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活动的奋发扬厉，给周培源精神带来愉悦，也增强了开拓进取的勇气。

　　事隔一个多月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风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周培源深受鼓舞。应《光明日报》之约，他写了一篇有关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的短文，谈到高校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谈到学校的领导体制，以及澄清路线是非问题。

　　1979年1月19日下午，在教育部召开的高校科研会议第二次小组会上，他联系北大和自己进一步阐发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领导的问题，目前如果转的话，今后着重点还是在教学科研方面。反右派二十多年后搞了多少运动，培养了一批专搞阶级斗争的，就是专整人的干部（北大校办主任文重插话：北大还有一批搞专案的专家）。搞专案，我讲一件事，有个人搞专案，陆平时，聂元梓时，王连龙时他都搞专案，新党委来了他还是搞专案。五月份群众贴了一张大字报，点了这个搞专案人的名，说他敲诈勒索，搞冯定的专案，向冯定借钱……今后领导还是应着重在教学科研上，还要搞运动整人……现在做个领导，做个党委书记一定要弄清，党委是管方针、政策、路线、思想，然后校长任务才好办。……”现在系里更是这样，系主任有的是党员，还可以撞一撞，党外知识分子敢与总支书记撞去？不明确，发挥系主任作用是句空话，总支包办比党委还厉害。

　　………

　　“北大22个系，正副书记9人，正副校长9人，十八罗汉就能办好？”

　　“61年高教60条是解放后教育工作的总结，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十七年也受到各种干扰破坏，北大受到康生的破坏，非常严重。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应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回顾过去和展望将来。”

　　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感召，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影响，鼓励说真话的政治氛围，以往有些拘谨的状态一扫而光。他把多年积压在心底的话语喷发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党内统战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注9)

　　在这个会议的另一次讲话中，周培源更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北大十七年路线是非的看法。这是一个比较完整而逻辑清晰的讲话，现存的档案资料象琥珀一般保持了真切的原貌，为了真实地反映他北大问题的看法，我们把周培源发言的纪录从历史的尘封中请出来，且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54年（笔误，应为52年—笔者）到北大的。52年到57年，学校是稳定的，那时江隆基领导北大，他是落实党的政策执行路线较好的。当时北大主要是北大、清华、燕京组成的，江隆基来后团结大学统一思想进行工作，是较好的。江隆基是一个人来的，依靠了三校原有干部，多数是地下党的，真正又红又专的，那时地下党学生党员成绩都是很好的，不然在学生中就没有威信。我到北大当教务长，工作很紧张，一天干14小时，教员少，工作很快上去了。56年开国际会议，有个英国物理学家，是搞理论物理的，他看了我们的研究题目，觉得我们水平不低。北大当时是校务委员会，校长是马寅初，实际由江隆基主持工作，都能畅所欲言，回顾起来，那时搞得不错。反右派斗争江隆基搞得是稳的，全校只搞了二百多名右派。毛选五卷中讲了：‘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后来陆平来了，搞反右派补课，一下子补了五百多人，一共搞了七百多，学生就有598人，物理系千把学生，搞了130多个右派，中文系也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水平高，思想活跃的，反右派后，校务委员会里党外群众就鸦雀无声了。当然责任不在陆平，是上面来的。58年（应为59年—作者注）把江隆基赶走了，江是被迫害死的，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还没弄清。江隆基之死是康生搞的。58年北大60周年校庆，康生说要三年内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大学，当时江隆基作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北大的报告，对康生要提共产主义大学没有同意。59年江隆基走后，康生说江隆基思想僵化，江隆基不通，去找康生，康生把他骂了一通。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生在西安，有些学生去找他，康生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江隆基在离开北大之前，北大党委批了他一个多月，他始终不服，到兰州后一、二年考虑了这些问题，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申辩书，提到了很多问题，现在看很有用处。”

　　1959年反右倾，有两个口号，拔党外白旗，批党内专家，后一个口号据说是康生提出来的，这一下把整个知识分子都整了。“两个估计”在批党内专家时就有了。

　　59年反右倾后，党内也不说话了，57年党外就不说话了，党的光荣传统就没有了。59年反右倾，整邹鲁风，陆平找邹鲁风谈话，第二天邹鲁风就自杀死了，建议教育部一定要把江隆基和邹鲁风的事查清楚。现在，彭德怀恢复名誉了，底下的问题不搞清怎能平民愤呢？江隆基是怎么走的，邹鲁风是怎么死的，中组部应弄清，希望领导重视我的建议。

