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28日，邓小平熟知的老干部，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周林，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他未到北大走马上任，便向教育部、北京市委并邓小平副主席，提出北大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任命周培源同志为校长，建立校务委员会，撤消革委会。邓小平批示：“我非常同意。这是一个重要改变，特别请华主席批示。”（注1）

　　周林到北大上任后，于1978年1月30日，以校党委、校革委会名义，向教育部、北京市委、国务院并邓小平副总理再次报送请示报告，建议由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请求首先在北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副主任蒋南翔、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副书记高铁等，对北大与周培源甚是关切，询问“北大的运动怎样？”又问：“周培源任命了没有？”

　　4月4日，北大校党委专门向教育部报送《关于提请任命正副校长的报告》。

　　5月31日，邓小平接见周林与周培源，与他们交谈北大的工作，并把蒋南翔关于北大的调查报告交给了他们。6月2日，校党委召开总支书记、机关部处负责人会议，周林传达了5月31日邓小平的讲话，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周培源为北大校长的决定。7月4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党员干部会。周林宣布，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其他大学还是革委会主任的时候，周培源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周培源在科学界与教育界崇高的威望，尤其是他与“四人帮”并聂元梓坚决斗争的铮铮风骨，对批邓拒不表态，必然在邓小平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邓小平深知北大在中国的政治、教育中的显赫地位，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走出了这一步重要的棋子。

　　上述，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罗列了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长的过程及其时间序列，旨在说明党中央、国务院与邓小平对北大校长岗位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周培源的信任与倚重。周林也正是秉承中央意志，顺应广大群众意愿，而向中央再三地推举周培源。在举荐过程中间，以及周培源担任校长初期，应是相互尊重、通力合作的“蜜月期”。

　　周培源荣任北大校长的要职。我们已很难揣度他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他的心里一定很不平静，他当然清楚北大校长的分量。北大的校长，不仅仅是一校之长，往往是某一时期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集中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热点与重心；他不仅本人是个著名的学者，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的认同和拥戴，在道德、学问上，于知识界起着领袖群伦的号召力。选择一个够格的北大校长，也常常是当权者和师生中颇伤脑筋的事情。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人和、地利、天时于一身者，北大校史上，恐怕只有蔡元培一人。卓越的马寅初生不逢辰，壮志未酬，而最有资格继承他的事业的周培源，是在近20年之后，盛年已逝，真正成了“周白毛”的76岁老人，才获得了晚来的历史机遇，荣任北大校长一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培源头发虽白，而雄心犹在，他想在校长的岗位上，振兴北大，大展宏图。在全校党员干部会上，他不无激动地发表了就职演说：

　　我为党工作的日子不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图景，恐怕看不到了。但是“我一定要把中央、国务院对我的信任作为对自己的有力鞭策。我已经76岁，我一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献出我的余年。我对北大是有感情的，希望能和北大的广大群众一起努力奋斗，早日看到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

　　如何办好北大？他有着清晰的施政纲领：

　　一、澄清路线是非，抓纲治校。

　　作为重灾区的北大，被“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糟蹋得不成样子，要深入揭批“四人帮”，澄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分清阵线，讲明是非。

　　二、必须强调团结

　　解放后，北大经历了多次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人为地使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因此“要高举团结的旗帜，团结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当然，讲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要在分清是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

　　三、必须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调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

　　四、要研究和建立健全学校的体制和行政机构，并制订一个长远的规划。

　　他认为北大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又有利于把科学、教育工作搞上去。但是，如何正确地去实现，还有一个实践的过程。

　　他说：“我们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合理的、精兵简政的、灵便的行政机构，真正有利于一教二学。学校要办成学校的样子。学校要按学校去办。”

　　“学校要办成学校的样子。学校要按学校去办。”这句话很有内涵，很有个性。它表达了周培源要办好北大的决心，以及寻求大学办学规律的执着。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并因此而遭遇种种纠纷与挫折，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后面自有细述。

