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三尺之冰，也决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文革”长达10年的洪水般的肆虐，“文革”前一些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都严重地影响着北大教学与科研的提高。十年一觉神州梦，人们梦醒以后，四顾一看，便惊诧地看到了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熟谙外国科教现状的周培源尤其为之着急。北大与国外著名大学相比，无论是人员与房屋的结构，都显陈旧老化。这种结构不仅仅是指知识结构和校舍的硬件构造，也在于领导管理结构。周培源不时听到校内和校外对北大的批评，是调侃也罢，是嘲弄也罢，北大必须正视现实，认真地找一下自己的不足。只有如此，才能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只有如此，才不辜负中国最高学府的名声。

　　如何振兴北大？周培源深感责任沉重。

　　他的一贯思想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党委主要应抓政治领导，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做政治思想工作；行政则主要抓教学、科研、后勤管理，主持学校日常业务，教师应在学校的教学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主张“民主办校”，实则“教授治校”。

　　早在1957年6月12日――正当反右运动的高潮当中，他还是个党外教务长时，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高校管理体制的看法：

　　“我认为高等学校有四项主要工作，它们是政治、行政、教学和科学研究。……学校的党委也可以运用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广泛地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加以分析和概括，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把这些主张贯彻到群众中去时，也必须通过群众的实践，不断加以修正。这样的领导工作也只有党委才能做到。因此今后党委在学校中的工作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要党委退出学校更是荒谬的主张。”

　　“校长受了高等教育部的委托，来执行国家高等教育的方针，为此他必须对高等教育部负责。不论学校的校长是党员或非党人士，他在政治上必须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在执行高等教育部的政策上受到党委的监督。学校既是培养干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学校中学术地位高、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会有他们的主张。学校应当有发表与讨论他们的主张的组织。因此包括党委代表、学校领导与代表性的教师的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有它的必要性。特别在今后教学改革逐步深入，学校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更有发挥校务委员会作用的迫切性。”

　　二十多年前，周培源对高校的管理体制，已经有了一套系统而清晰的构想。其思想核心可理解为党委应在政治上领导、政策上监督、校长依靠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开展学校的工作。57年反右以后，这个构想行不通了，北大自57年到78年，实行的是党委制，是政治、行政、教学、科研的“一元化”领导。文革的劫灰冷却后，不少党内干部头脑也冷静了下来。1977年10月，周林到北大上任之前，即给教育部、北京市委和邓小平副主席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北大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撤消革命委员会，建立校务委员会。二十多年来，党委一直独揽大权，新的体制要求整合新的秩序，要求权力再分配，倘无思想解放的勇气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度量，也是不易做到的。当然，周培源对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着自己一以贯之的理解和认识。宏观上讲，二周之间并无分歧。只是，对于“领导”的具体含义，周培源是指政治上的领导与政策上的监督，不知周林对此有无异议？

　　1979年2月19日，书记、校长举行联席会议。周培源提议成立北大校务会议，得到认可。请读者注意，这是“校务会议”，而非“校务委员会”。前者是指讨论学校行政工作的一种方式，相当于后来北大的校长办公会；后者则是一种常设权力机构，它通常是由学校里德高望重的教授组成的，其为首者则是校务委员会主任或校长。57年反右之前，北大曾推行着这种机制。周林77年10月的报告，深为邓小平首肯，他在报告上批示：“我非常同意。这是一个重要改变，特别请华主席批示。”华国峰原则上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而行动上则较为审慎。他批示道：“同意小平同志批示。关于改变革委会为校务委员会牵涉到全国大、中、小学。北大改，其他大学也会跟着改，这样在各级党委没有作思想工作，党内外群众也没有进行教育说明的工作，易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建议由教育部经过调查，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改变的道理，转发全国，在各级党委和党内外进行思想教育后，然后解决此问题为好。如何，请小平同志酌。”

　　后来，校务委员会制，便没有下文。北大，在周培源任职期间，亦未能实行，中间有何关节，不得而知。“校务会议”与“校务委员会”名虽相近，而实质相隔甚远。后来，北大虽然也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实则是一个咨询机构，远非本来意义上的委员会了。