　　批马寅初的“团团转”。他经济思想有错误是另一回事，但59年批得过分了，给他贴了很多大字报，有的批得很可笑。有个突出的事：马寅初有一年在杭州住了一年，他说是要写书纪念北大六十周年，住在人大常委给他安排的一个招待所里，马有一次要了一个清炖鸡，他把汤喝了，不吃鸡，说不能算钱，便拿这种事批他，把人搞臭，整知识分子。

　　64年的社教运动，对北大是一件大事，现在应进一步调查。

　　（曾德林插话：康生开始肯定陆平时，说聂氏姊妹在延安就不好。）

　　社教运动在党内搞，没贴大字报，张磐石指导思想错了。

　　（曾德林：中宣部与市委意见不一致，市委肯定北大）

　　邓小平同志后来作了三点指示，才没把北大作法在全国扩散，对安定全国教育战线起了很大作用。

　　社教运动开了两次国际饭店会议，文化大革命中说成是反革命黑会。会上原党委又压社教积极分子，造成很大不团结。社教中我给陆平提过意见，我给总理写了信，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陆平要我作检讨，我的信在工作队中传达了，我与陆平吵起来了，结果不了了之。讲安定团结，怎样认识这些问题？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社教的继续，搞得更扩大了。

　　办学校要靠干部，对北大干部怎么看？五十年代的确是又红又专，都被刷下去了。蒋南翔同志在清华有意识搞了双肩挑的干部，陆平在北大培养了一批只耍嘴皮子，没有业务的，专整人，靠整人出身的干部，社教后期他们又整人。文化大革命中分化了，反聂与支持聂的。文化大革命前掌权的，到聂元梓时又掌权，到王连龙时他还掌权。

　　要把过去历史弄清楚，不能追责任，但要全面看，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条线一定要守住，跟“四人帮”走的无论如何不行。如批邓积极分子还掌权，别人当然不满意。相反有些同志与“四人帮”顶的，他却抓住过去的辫子把人搞臭。

　　市委对北大先是搞了个六条，派联络组、工作组，77年5月市委对十一大北大代表权的问题一直到说要派一万工人到北大辩论。新领导进来，对有些事没搞清，如“四五事件”，北大起了什么不光彩的作用，那时每个系都派特务监视，法律系还派人去审讯收容者，中文系参加写报道，新党委那时对天安门事件不敢表态，还可以说，现在天安门事件已平反了，北大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北大的干部，59年整别人，不愿提反右倾，认为北大的问题就是从社教开始的，北大的历史应全面解决。

　　要总结经验，有人说59年过去了，甄别了，不用搞了。

　　特别是两个大冤案要查清，江隆基和邹鲁风问题教育部应负责搞。

　　我的发言简报一定要整上去，必要时可以开大会，我可以在大会上讲。

　　北大的校长不好做，有生命危险，底下还有攻击我的，造谣言的。

　　（匡亚明：周老发言很好，总结了经验，回顾了历史，听了很受教育。）（注10）

　　人生之快莫若谈。多年的压抑，一朝喷发而出，飞流直下三千尺，心头浊气一时为之荡涤净尽，此乐何极！平常，谦谦君子风，有科学家和学者的严谨，此时却多了文人的洒脱不羁。“老夫聊发少年狂”，抛却政治的束缚和文化心理的自控，个性得到了充分的舒张，聊发一下少年狂又有何妨？！自然，他不是醉酒后的颠狂，而是清醒中理性的倾吐。这是心中憋闷了多年的积郁，没有三中全会，哪来这一番肺腑之言？57年反右扩大化，曾使中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59年反右倾亦使党内干部不敢吐露真言；言论自由，在素有以言致罪传统的中国，实在是弥足珍贵的人的权利。

