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校长任上，举步维艰；然而，他的社会工作，却一路顺畅。1979年11月，在九三学社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了副主席；在1980年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9月，在全国政协5届3次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信条是：在其位，必谋其政，他的工作任务也就更为繁重了。

　　尽管如此繁忙，他仍没有忘记科研工作，他把它视作生命的需要，忙里偷闲中，仍与自己的得意弟子黄永念，继续从事湍流理论的研究。并且，他还开始了已经中断40年的关于相对论的研究。

　　繁忙的社会工作，接踵而来的外事活动，颇伤脑筋的校长事务，让这个年近髦耋的老人感到了不堪重负的疲劳。80年2月23日，在党委常委会上，面对繁重工作，提出今年国内外的事情很多很重，还要做些学术活动的准备，学校行政工作暂时交付他人。常委会同意了他的意见，但议定有些重要事情还要和商量，向他汇报。

　　为郭罗基调动工作一事，致函蒋南翔数天之后，周培源即应美国全国科学院委员会的邀请，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美。参加了美国科学院年会，美国物理协会亦邀请他作了关于湍流研究的学术报告。

　　中国科学院的访美活动于5月8日结束。5月17日至6月17日，周培源即承担起北京大学访美代表团团长的任务，率团考察了美国7个地区的17所大学，其中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周培源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不同于前几次访美，此时中美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校际之间的交流，已如春风拂柳，千帆竞发。北大代表团所到之处，均受到亲切而热情的接待。中美两国的教育界、知识界，暌隔多年，双方都渴望增进友谊，加强了解。代表团代表北大，与美国多家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周培源还高兴地看到，1978年他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团长访美达成的两国互派访问学者协议，在美国已遍地开花，此时在美国的访问学者数已超过1200名，仅北大在美的访问学者即有六、七十人，他们大多数受到妥善的安排，并且学有所成。

　　此后两个月，周培源应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到该校作访问教授。在那里，他与自己当年清华高足，美国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林家翘再次欢聚，并与正在林家翘门下做访问学者的弟子黄永念一起，继续他们在北大共同从事的湍流研究。虽然为时不长，但由于摒弃了各种事务的干扰，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使研究很快有了成果，这便是被称作《关于Navier----Stokes方程的解和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的论文。它在第15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和第二届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上作了报告。印度科学院在报告的第二年全文予以转载。

　　访问教授工作结束后，周培源又到加拿大参加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会后，访问了加拿大的大学。回国途中，应希腊政府的邀请，访问了雅典大学。直至9月中旬，才返回北大。

　　回到北大，虽有同事和学生的探望，亦有家人的抚慰，他理应洗去身心的疲劳与旅途的风尘，很好地休整与康复了。然而，他不能够。正逢文革后第一次调整工资，追随聂元梓的骨干分子也在调资之列。执行者的理由是不要讲派性。这引起了他的愤怒？貌似中允平和，实际上不分是非；名义上反对派性，实则不讲党性。他为此在会上和会下，多次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校长，他的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调离郭罗基去南大一事，非但没有收回成命，且风声日紧。北大还出现了一种说法，称周培源忙于外事，不理校政，是“外事校长”。并且还有人，在《北京晚报》上，还捏造他出国谋私的谣言，说他带回一批电子表走私谋利——实则周培源受一些访问学者所托，给他们的家人捎回的礼物。诸如此类，明枪暗箭，无物之阵，使周培源不胜疲惫。

　　家人劝他，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

　　友人劝他，激流勇退，保重身体。

　　他以长久的沉默作为回答。

　　他极不愿意。他并不看重当官，什么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等职务等都不在乎，唯独看重的是北大校长的职务。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她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同步，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的摇篮，世界上任何一所学校都没有象她那样，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华民族的精神、理性、血气与良心在这里常得到淋漓的体现。有些人甚至视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母校。科学与民主的阳光在红楼升起，垂照着刚直的博雅塔和清灵的未名湖。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传统，为北大的繁荣兴旺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精神基调，为周培源继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开创了道路。他多么珍惜这晚来的使命与殊荣，多么希望能像蔡元培那样，拨乱反正，振兴北大，开创北大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然而，任职两年多以来，他感到身心俱惫，难以为继。他常目光凝滞地望着墙上挂着的他与王蒂澂的结婚照。

　　“难道我真的老了么？”

　　恍惚中，似乎耳边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权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是谁的声音？是马老，马寅初校长。

　　历史，似乎又让一个“年近八十”的北大校长扮演理想主义者唐·吉诃德的角色。然而，骑瘦马，舞长矛，孤身搏杀的吉诃德先生尚有一个有形的风车作为对象，而他们面对的则又是什么呢？前面影影绰绰，又什么也看不清，抓不着。

