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自雪域走来，冰峰滴露，雪山凝珠，汇百川，穿万谷，浩浩荡荡，滚滚东流。天造之峡，有瞿塘之奇，巫峡之幽，西陵峡之险，江流的激进与山峡的雄峙，构成了自然界激扬蹈厉的万千气象。人说，长江三峡将华夏山川之精华，凝聚于一身，它有泰山之雄伟，庐山之峭拨，华山之险峻，黄山之奇幻，武夷山之秀逸，阅尽天下江山，未有如此雄奇幽美！

　　有大气象必有大手笔。前有屈原《离骚》、《桔颂》的九死不悔，独立不移；亦有宋玉《高唐赋》的风流蕴藉、文情并茂；后有李白千古一绝的《早发白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亦有杜甫、陈子昂、刘禹锡、黄庭坚等众多诗人对三峡脍炙人口的题咏。在当代，题咏三峡的诗词中，影响最为深远当属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了，词中歌道：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在这里，伟岸的毛泽东抒写了他伟岸的理想。这个一举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开国元首，具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气魄，他在诗词中所体现的宏大气象，可谓前无古人。这首诗写于五十年代中期，挟开国之余威，高扬“人定胜天”的旗帜，展现了再造山河的宏图。这种宏图大愿，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数代人的理想，也是治理黄河长江水患利用水利资源的现实需求，不可谓不伟大，不可谓不紧迫。于是，在筹划长江三峡大坝的同时，在黄河三门峡小试牛刀。

　　这一刀便捅出了漏子。

　　1957年，三门峡大坝开工，1960年水库开始蓄水，库尾泥沙很快开始淤积，导致1963年渭河水位上涨，滔天巨浪迫近西安城，西安告急，从而使中央为之震惊。96亿立方米库容，只经过5年，便淤积了50亿吨。仅1961年和1964年两年就淤积了30多亿吨。1964年12月，周恩来亲自出面监理此事，召集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共同商讨对策。

　　会上，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各抒己见，甚至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然后做出了改建三门峡工程，增设隧洞和底孔排沙的决定。

　　周恩来在会议中说：“底孔排沙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当时会议上把他批评得很厉害，他叫什么名字呀？”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紧接着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他还鼓励大家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说道：“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对三门峡工程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反思；他说：

　　“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辨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注1）

　　三门峡大坝于1965年和1971年进行了2次重大改建，1972年底又从坝底打孔。大坝建了炸，炸了建，淹没了大量土地，造成几度移民。原计划1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丢了百分之八十，现在只能有相当径流的20多万千瓦容量。每年汛期一来，还得经常停产。总之，三门峡大坝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今天，人们回顾历史，三门峡工程是一大失误，可在当年，它却是一条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准。虽说是一场经济技术之争，却把它视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顺之者荣华，逆之者反动。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便因仗义执言，对三门峡持不同意见而遭受政治轰炸，最终被划为右派。

　　相形之下，对长江三峡工程的论证则要慎重得多，开明得多。

　　高喊“超英超美”的1958年大跃进，是一个激情爆炸，思想昏乱的时代。人们以为心想必定事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下没有干不成的事情。《红旗歌谣》中一首著名的“民歌”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是毛泽东“人定胜天”形象化、世俗化的体现，可谓“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这类作品，也可以视作“截断巫山云雨”的群众性的呼应，是向三峡进军的开山锣鼓。值得称道的是毛泽东在这场排山倒海般的大跃进热潮面前，还保留了几分清醒。

　　该年1月，在南宁主持中央会议的毛泽东，用专机从北京接来了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又从武汉接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前者是三峡大坝缓上派的主将，后者则是快上派的主将。在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元老们面前，他们各呈才辩，御前进行口试。然后，毛泽东又要求他们进行笔答。两人均是一时之才俊，一方之人杰，唇枪舌战、笔下生花。最后，毛泽东还是圈点了李锐这个“状元”，首肯了他的意见，对李锐严密精当的行文很是赞赏。兼听则明，毛泽东在三峡的问题上很重视“对立面”，体现了他思想性格中胸怀大度的一面。尤其是在“大跃进”锣鼓使人头昏脑热的时候，则更为难得。愈到后来，他对长江的认识愈为深刻，愈为务实。1969年，他说过：“武汉头上顶盆水，有什么好处呢？”“要研究四川境内长江支流的应用。”

　　此后，毛泽东把三峡工程问题交付周恩来处理。周恩来吸取了黄河三门峡的经验教训，对长江的综合治理与三峡大坝工程的规划建设采取了审慎务实的态度。他在1970年12月、1971年6月和1972年11月多次听取汇报和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长江是一条大河流，葛洲坝是一个大工程，不能出乱子。如果航运断了那就是大罪，那和黄河不一样，黄河不通航。认识一定要转变过来，重点要保证航运。第一是航运，航运断了要出大乱子的。”