　　周培源的两次讲话，是对北大自院系调整之后的总体梳理，自然属于个人的见解，亦可看做是百家争鸣之中的一家，不是定论。然而，他的思想总体倾向，显然是在抨击极左思潮，赞美江隆基式的纯正的共产党人和实事求是的党风，寻求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倡导红与专的统一。这种思想显然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灵犀相通，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他在谈话中述及的江隆基57年在北大只搞了200多名右派，陆平来了“一下子补了500多名”，这个数字不知根据何在。笔者看到在王学珍等人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中，有着不同的记述。该书说道，1957年10月16日陆平到达北大，18日被国务院任命为北大副校长，19日校务委员会开会，“江隆基副校长在讲到反右派斗争情况时说：截止现在，教职员中有右派90人，学生中有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注11）后来，北大党委反右补课。一共在北大划了715名右派。这些数字在总数上是一致的，而前期所划右派数字两说有异。笔者意见，周培源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江隆基是共产党的忠诚干部，唯党中央之命是从。他在当时不可能超越时代，像二十年以后人们那样，认为57年反右斗争犯了一个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即使在62年的《申辩材料》中，江隆基所申辩的也是自己是坚决执行中央有关的鸣放指示，而不是对中央鸣放政策有所怀疑。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他在这份材料中所说的那样：

　　“北大在大鸣大放时期，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进攻得很猖狂，相形之下，教师中的鸣放暴露就显得不够。其原因我认为有二：一是学生中的大鸣大放开始后右派分子来势凶猛，党委领导忙于对付学生，因而在教师中组织鸣放迟了几天，有失时机；二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后，老于世故的高级右派已有所警惕，他们把狐狸尾巴夹起来躲在一边窥伺形势的发展。我们面对着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是实事求是地有多少算多少呢，还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右派向上报功呢？任何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同志都应该采取前一种态度，而不应采取后一种态度，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但教授鸣放不够，右派出得不多，却成了我的‘右倾错误’的主要根据。如果说我在教授鸣放问题上有右倾思想，那么在学生鸣放中我为什么又敢于放手呢？一样问题两样态度，又该作何解释呢？”

　　显然，江隆基在学生鸣放中是“敢于放手”的，在他主政期间，抓了421名学生右派，90名教员右派，是合乎逻辑推理的。1958年底，北大党委在对江隆基批判之后的结论中，也明确地表示“当时学生的鸣放是比较充分的，而教师中的鸣放则不够……教授鸣放不够是与江隆基同志指导思想的右倾有关”。至于后来又补划了200多名右派应主要“归功”于作为新党委书记的陆平了。又正如周培源所说：“当然责任不在陆平，是上面来的。”这种看法是客观的，公允的。在当时全国上下，敌忾同仇，一致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狂潮中，愈“左”愈革命，“人为地制造右派”向上邀功现象并不鲜见，右派分子的血泪染红了不少顶戴花翎。此时，知识分子最集中最活跃的北大，主政者依然讲求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上为中国保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相形之下，北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教授们是幸运的了。

　　周培源不同于江隆基。周是旧社会过来的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虽然工作积极，仍被视为改造对象和统战对象，这种政治身份，周培源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江隆基虽然被视为右倾，但他的身份是共产党干部，是共产党自己的人，是去改造和统战别人的人。他们的政治地位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江隆基是领导者、改造者，而周培源则是被领导和被改造对象 。尽管是这种政治关系，他们依然相处得琴瑟和谐，互相尊重。在多少年之后，周培源依然怀念他，并为他错案的平反纠正而奔走呼吁，说明了共产党的干部如果遵照通情达理的政策办事，会得到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拥护。周恩来、江隆基都与周培源建立了这种和衷共济的关系。遗憾的是，周培源与党的有些干部关系很僵，聂元梓、王连龙且不说，那么陆平与周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显然，他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只是对学校工作的不同认识与理解。陆平、周林与党政干部有着较多的共识，而周培源则与知识分子有较多的共识。在没有真正把广大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之前，这种差异和隔阂总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在大学里，当党政干部与知识分子关系和谐时，正是政通人和的好光景；反之，则貌合神离，气氛很压抑。社教前的各类运动，一般都是党政干部整知识分子。然而，唇亡齿寒，导致“文革”之中共同挨整的命运。个中缘由，非三、五句话可以说清，周培源畅谈北大路线斗争史，颇能发人深思。

　　至于北大校长“有生命危险”云云，看似虚妄，但并非没有来由。七十年代，曾和聂元梓作过坚决斗争的北大女干部张侠，便曾在校园里被人打了一闷棍，险些丧命。此事惊动了中央，王洪文曾下令追查凶手，然而凶手依然逃之夭夭。北大的关系盘根错节，周培源当了校长，倘想厉精图治，必然要触及新老问题，容易激化一些矛盾。如是，张侠的前车之鉴，怎可不防！由此可见，周培源对北大的政治斗争存有警惧心理，他并非一个书呆子。他对当北大校长的艰辛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