者无须论证，在1999年发生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导弹突袭的无情事实，烈士的鲜血昭彰于世，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中国军方元老张爱萍，于1993年7月21日致函《报刊文摘》，表明了自己不赞成修建三峡大坝的意见。信中说道，1958年9月，他曾奉周总理之命，与张震寰等同志赴宜昌研究三斗坪大坝的防空问题，“经从空中、两岸陆地和江面勘察后，并与‘长办’共同研究，结论是：一般空防无问题，但对核导弹轰炸，则无有效办法。一旦被炸，江水一泻千里，直下南京，包括洞庭湖、鄱阳湖两岸当遭灭顶之灾。”

　　“缓上派”除了对上述几个问题深为忧虑之外，亦对建造三峡工程的经费存有疑虑，静态投资为300多亿，而动态投资3000多亿也未必挡得住，很可能，这个工程象其它许多工程一样，先上钩，后再追加预算，成为一个“钓鱼工程”。此“钓鱼工程”又非其它可比，它将使整个国民经济伤筋动骨。数千亿元投资，20年内得不到回报，倘将这笔钱用之于科技教育，中国在20年间会产生何等变化？日本、香港等地的经济起飞，不也只有20年左右时间吗？

　　此外，尚有三峡壮丽的天然景观与悠久的人文景观，将沉沦于江底，一笔不可估量的文化旅游资源将离我们远去；尚由于党风、社会风气的败坏，给三峡工程带来难予预测的潜在的破坏因素，等等、等等。

　　如此巨大的问题，如此众多的隐患，远远谈不上“万无一失”的地步，那么，如此世界超级工程，怎可以轻易上马呢？它怎能不使每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人士忧心忡忡呢？

　　江渝19号轮缓慢地逆流而上。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成了一个少见的流动的会堂。政协委员们无心观赏长江两岸壮丽的风光，一心思考着三峡工程的建设。他们认真地听取了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关三峡工程的总体部署、施工程序以及投资、移民、解决泥沙沉积等情况的专题报告，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周培源像一个用功的学生一样，认真听取汇报者的意见，并不时地向他们提问，质直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有人谈起由加拿大工程技术人员论证三峡工程时，周培源很感惊讶，当即向大家表明了自己的疑问，丝毫不掩饰自己强烈的不满情绪。他说道：

　　“这么大的工程让加拿大人论证，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我很惊讶，为什么让加拿大给我们论证？另一消息讲加拿大帮我们修三峡，并用加拿大的设备及另配件，我们有这么多的专家，难道自己做不了？钱正英大会发言里也有加拿大论证问题怎么回事？”

　　接着，他还进一步质问：我国解决三峡工程特有的泥沙和移民等难题，在国际上有先例吗？把我国有关三峡工程的全部技术、经济、社会问题，拱手交给外国咨询集团，有此必要吗？这又是否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呢？三门峡工程因迷信苏联专家而遭致失败的教训，难道都忘记了吗？这种置我国数百名专家论证30多年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状况于不顾，而贸然宣称加拿大咨询集团仅两年论证就做出所谓“都是可行”的结论，岂不是过于轻率而丢尽国格吗？有志气、有能力的我国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对于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仰之外人，怎能不表示极大关注！？

　　讲到四川缺电的问题，周培源同样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我认为30年来，我们如果在支流上多做做工作，我们的电力建设是不会有这么多问题的。毛主席讲‘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结果大家都去搞‘世界殊’了！万县30年，丰都30年了，还是老样子，所以三峡水利开发公司应改成长江水利开发公司，多到上游做工作。”

　　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发言中说道，李伯宁讲实行开发性移民，30亿就够了，所谓开发性移民，就是建30万吨合成氨，解决6000工人和几万名家属，我讲30万吨合成氨就要30亿，李伯宁讲，我是随便说说的。周培源此时插话道：“李伯宁是负责人，说这话就是不负责。”

　　当“长办”总工程师洪庆余，在汇报中认为把万县的长江大桥，列入移民费是不合适的。周培源也插了话：

　　“怎能不算呢？建大桥也是由国家投资嘛！定标准也要讲科学。”

　　在座谈会上，由于谈到三峡大坝的三斗坪坝址，而触动了周培源的回忆。他带有检讨的口吻，谈起大跃进的1958年，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也头脑发热，自己曾是三峡上马的积极分子。这不是科学的思维，想起那个年代，他个人是内疚的。现在那么多的政协委员关心三峡，所以他也和大家一起再来考察。

　　座谈会结束，周培源很有礼貌地向与会的水利部、“长办”、葛洲坝的同志表示感谢，认为会开得不错，使大家了解了许多情况，不同意见进行了充分交流。“只是”，他将话语一转，直率地说：“大家的话，还没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视察团在荆州、沙市，重点察看了荆州大桥堤。船至葛洲坝，又下船视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视察了大坝分洪、发电、船闸等设施。18日上午，视察团停船察看了三峡工程三斗坪坝址，委员们还特别留心观察了新滩滑坡和莲子岩危岩体的状况。危崖耸峙，像一只只巨大的黑虎似地扑向江心，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委员们担心未来的大坝，能否经受住由于危岩坍塌而造成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以及由于塌方而造成的泥沙的大量淤积。