　　“你的倔脾气，只会认死理，搞不了政治，还是做你的学问吧！”夫人在耳边劝慰。

　　“你年纪大了，胳膊拗不过大腿。不要被他们活活气死，我要的是你这个活爹！”四女儿在父亲面前，说话向来是不管不顾的。她的话沉钟般撞击着他的心。

　　周围左右人，已经感觉到他的处境，已经到了不退也得退的地步，上边其实就等着他自己的一句话了。人们都纷纷劝导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他半生研究湍流，湍流又被称作激流，在中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叫“激流勇退”，但是，这不是他的性格。

　　不知道那些漫长的秋夜是如何度过的。周培源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信念，拧过了自己的意志。一天早晨，他来到了四女儿的房间，说道：

　　“到国务院房管局替我要房子，咱们离开北大！”

　　他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辞职信，信的全文如下：

　　方毅同志并转耀邦同志、紫阳同志

　　邓副主席：

　　我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两年多，无所建树，心有内疚。由于年事已高（今年78岁），兼职太多，为此恳请辞去校长一职，保留教授职务。我想在我的余年集中精力进行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工作，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北京大学已有八十二年的历史，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被认作我国最高学府。党和国家对北大一直寄予很大的希望。北大理应努力办成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一个大学。不久以前我到美国、加拿大与希腊访问了二十一所大学，感触很深。国外教育界把北大当作中国第一所大学来接待，给以很高礼遇。把北大和他们来比，都不能不感到在科学水平、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不能不想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维持现在这样的局面。

　　当前，北大在领导体制、组织形式、教学和科研等工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党政不分，学校和系的自主权太小，教师在校系工作的发言权太少，行政结构过分庞大等等。邓副主席在最近讲话中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思想，正切合北大目前的实际状况。我完全拥护并认为应该加快地在北大得到坚决贯彻。办好北大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至关重要。

　　由于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这和工厂和别的结构不同。教师应该是学校工作的主体。但教师也应该有严格的编制，提升、考核、退职、与退休的制度。在他们中应进行竞赛，如不宜提升的可由国家另行分配工作。

　　学校应该执行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务委员会应由全体教师选举产生。校务委员除本校教师外，还可以由社会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热心教育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包括北大毕业生在内的同志担任。

　　校长、副校长应有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呈报国务院任命。系主任、副系主任由全系教师选举提名，经校务委员会通过任命。

　　学校的行政要为教学、科研服务。机构与人员要精简。对行政人员也应该确定相应的职称，建立提升和考核的制度。不称职的要调走。学校的全体职工可以选举提名行政主要管理人员，由校务委员会通过任命。后勤工作中能社会化的尽量社会化。

　　校长、副校长，系主任、副系主任和行政主要管理人员都要规定任期。

　　改革教育势在必行，但阻力很大。上述几点是初步的也是急切改革的措施。但我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事与愿违。为此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并请把我的党的关系转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党组织。辞去校长之后，我仍将通过其它途径对北大的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以上是我的辞呈，恳请批准。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0年10月22日

　　辞呈虽述退身之意，内容却道进谏之言。体现了他思想性格上的执著与对我国教育事

　　业的满腔忠诚。这是他自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任北大校长两年多来，对高校改革的思考结晶。信中主要谈论的还是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问题。大学实行校务委员会制，是他一贯的思路，教授治校则是他的教育思想核心。同时，他也注意到搞活人事制度、精简人员和后勤社会化等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

　　出师未捷身先退。周培源在解放思想的前延后续中遇到了一时难以克服的重重阻力，改革教育，振兴北大的使命未能如愿以偿。信中流露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事与愿违”的无奈，也流露了对北大的难以割舍之情，以及要与北大党组织脱离关系的决绝之意。细读这份辞呈，我们不难读出其中深厚宏阔的内涵。一个以继承蔡元培事业为已志的北大校长，终于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不得已作出了激流勇退的抉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得以登上使命的峰巅，而今欲干不能，欲罢不忍，遽然撒手而去，其内心如何则可想而知。一个蔡元培，一个周培源，元培，培源，名字相近，而命运却很不相同。我们不由得再次感叹，是命耶还是时耶？

　　11月1日，周培源向校内各级负责人和已选出的北大第七次党代表的代表作访美报告。报告之后，他宣布辞去校长职务，并要求党代表在这次党代会上不要将其选进党委。出乎意料的决定，使全场一时为之愕然。叹息者有之，高兴者有亦有之，但人们都共同认定，北大发生了一件大事。