　　周培源登上了北大校长的重要岗位，历史的机遇赋予了他职责与荣誉，也给他带来繁重的负荷与不绝的烦恼。人生的辉煌总与生命的辛劳相伴随，性格耶，思想耶？时耶，命耶？理论常常是灰色的，还是让事实的青枝绿叶给我们的眸子以明亮吧！

　　蒋南翔与《关于北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蒋南翔与周培源同是江苏宜兴人。1932年他考入清华中文系就读时，周培源已是物理系的教授，两人虽无直接的师承关系，也应有泛远的师生之谊。正当周培源沉浸于相对论的研究和讲授时，外表诚朴寡默、沉静持重的蒋南翔，已成为清华进步学生社团的积极分子。1935年暑假，他当选为学生进步刊物《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和清华暑期同学会主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他接任清华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并参加北平西郊区委，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清华地下党和学生运动。运动前夕，受命起草一篇对外宣言。他闭门凝思、激情盈怀，热泪满面地撰写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文章痛陈华北危机，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一声悲愤的呐喊，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成为响彻时代和传诵久远的名句。

　　这是蒋南翔青年时代值得大笔书写的光辉历史。他自己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也不无自豪和自得。在自述诗《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作了如此的抒写：

　　奋力为前驱，开路披棘荆。

　　春夏勤播种，秋冬号角鸣。

　　寒冬十二月，慷慨传檄文。

　　搏战危城下，不辞冒锋刃。

　　踊跃齐冲锋，突破西便门。

　　古城起风暴，举国奋人心。

　　救亡宣传团，跋涉下农村。

　　建队高碑店，抗击伪宪警。

　　……

　　星星地下火，曾为举火人。

　　1945年3月，他直言不讳地写了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忘身进谏，力陈已见。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且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到冷遇。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校党委书记。他在清华主政期间，可谓励精图治，有力地推动了清华的建设与发展。他所倡导的“双肩挑”（即“政治和业务两个肩膀挑担子”）的主张，以及“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曾在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他在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中，认为苏联高校普遍实行的校长负责制不切合当时我国国情，而采取了更激进的校长汇报会的制度，即对重大问题由党政工团的党员负责人集体商量决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清华在教员中错划了一大批右派，有校党委副书记袁永熙，还有副校长钱伟长——“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夕的著名左派教授，都被无情地被打入阴山底下。

　　与北大的党委书记江隆基相比较，蒋南翔非但不“右倾”，而且“革命”得很。不同的“革命”态度，从而也决定了后来不同的仕途兴衰。1959年江隆基因“右倾”而远贬西北，蒋南翔则步步升迁。他在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同时，又历任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之职。文革期间，百川汇海，两人同遭厄运，江隆基命丧兰大，蒋南翔则身陷囹圄，经受了长达八年的磨难。

　　宦海浮沉，他的人生遭际一度十分凄凉。且不说他在北京卫戍区被“监护”期间，即使在1974年8月“解放”之后，他仍继续遭受各种压制与迫害。妻子离他而去，独身一人，住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内。室内四壁皆空，茕茕孓立，一个老头独睡四张床。平时他去食堂吃饭，一个小搪瓷饭盒紧随其身。偶尔有一、二友人前来探望，他便自开小灶，用一个小酒精炉炒菜待客，一个猪蹄，片下几片肉，张大嘴巴，使劲吹火，依然半生不熟，让客人几分尴尬几分叹息。

　　周培源与蒋南翔并未一起共事过，但他对蒋在清华的工作是有所了解的。对蒋南翔与陆平的评价，他显然是扬蒋而抑陆。在1979年1月8日上午的全国高校科研会上，他曾这样说道：

　　“办学校要靠干部，对北大干部怎么看？五十年代的确是又红又专，都被刷下去了。蒋南翔同志在清华有意识搞了‘双肩挑’的干部。陆平在北大培养了一批只耍嘴皮子，没有业务的，专整人，靠整人出身的干部，社教后期他们又整人。”

