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遭殃，科学沉沦的时代，周培源奋起抗争，为保存知识、保存科学而不懈努力，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应被视为保存“书本知识”，而且也应视为保存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因而，周培源的声名在中国更为彰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成为了中国知识社会中的道德领袖和精神领袖之一。周培源亦因此而获得了知识界、科学界和教育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崇敬和爱戴。

　　只是，他此时处在非主流的政治地位，“左”倾思潮铺天盖地，正如长期行走在沙漠中的骆驼，尽管目标坚定，精神坚忍，但因迟迟不见绿洲而内心不免感受到焦渴。此时，他常与钱三强、于光远等人在一起讨论谈心，宣泄自己的思想苦闷。

　　有朋自远方来，自遥远的最富有现代气息的美国来，杨振宁、李政道、任之恭、林家翘等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学人，在阕隔数十年之后，在故国的土地上，重叙师生之谊、朋友之情，为他一时焦渴的人生带来了绿色。亦为他的艰难抗争获得了有力的声援。

　　1971年7月，杨振宁打破了中美之间的藩篱，首次访问故国。吴有训及其夫人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周培源出席作陪。杨振宁久居美国，与李政道一起，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国际上声名显赫。去国二十余年，如今荣归故里，与自己西南联大的老师们见面，不觉恍如隔世。尽管他的成就卓著，然而，在老师们面前，他依然谦恭有加，执弟子之礼。第一次回国，由于不了解国内情况，他的言语颇为谨慎，话语有所保留。1972年夏天，他第二次回国，参观了中科院物理所和北大物理系等单位，心里有了底，对这两个单位的理论水平进行了批评，他坦率而切中要害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中国在教育和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理论的倾向……”这些话使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国内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水平有所警醒，使周培源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主张有了国际性的权威支持。张春桥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得感叹：“他们用洋（杨）教授来压我们！”

　　随着中美大门的进一步打开，“洋教授”更多地迈进中国的国门。其中，以美籍华人科学家任之恭和林家翘为首的“美籍中国学者能参观团”的光临，象雨后的虹彩，架设在风雨雷暴之后的中美两个国家之间，为中美两国科学界、教育界所瞩目。

　　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中美长期隔绝的大门徐徐打开了。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任之恭，在友人们的劝告下，拟领头组织一个华裔学者团体访问中国。作投石问路，他的第一封信写给了老朋友周培源，探询组织华裔学者团体回国探亲，能否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信中，他表达了海外游子对故国深切的思念之情。同时，亦向周培源咨询，四女小瑞（学名峻瑞）可否到北京大学留学一年。接到此信，周培源喜出望外，立即向外事部门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肯定的答复后，便给任之恭写了回信，赞成他们组团回国参观访问，关于小瑞的请求，他表示要向周总理直接请示。

　　接到周培源的回信后，任之恭坚定了信心，决定按计划进行。他们组织了一个12位学者团体（连家眷一共27人），冠名为“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成员如下：

　　张捷迁，气象学家，天主教大学。

　　张民觉，生物学家，伍斯特基金会。

　　任之恭，物理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李祖安，建筑学家，密歇根大学。

　　易家训，流体力学家，密歇根大学。

　　林家翘，应用数学家，麻省理工学院。

　　刘子健，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

　　戴振铎，电机工程学家，密歇根大学。

　　沈元壤，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王 浩，哲学家，洛克菲勒大学。

　　王宪忠，数学家，康奈尔大学。

　　叶 楷，电机工程学家，密歇根大学。

　　任之恭任团长，林家翘任副团长，戴振铎为总干事。

　　由于中美之间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参观团向中国驻加拿大的领事馆申请了有关批文，代替签证，完成了各种审查程序，并排除了台湾方面的干扰，分成4个小组成行。1972年，各个小组于6月22日至27日在香港九龙的金门酒店会齐。28日，他们乘九龙出发的列车，穿过深圳罗湖桥。魂牵梦绕的祖国的青山绿水，终于映入了眼帘。此后，他们游览了广州、杭州、上海，于7月8日凌晨，乘飞机自上海抵达北京。

　　一下飞机，他们即发现，黑暗的跑道上聚集着100多人的欢迎队伍。他们之中有亲戚、老朋友、老同事，也有政府旅游部门的官员以及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的代表，周培源则当然地成了他们中间的领头人。他热烈地与任之恭、林家翘等人拥抱、握手，大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王蒂澂紧紧搂着任之恭夫人陶葆柽，他们互相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对方。两家在西南联大初期共处一寓、亲密无间，阔别数十年之后，在北京的夜色中再次重逢，恍惚若梦，唏嘘不已。周培源以极其风趣的语言，表叙他们两个十分亲密而相似的家庭：“我和之恭开了两座瓦窑，我们各自都有4个女儿。”中国古语称生子为弄璋之喜，生女为“弄瓦”，自然，四个女儿的家庭，则成了“瓦窑”了。如今，两座“瓦窑”热烈如火，融汇在一起。