　　那么，此时北大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周培源57年设想和理解的大学体制有着很大的距离。党委不仅领导政治，也领导学校的重大工作，重大事情必须交由党委常委会上研究决定。尤其是，教育部一再强调“党管干部”的原则，决定了人事干部的任免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委之手。周培源身为一校之长，而在党委之中只是一名常委。他无权任用下属干部，即使是校长办公室主任文重、副主任郭罗基，也只是在他的提议下，最后经党委确认，才得到了起用。他有承担行政、教学、科研的责任，但又不易放手地去干工作。他曾坚持不给拥戴聂元梓的骨干分子提薪，被党委中某些人谓之“派性”太强而遭到否决。由此可见，他的校长权力十分有限。倘过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贯彻自己的意图，则党委内部便有人提出异议，提出“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党委之上，指手划脚，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了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还有人认为北大党委对权力抓得还不够。“现在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而是校长领导下的校长办公室负责制”。（注12）这种情况下，书记与校长的关系是很难把握的，左右前后，倘非技术高超的走钢丝的艺人，谁也把握不好这个度。二周都是个性很强，很认真执着的人，而且各自都有人在下边拱火，这种工作分歧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繁忙的外事工作，也由于工作关系的不顺，周培源上任之后，一时未能提出振兴北大的教学、科研的全面构想，也由于历史的累积，生活管理存在诸多问题。79年10月中旬，一些学生，对学校现状感到不尽如人意，便冲着校长贴了一些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使有人高兴有人忧。有些人认定，这些大字报是有背景的，是有党委里的人在后边操纵。于是，也有一些学生贴出了另一批大字报，对先前的大字报进行反击。有的大字报提出了过激的言词，呼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改组党委等等。

　　周培源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一贯爱护学生，对学生中一些不同意见都能耐心倾听。他历来认为学生思想单纯、活跃、富于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满现状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对于所谓学生的“闹事”，只能“疏导”，不可压制。于是，他邀请了一些贴大字报的学生，召开一个座谈会，并亲自出席会议，认真地听取学生们的意见。他拿着笔记本，一一作了纪录。学生们讲述了漏房、破床、伙食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后，他当场表了态，认为学生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学校的工作尤其是生活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他承担了责任，并表示要采取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周培源十分关注学生的大字报，关注学生的生活。物理系有一个叫胡言的校友，在《北大人》的刊物上，曾经刊登了一篇叫做《永远的7702北京大学物理系77级的人和事》一文，文中这样描述了周培源对大字报事件的态度:

　　“一夜之间，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文科系贴在三角地的大字报以《敬爱的周总理，您在哪里？》为题，写得字字血声声泪，很是煽情……一天中午，我在大饭厅吃饭后返宿舍路过三角地，碰巧见到时任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独自一人在看大字报。眼看他就要移步到我们的那张大字报前，我不禁窃笑，在十步之遥暗自观察他的表情。那时，我在中国当代历史中赫赫有名的三角地经历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周先生，停下脚步，神情专注，目光落到了那张大字报上。我分明看到：在微风中，已过古稀之年的校长，犹如一个穷困潦倒的慈父，面对一群饥饿而哭闹不止的孩子，一脸的无奈和苦楚，眼睛里隐隐闪动着泪光……”

　　“北大学生饭碗里吃出一棵草，中央马上就知道”。此话虽然夸张，但表明了北大问题的敏感性。而且，北大与中央有着多种联系渠道，故北大一有风吹草动，中央领导人便会闻而知之。学生给校长贴大字报，以及有人反贴大字报一事，邓小平马上就知道了。事隔半个月之后，他就在怀仁堂召开的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谈到了这件事情。他认为：北大学生为什么贴大字报？就是领导不关心群众生活。有些事有困难可以摊开告诉群众，群众是可以谅解的。

　　大字报事件，使党委与校办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并公开化。“二周不和”，中央必然已经注意到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便是先将周林调离北大。11月8日，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来到北大，在干部会上宣布了经过中央领导同意的教育部党组对于北大工作的意见：周林调离北大，由韩天石接任北大党委书记，并再次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要搞好安定团结，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等。