　　委员们很关心，委员们又很不放心。

　　自三斗坪以西，数百里三峡，两岸连山，重峦叠嶂，大江风涛，千古忧思，都在悠悠大峡中鼓荡呼号。委员们三三两两，倚栏眺望，有人遥指北岸灯火阑珊处，说道：“那里就是秭归。”

　　委员们心头为之一震。

　　秭归，由于大诗人、大思想家屈原而得名。相传，屈原生于秭归三闾，忠心追随楚王，却因楚王听信谗言而被放逐，其姐前往流放地探望，故名秭归。后因清节高标不为世所容，遂含恨沉江，魂归汨罗。

　　屈原虽然远逝，但他著名诗篇《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以及他的忠贞之心与清高的气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人文遗产。虽然，由于三峡大坝的兴建，屈原故里将沦为水乡泽国，但这份高贵的人文遗产，永远不会被水库淹没，它将在中国人的心里，尤其是中国正直的世人心里永垂不朽。

　　大地有情，有感于屈原辉煌的《橘颂》，而使屈原故里成为繁盛的柑橘之乡。幽幽橘林，遍布陵谷，诗香缭绕，千古流芳：

　　后皇嘉树，桔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 ……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 ……

　　《橘颂》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忠贞不移、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表现了大德无私、不随波逐流的人格操守。纯正芳洁的桔树，因《桔颂》的流传，而成了中国真诚耿介之士的一座文化偶像。周培源，还有我们的政协精英们，谁不是在这种人文遗产的福荫中成长起来的呢？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三峡大坝之争，已经不囿于科学技术是非的争论，也是如何继承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实际展示。它所涵盖的人文意义，将不会随工程完成而终止。

　　轮船发出几声长鸣，告别西陵峡，向巫峡缓进。夜色渐浓，“江渝轮”上灯光逐渐熄灭，劳顿了一天的委员们大多已经闭灯休息，唯有那些精力旺盛的年轻记者们，在一起娱乐谈笑。《人民政协报》副主编汪东林走出船舱，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观赏三峡的夜景。他看见船头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走近细瞅，原来是周培源和他的警卫员。

　　“周老，这么晚了，您还不休息？”

　　“我睡不着，出来走一走。”

　　周培源平时并不失眠，今天却睡不着。

　　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几天的考察座谈，实际情况比他在京的认识还要复杂困难，视察团的绝大多数委员们，也为三峡工程而担忧。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更远。他一直主张，不能就三峡论三峡，不能只是把三峡大坝仅仅看作一项水电工程，应该反它放在治理长江的总体规划的重要环节来看待；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来考虑问题；也应把它的影响，纳入自然生态平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宏观视野来鸟瞰。科技是把双刃剑，它的发展，使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了强大的主观能动力量，人类再也不用跪在自然面前乞求它的施舍。然而，人类切不可狂妄自大，无限制地与天与地斗争；切不可象普希金笔下的那个愚蠢的渔妇，贪得无厌地向自然索取。地球不是一颗红玛瑙，你爱怎雕就怎雕，地球一旦遭到无节制的人为的破坏，它必将报复人类，直至整个人类灭亡。历史上一些哲人，都讲过类似的警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的辨证法是无情的，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惩罚。

　　我们似乎有一千个理由，说明兴建三峡大坝的必要性；我们似乎更有一千零一个理由，说明兴建三峡大坝的危害性；从局部看，眼前看，快上似乎有理；从全局看，长远看，缓上的道理更充分。人算不如天算，人对自然不可不怀敬畏之心。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来磨砺科技的刀剑向自然抗争，直到临近公元第三个千年，才隐隐明白，应化干戈为玉帛，镕剑为犁，与自然和平和谐地相处。面对大江大河，我们应该吸取大禹的智慧，要疏导而勿堵截。美国人已决定不在密西西比河上修大坝了；澳大利亚停建了弗兰克林河大坝；巴西人也放弃了在亚马逊河上兴建系列大坝的构想；印度人则将印度河上修建了7年的大坝工程停了下来；而在此刻，我们许多华夏子孙，还是在鼓吹大干快上，怎能不让人揪心？！

　　这些年来，长江上游在不断地砍伐树木，开荒造田，自然生态日渐恶化，泥沙日增，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兴建三峡水库无疑火上加油。不少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人，都曾发出忠告，三峡大坝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灾难性的水坝。不久之前，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河流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有关高坝水库的《旧金山宣言》，宣言最后罗列了一张当今世界上20个可怕大坝的名单，三峡大坝便位居榜首。三峡水库，是宜昌、武汉头上的一盆水；三峡大坝，是中国人悬顶的达魔克利斯之剑。在世的一代人，看到的或许只是高峡平湖、莺歌燕舞，而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将是一座愚蠢的纪念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千秋功罪，谁人将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