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了解了上述的政治背景时，我们才得知7月14日周培源的校长就职演说不只是个人的意见，而是有所尊循的。对邓小平有关北大的澄清路线是非，搞好团结的原则意见，他是真诚地奉行的。只是，如何认识北大的路线是非，怎样搞好团结，他与蒋南翔、周林显然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路线是非，抓纲治校”，纲举目张，一抖搂就抖搂出北大的老根，涉及江隆基与陆平，涉及北大的“社教”运动。

　　周培源与江隆基除工作之外并无私交。周的朋友，如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任之恭、吴有训、梁思成，还包括学生辈的钱三强、王竹溪、林家翘等，多是清华出身，且后来曾去美国留学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有着相近的背景与志趣。江隆基虽曾留学日、德，但一直是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身份立身于世，且为人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他们共事时，江是唯一的党员副校长，后来又任学校党委书记，是北大实际上的掌权人。周是党外的教务长、副校长，他们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相互尊重，礼让有加，这种关系，不易融为私人情谊。然而，周培源由衷地敬重和钦佩江隆基，认为他“是一位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他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无论是在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和平的建设时期，他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他胸怀宽厚，待人以诚，察纳雅言，平等待人。他尊重上级，也尊重下级，尊重普通的工人、农民。他熟知礼仪，却没有旧的官场习气，他资分很深，却又谦虚谨慎。他是一位居庙堂而不骄其下，处困境仍关怀党的事业的好党员”。（注2）

　　江隆基的人格魅力和工作作风，还表现在“他务实求效和平易近人”以及“在原则问题上，刚毅、正直，敢于实事求是。他不听风办事，不图虚名，不拉‘花架子’。他习惯于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工作，不搞‘一言堂’。在他领导下，人们总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和信任感，会勤勉舒畅地做好工作。”“对人对事，不随意而发，他稳健持重，很少有溺于某种气氛而不能摆脱偏见，出于一知半解而失之于以偏概全。当工作处于困惑或危难之际，他又能给予同情和解救。”（注3）

　　周培源还对江隆基在北大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重视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不断加深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项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加强党内外的团结，强调党政之间的必要分工，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注意结合我国的传统经验和北京大学的实际。隆基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勤于从政治思想上关怀和帮助他们，充分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隆基同志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六、七年中，使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注4）

　　周培源发自内心地说：“我们相交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和他的作风，却给我以极大的影响，并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愉快岁月，使我终身难忘。”（注4）

　　周培源与江隆基虽然不是私谊上的朋友，但他却把江看作政治与工作上的知音，不是朋友而胜似朋友，这种关系在中共党史上是一种殊为珍贵的君子之交、道义之交。江隆基以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淳正的党风，取得了一个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心悦诚服的认同，这应是统战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的经典范例，值得党的工作者深长思之。

　　1958年12月30日，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批判后，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对江隆基作出了结论“意见”，给他扣上了“右倾保守”的帽子，并于1959年1月28日，党委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齐集北京火车站，冒着凛冽的寒风，目视西去的列车，送走了被贬到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江隆基，为北大的一场政治斗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硬汉”江隆基一边背着政治包袱，一边抖擞精神，领导兰大的工作，几年呕心沥血，使基础比较薄弱的兰大，有了很大的起色。1962年3月下旬，当春草萌动的时候，他给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以及北大党委递交了长达一万多字的申辩材料，为自己在北大的不公正结论进行申辩。次年，在全国人大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陈毅副总理遗憾地对身边的江隆基说：“隆基同志，你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搞得很不错么！你看，我们把你调走了……”

　　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极左思潮全面高涨。犯过“右倾保守”错误的江隆基自然在劫难逃。1966年6月下旬，他在万人批斗大会后，即惨遭迫害而死。7月17日，康生在接见部分兰大师生时，极力煽动师生们深入批判江隆基，他说：“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好似历史上有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撤消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不能否定。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的教授，完全保护下来。”（注5）康生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还执掌着中央的一些机要部门，一时权倾朝野。他的讲话似已盖棺论定，江隆基则成了不折不扣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周培源的心中，始终铭记着江隆基，认同他的教育思想，钦佩他的人品，忆念他们共事的美好岁月。江隆基的凶讯使他震惊，心头沉痛，寝食不安。新时期到来，神州大地涌荡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春潮时，江隆基的夫人宋超于1978年初春来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江隆基的冤案。此时的北大百废待兴，周培源工作极为繁忙。但是，当他听说宋超来京的消息，便不顾工作劳累，叫了车子，晚上从西郊赶到城里，来到宋超下榻的教育部招待所。敲开房门，出现在他面前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素雅秀丽、英姿飒爽的宋超，而是一个头发花白、神情憔悴的老妪。显然，多年的磨难与艰辛，已在她身上烙下无情的烙印。他握着宋超的手，深藏在内心的对江隆基的深情，便再也控制不住，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良久才迸出了一句话：“宋超同志……隆基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宋超见状，也忍不住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

　　同年4月5日，正当蒋南翔调查了解北大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求得路线是非上的共同认识，以利团结战斗时，周培源也在家里郑重其事地给周林写了一封信，提出“为了办好今天的北京大学，我们有必要从北大过去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统一认识，团结战斗。”信中还说到，他把宋超最近寄给他的两份有关江隆基的材料，打印出来，供常委和有关同志阅读参考。看来，不管是蒋南翔也罢，周林也罢，还是周培源也罢，他们在执行澄清路线是非、团结战斗的方向原则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对路线的是是非非，如何分辨，如何认识，则公婆各理，大相径庭。