　　人生多么需要融汇这样的友情！大海难以阻隔，时光不能消蚀，尽管天涯阔别，总有红丝长系、绿水长流！

　　老友相逢，其乐融融！尽管睽隔二十余年渺渺时空，数万里高山汪洋，但一旦相聚，便有说不完的共同言语，诉不完的衷情。他们这“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两代人，既有中华文化铸就的坚实的传统伦理道德，亦有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观念，人生道德观与价值观十分相近。当年清华与西南联大的学子，如今已经走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前列。不管他们自身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架构，使他们成了联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因此，历史赋予了这个参观团以重大的使命。

　　参观团下榻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宾馆—北京饭店，先后参观了故宫、长城、十三陵、北京工艺美术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颐和园、北京医院和北京料器厂。此外，接待者又安排他们在北大作了演讲，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这些活动，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参观团优礼有加，格外重视。尤其能够说明这种态度的则是周恩来总理长达4个半小时的接见。

　　7月14日晚8点多钟,参观团被告知将参加“某种活动”，然后被送至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和他的一些助手站在会见厅的门口，热烈迎接他们。会见厅内一时聚集了100多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一些研究所的所长、北京名牌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及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盛大的接见。

　　周总理的谈话，较之平常的接见更为亲切、幽默。他把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裔科学家，依然视为一母同胞。他热烈地称赞12位教授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这次勇敢的返乡旅行，把他们视为开路人。他开诚布公地介绍了中苏关系公开决裂的由来，并首次公开宣布前国家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死亡的消息，还对林彪的背景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揭示林彪之前，周总理曲意环回，向客人们发问：在当今中国政府里有一个叛徒，哪位可以说出他是谁？问题很严肃，提得很突然，会场上一时寂然。任之恭的四女儿峻瑞，思想敏锐，无所顾忌，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了周总理的问题。周总理站了起来，疾步走到位于末座的峻瑞面前，同她有力地握手，顿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此次接见，这一细节给人留下了一簇难忘的花絮。后来，任峻瑞得到总理的亲自批准，在北大度过了一年多的留学生涯。

　　也正是在这一次接见中，周总理再次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问题。他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时，说话多少有些保留。可是第二次来中国时，他就开始谈及科学发展的许多问题，并且强调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周总理说道：

　　“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说完，他目视周培源说：“你们北大理论水平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低？”

　　他还神情严肃地对周培源说了上文述及的一段重要的话：

　　“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培源告诉总理，他已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当总理得知该文有五、六千字时，说：“太长，不看了。”

　　这一次接见，是一次亲切的接见。周总理身上具有的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与来访的华裔学者们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共同的价值观和现代科学理念，使心灵能够互相呼应。周总理以带病之身，如此滔滔不绝、意气激昂地谈古论今，足可以反映他把这些远道归来的海外学者视为同道，人逢知已话则多，他的长篇讲话，反映了他的精神上的爽朗。

　　这一次接见，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见。周总理首次向世界公开了林彪的灭亡，详细地介绍了中苏关系公开决裂的来龙去脉，并铿锵有力地表明了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明确观点。对外向苏联政府，对内向“四人帮”集团，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参观团”继杨振宁之后，众多坚实的步履，踏碎了自文革后冰封雪冻的中国科学的长河，为中国吹来了喜人的杨柳风。周总理为之精神飒爽。周培源亦勇气倍增。他的朋友任之恭，学生林家翘等人，在这重要的时刻，给了他强有力的声援，使他获得了西方的现代科学参照，感到“吾道不孤”。这样的社会效果，恐怕是“参观团”的成员们所始料不及的吧？《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借东风”之说，我们不妨把这件事称作“借西风”吧！

　　后来，西南联大的奇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也接踵而至。他甚至直接地闯到了烽火硝烟的前沿。1974年5月24日，在周总理接见时，李政道坦率地提出，应直接把中学生送到大学里学习，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周总理当时表示可以考虑。“四人帮”在清华、北大的代理人谢静宜却杏眼圆睁，恶狠狠地责问李政道：“你的目的何在？”李政道坦然地回答：“为人民服务，为世界科学做贡献。”王洪文此时亦破门而出：“你把工农兵学员放在什么地位？”眼看这场唇枪舌战将进一步激化，周总理连忙终止了接见，事后对谢静宜进行了批评。

　　上述历史事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中国七十年代初期，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场争论，有着深刻而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政治背景。

　　自戊戌变法后，北京大学（当时称京师大学堂）、清华大学（早期称清华学校）、西南联大等校的莘莘学子们，留学日本、欧美，获取了现代科学之火，照亮了封建夜幕笼罩下的中国大地。无知而专制的“四人帮”，妄图扑灭科学的圣火，使中国再次回到愚昧的夜黑之中。历史选择了有着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和欧美文化背景的周培源，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胆略，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在海外友人和国内广大知识分子的声援下，高举现代科学的旗帜前进，成为中国七十年代一道峻伟的科教风景线。

　　峰回三峡，使江流愈益增其奔猛：雪压层峦，教青松更加显之挺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是同此道理，荒谬的时代，恰恰显现了风骨铮铮的科学大师周培源。