　　“你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葛洲坝上，对荆江大堤不管不行，我说了几次，为什么还不办？对这个事为什么不急？荆江大堤垮了，以你张体学、林一山两人是问。”

　　谈及三峡的高坝与低坝的两个方案时，周恩来表明了如是的态度：

　　“你（指林一山）原来主张先做高坝，后做低坝，你那个高坝不是更难？你把船闸说得太容易了，没说清楚。林一山对高坝说得那么容易，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可不要太自信。”“你说的高坝大库是我们子孙的事，21世纪的事。”“我问一下林一山，核轰炸垮坝对下游的影响？要设想一些复杂情况，找国防科委谈。”

　　“搞水利总是急，考虑不完全，太急不行，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总是顾此失彼，总是不完全。你（指林一山）是海阔天空谈的啰。”

　　“凡是有公共利益的事，要把各部门都找来讨论，要打破迷信，不要什么都保密。要发动群众来讨论。”“对少数人的意见，应采取什么态度？不要排除不同意见。”“1958年南宁会议，李锐反对长江做坝，他说其它地方可找到这么多电，何必找这麻烦！是主席让他说的。”“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

　　“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注2）

　　“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注3）周恩来的这些话，不是天才灵感的发挥，而是历史经验的凝聚，更体现了科学民主的开明态度。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用在这里。应是十分贴切的。面对华夏子孙的一条大龙脉，我们的决策者、领导人，怎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长江三峡这个大课题便摆在了新的一代领导人的面前。1987年5月9日，李先念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自己审慎的态度和深沉的忧虑，他说：“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工程万无一失，……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空前的灾难。”（注4）

　　世事纷纭，李锐御前诤谏，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谁知，后来他在庐山会议的政治斗争中，被挑落马下。“长办”内部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工程师们，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南方八省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都成了“李锐反党集团”成员。这种因人废言，把工程技术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导致了众士诺诺，偌大国家听不到了不同声音，三峡工程宣传一面倒。三峡大坝的配套工程——葛洲坝，便是在这种气氛下匆促上马的。

　　未经过充分的论证，只凭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的几页报告。毛泽东在听不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便大笔一挥，批准了葛洲坝工程的上马。工程在各种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戏剧性地抢在毛泽东诞辰之日开工。匆忙的开工，带来了被迫停工和重做设计的尴尬。当时所报工程造价13.5亿元，预计3年半发电，5年竣工。结果却是耗资48亿多元，11年始发电，18年竣工，给我们的工程建设带来了一个新的巨大教训。葛洲坝与三峡大坝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葛洲坝高仅47米，三峡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其工程机电设备是葛洲坝的6倍，船闸为葛洲坝的5倍，移民为葛洲坝的几十倍。一条天造地设的大动脉，拦腰切断，整个机体生理都发生了系列的变化，那么，究竟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灾？在新时期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民主已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装饰，科学之神也在民主的欢呼声中微笑展颐。1987年，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失误。”

　　关于三峡大坝的一场新的讨论高潮，便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掀起来了。主上派实力雄厚，人数众多，其头面人物除了上述的林一山之外，还有水电部长钱正英，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李伯宁等人。50年代，他们把防洪作为上三峡大坝的主要论据，后来则认识到，三峡水库只能防御部分上游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不起作用，它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这次则作了较大的修正，将防洪、发电、航运与库区开发并提，而且还将发电效益放到了第一位。他们在30年以来，做了大量的勘察测量和模拟试验，也聘请了许多专家组进行论证，对三峡移民作出了“开发型移民”的设计，确信三峡工程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主张早上快上。

　　紧上三峡工程的锣鼓，惊动了海内外许多炎黄子孙的心，人们或者欢呼，或者沉思，或者忧虑。此时忧虑者的队伍中，其头面人物已经不只是李锐一人，更有周培源与孙越崎。孙越崎亦非等闲人物。他生于1893年，北京大学矿科毕业，开过煤，采过油。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政府经济部长。解放初期，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主管基本建设，曾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三峡专题组组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

　　1985年，孙越崎以92岁高龄，率领了平均70岁以上的7位全国政协委员，组成了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考察团。他们先是考察了位于成都远郊的都江堰，然后顺流而下，对长江中下游进行了为期38天的调查。一群白发皓首的老人，为了国计民生，不顾年迈体弱，乘船、坐车、甚至步行，有时不惜登上江边危崖，看、问、听、记。回京后，他们又写了考察报告与论文，凭着他们的丰富知识与经验，对三峡大坝郑重地喊出了一个“不”字，他们向中央发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呼吁，在知识界，尤其是政协委员中产生了强烈影响。

　　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海内外的强烈呼声，于1986年6月发出了15号文件，文件中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民主，充分展开讨论。”这一文件，体现党风与政风的进步，在重大决策面前，重视了科学与民主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新一轮的三峡大坝大讨论的深化。

　　一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周培源，在这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面前，不可能隐身事外，袖手作壁上观。他投入了这场大讨论，全身心地投入了，并且成了缓上派一面引人著目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