　　11月18日，北大常委会上，党委书记韩天石、副书记王路宾，传达了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党组的意见，谓中央已批准周培源辞去校长职务。周培源未出席常委会，党委亦未向他本人进行传达，很长时间，他被蒙在鼓里。翌年1月8日，为了证实来自北大常委会上的消息，他给方毅写了一封信，寻求准讯，并祈望与方毅面谈一次，阐明他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与此同时，他找来了一起访美的校办主任文重等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访问美国大学的思考与感想。文重根据他的意见，草拟了初稿，后经反复讨论，数易其稿，最后由周培源本人亲自修改定稿，并郑重签署。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署名的题为《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的重头文章。一些前瞻性的思想，犹如锐利的犁铧，使教育的板块产生了浪花。文如其人，平和而不平庸；说的是经国大事，却不打官腔、不说套话。

　　这是他长时间访美的体会。

　　是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

　　也是他告别北大之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临别赠言。五十多年的高教，近三十年的北大，热血犹沸，积郁欲吐，他把自己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看法，都凝聚在这篇文章之中了。他深知，逆耳忠言，会使一些人不快，但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不能不说。他将离开教育界，说话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他都说些什么呢？

　　他说“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后来居上之势，重要的原因是招聘了“一批毫不保守、具有先进科学思想、生气勃勃的文理等方面的学者”。“蔡元培先生作为北大校长，至今为人所敬仰，就是因为，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的选拔教师的方针。近年来，我主事北大，深感现在聘请和选拔人才，并非易事”。他还说，“任何社会，都有自己选拔人才的途径，封建时代有科举，资本主义社会有竞争。我们应有一个优于科举和竞争的办法。”

　　借鉴美国的经验，他认为学校乃至社会对人才的选拔，要有很大的“空间”，应该不分部门和国籍，人才要流动。同时，大学还必须有“严选良师的办法和传统”。“严选与淘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淘汰，就谈不上选择。选择的标准，应坚持又红又专。”而多年来，“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实行了不少‘左’的错误政策。对人才的选拔，对教师的选定，有以‘红’代专，以政治冲击业务的错误倾向，把科学、知识当作‘白’的东西去对待，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已力量”。“我们确把一些业务上并不合格的人留了下来，又确曾把一些业务上很有前途的人才，安排到不能人尽其才的岗位上，甚至把有才华的人排挤出去”。他提出，要在人才的问题上扩大“地理空间”，“打破框框”，“打破‘铁饭碗’”，“改变一潭死水的局面，而能在九州之内流动”。使我们的社会，人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人才得到完全的解放”，使我们的社会“成为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社会”。

　　他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必须考虑两点：“其一，是社会的需要。其二，是必须按照人的特点去培养，做到‘人尽其才’，‘因材施教’。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时代问题很多。“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吃了主观主义的‘计划’的亏，已经够多了。在精神生产方面，主观主义的‘计划’造成了多少人才埋没，则更是无法统计的。我们要在计划方面好好总结经验。”在培养人才过程中，不能纳入同一模式，既要依据“社会的需要”，又要依据“个人的志趣和专长”。人不是物质产品，不能用工厂的方式去“制造”。在教育改革的讨论中，不能“只在表面上搞一点改良”，而要“触及指导思想”。

　　第三个问题，是学术的现代化问题。

　　美国大学在系科设置上，有很多新兴科学和边缘科学，而我们在这方面很缺乏，不存在着陈腐、落后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多年的‘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例如，我们曾随意给社会学、心理学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当作‘白旗’来拔，使这两门科学中断了30年之久。‘左’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现已为人们所承认；在教育战线上，要承认十年浩劫中的问题还较容易，要认识到现在还有什么‘左’的影响，则是比较困难的。显然，周培源不但已经批判了十年浩劫中教育战线上的“左”，他的思想犁铧所向，则瞄准依然存在的“左”的影响。思想解放要继续，要彻底。

　　第四个问题是青年的思想问题。

　　前不久，北大曾经历了一场官方发动的“民主选举”，引发了许多教人始料不及的政治波澜。因此，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与美国大学生相比较，周培源“对中国大学生感到十分自慰和自豪。我们的学生的大多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勇于思考，努力学习。不论学习态度，思想道德，他们远胜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

　　“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待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必须坚持‘疏导’方针，按照四项原则加以引导，带领学生去探索真理、抛弃谬误，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绝不能压制，更不能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有着严重错误思想的学生是极少数，但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只要他不触犯刑律，我们必须立足于教育，坚持四项原则，用最大努力去作争取工作”。

　　视学生如子女，贯串着周培源大半生的言行。

　　第五，是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

　　他引证了美国一些著名大学校长以及蔡元培主政北大的情况，说明大学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必须由在学术上享有崇高威望的人来领导。“我们在经济领域中，已经深感不懂经济、不懂科学而又掌握大权给国家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弊端之一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助长了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经济上的损失是‘有形’的，而教育工作的损失是‘无形’的。所以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更不容易纠正。”