　　这个事件的发生，党委里有些人认为是郭罗基从中推波助澜，使对职位不高的校办副主任郭罗基的争议更为凸显，并且最终使其成为政治是非中的夹板人物，而被挤出北大。

　　郭罗基，无锡人，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为哲学系教员，矜持儒雅，有学者之风，工于文笔，善辞令。文革前曾为西哈努克之子教授中国文化。文革中反聂甚为坚决，或激扬言词于台前，或出谋划策于台下，是反聂派中持0派观点的摇羽毛扇人物，在北大广有声名，人们戏称之为“郭罗斯基”。在“四人帮”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强烈反对批邓，政治态度十分鲜明。北大党委副书记戈华曾在周培源面前极力称赞，谓“郭罗基是北大教师中唯一坚决反‘四人帮’的同志”。周培源与郭罗基在文革中观点相近，一同加入北京公社（0派）群众组织，赞赏他反对“四人帮”的表现，器重他的才华，因而交往密切。粉碎“四人帮”后，郭是中国理论界十分活跃的人物之一，《谁之罪》等文章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78年9月，经周培源提名，校党委确认，任命郭罗基为校办副主任，主要承办起草文件和撰写文稿。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署名周培源、郭罗基、武际可）这篇著名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亦曾为周培源代笔，用一天时间赶写了长达五千多字的文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此文系方毅授意，周培源请全国政协萨空了转请北大校党委组织撰写，北大党委回答找不到人，周培源眼看时间紧迫，不得已而让郭罗基赶写。郭很快地完成了任务，周培源很是满意。

　　郭罗基在社教运动中，并未深度卷入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赞同周培源澄清路线是非应追根溯源，清理文革前17年“左”的观点。引起北大一些老干部们的不满。他们对郭罗基颇有微词，认为郭罗基在主宰着周培源，故有“郭罗基的脑袋，周培源的嘴”的说法。

　　一些老干部们的意见，很快捅到了上边。一次，方毅与蒋南翔找周林与周培源去教育部谈话，在谈话快结束时，蒋南翔忽然说道：“陆平的干部与郭罗基有矛盾”。周培源听了，为之一愣。他感到纳闷，认为北大干部之间的矛盾，是由于1964年的社教运动引发，与郭罗基没有尖锐矛盾。周培源来不及问个清楚，就散会了。

　　当时全国的大学里，党委书记与校长的矛盾很普遍，于光远认为这是一种体制病。便到北大来了几次，进行调查研究。他对方毅说：“在体制问题解决之前，我来帮助北大缓解矛盾。”他提了两条建议：一：让周培源担任党委副书记。二是把郭罗基调出北大，调到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此建议得到了方毅的采纳。11月6日，方毅在教育部向周培源转述了于光远的意见，周培源当时考虑，两个科学院与北大的关系很密切，马列所正在筹建，确实需要人，故没有表示异议。

　　大字报事件的影响在进一步扩大，邓小平几次讲话都说到了这个问题。在11月中旬召开的北大校党委常委会上，副书记高铁又传达了政治局在讨论文化部的会上，邓小平对北大的批评。邓小平说：“发扬民主的方针不放弃。但讲民主也要讲集中，讲自由也要讲纪律。北大有争论，有几个人要踢开党委。郭罗基要调走。对有的同志要批评，批评方能保住旗帜。大字报要求改组党委，学生大字报的要求是合理的。闹，实际上是聂元梓的人”。（注13）从邓小平两次讲话看来，邓小平肯定了对学校生活管理有意见的第一批大字报，而对批评党委意见的大字报持否定态度。郭罗基成了焦点人物，肯定要调离北大。周培源显然亦受到了不指名的批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中央还是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为了使周培源在北大更好地开展工作，中央拟让周培源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消息传到北大，在北大党委内部引起了震动。欢迎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党委某副书记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强烈反对周培源任党委副书记，承该同志许可，笔者摘抄了信件中的部分内容：

　　“周培源同志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文化革命初期他和聂元梓一起造反，老科学家造反当头头，在全国亦绝无仅有，屈指可数，周总理曾对他严肃批评过，近一年来又旧病复发，坚持搞派性。最近，乘北大主要领导干部调动的机会，他不顾‘四化’的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说‘北大乱一下没关系’。他下边的几个人要踢开党委，贴大字报，提出罢课罢教，要把几个书记赶出去，由他们这个山头掌权，对党委进行攻击。”

