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主席接见又一次来访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礼遇。周总理陪同接见，周培源亦作为中国物理学界最具代表的人物，享受随同接见的殊荣。

　　毛主席是当时中国的万乘之尊，“文革”的红潮，把他推上了神坛，身上笼罩着金色的光晕。周培源对于他，也有一种敬畏之意。周培源携带着笔记本，像学生一样认真地作了记录。一见毛主席的面，便情不自禁地沿用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敬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头脑还很清醒，也还谦逊，在科学家面前回答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

　　周培源真诚地回答：“这句话表达全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毛主席转移了话题：“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快）呜呼哀哉了吧？”

　　在毛主席面前，又在这种场合，自然无法述说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周培源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我没有怎么挨整，就是给我贴了一些大字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

　　一言九鼎，这句话气硬力沉，是一句对北大“文革”盖棺性的语言。虽然毛主席深居简出，但他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熟知北大的情况。这句话，说的是“聂元梓这一派”，自然不会指拥戴聂元梓的许多群众，而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的一股恶势力。“文革”初期，他首肯聂元梓，以及聂元梓所代表的路线，致使北大出现反聂即反毛，反聂即反动的杀人逻辑。由于北大广大师生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聂元梓恶劣的自我暴露，终于使毛主席认清了聂元梓的本质，对她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听了这句话，周培源很是兴奋，思维敏捷、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聂元梓的要害：“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他的后台。”

　　“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毛主席紧接着说。（注5）

　　话说到这里，北大“文革”的政治脉络也就清楚了。毛主席实际上肯定了周培源的“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只是，对于周培源竭力呼吁的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问题，毛主席并没有明确的表态。

　　杨振宁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肯定自己一贯倡导的基本思想：“没有科学实验，行吗？”似乎，对于如何具体实行，他尚有疑虑。转身对周培源说道：“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周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培源补充说：“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杨振宁附和道：“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毛主席指名道姓地说：“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祯就不赞成你的文章。”这句话后来被张春桥等人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借以批判周培源。

　　显然，在毛主席面前，不如面对周总理那样随意自然，周培源颇感拘谨，有些违心话语，给人以一种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之感，他说：

　　“我们现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教育革命，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虽然进校时程度不齐，但经过三年的努力，教育革命已取得很大成绩。”

　　周总理也随声附和：“教育革命刚刚开始。”

　　其实，在周培源与周总理的内心，未必就赞同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的做法，对于教学中“理向工靠”，实际上否定理科教学的做法，是颇有意见，甚为焦虑的。但是，进行教育革命，让工农兵上大学，这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还不能直陈已见，冒犯龙颜，进行御前谏诤。倒是毛主席对周培源无所顾忌，有时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说话。当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时，毛主席便对周培源说：

　　“你现在很落后了吧？”

　　周培源颇为无奈地回答：“很落后，后来居上。”

　　“后来居上”，没有主语，应该是指学生杨振宁吧。周培源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的人，解放前他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上取得了令世界各国同行们瞩目的成绩，解放后过多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占去了他许多时间和精力。他由科学家变成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国家于人民这是一种需要，于他个人追求的科学事业，则是一种损失。虽然，他利用节假日与病床上的时间，与学生一起，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湍流研究，并作出了重大的成绩，但七、八年来一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这种研究状态和社会条件，岂可与杨振宁等人同日而语？落后者是周，后来居上者是杨，个中苦衷，毛主席又怎么理解？世人又有几多能够道破？

　　周培源后来晚年时，返顾人生，感叹地说道：“这不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大概还是当一个科学家，一个恂恂学者，在科学的田陇上辛勤耕作吧？

　　徜地下有灵，周培源可以和毛主席敞开心扉，平等地对话，畅谈自己真正的人生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