　　周培源让人打印的两份材料，一是1958年12月30日，北大党委在批判了江隆基两个多月以后拟定的结论，名为《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常委会对江隆基同志在整风第四阶段自我检查提出的意见》。二是1962年3月28日，江隆基撰写的由甘肃省委转呈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并北京大学党委的《申辩材料》。周培源在信中认为，“材料中所提到的当时学校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政治与业务’、‘知识分子政策’、‘红与专’，‘怎样实现党委领导’等，都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这些问题之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是高校工作中的核心问题。江隆基被认定“贯彻执行‘党委制’不够坚决，对党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缺乏信心的”（注6）而江隆基在《申辩材料》中辨驳道：“关于‘党委制’的问题，我和一些同志是有不同的理解，当时校内外的许多同志都认为“党委制就是党委对学校工作的全面负责制’。我则觉得，象北大这样大的学校，无论当时和以后都不能没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如果强调党委全面负责，就难于调动非党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他们就有借口对工作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按照党章规定，只强调党委领导监督作用，而不提‘党委的全面负责制’，是会使我们更主动些。事实证明党中央后来也确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材料中还援引了毛主席的话，作为政治根据：“记得中央宣传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谈话曾说过‘党对科学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党委制问题还可以研究’。”

　　在高校中如何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如何看待教师，尤其是教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作用，也是学校中事关重大的问题。意见书认为江隆基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业务上是迷信的”，因此几年来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依靠老教授多，依靠群众，依靠新生力量则差。原因是他在北京市委宣传会议的小组会上曾说过：“办学校依靠谁的问题，北大党内曾反复讨论过，当然谁的学问好，就依靠谁。从长远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从当前着眼，主要依靠老教师。”

　　对于这个“意见”，江隆基在《申辩材料》中进行了有力的申辩，他理直气壮地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我主张长远依靠新生力量，当前借重老教师，这有什么错误呢？如果我们用狭隘的‘阶级观点’去处理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就不能得到提高，我们的新生力量也就不能很快成长，这难道不是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所已证明了的吗？北大是知名学者聚集的地方，学术水平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客观事实难道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否认吗？我承认了这个客观实际，难道就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迷信”吗？难道一定要用大轰大斗的方法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搞臭，才算是不迷信吗？”

　　江隆基的政治观点与教育思想，与周培源心心相印，灵犀相通，中央领导一系列讲话和全国科学大会鼓荡起来的解放思想的春风，更说明了江隆基观点的正确性与远见卓识。学校应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指抓大政方针，抓政治思想，起监督与指导作用。学校亦应改善党的领导，党政应有分工，不应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学校的主体应是教员，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正如毛主席1956年春节座谈会年说的“高校还是应该教授治校”。也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应该信任他们，重用他们，不应对他们心存疑虑，视为异已。

　　周培源把给周林的信和江隆基的两份有关材料送交周林以后，两个多月过去了，未能得到周林有关此事的答复。他忍耐不住了。6月9日，他乘周林向全校党员干部传达邓小平讲话，安排党委常委小整风的机会，未与周林和学校其他领导同志商量，便在会上向学校党委常委和其他领导同志，散发了江隆基的两份有关材料。周林深知这两份材料对北大政治的重大影响，并且事先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周培源在常委会上采取了个人行动，个性也很强的他，对周深为不满。虽然他在会上未露声色，但在会后，却嘱咐党委办公室将有关信件与材料存档，并书写一个倾向鲜明的“说明”。此事让人感到蹊跷，不知周林当初是怎样想的，难道是为了立此存照，以示后人？

　　那么，就让我们照录“说明”的全文吧！文字如下：

　　78年4月蒋南翔同志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对北大问题作了调查研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六四年社教运动，使干部队伍开始分裂的问题。在这之前，周林同志在有关会上也提出了北大社教问题，重申了邓副主席六五年三月关于北大社教的三点批示的正确性，要求干部中分清路线是非，团结起来，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

　　周培源同志不同意对社教问题的这样提法。认为，57年（？）陆平整了江隆基，使干部分裂。这时，周培源同志就向江隆基同志的爱人宋超同志索取了这份材料，并打印成册，存于自己身边，此事当时党委领导同志都不知道。

　　6月5日（？），邓副主席接见周林和周培源同志时，作了“澄清路线是非，团结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指示，并交给周林同志一份蒋南翔同志关于北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6月9日周林同志向全校党员干部传达了邓副主席的指示，安排了党委常委的小整风，交换意见，统一思想认识，澄清是非，团结绝大多数同志，把北大工作搞好。

　　正在这时，周培源同志事先没有与周林同志商量，其他领导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即以个人名义发了这份材料。这份材料发至党委常委和学校一部份同志身边，到底散发了多少谁都不清楚。（注7）

　　显然，周林对北大的路线是非，已经有了自己的倾向性。他已接受了社教中挨整的部分北大党政干部的观点，而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整过江隆基，则有所忌讳。许多人向他述说北大的各种是非，他的耳根一时难以清净。摁下葫芦起来瓢，北大的路线斗争，左左右右，是是非非，一时也搞不清楚。周林有时也不得不对别人发出感叹：“唉，北大的问题比我以前所管的一个省还要复杂！”

　　待命校长岗位的周培源，与党委书记周林并无个人成见，但政治隔阂已然隐伏。聂元梓、迟群等人视他如寇仇，骂他为“周白毛”。如今，聂元梓、迟群等人已遭逮捕，他们的骨干分子亦作鸟兽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看风使舵者，在寻求新的政治依附。周培源在教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某些党政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周培源存有一定看法，个别人甚至接过了聂元梓们的骂语，在背后也叫他“周白毛”。周林与党政干部的共识较多，且个性亦甚强，面对同样个性很强的周培源，二周不易同舟共济，周培源北大校长这个官，是注定不太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