　　“根据中央组织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要根绝派性’，‘闹派性的人不能进入领导班子’。周培源同志如不改正，参加领导班子是不合适的。但考虑他的具体情况，我还是同意他仍可留在领导班子里，但如再提拔他任副书记，会助长他错误，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对北大工作很不利。”

　　“他政治思想水平较低，组织领导能力很差，思想意识有不少毛病，批评不得，又缺少党的工作经验。”

　　…………

　　这份告状信显然有悖事实，并有着很大的政治偏见，对知识分子担任党内领导职务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他一定认为自己有着坚定的党性，可以公之于众，故毫不掩饰自己的行为与观点，将之坦率地出示于我。

　　之后，方毅曾在教育部约见周培源，要他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蒋南翔同时在座，给他劈头浇了一瓢凉水：“北大有人不同意你做副书记。”很可能，此话与上述干部那封信有关。周培源此时很想回敬一句。“那么，你反对不反对？”最后，还是忍住了，未予答理。

　　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诞辰，经党中央批准，周培源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周培源相信，此事一定得到小平同志的批准。

　　山重水复，郭罗基的问题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原经方毅同意的调社科院马列所的计划搁浅了。1980年3月27日，周培源接到了教育部干部局3月19日签发的《调郭罗基同志到南京大学工作》的来文，感到十分意外。他以为，这封信是给他本人的，故没有把它交给学校。他认定，郭罗基是他请来担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并得到校党委的同意，把郭调走，应事先同他商量。于是，周培源于4月14日，给蒋南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郭罗基同志是由我提议，经北大党委讨论任命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的。一年多来，他协助我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信中还说：“调南京与调社会科学院，意义大不一样。南京大学没有向北京大学提出要求，郭罗基本人也没有提出要求，事先又没有同我商量”。信的最后，他这样问道：“教育部干部局擅自改变了方毅同志的决定，不知您和党组是否清楚？”

　　蒋南翔没有回信。显然，蒋南翔和教育部党组是清楚此事的。此决定不只是干部局的意见，甚至也不只是蒋南翔和党组的意见，它有着更深远的背景。蒋南翔成竹在胸，自然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周培源的责问。

　　对于这个问题，周培源亦作过思考，我们有幸找到1990年9月12日他致郭罗基函的原稿（周培源有写信打草稿的习惯），使我们得以知道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总是想，北大党委和你为难是否有另外的原因？你有无小辫子，被他们抓住？我想到在西单墙贴大字报年代，你发表过不少文章，当时香港记者也访问过你。他们所发表的内容不一定是你讲的。我感到对香港记者谈话会冒很大的风险。在1986年方励之鼓吹全盘西化的同时，我在一个文件上看到，小平同志赞扬了你，说你没有附和全盘西化的谬论。”

　　周培源未必清楚，不仅仅是北大的一些老干部向邓小平告了郭罗基的状，也有北京市委，认为郭罗基在北京人代会上唱反调。还有就是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控制的书记处研究室，抓他文章中的“自由化”问题，写成简报上送。

　　教育部下了三次调令，郭罗基均抗令不遵。直到1982年，校党委传达了4月12日中央书记处第170次会议纪要中关于郭罗基问题的意见：对郭罗基的错误，由宣传部、教育部正式通知北京大学党委组织批判；同时组织部通知教育部将他调出北京。要明确告诉郭罗基，如再不服从组织调动，就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了党籍，也要调动）（注14）。

　　经一番批判之后，郭罗基终于不得不低下强项，带着妻子儿女与数十箱书离开北大，赶赴南京。他从此从北大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结了与北大这份扯不断理不清的尘缘。他是周培源信任、器重的人，与周培源有过密切的交往。因为周培源，我们不能不说起他。此后，两人各自先后调离北大，南北遥隔，时空渺茫，虽有过两次晤面，偶尔书信往返，但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郭罗基此后亦有新闻，因与本书无关，故非笔者书写的范围，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