　　粉碎“四人帮”后，蒋南翔时来运转，再次受到中央的重用。1977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科委主任。椅子还没有坐热，次年春天即调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协助方毅，主抓当时极为重要极为敏感的科教工作。上任伊始，即担任全国科学大会秘书长，为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他又接受邓小平的指令，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深入调查，了解这几所重要大学的政治思想现状。他撰写的调查报告，成为中央了解和指导这几所学校“拨乱反正”的重要依据。

　　1978年5月31日，周林与周培源，从邓小平手中，接过了蒋南翔四月撰写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此时，周林来北大任职只是半年有余，周培源尚未登上校长岗位，邓小平亲手将这份调查报告交给他们，赋予了这份报告不同寻常的分量，倘说是作为“二周”今后在北大工作的指导方针，似亦不为过。“二周”对这份报告所述事项的不同认识与理解，隐埋了后来“二周不和”的伏线。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蒋南翔这份调查报告内容向读者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报告共谈两个问题：

　　一、“北大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报告认为“能不能真正分清路线是非，真正把全校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大’路线是非上来，能不能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当前北大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谓“路线是非”，即北大干部们对北大社教运动、文革、与“四人帮”及其北大代理人统治期间，人们不同的认识与表现而产生的分歧。批斗和逮捕聂元梓，“全校震动很大，广大群众热烈拥护，有些人饮酒庆祝”，但有些人则担心打聂元梓这只“死老虎”，“重新勾起派性纠纷”。那些同聂元梓问题有牵连的人，“有的表现沉闷，有的怕搞到自己头上，有的有抵触情绪”。对于社教运动，似乎存在更明显的分歧。二月下旬，周林在全校党员干部会上，重新传达了邓小平1965年3月关于北大社教的三点指示。“原来在社教运动中受到打击的许多同志很高兴，说这是一九七八年北大的第一件大喜事。而过去的社教积极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很好的一些同志，就有保留意见。他们表示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要传达65年的指示。有的人公开说，重提社教问题就是‘纠缠历史旧帐’。有人说，难道陆平没有路线错误？毛主席指出的教育路线有少数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还算不算数？”

　　二、“怎样解决北大问题？”

　　报告指出，“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其次要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第三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

　　这里所说的思想认识问题，实际上即是上述的“路线是非问题”。报告亦再次重提1965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北大社教运动的三点看法。并以这个看法为纲，肯定北大文革前17年，特别是陆平时期的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张磐石工作队所说的“烂掉了的单位”，或聂元梓、王连龙所说的“黑帮黑线的统治”、“党内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合专政”是完全错误的。“只有紧密联系北大17年的实际工作，批深批透‘两个估计’，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分清路线是非，从根本上澄清思想”。

　　在干部问题上，报告亦倾向这样一种意见：“必须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把大多数干部团结起来。搞好北大的工作，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既然肯定北大17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就应当承认这些干部17年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

　　报告亦提出应以整风方式，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大家通过实事求是的充分民主的讨论，对学校工作的各个阶段，对自己和别人的成绩和错误，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从而使各种不同情况的干部都能‘各得其所’，提高觉悟，放下包袱，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报告对北大的聂元梓、王连龙时代作了否定和批判，对文革前的17年，尤其是17年中的陆平时期以及陆平班子中的干部作了基本肯定。显然，这便是蒋南翔澄清北大路线是非的一个基本框架。这个观点，想必也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周林上任伊始，亦是坚定地按此路线是非标准，把握北大的历史和现实脉络，并以此为纲开展工作。对于文革期间的北大，周培源与蒋南翔、周林，有着志同道合的共识，而对于17年，周培源则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因其属于亲身所历，其看法千思百虑，已成定势，从此而与蒋南翔、周林在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一系列不易沟通的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