　　“在我们大学中的领导问题，当然首先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如何加强与改善呢？不但要加强学校中的政治干部队伍和行政干部队伍，“并要善于团结、善于领导，大胆信任那些经过多年党的教育，学有专长又有教学、科研实践经验，热心教育事业的一大批教师”，由他们来推动发展学校的学术和教育。要信任和重用他们，发挥他们在学校里的主导作用。

　　文章最后认为，在高等学校里，“‘左’的危害由来已久。不仅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它受害最深，知识分子被践踏到‘八类’之下，科学、文化被打入九层地狱之中，而且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就有了多次失误。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扩大化是从学校开始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学校也搞得最“欢”；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把矛头对着学校中的‘党内专家’，并把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打下去；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还把‘左’倾当作右倾去批。接着才来了十年浩劫。我们中的大多数虽饱尝其苦，但同时又是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左’的错误的拥护者，甚或是执行者。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广阔和深远的影响，诸如外行与内行，知识分子政策，政治与业务，用人标准，培养人的办法，学术与政治等等问题上的偏差与失误，要纠正它谈何容易？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似乎一谈今日，一切都对；待过了些时，又要重新估价。我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高等教育必须改革。改革高等教育，不妨从选拔人才（教师队伍），培养人才（学生教育），活跃学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几方面着手。总结经验，认真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多数，进行坚决而又稳妥的改革。

　　这是一份讨“左”檄文。

　　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系统论述。

　　一个年近八旬的老教育家，在行将告退教育岗位之前，把他的肺腑之言，都吐露在这一篇文章之中。千里之志，老而弥坚，深情中寓有锋芒，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他不怕开罪某些在位和已经不在位的教育界领导人，其中亦包括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反右容易反“左”难，虽然面临新时期，“左”倾顽症有时依然猖獗，反“左”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对此，周培源心如明镜。但是，真理在手，无私无畏，这个倔老头心里十分坦然。

　　以蒋南翔为首的教育部，为这篇文章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并形成了文字材料，下达到北京一些重点大学，认为周培源这篇文章美化了美国教育，否定党的领导，并着手组织发动有关人士撰写批判文章。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且周培源的威望如乔木参天，他的教育思想与追求真理的勇气，使许多有识之士为之钦佩，他们找各种理由婉拒了这场批判活动，使这场批判终于偃旗息鼓了。

　　周培源从多种渠道得知了有关情况，他颇感气愤。当江隆基的夫人宋超去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向她宣泄了自己的愤懑。似乎，在他面前的不是宋超而是蒋南翔，他说道：“蒋南翔，你要是有理由的话，咱们当面辩论，不要背后整人，背后整人算什么能耐？”之后，他似乎醒悟过来，看着宋超说：“我将来是要跟他算这个帐的！”

　　周培源以《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向教育界与北大作了告别。春日的倒春寒，夹杂着西北突袭的漫天风沙，使这场本应平和的让位，平添了几分悲壮。虽然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但北大许多知情人的后背感到了丝丝凉意。

　　3月26日，中共教育部党组织转发了中共中央〔1981〕48号文通知，中央批准周培源的辞呈，免去周培源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此前六天，3月20日，正是北大学生，有感于中国男排在香港力克劲敌南朝鲜，血气陡升，在校园和中关村高举火把，结队游行，喊出了气壮华夏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些可敬可爱的纯真的学子们，他们说得多好啊！他们大概不曾想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壮怀激烈的青春誓愿，在为自己的老校长送行。年青时也曾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而走上街头的老校长，为此宏愿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然而，我们倘要真正实现这个愿望，需要做多少工作，走多少长路呵！

　　此年秋天，周培源全家搬离北大燕南园，搬到了一个被称作太平庄的地方，与蒋南翔、陆平等人比邻而居。很长时间，周培源没有返回北大。

　　注1：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805页。

　　注2、3、4：周培源《江隆基传序》。

　　注5：摘自文化革命初期群众翻印的“关于中央第三个文件的说明。”

　　注6：见江隆基《申辩材料》。

　　注7：北京大学档案馆北大党办351号案卷，顺序号1。

　　注8：此节文章参照了李琦《回忆与思考》一书中的《敬祝周老长寿为民多立新功》一文，且多有引借，特此说明。

　　注9、10：北大档案馆党办79年案卷16号，卷内材料顺序号2。

　　注11：见该书522页。

　　注12：摘自北大党委内某领导同志致周林的信。

　　注13：引自《北京大学纪事》843页。

　　注14：见《北京大学纪事》8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